民主论坛 2006-03-28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太石村民选举票箱周后突然开票选民愕然　　（北京）俞梅荪 ◆牛群比施瓦辛格缺少什么？　　　　　　　　（安徽）黄广湘 ◆从刘德华的理智看大陆媒体的病态　　　　　（安徽）黄广湘 ◆民企老板上党校，沾染邪气生意更兴隆　　　（深圳）郭永丰 ◆政府有钱埋单，岂不用净花光？　　　　　　（杭州）昝爱宗 呐喊呼吁 ◆狱中的刘凤钢弟兄在受苦，请弟兄姐妹为他祷　　　　徐永海 民主理论 ◆辨识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的若干标准　　　（武汉）刘爱新 迫害实录 ◆在阴霾密布的日子里　　　　　　　　　　　（上海）李国涛 ◆《屈辱的岁月》（之2） 　　　　　　　　（中国）毛毓硅编 ◆国际人权行动简讯（2006-03-20～27）　　　　　《维权网》 读史论今 ◆我最敬仰的三位中共政治人物　　　　　　　（武汉）刘爱新 ◆不可期待的“四．五”运动　　　　　　　　（北京）王德邦 ◆希望在儒家！　　　　　　　　　　　　　（广西）东海一枭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太石村民选举票箱周后突然开票选民愕然 俞梅荪 3月20日，太石村民选举人大代表的投票箱尚未当场开票就被选举委 员会封存并收走了。一周后的3月28日上午11时许，东涌镇的官员和 警察约200人突然来到太石村，开箱点票，只有部分组长（队长）和 村里的股东在场，但却不准候选人冯秋盛和普通选民进入点票现场， 真是天下奇闻。 村民们耐心地等待了很长时间，终于等来了张榜公布的点票结果，两 位候选人冯秋盛和梁建洪的得票情况是：在第一轮选举得331票的冯 秋盛，这回只得了234票；在第一轮得260余票的梁建洪，这回却得了 434票，从而当选东涌镇的人大代表。对此，广大村民无法证实其验 票的真实性，不少选民的心都凉了，他们指责选举不公，感叹村民总 是干不过乡镇干部。 对此，不少选民表示不服，并对应当如何继续依法维权的问题，希望 请教法律界人士。去年下半年一直关注太石村民罢村官的学者们得知 后，准备继续联名支持太石村民的依法维权活动。 （2006年3月28日22时）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牛群比施瓦辛格缺少什么？ 黄广湘 2005年11月11日上午，安徽省蒙城县在县委礼堂隆重举行“欢送牛群 同志大会”。从当天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北京现代出版社副社 长牛群同志卸任蒙城县挂职副县长一职。牛群多次洒泪欢送现场，他 所在的单位也派员到蒙城接牛群回北京工作。 牛群终于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官场”生涯，回到他原有的“角色”中 去了。五年来，牛群这个“挂职”副县长当得并不顺心，不仅他自己 满腹酸甜苦辣，就是我等局外人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用“始乱终弃”来形容牛群的蒙城之旅应该最贴切不过的了。一个相 声演员，没有通过任何正当的程序就坐上蒙城县副县长的交椅（尽管 原来仅仅是挂职），名不正言不顺，是为“始乱”；最后牛群的离 开，不管是政绩问题也好，经济问题也好，是被迫也好，是自愿也 好，都与当初的一个“乱”字有关。试想，假如牛群通过竞选、通过 招聘等正常的程序走上蒙城县副县长的岗位，那么即使离任，也决不 会象今天这么悲情和难以言说的尴尬吧（如果被罢免又另当别论）。 然而，虽然当初牛群走的不是一条“体制内”的坦途，但却具有“破 冰之旅”的意味。牛群的勇气和胆魄无疑值得嘉赏。他给我们传统思 维带来的冲击，他给我们郁闷的环境带来的生机，他给我们体制之湖 激起的一片浪花，却是我们不该忘记的！牛群的是非曲直，你可以口 诛，你可以笔伐，但你不能完全抹去一个相声演员挂职副县长的全部 意义。 恰逢施瓦辛格州长要访问中国，这突然使我将施瓦辛格与我们的牛群 联系起来。施瓦辛格曾是好莱坞著名动作影星，牛群是中国家喻户晓 的著名相声演员。施瓦辛格通过竞选坦荡光明地当上了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州长；而牛群漫长的县长之梦却在一个扭曲的政治夹缝中残酷地 破灭了。也许牛群的能力和责任意识并不在施瓦辛格之下，施瓦辛格 也并不比牛群高明多少，可是施瓦辛格成功地弃艺从政，而牛群却失 去了也许对他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仕途机遇。牛群和施瓦辛格相比，缺 的不是个人本身的潜质、能力、胆识和气魄，牛群缺少的是施瓦辛格 那种“英雄莫问出处”的环境。 富兰克林曾告诉欧洲人，如果他们无一技之长，而仅仅出身高贵，就 不要到美国去，因为美国“对一个陌生人，从不问他是一个什么等级 的人，而问他能干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木工、演员出身的人通 过努力，都有机会成为议员、州长甚至总统的原因。 我们曾经鼓励过“螺丝钉”精神，譬如鼓励牛群在相声舞台上献身， 但我们缺失鼓励“螺丝钉”去做“发动机”的声音，因此我们便不习 惯牛群由相声演员变成副县长；我们曾经鼓励做“一块砖”，譬如鼓 励牛群做一个好演员，但我们缺失鼓励“一块砖”去成为“栋梁之 才”的意识，因此“牛县长”让我们耿耿于怀的并不是牛群本身，而 是牛群作为相声演员的身分。假如我们也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环境中靠 个人奋斗成长起来，假如我们也天生具有独立自由和平等的理念，那 么我们的牛群或许就会象施瓦辛格一样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可 是，我们的牛群却含着眼泪走了。我想，牛群“败走蒙城”的悲剧意 义不仅体现在制度、体制的局限，更体现在承认个人基本尊严和价值 的宪法精神和人文环境的缺失。 牛群走了，褒扬的也好，贬抑的也好，又当重归平静；流言也好，蜚 语也好，又当少了一个“种子”和“谈资”。但不管怎样，当施瓦辛 格来中国时，我们千万别用对待牛群的心态来品评施瓦辛格，或者说 出一些诸如“不好好演戏！”之类的让人瞧不起的笑话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从刘德华的理智看大陆媒体的病态 黄广湘 据3月25日《中国新闻》报道，甘肃兰州市一名28岁女子林鹃苦追香 港名星刘德华，不但倾家荡产，父亲甚至要“卖肾”为她圆梦。据报 道，刘德华获知后，通过经纪人批评“不正确、不正常、不健康、不 孝”，他决不会理会林鹃要求，并呼吁她停止过火的行为。 3月22日，西北某家晨报报道了兰州一个追星女的故事，标题为《女 子为见刘德华倾家荡产．称见不到他今生不嫁人》，不厌其详地介绍 了一个叫林鹃的女子12年追星历程，以及其家人如何为她筹措见刘德 华的经费而变卖家产，直至债台高筑。次日，该晨报又推出一篇追踪 报道，称《全国各大媒体将向华仔发请愿书帮追星女完成心愿》，说 为圆女儿心愿，林父决定卖肾等等。3月24日，这家晨报再次报道了 《追星女接受央视采访慈父泣泪给华仔写请愿书》，并兴奋地告之公 众，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共同关注》等栏目组来了，《南 方都市报》来了，东方卫视来了……将“追星故事”上升拔高，并大 肆渲染。更有甚者，该晨报记者还联合全国各大媒体准备向刘德华发 出《请愿书》。 与我们某些主流媒体的浮躁相比，刘德华先生倒显得十分的冷静和理 智。他通过经纪人向香港报章表示，如果他的歌迷利用不正确、不正 常、不健康的方法与他见面，他绝不理会。刘德华更强调，他“最憎 恶”不孝的歌迷，歌迷的家长也不应纵容孩子的过火行为，呼吁林鹃 实时停止这种无理行为，其他歌迷也勿学习。是的，刘德华先生说得 好──其他歌迷也勿学习。假如有成千千万万个歌迷都这样效仿痴迷 的林鹃，都要不切实际、不惜一切代价地和刘德华见面，那么刘德华 还能干好他的事业吗？可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却要作大肆的渲染，我们 为刘德华考虑过吗？我们为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考虑过吗？在崇尚舆 论导向作用的今天，难道媒体这样做不是在给畸形的追星作“正面” 宣传吗？在这一点上，刘德华不留情面地教育了我们的某些媒体，给 我们某些癫狂的媒体下了一剂猛药、良药！ 诚然，对一个刘德华的歌迷来说，见刘德华一面，求得刘德华一个亲 笔签名，也许意义“重大”，但对于媒体来说，真的不需要作那么大 “反响”。令人感到非常奇怪，这么多媒体为一个刘德华的女歌迷如 此捧场和造势，究竟意欲何为？他们是在帮助一个女青年实现什么有 价值、有意义的理想吗？他们是在维护一个女子及其家庭的某种权利 吗？他们是在为一个女子及其家庭主持什么公道、声张什么正义了 吗？显然都不是！那么我们的媒体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变得如此“兴 奋”的呢？他们是从林鹃追星的故事中看到中国青年理想信念的出路 了吗？他们是从林鹃的偏执和狂热中发现一种新的价值观了吗？显然 更是无稽之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绝种了，还 是我们违背“媒体生理”使她患了精神分裂症？是的，长期的抑郁与 亢奋失调往往会产生错觉，经日的病态和无聊往往会将鸡肋当作排 骨。如果说林鹃固执的追星存在某种心理疾患，那么我们这些责任错 位的媒体不也病得不轻吗？ 将社会责任视为自己生命的大众传媒，理应弘扬正气，针砭时弊，关 注国计民生，以高度的道德责任和专业精神，自觉承担起社会“良 知”和“正义”的重担。这既是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又是当今老百 姓内心的真实诉求。可是主流媒体如此“追星”、“炒星”的表现， 让人十分失望。如果被人民大众寄予很高期望的报刊等媒体，都忘记 自己的根本使命，无聊到连续为一个心理健康可能存在问题的女歌迷 去呐喊、鼓劲，那么不仅浪费了传媒的宝贵资源，而且在老百姓心目 中的“媒体精神”也必将轰然倒地。 一个女歌迷12年求见刘德华未果，充其量也就是一条社会新闻，竟然 有这么多媒体倾力为其鼓与呼，实在让人匪夷所思！我们周围需要媒 体关注的民生问题很多，但我们往往缺乏热情，或者缺少勇气，吝啬 媒介的话语和空间。假如我们能够大方一点，拿出足够的版面去反映 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不是比连篇累牍的报道追星、炒星更有现实 意义吗？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民企老板上党校，沾染邪气生意更兴隆 郭永丰 “3月14日，又有121名民营企业老板拿着结业证走出中央党校的大 门。这已是该校对外培训中心主办的第65期《民营经济理论和实务培 训班》。数据显示，仅针对民企老板的短期培训已办60多期，有近万 名学员。除了学习课程之外，“结交朋友”被许多学员视为收获之 一。占地近30亩的新基地即将兴建，由历届学员投资的民营公司有望 接手培训班的运作。“（摘自《新华发展论坛》） 本来，中国的政治市场就被中共寡头政党完全垄断着，但是，由于这 些年来在经济领域的无限拓宽与发展，虽然中共集团本身就控制着国 民经济的命脉，如所有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领域中绝大多数市场的完 全独霸与垄断,但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他们又想出这等阴招来。也就 是说，今天的中共集团，其贪欲之大，可不是部分市场就可满足得了 的。按照他们眼下的野心，愈是把中国的各类市场完全垄断独霸了才 愈过瘾，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才能真正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但眼下还不行。虽然乳汁是由人民生产的，中共强盗完全可以依靠权 力无偿全部占为己有，却由于人类毕竟已进入最文明的时代，他们如 果始终都公然抢劫，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为了做到既当好婊子， 又把牌坊树立得极其壮观，他们便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技巧、方法 与措施等，而千方百计地把所有散布在民间的比较兴旺发达的商家们 全部笼络过来，进行所谓的强强联合，以便更为扎实卖力地全方位垄 断中国的所有市场。无论是政治市场、商业市场、金融市场，还是教 育文化或人性生理等市场，他们都绝不想给中国的老百姓任何自由活 动的空间。否则，按他们说法，这还不乱套了。 民企老板上党校，明的说是去学知识，为的是“充电”，实际上，对 大多数老板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结交更多更大的官权，走更广阔的发 展本企业的战略路线，他们绝不会如此愚蠢的。因为他们去那里学 习，根本就学不到任何比较实用的知识回来。即便他们不花一分钱也 还是划不来。毕竟他们的公务也都太繁忙了。可实际上，他们还是都 踊跃报名积极参加了，毕竟才有一个礼拜时间，而一个礼拜就要收 5,000多元，对于这些企业家虽然也不贵，但学校确实就发了大财。 比如该校已办这类培训班60多期，有近万名学员已经参加学习了，这 实际上就是整整5,000万元的纯收入。在古今中外，直到迄今为止， 又有哪一家学校是如此仅仅只办一个极为短期的培训班就如此极为暴 利地大发横财呢？当然唯有中共中央党校，否则，天下还确实绝无仅 有。也正如老百姓们经常所说的，真正是到了“中国仅有，外国少 出”的发人深省的地步了。 60期，每期七天，一共才一年多一点时间，就额外创收净赚5,000 万，而作为世界驰名的大学，比如牛津、哈佛、剑桥等等，他们即便 是全年的总收入，也不过如此吧？或者还远远没有这么高吧？ 对于企业，由于毕竟在党的最高学府镀的金，这党校，这可不是一般 人随意或轻易能够进得去的。他们作为从这里出来的人，一般都会无 形地，不由自主地感到身上脸上，无处不涂有着这种带有浓厚官味的 赤色光芒，当然，这对于绝大多数远未见过任何世面的老百姓来说， 还真的以为非常不得了了。于是，当老百姓与这类人再做生意时，尤 其这些人也借助党贵之邪气，气势汹汹地，恶狠狠地，武断专横胡搅 蛮缠地，威武雄壮横行霸道地咆哮或大声喝斥时，这作为极度虚弱渺 小的百姓们，能不感到全身的筛糠、筋骨的酥软、神情的万分麻木 吗？难道说，作为这党校出来的也类似于党棍的混混们，确实就不能 随便抢到占到老百姓的巨大便宜吗？ 并且，这些混混们，毕竟还认识了一些人，而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于是便把全国各地跑遍，把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们依靠党的这种邪恶之 气全面坑害一遍，大家想想，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那又是多少净利 润啊？也许原来不是千万富翁的，很快都成了千万富翁，原来不是亿 万富翁的，也很快成了亿万富翁，等等。于是，这属于中国的首富群 落，便由这些人中全面产生了。你说作为私企老板，他们仅仅只交纳 了5,000多元，能不感到万分划算吗？ 也就是说，如果谁要真正在中国赚钱，没有丝毫邪恶的党气，那是绝 对不行的。而不与邪恶的党官打成一片，实行全面的强强联合，那也 是绝对不可能的。毕竟中国不属于真正百姓的天下。在党天下里，谁 如果确实把党的邪恶之气洗刷淘净，那谁也许就真正变成一穷二白的 现在民主战士了。比如眼下的笔者。如果笔者当时就与那个党棍实行 强强联合，而全面沆瀣一气，也不致落到今天这样一种高度赤贫的状 态。 （2006-03-28）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政府有钱埋单，岂不用净花光？ 昝爱宗 3月好风光，原本是“兼职”和“业余”身分的各地代表和委员开始 忙起来了，写议案，写提案。为了当好十天不“业余”的代表和委 员。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大王”罗益锋深有感触：“每年开完两会 都象是大病了一场”。 十天内，这些代表、委员特忙，因为人大代表、政委委员并不是他们 的专职工作，大多数人都有本职工作，有的当官，有的当老板，还有 当医生，当作家。从全国来看，有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2,200多 名全国政协委员，如果加上省、市、县、镇四级人大和政协的代表和 委员，全国从上到下所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起来，有几十万人 并不夸张。 这些代表和委员开会，开支巨大，但不要担心，全都由国家埋单。国 家有钱，也就是纳税人有钱。他们不是花自己腰包里的钱。 尤其人大代表，至少一大半以上是党委、政府、事业单位官员。一个 政府部门的首要官员，其工作期间，吃、穿、行、用，几乎不用自己 花一分钱。“工资基本不动”，所以能报销的几乎没有人不去报销， 从来也不会有人少报销。国家的财政收入，包括“车子、房子、人头 费”，花国家的钱，每年有预算，不够花了，出现赤字大窟窿，还有 国债可以用，尽管大方。 3月6日，《中国青年报》在“两会”报道披露这么一组数字： 　　“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 　　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 　　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 　　育投入的5倍。” 还有一个专家说法称，近几年公款吃喝、公车、公款旅游、公款赌博 等每年10,000多亿元。以2004年的数据估计，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 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300亿美元）， 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几项开支合计就是12,086亿元。2003 年行政事业经费支出为4,69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美国、 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几个国家行政管理支出占财 政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0%，如果我们能够降低五个百分点，就是1,232 亿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焦建国说，这些浪费、腐败消耗的财政资 金，如果我们能够节约出一半来，就能够办出象现在城市义务教育一 样水准的农村义务教育来。这不过是一相情愿而已。今天，我们不能 说，这就不是“阳光财政”，吃了，花了，玩了，都公开了，也就算 了。 看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仅30,000多亿元，每年行政支出只会增加， 不能减少，扣除全国所有领工资人员的人头费，以及公车、公款吃 喝、公款旅游，还有多少钱发展国防和教育呢？难怪中国财长金人庆 说，“万水千山只等‘钱’，财政的钱永远不够花”。每年人大、政 协会议，开会是专业的，花钱也是专业的，代表和委员也要尽量做专 业，因为他们是代表，花谁的钱？代谁的表？自有国家来过问，虽然 “兼职”和“业余”的代表、委员喊“累”，“开完两会都象是大病 了一场”，但前后也不过是十天而已，埋单的政府还照常运行，更不 会“大病一场”，因为国家财政有保障，能花的都要花光，能用的都 要用光──省出来的岂不要浪费？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狱中的刘凤钢弟兄在受苦， 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 徐永海 ┌────────────────────────────┐ │　洪哲胜先生：　　　　　　　　　　　　　　　　　　　　　│ │　　　　　　　　　　　　　　　　　　　　　　　　　　　　│ │　您好！　　　　　　　　　　　　　　　　　　　　　　　　│ │　　　　　　　　　　　　　　　　　　　　　　　　　　　　│ │　多年来，我们一直得到您的关心和帮助，很是感谢！　　　　│ │　　　　　　　　　　　　　　　　　　　　　　　　　　　　│ │　3月份遇到了两会，不能出门，如同又回到了监狱中。不能 　│ │　出门就在房间中写东西，共写了九篇，其中六篇是由于狱中　│ │　经历的。我是个基督徒，在狱中是信仰在支撑着我，自然文　│ │　章中有信仰的内容，但不是宗教的。现发给您，望给予帮　　│ │　助！　　　　　　　　　　　　　　　　　　　　　　　　　│ │　　　　　　　　　　　　　　　　　　　　　　　　　　　　│ │　还有三篇，是纯科学的，是关于相对论的，是通俗的。去年　│ │　是爱因斯坦年，现在很多普通人对相对论还是很关心的。同　│ │　时也发给您，您可以一读。所以通过另一封信发给您。　　　│ │　　　　　　　　　　　　　　　　　　　　　　　　　　　　│ │　　　　　　　　　　　　　　　　　　　　　　徐永海　上　│ │　　　　　　　　　　　　　　　　　　　　　　2006-03-16　│ └────────────────────────────┘ 一、 中国东北辽宁鞍山，一些主内弟兄姐妹定期在一起聚会、学习《圣 经》，当地公安人员说他们是邪教，对他们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之 后还将李宝芝姐妹劳动教养二年。李宝芝姐妹不服，起诉、上诉， 2000年10月公开开庭。 在此之前，这些弟兄姐妹不认识我，他们从网络上看到过我写的文 章，知道了我。他们通过北京郊区的弟兄姐妹找到我，希望我去东北 参加李宝芝一案开庭的旁听。参加这个旁听，前后要花去5、6天的时 间。我是医生，负责很多住院病人，请不下假来。我找到我的主内弟 兄刘凤钢，请他代替我去。我给了刘凤钢1,000元钱，当时相当于我 一个月的收入。 刘凤钢回来后，将开庭的过程、弟兄姐妹的证言证词写成了文章《我 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看到主 内弟兄姐妹被打的情节，我内心很痛苦。弟兄姐妹是同一个身体内的 不同肢体，他们左手受伤，我们右手也痛。为此我将此文修改后通过 电子邮件发给了一些主内弟兄姐妹，后来此文被发表在美国的华人基 督教会杂志《生命季刊》上。（见《生命季刊》杂志，第五卷，第四 期，12/2001，总第20期www.cclife.org/htdocs/cclife.nsf/ 0/ ea722d25c452e1a085256b3e00739971）三年后，2003年11月9日，因 此事我被抓，后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张胜其弟兄曾将另外两篇文章发 给美国的主内弟兄姐妹，一篇文章是《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姐妹 被逼迫的情况》、另一篇文章是《在北京远郊的山区传福音被警察盘 查的经过》，张胜其弟兄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三篇文章均为刘凤钢所 写，刘凤钢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在牢中，我受了很多苦。开始几天，我被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里， 每天只让我睡一、二个小时的觉，我要睡觉就向我棉衣里泼凉水。五 天后，我被押运到几千里外的浙江，在火车上，我双手被手铐铐桌子 的腿上，我是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躺不能躺，只能窝在那里，这样 经历了15、16个小时。到了浙江，仍然是每天只让我睡一、二个小时 的觉，我要睡就打我。在北京我被其他在押人员打，在浙江我也被其 他在押人员打。 经过二年二个月22天的苦难，我出狱了。出狱后，我失去了原有的工 作，失去了医生这个职业。我在进入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 那一天开始，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为病人工作一生、服务一 生。现在，我在为病人服务了20年后，不能再为病人服务了，没有比 这更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比坐牢还痛苦。 二、 2006年1月30日，我走出监狱大门，见到了我的主内弟兄张胜其，他 来接我。在坐牢期间，我们也只是在开庭时相互见过面，那时我们的 双手都被手铐拷在身体的背后，相互之间不能说话。出狱后，我才知 道，张胜其弟兄受了更多的苦。在看守所被其他在押人员打，每天要 干很重的活，而且还吃不饱。曾在三九天，被强迫光着脚，站在冰冷 的水中不停地洗地。 张胜其出狱后，他的妻子、女儿居住在美国的塞班岛。他很想去那里 与自己的妻子、女儿团聚，女儿出生后，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 可是，因为他是刑满释放犯，有关部门对他说，他不能出国；并且有 些人还私下对他说，在五年内，他都不能出国。 刘凤钢弟兄、我、张胜其弟兄，在我们三个人中，刘凤钢的刑期最 长，年龄最大，身体最不好，家里的负担也最重，心里的压力也最 大。他目前还在监狱里，刑期还有一年。原来负责他的警官，后来负 责我，这个警官曾对我说，刘凤钢的身体不好，心理负担也很重。 我和刘凤钢被关押在一个监狱，我在一楼，他在三楼。我们曾在路上 见过几次，简短地说过几次话。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监 狱里有个医务室，也就是几间房子加上几个曾是医生的犯人，医疗条 件和外边的医院比，没有一点可比性。这个医务室治疗个感冒、发烧 还可以，还有一些药。但是要治疗心脏病就不行了，一是医生的水平 不行，二是没有这方面的设备和药物。几次见到刘凤钢，都是他去医 务室看病的路上。他的血糖很高，总是不稳定，心脏也不好。 1月30日，在我临出狱的时候，我还遇到了他，他是刚从医务室看病 回来。他对我说了几句话，一是他身体不好，血糖还是高，心脏也不 好；二是他让我给大家代好；三是他一直在坚持申诉，已经申诉七、 八次了，一直没有答复，他会一直申诉下去。 三、 我们没有罪，我们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我们是冤假错案。开庭时， 我们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宣判后，我们上诉。押送到监狱后，我们继 续申诉。在2005年1月我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可是到现在一年多 了，一直没有给予我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302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诉后，应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 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经审查，认为有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重新审判；对不符合刑事诉讼 法第204条规定的申诉，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 的，应当书面通知驳回。” 根据这个规定，对于我，理应在2005年4月以前，最迟不超过7月，就 做出决定。对于刘凤钢，理应在2005年1月以前，最迟不超过4月，就 做出决定。或重审，或说服我们撤回申诉，如我们坚持申诉，要给我 们书面通知驳回。可是到现在，即没有重审，也没有来说服我们撤回 申诉，更没有给我们书面通知驳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行使下列职权：（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因此在出狱后，2006年2月20日，我写 信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反映此事。为了怕收不到，这封信是通过挂 号信发出的，号码是“北太平庄局，2006年2月20日，0576”。为了 怕收不到，这封信是写给何鲁丽副委员长，何鲁丽副委员长曾是我大 学时的儿科学老师。这封信附在本文后面，请弟兄姐妹在转发时，不 要删掉我写给全国人大的这封信。如果哪位主内弟兄姐妹有能力，还 请将我的这个信转给全国人大，转给何鲁丽副委员长。 四、 最高法院没有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办事，不给我们答复。为此，我 给全国人大写信，通过上访的方式反映此事。我还要通过请律师，通 过一定的法律途径，要求最高法院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办事，接受 我们的申诉。并且我还要坚持申诉，要求重新审理此案，撤消原有的 判决、裁决，宣判无罪，使刘凤钢弟兄早日离开监狱，也使我能继续 为病人服务。 有的朋友说：“要求最高法院依法办事，给你答复，这是不可能 的。”对于朋友的这个说法，我是非常地不同意。事实上，正是由于 有很多人坚持要求法院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办事，从而避免了很多 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也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这样的例子很多 很多，这里不再多说。 还有的朋友说，“最高法院依法给你答复，只能是重新审理，宣判无 罪，这更是不可能的。”对于朋友的这个说法，我是更不能同意。在 我们中国，“平反”是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千年前的“岳飞一案”是 如此，（此事发生在杭州西湖边，我被判刑也在杭州西湖边）；百年 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也是如此，（此事发生在杭州的余杭 县，我坐牢的西郊监狱就在余杭县）；当今“佘祥林一案”也是如 此，（此案的平反正是在我坐牢的时候）。 还有的朋友说：“你是‘异议人士、持不同政见者、民运人士’，你 不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事情，你只能通过政治的方式来处 理这样的事情，如上书、抗议、绝食、游行等。”对于朋友的这个说 法，我更是不能同意。我们有权利用政治的方式，我们也有权利用法 律的方式。 我是基督徒，普通的老百姓，出于自己的信仰，出于自己的良知，做 了一些维护自身权益、维护老百姓权益的事情。自己做的这些事情都 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采取的方式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2002 年5月28日我还曾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应是 我们的唯一方式》。 在狱中我通过正当的方式，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通过抗争、通 过争取，使家里给我寄来了《圣经》，使我在狱中读到了《圣经》。 现在，我要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通过请律师，使最高法院依法办 事，依照法律条文的明文规定来办事，对我们的申诉给予答复。并且 我还要坚持申诉，最终达到申诉成功，使狱中的刘凤钢弟兄早日出 狱，也使我能继续为病人服务。 请弟兄姐妹为此事祷告！ 五、 李宝芝姐妹被劳动教养后，其他弟兄姐妹没有躲避，他们不怕危险， 他们找律师为李宝芝辩护，他们提供在法庭上出示的证言证词。他们 还到北京郊区，找到以前认识的弟兄姐妹诉说他们的遭遇。 北京郊区的主内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很不富裕，每天都要忙于工 作。但是，他们几个弟兄姐妹放下工作，拿出钱来，借了一辆车，花 了一天的时间，来到北京城里找到我。不怕危险地向我诉说东北弟兄 姐妹的困难，转达东北弟兄姐妹的请求。 我是个医生，但我的工资并不高，当时正在准备结婚，也很不富裕。 但我还是拿出1,000元钱来，请刘凤钢弟兄代替我去东北看望那里的 弟兄姐妹，参加李宝芝一案的旁听。 刘凤钢弟兄，也很忙，但是他还是放下一些事情，去了东北，参加了 旁听，看望了那里的弟兄姐妹，尤其是看望了在牢中（劳动教养农 场）的李宝芝，带去了我们的问候。 以前，我们相互之间不认识，但是由于我们都是主内肢体，都是一家 人。我们都是很自然地在做这些事情。 “我们之间又不认识，帮助李宝芝他们，自己又要花钱，又要花时 间，还要冒着危险，不要去帮助他们。”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想法， 可能出现过，但一想到李宝芝姐妹还在牢中受苦，就会为出现这个想 法感到羞愧。 我在牢中（看守所与监狱）的时候，其他犯人曾问过我。他说：“我 们或偷、或抢、或骗、或贪，都是为了得到金钱上的好处，但是坐牢 了，我们还是感到后悔。你没有金钱上的好处，反而是自己向外拿 钱，现在坐牢了，失去的金钱就更多，你感到后悔吗？”我说：“我 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想，刘凤钢、张胜其一样也不会后悔。” 六、 现在，我要通过请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使最高法院依法办事，依照 法律条文的明文规定来办事，对我们的申诉给予答复。并且我还要通 过坚持申诉，最终达到申诉成功，使狱中的刘凤钢弟兄早日出狱，也 使我能继续为病人服务。 而请律师，需要不少的钱，而我没有。我刚出狱还没有收入，妻子的 收入也很少。现在，我将这一情况说给主内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会 有主内弟兄姐妹伸出他们的手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左手受伤，他们 的右手也痛。因此在这里，我不客气地说出我的请求：在经济上帮助 我。 你可以寄钱给我，地址是：100088，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 十号楼6门501室，徐永海，或者通过银行转帐给我，中国银行北京德 外支行，户名：徐永海，帐号：4020503-0188-025085-4。我相信， 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我们的主内弟兄刘凤钢一定能够早日离开监 狱。 我坚持要求法院依法办事，坚持继续申诉，可能还会有“莫须有”的 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一想到身患重病的刘凤钢弟兄还在牢中 受苦，他需要我们的帮助，为了自己的主内弟兄姐妹，我不怕为主钉 十字架。您在这件事情上给我经济上帮助，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莫须 有”的事情发生在您的身上，但是我相信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不怕为 主钉十字架。 主与我们同在 北京基督徒 徐永海 2006年3月16日 ------------------------------------------------------------ 【附】就我的冤假错案一事写给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尊敬的何鲁丽副委员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尊敬的何鲁丽主席： 您好！我是徐永海。1979年至1984年，我曾在北京医学院上学，那 时，您是我们的儿科学老师。这个学校也是您的母校，只是在您上学 的时候，这个学校的名称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在这个学校的名称是 北京大学医院部。 今天，给您写信不是与您谈论师生之谊、校友之谊，而是向您反映一 件发生在我身上的冤假错案。 辽宁鞍山市一些基督徒在自己的家中聚会，学习《圣经》。当地的公 安人员说他们是邪教，对他们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后来还将一名基 督徒李宝芝劳动教养两年。2000年时，这些基督徒找到我，希望我能 帮助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为此，我请我的朋友、基督徒刘凤钢 到鞍山证实此事。刘凤钢回来后，带来律师采取的证言证词，这些证 言证词是在法庭上宣读过的，是可信的。证明这些事情确实存在。 他们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 徒，您也是基督徒，我们大家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为此我给您写了 一封信《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 信》，希望他们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可是没有得到解决，我想最大 的可能是，我的信您没有收到。您是国家的领导人，我是普通的老百 姓，我的信您收不到是很常见的现象。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一种犯罪行为，为了揭露这种犯罪行为，我将 刘凤钢回京后写的《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 事实与经过》发给了一些朋友，后来此文被发表在美国华人的基督教 会杂志《生命季刊》上。 三年后，2003年，因为这件事，我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 二年。罪名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 通过“情报”这个罪名，您会发现一个问题。是“情报”不是“秘 密”。如果说“秘密”的概念是不许我们知道，不许我们议论。那么 “情报”的概念就应是允许我们知道，允许我们议论。 通过“情报”这个罪名，您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公安人员马毅打人是 真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真的。在我的开庭过程中，出示的证言 证词中，没有一个是“否定公安人员马毅打人的”。 什么是“情报”，“情报”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公安人员马毅打 人不是国家让他打的，马毅打人、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他个人的犯 罪行为。揭露这种犯罪行为不损害国家利益，反而有利于国家利益。 一篇文章是否属于情报，警察说了不算，检察官说了也不算，法官说 了也不算。这样的事情是专门问题，需要通过有关部门的鉴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 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 鉴定。”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对我的《判决书》上也写到：“本案三被 告为境外刺探、提供的有关情况是否为情报，属于专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 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02条“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出 具鉴定结论、检验报告，并且签名或者盖章。几个鉴定人意见有分歧 的，应当在鉴定结论上写明分歧的内容和理由，并且分别签名或者盖 章。”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38条“鉴定人应当按照鉴定 规则，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鉴定。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结论，由两名 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05年2月28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十、司法 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鉴定人应当独立进行鉴定，对鉴定意见负 责并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多人参加的鉴定，对鉴定意见有不同 意见的，应当注明。” 可是在我的这个案件中，没有《鉴定书》，只有国家保密局出具的 《复函》（起诉书原话），上面没有鉴定人签字，也没有鉴定人的盖 章。 那么这个《复函》说明什么，最多只能说明“可能是情报”。翻译成 文言文就是“莫须有”。1000年，岳飞以“莫须有”的方式被杀害 了。今天，我以“莫须有”方式被判刑了。而且都发生在杭州，都发 生在西湖边上。我这个案子是“莫须有”一案的当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1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 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 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我在开庭之前，一直没有见到 这个《复函》原件，在法庭开庭时，才是第一次见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 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 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我的辩护律师在 开庭之前，一直也没有见到这个《复函》原件，说是涉及秘密，在法 庭开庭时，我的辩护律师才是第一次见到。好在，我的辩护律师是最 优秀的律师──钱列阳先生，他曾是刘晓庆辩护律师，赵安的代理律 师，马德的律师等。他在法庭上，对这个《复函》只看了几眼，就看 出问题──没有鉴定人签字，当时他就指出这一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 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 理。”我的罪名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这里有 “情报”二个字，没有“秘密”二个字。在我案件中，一直没有出现 任何一件标有“秘密”字眼的文件。理应公开审理，可是在2004年3 月16日是不公开审理了此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 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 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 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在 法庭上，我的辩护律师提出了“没有鉴定人签字，没有正式鉴定 书。”这一事实。非常明显地属于证据不足，理应作出无罪判决。可 是在2004年8月6日第二次开庭（在第一次开庭之后的四个月20天）却 作出了有罪判决。 就“没有鉴定人签字，没有正式鉴定书。”这一事实，我的辩护律师 与我均向浙江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89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 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 者证据不足，可以在查明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消原判，发回原 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04年9月13日，浙江省高级法院维持原 判。在浙江省高级法院的裁定书中，继续回避这一事实。 就“没有鉴定人签字，没有正式鉴定书。”这一事实，我于2005年1 月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2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诉后，应 当在三个月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经审查，认为有刑事 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重新 审判；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申诉，应当说服申诉人撤 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当书面通知驳回。”根据这个规定， 理应在2005年4月，最迟不超过7月，应作出决定，或重审，或说服我 撤回申诉，如我坚持申诉，要给我书面通知驳回。可是到现在，已经 过了一年了，也没有重审，也没有来说服我撤回申诉，更没有给我书 面通知驳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 下列职权：（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 长，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是您的一个职责。为此，我写信给您， 反映此事。 我要求最高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办事。如果最高法院认为我的申诉不符 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也就是不符合“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二）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 间存在矛盾的；”这一规定，请给我书面通知驳回，并在书面通知中 不再回避“没有鉴定人签字，没有正式鉴定书。”这一事实。 您是人民代表，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为人民办事是您的职责。人民中 的任何一员向您反映这样的事情，您都会尽这个职责。不能因为我曾 是您的学生，您就不尽这个职责。 此致 徐永海 2006年2月10日于家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辨识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的若干标准 刘爱新 到底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非民主？什么是民主政体，什么是非民主政 体？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今天，必须首先搞清楚这个问题，只有搞 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弄清楚政改的方向和前途，避免不必要 的曲折，少走些弯路，做到事半功倍，提高政改的效率，否则，改革 就不得要领，越改越凉，越改越糊涂。 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归纳总结了如下若干条辨识标准，不妥 之处还望大家斧正。同时欢迎大家继续补充。 １、政治领导人是否通过自由竞争选举产生，并定期更迭选替。无论 　　是在有限公民选举权还是普遍公民选举权的条件下。选举权的范 　　围并不是非民主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关键因素。当然，现代历史 　　告诉我们，从基于有限公民选举权的代议制政府过渡到普遍公民 　　选举权下的代议制政府是一个普遍的趋势。我的民主观是熊彼特 　　式的，民主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制度、一套程序，在该制度或程序 　　中，现任领导人因政党或者其他团体的存在可以定期通过既定程 　　序和平地进行更迭和替换。这也是民主政体的基本要义。 ２、是否存在至少两个相互独立的权力中心。一个独立的不受政府控 　　制的司法系统，是民主政体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在非民主政体 　　下，不存在专制者之上或者是与之并列的权力中心。 ３、是否存在真正的代议制度。就是说，民意代表是否由具有合法选 　　举权的公民普选产生，并且对选民负责。在民主政体之下，民意 　　代表是不去给政客们鼓掌献媚的，必须拿选民的选票当回事。而 　　在非民主政体下，所谓的民意代表大多是纸糊的盔甲、橡皮图章 　　之类的，很不中用，只用来当摆设的。 ４、执政党是大权独揽、包揽一切权力，还是部分地享受法律规定的 　　职权。也就是说，执政党的权力是否具有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 　　性。在民主政体下，执政党的权力不仅有限，而且还必须接受多 　　方面的监督和审查；而在非民主政体下，执政党的权力几乎是无 　　限的，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真正有效的监督，就是有一些监督 　　设施很多是摆样子的。 ５、新闻媒体是否向民间开放，是被政府完全垄断，还是归于民众。 　　在民主政体下，新闻媒体保持独立，不受政府的干扰，新闻媒体 　　敢于向政府叫板发威，敢于碰硬，敢于发出独立的声音，为公共 　　利益代言，新闻自由是一种道德和法律上的价值取向；而在非民 　　主政体下，新闻媒体只是政府的屁股虫，要看主子的颜色行事， 　　必须守规守矩，死气沉沉，一张面孔，枯燥乏味，新闻自由被视 　　为异端邪说。 ６、自由结社权利是否真正具有实质意义，是否存在着独立于政府之 　　外的公民社团。在民主政体下，公民的自由结社权利被视为是反 　　抗和预防来自政府强权侵犯的基本保障，是人权的基本要素。而 　　在非民主政体下，结社被视为对稳定的威胁，被高高束置于《宪 　　法》的文本中动弹不得。 ７、公民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定期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在民主政体下，公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定期举行集会、游行示 　　威等活动，政府不得随意干涉；而在非民主政体下，举行这样的 　　活动，必须首先提出申请，经过繁琐的审批手续，而且绝大多数 　　情况下是得不到批准的。 ８、工人能否有权举行罢工，独立组建工会组织。在民主政体下，工 　　人举行罢工对抗资方，独立组建自己的工会组织，捍卫自己的权 　　益，是很当然的事情；而在非民主政体下，这一切很象是天方夜 　　谭。 ９、各政党是否自由竞选和更迭自己的领导人。在民主政体下，每个 　　政党也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通过自由竞争选举产生和更迭自己的 　　领导人的；而在非民主政体下，情形正好相反。 10、执政党的党库是否和国库“合二为一”。在民主政体下，执政党 　　的党库必须和国库泾渭分明，并接受公开的财政监督；而在非民 　　主政体下，国库即党库，党库即国库，泾渭混淆，也没有独立的 　　机构进行监督和审计。 11、军队、法院是否保持政治中立。在民主政体下，军队、法院是必 　　须保持政治中立的，是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和裁决者；而在非民主 　　政体下，军队、法院是专政的工具。 12、知识阶层是否整体上独立于官僚利益集团。在民主政体下，知识 　　阶层在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的氛围里享受着独立的尊严；而在非 　　民主政体下，首先不具备这样的优越环境，知识阶层集体向官僚 　　利益集团投诚，甘心做个马屁精。 13、在许多场合是否必须要说“各位领导”、“请领导指示”、“学 　　习领会领导讲话精神”这样的话语。在民主政体下，一句 　　“Ladies, gentiles”就可以了，没有领导，只有公仆；而在非 　　民主政体下，领导永远是主角，是上帝，是众星捧月的对象。 如果中国在未来20年内实现了上述的转型，我们大概可以自豪地说中 国实现了民主，完成了宪政转型，终于可以告慰先烈：我们中国人终 于圆了共和之梦！ （2006-03-24星期五晚上）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在阴霾密布的日子里 李国涛 ┌────────────────────────────┐ │　借此文诚挚感谢一切关心我、爱护我、鼓励我、帮助我的　　│ │　海、内外朋友们。我一定决不辜负您们的关爱，一如既往与　│ │　您们并肩战斗，继续共同为促进祖国的和平民主转型，为争　│ │　取我中华的自由、民主、人权，而齐心协力，鞠躬尽瘁，不　│ │　懈奋斗！近，因莫须有罪名，被国保拘留七日，昨已获释并　│ │　平安到家。　　　　　　　　　　　　　　　　　　　　　　│ └────────────────────────────┘ 黑云压城城欲摧。虽然严冬已过，万物复苏，大地已进入早春时分， 然而，多日以来，天空依然一片灰褐，似乎绵绵无期。阴霾的日子， 再次无情地降落到了我苦难的中华民族身上。 晨起，忽然觉得天旋地转，举目环顾，乃惊骇地发现，时空正在快速 倒转，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文字狱僵尸横行的“文革”年代，正蠢 蠢欲动，卷土重来。……清水君，师涛，郑怡春，张林，许万平，任 自元，李建平，杨天水，侯文豹……，许多思想者、民族脊梁、作 家、记者、众多正直善良的同胞，许多许多朋友，在这21世纪人类新 文明冉冉升起的今天，令人万分痛心地依然再次遭到、或正在遭到文 字狱僵尸们的残忍吞噬。 刹那间，我仿佛又置身于“文革”年代中了。环顾远眺，只见那目光 所经之处、所及之处，阵阵烟雾腾起，文字狱僵尸们成群结队，大摇 大摆，正日夜出没加害于人。一群荒原狼，正穷凶极恶，到处疯狂吃 人，你争我夺，为抢先多吃，竟然将人囫囵吞下，不吐骨头。 耳闻目睹种种怪现状，我不由忧心忡忡，夜不成寐。善良的人们啊， 警惕了，该想些办法了。朗朗乾坤，岂容妖孽横行吃人？我中华誓师 改革、艰辛改革已27载有余矣，虽然暂时受困于政改，然和平民主转 型终将成功，岂容血淋淋恐怖无所不在的魔兽世界“文革”再世？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坏消息接踵而至，令人忧愁倍增。据国 际互联网络近月来报道，北京齐志勇先生至今失去人身自由，北京胡 佳先生、欧阳小戎先生失踪已经近六个星期了，至今音讯渺无，生死 不明！而我中华民族的良心、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先生，竟险遭卑劣 者们狗胆包天的车祸算计丧生，近日又遇若干无耻小人不择手段骚扰 ……著名维权人士郭飞熊先生，则被──据报道说是──广东公安厅 派去的六名秘密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忽然，又据国际互联网络 报道，去年末广东省东洲汕尾武警弹压维权农民的血迹未干，今年3 月又爆辽宁省沈阳苏家屯摘取人体活体器官并焚尸炉灭迹的骇人暴 行。唉，中国怎么啦？我中华民族怎么啦？简直使人无法相信，具有 5,000年文明史的我堂堂中华民族，竟然已经落到了这等地步？ 善良的人们该如何应对为上呢？在这令人忧愤交加的阴霾日子，海外 已经率先作出了积极有效应对，这就是，竭诚声援高律师们，竭诚关 爱并帮助一切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的异议人士、民族人士、维权人 士、宗教人士、自由信仰人士，尤其是正在苏家屯等地正身临绝境的 法轮功人士们！竭诚为他们的早日获得人身自由而不懈呼吁，而愤怒 声讨邪恶。相信这对于每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会有积极启示作 用。 与众多受苦受难的同胞相比，我个人的境况，虽然也很恶劣，麻烦不 少，但显然要轻得多了。 2006年3月20日，在历经一年半之中三次监视居住、20余次传唤、近 十次抄家押电脑后，上海国保终于按捺不住了，终于试探性动手了。 当天下午1点半，四个便衣来我家，以其领导找我谈话为名，不动声 色将我诱骗到警署，录象，然后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治安拘留 七天，关押于上海市嘉定看守所，直至3月27日拘留期满释放。其葫 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使我一时难以察觉。 “经国家公安系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检查报告等，认定你于 2006年1月28日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了《十万火急：杨天水遭逮捕， 呼吁紧急援救》文章”，这是“以其他方法煽动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 行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第五项规 定，决定对你治安拘留七天。”那位有事没事隔三岔五不厌其烦找我 麻烦的国保，象煞有介事地向我不无得意地如此宣布道。 “哐啷”一声，锈迹斑斑的沉重铁门，随之牢牢地关上了，再次把我 与外界隔绝。 屈指算来，这是继1989年、1994年，以及2000年先后三次对我累计长 达七年之久以言入罪文字狱迫害囚禁后的第四次类似剥夺我人身自由 了。虽然，这次只是区区七天，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就迫害的性质 来说，却是一脉相承的，同样十分严重、十分恶劣，同样十分流氓， 都是以言入罪，都是打着执法的旗号枉法违法，都是公然破坏宪法保 障的公民言论自由，都是蓄意侵犯天赋人权，都是对人类尊严的恣意 亵渎，因而，都是荒唐野蛮的反人类文明反人类道德的丑恶行径。　 “如果以后再撰写发表诸如此类文章，就没收你的电脑，就新账、老 账一起算，就关押你更长、更长的时间！”充满杀机的恶狠狠威胁， 故意抑扬顿挫，随后向我一古脑儿劈头盖脸砸来。 我实在为这些道貌岸然、披着警服的法盲们──或，为这些虽然知法 懂法、却常常会有意无意有法不依、甚至执法违法、肆无忌惮凌驾于 宪法和法律之上、对守法公民滥施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的“准法律专家 们”──汗颜。呜呼！好一个治安拘留七天，好一个强盗逻辑！公民 和平守法地依法行使宪法明文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行为，公民天经地 义的合情合理合法的守法行为──思想写作言论行为，就这样被这些 权大于法的人指鹿为马滥权成了违法行为了；就这样被这些公然践踏 法律与人权却依然自以为是的人滥加处罚枉法剥夺人身自由了；就这 样被这些公器私用的家伙或许说一不二、今后可能真的仅仅会因为公 民在网上发表文章的行为，而滥权处以没收电脑──这一宪法明文保 障的公民私人财产──了。 然而，可悲的是，在当今中国，如果受害者就此冤假错案诉诸法律， 提起行政诉讼民告官的话，除极个别特定案例，法院往往几乎千篇一 律判决受害者败诉。因此，如果说，法院如此判决竟然如法官所云， 真的“于法有据”的话，那么，此显然是有关法律或法规出了大问 题。这种问题法律条款或问题法规条款，显然是必须立即修订或废止 的、反人类的恶法，因为这种问题法律条款或问题法规条款，显然大 悖于我国已经签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大悖于我国的现行宪法原则 精神。 从而，我13亿8千万中国人的脑袋，便被紧箍咒如此牢牢套住了。不 准自由思想，不准独立思想，不准真话实话，不准声调不一……否 则，就随时可能文字狱僵尸伺候。从而，做中国人便格外难，格外 苦，格外累。久而久之，咱中国人的脑袋，便特别僵化，特别奴化， 也特别懒惰，特别封闭；久而久之，咱中国人的性格，便日益儒弱， 日益自私，日益扭曲，日益畸形。 呜呼！这忧愤交加的日子，这阴霾密布、百姓楸心的日子！ （2006年3月28日于家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屈辱的岁月》（之2） 毛毓硅 ------------------------------------------------------------ 王定：《一颗“卫星”五万人命》 ------------------------------------------------------------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稻谷13万 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景里， 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49年末建立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环江县的 首任县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 陈述，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 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 民敦厚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 圈养黄牛的传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 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六万吨的大卫星， 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1953年 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县还有三个初级农 业社。1955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 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1956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 部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109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 度，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 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 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 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他 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 屯种出的粮食瓜菜，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 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形容一个蚂拐（青蛙） 可跳过12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不合理的生产方 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应强烈。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 的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副部长李 坚和下南区委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 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 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 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1956年9月12日县委 三级干部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由景阳、希远两 个山区社介绍“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 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好处。1956年11月5日，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 了专题书面报告。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给我们扣了破坏集体经济、 带头走资本主主义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 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为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 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八个区 四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 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 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1957年11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 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 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 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 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 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 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 向，他们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 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亩）是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副书记季某和农业副部长 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大队农 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8月23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 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 28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 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 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100多亩中稻籼谷水稻 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 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 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蔑片拦 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 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 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 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 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 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 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 绪，但均被压制。 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1958年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 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十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 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 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 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 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 仪式。开镰仪式共有6,000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 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 命到场的当地社员，400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 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 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 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 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 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 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薄累 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 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 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 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 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 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 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16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 宣布这块1.13亩并篼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1.075亩，实收干谷 140,217.4斤，平均亩产130,434.14斤，尚有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 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 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 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 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 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 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 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 要去哪里，必先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 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要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 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 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五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中共 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向 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而 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分）。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 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 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 说是反“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 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 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的队干和群 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 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 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 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 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 精神，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度过1959年上 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 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 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 奋勇，争当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 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 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 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 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 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 上报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 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 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 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 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 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 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 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连伤加上挨 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 不要紧。”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 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 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 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 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 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 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 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 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 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 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 的斗争会，这位身强力壮的30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 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 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 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 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肯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大饥荒，饿死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 最长的达130多天，最短的也有一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 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5月至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 中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 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查 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 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 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 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 多，占当时人口的1/4。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春节告诉我， 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5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 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 为26%、46.57%、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 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 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 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迫害反映情况的好干部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 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干事，反而屡遭 无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 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 约在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 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 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 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 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 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 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 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1959年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 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中 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 产13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 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到那块田里（发 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13万斤太 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 “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 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 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 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 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 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 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 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有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 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 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 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3月，区党 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 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 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现任区老干局副局长）带调查 组来到环江后，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 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 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 派不可。”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 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 引起的。改成这样后，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 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 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 日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 工作才得以进行。 造假者的结局 1960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洪走 马上任。 经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6 月，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运 动中，因在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 判，洪被揪回环江批斗；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 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80年，有关方面作出决定，给洪华平反。 〔原载《南方周末》报，1998年10月9日18版，原题《狂热及其灾 难》。〕 ------------------------------------------------------------ 阳朔、卢蒙坚：《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 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八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 加我党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维一的夫妻战 士。这支队伍成立不到十天，就遭到反动保安团的严重袭击而被打 散。王定等冲出重围。蒋继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县城英勇就 义。死后被惨无人道的反动派割乳剖腹，取身孕泡酒。她是解放战争 时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 王定突围后，化装到达武汉，辗转至香港，入我党领导的达德学院学 习。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 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6年，农业合 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农村，广西环江县一夜之间冒出109个高级社。县 委书记王定却一头钻进山旮旯里，察民瘼，摸民心。他察觉到，高级 社和“大跃进”实际上并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心愿。于是，他破 天荒地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为此，县委对宜山地委作了专题 汇报。起初，地委批示：各县可参考，环江可试点。 195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正面报道了环江“包产到户”的消 息；同月27日，《浙江日报》也刊登了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关于“包 产到户”的专题报道。但不幸的是，不久后王、李双双被打成了“右 派”：李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王被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 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5月，广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王定在大会 发言，对省委拖延两年仍未处理平乐地区大量饿死人事件，公开提出 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赢得了大会代表的热烈掌声。王定尚不知“阳 谋”为何物，祸根就埋下了。 被打成右派后，王定全家被扫地出门，撵出县委大院，住到四面通风 的圩亭。幸有好心人腾出一间房，他一家才得安身。王定之妻叶葵仙 是财政科副科长，也被株连，逼迫她和王定离婚，她坚决不从，被罚 到酒厂挑水。从此王定一家沦为“贱民”。 1958年秋，王定被武装转押到柳江县新兴农场。这个广西最大的劳改 农场，当年集中了300多名被“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他们以 前大都是区、县级干部。在该农场的开荒队，笔者和王定成了昔日战 友和今日难友。 这时候，“大跃进”席卷全国。专政场所的新兴农场更是热火朝天： 打擂、献礼、深耕、夜战……幻想早日脱帽的教养分子，人人争先， 个个拼命，日夜猛干。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延长，更主要的 是营养缺乏（每人每餐只有三只木薯粑粑），在“大跃进”了一段时 日之后，教养分子们骨瘦如柴，面黄肌瘦。有一天，晚收工的时候， 一位姓蒋的教养分子（前小学老师，玉林人，名字忘了），挑了一大 担茅草，走在小组的最后面。回到大茅棚后，当晚并没有人留意。第 二天早上出工点名，才发觉少了他一个。队部马上派教养分子循着原 路找去。最后，在一条干了的小沟边，发现甩着两捆茅草，蒋老师躺 在沟底，全身早已冷硬。几天之后，大组长王定在发包裹的时候，一 连喊了几声“蒋ＸＸ”，没有人答应。王定满脸凄楚，笔者和在场的 难友闻声无不心酸。 劳改农场实行“以教养管教养”。王定当大组长，有权请医务室（也 是教养医生）上报队部批准病号休息。当时，笔者在木工组扛重活拉 鲤鱼锯。有一天下午刚出工，半路上迎面碰见王定，他惊讶地望着笔 者说：“卢蒙坚，怎么搞的，你的脸肿得象南瓜一样大？！快点快 点，莫出工了，回茅棚休息。” 笔者用手一按自己的脸颊，感到松软得就象一团棉花，心惊肉跳，即 刻低头掩面回到茅棚，蒙头便睡，一两天后才消肿。──想当年，蒙 王定之荫庇者，又何止我一人！ 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教养分子中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了。 除了少数几个大伙房的教养伙夫以外，全体教养分子，人人面现菜 色，大眼凹颊，举步维艰。举凡四脚蛇、蜈蚣、蚂虫另、蚂蚱，只要 抓到，马上烧吃；甚至连牙膏和甘草片剂也成了美食。前《梧州日 报》总编辑黄莎（他与笔者同在王定的大组），就是这个时候饿死 的。他死后，口袋里还有一张他未见过面的婴儿照片，他在相片背面 写给妻子几个字：“拜托你了。” 笔者刚投入劳教时体重63公斤，于今只剩36公斤。已经到了这种地 步，农场只好宣布停工。停止劳动大约有半个来月，当时，教养分子 的伙食也有所改善，有时每人还能获得一片猪肉的加菜。 40年后，一位当年的农场干部才透露，那时新兴农场“全场因饿致病 而死的劳教人员有几十人”。 终于，教养分子总算从饿魔之爪中挣脱了出来。凭良心讲，大组长王 定的确是积了蛮多阴功的。 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新兴农场当时的政委李殿，原是环江 县公安局长，在剿匪时王定曾救过他的命，后来，又是他结婚的月下 老人。李将王从开荒队调到场部附近的某个队后，找他谈话，互相约 好，由李的爱人把食物放在隐蔽的地方，再让王定暗中取来吃。 王定在劳改农场“劳教”了三年，于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 帽子，成为“摘帽右派”。王定先后在几个农场干过工人、保管员。 当时笔者仍“劳教”于新兴农场，记得在某次大会上，李殿语含惋惜 地告诉大家：“王定脱帽后，不好好改造，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这句“不好好改造”，用王定自己的话来解说，就是：“我自1961年 以来，曾八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四次向党中央、中组部申诉，迄无 回音。” “四人帮”覆灭后，王定又于1978年再度申诉。他措辞犀利地质问 道：“假如当时广西省委把平乐饿死人事件作为前车之鉴，哪里会酿 成1959年再次出现更惨的广西饿死人事件呢？！”他并且指名道姓地 要求严惩有关责任人──却原来，年近耳顺的王定，躯壳里居然还住 着一个孩童，他未免太天真了。 王定的“右派罪状”主要有二：一是“反对农业合作化”，二是“污 蔑省、地委领导”；但王定压根就不承认。他坚信，包产到户“救了 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万里同志语）。他直斥所谓“污蔑省委” 是“违背党章”，并反诘：“难道对大量饿死人的事件熟视无睹就是 好党员吗？！” 1979年2月，组织上为王定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 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至此，长达21年的“革命吃掉自己儿 女”的悲剧终于落幕。 平反后，王定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 厅级咨询员。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而仍然是童心 依旧，一往情深，忧国忧民。笔者案头有两篇王定写于1980年的短文 的复印件，这是他得知当年环江县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洪华获得 平反之后，在惊讶与愤慨之中写的。其中一篇这样写道：“干蠢事的 人不受惩罚，每每啃着甜头，不肯罢手；做好事者吃着苦头，难以翻 身。”另一篇题为《读《说假话者诫》的感想》，则写道：“现实告 诉我们，与其说要说假话者诫，倒不如说要说真话者诫了。好人受 罪，坏人神气的局面什么时候扭转，说假话才会被人引以为诫的。” 1988年环江事件30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 心迹：“大惨案30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 部，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对事件“仍处于不了了之的境况”表示明 显的不满，并且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 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饬《广西日 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最后，他请求：要对“环江事件有 个了结，向历史作出严正交代。” 1997年秋末，这位“曾经作过环江人民的公仆和‘父母官’，常感悲 痛，难以自容”的王定，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稿党报。1998年 10月9日，《南方周末》报于18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王定的长文 《狂热及其灾难》（编者按王定的原稿共三万字），从而向国人揭开 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遵循马克 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王定这篇“解密”文章的发表，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 章复印了100份广为散发。环江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 诉多年来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 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 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 典型。 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 宿命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那条 害党祸国殃民、“以机会主义为本质，以左为表现形式，以自杀为特 征的左倾自杀主义路线”造的孽。王定同志就是坚决反对左倾自杀主 义错误路线的勇士。 经确诊为晚期骨癌，公元2000年7月26日午时，勇士王定归天，享年 77岁。 〔刊于《炎黄春秋》2003年1月。2003年9月《读者》乡村版转载。这 是作者原稿。提供者：（济南）李昌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国际人权行动简讯（2006-03-20～27） 《维权网》 １、联合国报告指在中国酷刑仍然普遍 联合国酷刑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早前就他去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 在中国的考察，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正式报告。这个涵盖法律、 事实两个层面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使用酷刑的现象仍然很普遍。诺 瓦克是联合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被中国官方许可进行实地调查的酷刑 专员。他的报告指出，酷刑在中国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 法律允许口供作为证据、不受司法控制的超期拘留、缺乏无罪推理的 法制文化、有限的辩护权利和机制等。而社会政治中缺乏自由媒体、 独立人权组织以及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更使得刑讯逼供的情况恶 化。另外，让诺瓦克感到震动的是监狱中与他交谈的囚犯因恐惧而实 行的自律。报告说，酷刑在中国被用来获取口供，作为惩罚，或者作 为一种洗脑的方式，通常是由警察执行，很少受到监查。在中国比较 常用的酷刑有毒打、长时间使用手铐或脚镣、关禁闭或小号、高强度 劳役、坐老虎凳、坐飞机等等。诺瓦克尤其谴责了利用精神病院来折 磨不屈服的异议人士、企图达到扭曲他们思想与性格的做法。 ２、世卫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增加投资、使百姓看得起病 3月18日，据有关媒体报道，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在“第七 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预备会上呼吁中国政府更积极地投入公共健 康，让中国百姓能够看得起病，同时确保医疗保健质量。他指出， 40%的中国公民看不起病。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医疗保 健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第188位，列倒数第四。政府对公共卫生 的支出占总体医疗保健费的17%，而美国该项支出至少占总需求的 45%，几乎是中国的三倍。贝卫汉表示，目前中国一线医务工作人员 80%的工资来自于医疗收费，即使在公共医疗部分也有50%来自医疗收 费。他认为，政府应该出资保障最基本的开资，使医疗人员不从病人 身上要钱，真正服务于人民。1979年经济改革前，中国曾被世界卫生 组织视为发展中国家在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方面的典范。近30 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规模全球排名第四，但政府对医疗卫生保健投 入不足、资源分配极不平衡，这种状况导致普通百姓为看病犯愁。 ３、“保护记者委员会”敦促中国释放赵岩 3月24日，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中 国当局释放已经被撤销“泄露国家机密”控罪的《纽约时报》研究员 赵岩。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向媒体表示，自3月17日撤销起诉后， 检察官还未就释放赵岩的请求做出回应。针对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有关 “中国司法当局正按照法律处理此案”的说法，“保护记者委员会” 并不认同，并呼吁澄清释放赵岩的具体时间。该组织的执行主任安． 库柏认为，继续关押赵岩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正当程序及法治的傲慢态 度。 ４、“国际大赦”敦促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增加选举透明度 3月15日，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性人权组织“国际大赦”发布新 闻稿，对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成立新的人权理事会表示欢迎。该组织 指出，170票赞成、4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展现了国际社会对理事 会无可争议的支持，这是人权保护的世界性胜利。令人鼓舞的是，投 反对票的美国也表示将与新的理事会合作，并支持其工作。理事会的 下一步是选出理事成员，“国际大赦”呼吁有意竞选的国家在选举前 一个月、即4月8日前公开承诺该国家政府将遵循国际标准去推动和保 护人权。而在过去选举人权委员会委员时，在投票前才呈交封闭性候 选国名单，这种做法应该被摒弃。（见本刊注） ５、“非政府组织联合宣言”征集签名 3月24日，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人权组织“国际人权服务”发布新 闻稿，针对即将结束60余年历史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只允许非政府组 织在其3月27日的最后会议上宣读一份声明的决定，提出抗议。许多 以日内瓦为基地及一些仍未离开该市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上周星期五召 开战略性会议，通过一份联合宣言，向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征集签 名。声明指出，诚如联合国大会曾经通过：“无论是在国家、地区或 国际层面，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和保护人权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 遗憾的是，即将闭幕的人权委员会将它们的参与只限于一份声明的做 法不能让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得到应有的体现，非政府组织代表们对此 感到失望，难以接受，代表们期望新的人权理事会确保非政府组织今 后在人权事务上的有效参与。这份将于3月27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最后一次会议上宣读的声明建议，那天在场的与会者应该全体起立， 为该委员会60年工作期间没有得到人权保护的人们、遭受人权侵犯的 牺牲者们默哀，以这种体现尊严的方式结束其使命。 【本刊注】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人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决议于1946年2月成立，是经社理事会的一个职司委员会，成 员国由经社理事会按地区分配原则选举产生。人权委员会初建时只有 18个成员国，1979年扩大为43国。1992年第48届会议起，成员国增至 53个（亚洲12国、非洲15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1 国、东欧5国、西 欧和其他地区10国），任期三年。人权委员会每年3、4月间在瑞士日 内瓦举行为期六周的全体会议。除53个成员国外，联合国其他成员 国、非成员国、各专门机构、区域组织和在经社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 的非政府组织可派团以观察员身分与会。过去十几年，该委员会的名 声越来越差，原旨在推动和保护人权的委员会被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 国家把持，甚至有被联合国称为“人权模范”的美国被排斥出会的纪 录，使得原先成立初被寄以厚望的这个机构难以继续其工作使命，要 求其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2005年，联大总秘书长安南正式提议全面 改革联合国机构，废除人权委员会，把人权事务上升到于其他两个理 事会（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的事务（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平行的 地位，成立“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2006年3月 16日，联合国最高权力机构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建立新的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提高成员国资格标准，取代原来的人权委员会。自此，人 权委员会步入历史。 （本期编辑 天健） 【注】此刊尚无条件涵盖每周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人权活动，故只 　　　选择报道本网未能直接用中文发布、来自团体及组织的重要信 　　　息。敬请谅解。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最敬仰的三位中共政治人物 刘爱新 小序 今天是敬爱的胡耀邦总书记诞辰90周年纪念日，官方高层组织了一个 座谈会，然而官方新华社为此发布的通稿，仅有不足50个字。真够简 洁的，相比那些臭而长的报道来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记录了。不过 由此可以看到某些人的丑态和不安。我今晚愿以作于今年年初的此文 祭奠耀邦的在天之灵，表达一位晚辈对这位具有崇高人格的精神领袖 的无限敬仰之情！！耀邦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自由贡献毕生精力，为 改革开放建立丰功伟绩，万古流芳，永垂不朽！！ 题记 历史是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还不止于此，历史的反思还 有更深层的价值。 本文 如果也按照邓小平钦定的有中国特色的“代际政治”标准来划分，在 过去的三代中共政治人物中，我最敬仰的是──彭德怀、胡耀邦和朱 镕基。这三位政治人物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表现得最为绚烂。他们 代表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特殊的历史符号。他们的个人际遇蕴含着 深刻的时代方程式。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他们三个人的命运是现代 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高度地浓缩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矛盾。从他们身 上我们可以挖掘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来。 彭德怀1959年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谏毛太祖而蒙难，被打成“反党集 团”，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从最高权力层跌落到最底层，还 被重重地踩了一脚，直至文革中悲惨地去世。彭老总原本是可以保持 沉默的，就象其他许多革命家一样。可是，彭大将军却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大跃进的歪风肆虐中华大地、荼毒中华生灵，使数亿百姓遭殃。 他的良心不断地受着强烈的敲打。他是真正的农民的儿子，要为苦难 的农民代言，说几句良心话。他确实这么做了，无怨无悔，无私无 畏。他似乎也预料到了最坏的结果，然而仍旧毫不畏惧，直谏圣上， 不惜触犯龙颜，丢掉个人“美好前程”。彭大将军倒下了，中国共产 党少了一位铁血汉子，中国人民少了一位有良心的儿子。更可悲的 是，泱泱中国共产党竟然没有一个人为他打抱不平，堂堂开国元勋竟 然没有一个人为他鸣冤叫屈，反而都举了手支持毛太祖的“英明决 定”。集体冷漠症、集体失语症竟如此恶性地蔓延在党的肌体。说真 话，不仅是一种错误，还是一种罪过。 又过了几年，刘少奇被打成“修正主义叛徒”，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 议上表决通过所谓刘少奇“问题”时，足以永远铭记于后世的惊人一 幕出现了──数百名中共中央委员几乎全部齐刷刷地举手支持太祖的 “英明决定”。但是有一个人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没有举手，而是趴在 桌子上哭了起来。这是一位女委员。她怎么也不相信刘少奇一下子竟 会成了“叛徒”。她没有举手，是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勇气、冒多么大 的政治风险啊。这位女委员便是陈少敏。一位老教授曾问他的学生谁 是中共最杰出的女党员。学生答道是刘胡兰。教授毫不迟疑地喝道： 错啦，是陈少敏！ 其他的委员未必不知道这完全是迫害刘少奇主席的一场阴谋，甚至是 “宫廷政变”，然而都违心地举了手。而此时陷入无援绝地的刘少奇 心中该涌现出对彭大将军的无限惭愧了吧，该会是多么的悔恨吧。正 是当年他斥责彭大将军怎能随便犯颜，竟然说就是要对毛太祖搞“个 人崇拜”。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宿命，躲得了初一，却躲不了十五。 中共建政后，在打下江山前夕预料到的资产阶级的糖衣败风气炮弹并 没有出现，或者是被共产党人考验过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也没有滋生 多少出来，腐败风气也没有盛行开来。李自成的悲剧并没有重演。这 一切似乎昭示着这个新生的执政党坐江山的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当 初恐怕谁也没有料想到坐江山还没几年的共产党人竟会差点毁于由上 自下的谎言浮夸政治。诚实这种最基本的人性准则在党的同志们之间 竟然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一种莫大的忌讳。说真话要受到严厉惩 罚，满嘴谎言却可以青云直上。人人之间相互监视、相互揭发，人人 自危，伪君子得势。谎言，不仅为那个权力、那个社会所必需，而且 还构成了那个权力、那种社会的道德基础。亡党亡国的凶兆就隐藏在 这里。彭大将军的一个重要启示大概也就在这里吧。 谎言浮夸，俨然成了这个刚刚坐稳了江山的执政党及其官场里外通行 的潜规则：谁要是胆敢以身试法，触犯这个潜规则，谁就注定没有好 下场。彭老总并不是触犯这一潜规则的第一人。在他前面就有胡风、 顾准以及数十万“右派分子”。彭老总却是触犯这一禁忌规则并遭到 无情打击的第一个、似乎也是唯一的一位开国元勋。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21世纪时，湖北有一位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同 样因替农民说话直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触犯潜 规则而受到打击。不过他和彭德怀、梁漱溟比起来又是最幸运的。 胡耀邦是第二代中共领导人中的主要成员。拨乱反正时期，他以“我 不先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大无私英雄气概，坚定地支持、 组织和发动“真理问题标准问题大讨论”，一扫笼罩在国人心头思想 上的极左阴霾；掀起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无数曾备受侮辱的人们 ──包括已经死去的和还苟且存活着的──获得了新生，重新见到了 天日，洗刷了一生不白之冤。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犹如一声春 雷炸响在沉闷的中华大地上，那么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则是在僵硬的 中华大地点燃起全面解冻的烈火。胡耀邦最富有民主思想和宽容情 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1987年初他 在一次极为不公正的会议上被逼宫下台，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始 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人民没有忘记他。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这时的中国正处 于改革的迷途和十字路口上。春暖乍寒。胡耀邦的死在异常活跃而又 隐含沉闷的中国大地上引发了一场足以撼动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大 地震。无数的人们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悼念这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 伟大人物，没有哪个组织刻意指使，就象1976年人民自发起来悼念敬 爱的周总理一样。北大的部分师生前往天安门追悼耀邦时，打出了一 个大幅挽联，上书“中国魂”三个苍劲有力的殷红大字。每年前往江 西共青城胡耀邦墓地扫墓的人都以数十万计。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 砣就是咱老百姓的心。历史绝不仅仅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公道自在人 心，时间是最无情也最公正的。 朱镕基担纲国务总理一职之初就显示出一副铁骨铮铮的改革家气魄。 他的那篇“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勇往直前”的宣言表 现出一股铁汉子硬气，长久地回荡在时代的上空。尽管朱总的某些改 革举措（比如某些公共项目的急剧货币化、市场化）引来些许争议， 甚至带来一些社会问题，然而，朱镕基是注定要在以后的历史学家笔 下成为一个时代的改革家，而与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辈并 列齐驱。他曾经的铁腕决心和后期的无奈疲惫，至今深刻地印在我们 的脑海，久久难以散去；同时却又促使和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未 来的命运和走向。 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在向无处不在的铜墙铁壁般 的潜规则发起冲锋，那怕是以身试法也在所不惜。彭老总刚一冲锋就 中弹倒下了；胡耀邦冲锋了一半，成功了一半，最终还是无法幸免， 还是倒下了；朱镕基拿出前所未有的铁腕发起冲锋，以近乎拼命三郎 的气魄也去陷阵了，到头来还是满身的疲惫，满脸的无奈。 三个异样的时代，三种异样的符号，三位殊途同归的人物。现在中共 党内这样的人物，多乎哉不多也？ 始作俑于秦始皇阁下的潜规则在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东方专制主义统 治秩序里，不断地被强化着，犹如毒草一般疯狂地生长着，在东方社 会的文化土壤里不断地盘根错节，深深地侵蚀入东方文化的灵魂里， 形成了一堵无形的有无处不在的铜墙铁壁，象一座铁幕一样压迫在亚 细亚生产方式的病躯残体上，成为东方文化最为顽固的病症。连最先 进的阶级、最先进的政党、最先进的人物稍不留神都将沦为它的受害 者，上演出“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历史悲剧。历史的前进往往具有 “路径依赖”的惰性。潜规则并没有伴随着封建王朝政治的覆灭而自 动消逝，至今它还在地下犹如幽魂般或明或暗地统治着我们的时代， 我们还得花费更大的力气给这个东西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历史的车轮依旧无声无息地向前行进着。早在20世纪初叶就有一部分 中国人找到了医治潜规则这种顽疾痼症的药方，这就是走向共和，走 向宪政，走向民主，走向科学。革命可以压倒民主一时，但决不能将 民主永远压倒一世。“以暴易暴兮，未知其可也。”100年过去了， 我们又重新回到了20世纪之初的那个历史起点上，那么这一次我们能 够走出一条新路来吗？ 对于那些义无反顾不惜以身试法向铜墙铁壁般的潜规则发起冲锋的先 驱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尔曹身与云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有的人挖空心思想“青史留名”，恨不得把自己的名字刻入石头上， 腐烂得却比朽木还快。 他们的价值就在于揭示出，潜规则无论无何都不具有任何合法性，都 是专制主义幽魂和官僚垄断政治细菌的寄身，彻底颠覆这铜墙铁壁般 的潜规则是天经地义的。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不可期待的“四．五”运动 王德邦 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又快到了。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上，清明节因 1976年的“4．5”运动而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也因此经常寄托上国人 许多盼望。同时每年清明也是中共当局神经高度紧张的时候，尤其近 年以来，随着对“6．4”屠杀强制遗忘的失效，随着赵紫阳的含冤辞 世，随着民怨的日益加深，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中共当局统治 的危急在与日俱增，统治合法性日益遭遇现实的质疑。所以中共当局 将这个祭奠逝者的节日，视为对他们积怨难消的可能引爆点，这也写 照出中共连死人也畏惧的现实。这种恐惧显然来源于对自身罪孽深重 的认识与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当然类似“4．5”运动的爆发也是有一 定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中国今日显然远离了这种现实发生的基础， 并且事实上这种偶然性的群众运动也是不健康社会的表象，虽然她有 历史的意义，但现代文明社会建构的希望绝不能寄托在这种偶然的、 突发性的事件身上。如此，我故说：“4．5”运动不可期待！ 首先，中国今天已经缺乏了发生“4．5”运动的社会基础。“4．5” 运动的发生起因于权力阶层内斗，引爆于周恩来的去世及清明节的到 来，直接承担这次运动的是北京广大市民。如果没有权力的内斗是不 可能有“4．5”运动的发生，因为根本不会有空隙。今天中共权力层 的内斗我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的存在，但是那种表面化的可能 几乎不要指望。 曾经维系中共统治的是路线，导致分化内斗的也起因于路线，直接表 现于权力的分配。但中共走到今天已经无所谓路线了，只有利益。在 权力服务于利益的整体性犯罪情况下，罪恶成了维系统治强有力的纽 带。在罪上，使权者人各有份，以至谁都难脱干系，这种同罪的现实 捆绑起一切抗拒进步的力量。他们其中虽有利益纷争，但共同的危机 使他们达成对外的一致。这就是中共前党魁到各处公然劝勉下属的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战友，船翻对谁都没好处”。在共罪上的统一 是今日中国不得不痛苦面对的现实。这种现实决定中国目前没有发生 “4．5”的现实可能。 其次，社会矛盾存在发生“4．5”运动的可能，但缺乏转化成现实的 民众条件。今天中国的社会积怨远超过“4．5”运动时期，但是今天 中国统治当局给民间的空间要远比1976年更窄、更严酷。今日北京天 安门事实已成了中国百姓的禁地。别说集会，就是到天安门走走，一 不小心都有可能被抓。同时中国百姓在这20几年的物化诱导下，群体 性利益的漠视、人情的冷漠及群体协作性远不如文革后期了。一盘散 沙式的民众形态，也决定着发生“4．5”运动的民众基础很缺乏。 第三，“4．5”突发式群众运动只能作为极权统治权力内斗的工具， 很难给社会向良性转型贡献实质性的建树。“4．5”运动的实际结果 是统治集团内部一批经济改革人物上台，把中国一步步引入完全畸形 的获取物质利益的逐利场上，但根本性的民众的权利、做人的本质却 在权力刻意诱骗下日益沦陷。当人一步步走向动物性满足时，满足的 意义还在哪里？所以“4．5”运动为中国统治权谋提供了变数，但没 有为中国社会向文明世界转化提供帮助。这种大型民众运动没有给社 会带来良性转机，根源是这个运动起来是偶然的，没有深层的酝酿， 没有长远的诉求，更遗憾的是没有之后的延续与深化。虽然“4．5” 之后有短暂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但很快被极权所碾碎、斩断。这 种突发性的群众运动，今天如果再起来可能仍难逃“4．5”运动的命 运。 第四，社会变革不可指望于突发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无疑会给社会提 供一些变数，但是社会的深层变革决定于变革理念植根于社会的程度 与民间社会自觉结成力量的程度。变革意识在社会的植根与民间力量 的结成，是推进一个社会持久而平稳转型的前提。今天中国普通大众 的权利意识有多强，为争取、维护自身权利的协同力有多大，中国今 日的变革就能走多远。说到底一个社会的变革基础在启蒙与结盟上， 没有启蒙与结盟的预备，社会变革就举宰于统治者手中，变革走入歧 途、步入畸形就在所难免。 今天清明节将至，我们在追悼那些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献身的先烈们 时，反思中国“4．5”运动与社会变革，为我们今后更好促进中国民 主进程提供一些参考显然是必要的。 （2006-03-28于北京）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希望在儒家！ 东海一枭 儒家门中也会出现不肖子弟，也会出产乡愿、小人、伪儒、伪君子、 人格分裂者甚至奸徒恶棍。尤其是在比君主专制苛刻、残暴、严酷、 虚伪千百倍的党主专制制度下，在传统道德全方位、大范围崩溃的今 日中国，宗教政治学术思想各种门派，尽成中共派出机构，儒家当然 也未能超然和幸免。但是，与中共治下的其它门派中人相比，与那些 没有门派信仰、也没有接受过传统熏陶的知识分子相比，儒家人物相 对表现得真诚一些──儒学近年来虽受到中共重视利用，毕竟根本上 与马列教格格不入，无论如何，多少保有一点自家的道德精神。 我说过，历史上真正的大儒和理学家、心学家，多数是极富忧患意 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及尊严意识的人物，如果认真翻读他们的奏 疏、诗文各种著述，了解他们的行止出处、人生历程，也就是观言察 行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大都热衷于思考、著述、讲学而淡于仕宦， 即使出仕为官，也比较廉洁清正，敢怒、敢言、敢于犯颜直谏。而且 他们普遍有一种以道自任的帝王师心态，道德自信、思想自是、学术 自尊往往发展到自负自大的地步，绝非后人想象中那种萎缩猥琐、卑 下怯懦、虚假伪善的形象。（《高昂的头颅──为理学辨诬之 六！》） 被国、共两党一致诬陷为“大汉奸”的汪精卫，不愧为儒家文化培养 出来的一代伟人。我之所以为汪精卫辨诬平反，是早已从内心深处相 信他绝非大汉奸，众多资料（如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金雄白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也充分证明汪不仅无罪，而且有大功于 民，有大功于国。 后人对汪精卫“投敌”原因作过很多分析，或认为是汪懦弱自卑性格 和个人权力欲望的恶性发展，或认为汪恐日、媚日、缺乏民族骨气， 缺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或认为汪为了夺取国民党的最 高权力。多数分析尽属胡言乱语、无稽之谈。一个从小受到儒学尤其 是阳明学浸润培养的人会懦弱自卑？一个早已豁出了性命的慷慨悲歌 之士会恐日、媚日、缺乏民族骨气？一个多次主动辞去党国第一把手 职务、淡于色欲、物欲、权欲、冰雪一样的高洁的人物，会为了权力 与蒋介石“争风吃醋”？ 那些不懂儒佛、不懂诗、委琐、卑贱、小聪明的犬奴文人，怎么可能 读懂汪精卫！他们怎么能够领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 民、爱民思想，怎么能够领会“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儒家最高义 理，怎么能够体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风范和“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 好在汪精卫冰清玉洁、亮节高风和壮怀激烈，众多部属及支持、同情 他的大文化人可以作证，他自己一生大量的英雄事迹可以作证，他诗 词中流露的深厚的儒学修为、道德素养也可以作证。要批汪骂枭，敬 请认真读完枭文《还我汪精卫》再批、再反。 马列东侵之后，中国人已经普遍地乡愿化、小人化、伪君子化、人格 分裂化、甚至奸徒恶棍化，芸芸众生中，岂但再不可能出现汪精卫那 样的“遮奢”人物，偌大中国已没有几个人是值得信任和敬重的，基 本上已经没有人了。如果要从普遍的伪、恶中挑选相对的真、善，或 许只有儒门还存在一定的可能。将心比心，将己度人，真儒者心灵生 活丰富，精神境界阔大，“名教中自有可乐”，对于世俗的荣利和外 在的“热闹”，相对会看得比较淡漠些，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相对会 得真诚些。 很多年来，我几乎已不再交新朋友，今后想必也很难碰上值得一交的 人物了。想从“非人”堆中找出几个象人的、或还有人味的人来，大 概只能从民运队伍中去努力了，其中又以民主派儒者为优先。遗憾现 在的民运队伍中儒者亦缺，想起清末和民国立宪派革命派及反革命派 中，多数人物皆儒者或富有儒学修养，令人神驰。蒋介石之流奸雄为 人、为政的真诚度尽管很低，也比现在中国朝、野绝大多数人物高得 多。呜呼！ （2006-03-28）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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