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2-25 新闻与评论 探索道路 ◆我在秦城一号的抗议──献给高智晟和他的同伴们　　吴一然 ◆高智晟激进吗？　　　　　　　　　　　　　（纽约）唐柏桥 ◆给中国民运开一剂猛药──支持高智晟律　（洛杉矶）蒋品超 ◆农村问题──兴国方略　　　　　　　　　　　　　　　张鉴 ◆专制与腐败：张五常视野里改革制胜雌雄双剑　　　　姜福祯 ◆“改革”会演化为“武革”吗？　　　　　　（武汉）徐慧君 民主理论 ◆讲两个“失败”的故事──再论全民公决入宪　　　　綦彦臣 运动留痕 ◆一个决定：绝食，直到胡佳回来　　　　　　（北京）曾金燕 ◆绝食声明　　　　　　　　　　　　　北京反迫害维权声援团 ◆高墙内外两相依，郑贻春女友誓言不悔　　　　　《大纪元》 ◆“和谐社会”的两副面孔──从喻东岳出狱谈　（瑞典）茉莉 读史论今 ◆岂只一个葛佩琦　　　　　　　　　　　　　（济南）李昌玉 文艺春秋 ◆胡佳失踪第九日，致金燕──际时诗铎　　　　（四川）韦杵 ◆脆弱的生命　　　　　　　　　　　　　（山东烟台）李对龙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我在秦城一号的抗议 献给高智晟和他的同伴们 吴一然 圣雄甘地认为，学生真正的课本是他们的老师。一定程度上讲，民众 真正的老师是他们的统治者。民众会细心关注统治者对待法律的方 式，刻骨铭记统治者施与自己的感受。 但是，如同不同的学生会从同一部教材中得到不同层次的启迪那样， 同样的统治方式也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民众。很多人会基于各种判断而 不同程度地改变自己，甚至不断地自我放弃。但是也总有一些人出于 对自我意识的挚爱而矢志改变统治者。 绝食是传统的非暴力抵抗行为，但是在中国大陆严苛的暴政制度内， 任何不合作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极端暴力的压制。中国人不得不 倒退回百年前，效仿印度人的所为，梦想美国黑人的梦想。这是中国 与世界巨大的现实差距的显证，是中共暴政原始野蛮性的反映。这种 情况下，绝食难以成为手段，绝食本身不得不成为目的，而且需要付 出相当的努力和代价才可能实现。所以，可以说绝食这类行为不是维 权，而是在为维权提供基础保障；绝食不是具体的维权，而是对维权 的权利的维护。 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已经在绝境中徘徊得太久，太多的生命在血腥中 凋零，太多的祈愿被绝望所窒息。面对高智晟先生和同伴们的卓绝， 我此时此地的任何行为都难免身处事外的软弱，远离水火的冷漠。谨 把牢中所作的一篇抗议抄录于此，藉以表达对高贵者的尊重，对卑鄙 者的憎恶。 再致相关责任者的抗议 时至今日，在诸位肆意操控下，相关机构施加于我本人及亲友的恐怖 主义暴行，已经公然持续了172个日夜。我们所遭遇的摧残磨难，想 必又为当局的人权记录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此前，我已多次向有关 从业人员面陈了对诸位恣睢妄为的严正抗议。这里，我再次正告诸 位，为了拯救我们民族的尊严，为了你们自身人格名誉的重生，立即 释放所有无罪之人。 2002年11月6日深夜，在诸位指使下，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以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对我突施了刑事拘留和抄家。同年12月 14日，经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国保总队”又以“颠覆国家 政权”的罪名对我施以逮捕。 拘捕以来，我一直被羁压在北京市看守所──昌平区兴寿镇秦城一 号。这里关押着包括全部已判决死刑犯在内的北京市公安系统绝大多 数的重刑犯。监禁的现实已经迫使我身边的囚犯们开始或多或少地清 偿自身的罪恶，而逍遥在外的诸位却一如既往地怙恶不悛。在押犯们 的过往所为仅能使当事者受害，而法柄在手的衮衮诸公们的暴行，足 以使所有国人颜面丧尽──包括已逝者和未来者。 大陆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郑重其事地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隔六年后的今 天，皇皇首善之区的司法干才们在对我宣示其“宁枉不纵”的治狱政 策时，竟如此理直气壮、气定神闲：“北京这么多人，我们为什么不 抓别人？既然抓了你，就足以证明你有罪！”不知这是862年前赵宋 中央“莫须有”遗臭的余味，还是“这边风景”与时俱进后的异彩？ 肮脏污浊、拥挤阴暗的监室内，疫病丛生、奸凶环伺。人格尊严难以 为续，安全健康无以为凭。与此同时，古稀双亲半年来日日夜夜惨遭 的煎熬更使我痛不忍念！在此之前，在我之后，众多家庭已被你等所 毁，众多人生将遭你等所误。过眼浮华足以使诸位唯利是图，一时一 隅之逞更使诸位误以为有恃无恐。你们可以罔视主流世界的鄙夷，却 逃不脱历史车轮辚辚的挞伐。你们玩视民瘼的暴虐行径，势将令诸位 子孙后人在时代萧萧前行中蒙羞。 法纪跅弛、国难方长。你们当中不乏草莽之辈、市井之流，然而甘于 无恶不作、荡然无耻的癫狂之徒毕竟罕有。在此天灾人祸肆虐神州之 日，在诸公为贪禄保位不亦乐乎之时，我呈此言，希盼唤回你们最基 本的人格尊严和荣誉意识，以秉办铁案为天职，以私制黑狱为羞耻！ 民之弃恶，如汤沃雪。我坚信自己的相关言行，上不悖天理，下不昧 良知，是自身最值得尊重的品质。再次严正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倘若 诸位不能猛醒、一意孤行，那么就让我们一起静候时代的解放与判罚 吧。 （2003年4月25日于秦城204监区201监室） 〔转载自《民主中国》2006-02-25；http://www.chinamz.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高智晟激进吗？ 唐柏桥 自从高智晟律师发起接力绝食以后，海内、外正义之士群起响应。现 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媒体焦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在这 时候，一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又站了出来，以理性自居，公开谴责 和劝告高智晟们不要太激进，美其名：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负责。 在我看来，这些人这样做，不是糊涂，就是内心怯弱的表现。 高智晟激进吗？答案显然是不。假如我们将他的行为放在当代社会的 历次抗暴运动中去做比较，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算激进。不过， 相对于多数国人来说，他也许是“激进”者。然而，中国社会现在缺 少的就是这种带有极强的理性色彩的“激进”。过去那些自诩为精英 的知识分子说暴力太激进，后来又说革命太激进──无论是何种形式 的革命，再后来他们又说举行大规模群体抗争如游行集会等也太激 进，还有人说上访是不循法律途径也算太激进，甚至还有民运人士批 评结社组党太激进，工运人士批评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太激进，如今连 在家里进行有限度的接力绝食也被那些人扣上激进和不负责任的帽 子。我不知道什么才算不激进，难道只有请愿上书不激进吗？他们没 看见过去十几年有多少请愿上书的人被抓吗？他们看见过去十几年有 哪一次上请愿上书成功过吗？既然从来没有成功，你们这样做所为何 来？给全体国民树立榜样？什么榜样？捍卫尊严的榜样、还是甘当顺 民的榜样？坦率地说，上书请愿是过去几千年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做 法，就象过去击鼓申冤，那是臣民与主子之间玩的游戏。有些人如今 还乐此不倦，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它的荒谬，还以此为理性的象征， 并用它来诋毁一切现代形式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运动。这实在是中华 民族的悲哀。当然，民主国家也有上书请愿活动，但是，没有人会仅 仅停留在上书请愿上。当代社会最常用的维权手段就是集会、游行和 罢工。正所谓先礼后兵。美国总统布什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到，二 战后全世界只有25民主国家，如今已经有122国家走向民主化；全世 界大多数人已经享有自由和民主，而我们十几亿中国人却仍然生活在 没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不仅如此，无论是从自由化程度还是民主化 程度，我们都是专制国家中的专制国家。难道我们还没有理由更“激 进”一点吗？美国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马丁。路德、金还号召民众展 开坐牢和抗法运动呢！难道当时的美国社会比中国更需要激进手段来 促进改变吗？难道美国的法律比中国的法律更没有正义吗？ 这些批评高智晟太激进的人所列出的另一条理由就更加荒谬：他们 说，如果再发生“6．4”镇压，“我们怎么向那些受害者的母亲和妻 子交待？”这话听起来就象我们过去常说的一个用来讽刺一个人不讲 道理的故事一样：从前有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被人强暴了，于是有人 站出来说，这个女孩子不应该穿得那样漂亮性感，如果她不穿得那样 漂亮性感，人家也许就不会强奸她了。问题是，那个少女有权穿得漂 亮性感，而那个坏蛋没有权利强奸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换成高智 晟这次绝食活动也一样，任何人都有通过绝食表达自己强烈不满的权 利，但是，任何人无权发动“6．4”那样的血腥镇压。如果发生了， 我们只能去谴责刽子手，而不能去对被害者说三道四。这是一个简单 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可是，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就是弄不明白。 说到底，批评绝食等非暴力不合作抗争等形式，其实就是要取消一切 形式的不合作运动，就是要求大家依中共的眼色行事，继续无条件地 做中共的顺民。我敢保证，如果有一天中共说请愿上书不好，就会出 现一大堆知识精英们出来为他们论证其正确性，就象去年中共发现上 访制度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决定取消上访制度时，顿时涌现出一大堆 所谓精英来论证上访制度的不合理性一样。可怜的中国人，我们除了 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转以外，还能做什么。因为今天当我们想饿两天肚 子来表达一下我们的不满和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时，也有人站出来批 评我们不守规矩，不负责任。我们还能做什么呢？难道我们就只能配 象行尸走肉一样生活吗？ 自从89民运以来，我一直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但 是，我从来没有盲目乐观地认为，中国未来的变革一定不会是另一场 腥风血雨和暴力革命。我始终认为，中国未来的变革如果能是一场和 平革命，那将是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福分。而一切形式的非暴力抗争 相比较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暴力革命都是代价最小的。而那些以理性之 名反对各种非暴力不合作抗争活动的人，最终极有可能将中国人再次 推向暴力革命的歧途。这就象物理学上的弹簧原理，压力越大，反弹 越大。因此，我奉劝那些“好心”的人们多从这个角度想一想，不要 将国人推到绝路上去，然后大家来个同归于尽，使中华大地上再次血 流成河。 殷鉴不远！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www.rfa.org/mandarin/　 提供者：（纽约）唐柏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给中国民运开一剂猛药 支持高智晟律师倡导的绝食运动 蒋品超 今天回来很晚，上《大纪元》网站看见伍凡先生的文章，文中所提某 位知名人士致高律师的信，昨天我在伍先生《中国事务》网站也曾看 到此信，当时沉思良久，但不知从何著笔。这位知名人士是我曾很尊 敬的人士，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付出过很多，为此位德高望重的人士我 所写的诗作曾在网络被广泛流传。 然而历史不因为人们曾对某人尊敬而停步！因此我愿针对此位我曾尊 敬的人士为中国民运下一剂猛药！ 中国民主运动数十年至今，毫无起色，教训是：所言太多，所行太 少！说到底就是求名而不行，无人真做！遇到状况时，瞻前顾后， “怕”字当头！实质就是伍凡先生文题《做勇士还是做犬儒？人各有 志》中的一个“犬”字！鲁迅所说的“真的猛士”，民运中微乎其 微！ 人们常把“犬儒”二字放在嘴边，费尽脑力挖空心思痛批大陆显形文 字界的文人“犬儒”，不客气地说，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回首中 国民运所走过的路，那些曾因捕捉到某些机会而声名大噪具有了影响 力的人们，有几人在民运的演进中努力主动创造过历史？或在历史的 紧要关头真正曾实质的敢挺身而出？以此窘态去费尽脑力、挖空心思 痛批大陆显形文字界的文人“犬儒”，这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是什 么？如果有一天被我们痛批的大陆显形文字界的“犬儒”文人反过头 问我们：“你们骂我们‘犬儒’，你们真做了吗？你们除了留下一堆 贬我们‘犬儒’的骂声和为哗众取宠而乱评现实的文字，哪里是你们 的实际行动？你们不过一群专门拿我们和中国政治向外界表演有惊无 险闹剧的阿Ｑ而已！”我们何颜以对！ 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深奥，说到底就是用“民主”二字替代“专制” 二字！就这么简单，写再多的文章也就这回事！既然这样，再多的文 章也不如一次行动！多年来，中国民运没有起色，真正应验了中国百 姓的一句古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句话的意思是文人除了 玩文字的虚荣和为文字的名利外，什么也没有！面对这句话，真让人 无可奈何。所以，中国文人民运如果不摆托中国传统文人的劣根，长 此下去，不说十年，100年也难成！ 现在高智晟律师以鲜明的对立立场真正拿出胆识与勇气抵抗，是中国 民运摆脱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脚窘象的实质一步，却遭来知名人士 的建言。──既然决计要下猛药，我就不留情面。这表现的是民运的 通病，只有大喝一声，才能让人惊醒，才能于事有补！──我看，这 不是建言，而是拿所谓追求法制的这顶大帽子，吓退人。原因是高智 晟的行为走在了中国民运该走的路，正点，赢得了人心，其光芒掩过 了这位曾经的知名人士，让他难于接受，而使中国民运的民运病在这 位名人身上也未能脱俗而发作！为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前途，我作好了 准备，不想克制自己，要讲真话。用我在狱中一诗表白的心声与大家 共勉： 　　流星 　　我不知道上帝造我的原因 　　我活着 　　只为了寻找真诚 　　我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本性 　　既然我已看清 　　我就要把一切告诉人们 　　我不知道灾难缘何而来 　　即使热血流尽 　　我也愿再度投生 　　黑暗虽不会因我完全消退 　　我毕竟能带来一丝光明 　　（1989年11月14日于中国江陵看守所） 也引印度圣雄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典范与大家分 享：只有行动才可能让对方妥协，讨回自己应有的权益，取得梦想事 业的成功！以下是印度圣雄甘地与他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的简介： 谈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时，都会很自然地想到甘地。他唤起了民众的 觉醒，赢得了全民族的尊敬。 甘地出生于1869年10月2日，青年时曾在英国学法律，1891年毕业回 国后，曾先后在孟买和拉杰科担任律师。1893年4月，他应富商达 达．阿布杜拉的招聘去南非。在南非，他居住了21年之久，参加过当 地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但是他认为，一切政治斗争都必须以“仁 爱”精神为主旨。1906年8月22日，特兰士瓦州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 移民的法令，甘地领导印侨掀起了非暴力抵抗运动。1913年，这一运 动达到了高潮，10月28日，甘地率领2,073名印度矿工，127名妇女和 57名小孩，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特兰士瓦境内“和平进军”，要求 取消这一法令。南非当局虽进行了镇压，并连续三次逮捕了甘地。但 是反对种族歧视运动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南非政府被迫不得不释放 了甘地，并与之谈判，作了一定的让步。南非斗争的胜利，使甘地在 1915年回到印度时就已经是一位颇有声誉的社会活动家了。很快就成 了国大党的实际领袖。 甘地在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曾经历了非暴力抵抗和非暴力不合作 这两个阶段。开始的时候，他跟英政府还抱着合作的态度。1899年英 布战争中、1906年祖鲁人民反英起义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 支持英国人。他希望以此换得英国的好感，给印度自治。但是1918年 英方公布《蒙塔古──切尔姆斯福特宪法改革草案》后，使他的希望 落了空。1919年11月，甘地正式提出了“不合作”的主张。1920年， 国大党召开特别会议正式通过了不合作运动的决议。不合作运动从此 在印度各地展开了。1921年8月，50万工人进行罢工，运动进入了高 潮。1922年，激怒的示威群众开始出现了超乎非暴力的行动，这是不 符合甘地信奉的原则的，因此，他突然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甘地的 退让并没有获得英国人的同情。1922年3月，英政府逮捕了甘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为取得印度更多的支持，假象地提出了一 些让步，甘地却提出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并又发出了不合作的 号召，英国当局乃于1942年8月又逮捕了甘地，印度全国因此引起大 骚动。甘地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印度民族争取解放 的运动中给印度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006-02-24洛杉矶）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农村问题 兴国方略 张鉴 一、大移民战略的提出 中国的现状是13亿的人口中有9亿的农民，农民人口的基数太大，教 育又落后，生产方式也落后，同时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所需要的大量 的宅基地也蚕食着有限的农业耕地。农村人口越来越多，耕地相对的 越来越少，农民也就越加的贫穷，所以中国发展的瓶颈是在农村。农 村发展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 粮食是国民生计的基础命脉，只有粮食安全才能确保社会发展的安 全。现代社会中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农场化的大机械化作业，以 几十人或上百人就可管理极大耕地面积的农场模式应该是农业发展的 方向。如此一来，中国要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只需三个亿左右在农 场工作的农业工人就够了，剩余的几亿农民怎么办？ 中国要真正的发展起来，彻底解决农民的发展问题，必须要进行“大 移民”的国家战略，把至少六亿的农民转变成城镇公民，转移到第 二、第三产业中去。在移民过程中，可以把大量的农村宅基地将转变 为农田，用这种方式把分散的田地集中起来，既增加了有效耕地面 积，又可以采用大机械化、农场化、科学化的生产模式来提高农业生 产，中国的粮食生产将更有保证。 大移民成功后，生活在农场中的农业人口，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到 销售，以产业化规模化方式转变为现代化的新农业，这样一来，中国 的农民及农村问题从根本上就得到解决，中国将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进入世界一流强国就不再是梦想。 大移民战略的成败在于，移民后的新市民在城市中的生活是否比从前 的农村生活更好；难点在于如何建设移民后的城市，使之公正公平自 由和谐，让少有所育，壮有所为，老有所养，无恶力之恐，无饥寒之 忧，无病痛之苦（有病不敢治之苦），安居乐业，让物质上的生活与 精神上的生活都得到发展。 大移民的工程要比当代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要浩大得多，无论是 从工程的规模、难度及对历史的影响，它都可与远古时代大禹治水相 媲美，大禹把九洲之水引入大海，今天的“大禹”要把九亿农民引入 城市，他将考量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和勇气。 二、大移民战略实施 １、移民的途径 说到移民，移到哪里？现在的都市自身的问题也极多，教育、医疗、 交通、住房、就业、治安等等多不胜数，总计约四亿人口的城市是不 可能再容下6亿农民的。大移民战略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用几代人 的时间来解决。 Ａ、建造新的城市，有计划的进行移民。建造如同深圳一样的新城 　　市，在海滨、在河边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用几代人的时间逐步建 　　数百个新的城市。给新城市最优惠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政策，来 　　吸引大量的投资，大量的人才，大量的移民。 Ｂ、有条件的原有城市有计划的进行扩建移民。 Ｃ、是外出打工民工的固化，首先是取消户籍制度，由国家建造大量 　　的廉租住房，建移民学校、医院等，安置好进城打工的民工及他 　　们的老人孩子。 ２、新老城市的谐调发展 用老城市的人才物力支持新城市的建设，用新城市的建设来带到老城 市的发展。 在经济上，新城市的建设会增加许许多多的就业，如教育、医疗、工 商、服务等等；目前的中国建筑业发展已临近极限，一旦现在的房地 产泡沫破灭，必将形成了建筑业的大萧条，造成大量的民工失业，出 来惯了的民工，回乡又无农可务，恐要产生民变，同时相关建材产业 的停业，又会有很多城市工人失业，中国的建筑业如果没有发展是很 可怕的，而新城市的建设与老城市的扩建可确保中国的建筑业再发展 几十年，以建筑业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可使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在文化上，第一个移民城市以“炎黄神庙”（http://www.6000great china.com）项目的建设开始，从民族精神及民族文化上为中华振兴 做好铺垫，为移民做好动员，提高国人的道德素质，同时加强科学技 术的教育，以提高国人的智力水平； 在政治上，新城市可以成为“理想社会”的试验田，在基础经济上试 行国家所有制；在政治上试行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再把新城市的成功 模式引入老城市，从而带动老城市的政治发展； ３、“大移民战略”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资金来源：民间投资、国家财政、国际支援。 ４、大移民战略的国际影响 中国要以开放的胸怀迎接世界。大移民成功后，中国必然强大起来， 日韩等东亚近邻将如何面对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对抗还是合作？最聪 明的是溶入到中华大变革中，在中国的大移民过程中用他们的经济力 量及技术实力促进这一大变革，而后与中国一道打造大中华共同体， 或东亚共同体，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目标。 在此先抛砖引玉，供朋友们思考，欢迎进行讨论！ （2006-02-16）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专制与腐败： 张五常视野里改革制胜的雌雄双剑 六谈张五常该不该打倒 姜福祯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影子设计大师之一的张五常有两个臭名昭著的谬 论：一是专制高效论，二是买断权力论。这是张五常视野里中国改革 制胜的雌雄双剑。 据说张五常的出发点是：制度变迁、产权革命、与国际接轨。正因如 此他三句话离不开炫耀科斯．弗里德曼这些世界顶极大师，在他“制 度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的教条下，人性、文化、信仰、道德、资 源，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丢掉的。但是他们永远是少数“经济人”利 益的代表。他们所设计的制度和改革方略，是牺牲大多数中国人民的 利益。他们的“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接不着西方发达国家，最多是 “香港式”或者“南亚式”的接轨。 他的第一个惊世之论:“专制高效” 在这一点上他多次阐述强调，就是在受到普遍讨伐和唾弃后他还是念 念不忘找机会进一步申辩：狡猾的是他总从细微处入手，娓娓道来， 把祸心包藏的很严实。请看他去年才发表的高论：“中国是搞独裁之 鬼。当然不是一个人拍板，有专家，有委员，也要层层交代。没有的 是民主投票，也没有征求民意。要建公路吗？中国给外人的印象，是 政府拿出直尺，再拿起笔，在地图上划一下，然后动工去也。这当然 不是实情，但印象如斯也。记得美国要建公路，单是吵闹、论经费就 花上好几年，环保更头痛，征用土地也麻烦，而过了十年八载的议 决，动工了，不半途要不是工会闹事，就是压力团体反对，或诉之于 法，搞得成本上升逾倍，经费不足，最后要更改设计，或索性停工不 干，使中断的悬空公路高架彷佛巨型新潮雕塑，默默无言地屹立数十 载。“（张五常：《独裁民主市场》） 什么是独裁之“鬼”？不就是要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独裁国家 吗？换言之中国的独裁是被实践检验证明的好体制。岂止是好，简直 比世人仰望的美国都好，美国到处是（注意：这个地方故意不作全称 或者单称表述）“中断的悬空公路高架”，悲哀啊，浪费啊，造孽 啊，民主低效啊，就全都顺理成章了──这就是张五常的“春秋笔 法”，葫芦茄子，乌龟团鱼一起搀和。张五常进一步抖出底牌：“民 主的问题不少，而关于决策出错这个话题，其困难在于投选票而不是 投钞票。投钞票，投者入肉伤身，不能不慎重考虑切身代价与切身利 益；投选票不需要从袋中拿出钱，只模糊地希望他人的钱可以投到自 己的袋中去，或模糊地期望某些利益。没有明确的代价与肯定的回 报，不会慎重考虑，容易受到煽动与误导。”“投票永远是为自己的 利益而投，而不管怎样说，舍己为民的政客说的多，做到的我没有遇 到过。投票改革只可能投得管制法例丛生的后果。”（张五常：《民 主是皇帝的新衣吗》） 这一段最能充分表现张五常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虚无主义，他牙根就不 承认议会制度，选民选票的民主方式、民主程序。完全以“经济人” 的利益准确“回报”为着眼点。可是现实早就掌掴了张五常数不清的 耳光，就拿他列举的公路为反证：早就有杨秀珠、卢万里等许多省的 交通厅长落马了，中国这个“独裁之鬼”早就昭示了它在工程承包建 设领域的腐败透顶和惊人地无效，大概张五常也不会不记得当年朱熔 基总理面对滔滔洪水，破口大骂：“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 情景吧。更“高效”（不是搞笑）的是“骂完之后掉头东，豆腐王八 并未穷；反贪数年徒磨嘴，留下豪言志亦雄”。大家看到的是贪官们 的“效率”不断提高，工程甚至还没有投入使用就开始坍塌了。唉 呀，张五常，你可真会举例子啊。再说：寄希望于只讲人治，无视法 制的明君独裁，不是等于拿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掷骰子吗？ 他的第二个惊世之论：“买断权力” 张五常认为：历史上有三种产权制度：一是公有产权制度，公有产权 导致人权不平等，所以共产主义没有出路。二是不健全的私有产权制 度（南亚、拉美等）会产生寻租和腐败，三是完全的私有产权制度， 这是人类社会最优的产权制度，他说：“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 的，这是科斯定律”，“中国改革的要点当然是要把资产转为明确的 私产……就是政府要尽量让资金落在私人或私营机构手上”。“1987 年，我大胆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 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 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制度，是 资产要有明确的权利界定，而权利属谁是不重要的，这是科斯定律的 核心了。”张五常反对公平处理国有资产，反对腐败私有化，他完成 了新制度学派产权理论的中国化。 他的私有化十分彻底，彻底到主张“买断权力”，把公共权力变为 “私有产权”，也就是通过权力私有化，将腐败私有化，制度化，把 国有资产全然奉送给权贵们。这一点被“国资委”、“体改办”巧妙 地说成是深化国企改革的“国退民进”，其实在这里哪有“国”呀， 又哪里有“民”呀，只有一顶官帽子在晃动罢了。虽然经过郎咸平的 棒喝，目前有很大收敛，但国有资产基本被瓜分顽毕。请看以下这段 为什么需要“买断权力”的论证是不是觉得很精彩── 与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截然相反，张五常是为腐败辩护的，他 说：“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 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 什么坏事。”“贪污是与道德无关的。……并非所有的贪污都有害。 ……中国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象，因为这反映了权利的界定 是逐渐地从干部阶级特权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方面去。……这些贪 污的行为，毕竟是助长了市场的运作。……不贪污就妨碍了不少对社 会有贡献的交易。……不能大事批评贪污的盛行。” 这里的妙论有几点：（1）贪污与道德无关。（2）中国式的贪污无 害。（不但无害还是深化改革的是润滑剂）（3）贪污有功──对社 会有贡献的交易。 就算存在纯经济学，贪污与道德无关，但总与法律有关吧，与权力的 来源有关吧，与社会中个体利益有关吧──只要涉及私有产权，张五 常总是主张放弃法律和道德价值，总是主张牺牲一切，这种“执著” 的理想象不象当年的希特勒。所以我把张五常的改革路径设计称之 为：经济学上的恐怖主义。任何国家权力存在的地方，任何人民利益 需要保护的地方贪污都是犯罪，既然是法制国家，既然是犯罪，哪里 来的功？什么是有贡献的交易－－是伪冒假劣？是大头娃娃？是豆腐 渣工程？是一个新药批文上千万吗？难怪张五常因为追求“效益最大 化”被美国通缉在案，可真是文如其人啊──因为在他的纯经济学里 是没有法律的。 “以管制来界定权利。界定什么权利？界定贪污的权利！在印度，你 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 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这种权利界定得 很清楚。贪污权还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继承。现在要做的，就是取 消海关。海关有什么用？有海关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 怎么会不贪？就象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 办不到的（笑声）。”（《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3日） 所以，避免“印度之路”的最好办法不是“管制”而是先奉送后“买 断”，让少数“高干”先富起来。也就是把腐败公开化，一次性界定 产权。这是“（1）一个制度在运作时所要付出的费用；（2）采用某 个制度或者制度在蜕变时所要付出的费用。换句话说，就是制度运作 费用和转变现存制度的费用。”看看，有板有眼，“合乎经济原则的 制度”。 在这里最后荒谬的是：“是资产要有明确的权利界定，而权利属谁是 不重要的。这是高斯定律的核心了。”也就是说只要少数人有了产权 就可以了，其他人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和民主权利（法权）一古 脑都被扔到爪哇国里了。什么宪法规定的经济权利、财产权力通通给 科斯定律立正。奇怪的是科斯定理明明是说：权利“界定给最大的一 方”，最大的一方应该是企业职工，而不是官员啊！如果权力真的被 买断之后，按等级分配贪污的权力，按等级享受贪污来的财富，不再 发生纷争，团结一致对付中下层民众，此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再没有权 利的世界里将如何自处？对此何清莲女士曾进行了两点批驳：一是如 果一个制度只保证5%的人抢钱，其他95%的人不会等闲视之，“按权 力排列的体制”肯定是昙花一现。二是在名与实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脸 皮厚到公然宣称：我就是要维护用权力抢钱，拉美和印度都没有。 张五常似乎很经济，但他无法回避中国的实质问题。中国问题的实质 是现代化，现代化的实质是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了，经济民主化才有 可能，官本位真正削弱了，贪污腐败才会得到根本治理，产权界定的 历史契机才会发生。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改革”会演化为“武革”吗？ 徐慧君 一、巴列维标本 1979年1月16日，统治伊朗达37年之久的巴列维国王在梅赫拉巴德机 场激动地向人民告别之后起程离开伊朗，前往埃及。国王临行前说： “我希望政府痛改前非，并成功地为将来奠定基础。”当两名国王的 士兵跪下吻他的鞋时，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国王称这次离国是出国 度假，然而民众怀疑国王返国的可能性。果不其然，电台广播这条消 息后不久，德黑兰万人空巷，人们载歌载舞，尽情狂欢，这个有着 2,500多年历史的君主制国家倾倒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保守、封 闭的霍梅尼的神权国家。 伊朗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部分原因在于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 反对派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和颇多国内、外有利条 件的统治者。在国王手中，有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有庞大的宪兵部 队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萨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 党──御用的“伊朗复兴党”。就国际情势而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 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几乎直到最后时刻，国王仍然得到包括两个 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１〕。 伊斯兰革命是在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巴列维在短短 的十几年里，陡使伊朗的人均收入由不足200美元猛升到2,000多美 元，摩天大楼、高级轿车、高速公路、超级市场、储运码头、电气化 铁路象海市蜃楼般地出现，到1977年伊朗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 家之一。 巴列维王朝在情况似乎不错时突然覆灭一时成为难解之谜，各种解释 随之蜂起。现在广为学者接受的解释是亨廷顿所说的“根本性的困 境”。 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指出，致力于现代化 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 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初期现代化 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加强 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 合法性，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内在的專制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 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２〕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决定了现 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 1950年代末期，伊朗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和政 治动乱频仍。在这种形势下，巴列维发动了伊朗历史上著名的“白色 革命”。所谓“白色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主张通过“自 上而下的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无益的革命”〔３〕。 1963～1979年期间，正当白色革命轰轰烈烈之际，伊朗的石油收入急 剧增长。白色革命和巨额石油收入为伊朗的迅速工业化创造了社会和 经济条件。几乎与白色革命同步，国王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采 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计 划。 巴列维笃信他的“白色革命”能使伊朗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从而使他 的统治坚如磐石。他曾一度想把伊朗建成“世界第五强国”，1977 年，他还写了一本书，响亮的书名叫《走向伟大的文明》。 尽管伊朗经济快速发展，但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４〕。一小撮 人发了大财，拥有豪华的西式别墅，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 活，而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居民，依然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他们赤 贫如洗，百病成灾〔５〕。 伊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激起了嫉妒和不满，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 人开始反对国王的政权，学生们尤其憎恶国王对自由的压制。1963 年，伊朗95%的人投票赞成现代化，然而在现代化计划推行15年后， 同样有95%的人却投票反对现代化〔６〕。 二、相对剥夺感 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在其1952年发表的经典论文《革命的解 析》中，通过考察历史上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四次大革命， 总结出一种模式，即每次大革命都发生在一个革命者不满所汇集的上 升的、繁荣和改善时期〔７〕。 事实上，早在150年前，法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仔细阅读、 研究了大量档案材料和历史资料后，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令人迷惑的 现象，即“尽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政体下最繁荣的时期，但这 一极度的繁荣却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８〕” 托克维尔写道： 　　“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 　　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 　　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 　　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 　　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９〕”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 　　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 　　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 　　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 　　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10〕” 为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状况改善了，他们反而会无法忍受 呢？这是因为人们的快乐或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它随环境的变化 而不断改变。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有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 　　个人幸福 ＝ 当财富与欲望一起增加时， 如果财富的增加速度超过了欲望的增加速度，幸福感会增加，如果财 富的增加速度低于欲望的增加速度，幸福感就会减少。详见图一 〔11〕（图从略，下同──编按） 当然，人的欲望不断上升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恰如鲁迅先生所说 的，“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欲望是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原动力。 社会心理学家用期望曲线（图二）来解释经济增长对一个社会的实际 影响。图中蓝色的实线表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实际的经济变化 ──通常是向上发展的。红色的虚线表示人们的期望。在一个仍处于 传统状态的社会中──实际的情况和人们的期望都很低。但随着增长 的开始，期望值开始上升，并且快于实际经济发展速度。然后，可能 会出现某种情况导致经济衰退──歉收、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 或过多的外债──同时，期望受挫。在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和实际能得 到的东西之间的一个大缺口突然张开了〔12〕。“期望──收益比” 变得无法弥合，从而产生一种由“不断增强的受挫感”（即“相对剥 夺感”）所引发的革命。 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民众将自己与周围其他参照群体进行比较 后，感到自己的应得利益受到“剥夺”而产生的一种不平衡的心理感 受。 学者指出，“经济的变革是最令人不安的。有关经济变革的最令人担 心的事情是发展可能和贫穷一样危险。为什么会这样？有几个原因。 当人们一直很贫穷并受到压制时，他们对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生活 很悲惨，但很平静。当事物发展了，他们会开始想象一个更好的将 来；他们的理想被唤醒了。不再满足于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他们 想迅速地改变现状，甚至超过了正在增长的经济所能提供的速度。但 糟糕的是，在经济繁荣的时代，一些人致富的速度会超过另一些人， 这会引起嫉妒。某些群体感觉被经济变革抛弃了，由此变得极度怨 恨。〔13〕” 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非常穷的人很少造 反，他们太忙于供养他们的家庭。一旦人们填饱了肚子，他们就会开 始四处张望，并注意到一些人正过着比他好得多的生活。这种相对剥 夺感会引起他们的愤怒、暴力，以及偶然的革命的发生。〔14〕” 不断滋长的相对剥夺感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终将酝酿成社会骚 乱或政治动荡。托克维尔写到： 　　“在法国，随着我刚刚描述的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 　　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 　　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15〕” 　　“况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 　　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 　　就越觉得无法忍受。〔16〕” 三、改革的悖论：变革引发危机 所谓“改革悖论”是指，传统的專制国家，由于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 危机，其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政府不得已用改革增加其合法性， 改革给全社会带来生机，却因其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成为人们怨恨的对 象。民众强烈要求实行宪政，扩大政治参与，公众参与的压力大增。 政治参与的压力越大，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就越严重，而政府为了 维持專制制度就越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与 日俱增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就会导致危机与变革。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社会经济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有赖 于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必然引发社会变迁〔17〕。人口爆炸、城市 化、教育的普及使政治参与增加，结果是期望和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得到了增加，政治参与的要求对政治系统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随 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 政治系统出现危机或故障的根源是合法性的销蚀。简单地说，合法性 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 意和支持。合法性是国民对政权的一种感觉：它的统治是正确的，它 应受到普遍的服从。合法性高的地方，政府只需要极少的警察；合法 性低的地方，它们就需要很多〔18〕。 亨廷顿认为，“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 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 对传统权威的忠诚。〔19〕”“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 重，如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 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20〕” 而且，经济的变革并不是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唯一的压 力。基于世袭的职位而无大众参与机会的政治体系也会过时。随着经 济的发展，教育水平在提高。人们开始更加意识到“自由”“民主” 这样一些抽象的观念。特别在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中，会滋生对專制 主义的愤怒。农民憎恨这一体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经济上的压榨，知 识分子憎恨它则是由于它压制了权利和自由。亨廷顿认为，正是这二 者的结合──农民的“人数”和知识分子的“大脑”──造成了革命 〔21〕。 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 潜在的革命作用〔22〕。对现存的社会状况，知识分子几乎是那里都 有不满，他们接受过高层次的教育，了解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中的 一些人是理想主义者。这些因素使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一种詹姆斯。比 林顿所称的“革命的信念”，即相信目前的体制能够被某种更好的东 西所取代。平民、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很少对知识分子抽象的意识形 态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正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 上的坚定信念为革命提供了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他们为之奋 斗的目标和一个领导阶层〔23〕。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催化剂。 革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通过取得国家权力，一个真正做事的 政权能够改造社会，使它公平、公正和繁荣。这种感觉会在一个不公 正的和苦难的社会中产生〔24〕。 四、庞大的弱势群体 1992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 快了，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 势集团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他们已基本形成稳定的 联盟。弱势集团或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他们的 境况悲惨：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他们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 实有效的维护；其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声音越来越弱，对于 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逐步被边缘化了。 城镇失业下岗职工包括老失业群体与新失业群体两部分，前者主要是 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群体，年龄在40～50岁之间，人数已经 到了最高峰。这些人的基本生存不成问题，但生活艰难。后者指没有 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待业人员，仅有初中、高中毕业文凭， 缺少基本劳动技能，以年龄18～25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主，在数量方 面，后者在一些地方已成为失业群体的主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越来越成为失业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新失业群体比 国企下岗职工更为弱势，他们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不具备〔25〕。 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75%，构成了我国穷人的主体。2003年第六期 《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三年完成的报 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该文首次用翔实的事实描述了中国九 亿农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揭示了中国农村大部分人口所面临 的贫穷、苦难、无奈以及不公平的税赋等问题。在引言中，作者悲愤 地写到：农村“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 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 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农民在我国财富总额里占的比例不高于4%。 照此推算，农民人均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或1.388% 〔26〕。内地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凋敝残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 无法想象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农民一有机会就逃离农 村，于是就出现了农村土地大量拋荒的现象。这已足以说明农民的生 存境遇了。 强势集团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联盟，使公共管理失去了公共性，同 时又使市场失掉了起码的公平性。政府决策为权贵所左右，政府有关 部门成了权贵的代言人，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操纵而成为其自肥的利 器，普通民众则成了任其鱼肉宰割的人质。改革愈来愈成为“零和博 弈”──少数暴富者所得，即社会其他群体所失。 对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言，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直接关系 到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应当放在公共投入最为优先的位置。然而， 中国不仅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而且强行把把教育、 医疗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公共品给“市场化”了。教育医疗住房 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有人精辟地将其概括为“房改 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弱势群体被榨干了所有的剩余。 劫贫济富的政策造成了贫富之间的财富鸿沟，“富者愈富、贫者愈 贫”的马太效应现象愈来愈严重。 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按照国际惯例，若低于 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 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处 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 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 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这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按中国国 家统计局2005年7月的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 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 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统计局的报告并预 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27〕。 一般情况下官方公布的数字要低于实际的数字。如果考虑实物收入； 特别是补贴收入，再考虑非正常收入；上面的系数只会更高。 2005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产业扶贫开发论坛上，中国扶贫开发 协会会长胡富国说，到2004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 还有2,61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分析，如果按 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 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果按世 界通行的贫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一美元这个标准衡量，我国城 乡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1亿〔28〕。 中国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都是“金字塔型”的〔29〕，高居塔顶的极 小部分权贵掌握了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资源，而在塔底的绝大多数的 人口却只拥有极少的生活资源，每天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通过对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分 析，发现当前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呈“橄榄型”〔30〕也不呈 “金字塔型”，而呈现为一个倒过来的“Ｔ型”的社会结构。处在社 会底层的庞大人群如同“Ｔ”字上的一横，而处于中层以上的不同社 会阶层则是那长长的一竖。详见图三 ： 图三按照ＩＳＥＩ值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结构〔31〕。 ＩＳＥＩ：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图中Ｔ型的一横（23分组）基本上是从事种植和养殖的农民，占了全 部就业者的63.2%，比他们稍微强一点的（29～31分组）是从事强体 力劳动的建筑业、制造业、手工业工人等，其中许多是由农民转化而 来的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占9.1%，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和实际生 活水平与农民比较接近。这两类低收入人口加起来占全部就业者人数 的72.3%〔32〕。如果算上其家庭成员，则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只 会更高。 这样的结构要比“金字塔型”更严峻，因为其下层群体过大，社会关 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更容易产生社会冲突。 孟子云：“无恒产者无恒心”，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 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使他们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就业过 程中的不平等和歧视，生活绝对贫困化，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排斥 等现象，都使得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人群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 患，极易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由于人数的绝对优势，这种 “火药”的当量大到足以使得天翻地覆、玉石俱焚。 五、20年改革概述 在过去的27年里，中国进行了两次性质不同的改革。第一次改革始于 70年代末期，结束于1989年春夏之交，第二次改革则起始于1992年春 天并持续至今。在两次改革之间是大约三年左右的停滞期。第一次改 革，肇始于社会底层，随后得到改革派领导人的呼应和支持，从而形 成了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大面积地改变中国的改革潮流，无数普通 民众在这里扮演了创造历史的角色，改革的主要阻力，则来自各级党 政官僚的不同形式的抵抗。第二次改革（92改革）是由皇帝一般的人 物所谓“出巡”所强力发动的，改革的基本动力是各级党政官僚。他 们对于改革的巨大热情和积极性超过了社会上任何其它阶层，甚至超 过了私营企业家阶层。民众不过是被动的接受者〔33〕。 在第一次改革中，农民既是改革的创始者又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之 一。而在第二次改革中，一度“先富起来”的农民，在90年代再度进 入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状态；从改革的结果看，第一次改革是削 弱国家并解放农民，而第二次改革则是剥夺农民以支撑国家〔34〕。 第一次改革中，知识分子与国家在政治上既有张力又有合作，第二次 改革，知识分子彻底分化，大多数选择与国家合作，成为官僚和资本 的附庸，在与国家的“共谋”中追逐自己的利益，小部分拒绝合作者 被市场与政治所排斥而迅速边缘化〔35〕。 在第二次改革中，一个崭新的社会阶层诞生并迅速取得经济、政治乃 至话语权力，这个阶层就是资本，或者说是资本的人格代表。92改革 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人们现在所看到的权贵资本主义，其最大特点，就 是官商一体。更准确地说，就是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一体〔36〕。 92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官僚、资本和知识者结成了神圣的三角同 盟。当然，从本质上看，这个同盟主要是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共谋” （这样的共谋甚至伸展到了国际范围），知识者充其量不过是它们两 者共同使唤的一个小听差〔37〕。 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这个新的 统治格局有三大特征：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 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共同“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 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广大工人和农民因 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这 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38〕。 对92改革，卞悟先生曾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中进行了精辟的总结： １、整体而言，92改革类似于俄国1917年革命之前的斯托雷平改革─ 　　─“政治铁腕统治与经济自由开放并行”。 ２、国有经济改革的核心举措是经济自由化，实行的是“卖方缺位” 　　的“看守者交易”与“界定式私有化”，其方式是：在政府非有 　　效监管下的无卖方产权转让，因此出现了本质上就是行政划拨的 　　“界定式产权”，这种改革形式导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大量国 　　有资产被“界定”到私人腰包中。 ３、就ＧＤＰ而言，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的特征，被认为是个 　　奇迹，伴随而来的全社会问题则是贫富分化极端严重──表现 　　为：（1）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这是一种等级差 　　别；（2）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经济地位差距进一步增大，这是階 　　級差别。 ４、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手段是“化公为私”与“化私为 　　公、再化公为私”〔39〕。 国有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公有制下积累的名义上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庞 大的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用官方的话讲就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中 的一个悖论即“卖方缺位”〔40〕，在逻辑上解决这个悖论无非只有 两种途径，一是“分”，把国有资产公平量化给国民（如东欧一些国 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以产生初始“卖方”，然后由他们来交易 ；二是“卖”，建立以公共选择──监督机制（即民主机制）为基础 的委托代理关系，使“看守者交易”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而这 就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41〕。 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方面，中东欧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罗马尼亚）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 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主派、中派、国企、私 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 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旷日持 久，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42〕。 然而在中国，堂而皇之进行的是“分”与“卖”之外的第三种方式 ──“界定式私有化”或“看守者交易”──无需授权也不受监督， 其核心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43〕。 中国相对于中东欧的优势，集中表现为可以以铁腕来减少民有制下的 讨价还价──所谓的“渐进改革”，其实是非常激进的，资本的原始 积累一旦要搞，就是铁腕推进，很少顾忌。许多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 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 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降低所谓 “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44〕。 “民主分家”虽然付出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从长远看它却完成了 一个重要的使命：给“分家”的结果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起点公正，二是代理公正，三是协商公正〔45〕。 总的来看，中东欧国家已经实现了通过“民主分家”建立公正的产权 结构并维持稳定的过程，这对未来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如今 中东欧地区经济复兴最早最快、转轨“代价”总体上最小的几个国 家，恰恰都是“分家”最民主也最公正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 〔46〕。 虽然垄断了话语权的精英们三缄其口，中国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包 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存在严重疑问，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带 有深重的“原罪”色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必然成为痛苦折磨中 国社会的一个反复发作的病灶。 六、92改革的内在逻辑 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是在国家面临崩溃边缘的局势下进行的，其从 一开始所显示的目的就是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由于几十年的高压 统治本身早已耗尽其经济支持与政治合法性，因此经济改革就成为首 选目标，最起码的举措就是必须在经济领域向民众有限开放，这是極 權主义政权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必须作出的让步，否则执政危机将难 以渡过〔47〕。 由于党权利益处于执政者关心的焦点，因此改革必然只可能是经济改 革而不是政治改革即宪政制度的确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改革 的核心对象是党权利益，其最重要而被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则是分权 模式的小政府和多党制，其所达到的直接结果就是全面瓦解政党垄断 权力的政府结构，从而将党权利益最大限度地驱逐出去，而这显然是 与掌权的改革者群体改革本身的目的──维护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利 益──背道而弛的〔48〕。 第一次改革和第二次改革都是在一党專制的框架内进行的，都是以引 进市场化、改造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为基本改革内容，不同点在于第一 次改革是试图冲击一党專制框架的市场化改革，而二次改革则是在一 党專制框架内驯化了的改革。尽管第一次改革其内容也主要是经济改 革，但是政治改革在这期间从来都没有丧失其动力，经济改革和政治 改革之间的巨大张力构成了第一次改革的基本特点，也种下了其失败 的种子〔49〕。 第二次改革的兴起，是中国專制政权为了避免走上苏联东欧道路而采 取的根本对策，根本的考量就是要借助西方资本来支撑專制政权的一 种战略，如此一来，在二次改革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形成了 一种大体可以称之为“两张皮”的关系：一张皮，在经济、技术、外 交、社会等各个层面努力吸收西方资源；另一张皮，要在政治与国家 的层面保持自我。在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指导下，中国就不惜一切代 价吸引外国资本（而不一定是国际文明）。第二次改革所催生的中 国，是一个專制资本的中国──以專制为骨胳，以资本为血肉，共同 维护專制〔 50 〕。 对执政党而言，国家富强确实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目标函数，但这有一 个严格的约束条件，那就是永葆权力，要使特权利益阶层的地位和权 力不受任何实质性的挑战和制约〔51〕。 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概括，92改革的内在逻辑可以表叙为“政治铁腕 统治加经济自由开放”，改革的目标就是在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 同时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92改革的内在逻辑，造就了中国特色的“跛脚鸭式”改革，这就注定 了改革的轨迹不是直线而是曲线，由此导致：意识形态效力弱化；官 僚集团的内聚力逐渐涣散，传统的“条条块块”官僚结构出现了严重 的失衡和“中间梗阻”；权势集团与普通民众的关系逐渐恶化；以经 济利益为纽带的区域性官商联盟不断壮大；正式权力日益衰败而非正 式权力日益兴盛；基层权力机构逐渐与底层民间社会走向全面对 立：“先富阶层”、宗族豪强、社会黑恶势力通过与官员（或其亲 属）结盟的方式逐渐获得了愈来愈大的政治话语空间和政治活动能 力，甚至以“非正式的”方式实际“接管”和行使一些至关重要的地 区性公共权力〔52〕。 其后果有目共睹：法纪松弛、腐败遍地、贫富两极分化、黑社会横 行、强者欺凌弱者，社会底线伦理被全面突破，差不多一切的不公正 都可以招摇过市、大行其道。 由于执政党控制着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舆论资源，没有监督和制衡机 制，自然逃不出英国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 对的腐败”的陷阱。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它会自我强化，加速 扩散。目前中国的腐败人数之多、行为之广、程度之深、规模之巨， 几乎是全世界最严重的。现在执政党内外无人敢否论目前是中国历史 上腐败最严重的时期，它已演化成系统性腐败，用“腐败遍地，货贿 公行”形容也不为过。 不受监督和制衡的权力，为人性的贪婪大开方便之门，可以说是对腐 败的默许和纵容。靠自我监督和政治运动来治理腐败是治标之法，治 本之策是引入异体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然而这会危及执政党的执政 地位，执政党遂陷入“不反腐败亡国，彻底反腐败亡党”的两难困 境。 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既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主要 是权力造成的。权力与资本联姻，共同争夺社会资源，其方式一是以 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的掠夺式的资源开发利用；一是迫 使贫民做牛做马，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全中国工厂化的增长。 这两种ＧＤＰ 增长，成就了当今中国的“繁荣”！因此，穷人之 穷，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穷人的利益一部分被权力所剥夺，另一部分则 被富人所掠夺。 改革20余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8～9倍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总 量增加了四倍多。虽然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 的，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投资 拉动、高环境污染、高金融坏帐、高外贸顺差、高外汇储备和低劳动 力成本、低福利、低就业、低效率、低附加值的ＧＤＰ增长的实质意 义，甚至更进一步地提出质疑，这究竟是“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 谁发展”〔53〕？ 2004年中国人均ＧＤＰ 达到创记录的1000美元。国际经验标明，当 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值突破800～1,000美元大关，即进入利益分化、甚 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 七、不定时炸弹：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 中国所谓的弱势群体，不仅是经济地位上的弱势，更是权利上的弱 势。他们连一些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参与制订游 戏规则的权力了。既得利益者“身后有权忘缩手”，弱势群体“眼前 无路想回头”〔54〕，愈演愈烈的非法强占耕地、强制拆迁、屡治不 愈的欠薪顽症，使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势同水火，社会冲突由此 进入了爆炸性增长阶段。 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告诉路透社记者，2004年中国发生了 7.4万起群众事件，也就是示威与骚乱。而2003年是5.8万起，十年前 只有一万起〔55〕。 在这以数万计的社会冲突事件当中，矛盾的制造者基本上都是强势集 团。中国社会的下层民众，由于受历史、文化及现实的影响，可以说 是世界上最驯服的人群，他们做惯了顺民，只要有口饭吃，对那些抽 象的问题，比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公民权利等人的基本社会权利 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这些权利是保障他们生存权的权利。从 2000年开始，中国弱势群体的反抗多与当地政府与经济精英掠夺他们 的生存资源有关。由于涉及到他们的生存资源被剥夺，这种反抗离以 死抗争的底线就越来越近了〔56〕。 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可以动摇人民对政权的信心，很快消耗一个政 权的合法性。并且，一旦社会冲突事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形成 巨大的“政治市场”，那时自发的社会运动就开始具有组织性，具有 政治抱负的“领袖”自然会应运而生。如果演变到这个阶段，社会革 命将是不可避免的了〔57〕。 对待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政府奉行的是铁血理性政策：强化一党專 制，箝制舆论，堵塞申诉渠道，用政治高压甚至黑社会组织消灭民众 的反抗意志与一切反抗手段，希望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未萌状态。 2005年8月中旬，中国政府宣布在36个城市设置镇暴警察，以平息 “暴乱”，也就是对抗所谓的恐怖主义威胁。其实除了在偏远的新疆 有偶尔出现的维吾尔分裂分子参与的事件以外，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恐 怖主义闻所未闻〔58〕。 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即使暂时有效，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统治效力。 高压政策在表面上维持了暂时的稳定，从长远来看，却使政府陷入更 大的矛盾和危机──从道义上讲，如果一个政府以它自己的人民为 敌，它就失去了合法性──今天的危局，正是以往高压政策积累下来 的恶果，以高压政策来解救危局，只能是抱薪救火。 如果只是从危机管理而不从调整财富公平分配的角度去考虑社会稳定 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和平抗争，那么只会在 推迟矛盾总爆发的时间的同时产生和积累新的矛盾。鄧小平的遗训是 “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但是，套用李慎之先生 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 定亡〔59〕。 毛时代由于極權统治铁板一块，“黑五类”虽然人数众多、生不如 死，却无人敢为他们倡言，社会也没有动乱之虞，而现在的弱势群体 有许多人通过多种途径为他们鸣不平，“相对剥夺感”正在发酵，前 景更凶险，以至于有人调侃说，如今的中国农村，什么都不缺，只缺 陈胜、吴广。 具体的事件与具体的诉求决定了弱势群体反抗活动的多发性和分散 性。由于集体行动的困境〔60〕，他们很难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 但这并不是说，情况不会发生改变。未来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 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很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 精英联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受到的冲击无法用现存的意识形态修复。 ２、“反腐败”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动员话语。 ３、底层群体对身分共同性的认同。 ４、农村中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及组织动员能力、人数十分巨大的复 　　员退伍军人群体作为一种动员组织力量的客观存在〔61〕。 ５、知识分子参与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如广东番禺大石村等事件， 　　都有自由派知识分子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其实政府比谁都清 　　楚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的联合意味着什么，因此，象郑恩宠、高 　　智晟、郭飞熊律师等的种种遭遇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弱势群体的抗争活动，更大的隐患则来自被执政党视为稳定柱石 的军队。 2005年8月15日，新华社播发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布的《军队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中的一部分。这个《补充 条例》多达30条，但惟一公开透露出的信息是：对擅自成立军队条例 规定以外的团体、组织、参与宗教、迷信活动，编造或者传播、私藏 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信息，组织、参与或者支持社会上的游行、示威、 静坐、请愿、串联上访活动的行为，坚决予以严惩〔62〕 。 军队一直是执政党管制最严厉的部门，“新30条”放在各种媒体重点 宣传，表明执政党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力在直线下降，到了军心不稳、 需要严加整肃的地步。这是比弱势群体的抗争更大的危险。 只要不给民众比较的标准，即使赤贫，他们也会安分守己，以为生活 在人间天堂，问题是，现在政府无法逆转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潮流， 也无法让人民与自由流动的资讯绝缘，再者，大陆每年几千万人次的 国民到世界各地观光旅游出差做生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 大差距自然会对他们造成震撼性的冲击，官方的政治说教和宣传成了 笑柄。 科技的进步、教育的普及、社会的发展已彻底终结了“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的时代，中国人民绝不会仍象过去那样温顺。因为， “一旦群众被领出了洞穴，就不可能再永远剥夺他们享受阳光的权 利”〔63〕 。 请留心托克维尔的忠告吧：“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 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轻松愉快只不过说明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恶 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寻开心，不去想它，而绝不是完全忘怀。给 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 即会朝那个方面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 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64〕” 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矛盾，将民众本应有的权利还给民众，社会冲突 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 之”？数以万计（平均每天200多起）的突发事件，只要一件镇压失 败了，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则有全面崩盘之虞──君不 见，强大的大清帝国居然毁在了一个小排长手里〔65〕。 一旦局势失控，政府权威式微，乌合之众就会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曾 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点头哈腰而进行报复”〔66〕。 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高级官吏们每年转移数百亿美金出境，把 家产妻小搬到国外，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他们为自己预留后路，表明 他们早已不相信自己的执政能力了。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如果 发生暴力革命，整个官僚机器中有多少人会与中央“同舟共济”？况 且，乱世正提供了掩藏其灰色收入的大好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某些 人可能对革命正求之不得。 八、“改革”会演化为“武革”吗？ 1907年，俄国斯托雷平首相成立极右翼政府，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 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用斯 托雷平的话说，“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他采用的办法是用权势 帮助公社的“强者”（所谓“富农”）以“强迫动员”的方式将“弱 者”赶出家门，实现对农民的“解放”。为此，当局以法令鼓励农民 退出公社，再以法律推行“一户决定”原则下的强制性“土地整理” （只要一户要求，就可以打乱公社原有的条田分布，实行小条并大块 以便设立独立农庄）。同时建立官办农民银行，一方面低价收购“弱 者”的分地并转售“强者”，一方面向“强者”提供优惠贷款 〔67〕。 短期看来，这样的私有化方式干脆利落、产权明晰，由于市场导向的 农场经济比大锅饭的村社经济效率高，同时铁腕强权下的安定也有助 于这种效率的发挥，于是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到1914年 间沙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俄国粮食产量一举超过当时西方三大粮食 出口国──美国、加拿大与阿根廷的总和，俄国成了“欧洲谷仓”、 世界最大粮食出口国。由于农业的拉动，整个国民经济也繁荣起来， 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1907～1914），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 多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9亿增至19亿多卢布，翻了一番。 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35%，煤产量增长121%，棉花 加工量增长62% ，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总收入增长78.8% ，制造 业国民收入增长83%，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8.6%，这些都是沙俄经济史 上空前的〔68〕。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俄罗斯人对 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知 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一些昔日激进的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 诚”〔69〕。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 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20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 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 斯托雷平的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极不对称，社会表面 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流汹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 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 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 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 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 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 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 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70〕。 可见，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 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线，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中国的“先富者”，利用已经掌握的资源，把占人口绝大多数数以亿 计的弱势群体挤压到连上学、就业、医疗的基本权利都无法充分享有 的程度，这种靠掠夺穷人达到暴富的为富不仁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了 穷人最起码的生存权。 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托克维尔说：“对享有特权者来说，最危险的 特权是金钱特权。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特权的范围有多大，等看清 楚时，便十分不快。金钱特权所产生的金额有多少，它所产生的仇恨 就有多少。追求荣誉、渴望领导国家的人，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想 发财致富的人却少而又少。许多人对谁在统治他们可以不闻不问；但 是对其私人财产的变化漠不关心的，却寥寥无几〔71〕。” 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时，托克维尔写到：“一场浩劫怎能避免 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 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 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72〕” 权贵资本主义是权力和资本两个巨无霸的联姻，这是一辆没有刹车装 置的火车，惯性导致的加速行驶只会使它最终崩溃；这是一个不被祝 福的怪胎，它就象一匹骡子，虽然强壮却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 一个舍弃了弱者的社会，而弱者的优势在于人数。 1905年9月2日，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社会的大事──废除科举。由于 此举堵死了社会下层精英制度化升迁的途径，各路英雄枭雄遂上演了 一幕幕弱肉强食的戏剧，掀起一阵阵腥风血雨，搅得华夏大地几十年 不得安宁。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目前中国不仅社会底层过于庞大、而且底层 群体看不到多少上升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 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 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73〕” 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国民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 然而，在“教育产业化”的名义下，政府把高等教育开支转嫁给民 众，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距达数百倍 〔74〕，“教育产业化”导致贫穷世袭化，增大了贫民子女向上流动 的障碍。 如今中国下层贫困家庭耗尽家财甚至负债累累供养孩子上大学，然而 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几十万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但产出和投入不 成比例，也堵死了其向上提升的道路。一俟社会发生动荡，这些人的 行为是不难想象的。 当今中国正处在危险的平衡中。一方面，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 精英三者结成联盟，保障了当前的政治稳定，但另一方面，这些精英 相互勾结，剥削和压迫老百姓，造成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正，政治权 威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显性化〔75〕，政府是靠经济增长来维护自己统 治的合法性，“发展是硬道理”也就是通过经济增长获得政治合法性 这一根本的盘算。 任何经济都不可能长期超常增长，有经济学者相信，中国经济的高速 增长期可能会在2006至2010年内结束，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原先 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经济危机就有演化成社 会和政治危机之虞。 通常，经济动荡是政治不稳定的最有效的导火索。“经济持续的增长 之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76〕” 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银行问题。按国际上金融系统经营不善的 两个指标，坏帐比率和自有资本充足率，中国银行系统在技术上已达 破产标准。中国加入ＷＴＯ后的五年过渡期已经步入尾声，2006年11 月就要向外资银行开放全部人民币业务，庞大的民间储蓄存款一旦被 外资银行分流，国有商业银行不再拥有稀释其不良资产的手段，极有 可能诱发金融危机。 由于银行的坏帐实在太多，国家只能不断的注资冲销，无论是动用外 汇储备，抑或动用财政收入注资，还是开动印钞机注资，其结果都是 货币发行过量，造成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 1930年代初，魏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将希特勒送上了德国总理的 宝座；1940年代末，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终结了国民党在大陆几十年 的统治。所以凯恩斯说，要推翻现有的社会基础，最巧妙、最有效的 方法，莫过于通货膨胀〔77〕。列寧也有类似的论断：搞垮一个政府 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货膨胀。 对弱势群体来说，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物价，当通货膨胀造成 穷人生活无以为继时，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中外历史表明，当厄运来临时，坏事总是结伴而来。一旦大陆经济社 会动荡，“台独”就极有可能进入实际操作实施阶段。也许有人会选 择战争以转移内部危机，且不说台海战争乃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剧，在 政府政治上负有巨额“道德赤字”，物质上没有必胜把握的前提下， 战端一启，王力雄先生在《黄祸》中描述的发生核内战、难民象老鼠 一样四处逃难的悲惨预言很可能会变成现实，始作俑者也会成为中华 民族的千古罪人。 九、“告别革命”只能靠政治改革 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赤贫而平均的国度，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 “负帕累托状态”（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状态），走出这个状 态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在不损害其他人的前提下， 使某些人的利益增加）。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 和政策不失为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下引入市场经济要素提高经 济效率的一种有效策略，然而，由于中国“跛脚鸭式”改革逻辑的限 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贫富两极分 化，显然，这种改革模式过于强调效率而忽视了社会公平问题。 前几届政府，腐败、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地区不平衡等社会矛盾也 很多，但被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没有爆 发，现在过去的各种隐性矛盾开始逐渐显性化了。 客观地讲，现届政府已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正在积极努力以 矫正这些错误，它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主要的目 的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缓和贫富尖锐对立的矛盾。 建立“和谐社会”无疑是一个良好愿望，关键是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达 此目的。按官方的说法，建立“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改 革必须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从中可以看出其仍然未脱已有的改革 模式的窠臼，因为既然“改革必须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那么改革 “主顾”什么群体利益呢？当工人、农民这些人数上占社会绝对多数 的群体都已经沦为“弱势”，需要“兼顾”时，改革又变成了什么性 质的社会变革呢？ 政府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建立秩序，然而仅仅建立秩序还远远不够，秩 序必须体现公正，否则人民只会被迫服从而不会忠诚。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如果没有正义，王国和大的抢劫集 团有什么分别？〔78〕” 一切政治制度的正当目的应该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79〕。 林牧先生在《读史随笔》中指出，20世纪至今，中国经济有过四次高 增长，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被迫实行“新政”后的十年，第二次是中华 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及其部属北洋军阀掌握全国政权的时期，第三次 是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最初十年。以上这三次经济高速发展的时 期，都没有改革專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的高速发展都不曾带动整 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转型，也不能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 定。而且晚清、北洋军阀、国民党三个政权最终都覆亡了〔80〕。 中国已经处于极其微妙的处境，如果发生动乱，中国社会二千多年来 的暴力革命与專制回归的历史宿命将再一次重演，对既得利益阶层的 清算将如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一样，充满血腥和残酷。动乱极有可能引 发新一轮的公有制狂潮──“均贫富”的政治诉求是历代农民革命的 社会动员话语，也是最吸引追随者的魔咒──社会从极右转向极左， 动荡之后的国家则会重新掉进管仲陷阱〔81〕，而将目前有限的自由 献上祭坛。 谁也无法预见革命到来的具体时间，而当革命到来时，谁也阻止不 了。防患于未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采取措施避免革命的发生。 怎样才能避免革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进行彻底的改革以终止孕育 革命的不公正。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启示人们，在革命的感情被牢固 树立以前应进行改革，在问题变得危险以前阻止它的发展〔82〕。 然而此事知易行难，因为这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抉择。政治改革是权 利与权力的较量，而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 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有组织 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动乱。但 他们同时又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名为“公仆”实为主人的权势人 物和党政权力部门既在履行着政权的职能，同时也在经营和维护其个 人与团体的独特利益。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行制度使他们成为 掌控最多公共权力、支配最多社会资源、占有最多社会财富、享受最 多社会保障的既得利益群体。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使他们有能力挫 败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这是中国政治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 〔83〕。 没有人愿意与别人分享财富，也没有人或集团愿意自动放弃已有的财 富和权力。然而，对执政集团来说，这又是一个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抉 择。与其坐等革命到来，不如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告别革命。如 果不在情况变得不可收拾前明智地放弃部分利益，最终会失掉全部。 政治是重复的博弈行为，而要使博弈可重复，就必然要追求双赢而不 是双输。未雨绸缪、顺势而为是伟大的政治家与碌碌无为的政客的根 本区别。回望历史，如果满清统治集团不是颟顸无知，如果他们足够 明智清醒，君主立宪制的清王朝也许会延续至今。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民主化成功过程总的说来无非是两大类：第一 类，象拉美、南非、东南亚，民主化以前就是传统私主制、市场经 济，民主化以后还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转轨问题，在民 主化过程中为避免失序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政治和解，象2000年曼德 拉与德克勒克一握手，南非的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第二类，一些需 要由“公”而“私”转轨的国家象前中东欧列国，在公共资产基本保 持完好的情况下完成了民主化，此后的产权改革因而可以在公共参 与、公共授权、公共监督的条件下进行，其产权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成 为社会稳定的条件〔84〕。 中国目前走的是不同于上面二者的第三条道路──斯托雷平道路── 历史上还没有沿这条道路走向民主化的成功先例〔85〕。 中国的转轨之路同时面临两个艰巨任务：建立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石的 市场经济和以权力公有制为基石的宪政民主。因此，中国的和平转轨 之路注定要更加艰难曲折。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客观地说，没有 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 该怎么做？ 当一个政府长期漠视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及健康需要，社会中的阶 层对立日益严重，整个社会机器不断地摧毁原有的道德伦理基础，制 造仇恨、妒忌、暴力时，社会秩序能够长久的得到维持吗？ 要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促进普遍公正！没有公正的支撑，不仅 穷人度日艰难，富人的财富和权利最终也很难保全。水能载舟，亦能 覆舟。未来中国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现在如何去选择。 中国的根本困难在于，在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传统和公民自由传统 的超大规模社会，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和自组织的社会力量存在的空 间，政权无法以非暴力的方式转移。一旦社会的张力大于政府的强制 力，导致政府崩盘，免不了天下大乱。中国王朝更替的传统就是农民 革命，其实质就是边缘人群与统治阶层发生的置换反应。中国的社会 生态不大可能产生象华盛顿那样功成身退，主动放弃权力，为后世垂 范的伟人，但大大小小的毛澤东之流从来是车载斗量的。 现实来看，几十年的政治高压与教化，从未经历过民主熏陶、习惯简 单思维的民众发动“颜色革命”的可能性极小（如果发生“颜色革 命”，我们该额手相庆了，因为相对于暴力革命来说，它的成本极 小），一旦发生暴力革命，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一场巨大的浩 劫之中，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双输的悲惨局面。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政治大变革的时候 了。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性的变革都不足以消除积累已久 的深刻社会矛盾。只有实行全面的政治改革，才能避免民族浩劫的发 生，政治民主化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坎。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游，在水中打转是可怕的。孙中 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顺 之者昌，逆之者亡〔86〕。如果中国在如今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能不 失时机地启动民主进程，许多矛盾还可以由于“蛋糕不断做大”而缓 解。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执政者如果能够清楚地估量形势，政 治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政治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 熟”了〔87〕。 今日之中国，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政治体制无需改革。问题的核心在 于，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叶公好龙！真正的政治体制变革，在于是不 是真正认同平等、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价值观，是否认同宪政民 主的制度方向；真正的政改必然是全面的政改，彻底改革党的政治功 能、党政军之间的关系；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针对真正的大 权力，必须将真正的大权和实权交给人民去选择、监督，而不是在没 有实权、只有小权的地方兜圈子。只有从大处着眼，才能从小处着手 〔88〕。 《古文观止》收集的汉武帝“求贤诏”，开头有两句话说：“盖有非 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现在是考验中国人特别是执政者的政治魄 力和道德勇气、人类良知以及历史责任感的关键时刻。真正伟大的政 治家，必定是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深谋远虑的智慧、坚忍不拔的意 志、执着于理想、淡泊世俗的物质享受、抱定“苟利国家生死已，岂 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语）的牺牲与献身精神，并能将事业的原则 性和手段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巨人。胎动中的中国呼唤这样的巨人，时 代为其备好了舞台，唯有大智大勇者才能抓住这青史留名的历史机 遇。 注释：（从略） （定稿：2005年11月6日；发布日期：2006年1月8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讲两个“失败”的故事 再论全民公决入宪 綦彦臣 本来，我的《论全民公决入宪》一文已由《新世纪网》（www.ncn. org）作为特稿（2006-02-22）发了，不应再“絮叨”；还有，那篇 文章使用的是文献（注释）方式，如果现在以纯政论（随笔）形式来 补充，显得不太协调。 质而论之，这倒无妨：我想在为反驳体制内反“多数决”的学者而举 了众多“成功”案例之后，再讲两个“失败”的故事，以便让更多受 其学术蒙蔽的大陆读者认识到全民公决政治伦理的优先性。 第一个“失败”故事是“大象级”的。 1999年11月初，澳大利亚共和派提议把“是否脱离英国君主体制”， 改为“共和制”进行全民公决。如果共和派提议通过，其最直接的结 果是：不再承认英国女王是澳大利亚的首脑，而是全民直选一个如美 国一样的民意总统。结果呢，在世界性的民主大潮即“自决─独立” 趋向下，澳大利亚的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继续做英国女王的臣民。ＢＢ Ｃ（11月8日）的评论说：“尽管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支持共和制， 真正的保皇派只占人口的9%，但是公决建议中提出的共和模式不能令 人信服。”对于向往共和的人来说，他们的自以为是的主导建议失败 了！ 令人钦佩的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澳大利亚的全民公决提议保 持了理性的缄默。她既没宣称进入“一级战备”，用导弹对准澳大利 亚，更没有惊慌失措地要求“世界警察”美国予以干涉，或称言“共 管”。她只说了一句话：无论公决结果如何，我都对澳大利亚一往情 深。 如果中国有一位顶尖级执政的政治精英人物胆敢如此，说：“不管台 湾全民公决结果如何，我对台湾仍一往情深。”结果不是他被赶出权 力核心，就要增加数倍的警卫。至少，那些“愤青”精英会拎着洋镐 刨他家的祖坟去。然而，为什么我们不将全民公决引入《宪法》呢？ 除了让“愤青”精英表达对台湾的愤怒外，也让主张和平的人们也表 示“不打台湾”的意见。现在，就执政权力核心决策实质利益计算来 说，是“不打台湾”，让两岸保持“不统不独”的现状，也等于与不 愿打仗的多数百姓（公民）意见一致。如果就台湾问题进行全民公 决，可以肯定地说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反 对打仗，因为中国兵员90%的是农民子弟，先死他们的孩子；仗打胶 着了，不当兵的子弟也要被告知准备打仗，更何况计划生育以来，一 个孩子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多！ 如果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全民公决，如土地私有化、建立《新闻出版 法》，肯定会是得到成功的结果。农民真正地成了土地的主人──至 少汕尾事件发生的概率就小多了；新闻出版有了真正地自由──至少 《新京报》事件、《冰点》事件发生的概率就小多了，甚至不可能。 全民公决不惟大国之事，小国甚至殖民地也乐意操为。这就是第二个 “失败”的故事，与澳大利亚的“大象级”相比，这只是一个“蚂蚁 级”的故事。2006年2月中旬（也就是前几天），南太平洋托克劳群 岛有人主张脱离新西兰的托管而自治，进行全民公决。结果仍如六年 多以前的澳大利亚一样，“旧思想”占了主流：在主岛法高弗 （Fakaofo）环礁，愿意继续托克劳作新西兰殖民地的人高达349票， 占胜了独立派的60票；在其他两个附岛结果大体相当，多数人反对独 立。 这是个只有12.2平方公里、1,500口人的小“国家”，最终以多数决 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希望独立的托克劳的政治领袖皮欧．特因亚一如 伊丽莎白二世的风度，他说：“之于我个人愿望虽为失败，但我对岛 民的选择表示高兴。” 如果大陆读者对托克劳感兴趣，可以找一份中国大陆版的大洋洲地 图，在南纬0至20度、西经180度至160度这个“方框”里找托克劳群 岛（也得费点劲儿）。这么个“渺渺小邦”，绝对比不上我们的“泱 泱大国”，但是，人家的政治文明远比我们进步。进步的标志之一就 是人家有全民公决机制。 如果再进一步进行“政治算术”（引配第政治经济学术语），你会发 现中国是托克劳领土的78万多倍、人口的86万多倍。但有了这个算术 结果，不是表明你有优越感，反而是更加自卑：我们一个中等的村子 就跟人家的一个国家不相上下了，但就连村民里的村民选举还有政治 势力进行所谓的指导。既狡猾又愚蠢！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世界性的政治文明进步，在不久的将 来，全民公共终究会成为《宪法》法条即公民的权利！大陆人民再也 不会为“小小台湾岛”的全民公决而心惊胆颤了。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一个决定：绝食，直到胡佳回来 曾金燕 居然失去知觉了！瘫在沙发上，不知道多久才回过神来。仿佛在黑暗 的冰窖里。忽而很冷，忽而很躁热。 佛祖啊！你既然赐予了我思考的能力、精神的力量，何必又给我一个 麻烦的肉体？何必又给我一颗时时流血的心？请你收回这幅臭皮囊 吧！ 决定从此刻起，除了白开水，什么东西都不吃不喝。绝食，直到胡佳 回来那一刻。我要体验他忍受的痛苦，然后更理解他，然后更爱他。 电话线拔了，不接电话。 我累了。 （2006-02-26） ------------------------------------------------------------ 所有的人都说他一定会平安回来，平安的意思，是“活着”吗？还是 没有任何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伤害？ 金燕 2006-02-25 〔提供者：（北京）胡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绝食声明 北京反迫害维权声援团 中共政权已沦为公开的黑帮化、流氓化的极权暴政，政府官员贪赃枉 法、鱼肉百姓，逆天叛道，已完全丧失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和平自由、 繁荣富强的民主社会的能力。在中共红色极权暴政下，公民的合法权 益得不到保障，人民已不能通过正常法律途径来维护公民生命财产的 安全。面对冤狱无数，哀鸿遍野的惨淡现实，仁人志士无不痛心疾 首，为此北京维权声明，抗议中共暴政对我中华黎民的残酷迫害，并 以绝食的行动以示反迫害。 绝食抗议： １、连日来，北京司法机构联合出动警察、便衣特务以及黑社会打手 　　百余名之众，警车、无牌照车辆、摩托车十数辆，围堵在北京晟 　　智律师事务所周围，肆意非法绑架来晟智律师事务所上访的无辜 　　民众。 　　2月22日一天内竟绑架十余名北京及外地合法上访投诉的公民；2 　　月23日绑架七人，这些公民均被强行带到北京朝阳区小关派出所 　　（电话：64917134、64944842、64968390），受到警察的威胁、 　　恐吓。在派出所里警察对这些公民说：高智晟是坏人不能找他上 　　访，不许为他提供帮助，包括生活资助，饿死他活该。并强迫这 　　些有冤无处伸的无辜公民做出保证：不许再来找他上访，不许为 　　他提供帮助，否则将无限期拘押你们，或判你们几年。甚至北京 　　公安干警以执法人员的身分公然对一个年轻的女基督徒用完全黑 　　社会化的流氓口气说：“……你知道法官手里的锤子是做什么用 　　的，我们想锤死谁就能锤死谁，想锤你几年就是几年……” 　　为此我们严正抗议北京司法机构践踏宪法，背叛主持正义、公道 　　的司法精神，完全黑社会化的肆无忌惮的流氓行经； ２、抗议北京当局为粉饰太平，制造“和谐社会”的假象，对全国各 　　地有冤无处伸、有状无处告的来京上访民众的野蛮迫害和非法抓 　　捕； ３、抗议北京司法局对北京维权人士高智晟、胡佳、齐志勇，马文 　　都、赵昕以及全国各地维权人士不择手段的打压迫害； ４、抗议北京市政府2006年伊始，即在政府工作报告会上宣布，加大 　　力度持续野蛮的对无辜的法轮功群众栽赃陷害和仇恨宣传，以及 　　对其他自由信仰民众的打压和洗脑迫害，无视国法继续助共为虐 　　的暴行； ５、声援全国各地饱受中共各级贪官污吏迫害的民众来京上访，同时 　　希望你们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将你们深受迫害的事实曝光天下；但 　　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只有退党才能维权，只有退党才能救中 　　国。 　　 北京反迫害维权声援团将于2006年2月25日早6点至2月26日早6点绝食 24小时以示严正抗议。 绝食地点：各自的家里。 参加绝食的北京公民： 王　宇、李国慧、张尚修、李　东、金云云、李　辉、白　园、 朱翠竹、王修珍、李　阳、高雅芝、李　珍、岳　山、朱淑萍、 高　宜、朱　飞、高三妮、孙习道、武雪莹、张　敏、郑天宇、 赵贞贞、马　喜、魏洪生、华清宇、赵晓华、李圆圆、王天香、 王　玉、善静芝 2006-02-24北京 〔转载自《大纪元》2006-02-25 21:52；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高墙内外两相依，郑贻春女友誓言不悔 《大纪元》 〔《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2月22日郑贻春亲属及郑贻春女 友──李老师一同前往盘锦监狱探监，因不是直系亲属，李老师被拒 绝会面。李老师速写情书一封，由小春转交，高墙内、外一幕人间悲 剧真实展现。 郑小春告诉记者：“那天在亲属与郑贻春会见前，监狱负责人对家属 约法三章，不许谈论外面发生的敏感话题，只可以谈家事，不可用英 语交谈，如果违反规定将取消一月一次的会见机会，不按照要求去 做，将对郑贻春不利……” 郑小春告知：“我大哥的女朋友也是郑贻春事实婚姻的妻子，跟我大 哥同居十多年了，我们称大嫂的李老师也去了。但不幸的是，她没有 见到郑贻春。因为狱警以‘没有结婚证明’为由，拒绝李老师会见郑 贻春。李老师当时气的大哭并且愤笔疾书，她写给我大哥的信的内容 是： 　　‘贻春，我的老公：能够在此苦难的人世间与你相遇、相识、相 　　伴，走过这风风雨雨的十年，并且将来不管你在里面是六年或更 　　长时间，尽管我本人是多么痛苦多么苦难，我仍然在外面等待着 　　你。在此人世间、在此一生与君相伴我无怨无悔！两情若是久长 　　识，又岂在朝朝暮暮？ 　　‘老婆：燕’” 此家书由郑小春转交郑贻春。郑小春说：“郑贻春看这封信的时候， 百感交集，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泪如雨下。见此情景，我跟邵春也 心里头为大哥难过，红了眼眶。我大哥是感情丰富的人。我劝大哥要 多保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你回家后，我们将给大哥风风光光的 办婚礼……” 小春又把贻春看信时的感情难抑的情况告诉了监狱外等待候的痛哭不 已的李老师。李老师表示：不管郑贻春在里边待多久，她都会等他。 她对郑家人说：“我此生就是他的女人、他的妻子”。郑家兄弟听到 此言也都掉了泪。小春说：”这样人为制造的悲剧太过分了，太让人 心碎了，太折磨人了啊！“ 郑小春介绍说：”李老师30多岁，曾经是郑贻春的学生。当我大哥被 逮捕时，营口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找过她多次，恐吓威胁她。一年多 来，她周围的人都劝她离开郑贻春，风言风语的。但她就是不改初 衷。所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很大。她经常说睡不好觉，因此患了 神经衰弱，经常一个人在夜里哭泣。李老师是个苦难的好女人啊，也 是很了不起的人。我们郑家人也非常关心她。“ 郑小春告诉记者：”我们一到盘锦监狱就被约法三张。狱警说：‘第 一你们兄弟不可以用英语交谈，第二不允许把外界的任何敏感的信息 传递给郑贻春，否则你们就会给自己找麻烦。’我们给郑贻春带了一 些书籍，其中《国民党为何下台》、《李敖传记》和一本经济学方面 的进口图书被扣。他们的理由是：‘我们无法鉴别书中是不是有不良 内容。’郑贻春已经近50岁，我们就要让他在这里安心接受服刑，接 受思想改造，我们没有必要让他因任何因素引起他思想的波动。” 郑贻春说：目前与他关押在同一牢房的共三人，一个是自称曾经是经 济学家，一个自称曾经是国有企业的董事长，都因经济犯罪被判刑。 每天上午下午各有40分钟的放风时间。他把抽了30多年的香烟给戒 了。当小春问道：“大哥你为什么要戒烟呢？”郑贻春说：“我必须 要健康的活着出去。我现在感到我个人的生命不仅仅是属于我自己， 也不仅仅属于我们郑家，不久的未来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需要我去做 的。” 郑小春说：“郑贻春的糖尿病有反弹，身体不好，他是靠着精神力量 在支撑着自己。见面时他提出让我们与高智晟律师联系，走申诉的法 律程序。同时希望我们能尽最大的可能，通过各界人士和媒体向社会 呼吁，让无罪的人郑贻春离开这高墙电网林立的恐怖的监狱。当我们 告诉他高律师目前遇到麻烦，事情还没说出口，立即被狱警制止。他 们怕郑贻春也绝食。为此我们家属已打算将向中国的最高法院、最高 检察院和全国人大提起申诉，让郑贻春以及跟他有同样命运的师涛、 张林的等人，都早日获得自由。郑贻春还问起关于营口市公安局国保 支队扣押他的私人物品的事情，提出要用法律途径追讨自己的这些合 法财产，其中包括他留在电脑里已经被没收了的几十年心血创作的九 本诗集。” 他接着说到： 　　“在短短的30分钟的会见中，我感到了郑贻春的英雄豪迈，让我 　　们兄弟十分敬佩。我说：‘大哥我们非常非常的崇敬你，崇拜 　　你。’我相信他也受到警告，所以他也没有问一些过于敏感的问 　　题。此次会见如骨哽喉，我们还不得不考虑到违规的后果。 　　“这次会面，我跟郑邵春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郑贻春脸部泛 　　着光芒，整个面孔有一种光彩在里面，可是说神采奕奕。他说： 　　‘我现在虽然失去自由了，但是目前世界发展的形势我相信我还 　　是能掌握他的规律的。’他乐观的说：‘假使是把这七年能坐 　　满，到目前还剩下5年9个月22天，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提到营 　　口市公安局前局长朱良。他很鄙视这个腐败坏分子，他说：‘你 　　看，同样是失去自由，可是我的精神不倒，因为我确实是好人， 　　而朱良为什么要自杀，想逃避罪责，他确实是一个坏人。’ 　　“最后，他嘱咐兄弟要好好干事业，为国家出力为中国人做有意 　　义的工作。” 〔转载自《大纪元》2006-02-25 04:31；http://www.dajiyuan. 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和谐社会”的两副面孔 从喻东岳出狱谈起 茉莉 ┌────────────────────────────┐ │　此文刚发表之际，我收到喻东岳亲属的来信，谈到喻东岳的　│ │　身体状况。由于长期的折磨，喻东岳除了精神失常语无论次　│ │　之外，手脚上还伤痕累累，头皮前部有一“Ｃ”型伤疤；头　│ │　皮后部有一“Ｙ”型伤疤，均八、九公分长，显眼。　　　　│ └────────────────────────────┘ 当中国官府津津乐道地打造“和谐社会”之时，中国媒体有关“幸福 感”的话题开始发酵。那些饱暖思幸福的人们完全不想知道，中国政 治犯及其家属──一个因言论表达而打入地狱的“贱民”群体，是否 也有一点“幸福感”可言？ 我的眼前浮现出去年9月的一个真实场面：洞庭湖上的赤山监狱，喻 东岳的父亲和弟弟远道前去探望入狱15年的喻东岳。这位前湖南省 《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已经精神失常，他认不出亲人了。隔着玻璃墙 拿着电话和父亲对话，喻东岳只是一个劲地胡言乱语。亲人近在咫 尺，却如同隔绝在两个世界。 在监狱接见室的另一处，师涛的母亲高琴声老师在探望入狱不久的师 涛。柔弱而又坚强的母亲，从山西搬到湖南长沙居住，就是为了能和 她心爱的诗人儿子每月一次地相聚。每日在灰尘弥漫容易得矽肺病的 环境里做苦工，师涛被折磨得瘦多了，但母子两人亲密交谈的场面， 令喻东岳的父亲和弟弟在一旁羡慕不已。 对于喻东岳的亲属，“幸福感”是如此简单的一个镜头：能够隔着狱 中的玻璃墙，用电话和神智清醒的亲人对话。 然而，这对他们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求的奢望。1989年5月，喻东岳 等三位湖南朋友将装满颜料的鸡蛋壳扔到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画像 上，而后被捕判刑，在湖南省第一监狱遭受严厉惩罚。由于长期被关 押在单人禁闭室，喻东岳不堪折磨，导致精神失常。狱方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拒绝给予治疗，导致喻东岳的病情加重。 两个如此迥异的中国形象 昨天，喻东岳终于出狱了，但他已不能理解这个变化了的“和谐社 会”，也不会为自己的遭遇痛苦了。16年的炼狱，一个追求民主的热 血青年，走向神智不清的混沌中年。 在北欧碰到一些从国内来的中国人，他们会向我这个多年不曾返国的 人，介绍中国的巨大变化，物质生活水平如何的提高。我惊讶于他们 对欧洲的轻蔑，惊讶于他们在炫耀自己富裕时的那种自豪感：欧洲有 的东西，他们有；欧洲没有的东西，他们也有。 然而，当我接触到诸如喻东岳、师涛等政治犯的亲属时，觉得他们仿 佛是来自另一个中国──被迫害、被欺凌、被残害，生活在巨大痛苦 的阴影下。 一方面是富得流油、享乐无限；另一方面是贫困无助、苦海无边。这 两个不同的中国，两个相互矛盾的形象，就这样奇怪地交织、叠印 着。在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世界，人们只看见中国的“崛起”，不 愿意看到另一个真实：在这个号称“和谐”的社会里，有多少人在残 酷镇压下呻吟？ 《1984年》和《美丽新世界》 美国印地安那州立大学教授杰弗里．Ｎ．瓦萨斯特罗姆，在研究中国 问题时，提到两部著名的文学作品，一部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 预言性政治小说《1984年》，另一部是奥维尔的老师、英国小说家奥 尔德斯．赫胥黎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 瓦萨斯特罗姆先生认为，奥维尔在《1984年》里对共产党专制的批 评，只是中国20年之前的图像，无助于解释当今中国共产党令人惊奇 的执政能力，所以不是观察当今中国最好的镜子，而奥维尔的老师赫 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才是另一个更为贴切的视角。 在《美丽新世界》里，赫胥黎思考并预告了未来。他认为后来的统治 者更可能采取的控制策略是：一，通过性诱惑、娱乐和其它形式的娱 乐活动，努力使被统治者与他们保持一致；二，将民众之间的分隔界 线最大化。看来，《美丽新世界》似乎更能解释当今中国的消费主义 文化潮流和贫富悬殊现象。 但瓦萨斯特罗姆先生没有认识到，奥威尔的《1984年》作为极权主义 社会的预言，仍然没有过时。奥威尔笔下所描绘的那些令人恐惧的政 治高压，对喻东岳等政治犯来说，仍然是再真实也没有了的现实。在 奥威尔虚拟的“大洋国”里，人民毫无个人尊严可言，一切与“内 党”不一致的言行都会视为非法，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主人公温斯 顿和他的女友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凌辱及摧残，最后，他的意志终 于崩溃。 两副面孔一个本质 描写“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和描写令人毛骨悚然的极权统 治的《1984年》，同时展示了当今中国的两个侧面，是这个畸形发展 的国家的两副真实面孔。 这两副不同的面孔具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即统治者通过政治高压和欲 望放纵的两手，控制人民，使其不成其为真正的自由的人。在《1984 年》里，人们承受喻东岳式的痛苦，陷入冤狱失去人身自由；在《美 丽新世界》中，人们沉溺于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 享乐里，忙于满足他们对娱乐的无尽欲望，因而失去精神自由。 二者都是失去自由，但不同之处在于：师涛等政治犯清醒而痛苦地意 识到自由的丧失，他们孤独而峭然屹立；而被娱乐文化俘虏了的人 们，却软化了骨头，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们不再在乎统治者的 谎言和压迫，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与统治者合谋。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面临着这两种选择：要么政治至死，要么娱乐至 死。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他们在物质的享受中乐不思蜀，不再思 考，快乐而浑浑噩噩地走向死亡。比较坐牢而神经失常的喻东岳，麻 木的他们未必有什么真的“和谐”与“幸福”可言。 〔原载《民主中国》2006-02-23；提供者：（瑞典）茉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岂只一个葛佩琦 李昌玉 近日，再读韦君宜的《思痛录》，随便翻翻，不意发现还有一个杨 肆，其经历、其遭遇简直和葛佩琦一模一样。 我写了《千古奇冤说阿垅》、《千古奇冤葛佩琦》，他们都是中共派 到国民党内的情工人员，即特务，专门收集情报，并通过各种手段传 送给中共中央，为“枪杆子夺取政权”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但是 解放后，他们的历史贡献不但不被承认，而且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 品。昨天到大功臣，转瞬成了举国皆曰可杀的大罪犯、阶下囚。我们 这些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派运动的人，回想他们起来，不胜唏嘘。有 几位年老的朋友，还有几位年轻的朋友，读了我的文章也表示猛然惊 讶，欷歔不已。 这里请让我把韦君宜写的故事引述如下：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 悟的。杨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 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 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 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 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共产 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 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 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 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 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和他联系的 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 系，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 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 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 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 过：“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 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 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上海，无事可 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 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 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 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 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 他回重庆又没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 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 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 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象，我们 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 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 活，于是我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 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 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 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 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 （承认了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分是国民 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 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 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 要！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一年 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 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 误分析而对他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 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 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 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 书籍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介绍 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 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 全由我们负责吗？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 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 你看，这个杨肆和葛佩琦是不是一模一样？他也获得了少将军衔。大 家可不要小看了这个少将军衔。当我们把他当作特务看待的时候，等 闲视之，不以为然，可是在国民党的军统系统里，最高军衔就是少 将，连戴笠也是少将，那么杨肆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据说，这是蒋 介石的规定，不能让他的特务人员拥有更高的军衔，以免干政干军。 杨肆能够在里头耍两面派，身在曹营心在汉，蒙混过关，步步高升， 获得最高的少将军衔，同时还要窃取情报，源源不绝地送给他忠于的 共产党，那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啊！ 略有不同的是他打进的是戴笠的军统特务系统，是一个更隐秘的机 关，需要冒更大的风险，也需要更大的智慧与勇气。 但是这个杨肆在他为之奋斗、为之奉献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冷酷 无情地把他抛弃了。 这种“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在共产党中是屡见不鲜的。阿垅、 葛佩琦、杨肆他们绝对不是孤例、孤证。我再说一遍，阿垅、葛佩 琦、杨肆他们绝对不是孤例、孤证。 （2006-02-25于山东大学附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胡佳失踪第九日，致金燕 际时诗铎 韦杵 金燕博客称： ◆胡佳是1973年出生在北京一个20年右派家庭的安徽芜湖人，户口登 　记时使用的是“胡嘉”两个字。 ◆胡佳是一对70岁老夫妇的儿子，同时他还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胡佳是一个佛教徒，还是一个16年坚持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胡佳是一个从1996年开始从事环保工作的环保人士； ◆胡佳是一个从2001年开始从事艾滋病工作的积极分子； ◆胡佳是一个关注并维护艾滋病感染者、拆迁者、上访者、“6．4” 　伤残者等弱势边缘人群的权利的行动者； ◆胡佳是一个勇于说真话的人； ◆胡佳是一个保护不了自己的瘦小的北京市民。 　　恶疾何堪甚艾滋，极权污毒忌其医。 　　民生百载贫添劫，族脉千秋弱胜丝。 　　直面魔行真乃勇，忘身佛性不为欺。 　　殷忧国士同仇在，且作呼号殿后诗。 （2006-02-24）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脆弱的生命 李对龙 陆川的《可可西里》，没有悲天，只因这悲太过深重，没有悯人，只 因这人太过可怜。 又有一批藏羚羊被盗猎者屠杀，巡山队长日泰率队连夜奔赴可可西里 追捕。结果首犯“枪手”逃脱，只抓到了马占林等几个走卒。巡山队 继续追踪。途中一名队员病重，日泰让另一名队员刘栋护送其去医 院。刘栋返回途中竟意外陷入沙窝，最终被活活吞噬掉。为节省食 物，日泰放掉了马占林等几个俘虏。但马占林却找到了“枪手”，并 带着盗猎队伍追上了日泰，单枪匹马的日泰最终也牺牲在了盗猎者枪 下。 西部恶劣的自然风貌是整部影片的背景画面。这个惨烈的故事就在这 种画面下发生，发展，结束。两者在影片中的完美结合让我深深地感 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尤其是刘栋身陷沙窝的那段：他在沙窝中死命挣 扎，将手抓向地面，却只能抓起一把沙子。他越陷越深，最终无奈地 放弃了抵抗，只静静地望着这个残酷的世界。刘栋最终被沙子所吞 噬，四周静悄悄的，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其实，在大自然面前，任何生灵都是弱者。 马占林被俘后在车上说，他原先是放养牲畜的，但随着环境变化，草 地沙化，牲畜养不了了，无以为生的他只好加入盗猎者行列了。短短 几句话，道出了盗猎行为的本质原因，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将他们逼上 了邪恶之路。我们是否也应由此思考一下，仅靠追捕盗猎者能铲灭盗 猎行为吗？“国泰民安”，只有“国泰”了才能“民安”。 巡山队缺钱、缺枪、缺人，队员已经一年没有发工资了，可以说大家 都是在拿命做义务劳动。追捕中没收的羊绒还必须得上缴，真不知道 这些贵重的羊绒上缴后都被政府用到了什么上。可可西里巡山队的故 事被记者捅出去后，迫于舆论影响与国际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设立 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据说，他们的“枪杆子”已“有效”地遏制 了盗猎行为。真不知道在中国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可可西里啊？ 藏羚羊、盗猎者、巡山队员，他们都只是弱者而已。 忽然想起了莫言的《木匠与狗》：木匠养了一条狗。一天，狗因偷吃 木匠的食物而被其打跑。狗在木匠外出伐木时欲报复，却被木匠杀 死。木匠挖了个大坑，想埋掉狗，却被一个以打鸟为生的人骗到坑中 活埋掉了。木匠死了，树就不会减少，鸟也就不会减少，这样打鸟者 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这就是生存？！脆弱的生命！ 生灵们啊，大家为什么就不能和谐共处呢？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Hung, Ph.D.） 　　　　　　　　│ │　电　邮：caryhung@gmail.com　　　　　　　　　　　　　　│ │　网　址：http://asiademo.org/　　　　　　　　　　　　　│ │　　　　　　　　　　　　　　　　　　　　　　　　　　　　│ ├────────────────────────────┤ │　　　　　　　　　　　　　　　　　　　　　　　　　　　　│ │　订阅处：dforum-subscribe@yahoogroups.com　　　　　　　│ │　　　　　（接到回应时，请回信证实订阅。）　　　　　　　│ │　投稿处：dforum-owner@yahoogroups.com　　　　　　　　　│ │　　　　　　　　　　　　　　　　　　　　　　　　　　　　│ └──── 让中国人从内心里面发出文明得意的微笑！ ────┘ Copyright © Asia Democracy Foundation, Inc., 1998-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