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2-21 新闻与评论 认识问题 ◆因特网在中国：自由的工具还是封锁的工具──在美　吴弘达 ◆还我神圣的劳动权利　　　　　　　　　　　　（西安）梁治 ◆小草别抱怨为我们打仗的大象　　　　　　　（丹东）田晓明 ◆邓小平的“伟大”成就──“无产阶级　　　　（贵阳）曾宁 ◆高层染爱滋病不一定是件坏事　　　　　　　（湖北）刘逸明 ◆从冯克利先生的一个败笔谈起　　　　（湖北应城市）杜导斌 读史论今 ◆孙文与中国百年宪政的教训　　　　　　　　　（成都）王怡 ◆文革与枪杆子　　　　　　　　　　　　　（河南郑州）方舟 文艺春秋 ◆新旧“民谚”浅析　　　　　　　　　　（江苏徐州）郭少坤 ◆大锅饭　　　　　　　　　　　　　　　　　（美国）刘宗正 他山之石 ◆林怀民：联合报不要那么蓝　　　　　　　　（台湾）赵彰杰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因特网在中国：自由的工具还是封锁的工具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Harry Wu的证词 吴弘达 首先，我要感谢国会议员亨利海德先生和议员克利斯．斯密斯先生举 行今天这个关于中国因特网封锁的重要问题的听证会。感谢你们对中 国人权一贯的支持和为推动中国人权所作的努力。 布什总统在他最近亚洲之行的京都讲话中，曾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 改善自由和民主。对自由和民主的挑战，不仅仅是北京政府本身，也 是那些向北京政府提供财政和科技帮助的国际公司，他们的帮助使北 京政府得以继续维持它的统治。 众所周知，象中国这样一个共产政权，所有的传媒形式如电视、收音 机、报纸和因特网都在其控制之下，中国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宣传部门 ──该部门确保所有的传媒与官方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随着科技的 发展和普及，中国政府相应地发展和扩大了它掌控传媒的知识和能 力。例如，在目前，中国公安部至少有35,000 名网络警察，他们的 工作就是监测、审查中国境内的网站和聊天室。 过去的十年，从外交和贸易到战略联盟和多边谈判，我们看到中国与 西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明显增长。尽管中国政府臭名昭著的践踏人权 的纪录，人们对自由的前景充满希望。许多人争论这种“交流合作” 会把中国引向一个更加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其他人则推测极权政府仅 仅会扼杀互联网的自由度。不幸的是，最近的证据显示这种悲观的推 测是正确的。互联网的新闻检查借助高科技多国公司的帮助正日益加 强。北京抓住这个机会正以空前的效率压制不同的声音和侦察它的人 民。 尽管科技的引进无疑会给一个社会带来改变，重要的是必须考虑到引 进的科技有可能被社会各个领域所应用，因而也可能成为反面力量。 在当前关于美国的ＩＴ公司在中国的行为的辩论中，这些公司辩护说 他们也提供了相同的技术和设备给所有与他们有生意合作的其他国 家。他们仍坚持对他们所出售的产品消费者作何用途不负有责任。为 了迎合特殊消费者（如北京中共政权）的需求，他们不会以任何方式 去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还争辩说他们正为中国人民提供一项积极的 服务，那就是通过他们的技术使得中国人能够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但 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技术就象一把“手枪”，能被各方面应用，当中 国人民使用这些技术时，中国政府同样可轻易使用它们去压制它的人 民。 信息技术通常被认为是促进民主的工具，因为它增加了通信的透明度 和自由性。但是那些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不可能与世界进行自由 通信，他们不存在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中国目前对国外和国内的传媒 实行新闻检查，并压制不同的声音。但是，中国在所谓的“和谐社 会”里会走多远？悲哀的是，中国正在做巨大努力来监控和跟踪他的 人民。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在新疆的一个偏远小镇的一家网吧试图登录一些政 治敏感的网站，警察很快就出现了并逮捕他。我不知道是谁提供技术 使警察跟踪到我朋友的上网，但我相当确信这与美国技术有关。中国 公安部一直在不断地增加和扩大它的800万的“金盾”工程，这是个 由国家出资打造的监测系统工程，始于1998年。“金盾”改进的通信 网络意向上是提高警察的效率和效力。然而，中国将“金盾”作为一 种监测平民的手段，它通过否认中国人的信息权帮助共产党延长它的 统治。为了发展“金盾”，中国已利用许多外国公司如Intel、 Yahoo、Nortel、Cisco System、Motorola、和Sun Microsystems的 技术。没有这些外国公司的技术和设备是不可能有“金盾”工程的。 中国最近加强了对互联网吧的管制。人们必须以真实姓名和身分证才 可以申请上网和进入聊天室。这有效地阻止了互联网用户试图登录任 何中国政府认为不适宜的或政治敏感的网站。中国政府在其境内的网 吧计算机上安装的软件使他们能够进行综合的长期的监测，这种监控 软件能够获得互联网用户的最新动态并且能够记录到超出使用范围的 网络用户。 虽然技术被用来改善通信系统，显然它也被用于镇压的目的。今天， 在北京的美国ＩＴ公司正与一个极权政府─中国政府打交道，因此， 尽管这些公司陈述他们的目标是提供更多的信息给中国大众并且使他 们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接触，但要避免与邪恶的、腐败的中国政府打交 道是不可能的。 最近，在中国发生了一些“压制异议人士”的事件，这些人因为发送 E-mail或在网上表达他们的观点而遭到当局的逮捕和判刑或遭软禁。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关押互联网异议政见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我们可从下面的幻灯片了解一些异议政见者的事例： ◆黄琦，天网网站的创始人兼编辑，2003年5月9日被判处5年监禁， 　罪名是“颠覆破坏国家政权”。 ◆异议政见者杜导斌于2004年6月11日被捕判刑4年。 ◆2005年4月，记者师涛被判10年监禁，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 ◆异议政见者刘水，2004年被判2年劳教，现刑满。 我们现在知道雅虎在这两个事件上对中国的屈从导致那些人因他们在 互联网上的活动而遭到监禁。据报道雅虎泄露了资料导致李志──一 位网络作家，2003年因为发送了批评官员腐败的评论遭到逮捕并被判 刑八年。这个事件与被判十年的师涛事件并不是偶然的。 对雅虎与中国的合作导致李和师的监禁所负道德上的责任不能以简单 的辩护──雅虎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政府合作而忽视。 一位雅虎女发言人强调在他们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中，公司所提供的仅 仅是按法律的要求，即他们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 我们要问是谁在制定这些法律和规则──要求雅虎提供他的用户的资 料。我们要问他们在与什么样的政府打交道？他们为谁提供了一把 “枪”？回答是他们重要的生意伙伴是中国政府。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它与北京ＰＵＫ高科技指纹有限公司有关，该公 司与Intel公司协作将系统的运作速度大大地提高了，突破了每秒 100,000指印的极限。指纹数据的容量超过5,000,000。这个指纹识别 系统只是公安部“金盾”工程的一部分，也是这个工程是如何被用来 监测和控制中国百姓的一个例子。 同样地，思科不能以他们无法控制出售的设备作何用途来摈除它的 “大哥”在北京所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受到的指责。思科最近公开证 实他们与中国的公安部门做了许多买卖，并且还提供了服务与培训， 思科知道服务与培训的对象是警察部门。思科不同其他的ＩＴ公司， 它是直接与中国的公安当局签订合同。 Terry Alberstein先生，思科亚太办公室的主任，证实说思科确实卖 了许多网络和通信设备给中国的安全部门和其他一些法律权利机关。 他说思科的产品出售给世界各国的警察，不能因为卖给中国的警察就 属违法，他们的设备销售没有违反外国关系授权法案。Alberstein先 生重申思科的做法没有违背美国的法律。“我们的出口市场不是‘量 体裁衣’”，同样，出自思科公关部的一封E-mail陈述说“思科没有 参与北京政府的任何新闻检查。” 我很高兴思科公开证实它与中国的公安部的生意交往及提供的服务与 培训。尽管Alberstein先生宣称思科虽然与中国的公安做生意却没有 违反美国的法律，但这不由Alberstein先生来决定，而是由美国国会 来决定。思科的技术和设备使得中国警察的工作更简便更有效。思科 还用其监测技术帮助中国的安全部门，Alberstein先生没有权力说这 并不构成犯罪控制，也不违反美国的法律。 Alberstein先生坚持道“思科将它的网络设备出售给世界上所有的法 律权力机构”并暗示它们在中国的生意活动与在其他国家是一样的。 然而，说到中国，有一项特别的美国法律──那就是禁止向中国出口 犯罪控制设备。我们不想争辩思科向中国销售高科技设备会象出售给 其他的国家一样无危害，我们必须记住在天安门制裁中美国有一个特 别的法案，它包含在1990～1991财政年度外国关系授权法案的902(a) (4)节。 我们现在应该要求思科将它与中国ＰＳＢ所作的所有生意一一公之于 众，每一个思科股票持有人有权知道这些情况，思科应公开它的利 润，它的销售和生意往来的数量和时间，它在中国的接触及出售的特 殊软件和技术。当思科把这些资料如实地呈现出来后，国会和美国公 众才能够决定思科是否犯有违反法律罪。 不幸的是，思科的销售非常地成功。通过几个电话询问那些中国当地 的思科经理们我们得到证实，几乎中国所有的省、市、县的警局一直 在使用思科的监测技术。任何偏离党的政策、路线的人都被视为是威 胁“社会稳定”的人。思科的技术保证了语音识别，自动监听电话交 谈，综合生物测定的数据，无线互联网可追踪到每一个用户，从遥远 的摄像机或摄像头获取的影象数据集中到监测中心等等，确实，中国 “金盾”工程的目标是搅扰那些努力使中国民主化的人们。 美国法律禁止输出那些可被用来“犯罪控制”的装置，或许，我们需 要重新估价“犯罪控制”装置的确切定义，难道这个法律只适用于金 属手铐或电子手铐？对此，那些因为仅仅在网络上表达了他们自己的 观点或是发送不同见解内容的电子邮件而被监禁的中国平民有不同的 看法。手铐制造者不被允许将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中国警察，但思科和 其他公司正在向中国政府出售更有用的技术。美国输出法也禁止出口 “双重用途”的技术，我们也需要看看“双重用途”是被如何解释 的。当这些公司与一个极权政府的公安部门合作的时候，我们是否关 心提供的技术不是用于它最初的目的而是被用于一个邪恶的目的？我 认为我们应该关心这个。 向中国出售高科技不仅具有战略的含义，也阻止了不同的意见和讨 论，这些异议和讨论对改革中国的独裁政权是扮演积极的角色的。美 国花费几百万美元传播民主，为什么我们允许美国ＩＴ公司暗中阻断 我们的信息？继续向中国出售高科技装备将进一步加强中国镇压民主 声音的能力，加强它对中国民众的控制能力。 〔转载自《观察》2006-02-20；http://www.guancha.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还我神圣的劳动权利 梁治 过年的两天前，我在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东段看到围观了一群人，挤 过去一看，原来是许多职工在静坐，打出的标语上写着：“华安公 司，无端强占！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原 来这里是一个集体商场，后来被一个叫做华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强行 拆迁，但补偿金至今未全部领到，致使数百名职工既无工作，又没有 生活来源。年关将近，他们多次讨要无果，只好一家几口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来到这里静坐示威。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前年，陕西精密股份公 司被省委书记李建国3,000（实际值6,000万）贱卖给一家南方公司 ──李建国是南方人，他选择贱卖对象可谓“司马昭之心”。被贱卖 后的职工生活无着落，在政府门前静坐，堵了西安市西郊的交通干 道。几年前，一些经济学家胡出主意，乱叫“晚卖不如早卖，贵卖不 如贱卖”，结果社会上买卖成风，许多贪官和投机者借机中饱私囊， 这一卖，可就苦了广大职工，一批又一批工人工人被扫地出门，走向 社会成了失业者，成了无业者。据了解，被卖的绝大多数都是效益比 较好的企业，而效益不好的反而卖不出去。而中国目前城市建设中的 大范围的拆迁，以及大范围的“圈地活动”，更是一场野蛮的运动， 是赤裸裸的掠夺，是赤裸裸的侵犯人权，所到之处，鬼哭狼嚎，老百 姓流离失所。拆迁虽然名义有所补偿，却低得可怜的款项经过层层 “雁过拔毛”，落到拆迁户手中其实所剩无几。比如前两年的西安曲 江新城建设，涉及到的几个自然村，每户补偿只有20多万元，远远抵 不上他们被拆迁的资产。许多村民到政府去询问，却无济于事，无奈 之中一次又一次的静坐示威，甚至呆坐在房子里阻止拆迁，但因为这 是一种政府行为，村民的斗争就象与虎谋皮，就象到恶狼面前状告狼 崽子偷吃羊羔一样。几乎在一夜之间几个村子被推得一干二净，在那 年的5月份我来到大雁塔村，还看见一派乡村的和睦景象，可是在六 月份，我来到那里时，但见一片残桓断瓦，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木然 的看着，眼中泪花点点。还有西安的西部大学城，学校给一亩地的补 偿款是20,000多元，但最终落到当地农民手中却只剩下了10,000元 …… 中国的失业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半失业，象上面所说的国企“关停 并转、减人增效”，涌现出的大批下岗职工。他们领着每月数百元的 生活费或者数万元的买断工龄费，虽然名义上是下岗，但实际上就是 失业。另一种就是全失业，就象现在的许多人一样，在单位是聘用 制，但却常常被单位在没有任何经济补偿情况下扫地出门，坐吃山 空，最后会怨死、病死、愁死……上面所说的失地农民也属于全失 业。 半失业随着胡、温上台后，“国退民进”、“买卖企业”、“企业关 停并转”等改革措施的消极化──实际上已经没有可改的了，在中国 会愈来愈少，而全失业却会愈来愈多──中国每年有3,000万的失地 农民加入其中，而每年又有许多新生力量──上世纪70年代、80年 代、90年代出生的人加入其中。他们为求职愁断了肠，即使好不容易 找了个工作，也惶惶不可终日，会被随时扫地出门。失业必将演变成 一股失业洪流，冲击着中国社会的各个神经。 失业在西方社会并不可怕。在西方国家里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会使你 生存下去。而在中国，你一旦陷入全失业，就没有任何收入，没有收 入就不能生存。那种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生存权的说法在全失业面前被 击得粉碎。但从另一种层次看，全失业实际上是剥夺了人的劳动权。 劳动权是一种很神圣的权利，因为只有通过劳动人才能获得各种生活 资料，也才能活下去，人类社会如此，在自然界也是如此。以狮子为 例，狮群虽然也存在残酷的竞争，但狮王至多不过把敌人赶出狮群， 却没有剥夺他的生存权也就是他的劳动权。它照样可以捕猎食物，照 样可以在别的地方活动，获得生存。但人类就不一样了，一旦被皇帝 限制，现在是被专制政府限制，人王会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这牛群、羊群包括所有的大地都是我的，你不能……”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政府行恶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最有权力 做强盗，这种强盗是无制约的。没有制约的权力是非常可怕的，老百 姓除了忍受和走向死亡外，别无他途。 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又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 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等等。但是实 际上，中国用人单位常常剥夺公民的劳动权，比如招聘时规定人员必 须在35岁以下，实际上就剥夺了35岁以上人的劳动权利。还有，中国 企业随意解聘人，随意“关停并转”，随意减人，随意下岗，实际上 也是变相的剥夺了公民的基本劳动权利。 劳动权是一种很崇高的概念，也是一种神圣的权利，没有任何东西可 以剥夺它，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理应如此。但实际上在专制社会 中，你连劳动的权利也没有的。而且劳动被巧妙的异化在“生存权” 上，成了专制压迫人民的工具。在前苏联时，作家梭罗古勃领不到口 粮，“这一份口粮我至今尚未拿到”，又多次申请出国，却迟迟不批 准，“只好象乞丐一样吃饭，而且没有一线希望”，至于工作，因为 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连工作也是统筹安排的，再说他除了写作又 能干什么呢！后来，他的妻子自杀了，不久他也就活活饿死了。 中国政府对劳动权是怎样看待呢？官员们对劳动权有认识吗？最近我 正好失业，于是我试着讨要我的劳动权，看他们会怎么说。 上星期四，我来到市劳动局，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正襟危 坐，一脸的官相。当我说明来意并表明我原来是一个记者时，她马上 换了一副笑脸说“你到失业救济处吧！”失业救济处的乔处长问道： “你办了失业保险吗？”我说，“没有。”他说，“那就不好办了， 我们只对办过失业保险的负责。”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得 单位统一办！”我说，“我所在的单位连劳动合同都不给签，还会办 什么保险！”我连“三金”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我每月给国家交纳 相当数量的个人所得税，但我却连正常单位基本的福利都享受不到。 按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创造了剩余价值，但我的报酬却远远低于 剩余价值。我不知道我的剩余价值都让那个鬼东西领走了。现在我一 无所有，无产者靠出卖劳动力，可我连劳动力也卖不出去。 我问乔处长，“如果单位不办，个人就不能办失业保险了？”乔说， “是这样的，我们要求单位统一办理，个人一般不能办理。” “单位不办，个人又不能办。社会上失业人又这么多，这不是造成大 量的社会问题吗？你们为什么不查查呢？”我问道。 他没有回答。我知道他们根本就不会查，现在别说那些小单位，就连 那些声名赫赫的大企业，不也在压榨着劳动者的血汗吗？ 但为了可怜的生存，我们却心甘情愿的被压榨。我们已经沦落到了只 要给我们一个劳动机会，也就是一口饭吃也愿意被奴役的地步。 “我要劳动……”我对乔处长说了我的想法。他先是尴尬的笑了 笑，然后沉默起来，不知道他到底知道不知道劳动权利的概念。 我回家路过市政府门前，又看见许多人打着标语，上面写着：“我们 要吃饭！我们要生存！” 我想，吃饭只是一个比较低级的要求，好象多少还带着施舍的意思。 曾有一个衣着华贵的政府官员就说过：“找政府吃饭，我们欠着你 呢！找市场要去，摆个摊，擦个鞋，都能生活嘛！”这真是坐着说话 不腰疼。目前的中国，做生意的人太多了，弄不好连那点本钱都要赔 光，何况摆摊市容撵，城管罚，整得你无处容身。去年西安创卫时， 我就见到一个在街边摆摊的老汉，被市容把货扔得满地都是的，老汉 哭喊着…… 我们要吃饭，其实应该是“我们要劳动！”在一个文明民主的社会 里，公民都有工作的自由和权利，劳动者是无尚光荣的。我劳动我所 得，天经地义！但不光如此，国家还要给公民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 而且这种机会应该不受年龄、性别、民族等的限制。在劳动面前人人 平等。然而在目前的中国，我们虽然表面上有劳动的自由，宪法和那 个劳动法虽然也说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却无时无刻被剥夺了劳动的 权利。 “还我们神圣的劳动权利！”我想，总有一天那众多的失业者会打出 这一条标语的。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小草别抱怨为我们打仗的大象 田晓明 安替最近撰文对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发了一通牢骚，他说： 　　“美国国会召开听证会，关心中国人的互联网信息自由，这本是 　　美国人自己的事情。但国会即将提交的互联网信息自由法案，却 　　实实在在地把中国网民的自由当成了随便打扮的丫鬟。 　　“法案中竟然包括：美国公司，如果协助阻挡美国政府信息（如 　　国会人权报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的传播，将收到高额 　　罚金，有关负责人还会受到监禁。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立 　　刻意味着，美国公司如Google、微软的网络服务退出中国市场。 　　那么我们只能用该死的百度、国内博客和随时被监控的信箱了。 　　“我不禁要问，议员先生们，你们这个法案，到底是想保护中国 　　人在内的网民的信息自由，还是想保护美国政府的信息自由？如 　　果是前者，那为什么我们被‘保护’之后，自由反而被剥夺了？ 　　如果是后者，那为什么你们要把中国网民的信息自由说事？” 　　（《中国网民的自由不是美国人的丫鬟》见《新世纪》www.ncn. 　　org） 安替觉得，Google、微软的网络服务退出中国市场之后，中国网民的 自由就会被剥夺。其实中国网民的自由跟Google、微软的网络服务是 否退出中国市场没有太大的关系，即使Google、微软存在于中国，网 民也不能放心地使用它们提供的博客，因为，这些公司在中国政府的 压力之下，总是会时刻检查博客里的内容，删去为中国政府不喜欢的 内容。即使Google、微软因为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而退出中国市场，中 国的网民也可以使用它们的信箱和搜索服务，除非中国政府象封锁海 外民运网站那样去封锁Google和微软的网站。即使中国政府象封锁海 外民运网站那样去封锁Google和微软的网站，中国的网民也可以登陆 被严密封锁的Google和微软的网站，因为互联网上有一些突破网络封 锁的软件，一些人已经离不开Google和微软了，尤其是一些专业人 士。过去Google也被封锁过，在广大网民的强烈呼吁下，政府又撤除 了这个封锁。因此当一些网民们无法正常登陆Google和微软，他们就 有可能用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来帮助自己。这样一来，网民们在使用 Google和微软的产品的同时，还可以顺便到海外民运网站去浏览一 下，也许他们以前还从未来过这样的网站。使用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 只能使一些网民们的自由更多。这就是美国政府处罚阻挡美国政府信 息传播的公司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府给Google和微软施加压力、让他 们加强内容审查的结果。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倒是蛮有意思 的，封锁互联网的人一不小心竟然强迫网民去使用突破网络封锁的工 具，这也许会成为互联网发展史中的一段笑话。 假如Google和微软真的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密封锁，中国的网民也会 遇到一些麻烦。比如，我们要去寻找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可是，我 们不能因此就埋怨美国国会的议员们。美国的一些议员并不是专门跟 中国人过不去的。违法的美国网络公司受到处罚会给中国的网民造成 小小的不便，还会给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个美国公司失去了 中国的市场意味着什么？想一想美国人也在和我们一起受罪，而且他 们受得罪可能还大于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抱怨？变故迭起的中 国互联网背后隐藏着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明争暗斗。美国政府 希望中国不要为信息传播设置障碍。这好比两个大象在打仗，俗话 说，大象打仗草地遭殃，我们这些网民以及美国的网络公司就是草地 上的小草，在大象打仗的时候，我们被踩一下是难免的。好在小草并 不太害怕踩踏，只要草根不死，倒掉的小草总有出头之日。我们现在 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为了争取到更大的自由，我们现在需要忍耐。 总之，我们要忍耐，不要轻易地抱怨美国人。如果我们和美国人之间 缺乏包容，我们争取自由的道路可能会更加崎岖、漫长。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邓小平的“伟大”成就： “无产阶级专政”变“利益集团专政” 曾宁 毛泽东的悲剧是工业社会时代幻想实现农业社会的政治空想。邓小平 的“伟大”成就则在于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利益集团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极”权，利益集团专政则是“威”权。无产阶级专 政的“极权”政治有如神权统治，政教痴迷使人灵魂出窍、神魂颠 倒。利益集团专政的“威权”政治则已属世俗政权范畴。利益至上则 让民族人格精神分裂。 神权政治反人性，世俗政权则接近于人性。 “极”者，顶点、尽头、登峰造极、无所不用其极。“威”者，表现 出来的能压服人的力量或使人敬畏的态度。从极权到威权，时间的一 小步是历史的一大步。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民生的艰难、道路的漫 长，无处不在的黑暗无时无刻不在埋灭着一个民族追寻真理的曙光。 时世巨变，斗转星移。昔日的无产者已成今天的有产阶级，昨天被专 政的对象已成如今的执政利益集团，不变的只是强权对弱者的“专 政”以及弱势者赤贫如洗、被欺凌、被侮辱命运的依然如故。 比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不同，专政未变，专政的形式、对 象、内容已不同。 毛泽东时代，追求农业社会政治空想的“乌托邦理想”决定了“无产 阶级专政”本质上“反进步、反文明、反人类、反人性”的实质。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进步、文明、人类、人性”的专政。 如果按照毛泽东时代及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那么，今天的邓 小平及其时代遗产则属被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对象。 邓小平时代，追求经济、物质利益最大化及其维护“权势集团”统治 地位的一致性也就决定了“利益集团专政”的“非理性、掠夺性、野 蛮性、暴虐性”，“利益集团专政”就是对所有敢于向“权势及权势 者”说“不”的人的专政。 （2006-02-21 14:46于贵阳）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高层染爱滋病不一定是件坏事 刘逸明 据今年的香港《动向》杂志2月号报道，正值胡锦涛在中国的农历新 年与延安农民大扭秧歌扮演“亲民秀”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301医院爆发了艾滋病。这个消息对于北京高层来说无疑是一枚重 磅炸弹。因此，很多原本一直享受着301医院高级医疗服务的高干们 都不寒而栗，不得不对301医院退避三舍。滋病流行的现状。据有关 部门统计，在中国的爱滋病感染总人口中，因为卖血而染病的竟然占 了一大半，故而，中国的爱滋病被外界戏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爱滋 病”。 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里，妓院一直是合法的娱乐性场 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这种场所才被中共以“清理封建遗毒”为名 扫地出门。然而，中共的反封建力量终究不敌官员们的腐败要求，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妓院这种沉默了几十年的“封建遗毒”又死 灰复燃，以秘密的形式打着各种各样的招牌向官员们频频挥手。城市 里不计其数的发廊、酒店、宾馆、娱乐城、按摩院等等，挂羊头、卖 狗肉地进行性服务的比比皆是。虽然在中国的法律法规里面，这种场 所的开办是明令禁止的，但绝大多数妓院却安然无恙，丝毫不惧怕官 方的查封。可想而知，妓院的实际存在其实是为当局所默许的，而且 这其中充斥着官商勾结。 十年前，开妓院还是躲躲藏藏，因为开办这种场所在当时不光官方不 允许，而且民愤极大，所以妓院的数量不是很多。但在现在，尤其是 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珠三角等地，大街小巷无不是 妓院林立，稍微在这些地方待得时间长一点的人都不会不清楚这个。 因为很多妓院有着官方的背景，所以，妓女们就变得有恃无恐。我们 也就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穿着暴露的妓女在门前拉客的情景。因为消费 比较高，以前上这些地方的人仅限于官员和大款，到如今，不知羞耻 的妓女们竟然大摇大摆地走上了街头，为普通的打工者提供廉价的性 服务。据笔者和一些外来民工的接触了解，有些妓女的卖价竟低到20 到30元一次。 在以前，“小姐”是对女子的尊称，而现在，你要是对有些女子称 “小姐”，没准别人会不理你，遇到凶狠的，甚至会给你一个白眼和 耳光。时代不同了，词语的感情色彩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城市里，“小姐”已经成了妓女的代名词。理所当然，从事性服务 的发廊等场所也就成了人们眼中的妓院。不少在意识形态上一向对色 情性说不的中共官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式下，除了凭借手中的 权力捞饱腰包之外，更不能阻挡美女们的色情诱惑。所以，我们总能 看到一些大官小官因为贪污和包二奶而幡然落马。当然，还没有落马 的也不见得就是清清白白的好官，否则的话，中国社会千千万万的妓 女谁来养活。中国的老百姓虽然看起来很愚昧，其实，他们之中，很 多人都知道怎么去迎合当局，就连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在日常生活 中，你几乎看不到别人象笔者这样对“小姐”们直呼“妓女”的。他 们在谈论妓女时都喜欢用“鸡”来取代“妓女”一词，因为我们的党 和政府告诉我们：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妓女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 社会的“特产”。不过，虽然听不到“妓女”的称谓，但“卖淫”、 “嫖娼”等古已有之的词汇还是随处可见。就连农村的几岁小孩子都 会唱一句流行的顺口溜：“当官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美女不卖 淫，对不起江泽民！”由是观之，中共官员生活的糜烂已经是妇孺皆 晓，深入人心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共军队素来以纪律严明著称。记得多少年前， 党棍江泽民还为中国的军队题过词：“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 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不知道他题词的本意是想褒奖中国军队 还是想表达一种对中国军队的期望。如果是褒奖的话，这次301医院 的爱滋病大爆发可是给了他一个不轻的耳光。据海外的《人民报》报 道，江泽民的亲信──海军司令张定发──已经病危，患病原因是他 和一位颇有姿色的军队女干事有染。 据说，和该女干事有染的军队高层领导竟有20多人，这还不包括海军 大院院里院外的男性。出现这样的事情，当局当然要大惊失色，于 是，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做出的三点紧急指示中，除了强调军队的纪律 之外，更强调了对此消息的严格保密。我们今天能得知此事，也许正 应了中国的一句熟语：“纸是包不住火的”。和中共党内的其它丑闻 一样，此事最终还是要不胫而走。 军队的腐败标志着中共官场的全面腐败，301医院的爱滋病大爆发只 是给中共当局敲响的又一次警钟。据说，2003年北京爆发的ＳＡＲ Ｓ，也是从301医院开始的。那么，针对这两次事件，作为有信仰的 人，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天意。河南爱滋病的持续蔓延已 经使得很多村庄荒芜人烟，但当局却一直对其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此事的发生正再一次戳破了权贵们有权有势便能自保的的神话。但愿 中共当局能以此事为鉴，在政治改革中大刀阔斧地惩治官员的腐败， 并积极地解决诸如爱滋病等社会问题，重视生命，珍爱人民！ （2006年2月21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从冯克利先生的一个败笔谈起 杜导斌 德沃金是当代西方学术大家，要了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德沃金是绕 不过去的。今年读书计划中，德沃金是重点。手头有刘丽群译的《自 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李常青译的《法律帝国》、冯 克利先生译的《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3年版）三本书，都是德沃金先生的重头著作。由于我对德沃金 先生的关注主要是他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建树，因此，最后面的冯先生 翻译的这本书便成为阅读德沃金时的首选。没想到，这本名著却让我 倒足胃口。 倒胃口的原因在于它的汉语译文相当糟糕，感觉到处充塞着低级的语 法错误。这些几乎无处不在的错误导致很多地方不知所云。有些能知 晓大意的，也往往把握不住重点所在。以第23页的三段话为例： 第一段话原文为“因此，我们应当谈谈我将要讨论的成功平等的最严 格的形式，它要求对分配作出的安排是，在分配能够使每个人的生活 和处境的偏好得到满足的程度上，使人们尽可能接近于平等。” 这是能读懂的一段话，但就是感觉不爽，有些隔。仔细琢磨发现，这 句话的毛病在于，一是“形式”二字后面应该是句号，二是“它要 求”的“它”应换成确指“这种形式”，三是后面一段表述显得过于 罗嗦，如果稍作修改，便容易读懂了：“这种形式要求在分配能够使 每个人的生活和处境的偏好得到满足的程度上，作出使人们尽可能接 近于平等的安排。” 第二段话原文是这样的：“这种福利平等观是以一种特殊的、但言之 成理的哲学心理学理论作为前提。它假设人们是能动的主体，他们一 方面在个人作出的选择和决定中区分出成功与失败，另一方面区分出 对这个世界的总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然后他们根据自己有关什么 事情会使生活更好或更糟的态度，努力使自己生活得尽可能有价值， 同时大概还会承认在追求该目标以及来自他们的非个人偏好的有吸引 力的目标时受到的道德限制。” 这段话的毛病大体上有两点，其一，起头的“它”字应换成确指，在 前文的“福利平等观”或者“哲学心理学理论”二者间作出明确选 择，免得读者猜哑谜；二是“一方面”三字应往后挪，由修饰“在个 人作出的选择和决定中”，改为修饰“区分出”，同时把“他们”改 成与前面相一致的“人们”，所以，这段中间部分应改成“人们在个 人作出的选择和决定中，一方面区分出成功与失败，”。另外，“然 后他们根据”中间夹的“他们”二字也完全应去掉，避免主语重复， 这样文意将更简明。 第三段话：“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如下建议中存在着一定的困 难，即社会资源应尽可能这样进行分配，使人们在他们自己所认为的 人生价值的实现上达到平等。” 这段话把一个完整的句意人为切割成了三段，既破坏了语言的流畅， 又使人不容易吃准作者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如果调整一下语 序，文意便立即突显出来：“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建议应尽可 能实现使人们在他们认为人生价值达到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还存在着 一定的困难。” 当然，我的修改并非肯定正确，不过，上面所指出的冯先生的错误还 是应该不无道理的。冯克利先生是我所熟悉的译家，家里藏书中颇有 几本凝结着冯先生心血，不算冯先生校对的译本，仅署名冯克利翻译 的就有《致命的自负》、《民主新论》、《论公民》等，感觉都还不 错。唯独这一本，好象伪托的一般。有可能德沃金先生因追求严谨， 原文表述确实有些拗口，但在翻译成汉语后，这种拗口还是应该克 服，以保证提供给中国读者的是正品而非赝品。 前些年由于闭关锁国，西方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成就被阻隔在我们的视 野之外。随着国门开放程度加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天坑中陷久了的 人们开始希望摆脱井底之蛙的困境。西方当代社科学术读物成为社会 新宠。这是好现象。视野宽阔，思维活跃，才能把人家的精华拿来为 我造福，才能少走人家走过的种种弯路，降低国家的犯错机会和试错 成本，早日实现民富国强。但是，由于国内读者大多数外文程度太 差，读译著是主要学习渠道，这就要求我们的译家要切实负起责任 来，拿出来面对读者的，虽不一定必须本本是精品，却必须避免出现 次品，以保证国人与海外学家的思想和精神亲密接触。我之所以特定 撰文指出冯先生的问题，用意并不在于指责，而在于提醒，提醒包括 冯先生在内的译家，一是进一步掂量自身肩负的社会使命，二是也要 注意读者（翻译品的消费者）拥有享受优质译著的权利。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孙文与中国百年宪政的教训 王怡 中国的百年宪政史，孙文被奉为共和之“国父”。在台海两边长期以 来都受到政治和舆论上的拥戴。尤其是在大陆，中共一党专制主导下 所书写的100年近代史，也将孙文捧得很高。这一点有非常微妙的意 义。1925年孙文如愿所偿的病逝在北京，当年章太炎先生曾遥寄一副 挽联。看这幅挽联，很有助于我们来理解这个疑问：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很多人因为痛恨中共的专制，产生回到孙文和民国时代的思路，把 1946年的民国宪法，或把1928年的国民党政权，当作100年中国宪政 的正统，也把孙文本人当作中国追求共和、民主、宪政的一个道义品 牌。尤其是在台湾的民主化完成之后，对孙文及其象征的中华民国的 宪政道路，以及这条道路对大陆宪政民主转型的影响，也有水涨船高 的评价。 台湾民主化的完成有很复杂的因素，我在这里不作评论。但台湾的复 杂性和偶然因素，也许是仅次于日本的。我曾把日本在二战后的宪政 化转型，称之为“包办婚姻加外遇”式的转型，这个评论也可以粗糙 的用在台湾身上。很多东西其他地方是学不来的。孙文对台湾的意 义，和孙文对大陆的意义，也迥然不同。我对孙文曾有一个很多人觉 得很苛刻的酷评，就是“20世纪之乱臣贼子”。我到今天不改变这个 看法。我是研究中国宪政转型的，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不在乎历史 上应对孙文最终有一个什么样的公允和全面的评价。我关注的不是一 个人物曾对历史发挥的影响，换句话说对论功行赏不感兴趣。我也不 关注他在未来可能还将要发挥的影响，换句话说我对历史的期货价值 也不感兴趣。我最关注的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和品牌，正在对历史产生 持续影响的那些因素。当我们的政治现实仍然陷入在一个人、一种传 统所带来的某种负面影响里面时，我关注的是如何才能从里面走出 来。 迄今为止，孙文所开创的政治传统至少在六个方面，在大陆的共产党 专制体制中，仍然是一种负面的和可悲的现实。一是列宁主义式的政 党模式，二是以党建军，三是以党训政，四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 的意识形态政治，五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一党专制，六是君师 合一，七是个人独裁。孙文思想里面的专制主义倾向，和毛泽东等人 的专制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但毛和共产党被批判和遗弃，孙文却依然 受到膜拜。不打破对孙文这个在20世纪中国史上崇尚暴力革命和国家 主义的先行者的崇拜，就无法梳理这100年的宪政史，无法看到孙文 留下的传统对中共在大陆建立一党专制体制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奠 基和维护、辩解的作用。也无法看法在民主、共和和宪政这几个制度 目标之间，我们100年的政体革命陷入了以及还在继续陷入什么样的 误区。 孙文的一生以二次革命为界。前半生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摩 顶放踵，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瓦解。这一点是功在千秋的。但后半生 他为了追求单纯的民主主义目标，却开始背离早年崇尚的英、美式的 宪政民主道路，过分推崇武力和领袖的个人独裁，先后与他的四个亲 密战友决裂，也与四种宪政转型的道路决裂。其一是与反对一党专制 的章太炎决裂，其二与主张议会主义道路的宋教仁决裂，其三与主张 法治主义道路的黄兴决裂，最后与主张联邦主义道路的陈炯明决裂。 当这四种方向被放弃之后，最终孙文只能开创出“一个国家、一个政 党、一个主义”这一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意识形态专制模式，以 及国民党长达80余年的党国传统。对蒋介石建立在训政名义下的独裁 政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为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有史以来最严 酷和彻底的极权主义政体，扫清了大部分路障。所谓成也萧何，败也 萧何，中国这100年追求宪政与共和的传统发生断裂，走入困境。很 多因素是从孙文那里就开始了的。我并非要求孙文本人对这些因素负 有严格的责任。孙文的悲剧是整个中国100年宪政史的悲剧。但看不 到这些误区和悲剧因素，甚至还在不断的帮助两岸的统治者对孙文进 行神化。却是中国之所以仍然陷在极权主义政治中不能自拔的原因之 一。 一、回顾百年宪政的迷误 从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肇始，伴随着持续的革命与变 革，这100年之间立宪运动此起彼伏。从一个灾难深重力求自拔的王 朝帝国，到王纲解纽之后僭主林立、训政不断的民族共和国。中国在 这100年间竟成为世界上拥有宪法最多的国家。从清廷的《宪法重大 信条19条》，到孙文的《中国民国临时约法》。从袁世凯的《中国民 国约法》，到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从蒋介石的《训政时期约 法》到1946年的《中国民国宪法》。以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 四部宪法。不多不少，100年间全国性的正式《宪法》文本共十部， 平均十年便磨一剑。此外地方性的《宪法》，则有1922年的《湖南省 宪法》、1931年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1946年的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其他策划于密室、胎死于腹中的《宪法草 案》如袁世凯《天坛宪草》”和段祺瑞的《段记宪草》等等，则不一 而足。 俗语说物以稀为贵。《宪法》之多，既反映出中国走向宪政的夙愿是 如此饥不择食和命运多蹇，也显示出宪法之道轻若鸿毛。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成为萨托利称之为的“装饰性宪法”和“冒牌宪法”。也 许正因为我们拥有宪法举世最多，因此迄今为止距离真正的宪政也才 最远。 什么是宪政？宪政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 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按照学者萨托利的说法，只 有当一部宪法是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的“保障性宪法”，并能够得 到有效施行和维护的时候，施行这样的《宪法》才能称之为宪政。宪 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价值基础，就是近代以来的自由主 义思想。中国要追求的宪政，就是自由主义的宪政，或者说就是英美 意义上的宪政。但清末以来，大部分革命者和思想家都对这一点缺乏 认识。 在清末以来历次追求宪政的运动中，与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及民主主 义的宏大叙事相比，自由主义的诉求总是被挤压到最边缘的位置。而 宪政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梁启超先后译作国家主义和民族主 义）、以及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都在相当的程度上被忽 略了。如孙文就坚持认为中国人的“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甚 至多到了让国人一盘散沙的地步。因此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才是第一位的，民权主义不过是一面统战的旗帜。 王人博先生曾经从宪政史的角度分析过清末“民权”话语的提出。 “民权”首先是作为与君权的对应物而得到弘扬，并在“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意义上成为立宪派和革命派用以钳制或反对君权的武 器。立宪派提出的“民权”概念，侧重于作为个体权利之集合的“民 权”，与民主的概念相近，而与自由的含义相去较远。尽管杨度， “立宪政府乃民权之政府”。但“民权”并没有被分解为个体自由， 而被立宪派理解和确立为宪政制度的本体性价值。他们对国强民富的 民族主义关注，和革命派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看到西方列强乃至日本 蕞尔小国的富强正在建立在立宪政治之上，因此将立宪政治当作一副 医治国弱民贫、政治腐败的特效药。民权也罢，议院也罢，都是从这 个民族主义的目的出发去取舍的。比如开议院的好处，只是为了“合 君臣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 因此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只在“先立宪后共和”和“先共和后立 宪”的道路选择上，对于“宪政”的价值灵魂即个人自由的神圣性和 法律化，立宪派普遍缺乏理解和认同。即便在观念上有理解，但面对 民族主义的目标时也不免犹豫。在孙文的眼中，“个人自由”更是如 此，在推翻君权的道路上只不过是必不可少的统战武器。但革命成功 之后在建立民族国家而求富强的道路上，却开始视其为一种妨碍。二 次革命之后，减少个体的自由，而求“群体的自由”，就成为孙文训 政思想和一党治国思想的源头。国共两党皆深受其害。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共和的国家。但现在看起来，却有可能是亚洲 最后一个实现宪政的国家。共和传统诞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但那 时的“共和”还没有与民主概念及宪政制度相结合，所谓“共和”仅 仅是上层社会集团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共享权力的某种政治模式。这被 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具有较强的贵族精神和精英化的自由传统， 并非常强调公共美德对于共和制度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古希腊的遗产 与废墟，斯塔尔夫人才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说，“自由是传统的，专制 才是现代的”。 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古老的共和制度开始与民主制度、联邦制 度和宪政制度相结合，产生出以美国联邦党人为代表的现代共和主 义。这也就是100年前孙文等同盟会人孜孜以求的“共和”。推翻帝 制只是走向现代共和的第一步，是一种非常古典的、初级的共和概 念。等到把民主宪政制度的内容放进共和国这个篮子里去，才能称之 为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因此在一个君主制度已被废止的社会中， 离开了民主制度和宪政主义的支撑，“共和”一词其实缺乏最起码的 内容。孙文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古典的共和主义者。但古典的共和主 义，往往就意味着现代的专制主义。只讲古典共和不讲现代共和就是 “假共和”。“假共和带来真革命”，这是清末立宪改革的教训。但 反过来，远离了民主与宪政的个人自由的价值根基，“真革命带来假 共和”。则是孙文的革命在民国建立之后，给中国留下的最主要的政 治遗产。 清末民初的时候，反倒是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都日倾保守的严 复，他对宪政民主的理解是最到位的。严复说西方文明一言蔽之，乃 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一句话就登堂入室，完全可以当 作对宪政的完美诠释。根据这个诠释，我们可以借“体用之说”，把 100年来学习西方、追求宪政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后认识 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因此展开洋务运动。这是中体西用的第一个阶 段。日清甲午战争后开始认识到船坚炮利是用，立宪政治才是体，这 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尤其漫长，长得象唐德刚先生所比喻的“历 史三峡”。从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的两轮立宪尝试，到辛亥之后频繁 的府院之争、南北对峙，再到国共两党的对决，和20世纪80年代台海 两岸各自的政治体制改革。100年这个第二阶段仍然没有到尽头。孙 文对这个阶段的意义，我想到一个也许不恰当的类比，可以自己体 会。就是邓小平评论周恩来的那句话。“没有总理，文革会更残酷， 但没有总理，文革也不会拖这么久”。 要走出这个历史三峡，进入第三个阶段建立宪政国家。“立宪政治为 体、船坚炮利为用”的理解就须再进一步，就是严复阐述的“自由为 体，民主为用”。孙文的思想以及对孙文的推崇，说明了一件事，就 是求自由比求民主更难。严复在清末坚持认为开议院是末，启民智才 是本。所以推崇价值启蒙，反对速开国会，认为欲速则不达。他认为 “民权者，民为本而自为君也”。这一对民权的解释与同辈人相比， 显然更近于自由主义而非民主主义。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 上，李泽厚曾提出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而100年以来在民主 与宪政的关系上，则是民主压倒了自由。这并非是说民主已经有了， 而是说在观念上对于民主的崇尚压倒了对于自由的珍惜，因此往往造 成实践上的假民主压倒真自由。这也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每一轮 的国家危机和民主梦想面前，总是倾向于对于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 容忍。即便象储安平那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难免糊涂，何况是孙 文一介武夫呢。 二、孙文的道路：从民主走向独裁 在20世纪中国，一种完全无视传统和个人权益的暴力革命浪潮，与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党治国家的模式，孙文都 是始作俑者。孙文是否有着为人称道的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 怀，我不准备进行评论。但我想要指出一个事实，即使出自崇高的个 人动机，也可能在现实政治和专制土壤中渐渐蜕变，而走向独裁与穷 兵黩武之路。 “中山”，是孙氏的日本密友平山周为他取的日本名字。所以我只以 其生身父母为之定夺的名分称他为孙文。孙文抓准了“驱除鞑虏，建 立民国”的旗帜，因而推动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这是居功厥伟 的。但他之于辛亥革命的功绩有一大半只是象征性的。对辛亥革命的 理解，以前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从满、汉之间，就是民族主义的角 度来理解辛亥革命，汉族人推翻异族的统治。一是从推翻帝制要求民 主的角度去理解辛亥革命。但是还有第三个思路，从四川的保路运动 出发去理解辛亥革命，这在以前是被省略或者忽略的，就是地方主 义。辛亥革命的一个实质是地方主义反抗中央集权。保路运动是中国 近代史第一场大规模的民间维权运动，这一运动的主旨有两个，第一 是反对中央集权，提出“川人治川”的地方主义口号，第二是反对国 有化，朝廷把民间筹资兴办的铁路国有化，四川人就站出来，捍卫私 有财产权。反中央集权和反国有化的地方主义运动，辛亥革命在全国 得到广泛响应，13省相继宣布独立。此时黄兴赶到武昌，就任革命军 战时总司令。而孙文正颠沛流离，在科华拉多州的一家华人餐馆洗盘 子。 孙文的十大革命，依靠的基本上是黑社会暴动。武昌起义的领导团体 “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孙文的“同盟会”并无任何组织上的瓜 葛。但他的革命经验，对前两种思路有着象征性的影响力。当时革命 军面临分裂，黄兴坐镇南京，打“五色旗”。鄂军则打共进会之“十 八星？锥角旗”。此时袁世凯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兵临城下。刚刚 出狱的汪精卫一眼看穿形势，指出平定中国之局面，“非袁不可”。 于是黄黎两人分别电告袁世凯，声称阁下如愿倒戈反清，将共推其为 民国大总统。回国途中的孙文亦作了上述表示。革命军内黄、黎二人 相持不下，收拾残局的人选便呼之欲出了。 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是风云际会的结果。革命军撕开了战局，却没 有一人具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只有靠各省的咨议局瓜落蒂熟，接管大 权。也就是靠的清末立宪改革的遗产，和地方主义的根基。孙文徒具 名望，但并没有一兵一卒，于战事又无尺寸之功，18省军队岂可服 膺一个流亡书生，上演一处择贤而王的禅让大典？事实上当时袁世凯 手握重兵，论实力还是论政治威望，在当时被普遍视为快刀斩乱麻， 结束战乱，使帝国迅速平定到民国的唯一人选。也只有这位前相国才 能压得住台面，使18省咨议局雌伏。这一点包括孙文在内，每个具有 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18省之所以达成一致，抬孙文出来，不过 是招聘一个去和袁世凯谈判的承办人罢了。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 临时政府也是象征性的，主要是给清廷和袁世凯做一场秀，等于是先 把“中华民国”的品牌注册登记了，变成空壳的上市公司，然后袁老 三买壳上市，过来接盘。 为什么我说孙文是乱臣贼子。因为孙文其人，一生服膺有组织的暴力 与恐怖行为，信奉独裁的作用。以敢死队和雇佣军的组织力量，以及 100折不挠的现代墨家精神，一手拉开20世纪中国“极端年代”的黑 幕。说他是乱臣，对孙文有两重意思。以“二次革命”为界，前期的 孙文所乱的是满清之帝制。我称他为“乱臣”，是对他作为一个民族 主义者和古典共和主义者的褒扬。但二次革命之后的孙文，迅速背叛 了民主共和的精神，无法从暴力革命的手段中自拔，在革命的崇高名 目下回归到了比君王还厉害的独裁政治，成为一个穷兵黩武的党魁和 军阀。甚至模糊道义底线，不惜以秘密外交背叛国家利益。这个时候 他乱的，就是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 的性命。这时我称他是“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 民贼也。 （一）黑金政治 1903年孙文加入黑社会组织“致公堂”，进入洪门。企图借助地下会 党的人力、财力支持他的武装革命。不久，孙文在“致公堂”混不如 意。1910年孙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对“致公堂”的不满，信中 称他的第9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 国分会答应报效5,000元，却只给了他1,900元。 孙文的革命全靠金钱支撑，胃口比今天的海外民运要大100倍。1894 年11月24日孙文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史书上说这是近代中国 最早的革命团体。其实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兴中会”，并不是一个 “129”，而是一个“.com”。类似于今日中国南部开始重新出现的 民间“银会”。“兴中会”会员每人须出“底银”五元，“股银”则 每股十元，越多越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将 “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写明，除尽忠报国以外，“兼为股友生 财之捷径”，而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见《兴中会章程》第八条）。不久之后，孙先生便卷款13,000元， 赶回香港和杨衢云洽谈资产重组去了。 海外华人的捐输，填不满孙文一次次街头暴动的花销。孙文开始为筹 款不择手段。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未与 众议，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赠 款10,000元，于当年4月3日再次卷款潜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 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的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 ──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 1901年，孙文自新加坡去法国。在巴黎经安南总督牵线，法国政府同 意借款1,000万元扶持孙文的革命（在孙文《将赴美洲致各同志书》 中伪称借款人为某法国资本家）。孙文为此开出了什幺条件，因此事 后来未成，史无记载，不得而知。 在“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 往来，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 元（折合当时美元约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 河。 在“护法战争”中，孙文为达革命目的，再次不惜代价，当府院之间 正在为是否对德宣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通过亲信的留德学生曹 伯亚，私下接受德国政府贿赂的“黑金”200万银元（见美国驻外使 馆呈国务院报告USDS893.00\2707号，及战后德国档案德国外交官秘 密报告）。拿到这笔款子，孙大总统再次振臂一呼，几百名因议会解 散而失业的“国会议员”，和程璧光（曾在甲午海战中亲向日本送递 投降书）的海军第一舰队便簇拥着他，浩浩荡荡南下广州，向主战的 段祺瑞宣战。 收受黑金，勾结倚重秘密会社，自孙先生开始始作俑，便成为国民党 的光荣传统。从他的关门弟子蒋介石，到今日台湾政界诸公，影响甚 至及于百年之后。 （二）恐怖主义与独裁 20世纪的中国，以革命的名义开恐怖主义之先河，也是从孙文而始 的，之后在毛泽东手上达到巅峰。共产党怎么可能不喜欢孙文呢。孙 博士并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的穷兵黩武，为革命目标杀人 如麻，可以直追雅各宾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他一手策划所谓“十大起 义”，无不充满了刺杀和公共场合爆炸案。以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 年10月26日）为例，孙文亲手写下的企划案中说：武装攻打督署还不 够，还要“四处放火”，于城内各处“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这和 毛泽东一样，学的水浒传的全套方法。 1918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孙文发生冲突。孙氏登上军舰，下令炮轰 位于市区的督署。那个舰长不是国民党员，坚持说怕伤及无辜，不肯 开炮。孙文勃然大怒，竟然推开炮手，亲自点火放炮。 革命早期的孙文，尚倾心于美国制度，呼吁共和、民主，也主张地方 主义和联邦制。同盟会员中也大多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颇具民主 思想。但二次革命以后，一方面因为屡受挫败，孙文日渐感到一种平 等的党员关系，对他的乾纲独断钳制太多。另一面苏俄的列宁主义 崛起，对孙文的刺激也非常大。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 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孙文 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按指印、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宣誓效忠。这 种从黑社会学来的独夫作风，不要说具有民主主义背景的同盟会元勋 们，就连每一个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党人也实难接受。包括黄 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皆弃之 而去。蒋介石等少壮派武人则趁机加入。 后来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人悉数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当时执意反 对，条件之一就是除非孙文废除“按指印、立誓盟，宣誓效忠”这一 套帮会作风。从此，国民党在孙文手中而不是象常说的那样在蒋介石 手中（蒋介石其实是孙文一脉相承的信徒），渐渐变成一个独裁政 党。孙文也逐步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列宁式的领袖。 （三）出卖国家主权 孙文的秘密外交，每一回领取日本、德国、法国的津贴，到底有些什 么出卖主权的协定，虽有一些谣传，都不能一一坐实。但是在“二十 一条”事件中，孙文的无耻无义，确是铁证如山的。拿任何革命借口 来都不能自辩。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 条”。袁世凯当时是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既不愿接受，又不敢拒 绝。遂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顾维钧（大总统府和国务院的双重 秘书长）暗中泄密，放出消息，希望引起国际间的奥援和干涉。不料 欧洲各国无力东顾，海外留学生却群情激昂，把消息传回国内，爆发 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 一度失去革命动力的孙文一看机会来了，竟然枉顾民族利益，认贼作 父，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敢接受的“二十一 条”，主动承诺出让与日本，条件就是日本出钱出力支持他及其党人 推翻袁世凯。 早在1914年，孙文便通过其密友，日本政客犬养毅，与日本首相大隈 重信搭上了线。他于1914年5月11日密函致大隈，极尽恭维之能事， 并在信中慷慨允诺，一旦返华主政，当让与日本前所未有之政治、军 事及经济特权。 孙文当时散落在野，大隈重信对他的空头支票并不感兴趣。但是孙文 密函中主动提出要让与日本之主权，却是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 十一条”的蓝本。等到1915年因“二十一条”引发全国反日浪潮时， 孙文旧事重提，于当年3月14日再度密函日本外务部政务司长小池张 造，重申前函的建议，怕人家不答应，还迫不及待地加重砝码，出让 之中国权益更加具体，让日本人实在不忍拒绝。 （以上情事见战前日本官方档案孙文密函原件） （四）内战与分裂 20世纪中国的内战绵绵和南北分裂，说到底始作俑者还是孙文先生。 孙文因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一事，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党内对孙 文借机挑起战端便意见纷芸，大多数人都不愿内战，以致二次革命半 途而废。孙文逃到日本后痛定思痛，终于领悟到独裁是如此重要，并 日渐倚重蒋介石这种敢作敢为的革命青年。“二十一条”激起反日浪 潮后，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领袖黄兴等人，为顾全大局，主张 暂停反袁，并呼吁为袁撑腰与日本交涉，全国民族一致对外，一面争 取国际奥援，一面准备对日作战。但孙文却在这样的民族存亡之秋， 暗中与日本政府勾结，出卖主权，收受黑金，企图以此为契机，重回 中南海。他回中南海去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自己，这对历史而言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竭尽一生的努力，结果是使中国离民主宪政越来 越远。 袁世凯归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与段祺瑞闹起了“府院之争”。张 勋事后，段氏再造共和，在1917年解散了老国会。孙文这位“继续革 命论”者认为时机再次降临，又如前述勾结德国政府，凭着“200万 银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谓“护法战争”。这一次年已51岁的孙文再 也没有耐心了，干脆割据广州自立，自立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 帅，对外宣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 请各位注意，自从辛亥革命袁世凯出面收拾残局，到此为止，全国基 本上维持了统一。包括这之后的所谓军阀割据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 军阀也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北京政府的承认。 这一点有些象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 次次的宪政实践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没有一个军阀另立中央，搞分 裂。孙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图以武力北伐统一全国，开中国军阀 混战之先河。这是自清朝同治中兴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南北 分裂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 孙氏一面拿外国政府的津贴和黑金，一面以此财力组建“雇佣军” （陆荣廷、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一次次反复的挑起内战，制造分 裂，迷信武力。请问：这样的一个革命先行者，于国于民究竟有何功 德可言？中国若不是身陷长达十几年的军阀内战，日本又岂会长驱直 入，救亡又怎能压倒启蒙，共党又怎么可能趁机坐大？事实上，孙文 的本事，终其一生连区区广东也弹压不了。反而穷兵黩武，使广东子 第民不聊生。与此同时，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在经济、治安上都 建树颇多，如袁世凯在1914年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地方行政 试验制度。以及阎锡山于1917年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 求乡村复兴的“山西村制”，曾得到梁漱溟的好评。就在孙文得寸进 尺发动内战、大搞独裁的十年间，中国北方各省局势稳定、各项民生 事业得到渐进发展，地方议会的建设也日渐繁荣。 举两个例子，一是20年代初，有一场鼠疫自东北边境开始，迅速波及 华北各省。北洋政府的卫生部门体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医疗水平，在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制止住了鼠疫蔓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 扬。第二是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全国各地的司法部门，都遵从大理 院（当时的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在各地军阀各自为政的时候，全 国的司法通过北京大理院的判例制度仍然维持着统一。这也是中国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制度成就。但这一切都必须把孙文盘踞的广东除 开。从上个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被称为是民国的“黄金十年”。 但这个这个黄金十年也并不包括孙文控制下的南方军阀治域的。这是 对孙文的革命道路的莫大讽刺。 1920年，孙文又搞到一笔款子，再回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主张武力 北伐。广东督军陈炯明（老同盟会员，黄花岗起义的暴动队长）表示 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不如发展民生，谋求联省自治，再徐徐图 之。两人发生矛盾。加上陈一贯反对孙文借俄国以自重的做法，孙的 秘密外交在党内早已臭名昭彰。早在1915年，他与黄兴、李烈钧等人 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明：“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 内政。”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在漳州与陈秘密会晤，允诺资助 陈的南方军队完成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陈炯明断然拒绝。孙 文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怒，对他视之为“十数年之卵翼”的陈失望之 极。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1922年9月18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 书》，公开宣布陈炯明背叛革命。之后陈的部队炮轰总统府，双方正 式决裂。陈炯明致吴敬恒书中曾说：“南宁劳军之日，欲演烹狗之 剧，事后闻之，毛骨俱悚。” 早年的孙文制定“革命方略”时（1906年），把革命建国事业的措施 程序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第二期为约法之治 （六年），“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 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第三 期则为宪法之治。之后随着孙文的独裁倾向压倒民主倾向，对当中这 个作为过渡时期的“约法之治”，进行了多次修改。到1924年孙文发 表“建国大纲”时，建设的程序也分作三个时期，但第二期的约法变 成了“训政”。而且只字不提关于训政时期的“约法”问题，也没有 训政时期的年限规定。孙文已不是那个甘愿抛头颅、下油锅也要救国 救民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只做一个在野的精神领袖，和中华民国的 开国纪念品。他在几十年的暴力生涯中，逐步成为一个要求党员和部 属绝对服从、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也要达成其政治目的和个人野 心、并以革命的名义以百姓为刍狗的乱臣贼子。他在实践中对暴力革 命和君为臣纲的信仰，超过了他在观念中对自由民主的珍惜。 后来共产党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政体发挥到极致。毛 泽东在1956年借用孙文的思想，声称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训政”。 三、辛亥革命的宪政教训 戊戌变法的激进主义者谭嗣同，曾说中国是“两千年之政皆秦政 也”。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代皆行秦政制”）。如果我们将 谭嗣同和毛泽东所言的“秦政”，作为从变法到革命运动厕身其间的 “路径依赖”，那么我们判断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一手拉开的暴力革 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到底在多大的意义上获得了成功，就可以取决于 革命后的政治与“秦政”之间的对比。毛泽东在50年代作过这样的对 比：“我们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 既然帝制已经在辛亥年间被一劳永逸的废止，这个“秦始皇”的表述 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将“秦始皇”这一辛亥年间的“路径依赖”理解 成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统”的君主制，一是作为“道统”的专制 主义政治思想（不是儒家的道统）。在两者之间，我们看到辛亥革 命，尤其是后来反复的继续革命，几乎所有的力量都义无反顾的指向 作为政体的君主制，但对于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却稍 有批判。甚至在某种程度，此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威权反而成为对抗 君主制的革命运动当中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恰恰因为一场从专 制主义土壤里萌发的暴力革命，对政治威权有着迫在眉睫的大量的需 求，辛亥革命在对于“专制主义道统”的破坏上反而不如戊戌变法。 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孙文本人背叛革命早期设想的英美式宪政道 路，在革命后走向独裁的根本原因。 1911年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位士绅远来南京参观民国新气象， 他见到孙文时行叩拜之礼，被孙阻止。孙说：“民国的总统在位一 天就是百姓的公仆。”士绅问道：“若是总统离职之后呢？”孙文答 曰：“总统离职后就回到百姓中间，成为普通人。”发问者听到这 里，长叹一声，说：“我今天终于见到民主了。” 这位乡绅有难得的清醒。不是总统这个头衔对君主的取代，而是孙文 所允诺的这种总统的“退出机制”让他感到民主有望。但我们遗憾的 看见，从孙文就任大总统开始，整整100年间，担任过中国最高领袖 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真正实现了华盛顿式的解甲归田。没有一个人象 孙文所说的那样，基于正常的程序而“最后回到了百姓中间”。包括 孙文自己后半生的继续革命和向专制主义转向之后的穷兵黩武，亦是 对于“回到百姓中间”的不服。 （一）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武昌首义后到南北和谈，如果说革命军对于民主共和政体的殊死坚 持，是君主制最终被放弃的主要原因。这种坚持当中，除开思想上对 于民主政体未来前途的绝对自信，和对于两千年帝制和近代以来国嬴 民弱的深恶痛绝外，对革命团体既得利益的殊死维护也是一个重要原 因。如果帝制不能被推翻，革命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因为驱除鞑虏 的口号是与建立民国相联系，而非依赖于“天命已不在清室”这样的 中国传统的革命理论。事实上，在汉阳被清军攻克后，黎元洪曾明确 向袁世凯表示可以接受“君主立宪”的政体，由此获得了在英国调停 下短暂的停战局面。等到各省纷纷举事宣告独立，革命军对于共和政 体的坚持便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孙文回到上海后即公开宣称：“革命 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 另一方面，尽管袁世凯本人在私下里透露过他愿意接受民主共和，但 在和谈前及谈判早期，袁世凯的公开态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坚决维护 帝制传统，决不做辜负“孤儿寡母”的曹阿瞒。他在与黎元洪签订停 战协议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 为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对于政体之争的民主和现代的解决方法──“国民 公决”。他在声明中对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党及保守党（立宪派） 这一三足而立的局面进行了说明，接着说：“余拟召集各省人民，以 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年12月31 日达成协议，南北双方就政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但 南方坚持国民议会在上海举行，时间定于1912年1月8日。北方则坚持 在北京举行议会，双方僵持不下。结果孙文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 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加紧了北伐的备战。袁世凯等于失去了民国 大总统的初夜权，而这是革命党包括孙文在内一度承诺过的。于是勃 然大怒，全面推翻议和，南北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致电孙文，坚持 “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国民公决，绝不承认临时政府。 此时的孙文面对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势，对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已 经充满了迷信，政体问题听从国民公决，这种方式及其可能的后果都 是他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和谈不过是革命军一个虚与尾蛇的花招，先 把临时政府建起来，形成既定事实，再以大总统职位迫使袁世凯倒 戈，孙文自己顺便也把“开国之君”的初夜权占了再说。孙文复电袁 世凯解释为什么就任大总统一事，一则表达了“君主、共和”不容再 议的态度，二则指出自己经各省推举实在却之不恭，三则欲盖弥彰的 说：“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以当时中国的情势看，若因政体之争南北开战，革命军绝没有无获胜 的局面。但对袁世凯而言，胜负之数也未明。在一个可以不战而屈人 之兵，大总统唾手可得的前景下，以后半生的荣辱得失为君主制的去 留而战，也不大符合袁的一贯习气。所以对君主立宪的坚持，也就是 袁世凯的一个谈判砝码。和谈前他便明确指示和谈代表唐绍仪，“我 方应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直至争论到最后，方能考虑调停办法，借以 博取天下之同情”。 当时社会舆论的态度也很明确，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康有 为发表《救亡论》，反对革命，指出“虚君之共和”才是最佳方案。 梁启超秉承师意，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 性，接着分析当时世界上六种共和政体的优劣，认为“虚君共和”较 为圆妙。在解释为什么要设一个“虚君”时，梁说目的在于“可以息 内争而定民志”。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在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道 统根深蒂固之际，君王作为这一“道统”的有着深厚渊源的独此一家 的品牌被断然取消，可谓“内争”已起、“民志”已乱。无论是袁世 凯还是孙文，其实都梦想成为道统意义上的“开国之君”。这个欲望 也是可以理解的。章太炎、严复等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 确主张君主立宪，严复警告说“他们”（指革命党）如果轻举妄动并 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 界动乱的起因”。严复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真不知道他这句话怎么 忍心说得出来。严复因此主张历史的渐进，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 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 束”。 当时的西方列强也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建立虚君立宪制。尤其是英国和 日本在这一立场上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如果清室被废，将不惜以武力 干预。而美国公使也明确向革命党表示美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 国”。另一方面，清室则于当年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当 月3日颁布《宪法信条》》19个条款，──明确了君主的权力以《宪 法》所规定者为限。当月6日又释放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等六人。 可以说清室开始主动的朝着虚君立宪的方向妥协。 如果在南北力量和内外形势的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传统能够震得 住台面，通过虚君立宪得以保留，一则可以免去威权象征被打破之后 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混乱和军事割据，二则必然使真正的立宪政体的建 设走上正轨。如梁启超所说，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 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因为这样一可 以防止君主权柄卷土重来，二则可以挟天子（宪政）以令诸侯，取得 政治上的合法性与主动权。建立和维护宪政，逐步消磨君主专制的意 识形态传统，就将成为各种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和需求。争 夺尽管在所难免，但将下降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的争夺，而不是意识形 态上的争夺。这将瓦解中国当代极权主义形成的最本质的一个根源： 政教合一。但君主制的被废使国家的权威系统及其合法性根源被“斩 首”，结果砍掉一颗头（清室），立刻就长出三颗头（北京袁氏、南 京孙氏和武昌黎氏）。 贡斯当在路易十六被杀，拿破仑成为独裁者之后，曾说：“我承认两 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 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但辛亥之后长达100年，中国的政治始 终在心照不宣的世袭制与名正言顺的自由选举之间挣扎，沦为漫长的 “比君主制还不如的”（贡斯当）的僭主政治。当道统的象征被毁， 新的统治者就必须既是凯撒、又是上帝。“枪杆子下面出政权”这句 话只说对了一半。在君主制下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中，新的统治者只 需要枪杆子即可。但在几千年的政治合法性火炬被吹灭了以后，新的 自由选举和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合法性又没有建立起来。新统治者光有 枪杆子就远远不够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到 1928年之间军阀政治的失败。新统治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仪式和 政治伦常，这是孙文从提出五权《宪法》到主张“一个国家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自从儒家兴起后，“君师合 一”的政治传统就在中国史上消失了近两千年。但从孙文到毛泽东， 中国的独裁者终于重新回到了“君师合一”的传统。 从这种视角看袁世凯复辟，复辟不过是袁对合法性危机万般无奈的回 应。袁世凯发现自己手中的强权“失去了传统的依据，又无法提出现 代的依据”（费正清），最终不得不回归“君主制”的本土资源，才 能对付现代政治的“府院之争”。袁世凯之死，才是真正的君主制之 死。从此中国这100年间不断涌现出各种僭主，作为事实上的“天子 继承人”。一个起源就是由孙文效仿苏联模式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教合 一、党国合一的现代意识形态和党治国家，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展 开，由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发挥到极点。 余英时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问道，“民国以来，皇帝制 度已经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君统’是不是也 一去不返了呢？”。他的回答是直到今天，“至少从形式上看，废除 中书省、打乱行政系统之类的君权仍然存在。相信君权的绝对性，也 许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发生一种暗示作用，使人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 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这就是孙文神 话的根本原因。 从袁世凯的复辟礼炮到孙文党治领袖的血手印，给共产主义愈演愈烈 的暴力革命主张和对意识形态的的霸占留下余地，撕开了一个注定会 越来越大的口子。 （二）内阁制与总统制 孙文归国抵达上海的次日，即12月26日，便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 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会上年轻的宋教仁提议采用内阁 制，受到坚持总统制的孙文极力反对。讨论持续到晚上，双方“面红 耳赤、几至不欢”。关于这次争论，孙文的亲信胡汉民和宋教仁的传 记及其朋友们的记载各执一词，各有不同。 所谓内阁制，便是主张董事长与ＣＥＯ要分开，宋教仁主张的是政党 内阁，以政党政治在议会进行政治博弈。宋的主张等于是在意识形态 的意义上彻底废除君主政治，对于共和政体下的“大总统”，也要尊 其贵而虚其位。而孙文在这时便反映出其只反君主制的“政统”、不 反专制主义“道统”的倾向。他在评价内阁制与总统制时，认为内阁 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 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有人站出来 说，这样的人只有先生一个。此言一出，众皆翕然。宋教仁在压力下 最终屈从。民国临时政府在孙文就任大总统之后，采用了比皇帝权力 更大的总统制。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眼里，要这样一个总 统，显然还不如要一个接受《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约束的宣统皇 帝。 余英时所谓“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 率的现代化途径”的君权思想，由此已可见一斑。那个以后要求党员 宣誓画押、绝对服从并为达目的并不择手段的列宁式领袖的影子，已 经可以略略看见。 但是，就在孙文以“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威权的理由反对宋教仁的内 阁制之后仅仅三个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孙 文便在南京仓促的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了个180度的大转 弯，采纳了宋教仁当初的内阁制设想，意图牵制袁世凯的权力。想起 当时最高干部会议上的“面红耳赤”，已经恍如隔世。孙文自己任大 总统，决不接受责任内阁制，认为对自己不需要“复设防制之法 度”。一换别人当大总统，就改总统制为内阁制。 从这个意义上看，袁世凯接替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真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让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的主张至少获得了一个实践的 机会，使民初的宪政建设和政党政治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在孙文的总 统制下，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所以袁世凯上台就遇上府院之争。尽管临时约法把责任内阁制绑在了 袁世凯身上，但当时的民众也和孙文对自己的期许是一样的，希望出 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希望总统事实上就是一个“天子的继承人”。 所以唐绍仪的第一届内阁垮台时，国内舆论普遍支持袁世凯，连同盟 会都对唐绍仪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文，骨子里 面的专制主义和集权思想都如出一辙，就是相信武力、相信乾纲独 断，相信意见纷纭是祸乱之本。袁世凯在1912年曾对新闻舆论和政党 林立表示不满，认为其“怀挟阴私、飞短流长”，会使共和时代遭遇 灾祸。而孙文在1912年让位时提出定都南京的主张，企图牵制袁世 凯。但遭到章太炎、宋教仁和大部分议员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么做无 异于放弃满、蒙。最后参议院投票表决结果是奠都北京。这个结果让 孙文大为光火，不愿接受。后来在黄兴的努力下，迫使参议会再次投 票，按孙文的意思定都南京。 在辛亥年，通过革命赢得了一个机会，即把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拉 入宪政体制。君主制的被废等于断送了这个机会。接下来中国100年 来的努力，就是企图把一个接一个事实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 这个努力在大陆直至今天还看不到结果。当年宋教仁被刺原本可以成 为这一努力的又一个起点，当时政府与刺宋案有关的证据被新闻媒体 曝光，在相对独立的司法局面下，主审此案的法官居然坚持公开传唤 国务院总理到庭作证。以前一直站在孙文一边的黄兴，也主张在现有 框架中寻求法律手段的解决。因此最终和孙文决裂。孙文一意孤行发 动二次革命，在国内外失去普遍同情，最后几乎使革命党的力量毁于 一旦。袁世凯的社会声望则达到顶点。孙文再次感受到乾纲独断的重 要性，要反袁世凯的独裁，自己首先就必须独裁。二次革命是一个标 志，意味着孙文决意放弃宪政框架。在还没有完成“马克思”的中国 化之前，辛亥革命除了完成一个古典共和制的外壳外，最大后果，就 是在孙文的手中完成了“秦始皇”的现代化转型。 （三）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 所谓“共和”建立在个人对国家、地方对中央的层层授权和让渡之 上。地方自治是宪政体制的题中之义。因此真正与“宪政”格格不入 的本土资源，并不是君主制政体，而是春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 但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家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能超越“君主立 宪和“民主共和”这样的政体之别来看问题的只有章太炎。他在民国 之初就公开宣称：“民主立宪、君主立宪，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 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民主非无秕政。” 孙文在与袁世凯见过面后一段时间，曾真心诚意推崇袁氏，主张同盟 会为袁世凯的强势政府让路。他和黄兴都宣布退出政治舞台，转而经 营实业。并对宋教仁的政党活动多有批评。这一思想与孙文当年坚持 总统制的初衷是一致的。即信奉领袖人物的乾纲独断。这种根深蒂固 的集权思想从他组织秘密会社开始，直到晚年建立列宁主义式的独裁 党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到1923年的国民党党章，取消了领袖的选 举制，直接任命孙文为党的领袖，并规定其享有“对全国代表大会和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何决议的否决权”。孙文再也不必担心他的意志会 象当年定都南京的提议那样被代议机构否决了。经过此起彼伏的革命 运动，革命领袖的“天子继承人”的身分，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强 化。结果中国的宪政化，在革命之后不断倒退。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制 约程度，到此为止，反而远远落在清室1906年立宪诏书的水准之下。 在春秋大一统的集权思路之下，地方势力在历史上被称为“割据”。 而辛亥年间所面临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持续了较长时期的地方自治局 面，如果能够在民主共和的现代政体中，找到新的存在和整合的理由 （如联邦体制和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就可能最终有助于打破中 国两千年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主义。在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之后， 再一次推动两千年中央集权体制的灰飞烟灭。做到这一点，才能说终 于不再行“两千年之秦制”了。 但在这一方面，袁世凯和孙文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袁成为“天子 的继承人”后，和内阁之间发生冲突。袁世凯最终取得胜利解散内 阁、甚至以后解散国会，并在天坛《宪法草案》中把内阁制改回为总 统制，这些举动在当时都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支持和默许。接下来袁 世凯一改当年推进地方自治的态度，开始循着中央集权的传统思路进 行地方改制。而孙文在二次革命之后，在南方与陈炯明之间的冲突， 其实质也是孙文的中央集权思想和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和陈炯明主 张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的英美式道路之间的尖锐矛盾。 尽管孙文早年受英美思想影响较大。但孙文的“两千年之秦制”的春 秋大一统思想，是深入骨髓的。他对英美民主宪政的理解远远不及宋 教仁、章太炎乃至陈炯明等人。如前述，在秘密会社的革命运动中， 那种专制主义和乾纲独断的组织手段成为革命运动中不可或缺的资 源。专制手段与民主目的之间的那条鸿沟，在革命屡受挫折之后，孙 文已经彻底意识到了。于是他改弦更张，从英美式的立宪主义蓝图走 向苏俄式的独裁党治，决心凭自己的先知先觉对大众进行无期限的 “训政”。从孙文、袁世凯到以后滚滚诸公，辛亥之后100年间，超 越了秦制思路的政治家，一是坚持政党政治和内阁制的宋教仁，二是 坚持省内民主改革和联省自治道路的陈炯明。除此之外，几乎再无他 人了。 （四）政党政治与党治国家 革命胜利，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同盟会应该何去何从？革命者 的下一个身分又是什么？孙文、黄兴等人对此没有认识。孙文一度对 袁世凯充满信心，甘愿让路。决心以在野身分从事实业建设，从事修 筑全国铁路的工作。但他对经济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出自于国家昌盛 的民族主义目标。并非意识到经济和民间社会的成长之于民主政治的 关系。而他的另一个想法，则是主动从事一个较不重要的工作，好把 政治舞台让给袁项城一个人去表演。这一点可能在道义上为后人称 道。但孙文不是在作一个道德决策，而是在作一个政治决策。这个抉 择是与他对不受制衡的强权的崇尚相一致的。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一支现实政治力量的领导人，一个在野党的党魁。 不在宪政框架设立之后去推动和稳固其发展，不在政府之外形成最重 要的批评与监督的力量，不去从事政党政治的建设。反而舍本逐末， 去搞铁路建设。这恰恰是孙文在辛亥之后一个巨大的错误。也反映出 他留美多年，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却实在过分肤浅。以革命党人半壁 江山的实力，倘若同盟会在孙文领导下成为第一大反对党，积极推动 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致力于消解君权的道统。那么民初的议会政 治和宪政实践的高峰就不会随着宋教仁的遇刺而终止。更不会从一个 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轻易放弃宪政框架，从此陷入习惯性的革命癫 痫。孙文有这样的实力，却自愿放弃将袁世凯拉入宪政体制的努力。 不但如此，反而还对宋教仁的努力多加指责。批评他没有把思想认识 统一到袁核心的三个代表上来。 另一方面，对同盟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孙文和宋教仁的看 法又一次恰好相反。宋教仁主张同盟会应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 成为公开的谋求组阁的政党，在《宪法》的框架内从事议会竞选活 动。事实上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整个改组工作也是由宋教仁一手主持 的。宋教仁的目的就是要把同盟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体 现出他对于宪政框架的尊重和信心。但孙文却坚决反对改组，他希望 同盟会依然在他手中，成为一个随时可以东山再起的革命团体。换句 话说，他希望同盟会超越在宪政体制之上。孙文对袁世凯也不是全无 戒心的，但区别在于，宋教仁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政党政治的竞争去防 止袁世凯的蜕变，这是一种立宪主义的道路。孙文的方法则是在自己 手中保留暴力手段，在袁世凯有道时主动选择退出政治舞台，在袁世 凯无道时则随时准备拔枪。这种思想正是中国历史上反复治乱的根 源，是反宪政主义的暴力革命道路。所以在宋教仁一旦遇刺，孙文便 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从此走上以“革命”的独裁去对付“反 革命”的独裁之路。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费正清评论说，“自 1928年起至今日，中国的政府便一直受着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 党监督”。没有孙文当初的选择，就没有共产党变本加厉的崛起。 对同盟会的前途，章太炎等人的看法更加激进。辛亥之后章就大唱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此主张与宋教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的道路虽然有异，但革命党的继续存在将给宪政体制带来潜在危害， 这样的警惕和担心则是一致的。党内元老给孙文致函，要求其“为民 国前途计”，正式宣布解散同盟会。在说明其理由时，这位元老特意 提到了“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同盟会当时事实上控制着民 国军队，这正是党治超越于宪政之上的征兆。也是上述孙文手中保留 的一张王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军队国家 化。一支脱离于政党势力之外的军队，是政党政治得以展开的一个前 提。这也是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主张议会政治的道路。意思是放弃对军 队和秘密会社手段的控制，转而在宪政框架内展开合法的角逐。放弃 暴力，接受非暴力的政治规则。宋教仁有这样的勇气，他才是这一百 年间中国追求宪政民主的模范，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宪政之父”。 章太炎在其主张不被接受后，转而组建统一党，公开声称与同盟会对 立。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而自己 组党的主要目的便是“以排一党专制之势”。 民国初期，一时间政党林立，蔚为大观。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 论”，主张解散所有政党，然后重新组成两个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 政治。事实上“两党论”在民初得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普遍支持。 这种局面被孙文痛心疾首的视之为革命队伍的“分裂”。在民初的政 党政治中，孙文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边缘化。他注定是一个革命家，而 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再度兴起只有一种机会，就是宪政体制的失败 和暴力革命的继续。 四、训政之路：公民维权运动 今天中国宪政转型的框架，将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政治合法性的转变。二是代议制的重构。三是个人自由作为新道 统的确立。在西方，自由主义与自然法传统构成了宪政主义的道统。 为政治立下了审视的标准。如何在中国的思想资源及意识形态的废墟 上重建一个关于价值信奉的新道统。这是宪政转型最艰难的部分。我 称之为追求宪政的第四个阶段。即在政治上建立保障自由价值的宪政 制度为用，而在人心中确立对自由价值的珍惜和对宪政制度的热爱为 体。也即涵养托克维尔所推崇的“民情”。没有这一自由价值的新道 统，就不可能有哈贝马斯所称的“宪政爱国主义”。四是司法独立和 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政体制中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 都不过分的。现代宪政主义不同于古典宪政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制衡手段的司法化趋势。 但是，对这些方面的期待，不是对中南海的期待，更不是象孙文那 样，一生都在期待和制造暴力革命的机会。孙文提出的“训政”说， 曾被共产主义拦腰截断，成为大陆人民一个迄今永不结束的梦魇。他 们的训政，就是政府训导人民，共产党训导群众。但统治者一无训导 的资格，也没有训导的诚意。有一种观点针对中共借口人民民主素质 低、民主条件不成熟，反过来认为根本不需要“训政”，实行民主也 不需要什么“素质”。我倒并不赞成这种见识。其实宪政、法治与民 主都需要一种积累和训练，公共政治空间更需要一个孕育的平台和方 式。并不是一投票或一上街就立等可取。因此如何“训政”，仍然是 中国大陆行宪政之前的一个题目。或者说中国的宪政民主既然绕了 100年这么一大圈。不能白白的绕。总要在民主化到来时有一些训政 的成就，才不算冤枉。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失败不仅在于一党专制 强横至今。而在于中国用了100年的时候，也没能找到一种真正的训 政之途。 而近年大陆公民维权运动慢慢兴起，意义之一就是终于找到了训政的 方式。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去训导政 府。训导的方式不是暴力，而是维权。不是对抗而是谈判，不是武器 而是言论。通过维权运动的训政与自我训政，第一可以推动法治化的 技术积累，第二可以强化政务系统的“非党化”（王思睿语）趋势。 第三可以降低直接政治冲突的危险，第四可以增强官民两方面的政治 承受力，第五可以缓释民众对于社会不公的怨恨，疏导公众的民主热 情，第六可以涵养民间领袖、舆论领袖和地方领袖的素质、资源与声 望，第七可以分化政府内部的情势，争取体制内温和派的同情，第八 可以为各种海外民主力量和资源找到非政治化的回归和注入渠道。第 九可以为党治的退出提供风险最小的路线图，在未来的变局中最大化 的降低当政者的阻力。 新的训政之路，就是人们以主人的身分，而不是以臣民的身分去培育 民间社会，和一个公共政治空间。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中，有 勇气象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自行其是。我有一个农民朋友叫刘正有， 他的房子被政府强行拆迁了。他为自己和几千名和他一样的失地农民 为自己的土地权利维权。直到今天，已经抗争了20年。他是1949年 后第一个把国务院告上被告席的中国农民。十几年来，他的生活越来 越艰难，一家人随时都被警察骚扰，而他状告的官员却在不断的升 迁。他走的是宋教仁的道路，不是孙文的道路。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很 感动。他说，我们一定要象训导我们的儿子一样，去训导我们的政 府。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这些受损害的老百姓不去关心它 的未来，谁来关心呢。 如果当年的同盟会中，少一个孙文，多100个刘正有。可能我今天就 在这里谈论诗歌了。如果从今天起，中国少一个孙文，多100个刘正 有，中国就不会再出毛泽东。中国100年宪政转型的教训是，人们无 数次的轻易认为渐进的改良已不可能。但每一次这样的判断都迎来革 命，而每一次革命都迎来一个独裁者。每一回轻易因为毛泽东正是孙 文的延续，不可能是刘正有的延续。 （本文是2006年2月19日墨尔本《余杰王怡演讲会》王怡的演讲，独 立中文笔会举办。） 〔转载自《观察》2006-02-19；http://www.guancha.org/〕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文革与枪杆子 方舟 毛泽东集团和刘少奇集团的矛盾终于在199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 爆发。刘想通过合法的手段，在全会用投票方式罢黜毛泽东，毛则先 下手为强，退居上海，另组中央，命令自己忠实的追随者、国防部长 林彪派部队包围了北京，对北京实行军事管制，并通知在北京的所有 委员，在他未抵京前，全会不得擅自召开。刘不示弱，声称过半数中 委以同意开会，无需延期，并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调遣新疆军区驻 扎在陕西的一个师来北京增援，时任体委主任的贺龙以军委副主席的 名义从北京郊区部队调了一个团，并给下属的体育部发了750支枪， 组成民兵来守卫北京。 在关键时刻，毛、林以军委主席、国防部长的名义命令奉刘少奇之命 向北京增援的陕西军队停止前进。该师师长听从了最高军事当局的命 令，停止了前进；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临阵倒戈，表示接受毛的指 示，决定等毛到北京后才召开全会。这使得刘无法凑足决定人数召开 中全会来罢免毛泽东。 7月下旬，林的部队已经占领了北京市委、接管了《人民日报》、北 京电台、新华社。胜卷在握的毛泽东和他的文臣武将们从上海来到北 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刘少奇和刘派人马进行了清算。刘从第 二把“金交椅”的位置一下降至第七位。但这远远不是毛所要求的。 毛一不做二不休，要全面打倒，肉体消灭，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合 法的手段是办不到的，那就打乱秩序运用非常手段，进行文化大革 命。 毛、刘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走资派的斗争，在全会召开前夕，胜负就 已分晓，余下的红卫兵、大字报不过是消灭刘少奇、贺龙肉体，全面 打倒刘派干部的一种非常手段而已。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胜负的 关键。刘少奇即使使用合法的方式罢免了毛泽东，也同样避免不了失 败的命运，并且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这样会使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 甚至垮台。邓小平的选择是明智的，尽管他知道他的倒戈行为，无论 谁胜都会找他算帐，但他以暂时的忍耐保全了自己，保全了共产党的 大局。 事实再次证明了毛的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中国社会和茹毛饮血的 氏族社会一样，有了枪杆子、刀把子就有了一切，什么公理、正义、 宪法、法律等“劳什子”，都仅仅是些词汇，苍白得很，没有任何力 量。 文革中，刘少奇在中南海住宅，被红卫兵打得鼻青脸肿。丢掉了鞋 子，只穿着袜子的刘，愤怒地拿着《中华任命共和国宪法》抗议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 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 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麽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 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法律的严厉制裁”？刘的道白会被中国历史、中国人民当成笑 话的。 自己受到伤害了，就知道拿起《宪法》来保护自己了，在此之前呢？ 国家主席让中国的公民们真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 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的自由了吗？！昨天“吃人”，今天被“人 吃”，如是而已。 那么，在这个人类居住的星球上，究竟还有没有比枪杆子更有力的东 西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文革前190年的北美洲，华盛顿领导人民赢得独立战争后，解散部 队，返回故乡蒙梵侬庄园。不仅如此，在他功成身退之前，他还必须 服从参加一个交出军权的仪式。在仪式中，华盛顿要向文职官员行鞠 躬礼仪表示武装力量对政府的服从，将人民授予他的军权，交还给代 表人民权利的国会。期间，华盛顿作了简短的发言：“现在，我已经 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 告别。在他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 有的公职。”议长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 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 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 将激励子孙后代。” 议长的话，在中国人听来是典型的官面文章，是放屁，什么“自由的 理念”、“道德的力量”，把人家的军权夺去了，说两句好听话安慰 一下而已，打一巴掌揉三揉，中国中学生都会这套把戏，还没有赵匡 胤的“杯酒释兵权”多给点钱来的实际。 然而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议长的话却是实实在在的话。 回家务农的华盛顿，被人民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成为美国总 统，靠的不是军队，而正是中国人认为屁话的“道德的力量”。 中国人读华盛顿，总会被他高尚的人格所感动，而为中国政客们的卑 鄙所感叹。这是只看到了点，而没有看到面。华盛顿的人格是毋庸置 疑的，但是要将他放在中国将会怎样呢？在野蛮的中国，军队的势力 是无可争议的，华盛顿不交军权，谁来表示抗议呢？如果交出军权， 那又交给谁呢？他让人放心吗？华盛顿同意，他手下的将领们同意 吗？交出军权后，会不会被秋后算帐呢？会不会象军阀孙传芳一样被 仇人刺杀呢？……就是能平安务农，中国人民还会想起那个曾带兵打 仗的谦逊的老军人，在总统选举时投他一票吗？ 一个人的人格是小事，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这是大事。华盛顿顺利地 交出军权，之后又被人民选为总统，是因为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比军 队实力更强大的“道德力量”和正义感。华盛顿的选择不仅是高尚 的，也是明智的。 同胞们可曾想过，为何新兴的美国就存在强大的道德力量，而自称文 明古国的中国偏偏就没有呢？以至于让我们历代的专制者都可怜兮兮 地将枪杆子当成命根子紧紧抱住不放？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新旧“民谚”浅析 郭少坤 民间谚语，乃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的阴晴表，真正如毛泽东所说：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也就是说，任何统治者及其领导下的社会状况都是被非常朴素的“民 谚”所证实，烙印在人民心中，囊括在人民的口中，古今皆然，所谓 的“众口铄金”和“众口销骨”、“千夫所指，无病而死”等传统成 语，都是由此而来，而且成了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规律。 所以，我喜爱“民谚”，因为不同的“民谚”都在准确无误的反映着 不同历史时期的现象，刻划着这个时代的特征，让人们透过它看破社 会的实质问题。 中国近几年来的民间谚语之所以层出不穷和花样翻新，就是因为中国 官场的黑暗和腐败日益严重而得不到揭露所致。当人们无法通过国家 法律和公共权利来解决这一问题时，也只有通过自编的民间“顺口 溜”（即民谚）来进行宣泄。应该说，这是中国“民谚”的一个主要 特点之一。 比如说，面对着共产党官员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问题，很早就有“民 谚”如此形容： 　　“站在衙门向里看，个个都是贪污犯， 　　拉出去就枪毙，没有一个冤假错案。” 足见老百姓对贪污腐败的憎恨。在形容社会及其官场的丑恶现象时， 说是 　　“要当官，找后台； 　　要发财，胡屌来； 　　当官的，喝茅台； 　　喝完茅台去吧台，这些人开会都在前三排。” 再如： 　　“嘴疼因为开会，胃疼因为酒醉， 　　腰疼因为嫖累，心疼死如秦桧。” 这些绘声绘色的“民谚”不能不证明中国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反 映的问题是真实的，而且将是肯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接下来的“民谚”也恰恰就做了最好的证实。这则民谚是由一个警察 的亲属在前不久亲自讲给我听的，说是： 　　“三个代表讲晚啦，干部的腰包装慢啦， 　　小姐的奶给摸软啦，有钱人的ＪＢ（男性生殖器）都磨短啦。” 这则“民谚”虽然是有些粗俗，但是它的产生，也恰恰就证明了上几 则“民谚”所反映的官场腐败和社会黑暗面没有得到解决，它所造成 的后果也就只有被这则“民谚”给于恰如其分的说明。 即使是在现在被喊的震耳欲聋的“和谐社会”时期，老百姓也不是象 “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愚不可及了。他们不但是没有为这一政治口 号所蒙蔽，而且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这个“和谐社会”的对比，找出了 这样的答案： 　　“和谐社会真奇妙，官商勾结赚炒票， 　　警匪不分害死人，龟兔赛跑真好笑。” 其睿智和幽默可见一斑！ 中国的“民谚”举不胜举，虽然大都是诞生于中共的改革开放之后， 但是，它却遍布全国各地，以此来反映着民间的疾苦和社会的不公， 尤其是揭露着当局者的腐败现象。按道理说，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人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些来自民间的反映，以铜为镜，正己正 人。遗憾地是，他们不仅仅是对此置若罔闻，反而，连他们自己办的 刊物（如《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使他们稍不如 意，便大加整治。《南方周末》的总编辑换了一任又一任，终于办成 了符合他们口味的“诺诺”者。刚刚遭到查封并引起众怒的《冰点》 事件，无不都充分证明了中共当局不喜欢不同声音和拒绝真实问题的 可怕和危险性，显然，长此以往，在强权控制下的舆论一律局面实现 了。但是，社会现实和民间真实的声音却听不到了。试想，一个脱离 实际和人民的统治集团有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所谓的“和谐社会”又 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恐怕也只有用将来酝酿在人民心目的“民谚” 来证实了。 《三国演义》里曾有“民谚”为那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贼董卓做过很好 的前卜： 　　“千里草，何青青！ 　　十日卜，不得生！” 此谚隐喻“董卓死”，出来后不久，董卓便在人神共愤的讨伐中命丧 黄泉了，而刺死他的竟然是他的“干儿子”吕布，其众叛亲离程度已 经到了何种状况，也就不言而喻了。究其根源，乃是独裁者听不进不 同声音所致矣！ 最后，我想，共产党既然声称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者，难 道对近在眼前的民心民意及其形成的“民谚”，对远在千年的历史教 训还不应该去做认真考察和反思吗？！ 否则，我在为其不解和纳闷的同时，看来自己也只有从“民谚”中来 寻求慰藉和以此为发泄了。 （2006年1月27日星期五于徐州家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大锅饭 刘宗正 去年北京的平安夜，由于路上人很多，我拦不到出租车，因此只好搭 上了蹦蹦车；所谓的蹦蹦车，就是三轮摩托车，这种车是不能合法载 客的，但是有很多的下岗工人，为了讨生活，也只好与警察捉迷藏， 干起这种四处拉客的活儿。 “师傅，您这车的活儿，怎么样呀？”我坐上蹦蹦车后，好奇的问。 “没办法了！下岗后，为了生活，也只好靠这个拉活儿了！”他无奈 地说。“你看！我每天骑着这个车，风就直直的吹过来！脚就放在前 面，风就这么吹着，我的脚趾头都冻伤了！即使我穿这么厚的鞋，里 面垫了两双棉鞋垫，还穿了羊毛袜，都没用！” “那你就休息一阵子吧！长时间的吹风，怎么能治好脚的冻伤？”我 好心地说着。 “没办法了！小孩上大学念书，等着用钱，不干活怎么办？我这么拼 命地干活儿，一个月也就挣一千块钱！”他叹着气说着。“还是毛泽 东时代好，大家吃大锅饭，工资差不多，日子苦些，但是心理平衡！ 哪象现在，富的特富，穷的特穷！邓小平搞什么改革开放嘛，造成了 那么多工人下岗、贫富不均与贪污腐败的问题，还不如回到以前的日 子呢！” “是啊，大家吃大锅饭！但是你的锅，和他们的锅不一样；你的锅里 是清汤水，他们的锅里有肉有菜！你知道，毛泽东那个年代，共产党 住大院，有特供商店，家中有电器品与冰箱，冰箱里什么好吃的都 有，而你们什么都没有！你们所理解的大锅饭，不是那一回事儿！” 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高级领导，在全国各地，都有行馆！他们才不 跟你们一样，过苦日子呢！” “让我告诉你事实：共产党利用了农民与工人革命，但是取得政权 后，却将农民与工人踩在脚底下；他们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 你们享受过社会主义天堂的日子吗？没有！但是那些号称无产阶级的 领导，却享受到了！” “好日子与好处共产党全拿了，苦日子与苦活留给老百姓！所谓的大 锅饭，就是他们提供的馊水，那是养猪的饲料，你们只不过是他们养 的猪罢了！” “如果不起来推翻中共，那么你们永远无法改变，这种猪的命运！” 我接连地说了这番话。 （2006-02-20）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林怀民：《联合报》不要那么蓝 赵彰杰 　┌─────────────────────────┐ 　│　　向社长王文杉直言不讳．质疑媒体卷入政治斗争　　│ 　└─────────────────────────┘ “我希望《联合报》不要那么的‘蓝’！”林怀民给王文杉上了宝贵 的一课。这是一个新闻系毕业的现代舞大师送给《联合报》的逆耳忠 言。王文杉是《联合报》社长、《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的唯一男 孙。 王文杉率团拜会．林怀民单刀直入 《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这次的演出，不是展臂伸腰，不再身段柔 美，而是一改幽幽隐隐、深渺邃远的舞蹈意境，单刀直入，挥出赤裸 裸的、重重的一拳，雷霆万钧，给与《联合报》当头棒喝。一名陪同 王文杉前往《云门舞集》办公室拜访林怀民的《联合报》员工形容当 时的气氛：“和王社长见面握手谈到五分钟，眼看气氛正好，象大动 作登场的舞者，林怀民忽然使出了这样一记如雷电般的起手式，把大 家原本还挂在脸上的笑意就这样凝结住了，静静的听他接下来怎么 说。”“往后的100分钟里，林怀民把他的语言象舞蹈般自由挥洒， 直接清楚。但是每个重点都拿捏得毫不含糊。话中有理，眼中有情， 口气虽重，却让每个听话的人都能体会他的善意，……。” 王文杉率领采访团队拜访林怀民，林怀民不顾“来者是客”的礼仪， 直言不讳，坦诚率真，却对《联合报》充满期许。被《联合报》员工 昵称为“小王子”的王文杉，不一定同意林怀民的看法。但在100多 分钟的访谈中，只有听的份，少有插嘴的余地。 政大新闻系毕业的林怀民，长期观察《联合报》的编辑政策和言论方 针，似有无限感触，心中憋得慌，难得有此机会，一吐为快。他开门 见山地指出：“我对《联合报》是有期待的，我当然希望《联合报》 要赚钱。但是我也希望《联合报》不要那么的蓝；《联合报》现在已 经卷入整个政治斗争里；印象里，几时看过《联合报》说过政府一件 事情是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立场，但要弄到象政党的宣传报……（王 文杉赶紧插嘴：那，《联合报》绝不承认）可是，对不起，绝对的是 这样的颜色，比《中央日报》还严重。”“报纸对于国内政治，还有 影剧人物，需要那么巨细靡遗吗？这变成报纸全部的function（功 能），其他的都被盖过去。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政治新闻，我们只需 要重要的。” 政治人物是演员．报纸也搅进去 林怀民又回到《联合报》的话题。他说：“以《联合报》来讲，一件 事发生，社论讲，下面的方块（指《黑白集》）跟著讲，还没有读就 知道了，除非你认定你的读者就是这些，你也不准备让读者有更大的 视野，大家继续搅进漩涡。基本上，民众对这些事都蛮厌恶，我觉得 要再努力客观一点，因为政治人物已迷糊了，他们是演员，报纸也跟 著这样，全台湾就这样搅进去了，这是最严重的。”“《联合报》应 该做全台湾人的报纸，应该客观一点，政治新闻的份量不必那么多。 比方出了一个新闻，整个二版都在讲一样的事情，只不过是不同记者 马上的Comment（注释、批评）；如果你当做一个蓝色的机关报的 话，大快人心，象俱乐部一样就算了，但需要这样的篇幅吗？这不是 新闻嘛，一路从头版一直延伸到三、四版，一个tone（基调）这样下 去，我不必看就知道立场，久了，也不需要看。到真需要有作为时， 它也无法有作为了。”林怀民打开话题后，滔滔不绝：“我觉得可以 有立场，但处理的手法上，不是这个样子。我没有为任何人讲话，但 一个报纸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而且非常严重。我觉得不太好。” 林怀民侃侃而谈，王文杉一直扮演“倾听者”的角色。难得有个解释 的机会，王文杉立即说：“谢谢你的意见，我们会做讨论。你刚刚非 常开门见山的讲《联合报》很蓝，（其实）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们 也是扮演同样的监督角色。” 以前的坚持．现在全没了 林怀民从《联合报》偏蓝谈到影剧新闻篇幅太多、议题设定、国际新 闻太少、文化版做得不错，再讲到代表论立场的社论。他说：“社论 有时写得好，有时不好，可是以前于衡（前联合报采访主任、副总编 辑、主笔）那个时代，这些东西那里是这样玩的？真的是谁敲出来 的，现在只有立场，其他统统不重要。一个是行销立场，一个是政治 立场，中间的质感跟讲究都没有了，没有讲究就没有Cultivation （教育），怎么玩都可以。每个人都很有frustrated（挫折感），知 识分子全面的frustrated，那很恐慌，很严重。” 林怀民谈兴不减，转到敏感的族群问题，炮火更加猛烈：《联合报》 以前看得到它的某些坚持，在更早的时候，它的政治坚持，我们觉得 几乎有点可爱，你懂我的意思吗？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了。我坐计程 车去买份《联合报》，司机会大声说：“你买《联合报》！”《联合 报》一直在谈族群融合，可是你的报纸没有做到，你在参与族群的分 裂，一面控诉别人，你却没有比别人好，你（把）石头丢得比别人 凶，因为你有武器。”他说：“你仍然可以有立场与坚持，但可用于 某些议题上的坚持，而不是那样地介入人的臧否；我绝对看不到游锡 堃可以在这里得到任何便宜，即使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我觉得这是不 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有立场，但不是这样做 的。” 看不到政治以外的价值 林怀民更坦言报纸的价值。他先说声：“对不起哦！”然后说：“我 现在只看到《联合报》在政治上的价值，我看不到其他的价值，所以 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报纸。你会说，‘我有中国新闻、国际 新闻’，但我觉得只象百货公司。诚品书店里有许多座位，我看得到 它的价值，它不只是在卖书而已。”林怀民又指出：“政府政策不是 不能批评。你可以两边取话，可以有平衡的方法，落笔不要那么重， 要谈问题，然后加上学者看法，你只要把问题剖开来。另外重要的 是，好的事情也要讲，象妇女团体的纪惠容为什么不放在头版呢？我 现在最喜欢看《壹周刊》，写作是一流的，整个轮廓非常清楚。” 〔１〕 这是联合报内部刊物《联合系刊》辟设的《菁英对谈》专栏，每月出 版一次。《联合报》每次选择一个知名新闻人物，与王文杉对谈，偏 重报业经营，尤其《联合报》的内容。前立委沈富雄、陈文茜；学者 李家同等，都是《菁英对谈》人物。但他们对媒体及《联合报》的批 评，并未象林怀民一样的直接与犀利。林怀民与王文杉的对谈，被 《联合报》员工说是“劲爆”演出。 表现突出个案．寥寥可数 《联合系刊》描述林怀民的谈话“把听众（指王文杉率领的采访团） 吓坏”、“脸上的笑意就这样凝结住了”、“颈爆”，显然王文杉和 他的员工对林怀民这样突如其来的指责无法适应，更无法接受。实际 上，外界批评台湾一些媒体是“中国《人民日报》台湾版”、“统派 报纸”、“立场一面倒向泛蓝”……，难道《联合报》负责人及员工 听若罔闻，不知警惕？王文杉不承认“象政党的宣传报”的批评，强 调“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们也是扮演同样的监督角色”；王文杉的 话，显露他不是太年轻、不够了解《联合报》的历史，就是昧于良 心、强词夺理。每当提起监督角色，《联合报》总会搬出当年强烈反 对出版法、大胆报导“中坜”事件等，证明不是政府的传声筒；的 确，这些事件曾经展《联合报》的风骨。但毕竟属于寥寥可数的个 案，绝大多数的新闻与言论，特别是王惕吾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常委时 期，仍随党政大旗起舞，连《联合报》员工都以“比《中央日报》还 ‘中央’”自我调侃。李登辉继蒋经国出任总统后，《联合报》大肆 反李，介入1990年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政争，《联合报》成为非主流 派主要聚会场所，《联合报》还以数十篇社论批李；这些事迹斑斑可 考，“小王子”如果不经事，不妨问问报社的父执辈。再者，《联合 报》不仅把创报宗旨之一的“反共”忘得一干二净，还转向“友 共”，常在社论中歌颂中国、唱衰台湾，并延烧到海外的《世界日 报》。《联合报》康定路时代的老将李勇，在《世界日报》创刊后， 转到美国服务。他不久前在《黄花岗杂志》以《台湾的亲共潮和美国 的弄潮儿》为题，撰文指出：“《世界日报》曾经被中国及其在美国 的左倾分子形容为‘国民党的台湾大本营’……他们（指中国及其海 外爪牙）长期打电话到《世界日报》叫骂、骚扰，在社交场合碰见， 则叫骂恐吓不止，还驱赶《世界日报》的采访记者；上述共产灾难， 《世界日报》尝了将近十年（自1976年创刊时起算），后来才放缓； 没有想到，这样一份‘历尽劫波’的报纸，此刻竟开始为共张目，变 成中国若即若离的同路人……为共扬声，为共辩护，甚至为它隐恶扬 善、报善不报忧。”另一康定时代从《新生报》跳槽，后来出任《联 合报》驻美特派员的王景弘，在所属《惯看秋月春风──一个台湾记 者的回顾》一书中，《变色的报纸：纽约〈世界日报〉》的章节指 出：“在1980年代初期，台湾有人批评《联合报》比《中央日报》还 ‘中央’。《世界日报》初创时，也‘非常中央’，但到1990年代中 期以后，《世界日报》表现得比国民党《人民日报》还‘中央’。有 一年我看到《世界日报》以第一版头条套红刊载〈江泽民向全球华人 拜年〉的‘新闻’，我差一点要把桌子翻掉。这是什么‘新闻’？恐 怕《人民日报》都不会这样肉麻。《世界日报》奉蒋经国之命到美国 对付中国统战，蒋经国在日，对全球华人拜年的‘新闻’，也没有享 受过第一版头条的待遇。”〔２〕〔３〕 从一生喝著《联合报》奶水的退位员工，以至林怀民这位社会公正知 名人士，他们的谔谔之言，能不让王文杉等《联合报》经营阶层自我 惕厉？ 【附注】 １、取材自《联合系刊》2月号，黄俊铭纪录整理 ２、转引自《南方快报》2005年12月28日《中共渗透媒体及〈世界 　　日报〉的变色》 ３、王景弘著，《惯看秋月春风──一个台湾记者的回顾》，页160 〔原载《Taiwan News 财经文化周刊》。提供者：（纽约）林保华。 感谢林保华征得转载授权〕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Hung, Ph.D.） 　　　　　　　　│ │　电　邮：caryhung@gmail.com　　　　　　　　　　　　　　│ │　网　址：http://asiademo.org/　　　　　　　　　　　　　│ │　　　　　　　　　　　　　　　　　　　　　　　　　　　　│ ├────────────────────────────┤ │　　　　　　　　　　　　　　　　　　　　　　　　　　　　│ │　订阅处：dforum-subscribe@yahoogroups.com　　　　　　　│ │　　　　　（接到回应时，请回信证实订阅。）　　　　　　　│ │　投稿处：dforum-owner@yahoogroups.com　　　　　　　　　│ │　　　　　　　　　　　　　　　　　　　　　　　　　　　　│ └──── 让中国人从内心里面发出文明得意的微笑！ ────┘ Copyright © Asia Democracy Foundation, Inc., 1998-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