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3-12 新闻与评论 呐喊呼吁 ◆焦国标促日关注中国人权及民主化进程　　　　　《大纪元》 认识问题 ◆政治与维权　　　　　　　　　　　　　　　（杭州）吕耿松 探索道路 ◆制度不改，三农无望　　　　　　　　　　　（南京）张玉祥 ◆中国人人性之我见　　　　　　　　　　（山东临朐）张铭山 ◆回顾高智晟发起的绝食活动　　　　　　　　（丹东）田晓明 运动留痕 ◆我不是珍稀动物　　　　　　　　　　　　　（西安）李贵仁 迫害实录 ◆湖北“六．四”学运难人冯海光携妻成功出逃澳洲　　蒋品超 ◆思想犯与思想罪犯　　　　　　　　　　　　　（南京）川歌 ◆欧阳小戎，一个勇敢的青年　　　　　　　　　（南京）川歌 ◆彻底平反右派，天理昭昭　　　　　　　　　（济南）李昌玉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焦国标促日关注中国人权及民主化进程 《大纪元》 〔《大纪元》记者萧辛东京报导〕2004年因公开发表《讨伐中宣部》 一文，向中共的意识中枢开炮而遭解雇的前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 教授焦国标，应日本三地出版社及个人等的邀请，自2月26日起在日 本东京，京都及札幌进行三个星期的访问。 访问期间，应《大纪元时报》社邀请，于3月10日晚在东京台东区进 行了题为《日本应帮助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人权状况》的公开演 讲，并就中国民主化等问题和来场人士进行了热烈交流。曾直言不讳 大胆讨伐中宣部的焦国标，以同样的真性情实理念坦诚在访日之旅中 感受到的限制及对日本社会关注中国民主化的期望。 开场道白：排除日本各方阻力 呼应《大纪元》乃一种人性的坚持 焦国标教授以边缘话题的开场道白，陈述在这次为期三周的无主题访 问行程中，主动回应大纪元报社的呼应，决定进行此次演讲的初衷， 及因此而招致日本一些帮助他来日访问的组织和个人的阻力。焦国标 表示，自己对此次演讲的坚持是一种支持，“不管有多少阻力，抱怨 和不理解，都觉得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焦国标介绍，因最近对东亚问题有一些思考，此次访日前就有藉此次 访问机会做此演讲的想法，希望日本人和在日的中国人能够关心中国 的民主化问题。焦国标说，和以前去美国时感觉到就中国的人权和民 主问题可以进行自由的讨论并引起热烈回应相比，此次的日本之旅中 感觉日本社会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问题，特别是在和《大纪元》的关 系认识上存在许多误区。在美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很自由，到日本 发现一些个人，组织对自己的活动提出了一些要求，和一些限制，甚 至是很严厉的限制。 “法轮功不能见，《大纪元》不能碰，上访者不能见……中国社会就 是这么一个隔绝的社会。人和动物有隔绝，我们爱我们的宠物，希望 和它们对话，但无法对话；我们想念我们死去的亲人，希望和他们对 话，但我们无法对话。可是可以自由交流的人和人之间，我们需要去 制造隔阂吗？这几天因为这件事附加的外来的意见，来不来今天的聚 会，在我的脑中高度的斗争，嘴上都斗出水泡了。但是不管有多少阻 力，不管有多少风险，朋友的抱怨和不理解，我觉得都要坚持自己的 价值选择，那就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之间是应该学会沟通的”。 日、中间问题是制度性问题， 日、中间矛盾是意识形态上的矛盾 焦国标接着切入主题，表示，日本之所以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政治 民主化问题，其原因在于日、中间问题的实质并非历史和经济的问 题，而是制度性问题，日、中间的矛盾其实并非是单纯的历史和经济 上的矛盾，而是意识形态上的矛盾。 他说，一个国家如果在民意上，在合法性上没有充分的自信的话，就 会在一些其他问题上寻找其合理性的理由。一个代表民意的政府首先 关注民众的需求，而民意不充分的国家里，对积累的民意政府进行有 目的的堵塞，它就必然需要寻找另外的途径减压这些一触即发的民 意，在内政之外寻找突破口。中国如果是民主制度的社会，日、中间 就不会出现现在的这些问题。 东亚领导人应建立民主论坛和 民间经济援助促进亚洲的民主人权 那么，日本如何能够对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化施加影响呢？ 焦国标提出了从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着手的具体方案，建议在政府层面 设立关于讨论东压地区人权和民主问题的论坛，同时在民间层面，积 极向政治犯家属提供救济援助的方式。 焦国标说，他注意到凡涉及东亚地域问题的论坛，几乎都只局限于经 济领域，没有人谈人权和民主问题。这种现象可以被理解为亚洲政治 家们缺少关注人权和民主的情怀，也可以被理解为亚洲政治家们的道 德取向上的问题。焦国标介绍，东亚区域领导人的产生，基本上是通 过民意渠道的，并且是公开的，这些地区的领导人更有资格和理由关 注东亚的民主化问题，但是他们却在推进东亚的民主化进程上甚少作 为，相对来讲民主化进程落后于东亚的非洲地区领导人最近对这个问 题的关注甚至超过了东亚。 焦国标建议东亚地区领导人应该定期举民主问题的论坛，炒热这个话 题，以推进亚洲的民主化。亚洲整体的政治犯人数较多，当政治犯们 被判刑后，家里的经济压力马上出现，生活条件也迅速恶化。焦国标 特别提议日本的民间组织可以为一些政治犯设立奖项，进行经济上的 接济，这些政治犯的人数可以掌握，日本民间可以帮助成立这样的机 构，解决这个问题。 对历史问题自责不如积极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焦国标提到，在日本十天，有一个感觉，就是和日本朋友谈民主人权 这个问题时，反映都比较淡漠。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说我有这个责任， 而是说中国政府会不会不高兴，中国政府会不会反对，中国民主化了 又能怎样，民主化后的中国会否依旧反日？还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历史 上日本侵略过中国，现在我们提这个问题会不会对不起中国。我对他 们说，你要是真的觉得为历史自责的话，你就更应该关心中国的民主 化问题，这才是对中国民众的真正帮助。 象现在的这样日本政府层面上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表现的日、中关系传 统，可以说是一个坏的传统。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总是避而不 谈，我们需要开始一个日、中间关系的好的传统，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象美国那样公开的谈，公开的对中国人权问题表达责难和抗议， 创立一个新的政府层面的健康模式。 实际上中国政府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也是需要国际社会不断的给它 推动，不管是帮助、还是责备。我们可以设想即便在当今的中国，有 一些政治家是希望加强政治民主化，甚至是某个国家领导人，他的内 心也回呈现不同的倾向，而这个倾向的加强取决于国际和国内上的推 动和压力，他才会表现出更大的承担政治风险的决心。 现在日、中间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纠缠不清，争执不下，官方热，民间 也热，我在解决问题的方面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日本朋友可能很真诚 的说参拜是一种原谅死者的传统，和军国主义没有关系，我想如果这 样，那是否日本应该建立另外一个神社，纪奠那些在战争中被杀的外 国人民；而中国也有不原谅死者的传统，鞭尸什么的，那是否和日本 一样，中国也可设立一个场所，让中国人发泄仇恨，这样大家在各自 的范围处理此事，互不碰撞。这个想法也许非常幼稚，不过我想最根 本的解决方案还是日本社会应该帮助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化。 最近3～5年是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时期 关于听众提出的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时间问题，焦国标表示他个人认为 将会非常快，在最近的3～5年内会中国社会将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 化，包括好的方面，也包括坏的方面，而坏的变化，不仅对于中国国 内，对于日本和亚洲的周边国家以至世界都是不利的。中共在尚掌握 着权力的当今，应该主动把握这个时机，主动去进行变化，如果采取 这个主动的方式，结果对它还是比较乐观的。 他说，很多日本人问道，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会否走新加坡的模式，我 表示不会。中国的民众对民主的盼望积累了长期的历史，一旦实现， 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追求是不可压抑的。 他表示，在现实中，感觉到中共在变和不变中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 一方面仍然在做在一些实际工作中，比如农业税收问题，另一方面又 在舆论上控制的很紧，个人感觉之间存在着一些可能性，这也许是假 象，也许是策略。 没有中共的统治中国会否混乱 席间，有听众表示，在日本存在着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因为有了中共 的统治才可以维持至今，没有中共中国将混乱。焦国标回答说，中国 离开中共能否生存，这个问题不需要证明，中国13亿民众，不在乎谁 在谁不在，中国曾经没有了毛泽东，没有了邓小平，没有了满清，没 有了朱元璋，没有任何一种存在都不会怎么样。尤其在现代社会信息 和传媒发达的时代，管理一个国家和社会并不需要太高的组织，凭籍 理性和一些信息，加上国际社会的介入，很容易平复一种浮动。 日本应该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的维权运动 焦国标说，现在人权律师高智晟发起的维权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的现 在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事，对于高律师在近期遇到的危险，他希望日本 政府通过驻华使馆对高律师的状况表示关注。至于中共对高律师的处 理手段，他相信在胡访美前不会有大的处置，胡回国后是否会采取大 的动作，有40%的可能，个人希望胡访美回来后，能以一种对话方式 展开，解决高律师等提出的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割断和打 压。 就高智晟发起的维权绝食运动带动了更多的人尤其是军队和高层人士 的关注和支持的现象，焦国标表示能有人将这些问题带到临界点是好 事，如果高智晟遭受危险，可能会给国内带来更大的变数。 信仰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影响力 就中国民众维权运动中法轮功学员起到的先驱作用而引发的关于宗教 信仰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之思考，焦国标表示制度的建立可以在 短时间内完成，信仰的确立则必须有一个较为长久的过程，以他个人 从无神论者转变成有神之信仰的历程，他认为宗教信仰对一个社会对 一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当今的中国社会，有5%、 10%的警察是基督徒或是法轮功学员，全民族的心灵水准将完全是另 一种状态。 问及和高智晟前往东北调查法轮功学员受迫害之经历，他感慨当今时 代自己的同类还在进行如此残忍的酷刑，令他觉得耻辱，而法轮功学 员在平淡道出酷刑和迫害经历时表现出的圣贤者的心境亦让他感叹人 类承受苦难的极限能力。他亦认同，中共当局无法妖魔化的基督徒们 应该和法轮功学员一样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起到更大促进作用的看 法，认为长久以来形成避世和谨言传统的中国的基督徒们，应该改变 现状更多的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 〔转载自《大纪元》2006-03-12 00:44；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政治与维权 吕耿松 当前，围绕维权和绝食的各种争论中，讲得最多的是“维权政治化” 或“政治化维权”。“维权”这个词的含义相对狭窄，比较好理解。 但“政治”这个词，无论外延或内涵都非常丰富，要掌握它实在不 易。赵紫阳当年对他的手下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我们都不清 楚”。赵紫阳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总书记，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的创始人，但他却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是个似 是而非的东西，谁都知道，但谁都说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政治的 一小部分，所以“政治”更是个似是而非的东西。马克思说阶级斗争 就是政治，列宁说经济就是政治（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毛泽东 起先说武装夺取政权是政治，后来又说文化大革是政治，邓小平说改 革开放是政治。江泽民在“三讲”中，有一讲是“讲政治”，但“讲 政治”到底讲什么，他也说不出来，后来搞了个“三个代表”，这大 概就是他所说的政治。在西方，宪政、民主、人权、自由、博爱是政 治，制订法律是政治，治理国家是政治，国际交往也是政治。可见政 治是个包罗万象的筐，什么都可以装。从时间上看，政治有历史和现 实之分，原始人推举酋长是政治，现代人选举村长也是政治；从空间 上看，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世界大战是政治，个人维权也是政治（个 人维权是指私权利对公权力的抗争，而不包括私权利对私权利的冲 突）；在形态上看，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制度、法律、政策、策略是 政治，制订和运作这些制度、法律、政策、策略也是政治。 政治这个词是舶来品。西方语言中的“政治”一词（英语politics、 法语politique、德语Politik），都来自希腊语πολι?，这个 词，可以考证出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在《荷马史诗》中，最初的含义是 城堡或卫城，后来称为“城邦”。城邦里住着公民，公民参与城邦的 统治和管理活动，这就是政治原来的意义。日本人翻译西方语言时用 汉字创造了这个词，意为治理政务，实际上就是处理国家事务。 当英文的Polit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人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 应的词。孙中山认为应该使用“政治”来对译，认为“政就是众人之 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 的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孙中山为什么要用“政治”来对译呢？因为 中国古代也有“政治”的说法，但“政”和“治”是分开来的。在中 国古代，“政”一般表示：朝代的制度和秩序；统治和施政的手段； 符合礼仪的道德和修养；朝廷中君主和大臣们的政务活动。“治”在 中国古代则一般表示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如“天下交相爱则治”； 统治、治国等治理活动，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 当然中国古代的政治和古希腊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政治只是一种君 主和大臣们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而在古希腊，人与人之间在 政治关系上是完全平等的，大家都只是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并轮流 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了政治，就产生了与政治相关的学科，如政 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哲学，等等，还产 生了各式各样的“主义”，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马克 思主义、黑格尔主义、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等，所以关于政治就各 有各的说法。在笔者看来，政治就是不同集团（族群）之间的冲突和 围绕冲突所进行的活动。这里所说的冲突，是指意志冲突和利益冲 突。意志冲突包括意识形态冲突、制度冲突、宗教冲突、信仰冲突， 利益冲突主要是指物质利益的冲突，此外还包括荣誉、地位、社会评 价等。目前，民运和法轮功跟共产党的冲突主要是意志冲突，维权群 体跟共产党的冲突主要是利益冲突，当然，意志冲突的背后还是利益 冲突，利益冲突是第一位的。由此可见，维权是政治，政治包括维 权。在中国维权更是一种政治，因为中国老百姓许多权利的丧失和受 到侵犯，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造成的。 有些论者把维权仅仅看作是律师的事，这种观点未免太狭隘。“维 权”二字，顾名思义，就是维护权益。在中国《律师法》里面，“权 益”前面还要加上“合法”两字，这实际上毫无必要，权益本身就是 合法的，不合法就不叫权益，用不着画蛇添足。不过，这也恰好说明 中国法律的缺陷。 在中国的立法者那里，老百姓所有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平等权、自 由权，都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给的，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与不 给，给了，就是合法的，不给，就是不合法的，“合法权益”也由此 而来。 那些认为维权仅仅是律师的职责的观点，可能是从《律师法》里找出 来的。我见过不少上访者，他们有的人对自己案子所涉及的法律，研 究得很透彻，绝不会比律师差，但他们一次次的上访和申诉，不是杳 无音信，就是被踢来踢去。前天有位沈先生来找我，谈起他的遭遇： 三年前，因牙缝太大，吃菜的时侯老嵌缝，他去浙江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去补牙，医生建议他把牙拔了，他接受了医生的建议。不久，旁边 的一颗牙感染了，医生又让他拔掉。拔掉后感染更厉害，这家医院给 他免费治了两个月，还是不能好，而且越来越疼。沈跟院长大吵了一 通，然后到浙二医院治疗。浙二医院认为要动手术，沈点了主刀医 师，并签了合约。但是，等沈先生全身麻醉后，开刀的却是那位跟他 吵过架的口腔医院院长。后来，病情恶化，左下颌牙床严重溃烂，他 只好又做一次手术，把左下颌骨拿掉，用铁板替代。三年来，沈先生 不能吃饭，只能吃流质，而且每天疼痛。 沈先生一气之下，把两家医院告上了法庭。法院根据杭州市医学会作 出的鉴定，认定这不是一起医疗事故，理由是沈先生没有证据证明拔 牙跟牙床溃烂有因果关系。但法院认为浙二医院“违约”，应承担 “违约金”。沈先生上访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这份 鉴定书充满了猫腻，法院的判决是十分荒唐的。他给了沈先生很多法 律法规资料，沈先生现在已能倒背如流，但他无法打赢这场官司。他 在北京上访时，遇到两个截访的警察。警察很同情他，但劝他不要到 人大去，因为第一会使他们200元一天的津贴“泡汤”，第二去了也 没有用，只会多点气受受。他们建议沈先生要么弄把刀把那个混张法 官捅了，要么弄些炸药来把那家医院炸了，“舍此别无良策”。 沈先生在中纪委大门口看到一位50多岁的男子全身赤裸，高声喊冤， 引起很多人同仇敌忾，怒骂共产党。他说他的冤案再得不到解决，他 明年也要到人大去裸体示威。他说他现在还要脸，如果共产党逼他不 要脸，他只好豁出去了。 沈先生到我家来只是想跟我认识一下，没有把资料带来，只给我看了 判决书。光凭这份简单的判决书（中国的判决书都写得很简单），就 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错误：第一是沈先生拔牙后浙江口腔医院给他免 费治疗了两个月，这说明该医院承认沈先生的牙床溃烂是拔牙引起 的，否则为什么要给他免费治疗呢？第二是沈先生是跟浙二医院的主 刀医生签的合约，口腔医院院长凭什么给沈先生开刀呢？须知开刀是 件非常大的事，作为医院院长难道不知？更何况，这位院长跟沈先生 吵过架，他应该主动避嫌（有位警察认为他有谋害动机，也不无道 理）。要说对方谋害沈先生，证据确实不足，但要说它是医疗事故， 是明摆着的，还要什么证据？如果要证据，只能是医院提供证据，证 明沈先生的牙床溃烂不是拔牙引起的，免费治疗两个月跟拔牙无关。 可惜医院拿不出这样的证据，只好不认账，法院也只好包庇，因为这 位医院院长是全国有名的牙科专家，是博士生导师，他门生满天下， 权势赫赫，谁敢惹他？沈先生的律师原先为他仗义执言，后来退却 了；浙江的媒体原先也为沈先生抱不平，后来也哑然失声了。 沈先生的维权经历表明，弱势的维权者在强势的侵权者面前光靠律 师，光靠所谓的法律武器，成功的机率是极小的。沈先生的案件是个 普通的民事案件，“法律”尚且不站在他一边；如果换个政治案件， 那法庭就没有“天平”了，就会出现莫少平、张思之等鼎鼎有名的大 律师屡战屡败的“奇迹”了。中国的维权者面临的是一个司法不公的 法制体系，而在这个法制体系背后，是一个极端腐败的政治制度，所 以中国的维权必然和政治相联系，维权也就必然政治化。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制度不改，三农无望 张玉祥 两会年年开，年年有热点。今年的两会好象又产生了很多的热点。其 中“三农”问题是热中之热。这种会议虽然没有几个农民能够参加， 但那些政府大员和“专家学者”还是一样在大谈“三农”问题。他们 又在高谈什么“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了。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老声重弹”的会议，农民们已经听得发腻了。对 于农民来讲，这种有着诸多“热点”、“焦点”的“两会”，还不如 对有着几个包袱（笑料）的一场“春晚”感兴趣。 三农问题虽然“年年讲，月月讲”，但是，在现体制的政治背景下， 即使再讲20年，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 政策许诺，带给农民们的也只能是“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是破 棉袄”的失望。 对于“三农”问题，我再也不想沉默了。我这个农民的儿子觉得自己 很有必要为中国农民为中国政府写点东西了。如有可能的话，也请那 些坐而论道的“专家”大人和那些只是举手工具的“代表”们仔细看 看。看看你们附从的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的动机是不是对头，看看他们 的方法是不是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看看他们的扶持措施在现体制下 是不是能够行得通和走得远！同时也请大家看看我说的东西是不是才 真正地切中要害。请大家看看怎么样才能真正地解决三农问题。 还是就“三农”谈“三农” 自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熔基提 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问题以来，好象中国社会才 有了“三农”这个词，“三农”成为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合称（简 称）。 不容否认，“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它同时更是一个现实问 题。因为，它的严重性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近 20年才达到了前所未有之程度的。 不容否认，三农问题，也令中国政府十分头疼。中国政府也很“关 心”三农。很久以来，一些领导人、一些专家学者，一些仁人志士， 还有一些身体里流着农民血液的良心官员也发表过不少经典之论、治 农之策。他们也采取过一些利帮农行动和励农之举。例如自赵紫阳开 始的中共中央连续下发的不少所谓的“一号文件（讲泽民时代中 断）”以及每年对农业的一些政策补贴等。可是，到现在为止，“三 农”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相反，“三农”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治标不治本也。没有找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也。三农问题的表 现在农村农业农民，但本质上是体制问题，是政府的重农动机和指导 思想问题！ 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以农为本”，统治者的重农思想历来已久。他 们的重农情结有的远远大于中国现任领导人。但是他们一边重农，一 边重税。也就是说，他们一边重农，一边夺农，他们重的只是富国强 兵，他们重的只是农民之力，而不是真正重视农民之利。可想而之， 在这种重农指导思想之下，重农的结果只能是越重之越穷之。“四海 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即是真实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统治者更是人为地将中国社会一分为二， 活剥国民整体，实行“一国两治”，构建了一个极不合理的、历史上 任何一个朝代的歧农夺农政策与之相比都相形见拙的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体制。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公，使得农民在资源使用配置、在 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在教育和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与其他阶层形 成极大反差。政府制定了很多要求农民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政策， 却极少考虑到让农民共享社会成果。以至于目前的中国社会，从阶级 阶层的角度看，农民有了严重问题，从行业产业的角度看，农业有了 严重问题，从地区区域的角度看，农村了有严重问题！ 目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城乡和东西发展不平 衡。从城乡看，人口大头在农村，小头在城市，可是经济总量的大头 却是在城市而小头在农村；二是社会地位不公。农民政治上的主人公 地位，经济上的市场主导地位，都没有得到丝毫体现。农民社会生活 中的国民待遇严重缺失。政府虽然搞了一些家庭承包，村民自治，但 是由于二元经济的社会制度没有彻底改变，加之村级组织多由政府控 制，使得农民在实际上根本没有市场自主权和政治参与权。 “三农”问题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但其本质的问题是人权问题、制 度问题和政策问题。 农民问题 农民作为农业的主体、农村的主人，所以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根本。 现在的中国，农民还没有被看成是一种职业。农民甚至连一种身份都 不是。在国民待遇上，中国政府实行的是市民和农民的双重标准。政 府实行的是一种阶级歧视、重工轻农的双重政策。这种政策使得农民 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经济上深受剥削。以至农民根本没有真正意义 上的人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中，把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中的最大的阶层， 仅次于无业游民而排名第九。所以，三农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因为不 尊重农民，不重视农民和不能正确地对待农民，不给农民以合理的人 权造成的。 政府一方面觉得要“重视”农民，一方面又害怕农民。他们一方面想 借重农民的力量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一方面又害怕民力担心农民富 裕觉悟造反。所以，他们在夺农的基础上又采取了各种愚农和压制政 策，千方百计地要农民安分守己做“顺民”。他们要的是“使由 之”，而不是“自由之”。直到现在，农民还不能有自己的组织。政 府害怕这个社会中最大的阶层会不稳定，所以极力控制农民协会等团 体的成立。不光如此，政府对于农民的权利要求、对于农民的上访维 权行动又多采取打压政策，惟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另外农村基层乡村干部横行乡里，大量搜括民脂民膏。加之农民自身 处于“二等公民”地位，对各种公共福利，教育医疗，文化金融等可 望而不可及。以至形成了他们所谓“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泉”的不 公局面。虽然某一段时间政府也给农民一些“甜头”，但接踵而来的 却往往是不断加重的各种负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无数大盖帽围 着一顶破草帽”。压得农民苦不堪言。“水田旱田责任田其实不甜。 长期存在的这些国民待遇问题、农民的人权保障问题，给农民造成了 一系列极为严重的后果。再加上国家每年从农村拿走近六千亿，城市 化进程中（光低价征地）又从农民受中拿走两万亿。农民实在哭不堪 言。而农村的公共发展事业本来应该是国家投资，政府却往往又以 “人民事业人民办”的方法转嫁给农民。农民始终是愚弄和掠夺的对 象，始终是社会的弃儿！ 刚刚开始的农村选举，农民也没有多少权利可言。县乡（镇）一级政 府过多干预村民选举，各种指令和贿票的泛滥使得村民选举成为过 场。村民选举徒有其名。 在政府职能方面，也没有实现真正的思想转变。政府部门不是在培育 地方产业，教育引导农民，帮着农民在发展经济和找市场上着眼，而 是满天下地去“找商引资”，以农村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为代价 去换取“外商”对当地财富的疯狂掠夺。 以江苏省泗阳县为例。从客观上说，泗阳县的土地资源，粮食资源、 林木资源、酒业资源都相当丰富。传统的特色产业也很有特色。但由 于长期受极左政策影响，长期受贪官污吏的盘剥，农民们经济基础大 多较差。虽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创业，但农民们大多没有足够的钱去 创业。可是，当地政府从不积极想办法在金融政策等方面对农民实行 扶持，相反却想方设法到外面四处请人来泗阳“投资”。他们大规模 建设工业园区，画地为牢，大搞形象工程。各乡各镇，政府机关，企 事业单位都强行摊派了招商任务，甚至连教师都规定了硬性指标。他 们通过各种渠道找来“投资者”。可奇怪的是，政府在“引资”的同 时，还要向这些所谓的投资者提供贷款。让人搞不懂他们是“招商引 资”，还是“找商投资”。 一些弄虚作假的老板们正是看准了当地官员的媚外心态，几乎全部是 谎报投资规模去骗取贷款。实际情况往往是，这些“老板”带来的钱 不多，骗到手的钱却不少。更有甚者，有的人干脆将钱骗到之后，一 走了之。 泗阳县政府为了附庸风潮，强行征用农民大片土地，将大面积的良田 划为工业用地，将将农民的土地强行“农转非”，以每亩一万多元的 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的方式转让给这些老板。而这些所谓的老板们， 看好的就是这些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有的老板干脆光圈土地不生 产，坐等土地涨价再转手出让赚取差价。与此同时，一些老板为利益 所驱使，还对当地资源极尽破坏、对当地农民极尽苛刻之能事。他们 破坏自然生态，污染人文环境（当地政府规定，宾馆饭店、娱乐场 所、洗头房、歌舞厅不准执法机关介入，以方便和保护外商），极大 地浪费了当地资源。 虽然有的老板门在依靠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赚了钱，但他们 并不是将钱用在当地，他们也并不是将资金用于发展当地的医疗、服 务、建筑和其他产业。他们大多存有临时心态，在政府那优惠政策到 期之前，往往就提前结束经营活动，将资金转移。所以他们给当地带 来的不是财富的再生链条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到最后，政府所得到 的往往是当时的政绩和日后的一片废墟。可是，农民则白白地牺牲了 土地、环境、长远利益。 在这种长期的愚农和夺农政策之下，农民素质普遍底下，他们大多麻 木无知，极少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浪潮中 无所适从，他们普遍没有发展眼光，他们更加缺少市场意识。信息 化、知识化、全球化令他们无所适从。 环境的严峻，自身的不足，成为了制约农民发展的难破瓶颈。除了年 轻一些的出门打工以外没有任何能力去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即使有少 数人有想法，却有因为金融歧视与政策限制而难以实现。 农民自身不能发展，又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不能自 主地选择产业组织市场，还不能有效到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靠什么 增加收入？政府那区区三千亿、四千亿？，对于八亿农民来说，能够 算钱？何况这个三千、四千亿还不是直接补贴农民，直接到送农民手 中的。它还包括抵税、产业支持，公共事业投资等！所以我说，政府 的思路不改，永远没有农民富裕的那一天！他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 要增加农民收入也永远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退一万步做个假设：即 政府有心养活农民。可这个不让农民有财富再生机制，严重扼杀农民 创造性的制度之下，我们这个尚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怎么可能养得 起它的八亿农民？即使把八亿人给美国，美国政府也会吓得神经失 常！ 农村问题 农村是农业和农民的载体。农村资源丰富，具备一切工业化城市化发 展的条件。世界上不论哪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历史上也都是农村。发 展不好农村，建设不好农村，没有任何理由。如果有，也只能是社会 制度原因造成。因此，农村问题就是社会制度问题。 客观上说，农村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农村承载的人口太 多、人均占有的可利用资源太少、经济结构与市场需求相矛盾、走出 去发展和自身竞争力缺失相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突出等等，都是制 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问题是哪一 个国家的农村都可能存在的。现时期我们国家的农村问题，根本不是 这些天然的、自身问题造成，而是政府长期以来所执行的农村政策而 导致。这些问题从远说，是土改和土改以后画地为牢的城乡分割二元 经济的社会结构制度造成的。这些问题从近讲，则是政府加大城市化 建设和一系列不人道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歧视政策造成的。为了说明问 题，下面试举农村的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１、农村的教育问题。由于现政府在国家教育问题上实行的是包城市 　　弃农村的偏袒政策，农村教育大多有农民自己集资承办。农村本 　　来就缺少资金，再加上各地政府严重地摊派和集资，使得很多地 　　方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严重影响着教师的从教热情与教学 　　积极性。由于农村教育严重缺乏后劲，升学率极低‘学费高昂， 　　很多农民干脆让孩子弃学打工（要不然，他们就只能因教致贫， 　　因教赤贫），产生了一大批新的文盲半文明人群。本来，教育应 　　该是政府的事，可以广大的农村却只有无奈地“人民教育人民 　　办”。 ２、农村的经济问题。农村的种种矛盾，归跟到底都和经济有关。农 　　村经济不单纯是农业经济，随着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将越来越多 　　的包含城市经济的内容。而政府在金融上一味地向城市倾斜，使 　　农村资金在长期以来极度匮乏，农村在教育、医疗、文化福利事 　　业等方面和城市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农村经济越来越缺少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农村只有越来越穷，越来越落后。到现在为止，农 　　村经济在我国ＧＤＰ份额中还是占有很小的比例（不到30%）。 　　农村怎么实现乡镇化？中国又怎么实现城市化？如果政府一定要 　　搞城市化，那么，这个城市化充其量也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 　　是人的城市化。 ３、农村的组织问题. 农村的组织管理问题是农村问题中的又一个关 　　键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存在着两个管理体系。一是政权体 　　系，一是宗族体系。他们虽然是专制制度之下的产物，但宗族自 　　治的力量占有很重要的作用。农民们在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在 　　自主职业等方面活动的空间很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得到 　　了有效的发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很多成就很高的民间工艺与发 　　明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现政府出于维护政权和统治的需要 　　在农村设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思想简 　　单，单一，他们如一盘散沙，孤立无助。政府严厉控制农民在社 　　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党组织不为农村的公共事业，生产发 　　展负责，而只负责收取提留、户籍管理、计划生育、催粮、罚 　　款、出工、监视信仰、防止信访和组织群众学习中央文件。农民 　　在择业、迁徙、信仰等各个方面受到严格限制，没有真正的人身 　　自由。 ４、农村的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本，是“三农”的载体。土地 　　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所有权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土 　　地所有者才能最有效地支配和经营土地，也就是说，只有产权明 　　晰才能使土地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值与增值。土地的个人所 　　有，在历史上是经常见到的。就是在现在，它也被很多国家所广 　　泛采用。2002年，俄罗斯通过了《农用土地流通法》，农民不仅 　　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且土地还可以自由流通和交易。这个法律 　　的实施，使得长期以来俄罗斯农业这个最不受重视、效益最底的 　　产业一下子成为了最能盈利和最有发展前景的部门。目前俄罗斯 　　对农业的投入产出比高达1：5，一些大的食品公司、石油公司都 　　积极向农业投资，俄罗斯正在通过土地的自由流通解放农民，吸 　　引大量的优质资本投资农业。 可是，我们国家实行土地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度。将土地牢牢地控制 在国家和政府手里，以方便他们自由剥夺农民，自由地将土地占为己 有。虽然在形式上搞了承包，看起来承包权在农民手里，但事实上却 仍然在村乡和县一级的政府手里。他们只要想占地、用地、卖地，便 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成百上千亩的土地征用。他们从中吃好处，而让农 民吃大亏。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地方抢在“开发”之前征地，“合 法”骗取天文数字般的土地差价。而农民对土地的收入和利润收益的 分配既无知情权又无支配权。农民中如有不同意或敢于反抗者，政府 就动用警力抓人关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好象是为人代养的孩子， 虽然很疼很爱，却也无可奈何的知道，那毕竟不是自己的骨肉。 起初，政府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先是规定农民不能进城，将农民紧 紧地控制在“广阔天地”，强迫农民在土地上创造大量的财富去为工 业化积累原始资本。农民不能有任何经商和经营副业的自由。造成城 乡体系急剧断裂、农村市场极度封闭、农村没有任何活力。当时的农 民如果能够搞个什么“农转非，若非祖上积德，实乃万难不易之事。 可是到后来，政府又提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加快各地城镇建设的要 求，他们又相反地要求农民都成为”居民“、要农民都成为”城里人 “。好象是农民的地位一下从九地到九天，一下子可以扬眉吐气的” 农转非“了。其实，农转非的不是农民，而只是土地。 政府的这种政策虽然符合“潮流”，在理论上也说得通，但在实际和 实践上却不符合中国是实际，它对于农民来说又很可能又是一场灾 难。至少说它决不是农民的福音。 我们国家大规模搞城市化还没有形成它成熟的前提条件，实践它的机 制也还没有成熟。要搞城市化，就得让农民切实的过上与城里人同样 的生活和得到同样的待遇，否则，以牺牲农民利益和农村土地为代价 的虚假城市化对于农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可眼前的现实告诉我们，新时期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是何等的惊心动 魄！到目前为止，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仅03年，全国被证土地就多达 4,000万亩，有近五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以后每年还将有200多万的农 民要失去土地）。很短时间之内，许多农民变成了“种田无地，上班 无岗，低保无份”的无业游民。失去土地的农民靠的是什么生活？他 们的子孙后代靠什么生活？他们没有福利待遇，没有养老保险，他们 又不能随便融入城市享受市民待遇，他们的未来在哪里？请问，在人 类的城市化进程中，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这样迫不及待的掠夺人民？如 此这般的思维错乱之下，大喊兴农，大喊农村产业结构又怎么实 现！？ 此外，还有农村的金融、税收、医疗等方面都存在着几乎病入膏肓的 问题，他们也都和如上所列举出来的几个方面一样，是政府的的歧农 挤农政策造成的。 农业问题 农业是人的衣食来源，生命之源。它与人类最早相伴而生的，具有极 强的生命力。人所共知，农业讲“天时”、讲“地利”，但更需要讲 “人和”。农业问题最关键的是人。我说的“人和”不仅仅是人际关 系，还包含着人与天地的和谐，包含着尊重自然规律。但她更包括着 包含着统治者对农业对农民的重视。 当然一提到要对农业和农民重视，可能有些人有会象他的祖爷爷毛泽 东对当时提意见的梁漱暝那样，“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农民问题还不如 你”？ 其实不然，政府重视农业往往是在粮食减产不能保障供给，或是在饥 谨威胁之下才思农重农。一旦丰衣足食之后，则又掉以轻心，轻农弃 农。记得当时的朱熔基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得意的说，中国的 粮食即使不生产也可以够吃三（？）年了。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重视 农业的心态与动机。我们的农业的任务难道就是为了保障糊口的吗？ 诚如斯，那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还要不要？ 现代农业已经与传统的农业不同，它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智力有了更高 的要求。智力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开发与 应运。体现为经营管理个开发和创新，可是，人的素质怎么才能提 高？政府采取了那些措施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了？学习中央文件，贯 彻领导讲话，那可以提高农民素质？ 劳动密集型在传统农业的是法宝，而在现代农业、集约型农业成为潮 流的情况下则普遍被抛弃。政府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提高劳动生产力和 分散富余劳动力？难道就是任由农民自发地弃农进城和大片剥夺农民 土地？ 大家都知道农业要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市场化。路子很多渠道 也很多，很多地方也已经有了实践，但是总是困难重重，收效甚微， 根本无法健康的发展，其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制度和体制在挚肘。 农业是生存问题和温饱问题，但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历代同志者，关 心的不是表示民生死活，而是江山稳固。只至现在，政府“为人民服 务”的动机也还没有真正改变。传统中农业出现问题，农民靠的是 “老天爷土地爷万岁爷”。我看现在的农民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的 “万岁爷”根本靠不住。 解决三农问题，不是没有可能，即使积重难返，也可妙手回春。当然 它有个前提，那就是政府要切实改变错误的重农思想和重农动机，真 正改变现行的农村社会制度，在根本上扭转重城市轻农村的惯性思 维，彻底转变为了稳定而重农的统治思想，统筹城乡发展，给农民以 真正的国民待遇，以人为本，尊重人权。 在此前提下，国家还要再将三农战略提到一个更新更高的高度。树立 危机意识。城乡并重。即使牺牲一些发展速度也要给农民和城市居民 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要真正让农民得权、得利、得教。废除户籍制 度，大力推行乡村教育。大力营造尊敬农民，尊重农村，尊视农业的 社会氛围。彻底清除不人道的收容遣送和克扣虐待民工现象，给进城 农民与市民的同等待遇。取消教育赞助费，给农民子弟平等的受教育 权。在农村，要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实行土地私有，以调动农民 种地养地的积极性。走工业化发展农村经济的道路，实行多元化的发 展战略。加快发展城镇化的步伐。要废除现行的封建意义上的人头 税、人亩税，统一城乡税制。加强农村金融改革，加大国家的补贴力 度，增强财政支农实力。完善支农资金的管理体系。本着优先发展农 村教育的原则，大力推进农村素质教育。废除农村村级党组织，建立 真正的村民自治体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走市场化、企业化的发展 道路，建立开放、统一、竞争和有序的现代农村市场。建立国家宏观 调空但主要有市场调节的粮食购销体制。完善社会化服务。真正地将 农业推向国际。 总的说来，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不敢办的事。只要政府敢于 破立，敢于改变现行制度，真正依靠人民，真正关心三农，就一定能 够在不久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中国的三农面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象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伴随着潇洒的动作而喊出的：“我们 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国人人性之我见 张铭山 中国人自认为有异于他人，由来久矣。翻开中国的书籍，书写“非我 族类”的文字，不带偏见者鲜矣。那种视天下人如无物的心态，纸上 跃然。即便国人为异族命名的字词，也或是带有犬部、兽部，或是带 有虫部。即使近代与之斗智斗勇、屡败其下的洋人，勉强送了他们一 个人字，但也还是夷人。中国内部，被汉人吞并征服之民族，或蒙、 满征服汉人之民族，一时用“圣学”汉化不了，这才发明了一个可以 笼而统之的称谓：中华民族。但汉人对国内其他民族的大汉族心态昭 然，对外国人的夷、夏之分更是如同泾、渭。现今中共执政期间，不 好再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示区别，又发明了“中国特色”、 “国情”、“国民素质”之类，对内欺侮百姓，对外敷衍洋人。 中国人是否是人类的异类？从近代以至于今日，中国人遭受的灾难、 面临的险恶，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确实鲜有出其右者。几千年至今的 独裁专制、治乱循环不已的灾难、异族的侵略杀戮、以及日本侵华战 争、国共内战、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6．4”血案、镇压法轮 功、以及近年对国民维权的镇压，中国人真是灾祸连年。中共“稳定 压倒一切”的政策，与国民争民主、要自由、维持生存而奋起抗争的 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可调和，冲突也越来越激烈。各种矛盾 酝酿、发酵到现在，已经不是协商、妥协能够解决的了，社会冲突震 荡在所难免。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为什么几千年走不出痛苦的深渊？ 是中国人的人性注定要中国人遭受这无尽的苦难，还是苦难使中国人 人性使然？ 满清入关荼毒汉人，攻城掠地、杀戮百姓的急先锋是汉人；幕后运筹 帏幄助满人占中原、治汉人300载者，亦汉人也。抗日战争时期，从 前朝皇帝、政府主席、某些政党到平民百姓，顺从及帮凶者，比比皆 是，超过侵华日军人数的汉奸皇协军，更是世界奇观。真心抗日者， 除蒋介石麾下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其他有能力者鲜矣。镇反、反右、 文化大革命、“6．4”血案、镇压法轮功，有责任者或云形势、或云 执行命令，更有少耻者解释为受蒙蔽、欺骗。这些说辞，均回避了一 个作为人回避不了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做人的底线在哪里？这种说 辞，只是用贬低自己的伎俩，让良心好过一些，也还是两害相权取其 轻的“术”而已。但那些令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令善良人们不敢 相信的兽行，岂是这些浅薄的说辞能推诿的了的？ 佛说：魔由心生。兽行的产生，必定是心先生发，后由体行，行为无 非是心理的外化。释迦佛舍身饲虎、割肉喂鹰，墨子摩顶放踵利天 下，表象了人心之善、人性之良；杨、朱之说：“拔一毛利天下而不 为”，道出人性之私；始皇帝坑40万吞赵，路易氏“我死后哪怕洪水 滔天与我何干”，证实人性之贪、之残。综观古今，性善、性恶之说 纷纭，但都道不尽人性的内涵。人性只能通过人的行为去洞悉，而人 的行为之复杂，各家标准之纷杂，都说明善恶涵盖、诠释不了人性的 复杂内涵。弗洛伊德氏本我、自我、超我说，马斯洛先生五个层级 说，罗杰斯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都从理论上探讨、解决了人性的文 明演化过程。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科学，尤其是美国的开国 先哲“联邦党人”，明确提出对人性的不信任，并设计、实践出一整 套制约、制衡机制。这种基于保护人性之私的学说制度，最大限度保 障了人权及其发展。 反观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是儒、墨、道、法。“法”讲的 是严刑峻法，以法去不齐；“道”除了道“玄之又玄”的哲理，涉及 人的方面说的是术，而术属诡道也；“墨”行的是兼爱，摩顶放踵利 天下；“儒”开的药方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行“仁人之 政”。这些都背离了人性的张扬个性、趋利避害的本质。汉武帝后， 儒家成为正统，教民以礼以淳民风，又取法家警戒百姓，齐民以刑以 利统治。这种分裂人性的环境，必然产生另一种文化，中国人很少推 崇人格上的英雄，他们崇尚的是玩术的诸葛亮、耍流氓当了皇帝的刘 邦等人；中国人一向不把别人当回事，他们崇拜的是自己圈子里讲义 气、视别人为草芥的水浒好汉，实际也就把家人视为人，甚至只是自 己。中共立党后，一方面大肆杀戮以儆异己，另一方面又大造一些不 食人间烟火的典型人物，驯化中国人的奴性，培养中国人的双重人 格。中国人经过几千年这种中国文化的熏陶，终于形成今天这种遍地 皆乡原，倾国少英杰的局面。 洋人们曾认为，中国没有民主、自由，是因为没有中产阶级。一旦中 产阶级壮大，就会挤压独裁政府，独裁政府就一定抗不住，交出民 主、自由来。这样，中国纳入了自由世界，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就没 有了。于是乎，大家一窝蜂跑到中国来，贷款的贷款，做生意的做生 意，硬是帮着中共独裁政府，造出了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令 洋人不安的是，这个伙同中共独裁政府、吮吸中国百姓血汗长大的 “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不但成为中共的帮凶，还传染了跟中共做 生意的洋人公司。这些在本国按局出牌的洋公司，也发现了抢夺比安 分做生意来钱容易得多。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老百姓的，因为任何既得利益者，都在一面抢 钱，一面准备走人。一旦雪崩开始，这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矛 盾将全面显露爆发出来。那时，我们这个没有宗教、没有凝聚力的国 度，将会是什么样子哪？我们从亚洲民主国家走过的艰难历程可知， 仅有民主是不够的。我们应当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拒绝狼奶灌 输，拒绝环境诱惑，养一点浩然正气，培育一点爱心，才有可能重新 塑造出中国人健全的人格，中国才会有复苏的希望。 遽伯玉行年50，而知49年非。王夫之亦曰：性日生而日成。我们在生 命的长河里，不断经受着良知和邪恶的考验。让我们始终遵从我们心 中的价值评判，恪守住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是救己、救人、救民族、 救中国的必经之路。 （2006-03-10山东临朐〔音“渠”〕）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回顾高智晟发起的绝食活动 田晓明 春节期间，郭飞熊和唐荆陵在广州遭到殴打，随后高智晟便倡议用绝 食的方式来抗议官方迫害维权人士。这时的高智晟受到了警方长时间 的跟踪和骚扰，长期被跟踪、被骚扰之后，高智晟的内心会积累起强 烈的愤懑，在这种情境中，同事被殴打的消息必然会使高智晟的内心 发生更激烈的变化。这时，高智晟做出绝食的决定就显得顺理成章 了。 一个绝食的组织者必须为一次绝食寻找一个原因，使人们为了这个原 因来绝食，关注这个原因的人越多，参加绝食的人也就越多。一个想 进行大规模政治示威的人，一定会用汕尾枪击事件来作诱发人们参加 绝食的原因，而不会象现在的高律师那样，没提出一个鲜明的、吸引 更多人的原因。对于他来说，绝食是情急之下的决定。因此我们可以 推测，高律师进行绝食并没有太多的政治目的，或者说他并不是以政 治示威为主，通过绝食来抗议一些人对他以及对他的朋友所做得人身 攻击，这可能是他的主要目的。绝食活动影响扩大以后，高智晟的想 法又发生了变化，他对政治的考虑可能多了一些，对此笔者不想在此 进行讨论。 一个绝食的组织者在绝食之前一定会考虑何时发动绝食比较好，一个 绝食的组织者如果想让绝食产生更大的效果，他就不会在节日期间、 或节日刚过去的时候开始绝食。节日会使人懈怠，这时人们无法迅速 地进入工作状态，进入危险的绝食状态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愿意吃喝 的中国人在节日里被酒肉灌得脑满肠肥，这样的人是无精打采的，他 们根本就没有参加绝食所需要的那种激动的、愤怒的心情。你让这些 人为了减肥参加绝食，他们兴许还会参加。高律师选择的绝食日期离 春节太近了，这导致了参加绝食的人不是特别多。 绝食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一些非议绝食活动的言论出来了，比较典 型的是刘路的说法和不锈钢老鼠的说法。 刘路认为，示威、抗议不是维权，他主张维权的人不要去抗议、示 威。 一个人用不着去钻研法律，他只要平时看看报纸就可以知道，在法治 健全的国家经常发生示威活动，这些人示威的目的是什么？是夺权 吗？不是，是维权，他们是通过示威来进行维权。以前有美国港口工 人的大罢工，有法国运输行业的工人罢工等等，这样的活动对社会造 成的冲击远远地大于几十个人的分散的绝食活动。那些罢工发生之 后，也没人出来说工人要夺权了。在罢工期间，当对立的双方就某个 事情达成协议之后，罢工立刻就停止了；这就证明了人们走出来示威 的目的是维权，这也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示威来维权，通过示威来维 权并不能使社会崩溃，美国、法国现在也没分崩离析。 刘路等人希望高智晟回到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道路上，不要参与到政 治中。 在中国，单纯的维权是比较少的，一维权，就很容易涉及到政治，当 事人想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师涛案、黄静 案、上海静安区东八块拆迁案、陕西石油投资者被侵权案等等，这些 案件都有政治背景，许多律师都不愿意接这样的案件，即使接了，也 不敢做无罪辩护。如果这些案件不涉及到政治，律师能不为这些案件 的原告辩护吗？一个人权律师如果想彻底跟政治不沾边，他就应该不 出头、随大流，大部分律师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不锈钢老鼠对于绝食的议论也比较离奇，她引用甘地的话说：非暴力 行动不是弱者别无选择的选择，而是有力量的强者“宁愿自己受到伤 害也不愿伤害别人”的主动选择。她说：“当一个人有用暴力抗争的 可能时，选择非暴力才有意义。” 甘地认为，非暴力行动是有力量的强者“宁愿自己受到伤害也不愿伤 害别人”的主动选择。个人的理解是，甘地所说的“有力量的强者” 指的是在精神上有力量，这是软力量，它不同于强劲的肌肉、武器等 发出的硬力量。一个人的精神超凡脱俗了，他的精神就充满了力量， 他就能“宁愿自己受到伤害也不愿伤害别人”，他就能用绝食这种伤 害自己的方式来与别人抗争，而不是用杀戮的方式来与对方抗争。 其实一个人的硬力量即使不强，他也可以实施暴力，他打不过持枪的 军人，还打不过军人的孩子吗？他不能发射导弹，还不能往水井里投 毒吗？一个人不能有手打人，还不能用嘴骂人吗？事实证明，骂人、 刁难等精神虐待也可以使别人的心理难以承受；精神虐待也是暴力的 一种形式。因此就可以这样说，任何人都有使用暴力的可能。这样一 来我们就应该肯定地说：强健的人选择非暴力是有意义的，软弱的人 选择非暴力也是有意义的。 不锈钢老鼠说：“当一个人有用暴力抗争的可能时，选择非暴力才有 意义。因此我认为，吴一然先生和象他一样的人选择绝食等非暴力行 动是有意义的，而软弱如老鼠者如果做同样的事，就未免象是小孩子 用不吃饭来要挟父母……”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见不锈钢老鼠的能 力，她以小资般的口吻说出的这段话，也许会使很多人打消绝食的念 头，可惜的是，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在老鼠的眼里，绝食是大男人的专利，跟她那样的小女人是不沾边 的，这有点太不女权了。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不是珍稀动物 李贵仁 囚徒生涯的第一夜睡得不错。尽管是和别人挤在墙根水泥地面上，尽 管只垫着一条脏兮兮的烂褥子，而且没有枕头，我也比在宾馆的席梦 思和丝绵被里睡得更香。绝对睡够了，八、九个小时呢。在家里，两 天加起来还不一定能睡这么多时间。所以，起床时头脑很清醒，只是 浑身筋骨疼痛难忍，特别是头天晚上刚进来时被齐应西踹了一脚的左 大腿，真象断了似的。但我还是硬撑着和犯人们一起收拾被褥，然后 到放风场的水槽边洗脸刷牙。铁门打开了，两名犯人急忙抓起大铝 盆，到门口去打饭。大半盆黑面糊，每人能分到一碗；十几个硬得象 石块的黑面馒头，每人一个。吃饭时间很紧张，包括洗碗在内，顶多 20分钟。马上接着干活。劳动号（判刑后留在看守所劳动改造的犯 人）送来了糊火柴盒的皮子、篾子、边纸和糨糊，那糨糊比我们喝的 黑面糊可爱得多，不仅白，而且稠。担任号长的齐应西把大家分成两 组，让我随便干点什么，算是对我照顾。 歇火时，齐应西和几个红头钻到屋角被称作“毛驴”的便坑四周去抽 烟。“毛驴”和床板之间隔着一截半米高的水泥墙，可以起点掩护作 用，管理员从对面大窗子上面的巡视通道走过时，抽烟的人只要把身 子蹲低些，把头也低下去，一般情况下就不至于翻把（一旦翻把就得 挨打）。我带进来的半盒凤凰烟，这天早晨被齐应西要去了。此刻， 他同时点了两支，他和另一个红头陈红军各一支。在抽到一半时，他 们才分别交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只能抽四分之一支，然后再往下 传，越往后的抽得越少，每人只能抽一两口，最后一个就得用纸把烟 屁股卷起来抽了。本来，刚到的新人是抽不着的，哪怕是自己的烟也 只能眼看着别人抽，但我还算有福，最后抽了几口。 突然，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提着笤帚走到我面前，用河南话命令我： “扫地！”我坐着没动。那个被称作小河南的家伙用笤帚把在我腿上 戳了一下，怪叫起来：“咦，你还耍得大，敢不扫？”我猛然站起 来，瞪着他说：“你有什么资格对我下命令？”那家伙倒退一步，但 是另有两个家伙立即冲过来威胁我，一边吼着一边准备动手。幸亏齐 应西大喝一声：“你们想干啥？都给我滚一边去！”这才使我免遭第 二顿毒打。 事后我得知，小河南是个杀人犯。他从河南家乡流窜到西安，不知怎 么挂上了一个临潼姑娘，入赘为婿，却又勾搭上了岳母，俩人先下毒 再用绳子勒，杀了岳父，连夜把尸首拉到村外投入井中，但很快翻了 把。他岳母不过40岁，也在这个看守所关着。 歇过火，又开始干活。这时，一名管理员打开铁门把我叫了出去，带 到二排管教室。里面有四、五个人。管理员让我坐在门口的石墩子 上，指着一个微胖的人对我说：“陶所长要和你谈话。” 陶是副所长，以前在铁道兵干过，看上去只有30多岁，颇具儒者风 度，但又显示出精明干练的气质。他那双鹰一样锐利的眼睛闪着睿智 的光，似乎既能洞察一切，又能威慑一切。他走到离我一米远处，坐 在一把椅子上，用透着关心的和善的口气问我： “感觉怎么样？能适应吗？ 我淡然一笑，很平静地回答：“感觉不是一句话能讲清的。至于能否 适应，我认为不是什么问题。人在被迫进入任何环境时都得适应。” “号子里有没有人欺负你？” “没有。他们都对我很好。” 头天夜里刚进号子就遭毒打的事，我彻底抹杀了。我恨那帮打我的混 蛋，可我决不愿告状。不知怎的，我内心深处竟仿佛先天怀有对那些 恶棍的理解。 陶所长盯着我的脸，换了种较严肃的语调告诫我：“在这里关的绝大 多数是社会渣滓，你和他们情况不同，别和他们说什么。”最后，他 又补上一句：“无论谁敢欺负你，随时向管理员报告，收拾他们！” 我没有做声，沉默着离开管教室，回到号子。 第二天上午，我又被带到管教室，这一次是另一名姓郭的副所长要同 我谈话。他是带着所里的孙秘书一起来的，此外还有二排和其他排的 八九名管理员在场。好象我是什么珍稀动物，看守所的干部都想见识 见识。毕竟，在刚过去的两个多月，我已经是西安很有名的人了。 郭所长问了我的年龄，说我和他同岁。但他显得比我年轻多了，是个 善于保养而且注重仪表的人，头发梳得很整齐。他举止文雅，说话声 音尖细，却能给人以亲切感。 他和我谈话时，孙秘书在一旁作记录。 问起我对看守所的印象，我说，不进看守所就无法想象看守所的真实 情况。我以前从未想过看守所是怎么样的，只在一些作品中看到过好 象很逼真的描写，但是现在有了亲身感受，才发现所有作品的描写全 是扯淡。 又问起我对犯人们的印象，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必须深入分析。有 些犯人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坏，但是有些犯人也可能比我想象的好得 多。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人呀；他们扭曲了人性，甚至在某些时候 践踏了人性，戕杀了人性，但在他们身上终究还是能够发现人性。他 们都应该有更象样的生活，却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能不令人痛心 和深思。 郭所长居然对我的话很感兴趣，他请我谈谈社会上的犯罪现象为什么 不断猛增。 “官方不是在报纸上披露了许多犯罪原因吗？”我略带讥讽地回答， “什么教育没有抓好啦，对各种腐蚀抵制不力啦，都讲得很有道理 嘛！但是仅止于此么？事实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比如就业问题。”孙秘书突然插了一句。 “对，这是个大问题。那么多人失业，被抛到街头，犯罪现象怎能不 猛增呢？”我接着说下去。“不过更致命的恐怕还是政府的腐败和专 制。官做得越大越腐败，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元地搜括侵吞，有谁不知 道这类事情？又有谁能服你？当官的用自己抓来的权力这么干，老百 姓就用犯罪对着干。当然，真正犯了罪的应该制裁，可是腐败现象不 清除，犯罪现象就永远下不去！你不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问题，反而 对老百姓搞什么严打，从重从快地抓人杀人，老百姓早就不怕了。你 今天杀一百，明天再杀一千，结果犯罪的人反而更多。” 我肆无忌惮地把话讲到这个分上，郭所长觉得不能再往下深入，便收 起笑容，站起来对我说：“好，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你有什么事，随 时告诉排里的干部，让他们转告我。能解决的都给你解决。” 刚关进来就被所长们接连叫去谈话，而且管理员送我回号子时态度总 那么好，这是很不寻常的事。犯人们看我这么受重视，加之我没有点 炮，也就是没有告发他们毒打我的劣行，显得很够意思，很仗义，便 对我格外好了。他们开始把我称为李老；这个尊称很快传遍全看守 所。干活也尽量照顾我，让我干轻松些的，不想干就歇着。找我闲谈 套近乎的也多起来。 一个身材瘦长的犯人走到我面前，挺着脸说：“咱们两个一样，都是 政治犯。” 我冷冷地回了一句：“咱们两个不一样。我和你不一样！” 已经有人向我介绍过这位神仙。他是山西省的农民，连什么是政治都 不懂，生活过得既平静又平淡。一天摆弄收音机时听到台湾的声音， 说是欢迎联系，还可以提供帮助，他喜出望外，便接连写了几封信， 也没有什么好说，只是让对方给他寄一笔钱。信是拿到西安发的，被 西安警方截获，派人到山西把他抓来了。已经关了两年，什么也查不 出，至今没有起诉。据说警方只想让这个异想天开的家伙吃两年苦 头，可能最近就要放。 我那样回答之后，心里有些后悔。他尽管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只是想 问人家要一笔钱而已，却并不是恶人，没有犯什么罪，警方凭什么把 他关两年呢？台湾方面主动提出可以提供帮助，这个农民才写信去要 钱的，在大陆掌权的共产党如果也能通过广播表示愿意向穷人提供帮 助，穷人们还用给台湾写信吗？自己不帮助穷人，却把需要帮助的穷 人抓起来关押，这是什么道理？ 想到这里，我内心生出一丝怜悯，竟冲淡了对那神经兮兮自称政治犯 的发财迷的厌恶。我从上衣口袋摸出两个在号子里被称作“蚂蚱”的 烟头，那是所长们同我谈话时我从他们手里接过来抽剩下的。我走到 那个农民面前，默默地递给他。对犯人来说，这算是很大的恩惠了。 他受宠若惊，抬起眼睛傻笑着表示感激。 我真想喊一声：“上帝呵，怜悯你的罪人吧！” 我好象真的成了什么珍稀动物，不仅看守所的干部，就连主管看守所 的市公安局五处也几次来人把我叫到管教室去谈话。并非有什么任 务，只是想和我见个面，聊几句。有一次，那个一起去抓我的漂亮而 文静的女警官也带着几个人来看我。但她不是单纯找我谈话。她给我 送来了一条刚缝好的褥子，是我家的人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托到她头上 的。我想起家里人，心里很难受，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事实上，我当然不是什么珍稀动物。我是囚徒。这种新的身分决定了 我不仅失去自由，还要遭受羞辱。 在号子里刚过完一周就出了事。 这是我被捕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正巧可以休息。看守所的犯人星期日 也经常干活，碰上管理员高兴才准休息，但早晨还是得按时起床。我 倒是做到了，铃一响就起来站着，还有几个人也如此，但是包括号长 齐应西在内的几个红头却赖在床上不动。谁知这一天偏偏是王所长值 班。王是正所长，比陶、郭厉害得多，连干部都怕他，因此得了个 “老虎”的绰号，无论干部还是犯人全这么称呼他。起床铃响过十多 分钟之后，他在管教室按动电钮，打开每个号子通向放风场的铁门， 就到放风场南边甬道上巡视，结果发现了我们号子还有几个人睡着。 他居然没有显示老虎的神威，一点脾气也不发，只是在二排记事本上 写下了这一情况。星期一早晨，排长来上班时看到老虎写的情况，勃 然大怒，马上提着警棍冲进我们号子，那神态，比老虎更凶猛，甚至 赛过了狮子。 他腾的一下冲到板上，高高地站在那里，挥动电警棍连骂带吼：“狗 日的，你们这群猪，都给我靠墙站好！” 全号子的人立即紧靠东墙站成一排。 “畜生，你们睡呀！别起来呀！妈的，给我丢人，我操你们祖宗！” 骂了一阵，他觉得还不解恨，就跳下来，从南到北挨个收拾。他那粗 壮有力的胳膊不断抡着电压很高的警棍，走到谁的面前都照脑袋和身 上狠抽，每抽一下，号子里就爆出一声惨叫。有些犯人只是叫叫而 已，有些犯人则是边叫边讨饶：“再不敢了，饶了我吧！”几个犯人 强辩说：“我按时起床了。”但排长眼睛一瞪：“你他妈的按时起床 了？你按时起床了也得打！”照样劈头盖脸打下去，照样打得嗷嗷直 叫。一个犯人挨了几警棍后，左闪右闪，还用手去抵挡，排长狞笑着 说：“咳，你有种！叫你再尝尝这滋味！”说着就把电警棍直直地捅 到那个犯人嘴巴上使劲钻动，那个犯人实在受不了，从队里冲出来， 猛扑在地。另一个犯人很软弱，刚挨了几下就大叫着抱住头向北面乱 窜过去，一下子窜了四五米，跌倒在大铝盆上，结果被排长赶上去， 又多加了几棍。 我站在队列北头。排长终于来到我面前了。我挺直身子，两眼愤怒地 逼视着排长充血的脸。号子里顿时静下来，两边的犯人都把目光投向 我和排长，等着看这一幕怎样演出。排长愣了一下，但随即靠近我， 嬉笑起来，压低声音说：“你还从来没有尝过这玩意吧？今天也尝一 尝。”说罢，他慢慢地举起电警棍，慢慢地伸到我面前，很温柔地在 我额头和脸颊上碰了两下。我既没有动，也没有叫，只是捏紧拳头， 把身子挺得更直，目光更愤怒地逼视着他。我已下定决心，如果他敢 用那玩意碰我第三下，我就用拳头还他三下。但他迅即避开我的眼 睛，开始收拾后面几个犯人，凶狠的劲头也比刚才减弱了许多。在最 后一个犯人头上抡了几下之后，他什么也不再说，马上走出号子，锁 上铁门回管教室去了。 排长刚走，号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犯人们竟象没事似 的，又说又笑，还有人学起了排长骂人的腔调。几个红头到我面前赞 不绝口：“李老，你的势真硬！”“你把他镇住了！”“其实他在你 面前心虚着呢，他害怕你！” 我对此一概不理睬。我心中仍燃烧着怒火。我沉默着走到一边去，打 算马上写一份抗议，交给所长。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找纸笔，铁门又打开了。一个劳动号把我叫出 去，带到一室。那个号子不关犯人，专供堆放糊火柴盒的原料，有两 个劳动号在里面住。原来是排长叫我。他很客气地把我领到一室放风 场，让我和他并排坐在椅子上。 “刚才的事情你要能够理解。如果不给你两下，犯人们会说我偏袒 你，对你也不好。” 他的解释显得很诚恳。我的心软了，觉得不好再同他计较。但我一声 不吭。 他继续对我边说边笑，竭力表示对我十分信任。到后来，他很认真地 说：“号子里的事情，你替我管着点。每个犯人的言行你都要留意， 随时给我通气。” “让我给你当特务？对不起，我不干！” “怎么是当特务呢？协助我掌握犯人动向嘛，这有助于加强管理。” “排长，号子里的任何事情我都决不会对你讲，你别费这分心了！” 这事我从来没有对任何犯人说过，但是有几个犯人后来主动告诉我， 排长非常严肃地向他们布置了监视我的任务，命令他们把我的一言一 行都记下来，每天详细汇报。 我并不感到意外。我认为那是合乎逻辑的。我对这些确实抱友善态度 的犯人说：无所谓，你们只管执行吧。 “我们每次都说一切正常。没有说过一句对你不利的话！” “那就多谢你们！”我微微一笑。 集体打了一顿之后，排长又对我们号子采取了另一项惩罚措施：在定 额外加班干活，多糊五万火柴盒，一星期内完成。这样，我们就得一 天干两天的活了，每天从清晨7点干到夜里10点以后，把我们个个搞 得腰酸背痛，连话都不想说。 （2006年3月11日于西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湖北“六．四”学运难人 冯海光携妻成功出逃澳洲 蒋品超 冯海光先生原为湖北某财经学院（一时忘记问校名）学生，因 “6．4”期间参与组织湖北黄石地区学生运动，被判刑四年，与本人 一道在湖北第一监狱服刑。该监狱原为湖北地区关押战争时期国民党 战犯及各时期重大反革命犯监狱，当年因参与六四学运而被判反革命 的反革命犯全部拘押在此。 据本人统计，当时出入此监狱的反革命犯共23名，其中为外界所熟知 的著名犯人有李海涛（原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中国中西方哲学史 之父萧颉父门生）、萧远（华中师范大学总务处处长、王军涛同学、 因窝藏王军涛被判刑三年）、范士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产主义工 人运动史学士、原湖北省工会干部）、孙三宝（湖北工自联领袖） 等，冯海光是其中在押犯之一。 四天前，冯海光先生携妻以观光旅游身分进入澳洲，立即离团，寻求 救助。由于护照被带团旅行社扣留，多番周折，经袁红冰先生相助， 现已取得在澳暂居权。 在袁红冰先生帮助下，冯海光先生已在国际大赦网搜寻到他当年自狱 中传往海外著作的英文翻译。刚刚本人已将联合国网站纪录的1992年 湖北监狱“6．4”反革命犯抗暴记载网址传及袁红冰先生，冯海光先 生是当时与狱警反抗的勇士之一。网址如下（第97款）： ◆英文： 　http://www.umn.edu/humanrts/commission/thematic51/34.htm ◆西班牙文： 　http://www.cajpe.org.pe/RIJ/bases/mecanism/tortura8.htm 但愿冯海光先生能平安顺利取得澳洲合法居留绿卡。 （2006-03-12洛杉矶）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思想犯与思想罪犯 川歌 近年来陆续有一些人因为思想而被捕与处刑，其中著名的案例有郑贻 春案、师涛（师涛案从表面上看是泄密，实质上还是因为师涛的那些 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而定的案）案、许万平案，以及尚未下判的杨天 水案、李元龙、侯文豹案。这些案例中最具典型性的是郑贻春案与李 元龙案，因为在这二个案例中，被告均因为纯粹的思想而受刑事追 究，其他案例中的当事人或许还有一些其它因素在内，比如师涛涉嫌 所谓的泄密，而杨天水与许万平则涉嫌民运活动，侯文豹则涉嫌公民 维权。郑贻春与李元龙都是因为写作而受难的。郑贻春以他所写的77 篇文章被中国的专制政府处刑七年，而李元龙则因为他的四篇文章身 陷囹圄，除非出现奇迹，大概这位倔强的贵州汉子免不了要有牢狱之 灾。 上述的这些人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犯。思想犯的特征即是因为思想而 “犯罪”并受处罚。但是这些思想犯究竟该不该受处罚呢？他们又究 竟说了些什么呢？有着一些什么思想呢？我认为，从现代正义观来 看，从为世界各国共认的（少数专制国家除外）的民主、自由、人权 的价值观来判定，他们显然是无罪的。他们只是在行使着相关国际公 约所规定的人的自由权利而已。他们没有犯那些理应受到处罚的罪 行。他们都是无辜的人。为什么说呢？我的理解是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思想犯的话，那么，这些思想犯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这些犯 罪的人必须有为整个人类共认的国际法所规定的思想犯罪行为，比如 鼓吹非正义战争与种族灭绝，鼓吹残酷的阶级斗争与其它反人类的思 想、理论，鼓吹某一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民众的对立与仇恨，鼓吹与 宣扬可能造成极为不良社会后果的邪恶宗教与其它邪恶思想、理论， 鼓吹一个国家的分裂与地区、人民之间的对立，否则，就不能以思想 犯罪来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遗憾的是上面我们所说的中国近年来 所认定的思想犯没有一例是属于上述情形。可是他们却被定罪了，或 者即将被定罪。 以我有限的知识，我只知道如下的罪犯是属于思想罪犯的范畴的，比 如二战时为纽伦堡国际法庭定罪的纳粹战犯卢森堡，他因为极力鼓吹 纳粹的种族灭绝思想而被处以绞刑。又如，被国际正义力量送上远东 国际法庭的日本的法西斯理论家大川昭明，也是一个十足的思想罪 犯。这个人后来因为可能的装疯买傻而侥幸逃脱了惩罚。再如，前些 时被英国某法庭处刑的某先生，这位先生竟然不顾事实，公然否认纳 粹罪行，为纳粹作招魂。还有现在的某些日本政治家，如著名的东京 都知事石原，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人是一位现代的思想罪犯。他的许 多言论已经超出了正义人类能够容忍的底线，他为日本法西斯在二战 中的罪行所作的辩护实质上可归于人类的思想犯罪范畴。此外，随便 说一句，在当代日本国，这样的思想罪犯是很多的，这也是日本国作 为一个国家没有正义观没有对其战争罪行进行真正深刻的反省的结 果。 还有，或许马克思是一个最大的思想罪犯，因为这个人以看起来美妙 的理想，鼓动全人类的人卷入了一场被称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邪恶的极 权主义深渊。为此，造成了极为严重恶劣的后果。而正是这样的一位 思想罪犯却为中国的执政当局当神像供奉着，为继续残忍地奴役中国 人民服务。 象郑贻春们这样的思想犯是光荣的，他们以他们卓越的超越于时代的 光彩照人的思想引领着中国人民向着光明的前程飞行。他们是无辜的 “罪犯”，是正义的象征，良知的星辰。真正的思想罪犯是那些以恶 毒偏执的思想对着良善的人民进行错误的奴役、控制的人们，是那些 宣扬仇恨、暴力、战争、种族与群体灭绝的言论、教条与理论的人 们。是卢森堡、大川昭明、马克思等等人。 中国的自由思想者们，中国的秉持民主自由人权仁爱的思想者们，历 史将证明，他们的思想非但无罪，相反，却是极为有利于中国国家与 社会进步的思想，中国人民将从他们所提供的思想中获取信息与力 量，从而推动中国向着更为开放、民主、自由、光明的新天地前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自由思想者们，他们的精神是伟大而不朽 的，因为人民进步的事业是伟大而不朽的。 　　我等着他们来抓我 　　我等着他们来抓我, 　　象抓一只小鸡一样。 　　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实际上 　　抓起的是一座泰山。 　　在人类精神的世界里， 　　我的重量如同一座泰山一样 　　巨大。如果他们要抓，那就让 　　他们承受巨大的耻辱。 　　他们抓走了一个莎士比亚， 　　历史必会将他们永久羞辱。 　　他们伤害不了一个自由的诗人， 　　即使是一千座骇人的监狱， 　　也无法做到。诗人的自由在于 　　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不受 　　黑暗牢房的限制。他的思想 　　飞航在苍茫的宇宙之中， 　　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 　　他永无休止地飞行，并撒下 　　无数颗钻石般的诗句，进入人脑， 　　刻制正义、良善、仁爱的光蝶， 　　播放出极为美妙的新歌佳曲。 　　那伟大美善的人性光辉必将 　　迷醉极多的人，除了那些无可救药的先生。 　　我安然生活，无所畏惧，在我的 　　祖国，我不担心，我的神会抛弃我。 　　我的神将向我展示他伟大的奇迹── 　　我所愿与我所求的，他必赐予我── 　　我的祖国与人民以自由，也包括 　　我的自由。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欧阳小戎，一个勇敢的青年 川歌 这些时，有一个青年人的名字吸引了我。欧阳小戎。第一次见到他的 名字是在《民主论坛》上。一首《妈妈，让我去绝食吧！》写得真挚 感人，文词佳美。出于对诗歌文学与文学新人的关注，也出于对绝食 维权运动的关注，我查看了有关欧阳小戎的简历与他的一些诗文。我 发现，这位青年有着相当不错的才华，是中国的另一个余杰式的青年 作家。他的诗文在思想、情感、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 处，洋溢着一种青春美感，而且这些诗文所达至的思想高度也是令人 称道的。无疑，这是一位有着十分良好前程的中国自由思想者与作 家。他年轻并充满活力。 就是这样的一位青年，大约在2月15日左右，从遥远的成都地区去到 北京，去到高智晟律师身边，去写他的行动之诗──去参与高律师所 发起的维权活动。《妈妈，让我去绝食吧！》这首感人的诗正是在他 动身去北京之前写下的。他显然知道此行去北京所具有的危险性，他 也做好了准备。果然，他去北京没几天，就遇到了显然是来自官方的 绑架。他失踪了。他具体是哪一天失踪的，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的 是他大概是与胡佳、齐志勇等人同期失踪的。迄今为止，已经有20余 天了。欧阳小戎，处于人生的一个特殊的状态之中—他从人们的视线 中消失了。不知道他现在何处？能够加以推测的是他是在官方的控制 之下。 这是一位勇敢的青年，明知去北京去高律师的身边具有极大的危险，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并且一去不回。他此举显示出的勇敢精神令 人尊敬。 笔者也是坚定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人，笔者也坚定地支持高律师的一系 列正义之举，对于高律师发起的绝食维权行动也是完全赞成，但是， 出于各种考虑，笔者没有参与绝食活动。由此，笔者没有象欧阳小戎 一样地失踪。在这位勇敢的青年面前，笔者虽无羞愧之心，却是从内 心深处认为这样的青年才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人们可以选择他认为 合适的方式去追求理想，但是，那些以无畏之心勇敢之志去践行理想 者总是更多地蠃得人们的尊敬。 欧阳小戎正是这样的青年。为此，我写下如上的这些文字，以表达我 对欧阳小戎的支持、声援之意。在此，我并祝小戎平安归来，从那个 人们都知道的“窃贼”、“强盗”（他们偷偷地强行地带走了欧阳小 戎）手中回到他的朋友们中间，回到他亲爱的父母身边。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彻底平反右派，天理昭昭 李昌玉 这里，我把王定写的《一颗“卫星”五万人命》（原题《狂热及其灾 难》）和卢蒙坚写的介绍王定的文章《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 遇》编辑在一起，向大家介绍。 王定的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当时我就读过了，再说，我也是亲 历过大跃进的人，读起这类文章来，自然感受特深。 现在，我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读，读过之后，想了几天。我想说的话 很多，想来想去，我想说：要求中共中央，在反右运动50年之后，对 这场造成全党全国全民族大灾大难的反右运动予以彻底平反，这是历 史的必然要求，是天理昭昭。 我们应该记住广西省西北部那个环江县，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在县 委书记洪华导演之下，以荒谬绝伦的方法，弄虚作假，放出了一颗水 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一时成了全国报纸的头条新闻。这位洪 华书记成了披红挂彩的英雄，被高高抬起，在锣鼓鞭炮之中，招摇过 市。洪华成春风满面，好不得意。 由于牛皮吹得大，随之而来的就是要满足上头的高征购。征购不到粮 食就要层层追查瞒产，把农民的口中粮也予以剥夺，以致于这个1954 年人口普查时为15.7万，1959年增长到17万人口的小县，经过大饥荒 的折腾，到1962年时人口锐降为12万人，不计算人口的正常增长率， 也死了5万人。 我们要问，弄虚造假的洪华怎么能够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呢？那些前 来验收的各级官员，专家，记者，他们看在眼里，为什么不敢揭露实 事真相呢？大家可能还见过一张这样的老照片：一个笑嘻嘻的小孩， 坐在密密实实的稻穗上。这就是环江水稻亩产13万斤留下的记录。 这些逆情悖理、荒谬绝伦的怪事，其源盖出于反右运动。 正是这个环江县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因为实事求是，在中国首倡包产 到户而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 黄钟毁弃，瓦釜独鸣。 因此，还有什么样的闹剧丑剧荒诞剧不能上演呢？ 反右运动的铁律就是无情地打击一切敢于讲科学，讲实事，讲真话的 正直的人，反之就是奖励、鼓励、提拔一切敢于吹牛撒谎、弄虚作 假、瞒天过海的那些作风恶劣的人。反右运动把整个党风、民风、国 风都彻底颠倒了过来。从此价值观、是非观都越来越背谬荒谬。说假 话、空话、大话成了中国共产党党风的主旋律。谁不会说假话、空 话、大话，谁就别想升官。 因此，毛泽东才能够顺利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把国 家，把人民，把共产党推向灾难的深渊。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那个造成环江饿死五万人的罪魁祸首洪华虽然受 到惩罚，开除党籍，判刑五年，但是1980年却获得平反。这是更加逆 情悖理、荒谬绝伦的事。 我们要问：共产党啊，你还讲理不讲理？ 是洪华应该平反，还是王定应该平反？天理昭昭，世界上还有这样的 执政党吗？环江的父老乡亲们，环江的那些饿殍们，你们说，是应该 给洪华平反，还是应该给王定彻底平反？你们环江县的英雄桂冠应该 戴在洪华头上，还是应该戴在王定头上？你们环江县应不应该给王定 修一座功德碑，同时建一个耻辱柱，把洪华的名字刻在上头？ 中国共产党难道不需要汲取这些历史教训吗？如果彻底平反右派大冤 案，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忠诚地痴情地为中共作出过 不平凡贡献的右派们，也不失为一点惨淡的安慰。 正因为有了我们这么一大批“反面教员”，所以才有中共的长治久 安。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却没有造反的，贪 污腐败遍及国中，老百姓也没有造反的，这还不是托福几十万右派做 “反面教员”的伟大的历史功勋吗？中共打天下的时候，国民党治 下，有过这样的饿殍遍野的情况吗？挖出过这样一窝一窝的腐败分子 吗？查查历史书，可以找得出这样的记载吗？ 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从和环江相邻的宜州市三叉镇打来 的。打电话的朋友要求在给中央的上书上签名。他说，仅仅在他们镇 上，就有“右派”40多人，还不包括住在村里的。 给右派彻底平反，昭昭天理，这是历史的呼唤，是生者与死者的呼 唤！ （2006-03-12于山东大学附中） ------------------------------------------------------------ 一颗“卫星”五万人命 王定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稻谷13万 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景里， 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49年末建立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环江县的 首任县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 陈述，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 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 民敦厚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 圈养黄牛的传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 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六万吨的大卫星， 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1953年 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县还有三个初级农 业社。1955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 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1956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 部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109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 度，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 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 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 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他 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 屯种出的粮食瓜菜，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 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形容一个蚂拐（青蛙） 可跳过12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不合理的生产方 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应强烈。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 的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副部长李 坚和下南区委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 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 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 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1956年9月12日县委 三级干部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由景阳、希远两 个山区社介绍“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 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好处。1956年11月5日，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 了专题书面报告。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给我们扣了破坏集体经济、 带头走资本主主义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 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为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 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八个区 四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 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 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1957年11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 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 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 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 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 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 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 向，他们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 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亩）是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副书记季某和农业副部长 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大队农 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8月23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 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 28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 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 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100多亩中稻籼谷水稻 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 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 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蔑片拦 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 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 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 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 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 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 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 绪，但均被压制。 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1958年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 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十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 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 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 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 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 仪式。开镰仪式共有6,000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 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 命到场的当地社员，400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 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 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 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 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 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 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薄累 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 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 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 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 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 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 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16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 宣布这块1.13亩并篼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1.075亩，实收干谷 140,217.4斤，平均亩产130,434.14斤，尚有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 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 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 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 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 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 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 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 要去哪里，必先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 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要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 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 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五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中共 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向 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而 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分）。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 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 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 说是反“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 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 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的队干和群 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 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 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 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 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 精神，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度过1959年上 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 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 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 奋勇，争当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 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 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 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 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 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 上报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 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 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 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 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 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 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 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连伤加上挨 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 不要紧。”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 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 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 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 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 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 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 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 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 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 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 的斗争会，这位身强力壮的30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 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 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 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 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肯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大饥荒，饿死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 最长的达130多天，最短的也有一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 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5月至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 中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 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查 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 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 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 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 多，占当时人口的1/4。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春节告诉我， 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5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 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 为26%、46.57%、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 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 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 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迫害反映情况的好干部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 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干事，反而屡遭 无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 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 约在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 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 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 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 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 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 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 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1959年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 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中 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 产13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 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到那块田里（发 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13万斤太 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 “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 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 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 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 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 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 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 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有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 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 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 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3月，区党 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 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 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现任区老干局副局长）带调查 组来到环江后，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 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 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 派不可。”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 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 引起的。改成这样后，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 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 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 日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 工作才得以进行。 造假者的结局 1960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洪走 马上任。 经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6 月，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运 动中，因在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 判，洪被揪回环江批斗；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 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80年，有关方面作出决定，给洪华平反。 〔原载《南方周末》报，1998年10月9日18版，原题《狂热及其灾 难》。〕 ------------------------------------------------------------ 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阳朔、卢蒙坚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 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八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 加我党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维一的夫妻战 士。这支队伍成立不到十天，就遭到反动保安团的严重袭击而被打 散。王定等冲出重围。蒋继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县城英勇就 义。死后被惨无人道的反动派割乳剖腹，取身孕泡酒。她是解放战争 时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 王定突围后，化装到达武汉，辗转至香港，入我党领导的达德学院学 习。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 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6年，农业合 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农村，广西环江县一夜之间冒出109个高级社。县 委书记王定却一头钻进山旮旯里，察民瘼，摸民心。他察觉到，高级 社和“大跃进”实际上并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心愿。于是，他破 天荒地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为此，县委对宜山地委作了专题 汇报。起初，地委批示：各县可参考，环江可试点。 195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正面报道了环江“包产到户”的消 息；同月27日，《浙江日报》也刊登了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关于“包 产到户”的专题报道。但不幸的是，不久后王、李双双被打成了“右 派”：李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王被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 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5月，广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王定在大会 发言，对省委拖延两年仍未处理平乐地区大量饿死人事件，公开提出 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赢得了大会代表的热烈掌声。王定尚不知“阳 谋”为何物，祸根就埋下了。 被打成右派后，王定全家被扫地出门，撵出县委大院，住到四面通风 的圩亭。幸有好心人腾出一间房，他一家才得安身。王定之妻叶葵仙 是财政科副科长，也被株连，逼迫她和王定离婚，她坚决不从，被罚 到酒厂挑水。从此王定一家沦为“贱民”。 1958年秋，王定被武装转押到柳江县新兴农场。这个广西最大的劳改 农场，当年集中了300多名被“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他们以 前大都是区、县级干部。在该农场的开荒队，笔者和王定成了昔日战 友和今日难友。 这时候，“大跃进”席卷全国。专政场所的新兴农场更是热火朝天： 打擂、献礼、深耕、夜战……幻想早日脱帽的教养分子，人人争先， 个个拼命，日夜猛干。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延长，更主要的 是营养缺乏（每人每餐只有三只木薯粑粑），在“大跃进”了一段时 日之后，教养分子们骨瘦如柴，面黄肌瘦。有一天，晚收工的时候， 一位姓蒋的教养分子（前小学老师，玉林人，名字忘了），挑了一大 担茅草，走在小组的最后面。回到大茅棚后，当晚并没有人留意。第 二天早上出工点名，才发觉少了他一个。队部马上派教养分子循着原 路找去。最后，在一条干了的小沟边，发现甩着两捆茅草，蒋老师躺 在沟底，全身早已冷硬。几天之后，大组长王定在发包裹的时候，一 连喊了几声“蒋ＸＸ”，没有人答应。王定满脸凄楚，笔者和在场的 难友闻声无不心酸。 劳改农场实行“以教养管教养”。王定当大组长，有权请医务室（也 是教养医生）上报队部批准病号休息。当时，笔者在木工组扛重活拉 鲤鱼锯。有一天下午刚出工，半路上迎面碰见王定，他惊讶地望着笔 者说：“卢蒙坚，怎么搞的，你的脸肿得象南瓜一样大？！快点快 点，莫出工了，回茅棚休息。” 笔者用手一按自己的脸颊，感到松软得就象一团棉花，心惊肉跳，即 刻低头掩面回到茅棚，蒙头便睡，一两天后才消肿。──想当年，蒙 王定之荫庇者，又何止我一人！ 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教养分子中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了。 除了少数几个大伙房的教养伙夫以外，全体教养分子，人人面现菜 色，大眼凹颊，举步维艰。举凡四脚蛇、蜈蚣、蚂虫另、蚂蚱，只要 抓到，马上烧吃；甚至连牙膏和甘草片剂也成了美食。前《梧州日 报》总编辑黄莎（他与笔者同在王定的大组），就是这个时候饿死 的。他死后，口袋里还有一张他未见过面的婴儿照片，他在相片背面 写给妻子几个字：“拜托你了。” 笔者刚投入劳教时体重63公斤，于今只剩36公斤。已经到了这种地 步，农场只好宣布停工。停止劳动大约有半个来月，当时，教养分子 的伙食也有所改善，有时每人还能获得一片猪肉的加菜。 40年后，一位当年的农场干部才透露，那时新兴农场“全场因饿致病 而死的劳教人员有几十人”。 终于，教养分子总算从饿魔之爪中挣脱了出来。凭良心讲，大组长王 定的确是积了蛮多阴功的。 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新兴农场当时的政委李殿，原是环江 县公安局长，在剿匪时王定曾救过他的命，后来，又是他结婚的月下 老人。李将王从开荒队调到场部附近的某个队后，找他谈话，互相约 好，由李的爱人把食物放在隐蔽的地方，再让王定暗中取来吃。 王定在劳改农场“劳教”了三年，于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 帽子，成为“摘帽右派”。王定先后在几个农场干过工人、保管员。 当时笔者仍“劳教”于新兴农场，记得在某次大会上，李殿语含惋惜 地告诉大家：“王定脱帽后，不好好改造，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这句“不好好改造”，用王定自己的话来解说，就是：“我自1961年 以来，曾八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四次向党中央、中组部申诉，迄无 回音。” “四人帮”覆灭后，王定又于1978年再度申诉。他措辞犀利地质问 道：“假如当时广西省委把平乐饿死人事件作为前车之鉴，哪里会酿 成1959年再次出现更惨的广西饿死人事件呢？！”他并且指名道姓地 要求严惩有关责任人──却原来，年近耳顺的王定，躯壳里居然还住 着一个孩童，他未免太天真了。 王定的“右派罪状”主要有二：一是“反对农业合作化”，二是“污 蔑省、地委领导”；但王定压根就不承认。他坚信，包产到户“救了 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万里同志语）。他直斥所谓“污蔑省委” 是“违背党章”，并反诘：“难道对大量饿死人的事件熟视无睹就是 好党员吗？！” 1979年2月，组织上为王定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 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至此，长达21年的“革命吃掉自己儿 女”的悲剧终于落幕。 平反后，王定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 厅级咨询员。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而仍然是童心 依旧，一往情深，忧国忧民。笔者案头有两篇王定写于1980年的短文 的复印件，这是他得知当年环江县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洪华获得 平反之后，在惊讶与愤慨之中写的。其中一篇这样写道：“干蠢事的 人不受惩罚，每每啃着甜头，不肯罢手；做好事者吃着苦头，难以翻 身。”另一篇题为《读《说假话者诫》的感想》，则写道：“现实告 诉我们，与其说要说假话者诫，倒不如说要说真话者诫了。好人受 罪，坏人神气的局面什么时候扭转，说假话才会被人引以为诫的。” 1988年环江事件30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 心迹：“大惨案30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 部，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对事件“仍处于不了了之的境况”表示明 显的不满，并且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 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饬《广西日 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最后，他请求：要对“环江事件有 个了结，向历史作出严正交代。” 1997年秋末，这位“曾经作过环江人民的公仆和‘父母官’，常感悲 痛，难以自容”的王定，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稿党报。1998年 10月9日，《南方周末》报于18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王定的长文 《狂热及其灾难》（编者按王定的原稿共三万字），从而向国人揭开 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遵循马克 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王定这篇“解密”文章的发表，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 章复印了100份广为散发。环江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 诉多年来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 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 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 典型。 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 宿命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那条 害党祸国殃民、“以机会主义为本质，以左为表现形式，以自杀为特 征的左倾自杀主义路线”造的孽。王定同志就是坚决反对左倾自杀主 义错误路线的勇士。 经确诊为晚期骨癌，公元2000年7月26日午时，勇士王定归天，享年 77岁。 〔刊于《炎黄春秋》2003年1月。2003年9月《读者》乡村版转载。这 是作者原稿。提供者：（济南）李昌玉〕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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