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1-28 电子书 认识问题 ◆民主大旗呼啦啦飘──一评白皮书　　　　　（济南）李昌玉 ◆民主政治建设岂能靠伪饰历史？──二评白皮书　　　李昌玉 ◆宪法悲歌之一：胡风大冤案──三评白皮书　（济南）李昌玉 ◆反右还没有结案，欠债是要还的──四评白皮书　　　李昌玉 ◆宪法悲歌之二：千古奇冤说阿垅──五评白皮书　　　李昌玉 ◆宪法悲歌之三：呼吁“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的　　　李昌玉 ◆千古奇冤葛佩琦──七评白皮书　　　　　　（济南）李昌玉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民主大旗呼啦啦飘 一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李昌玉 ┌────────────────────────────┐ │　　 一评：民主大旗呼啦啦飘 　　　　　　　　　　　　　　│ │　　 二评：民主政治建设岂能靠伪饰历史？ 　　　　　　　　│ │　　 三评：宪法悲歌之一：胡风大冤案 　　　　　　　　　　│ │　　 四评：反右还没有结案，欠债是要还的 　　　　　　　　│ │　　 五评：宪法悲歌之二：千古奇冤说阿垅 　　　　　　　　│ │　　 六评：宪法悲歌之三：呼吁“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 　　│ │　　 　　　的科学家束星北打成极右派 　　　　　　　　　　│ │　　 七评：宪法悲歌之四：千古奇冤葛佩琦 　　　　　　　　│ └────────────────────────────┘ 一、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10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系统阐述了中共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观点。这是迄今为止，中共官方 发表的第一份系统阐述民主问题的官方文件。 中共一改一个时期以来视“民主”为忌讳，从党内外、国内外拿“民 主”作为攻击中共口实的人们手里，夺过这杆大旗，呼啦啦飘举起 来，宣告世界：中国走的就是一条民主政治道路，中国就是要走民主 政治道路！ 本来，毛泽东靠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时候，也打过“民主”这杆大旗。 记得解放初期，唱得天翻地沸的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 火嘿……”那是一段美好的也是难忘的记忆，其实，全面地说，共产 党的政权，既是枪杆子夺取的，也是歌声唱出来的。 从此，政府是人民的，警察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所有所有的 一切都是人民的。正如这个白皮书中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当家作 主”，作为人民的我们在歌唱中都产生了“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这首歌从中国消逝，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大概 只在我们这些曾经疯唱过这些歌的人的记忆中，还留下依稀的余音。 或许，如今再唱这首歌，就怕会产生反讽！ 二、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 可是又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民主”这个词身上长了毛刺，它摇身 一变成了刺猬。这个刺猬，当局者甩不掉，捧不起，因此很少把它当 作大旗举扬了，相反总是小心翼翼地使用。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他 总是谆谆告诫他的子民：辩证法的秘密就是事物会在运动发展中在一 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他曾经针砭的蒋介石实行的是一个主义、一 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统治，现在，夺取了政权的中共，和民 主已经渐行渐远。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建立了一个比蒋介石实行的一 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有过之而无不及之的专制独裁统治。 因此再奢谈“民主”，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民主”成了中 共手上捧着的大刺猬。 而亲身体验了中共专制滋味的中国人民，终于领悟了一个普通的常 识：民主，民主，不在沉默中奋争，就在沉默中灭亡。民主成了中国 老百姓追逐的目标，也成了国际社会期望中国社会演变的归宿。 中共积数十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不但知道不能和文明世界对着干， 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外于文明世界为光荣，而且逐渐学会了用世界上 通行的方式如白皮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观点、理念，如同一个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几年前还发表过《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 皮书。这说明中共虽然坚持所谓中国特色，却处处要采用西方世界惯 用的通用的方式方法以及语言概念，与世界接轨，与时俱进。你批评 我无视人权吗？我立刻抓住人权，还要写进宪法。你批评我不讲民主 吗？我可以证明民主一直是我们追求的宗旨，总之使自己不要成为世 界潮流世界文明的边缘人、另类人。 因此，从今以后，中共不但成为了人权卫士，而且成为了民主卫士。 对此，我们仍然要举起双手，表示高兴，因为，起码，当我们老百 姓，身处大陆的老百姓，也敢于述说民主的时候，即使唱的是反调， 在一般情况下，大概不至于成为冒犯国法的罪人了。 三、但愿以此为起点 这和毛泽东已经大不相同了。毛泽东敢于旗帜鲜明地和世界文明世界 潮流唱反调，例如，当五星红旗还没有在天安门升起，他就对假想敌 的攻击“你们独裁”，实施毫不掩饰的还击：“可爱的先生们，你们 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 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 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那时，章伯钧正兴高采 烈地准备在怀仁堂里排上一把交椅，哪里会料到自己竟然会成为坐第 一把交椅的右派呢？！ 历史就是这样开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玩笑。 尽管胡锦涛不顾邓小平、江泽民也拒绝朝拜天安门前的那具僵尸，前 去顶礼膜拜，但是今天，中共在事实上还是要放弃毛泽东的邪恶，由 实行专政转为要实行“民主政治建设”，这应该说是好事，值得庆 幸，值得称赞，但愿以此为起点，从这一步走下去，中国人民和世界 人民是会高兴的。 读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让人想起了毛泽东的名篇四 评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于是在下拾其牙慧，仿其笔 法，胡诌几句。 中共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名义，在这个时候发表《中国的民主政治 建设》白皮书，不是偶然的。这个白皮书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对 一党专制的极端厌恶，对民主的强烈渴求，反映了中共当政者已经难 以压抑党内党外要求民主的呼声，反映了中共坚持的一党专政处在世 界民主潮流的冲击与包围之中孤立无援的处境，因此不得不公开阐述 自己的民主政治观点，来回答党内外、国内外对中共的指责。 但是，声言民主，并非是中共新调。其实，这是一个重弹旧调了无新 意难以抚平众怨、满足民望的文件。 四、为什么中共不以民主“强加”给中国人民 诚如这个白皮书开篇所言，“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 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但是，笔锋一转道：“各国的民主是由 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那么，当今中国人民对民主的 强烈要求是“内部生成”的，还是“外部强加”的呢？难道中国人民 对民主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受了国外反华势力的挑拨离间、煽惑欺骗 才产生需求的吗？难道只要是中共说话，就毫无疑义地是“代表着中 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难道中共不予恩赐民主就说明中国人 民没有民主的愿望与要求吗？为什么中共不以民主“强加”给中国人 民呢？就以最近发生在广东太石村的村民维权事件来说，他们完全是 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进行理性的理智的民主维权活动，可是却遭 到粗暴镇压。在这个时候，当局发表这个白皮书，岂不是有点自相矛 盾？ 白皮书说“中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多在农村。如何扩大和发展农村基 层民主，使农民在所在村庄真正当家作主，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 利，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 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 治建设的途径，这就是实行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笔者已经长期身居城市，但不时见到农村来人，当然都是普通 村民，问及农村基层民主问题，无不愤愤难抑。白皮书用得最多的一 个词汇是“当家作主”，而今天的农民，土地已经成了“集体所有” 的财产，他们成了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他们哪里 有一丝一毫“当家作主”的地位、权利、感觉？！ 当农民不能为所欲为地自主地选举村委会的时候，当村委会要成为村 党支部的附庸的时候，当农民不能行使罢免权，罢免村委会的时候， 当农民无权监督村委会的时候，当农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不能按照村 民的要求行使职权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村民“自治”又有什么意义 呢？ 白皮书说“村民自治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这是自我贴金。我们只要到 普通农村去走走，问问，就可以证明，现在的“村民自治”实际上是 “他治”。虽然可以称之为“伟大创举”，但离开“成功”的彼岸， 还茫茫然看不到涯际。 今天的中国农民要享受民主的恩惠，首先要成为土地的主人，实现耕 者有其田。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也只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在自家 的炕头上当家作主而已。 无论如何，从今而后，民主大旗在中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它终于呼啦 啦地飘飞了起来。民主的第一伴生物应该是言论自由。中国特色的民 主总不能体现在仍然实行言禁吧？ 不管是假戏真唱，还是真戏假唱，我们拭目以待。 （2005-10-21于山东大学附中） 〔转载自《议报》2005-10-24；http://chinaeweekly.com/。 提供者：（济南）李昌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民主政治建设岂能靠伪饰历史？ 二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李昌玉 紧随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脚步，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名义发表了《中 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白皮书追述了中国实施民主政治的历程，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 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 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对于这样的陈述，历史事 实能够站出来作证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今天中国的民主政治还会 如此步履蹒跚，怨言载道，众口哓哓吗？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中共在 建政56年之后，或者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结束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再或者1997年提出以法治国之后，还需 要发表一个这样内容的白皮书，郑重其事地来阐述自己的民主观并回 答党内外、国内外的责难吗？民主政治建设岂能靠伪饰历史？ 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不承认这个陈述 首先，我们要指出，中共执政的前30年，眼睛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宪法 的观念。这只要读一下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划时代的文 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可以看出。这个文件 中关于宪法，只有这么一句流水帐式的话：“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 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宪法的意 义、作用没有作任何阐述，因为它实在是乏善可陈。 在1981年的时候，文革的余音还绕梁震耳。如果当时说出“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人民 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这样的话，不 要说群众会笑话，就是草拟决议、举手通过的衮衮诸公自己也会觉得 是自欺欺人，贻笑天下。他们哪能健忘坐红卫兵的飞机，吃秦城监狱 的窝窝头，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如果宪法真有那么大的神通， 他们不必通过这么一个煞费心机回护毛泽东罪恶的决议了。通观这个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成绩，分析失误， 没有任何地方与宪法搭界。分析成绩与失误，都是源于“党治、人 治”，即方针、路线、政策，而且要尽量解脱毛泽东的责任。 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即使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以邓小平为首的中 共诸公，仍然视宪法为可有可无的一纸具文。他们还没有觉悟到要以 宪法为根本大发，作为治国的依据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二、从“法制”到“法治” 直至十五大（1997年），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以法治国是治国的基本方 略，党内开明派认识到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 安、深化改革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障。但是提出法治与实行法 治，中间还有艰难的梗阻。问题在于法治与民主是两个难兄难弟。中 共提出的法治是屏弃了民主的法治，靠一条腿前进，自然是跛脚蹒 跚，一步一回头。 而且，以法治国，有“法制”与“法治”之分，法学界称前者为“刀 治”，后者为“水治”。古往今来的专制国家为了实行独裁，也需要 制定法律，实行“法制”，维持统治，叫老百姓做奉公守法的良民， 何乐而不为，即刀治；民主国家是靠法律维持社会的公正、公平，保 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并对政府实施监督，所以要实行“法治”，即水 治。中共起先提出的是“法制”而非“法治”，经过法学家们18年的 抗争，在语词上才采取了“法治”。一字之异，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 的政治理念。 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不会反对治国要有法律，但是却有例外，如毛 泽东这样的“人民领袖”，他竟然敢于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 天”，反右时把全国的法学家、律师几乎全部打成右派，文革时砸烂 公检法，也取消一切法律文本。他本人要凌驾在党和国家之上，不受 任何挟制掣肘，要打倒谁就打倒谁，要开展什么运动就开展身运动， “要上九天揽月，要下五洋捉鳖”，独揽大权，谁也无可阻挡。假若 刘少奇果真有一个独立于毛泽东的司令部，果真成为货真价实名副其 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正是中国共产党之大幸，中国人民之 大幸，可惜的是他没有这个贼心贼胆。 三、以宪治国的无疾而终 李鹏做人大委员长的时候还说过“以宪治国”的话，可是躲躲闪闪， 不久就龟缩回去。以法治国在本质上就是以宪治国，但是这和中共的 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第一是作为中国的最高权利机关人大常委会还 有一个太上皇中共中央。如果以宪治国，那么人大常委会是否还要听 命于中共中央呢？第二是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新闻、结社的 自由。如果以宪治国，宪法的这些条款要不要兑现呢？所以，以宪治 国的高调也就无疾而终。 胡哥上台的时候，举出宪法大旗，于是引得一群法学家摩拳擦掌，以 为实现宪政民主的曙光，开始冉冉升起，于是提前量，兴冲冲地开起 研讨会，大发议论，献计献策，但是不久研讨会叫停，网站查封，因 为背后站着一个城府不露的胡锦涛。 有的学者建议设立宪法法院，审议危宪案件，更是一相情愿的书生意 见。 但是，我们仍然要充分肯定胡锦涛的历史功绩，这就是2004年3月， 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对于中共来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由阶级 斗争治国，对几千万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专政，转变为还要讲人民的 生存权和发展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妇女老 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少数民族 权利，并且中国政府签署、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此外“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研究和准备，一旦 条件成熟，国务院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约问题。”（均引自 白皮书）。这与其说是中共革新洗面革故鼎新的自我革新，不如说是 被历史潮流裹胁，与时俱进。今天中共在历史的巨大罪恶和空前的腐 败面前，尽管毫无谢罪之举，却还能够安然执政，不能说和采取这些 举措减轻民怨没有关系。 四、毛泽东的目的手段论 制定了宪法，却又不能名副其实地实行以宪治国，宪政民主。中共无 法破解这个两难选择。根本原因是中共患了民主恐惧症。毛泽东的辩 解最为高明。正如他一向可以高屋建瓴地颠倒是非，诡辩黑白，对于 民主这个问题，他一语破的地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 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这是毛泽东在他修改之后的《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加进的神来之笔，对于“阳谋”的心 迹自供。 毛泽东认为只有“政策和策略才是党的生命”，而共同纲领、宪法、 民主都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都是典型 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马基雅弗利是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政治哲 学家，他写的《君王论》是欧洲所有专制暴君的案头必读书。法王路 易十四、拿破仑、墨索里尼都是它的百读不厌的读者。莎士比亚对马 基雅弗利用“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情”四个词语 来评价他。马基雅弗利主张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可以不论善恶采用 任何手段。毛泽东远在1927年就发明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歪理邪 说，从此矢志不逾地奋斗，终于战胜了对手，潜龙登基，住进了中南 海。这种成功的经验，更使他相信，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可以使用 使用任何权术，采用任何手段。 所以在毛泽东心目中，只有权力才具有永恒的价值，民主、自由、博 爱、宪法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破烂货，但是生活在现代，他的子民，他 的民主党派对手，还有世界潮流，却又追求自由、民主、博爱，因 此，在形式上，在语言上，他又极力要运用这些语汇、概念、方式、 范式，当作迷彩服，来取悦、迎合、迷惑、招徕对方。继承了毛泽东 衣钵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虽然越来越多地打出人权、民主、宪 法的旗帜，但是绝对不能解除党禁与言禁。 只要不解除党禁与言禁，那么，宪法、民主、自由、人权也就只能成 为呼啦啦的大旗，招摇过市，而已而已。 1981年中共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现在 再发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时间相隔25年。25年是整整一代 人。那些坐过红卫兵的飞机，吃过秦城监狱的窝窝头，尝过无产阶级 专政的铁拳头的老革命或者已经谢世，或者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因此 现在这些年轻气盛的新贵们，在草拟《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时 候，自然可以文思泉涌，腾云驾雾，发挥革命的浪漫主义笔法，写出 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 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 据”向壁虚构的梦话。 （2005-10-26于山东大学附中） 〔转载自《议报》2005-10-31；http://chinaeweekly.com/。 提供者：（济南）李昌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宪法悲歌之一：胡风大冤案 三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李昌玉 一、反证──白皮书的谬论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 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实在是大谬特谬。非常遗憾的 是历史提供了无数的反证。下面仅以胡风、束星北、刘少奇三个人的 遭遇和命运证明。 他们代表了毛泽东亲自领导与发动的反胡风、反右、文革三个震动了 全中国的政治运动，是中共历史上无可回避的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政治代码。 象这样的事例，为什么会发生在宣称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 可靠的制度保障与宪法保障的国家里呢？ 这样的历史事件，这样的政治运动，在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里， 能够发生吗？在蒋介石统治的时期发生过吗？在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皇 帝统治的历史上有可以差强比拟的适例吗？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可曾 有过吗？我希望有人作出肯定的回答。 二、胡风成了毛泽东的眼中钉，肉中刺 反胡风，或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或扩大化了肃反运动，在中国， 前承延安整风，后启反右、文革，开创了以私信以及日记定罪、以思 想定罪的范式，祸延至今，贻害无穷。其违宪之罪，至今没有受到任 何清算。一个自称为实行法治的国家，其执政党可以不受宪法制约， 其“伟大领袖”、其“核心”、其“为首”可以凌驾宪法，打击异 己，蹂躏百姓，肆意妄为，无所不用其极。 请那些为中共宪法叫卖的秀才们不要健忘了这个不容否定的事实：胡 风及其“集团”的政治冤案是中共执政、制定宪法后制造的第一起骇 人听闻的政治大冤案。 胡风（1902～1985），一位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他1929年留学 日本，第二年参加日本共产党与日本反战同盟。1933年被日本政府驱 逐回国，抵上海，先后任中共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及左 联书记等职，参加并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由于他和鲁迅建立了非常 亲密的友谊，引起周扬的极大怨愤，但是，他引为自豪的是认为自己 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充当了鲁迅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 人。鲁迅逝世，胡风作为鲁迅的密友，是扛灵柩者之一。抗战时期在 重庆，胡风团结了一批作家诗人，形成了一个既真诚追随中共革命运 动，又强烈追求创作个性的文艺派别。人们以其所编刊物《七月》而 名之“七月派”。胡风在文坛上声誉颇隆，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 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 远在左联期间，胡风在组织上就和“奴隶总管”中共掌权人周扬产生 芥蒂，在文艺方针上，有过所谓“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毛泽东发 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毛泽东思 想的组成部分，立即奉为神明，具有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地位。从那 时开始，胡风就以高扬主观自我的文艺思想与创作实践和毛泽东的功 利主义实用主义文艺思想产生分歧。解放后，中共由革命党转化为执 政党，胡风认为文艺观点、政策应该与时俱进，予以调整，因此他极 力反对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态度，把文艺作品作为图解某种观点政策 的工具。当时人们都厌恶这种所谓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和所谓庸俗社 会学观点，而胡风挑起反对的大旗。 因此，从抗战时期的重庆一直延伸到解放后的北京，胡风不断地受到 中共显要包括周恩来、胡乔木、乔冠华、袁水拍等人的私下批评和各 种场合各种形式的公开批判。早在1952年，《人民日报》上就公开称 之为“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在中共眼里，胡风及其 “小集团”成了唯一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敢于挑战中共权威的势 力。但是胡风不是那种随俗顺世、望风披靡、阿世取荣的庸人，更不 是象李熬那种玩世不恭、左右逢源的灵磬儿。 他恃才傲物，软硬不吃，执意坚持，拒绝检讨。他属于鲁迅所称道的 那种“硬骨头”。1954年，他和他的“小集团”朋友以30万言上书中 共中央，系统反驳对他的批判，陈述自己的文艺观点。这无疑是以石 击卵，挑战中共高层的狂妄之举了。这和石头城上知识分子群体争先 恐后竖白旗的场景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顽抗如此者，在50年代初 期，几乎是绝无仅有。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风可谓自投罗网，成了 毛泽东的眼中钉，肉中刺。神州茫茫，大中小知识分子都在劫图逃， 而惟独这个胡风要以身试法！ 三、震惊神州的特大新闻 时间倒退到1950年，刚刚参加了开国大典的胡风，激情洋溢，高声讴 歌毛泽东。他的长篇诗作《时间开始了》整版地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 报《人民日报》上。在诗人胡风的望眼之中，涌现出的毛泽东形象是 如此高大： 　　“海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在批电影《武训传》之后，在高饶事件之后，在批梁漱溟、胡适之 后，文艺家的胡风单纯如赤子，如幼婴，竟然毫无政治家的嗅觉。胡 风没有走出“浮云蔽日，我皇圣明”的历史羁绊。他聪明过人，却犯 了一个低级错误。 当时处在众星捧月之中的毛泽东，对于胡风的赞歌，当然不会陶醉， 更不会领情。 但在中共方面，对于胡风，仅仅凭了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再怎么样上 纲上线，还是很难置之于死地。 1955年5月18日，一个特大新闻震惊神州。这时中国进入了第一个五 年计划建设时期，人们只觉得天下太平，国家正在越来越走向兴旺。 当时，我在南京，是军区后勤部司令部的一名掌管文书的副排级工作 人员。我每天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先到收发室取报纸。可是这一天，打 开报纸一看，晴天霹雳，惊讶莫名，是整版整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 集团的材料”，并且加上了人民日报编者的序言和按语，好象一场久 经准备的大规模的反击战进攻战开始了全线出击，字字句句都闪耀着 愤怒的火焰──后来知道，这些都是集浪漫诗人与伟大领袖于一身的 毛泽东亲自握管挥毫所作的激扬文字。 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第一批是舒芜交出的胡风历年来给他的私 人信件，随后按图索骥，顺藤摸瓜，将搜集来的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 团的各个成员之间往来的信件分为第二批和第三批予以公布。 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在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之前，斩钉截铁地断言胡 风“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 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 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 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 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因此，留给司法机关的严重任务就是为这些断 语千方百计地搜寻罪证。 1954年9月20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这部宪法颁布之后，如影随形地就发生 了震惊全国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政治运动。这是解放后第一个最大 的政治冤案，涉案人员遍及全国党政军文化各界。这个政治冤案的最 大特点就是无视通信秘密受宪法保护的规定，不顾世界文明、世界通 行法律的基本准则，依靠搜查私人信件，瓜蔓相抄，层层株连，无穷 辐射，以信定谳，最初累及者达两千余人。例如，笔者所在的南京军 区后勤政治部有一位创作助理员，因为从某个胡风分子那里搜查出他 的信件，所以立刻逮捕。这样的人中，还有中学生。 这个来势凶猛的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与发动的。他为胡风及其 集团成员之间的信件亲自加写或修改按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无 中生有，颠倒黑白，望风扑影，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无限上纲，罗 织罪名，锻炼成狱。这样的文字狱，如果雍正皇帝再世，也会自愧不 如，退避三舍；或者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国家，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 枉法的事情，即使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时期，蒋介石本人也没有做过 这种亲自出马超越司法加罪于政敌的事情。 四、从反胡风扩大推广下去 在反胡风之后，毛泽东只觉得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认 为，反革命分子已经层层叠叠地钻进到党政军民内部，于是在反胡风 的基础上，全国党政军民一切单位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这是 继延安审干、抢救运动之后，规模更大的政治整肃。 笔者当时不过是一名21岁只有4年多军龄的青年军人，却在军区后勤 系统成为第一个被点名的“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受到无休无止 的“审查”，必欲使我供认出足以证明我搞小集团活动的证据，使我 亲身领教了毛泽东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整人手法。我痛感到无法 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哀，两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又以“无法掌握命 运”的信中私语，打成右派。文革中再清算我“翻案”不服的态度， 将摘掉的“帽子”再次戴回。象我这样戴两次右派帽子的人，至今只 听说还有一个顾准。 胡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为第一部宪法举过手投过票，但是，胡风 没有能够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因为他已经由人 大常委会批准逮捕。 在整个胡风集团案件中，人大制度与组织对于毛泽东，还是起了作用 的，这就是在他决定并且逮捕了“人大代表”胡风之后，第二天，由 人大常委会开会，履行批准手续，但人大不过是充当了惟命是从的工 具，也因此使宪法没有完全变成具文，弃同敝屣。 五、25年之后……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 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 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 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 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 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 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不存在一个以胡 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应属错案错判。”其中用了两 个“错”字，和对右派的“错划”一样。 据说，对胡风案的平反阻力重重，前后有三次才完成。这也不算奇 怪，当新社会把人变成鬼以后，经过25年的浓墨重彩涂抹，那些瞳瞳 鬼影哪能在刹那间复原为人？ 9月29日中共中央的文件：“‘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 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 以平反。” 时间老人是一位不偏不倚的法官。我们这些后死者在这个世界上又苟 活了25年，当我们把中共中央文件拿出来重新审读的时候，就难免不 拿宪法来衡量。我们想，那些为中共夺取政权作出过或大或小贡献甚 至于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胡风分子们，如果他们能够“行使当家作主的 权利”，他们的一切活动获得“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那么 那场闹得神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鬼哭狼嚎的大冤案还会发生吗？ 至于“错误言论、宗派活动”，不过是中共在运动中整人不成，仍然 抓住小尾巴的惯用伎俩。 制造这起大冤案的主角已经谢世，但是执政党仍然在执政，当然负有 不容推委的平反责任，但是，没有自责，没有问责，没有道歉，大概 也没有赔偿。一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话勾销了一切法 律的道义的责任，好象一缕轻风把一场十级大地震的惊天破坏扫荡得 了无踪迹。 但是，如果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即使贵如“英明领袖”、尊如“人 民的大救星”，即使提前20年，在1956年驾崩，仅仅凭了胡风一案， 他能够从历史的法庭上逃之夭夭吗？ 六、为胡风鸣冤者 为胡风鸣冤者大有人在，他们后来都受到打右派的报应。其中最最著 名的人物是一位女大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林希翎。1957年她 是家喻户晓顶风臭10万里的大右派。她为胡风辩护的“右派言论”具 有代表性。她说：“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甚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 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 取镇压的手段的。为甚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总之从 三批材料看，不能说明胡风是反革命。”“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 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 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 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这个认识，与 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 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结论，完全一致：“没 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 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 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 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不幸的是，这个右派林希翎的“反动言 论”，比“复查结论”早了23年。 林希翎是大学生右派中的第一号人物，也是大学生右派中唯一不予 “改正”的人物，听说还是不予“改正”的几十个右派中唯一在世的 人物。十年前，她来过济南，走后才听说，和她失之交臂。 关于胡风集团冤案，下面我还要写一篇《千古奇冤说阿垅》。 附录：1972年7月22日山东省平度县革命委员会给我回戴右派帽子的 　　　通知书 （2005-10-31于山东大学附中） 〔转载自《议报》2005-11-07；http://chinaeweekly.com/。 提供者：（济南）李昌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反右还没有结案，欠债是要还的 四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李昌玉 前记 本文希望在11月20日，即胡耀邦90冥诞前发表。笔者重读戴煌著《胡 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想起右派的“改正”得力于胡耀邦的功绩， 仍然要深深感谢这位为人正派正直的总书记。现在谨以此文对胡耀邦 表示纪念。我想，如果胡耀邦在世在位，他是会为“右派”的维权， 再有作为的。（11-11） 一、这笔债赖不掉 1957年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发动并领导的一场祸及全国的反对“反党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 谋的大规模的陷害党内外知识分子群众的违宪违法运动。 这又是一场政治大陷害。毛泽东以发动整风，殷殷动员群众给党提意 见为名，“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 将民主变成陷害忠良的手段，布下陷阱，最后利用中共权力，实行打 击。他本人还美其名曰“阳谋”。其手段之卑劣亘古以来所未有。 反右运动直接被划为右派的人数达到55万余人。他们的身心受到22年 摧残，家户受到株连，许多人被迫害致死，至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的无计其数。 毛泽东在他平生最得意的著作之一、反右檄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 向应当批判》中，气势汹汹地指着文汇报说：“欠债是要还的，文汇 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 毛泽东已经作古，1957年距今已经48年，公正而无情的历史法官对继 承了毛泽东衣钵的中共中央不得不说：直接涉及55万人的反右大冤 案，至今还没有结案。“欠债是要还的，你们何时开始还这笔债 呢？” 所谓没有结案，第一，还有万分之一的右派分子没有“改正”；第 二，即使“改正”，也不是平反；第三，没有“补发工资”；第四， 没有彻底推倒反右运动；第五，没有问责，没有道歉，没有悔罪…… 二、抓住中共的手 在文革之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之下，按照邓小平作出的先验的结论： 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对于99.99%的右派作了 “错划、改正”的处理，对于另外0.01%的右派作了摘帽、不予改正 的处理，使中共从历史的危机中，初步解脱了出来。 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反右罪恶，官方第一个最权威的结论文 件是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 《建国以后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部分第１７节是如下表述的：“这 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 程。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 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 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 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 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 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 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 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这个陈述，涉及对55万打成右派的人以及受到株连的几百万人的命运 的陈述，是如此冷静、如此冷漠，简直是冷得令人透彻心骨。党啊， 我亲爱的党啊，你整人的时候，无毒不用其极，到了你自己反省的时 候，连汗毛也伤不着一根。 今天靠着互联网，我们自己也因为苟活长寿，不得不说：这个结论完 全违背历史事实，谎话连篇，如果还有可以肯定的地方，就是毕竟还 承认“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尽管“失误”加上 “严重”这个形容词，仍然是化重为轻，但是毕竟还承认“指导方 针”，即问题出在动机上主观上，不敢漫天撒谎说意图还是好的，动 机是纯正的，云云。 对于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使用权术圈套引蛇出洞诱使知识分子掉入 陷阱的这个反人权、反宪法、反民主的反右运动，对于55万知识分子 空前的政治大迫害，没有问责，没有认罪，没有道歉，更没有反省。 令人惊讶的是25年之后的今天，新近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白皮书，关于反右，就由谎话变成了昏话。它竟然敢于这样编造历 史，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 布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 依据。……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严重错误，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经 历了严重挫折，留下了沉痛教训。” 在这个官方文件中，首先是釜底抽薪，把反右运动蒸发殆尽，连提一 提的勇气也没有了。过去挂在嘴边的“十年浩劫”的陈述现在悄悄地 翻了案。最令人惊讶地是，它把包含文革在内的所谓“严重错误”， 说成是“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难道那一场 又一场搞得全国鬼神不安的政治运动，可以用“弯路”二字轻描淡 写，并且含有一丝一毫的“探索”建设民主政治的意图吗？如此撒谎 造假和口口声声要实现政治民主的庄重声明岂不是南辕北辙吗？难道 中共与生俱来的“痞子”基因要带进棺材才无怨无悔吗？ 这些编造出来欺骗幼童的历史故事，难道还需要开听证会吗？难道还 需要那些健在的当事人作证吗？其实，毛泽东自己就留下了原原本本 的“自供状”。毛泽东的这些宏文名篇，不幸收集在第五卷中，虽然 并不完全，毕竟是代表作之大全，是那些政治运动的指导文件，是造 成几千万人死亡、导致中共濒临崩溃的最高指示。虽然中共中央对于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现在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但却从来未敢公然否 认。因此，我们要证明那段无法拿到现代文明政治、民主政治的阳光 下袒露的历史，最权威最可靠的原始笔录就是毛泽东自己的得意之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新近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一个最新的信号，是胡 锦涛释放的信号，说明官方企图在打着建设民主政治的大旗下，想赖 帐，想抽手，想逃脱，想把毛泽东的欠债赖掉。其实，在新闻媒体文 艺创作中，禁止谈论反右，谈论文革，谈论六四，谈论法轮功，早就 三番五令，百般严禁，现在发表白皮书不过是玩弄欺骗的拙劣手法， 欺世盗名，敷衍国内外党内外的指责，虚与委蛇，虚应故事，我们只 要注意所有官方讲话、文件，充斥其间的都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等胡氏标签，而没有“民主”二字。 我们要抓住中共的这只手，不能让他缩回去。 三、 反右是民主政治建设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中国，今天实行或讨论民主政治建设，反右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 沟。中共建政之后，首先丧失民心的事件，就是毛泽东自诩为“阳 谋”大功告成的反右运动。从此，中共就脱掉伪装毫无顾忌一往无前 地走上了专制独裁的反民主道路。 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对自己治下的干部，对自己治下的知识分子，先 甜言蜜语、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达到 “引蛇出洞”的目的，然后宣布他们是“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 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右派 运动，将55万余人定为右派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事后他竟然恬 不知耻地泄露天机，洋洋得意地说，我这是第三十七计，名叫“阳 谋”；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古代帝王以能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为幸运，毛泽东以能使用计谋 诱引全国知识分子上当受骗，将其中11%的人打成右派为成功。 一个政治家道德败坏如此，卑劣下作如此，实在是“不齿于人类的狗 屎堆”。 从此，在中国，民主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声名狼藉，令人敬而远之。 毛泽东有理由窃窃私笑，他，达到了妖魔化“民主”的目的。 今天中共若要真心实意地实行民主政治建设，不从彻底否定反右开 刀，想要绕开反右、越过反右，那绝对是骗洋人的鬼话，中国人只有 顽童才可以欺蒙。请问：你们能不能断言：民主不是手段，是目的。 鲁迅说得对，专制使人冷酷。今天，弥漫在中国社会的玩世不恭的犬 儒主义，对于中共关于民主、自由的许诺、承诺，谁都知道那是骗人 的官话鬼话，只有金钱才是现世的报应，因此以最大娜惹槔糖? 了握有绝对权力的官员们的最高追求。要转变党风，“保鲜”是舍本 逐末、头痛医脚。不要把民主蜕化为一桌满汉全席黄金盛宴，更不要 变成女体盛。民主自由应该是萝卜白菜人人爱。今天高谈民主政治建 设，窃以为应该先拿反右开刀，彻底否定，彻底平反。为民主正名， 为自由正名，为宪法正名。今天中国全面的禁锢言论、禁锢思想，滥 觞于反胡风，完成于反右派。 四、 民主在中国是一部伤心史苦难史 1981年中共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因 为处在拨乱反正的兴头，大批右派刚刚被“改正”，感谢龙恩犹恐不 及，对于决议中的词句，即使有看法，也只好无可奈何从长计议，而 且还出现了一些感恩戴德的高论，视党为老爹老妈，自认为打右派好 似被老爹老妈打了一顿屁股。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中共还敢 于以恩人自居，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 25年过去了，人们在不断地反思中进步，而新的一代代中共领导人也 在不断地显示对民主的态度。正因为没有完全彻底地否定反右运动， 其案似结非结，所以出现了天安门前的枪声和坦克，也最生动地表明 了在中国，民主会得到什么报应。这已经不是戴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 问题了。 所以，现在，官方高调谈论民主，抛出白皮书，自己已经没有信心和 勇气重复“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 ‘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 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类陈词滥调了。也许因 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鬼话，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回避它，绕开它，连 说也不说，叫人们淡忘健忘。 我们读中共新近编撰的许多历史，对于许多难言之隐，就是采取一笔 勾销、一了百了的拙劣手法。 五、 到底还要不要实事求是 毛泽东思想的金字招牌可以叫做“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以下的第 二代第三代以及不叫第四代的第四代领导都拿“实事求是”当作图 腾，当作画皮，虔诚地祭祀，顶礼膜拜。可是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 中共是一个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他们讲的实事求是要服从 于主观主义、先验主义、实用主义的。善于诡辩，无视逻辑是其基本 特点。 关于反右问题，如果真要讲实事求是的话，窃以为可以仿照《关于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之“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 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 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的否定式语句，作如下陈述：没有 事实证明、也没有证据说明“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 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 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难道当年毛泽东没有拿出的事实与证据，今天能变出戏法来吗？ 假的就是假的。没有的就是没有的。这才叫做实事求是。 今天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有这种历史勇气吗？ 六、 破除邓小平的“凡是” 邓小平依靠宫廷政变夺权。上台后以破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收买 民心、党心、军心，但是邓小平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凡是涉 及到他个人的声誉的地方，他就要回避，对反右问题之所以没有实事 求是地处理，就是因为他担任过反右办公室主任。打右派，他比毛泽 东还要毛泽东。讳疾忌医，明哲保身，对华国锋马列主义，对自己自 由主义，此乃人之常情。今天，要给反右结案，邓小平成了挡箭牌。 七、 执政党没有豁免权 中共在执政的56年期间，之所以敢于藐视民主，破坏法治，胡作非 为，就是认为自己具有豁免权，既可以不承担道义的责任，也可以不 承担法律的责任。现在略有进步的地方，就是对于它的中下级官员违 法犯罪而又无法包庇的会绳之以法。高层中，只有象陈希同那样具有 “争权”危险的人物或无伤大局的人物，才会毫不留情地清除，也借 以显示高层反腐安民的姿态。其实，丢卒保车、丢车保帅是中共官场 的通则，不过如今似乎更多的是同流合污的抱团性，官商、警匪勾 结，红黑两道通吃，一揭一大窝。 中共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制造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的神话，制造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的神话，因此自己赋予自己 无所不在的豁免权，不论给人民制造了多少苦难罪恶，永远也抹杀不 了自己几年一贯地伟大、光荣、正确的油彩。在中共的政治词典中， 从来没有认错、道歉、赔礼、对不起、引咎辞职这些现代政治家的习 惯语。 对胡风问题，对反右问题，以及其前其后的一切政治运动，中共首先 要革心洗面，低下高贵的头颅，老老实实地认罪谢罪，求得人民的宽 恕，求得世界的认可。绝不要学东邻日本，总是不肯认罪。 阿Ｑ如今穿上了西服革履，绅士打扮仍然掩饰不了肚皮中的痞气。依 靠痞子运动夺得政权的毛泽东可谓集痞子性格之大成。如今，中共仓 库里已经没有多少合法性资源了，都被他自己赌输了，输得干干净 净。 八、仍然衷心地期望 我自己，1949年11月4日加入青年团，那是在5月26日上海解放之后的 五个月零十天，时年15岁半，又过了一年二个月，1951年1月8日，我 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而参军。我多么希望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名副其 实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万岁党，但是一个拒绝承认错误、敢于承担 错误的执政党，怎么能够完成人民赋予，其实是自己赋予的重任呢？ 不过，我仍然衷心地期望中共自己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实 行切切实实的民主政治建设，不留尾巴地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包 括右派一案。如此，则为中共之幸，中国人民之幸，也是世界人民之 幸。 1947年台湾的“2．28”事件，是由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为声震全岛的 大动乱，中共以前称之为“2．28”起义，其主要领导人是女共产党 员谢雪红。当时我在家乡武昌，就从报纸上读到她的名字，感觉到她 是一个神秘的传奇的女英雄。她后来投奔了大陆，回到老娘身边，组 建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为八大民主党派之一。可是这个党 的好女儿谢雪红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事对于和台湾搞统一战线实在 是一个负面典型，所以中共方面一直讳莫如深，不予报道。可是台湾 方面，在经过48年之后，决定予以平反“2．28”事件，1995年公布 施行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为此建立了纪念馆和纪念 碑，对受害者遇难者给予了巨额“补偿”，从而为台湾社会的民主化 进程、为弥合族群之间的裂痕起了巨大作用。反右距今也是48年了， 是不是也该彻底平反了，何况“2．28”事件是由共产党领导煽动反 对国民党政府的运动，〔编按〕和反右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事件。 国民党能够平反，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呢？ 1600年2月17日，罗马教廷的宗教法庭对于反对基督教的“地心 说”、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布鲁诺在罗马的百花广场处以火 刑。但是科学与真理是不可摧毁的，1889年，罗马宗教法庭为布鲁诺 平反并恢复名誉，同年6月9日，在布鲁诺殉难的罗马百花广场上，人 们树立起他的铜像，作为对这位为真理而斗争、宁死不屈的科学家的 纪念。1983年，罗马教皇再次郑重地为布鲁诺、伽利略冤案公开彻底 平反。300年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真理终究战胜了谬误，罗马教皇 以其良知获得世人的称道。 我们相信，给反右运动彻底平反、结案是中共中央义不容辞的任务。 只要不完成这个任务，他就会受到良知与道义的谴责。右派有死尽的 一天，但是希望中共不要在右派死尽之后再平反、结案。 （2005-11-01～6于山东大学附中） 〔编按〕台湾的“2．28”事件有中共地下党的参与，但是，它决非 　　　　是“共产党领导煽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运动”，因为，中共 　　　　地下党在其中只是个配角。──洪哲胜编按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11-14 00:52；http://www.ncn.org/。 提供者：（济南）李昌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宪法悲歌之二：千古奇冤说阿垅 五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李昌玉 中共起码有潘汉年、阿垅、葛佩琦三个功勋卓著的情工人员解放后居 然沦为阶下囚。昨日的功臣，怎么会变成今日的罪人呢？这是令后人 难以思议的千古奇冤。潘汉年大概属于中共一号特工，问题涉及复杂 的历史背景，就是抗战当中，中共与日本互通款曲，潘汉年乔装衔 命，奔走虎穴，但关键档案没有解密，难以议论。阿垅和葛佩琦分别 是反胡风与反右派运动中，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材料具在，是非早已 定评，或许只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熟悉而已。本文再说阿垅及葛佩琦， 旧话重提，是为了反驳白皮书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 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这种漫天谎话。历史和事实果真如白 皮书所言，怎么会造成这样离奇的千古奇冤呢？ 一、阿垅其人：兼进步作家与中共情工于一身 阿垅（1907～1967），原名陈守梅，笔名S.M、圣门、亦门、张怀瑞 等。杭州人。幼年因家境贫寒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后便不得不辍学 去绸布店当学徒以谋生。他刻苦自学，喜爱文学，青年时期即开始创 作诗歌和散文，发表在杭州的报刊上。1929年入上海工业专科大学就 读。1933年，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十期。此时接受中共地下党影响，思 想逐渐进步，倾向革命，并在当时大型的《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 品。抗日战争初期，他以少尉排长的身分参加淞沪战役不幸负伤，为 保卫祖国而流血，写有反映此战役的报告文学集《第一击》。1939年 到延安进“抗大”学习。 由于在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养伤期间写成 报告文学体长篇小说《南京》（现改名《南京血祭》，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内容系描写国民党军队在南京的大溃退和日本侵略者灭 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此书曾应全国抗敌文协的征文评奖，获第一 名。伤愈后，由于回延安交通线被国民党封锁，才未能回去。后来， 他从西安至重庆，又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 利用在国民党军事系统工作之便，将大量军事情报交胡风及有关同志 转送给党，并掩护和帮助了许多革命同志转往延安。此时，他还写了 大量诗歌和论文，发表在《七月》和《希望》上，并编辑出版了进步 文艺刊物《呼吸》。1946年12月，因革命活动被发觉，受国民党军政 当局通缉，便逃离成都，匿名浪迹于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即使在 如此困难情况下，他仍利用机会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并创造条件进 行策反活动。这一时期，他潜心探讨诗歌理论和诗人诗作，著述甚 丰。解放后，任天津文联创作组组长和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 1955年5月28日，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被捕，被定为“骨干分 子”。1966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67年3月15日，因患骨髓 炎，瘐死于监狱医院。 在逮捕阿垅后，作为中共地下工作的首脑，周恩来明确交代：阿垄是 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 阿垅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 诗》；解放后出版有论著《诗与现实》三卷、《诗是什么》、《作家 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材料主要录自晓风编《我与胡风》，宁 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千古奇冤有阿垅 胡风集团的各个成员中，冤情同中有异。我记得“材料”公布的当 时，最具有轰动效应的人物之一数阿垅，因为根据信件和按语的解 读，他确实是一个反动透顶、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两面派，披着羊皮的 狼。 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其第四封是摘引了阿垅 1946年7月15日写给胡风的信。摘引的信文是：“至于大局，这里一 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 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 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 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这时，阿垅的身分是南京陆军大学的军事教官。当毛泽东摘出这几句 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他早已经对胡风一案作了有罪 推定，即胡风“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 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 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 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 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但是他仍然要根据继续搜查到的信 件，进一步充实这个有罪推定的结论。在胡风案中，他充当最高检查 长兼最高法官，他当然是希望“罪证”多多益善。 毛泽东终于又得到阿垅的这封信。他真是喜出望外。6月8日他致信陆 定一和周扬说：“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两天 后，在公布的第三批“材料”中，他写出了这样的按语：“胡风的主 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 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 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 当。” 于是，给阿垅的信件，以《人民日报》编者的名义写下了这样的按 语：“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1946年7月开始的在全 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 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 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 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谙熟中国古典戏曲的人，知道有“屈打成招”之说。贵为英明领袖的 毛泽东，看到阿垅的信后，既不审讯胡风，也不“屈打”阿垅，了解 这封信说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位高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的英明领袖，他不需调查，不需审问，就以如椽大笔，想当然地 断定阿垅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并且写下了上面的 序言和按语。 政治运动就是这么搞的，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威逼下，被整 的对象只能交代，不能抗拒，不能申诉，不能翻案，更不能抗辩，否 则罪加一等。记得文革中，在批斗我的时候，许多人擂着桌子吼道： “李昌玉，共产党的案是铁案，铁板钉钉，你休想翻案！”伟大领袖 一句顶一万句。他作结论在先，这案确实是翻不了了。从延安整风到 文革，再到整法轮功，所谓政治运动，就是这么运动的。 可是这回是倒霉的阿垅以自己的倒霉运给伟大领袖开了一个玩笑：实 际情况恰恰相反，阿垅是一个长期地伪装反动教官，潜藏在国民党陆 军大学，干着为共产党收集、传送军事情报勾当的中共特工人员。这 封信的语言都是反语，是用他和胡风之间约定的习惯的反语写成的。 他们之间互相能够“破密”，解读。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这封信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 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 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 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１、他告诉了我关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恶事实：三个月击破主力， 　　一年肃清──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自信──正式的 　　动员；两个重要的军事布置和行动──军事行动。 ２、“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这是一句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 　　的反语。这在“一下”这个用语上表现得最深、最锐利。 ３、“他底自信……”云云，也是包含着凛然的讽刺感情的话，说明 　　了事实，但却表现出来了写信人的警惕感情。用“他”代表蒋介 　　石，就是虽然不好用敌性的身分称呼或直呼他的名字，但至少也 　　不愿用官之类说到他的一种敌对感情的表现。由于“他”字所造 　　成的“词感”，写信人底敌对感情就完全吐露出来了。收信人会 　　知道“他”是谁的！ ４、“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最后，他隐忍不 　　了，故钦娴赝鲁隽怂母星椋还玫氖怯始煸辈换崃私獾? 　　说法。“一不做，二不休”，这就表现了对这个军事计划的深刻 　　的仇视情绪（人民武装一定无畏地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些空运 　　的部队等反动武装非走向灭亡不可，一定象脓一样从解放区被排 　　出，从中国人民中间被排出！它们是毒菌，非化成脓不可，因 　　而，非被排出不可，只能是这个意思。文字构成也表现了“是 　　脓”是指上面的空运武装说的。…… ５、阿垅这样具体地写信告诉我，现在想来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希望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组织上的，…… 由此看来，作为作家的阿垅，他对自己从事的革命事业，全情灌注， 爱憎交加，所以在用反语传送情报时，不但要表达情报内容，还要表 达主观感情。这样的文字，“外人”是难以破解的，也难怪毛泽东如 获至宝。 这个情报经过胡风，转交给廖承志的女儿廖梦醒等人，送到延安，人 证具在。 据胡风女儿晓风记载，阿垅从1933年到1949年春，前后多次向中共传 送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共打江山、夺政权，功不可磨。这 些情报的内容以及传送人当时都健在，并且作了证明，而且也从中央 的档案中得到查证。本文不必一一转述。 时间正好过了半个世纪，今天的年轻人大家可以想想，这样的冤案奇 不奇，怪不怪？说它是千古奇冤恰当不恰当？阿垅于1966年被判有期 徒刑12年。被正式立案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中共有三人被判刑，其 他二人是，胡风被判14年，贾植芳被判12年。 判刑之后半年多的1966年8月，天津市法院曾宣布过对阿垅“予以提 前释放”，却并未执行，1967年3月17日，在病痛（骨髓炎）和悲愤 的折磨下，阿垅病逝于监狱的医院中，正当年富力强的60岁。 三、巴金、胡风、阿垅 　　阿垅：“可以被压碎　决不被压服” 最近，巴金逝世。在大陆和香港，舆论赞誉有加，好评如潮，发表在 海外的评论，表面上有所贬抑，但却显得深刻，公允。巴金晚年在反 思中，不断忏悔，大力倡导“讲真话”，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些 话在当时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而且如徐友渔所说，“他的愿望并 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仍然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继承巴金和 超越巴金》）因为今天在中国并非人人时时处处在“讲真话”，可以 “讲真话”。 但是，巴金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他并没有与时俱进，提出更 多更深刻的思想。他几乎没有触动这个庞大的体制的一根汗毛，所以 他成了笼中的金丝鸟。他算不上思想家。在人格魅力方面，在反对专 制方面，他比起胡风集团的许多人员来说，实在是相形见绌，难以比 肩。 胡风不论是作为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今天的人大多不知道。反 胡风的时候，真是大张旗鼓，惊天动地，万炮齐轰，神州地动，可是 给胡风平反的时候，成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媒体无声无息。那 时，1980年，香港还没有回归，舆论还比较自由开放，对胡风报道比 较多。其中《中报》的《关于胡风》云： 　　胡风死了，如果鲁迅在天之灵有知，我肯定他是最悲痛的一个。 　　胡风死了，他是中国现代文人蒙难史中，悲剧色彩最浓的一个。 　　胡风的一生充满了缺点，他自信，孤傲，甚至有些过敏和猜忌， 　　但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化人中，最坚韧、最勇敢的一个！有几多文 　　人能看清真理后，至死不回头的？有谁能够忍受单身监禁30年 　　──其间又屡传将被处死的消息──而信念不变的？我认为，除 　　了胡风，再难举出他人了。 　　…… 　　在中国现代史上，勇于讲真话而不惜以生命抗争的文人是不多 　　的，大陆将来要树文人纪念碑的话，我坚信，胡风决不会没有 　　的。 　　（转引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比起胡风来说，巴金就算不上“勇于讲真话而不惜以生命抗争的文 人”了。胡风则不同，阿垅也不同。 非常幸运的是，阿垅留下一篇遗书。那是为自己抗辩的文字。他向那 个神圣不可抗拒的偶像昂然不屈地宣布：我“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 服”。 请让我全文转录如下： 　　审讯员，并请转达： 　　这份材料，是由于管理员的提示而写的。其中的话，过去曾经多 　　次重复过，不过采取的形式有些不同而已；事实还是事实，还是 　　那样，没有产生新的东西。但管理员提示，可以反映上去，推动 　　问题的解决。这当然好。 　　我还需要说明：一，这份材料，是一份内部材料。二，为了揭露 　　事物的本质，为了指出事实真相，为了说话避免含糊，我不用避 　　忌隐讳，单刀直入。这点请谅解。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 　　构的、捏造的！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 　　颠倒了是非黑白，真是骇人听闻的。“材料”本身的选择、组织 　　和利用，材料发表的方式，编者所做的按语，以及制造出来的整 　　个气氛，等等，都说明了、足够的说明了“案件”是人为的。现 　　在，我坦率地指出：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 　　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 　　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象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象“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 　　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 　　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 　　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即使是打击敌人， 　　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 　　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在“材料”中，歪曲事实真相的地方并不是个别的。其中的一 　　些，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矛盾点，如果有人细心观察，这些本身已 　　经暴露的矛盾是不难揭露的，因为，人是并不厉害的，事实才是 　　真正厉害的。因为，事实有自己的客观逻辑，事实本身就会向世 　　界说话。因为，事实本身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哪怕是一个一时巧于利用了它的人的意志，对它，到 　　最后也是全然无力的，枉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马克 　　思主义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 　　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 　　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 　　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 　　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象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 　　能的一样。 　　举两个具体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给胡风的一封信，内容是反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 　　战，在“磨刀”了。我反对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关心的是共产 　　党，左翼人士。就是说，为了革命利益，我才写这封信。 　　但“材料”却利用这封信的灰色的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 　　“支持”国民党的东西向人民宣告了！这是可耻的做法，也是可 　　悲的做法。 　　第二个例子，胡风回复我的信，打听陈焯这个人的一封信。在这 　　封信的摘录后面，编者作了一个“按语”，说胡风和陈焯有政治 　　关系，现在被揭露了云云。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 　　解释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照编者的逻辑，胡风和陈焯显然有什么真正的政治关系， 　　那胡风为什么不直接给陈焯去信而这样向我打听呢？为什么在前 　　一封信中胡风还把“陈焯”这个名字搞错为“陈卓然”呢！？为 　　什么你们所发现的“密信”不是陈焯等人的信，而是象现在这样 　　的东西呢！矛盾！矛盾！ 　　关于这些“材料”等等，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心情来做全面详 　　尽的叙述和分析。只有作为例证，要点式的指出一两点也就足够 　　了。 　　正因为我肯定这是迫害和欺骗，58年以前，我吵闹过一个时期。 　　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对党怀有疑惧心理（所谓“德米特 　　里”心情，见契诃夫小说《第六病室》）。我也多次表白：我可 　　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但由于时间过长，尤其是近一、两年间，我对党的信念，又往往 　　陷入动摇。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 　　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原文如此）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 　　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 　　望着，能够象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象 　　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有那 　　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 　　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惟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 　　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 1965年6月23日 这篇抗辩文字写在被捕十年后。虽然他极力为自己做无罪抗辩，但是 仍然被判刑十年。但是今天读来，其掷地之声，仍然铿然锵然，砰砰 作响。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 　　就自己崩溃了。” 　　“国会纵火案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40年前，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一个钦犯，敢于说这种话，应该是真英 雄。 这份抗辩书因为感动了审判员，所以才保存了下来，但是未能上达天 听。 至于阿垅的收场，是喜剧，还是悲剧，还是悲喜剧，还是喜悲剧？谁 能说得清？！ 四、一言九鼎与一言不顶 关于阿垅给胡风的那封传送情报的信件，到1980年，由公安部给党中 央的复查报告中做出结论： 　　“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反 　　共的，其实是阿垅说的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发动内战。根据后 　　来阿垅送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根据廖梦醒、张执一、郑瑛、蔡帜甫、胡风等人以及阿垅自己的证词 和申辩，早在案件初期，公安部门就已经完全搞清楚了阿垅的无辜和 他对革命的贡献，甚至周恩来也对定阿垅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 务”提出了异议。但这一切均由于最高领导早已定了调，而未能改变 阿垅的命运。 从阿垅的遭遇，我们不得不问：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法治国家， 如果宪法能够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果人民的权利有基本的制度保 障，甚至于退一步说，如果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人大常委会有一点点民 主，有一点点权力，那么会因为一个“最高领导”的专横独断一言九 鼎造成这种贻笑千古的千古奇冤吗？ 我记得，我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报告，报告人是一位级别很高 的军队领导。他说，胡风的信件起先周恩来读过，没有发现问题，后 来是毛主席读后才发现的。那么，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嗅出其中“反革 命”的气味呢？是他的政治嗅觉失灵了吗？否，原因并不复杂，因为 胡风、阿垅这些人的根底他都清楚。他对于这些白皮红心文人的语 言、心态、处境非常熟悉。他们都是可靠的革命者，是可以信赖的中 共情报人员。用中共习惯的交际范式去解读他们之间的信件，自然是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但是，当时最有权力、也最有责任为阿垅辩诬的人周恩来，对于曾经 在他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的阿垅，受到如此颠倒黑白的诬陷，竟然对 于昏君暴君毛泽东的错误一言不顶，没有挺身而出予以证明、澄清、 纠正，实在是表现了工作的失职和人格的卑污。但是我们首先要谴责 的是这样一个野蛮邪恶的反民主制度：哪个领导敢于保护下属，哪个 校长敢于保护学生，就把他一起打倒，所以50几年间，没有出现蔡元 培，没有出现傅斯年。 周恩来一向以嵚崎磊落、仪表堂堂的气质展示在世人当中，被称为人 民的好总理。但是在毛泽东的面前，他却是俯手低眉，逆来顺受，一 副委琐卑微的形象。解放后，反高饶、反潘（汉年）杨（帆）、反胡 风、反右派，其中有很不少的人，一批批，都是三、四十年代在周恩 来亲自领导之下出生入死干革命的精英，但是都在劫难逃。周恩来理 应为他们证明清白与忠诚，但是他无所作为，退避三舍。例如山东大 学的第一任校长华岗，是一位著作等身、为人正直、作风民主的高 干，曾经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非常重 要的贡献，解放前官至中共上海市工委书记。他在陷身莫须有的牢狱 之灾后，一不认错，二不向周恩来求救，直至瘐死狱中。周恩来对于 这些为他效过犬马之劳、陷身政治运动的老部下，他从不伸出援救之 手。明哲保身至此，反而赚得了“保护干部”的美名，未免有点滑 稽。 （2005-11-09于山东大学附中）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11-15 01:10；http://www.ncn.org/。 提供者：（济南）李昌玉〕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宪法悲歌之三：呼吁“用生命维护宪法 尊严”的科学家束星北打成极右派 六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李昌玉 一、一级物理学教授束星北的命运 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学师生因为是大鸣大放的急先锋，所以也成了 反右运动的主战场。 55万右派分子中，大学师生占了多少，从来不见统计。如果估计为十 万人，大概绝对没有夸张。 就大学而言，文科中以中文系、历史系以及新闻系、法律系，理科中 以物理系的师生，打的右派最多。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既然说起“宪法依据”，笔者想起了 山东大学的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一级教授、被李政道称为自己的第 一位启蒙老师的束星北。1957年，我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见证 了束星北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全过程。 这位大声疾呼“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最后 的确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宪法保护不了他。对于“人民宪法”来 说，是永远的讽刺。 二、诱敌深入，引蛇出洞 束星北在大鸣大放中，应邀从当时山东大学所在的青岛到省城济南， 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他作为山东大学唯一的代表发 言。 在此之前，在肃反运动中，束星北受到整肃，妻子、儿子都受到株 连，人权和尊严受到严重伤害，心中自然饱藏了愠怒与不满，因此在 山大党委召开的会议上，免不了伸冤诉苦，大发牢骚。这位物理学教 授是编顺口溜的高手。他编的顺口溜中，最为传诵的是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有人山下走 　　不准把头抬。 这首顺口溜深刻而形象地批评了掌握大权的共产党的宗派主义，因此 反响最大，对束星北一向居高临下视如敝屣的积极分子们，自然找到 了反击的口实。 束星北的确是有满腹的牢骚不满。他是长期受到监视的对象，连住宅 都受到监视。因此这样的人，经常受到莫名的攻击就毫不奇怪了。在 种种诬陷之中，令他最不可容忍的是，一位身为党委委员、业务上又 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的青年教师王某揭发说：在选举人民代表的时 候，束星北写的是一个美国女电影明星。果真如此，不但说明他政治 立场反动，而且精神也极度无聊。束星北听了哪能压抑住怒火？他要 求查对笔迹。可是这位党员教师，把桌子一拍，大声说：“你不相信 党啊！”忍无可忍的束星北坚持要求查对选票。结果，经过查对笔 迹，束星北的选票上写的不是什么美国电影女明星，而就是这位王 某。就是这位王某，1953年束星北把自己的全本电磁学笔记给他抄 录。他对于束星北的笔迹应该熟悉。一位被束星北如此信任提携的青 年党员教师，对于恩师居然如此造谣诬陷，给束星北的心灵造成多大 的创伤！ 类似的造谣诬陷还不只这么一件，不过选举美国女电影明星的事情闹 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处在此情此境之中的束星北，难道连几句牢 骚也不能发吗？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这样打击诬陷人呢？作为一个 公民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呢？束星北的心中在思考着…… 请他到省委宣传部去“鸣放”，当然不是要听他发表什么高见。党委 的估计可能是认为束星北心中还有更加恶毒的反党思想，束星北又是 一个大炮筒子，可以引一条大蛇出洞。 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当然是按照毛泽东指导运动的战略部署而召开的。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传达。他 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 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 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钓 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 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分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 “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毛泽东是战略谋略大师。他又在谋划一场大战役。他最大的乐趣就是 发现敌情，判断敌情，然后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现在，他 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怎么打，打多少，他提出了指 标：“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 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 页）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记时。 毛泽东不但在部署部队进入进攻出发阵地，而且还在调动敌人暴露自 己，以便聚而歼之。 省委宣传部召开宣传会议，目的就在于此。 三、他大声疾呼：“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 束星北当然不知道会议的深层目的。他只知道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 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明确 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 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作为物理学家，他 追求的是数据的真实性，精确性。从一个虚假的、失准的数据当中无 论如何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的。科学家的思维是直线的，简捷的， 显露的，因此丝毫不会怀疑中共中央郑重发表的文件会是一块诱饵。 他觉得到省委这么一个庄重严肃的地方去“鸣放”，帮助党整风，应 该提出一个治本的建议。他不是去控诉个人的委屈，发泄个人的牢 骚。 他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他并非是害怕上当受骗，掉进陷阱。他不会 预见到向他伸出的是一只黑手。他想的是怎样维护公民的权利与人身 安全、人格尊严。这位年届50，获得过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硕士博 士学位，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学者，他亲炙过英、美宪政民主社会的 规范。那时，中国第一部宪法已经公布了三年，但是宪法并没有成为 国家、社会生活的规范与准则。因此他出口不凡，言高一筹，谁也没 有估计到他讲话的中心是“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 他的开场白高屋建瓴，气势昂扬：“同志们：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 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光明灿烂的金黄时代，我们 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他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 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 因揭发检查一下。” 于是他纵横捭阖，侃侃而谈。他说：“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 ‘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 反映了‘人治’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手里，掌权者如果 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 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 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这话让我们想 起胡耀邦。如果没有这位好的总书记，中共历史上积累的几百万件冤 假错案能够平反吗？但遗憾的是这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他说： 　　“宪法，如同刘少奇同志195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一次 　　议会上说的……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说的， 　　‘是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为甚 　　么我们有些同志们还不重视宪法呢？ 　　“‘人民宪法’是人民的基本大法，任何人应当尊重，应当爱 　　护。违反宪法的必予惩处，蹂躏宪法的就是蹂躏我国100多年来 　　英勇奋争的人民！ 　　“‘象爱护眼睛一样的爱护她’的句子还不够，用‘象爱护生命 　　一样的爱护她’也不够达意；我要爱护她远超过我的眼睛，远超 　　过我的生命！ 　　生命自可贵，爱情亦是高， 　　为人民宪法，两者皆可抛。” 束星北的长篇发言，三句不离“宪法”二字，可以说是居高临下，出 口不凡。他一针就扎到了要害命门穴上。“人治”是当时，也是至今 中共统治的死穴。 当时的多数人尽管不知道整风鸣放不过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 谋”，但是对于中共一向秋后算帐的恶习仍然惴惴于心，不敢肆意妄 为，大胆鸣放。这位对于宪法孤心痴信、书生气十足的物理学家说： “‘鸣’‘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1954 年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根本大法，第87条上明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 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即在革命动荡时 期，毛主席也早就提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方针。但是为什么 到现在还是‘不能鸣，不敢鸣’‘不能放，不敢放’呢？还要一再强 调这种方针呢？什么原因？什么障碍？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我国一 向没有‘法治’的习惯，因之当有些人不尊重宪法甚至公然破坏宪法 的时候群众也并不以为奇怪，不及时制止，也因为这样这些违背宪法 的人就能得到官僚主义者的包庇和谅解，这样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束星北大声疾呼：“维护宪法”,“尊重宪法”。 束星北自然是认为找到了治国之本：以宪治国，以法治国。他不愧是 大名鼎鼎是一级教授。 束星北半个多小时的发言，受到与会人员的强烈赞赏，被掌声打断了 20多次。对于束星北近乎惊世骇俗的鸣放，会后人们形容为一个令人 警醒的炸雷，一场心田久旱的甘霖。 束星北认为自己的“发言”是耿耿忠心，无可加罪，因此整理之后， 还寄给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他做梦也不会想 到毛泽东已经制定了打右派的既定方针。 四、新帐旧帐一起算 可是在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束星北的发言被认为是一篇污蔑攻击社 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所谓法治精神的恶毒透顶的宣 言。于是束星北成了一个有计划、有阴谋、有反动理论、有反动行动 的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是一个狡猾多端顽抗的右派分子，一个反党 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专家”。束星北成为了丧家之狗。 为斗倒斗臭束星北，对他专门组织了几次全校规模的批斗大会。在任 何批斗会上，束星北正气昂然，刚正不阿，拒绝认罪，凛然不屈，成 了一个执迷不悟、顽抗到底、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死硬派，所以被定为 极右分子。 早先，对于肃反运动中束星北被整的问题，1956年4月1日，中共山东 大学党委会已经作出正式结论，说：“你的问题不属于反革命性质的 问题，政治嫌疑应予取消，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应予摘除。”这时，又 出尔反尔，食言自肥，给他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宣布管制3年。 一个被称作中国的爱因斯坦、中国的雷达之父的天才物理学家，就这 样被扼杀。 20年后，中共提出“以法治国”，自以为如何拨乱反正，如何高明开 明，岂不知早在20年前束星北就以明确无误的词语提出了实行“法 治”、反对“人治”的呼声，但是这位先知先觉却因此受到最残酷的 迫害。 束星北是一位怀抱利器、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耿介刚正，不遂流 俗。他对于盲目学习苏联，唯苏是从的风气极为反感。当时山东大学 的校长华岗讲大课，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 理，束星北当场站立起来反驳道；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 二。 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于社会人文领域问题，却有着超越常人的关怀，如 此穷于探究，宁折不屈，学者丁东誉他为科学界的陈寅恪。 附带说一下，在山东大学的历史上，先后有华岗、束星北、吕荧三位 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前贤，铁骨铮铮的好汉，学富五车的俊才。今 天，山东大学的校训为“气有浩然，学无止境”八个大字，窃以为以 上三位前贤足为“气有浩然，学无止境”的典型。 束星北因为宣传维护宪法的尊严而受到政治迫害的历史事实，足以进 一步证明白皮书说的宪法史是假话谎话，是对历史的伪饰。 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 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 据。”请问有什么样的事实能够支持这样的陈述呢？相反倒是有无数 的事实来反证这个虚假的论断。崇高的宪法，竟然成了专制统治的一 块遮羞布。它承诺的条文不过是政治花瓶中的几枝干枯的插花，至今 也不必兑现。 托上帝保佑，我们这些经历者见证者幸运地“生正逢时”（吴祖光 语）地还苟活在这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可是当局者居然变脸为整 容师化妆师，把历史当成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姑娘，可以毫不脸红地 把超级丑妇整容为人造美女。难道堂堂正正的中国共产党竟然不惜把 自己降格为上海滩上的拆白党，谎话连篇，谎言欺世？！ 依靠假话谎话来构建历史，中国的民主政治能够走上健康的建设轨道 吗？ （2005-10-23～11-09于山东大学附中） 〔提供者：（济南）李昌玉〕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千古奇冤葛佩琦 七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李昌玉 ------------------------------------------------------------ 上篇 ------------------------------------------------------------ 被打过右派的杂文家邵燕祥为朱正所著反右运动史《1957年夏季：从 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写的序言中说：“右派和广大知识分子肯定是 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 争。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 的。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邵燕祥的话，不乏杂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内外写反右运动的大部头 书，笔者读到的还有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禅机：苦难 的祭坛1957》，丁抒的《阳谋》，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 运动》。朱正身入右林，时为《新湖南日报》记者，自然有刻骨铭心 的感受；叶永烈1962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看到过那些低头耷脑可怜 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儿子，尝过“右派崽子”的滋味；丁 抒是1964级清华大学机械系学生，在文革中更看到过右派再一次被押 上审判台的情景（《阳谋》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国），所以他 们都是从不同角度见证过历史的人。至于那位英国人达斯，根据查阅 中国报纸而写出的博士论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观火了。 笔者今天写葛佩琦，当然也获益于这些著作。他们留下了信史。 一、“离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认为被戴上“右派分子”、 “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三顶帽子的葛佩琦是一个 “离奇曲折的冤案”。 这个“离奇曲折”真是难以概括。我希望能够简捷地予以转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都是鼎鼎大 名的顶级右派，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被定为右派的人，谁都没有敢 如此狂妄地叫嚣：“可以打倒你们（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只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葛佩琦敢于这样叫嚣过。 因此，他成了罪大恶极的右派。他如此疯狂的反动言论一经《人民日 报》揭露，为反右派运动火上浇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与众多右派相比，葛佩琦还有一项殊荣：他是钦定右派。 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葛佩琦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少 将军官，自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因此这不过只是暴露了他的 反动阶级本质而已。 在1957年，我对葛佩琦也只知道这么一些。1960年我大学毕业，戴着 右派帽子，分配到东距青岛100公里的平度县一中当教师。到了平 度，我到县图书馆翻查民国版县志，无意之中发现，有一个葛佩琦， 列名于平度县考进北京大学的学子中。我再打听了一下，证实此葛佩 琦就是彼葛佩琦。原来我来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乡。除了同病相 怜，还多了这么一层关系，这样对葛佩琦更增加了注意的兴趣。 二、1957年，“无名英雄”葛佩琦名震全国 在中共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敌人龙潭虎穴的地下情报 人员。他们当之无愧地是“无名英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 的机智勇敢，他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 险，终于以赤胆忠心完成了党赋予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他们受到青 年人狂热的追慕。 1949～1950年我还是上海新建中学的初中学生团员。我们学校有地下 党员十好几人，而且主要是学生。面对那些解放前入党、做过地下工 作的老师、高中同学，我是从心底里对他们有无限的羡慕与敬意。他 们都是我心中的无名英雄。 但是经过作家典型化处理过的“地下工作人员”形象和现实中的人物 实际遭遇，存在着巨大的错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学有一位特别出风露头的地理老师，其姓名我已经淡 忘。他担任教师工会主席，每有集会，他总是上台发言，慷慨激昂， 信誓旦旦。我们都以为他是积极分子。那时，学生对于积极分子的老 师别有一种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时候，不拿课本，口如悬 河，而且一笔画出某个国家或省份的地图，形状逼似，所以听他讲课 是引人入胜，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颇受学生欣赏的地理教师，至今我 们老同学聚会时还想着他。 1951年上海镇反时，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万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 在一个深夜里，他悄悄地被捕了。那个晚上，是一个红色恐怖之夜， 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万余人。被捕后，对他的情况大家了无所知。 30几年后，我到北京拜访当时学校的教务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调 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室主任的苏寿桐先生，回忆起这 位地理老师来，苏先生对他仍然怀有敬意，赞赏他的才能。苏先生 说，这位地理老师曾经是党员，蹲过监狱。他只上过初中，在监狱里 他只有一本地图册可读，他就利用蹲监狱的机会把这本地图册读得滚 瓜烂熟，日后成了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他担任过中共安徽省特派员，和任弼时颇有私情，所以，当任弼时去 世时，他还特地书写了挽联寄往北京，表示吊唁。那副挽联还是他请 苏先生书写的。至于他被捕之后的下落，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苏先 生也不知道。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葛佩琦的经历，自然比我的这位地理 老师要离奇曲折得多，而历史地位、贡献应当更为显赫，最后，当他 的冤案获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后，还获得了身前身后名，比起我 的那位地理老师下落不明，要幸运得多。 葛佩琦本来应当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他由 1935年“12．9”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转而为中共的地下工作 人员，抗日时期，策反了大批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保安 长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负责新闻宣传全责，官至少将高位，可以探知东 北蒋军的全局情报，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他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军 事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经历足以编出一部曲折惊 险的电视连续剧。我想，当毛泽东、周恩来读到那源源不绝的东北国 军的情报的时候，不会不了解他们安插在那里的一位高级情报员。所 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如果没有这些高级特工， 他哪能有这些神话？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因为是革命的传奇英雄、共产党的功 臣，而是因为他成了全国讨伐的大右派。 我在《六评白皮书》中已经写到，1957年5月15日，这是一个公认的 分水岭。这一天，毛泽东下达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他 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 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 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谓“钓 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 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分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 “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并且连 “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 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的指标都 确定了。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记时，他只等着收 容战俘了。比起兵败如山倒的蒋匪军，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 就更不堪一击了。 现在，毛泽东正在竭尽全力，组织各级宣传部召开知识分子的大鸣大 放会议，把“敌人”引出洞穴地堡，掉进他布设的八卦阵，火力网。 束星北从青岛到济南参加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会议是一例，这个葛佩琦 参加人大教师座谈会也是一例。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各级宣传部 门，都在忙忙碌碌地动员、劝说知识分子打破顾虑，大胆鸣放，帮助 党整风。 5月24日人大党委两次发给葛佩琦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 谈会”，帮助党整风。葛佩琦说：“我想我是一个冒险犯难，为党做 过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 捕，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并没有对我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诉信，作 出任何答复，为什么要把我列为‘党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 接到头两次通知，我没有出席座谈会。第三次通知送来之后，有总支 的一位同志来动员我，他说：党委三次书面请你参加党外人士座谈 会，你都不去，不太合适。我就勉强地去参加了座谈会。”（《葛佩 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象这样苦口婆心好话说尽、好事做尽的党委，岂止一个人大！ 为了打消入会者的顾虑，使大家踊跃发言，党委书记说：“党的政策 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 冕。”而且他还补充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方针。可惜的是葛佩琦只懂 得共产党会乔装蒙骗国民党，却不懂得共产党还会乔装蒙骗老百姓和 知识分子。 三天后，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出了葛佩琦的发 言。葛佩琦作为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岂能没 有意见？所以他的开场白别有潜台词：“我过去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 期，对党里的事多少还知道一些。”一个“混”字包含了不尽的辛酸 苦涩。 葛佩琦在会上根据帮助党整风的意愿，就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 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 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给党委提了一些意见。 但其中有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 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 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在那个时候，对共产党说“打倒”、 “推翻”、“杀”这些词，听到了也会吓出一身冷汗，更不用说此话 出自自己的口。 葛佩琦看了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上刊载的自己的这个 发言，感到非常惊讶后怕，因为上述这段话不是他说的，歪曲了他发 言的原意。当天下午，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要求更正。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的他。当时他的性情有些急躁，指着《人大 周报》上登的那段话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副校长说：葛佩琦 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今天 我们已经无法查证这个诬陷的由来，也无法查证聂真副书记是否与闻 其事，不过可以推想聂真是在敷衍葛佩琦。即使这是“无意诬陷”， 聂真他能够“更正”吗？ 葛佩琦更没有料到，不但《人大周报》没有给他“更正”，而且四天 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5月31日的第七版发表他在中国人 民大学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除了原文之外，更是完全不顾实 际，断章取义，横加篡改，添油加醋，狗尾续貂，拔高成了反共言 论。编辑用了一个长长的提示语作为标题，以示醒目。原文为：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 　　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 　　人家也不会卖国。”（标题） 在这个小插题之下，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老百姓 　　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肃反” 　　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生活水平 　　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汽车穿呢子制服的党 　　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 　　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 　　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被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 　　养猪……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 　　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 　　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 　　欢迎他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 　　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 　　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 　　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 　　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 　　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起了 　　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这是组织给 　　他的任务。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 　　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 　　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 　　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 　　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 　　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 　　卖国。 　　（转引自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随后，《人民日报》在6月5、6、7日天天都发表了批判葛佩琦的文 章。8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毛泽东发布 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总攻击令，同时在第七版又发表了一篇批判葛 佩琦的3,000字的长文，其中摘录批判的葛佩琦的如下“反共言论” 更是令人目瞪口呆。他说：“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 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 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 去，那必然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 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 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 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 把对流过血流过汗的人关在大门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 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 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此等等。 时间是一位冷面法官。葛佩琦的这些话，如果等到今天来说，即使在 某个正式场合，恐怕吹不皱一池春水，但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诽谤 攻击。 直到这一天，葛佩琦才知道，《人民日报》已经向他重炮连击。他糊 里糊涂地过了这十来天。 葛佩琦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我那个发 言的全文中，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我看到之后，当即 给《人民日报》写了更正信，6月9日上午，我亲自送到人民日报 社。”这封信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 　　入，请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 　　段报道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 　　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 　　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 　　岁是没有用的。” 　　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 　　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 　　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我们已经永远无法查证《人民日报》根据什么发表如此诬陷一个公民 的文章，不过，倒是可以推想。容我另文陈述。 《人民日报》自然不会发表葛佩琦的更正信，而且14日、15日、16 日、17日、18日、20日……每天最少发表一篇批判、痛斥、抨击头号 “反共分子”葛佩琦要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的文章。他已经成了 众矢之的。其作者有劳动模范、复员军人、普通农民、大学教授、大 学生，甚至于德高望重的马寅初先生也要出来“发表些意见”，那真 是同仇敌忾，口诛笔伐。在右派分子中，葛佩琦几乎成了天字第一号 的大坏蛋。他的知名度名列右派前茅。 三、画鬼容易画人难 韩非子有一个有趣的美学观点。他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在政治运动 中，为了斗倒斗臭那些牛鬼蛇神，人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妖魔化，把 对象极尽丑恶之能事。中共真是把韩非子的美学发挥到淋漓尽致、出 神入化的佳境。 葛佩琦和胡风分子阿垅一样，是中共的高级军事情报人员，从抗日时 期到国共内战时期，一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关于葛佩琦的历 史，因为本文写得实在太长，笔者只引用当时《文汇报》上的批判文 章，请大家从反面去领会，也可以知道他的“反动面目”。若要知道 详细梗概请读他本人写的《葛佩琦回忆录》。《文汇报》的文章如 下： 　　“原来，葛佩琦曾经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1937 　　年他在北大毕业，以后流亡到洛阳，一度参加共产党，不久被清 　　除出党，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头子胡宗南。由于他知道共产党的 　　内幕，又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欢心，做官一帆风 　　顺。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北新闻通讯处处长 　　和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二组少将组长，在沈阳时，他 　　曾经组织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表现了他的 　　反动言行。他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发过通电给他的主子蒋介石，请 　　求讨伐鲁镇‘共匪’，请求制止其他地区的‘共匪’进驻山东， 　　还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请‘奸 　　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给毛主席发过电报，内容是‘停止赤化 　　山东’。从这里反映了他的反动立场是多么明确。一直到今天， 　　他的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 　　（引自《反右派始末》） 有了这样反动的历史，葛佩琦从过去到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恶鬼。 葛佩琦被戴上了三顶帽子，判无期徒刑。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三座大 山。这在反右派的当时也是极为稀罕的情况，可见毛泽东对他真是恨 入骨髓，只差食其肉，寝其皮了。这个问题我将另文还有陈述。 走笔至此，笔者我忽发奇想，入境非非，如果48年前的那一场整风运 动，果真象《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所说的，是作为建设民主 政治的“探索”，真诚地向既定目标前行，目标对准主观主义、宗派 主义、官僚主义，把葛佩琦们的诅咒、漫骂、攻击、讽刺全都当作苦 口的良药，逆耳的忠言，坦然善待，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将会是 一个多么可爱的坚强的伟大的政党，甚至于国际共运的历史也可能改 写，不幸的是历史的列车，在一刹那间，被喝醉了酒的扳道工引向了 歧途，所以使作为手下败将的连战、宋楚瑜到大陆朝圣，反而叫人有 衣锦荣归、满堂喝彩的感觉。打右派固然是右派们的灾难，但对于矢 言要救治中国的共产党来说何尝不是更大的致命的难以挽回的灾难 呢？！所以今天中共对于反右这桩历史冤案才讳莫如深。 以反胡风和反右派为标志，中共走上了专制独裁的不归之路。 不过，葛佩琦之所以有这些感悟，是因为他有失路之痛，被潮流抛 弃，沉入到了水底。如果他象那些功德圆满的情报高手，等到了革命 成功，论功行赏，封官晋爵，登堂入室，也就不会有这些牢骚怪话气 话刺话了。 至于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是象白皮书所说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 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 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们可以查一下 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一大党章以及后来各个版本的党章就可以了然。 它的基本目标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 专政。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不知目前正在大力进行的“保鲜──保 先”运动，是否能够扶大厦之将倾。 四、离奇曲折的改正路 葛佩琦这位1938年入党，做了12年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在他为之奋 斗、获得了解放的明朗的天空下，坐了18年红色监狱。他先被判为无 期徒刑，1975年减为18年，沾了特赦战犯的光而被“特赦”。一顶梦 寐未求的“战犯”帽子竟然成了他的救生圈，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 笑！ 我不必详细地叙述葛佩琦那离奇曲折的改正之路了。我只交代结果。 直到1983年北京市委组织部才发文宣布给他恢复党籍，1986年北京市 委办公厅才发文给他宣布右派为“错划”。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改 正”的人，应该还记得，绝大多数右派在1979年就“改正”了。那 么，葛佩琦走过的这条“改正”路是何等的离奇曲折漫长就不难想象 了。 这是因为“改正”右派的工作，虽然有文件依据，但是整个过程仍然 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葛佩琦的“改正”问题，最后起到关键 作用的人物是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4月2日葛佩琦被逼上胡府“上 访”。由于胡耀邦的批示，亲自过问，这才为他打开了绿灯。这段佳 话，葛佩琦写了一篇文章《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发 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曾经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最近著 文，记录胡耀邦的政治遗言，说：“一个不图自己任何私利，倾注全 身心血和才智为了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家富裕强盛起来的人，一个 平反了千万冤假错案的人，最后自己却被泼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污泥浊水，在非民主化的所谓‘民主生活会’压力下黯然下台的领导 人，其悲其怨是可想而知的。”这其实还是因为没有从“人治”转化 为“法治”。正如束星北所说的“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手里，掌 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 对于葛佩琦打右派，《人民日报》当然是元凶，但是解铃还需系铃 人，对于他的“改正”《人民日报》也有首功。这就是从档案库中找 到了葛佩琦1957年6月9日写的那封要求更正的原信。这封信的历史功 绩可以说早已不是在于证明葛佩琦个人受到的诬陷，更大价值是留下 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证明毛泽东玩弄的“阳谋”，那真是不择手段 啊！为了在自己的同志中、在所属的子民中，树立“敌人”，不惜丧 尽良知，施行诬陷。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卑劣下浊的政治道德吗？ 人们说政治就是一局肮脏的龌龊的游戏。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基雅弗 利，集党国大权于一人，把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 情玩弄得得心应手，叹为观止。在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对于阿垅的诬 陷，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对于葛佩琦的诬陷，真是令人齿冷！ 但是，无论是对阿垅，还是对葛佩琦，毛泽东都是坐在中南海里，好 如野鹤孤云，来去无踪，一字不着，尽得风流。白脸相公都是《人民 日报》。 今天的年轻人和未来的年轻人，你们相信这个革命故事吗？即使有丰 富想象力，大概也难编造出这样离奇曲折的故事来。 至于葛佩琦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有两条战线，第一战 线是军事斗争，第二战线是地下斗争。葛佩琦处身第二战线，危险之 大，可想而知。许多中共的老干部都有过被俘、被捕、脱党、掉队等 等难以避免的遭遇，一经遇到简直是跳进黄河洗刷不清。这样的事例 举不胜举。葛佩琦在解放后申诉了八年，入党介绍人以及其他相关的 证明人都一个个健在，档案材料还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就是拖延 不解决，可是最后却易如反掌地解决了。今天来看此事，实在觉得滑 稽。这样的革命谁敢前赴后继？ 葛佩琦生于1911年，死于1993年。如果他健在于世，看到今天中共的 腐败，不知他是否还要为自己辩诬？如果毛泽东转世，是否会放他一 马？据说，他是钦犯。 （附记：本文有两个推论没有述及。第一，《人民日报》给葛佩琦锦 上添花加上的话应该是毛泽东的手笔；第二，葛佩琦的中共高级情工 身分，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都知道。） （2005-11-19于山东大学附中） ------------------------------------------------------------ 下篇 ------------------------------------------------------------ 笔者因为急于去云南旅游，因此写《千古奇冤葛佩琦》没有完全煞 尾，留下了两个推论，没有论述。这就是第一，《人民日报》给葛佩 琦锦上添花加上的话应该是毛泽东的手笔；第二，葛佩琦的中共高级 情工身分，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都知道。 现在来加以论述。 一、《人民日报》给葛佩琦编造的诬陷不实之词是谁的手笔？ 葛佩琦被“改正”已经有20年了,这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人追问过， 葛佩琦本人是否追问过不知道。关于葛佩琦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文 字，一有1994年葛佩琦自己写作的《葛佩琦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出版），二有1998年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 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可是对于《人民日报》给葛佩琦编造的诬陷不 实之词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极为关键的问题，上述两本书却都是避 而不提，好象没有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连交代都没有必要了。这种 显然故意的回避，说明有难言之隐需要隐瞒。 当初葛佩琦最恶毒的反党言论就是《人民日报》添加上的，其实就是 没有找到葛佩琦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更正的信，也不难证明是 恶意添加的诬陷不实之词。现在既然找到了那封信当然很好，因此追 问一下是谁锦上添花的并非没有必要。 二、葛佩琦的回避难道不是有难言之隐吗？ 戴煌在书中，转引了葛佩琦给1957年当时是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 部长、人事处长，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的信，信中说： 　　“57年5月24日发言时，您也在座。现在我把已经找到的有关报 　　道，抄录于下，请您回忆一下，那些话是否我说的： 　　１、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报道说：‘搞的好，可以；不 　　　　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２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群众总要推翻共 　　　　产党，杀共产党人。’ 　　３、1979年10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在政治学院讲话 　　　　时说：有一个葛佩琦就说：‘要杀掉成千成万个共产党’。 　　不但我没有说过以上三句话，而且我看到那一句错误的报道时， 　　当即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更正（向人民大学党委提出了口头更正， 　　聂真同志接见了我；向《人民日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 　　那封更正信；给邓力群同志写了请予更正的信，他已回了 　　信）。” 这里的三条诬陷不实之词中，关键在第2条。可是，“向《人民日 报》提出了书面更正，现已查出那封更正信”的过程却前后都没有交 代。难道葛佩琦本人对于这么重大的诬陷问题竟然可以不予追问吗？ 因为“查出那封更正信”就可以不追问了吗？这是违背情理的。 一个本来应该专门叙述的首要问题，反而轻轻带过。葛佩琦的这种故 意回避难道不是有难言之隐吗？这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极为敏感的机 密，一个不可泄露的机密。 三、毛泽东的“阳谋” 作为一位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他最最自鸣得意的，也是 最最受人敝屣不屑的就是他坦然公开的自己的谋略：阳谋。那种不加 掩饰的坦白性好象出自十里洋场上海的“白相人”之口。人在得意 时，难免忘形失态。毛泽东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永远修复不了的败笔。 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发动战争的时候，都讲究师出有名。毛泽东 由发动“大鸣大放”转而发动“反击右派进攻”，那不是从战略防御 转为战略反攻，而是从信誓旦旦虚怀纳谏转为失信失义倒打一耙。这 样的180度的骤然转变，不能仅仅依靠强词夺理。发动战争首先是要 找到口实，以证明师出有名。要调动起右派向党进攻才反击有理。因 此他说“这是一场大战”。 通过解密的苏联档案，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朝鲜战争是朝鲜有计划有 预谋在斯大林支持下发动的，而不是韩国或美国发动的，但是，当初 朝鲜以及中国方面制造了许多证据拼命宣传是韩国在美国支持下发动 的。这样使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就有了口实，中国人民志愿军师出 有名，成了正义之师。 不过，发动反右运动不是和美国交锋，也不是和国民党较量，而是对 付自己的臣民，几百万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说：“清华大学 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 枪，你怕他干什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其实，他还是怕师出无名。正如以前发动三反运动抓出了腐化分子刘 青山、张子善，五反运动抓出了五毒俱全的资本家李康年，反胡风与 肃反运动抓出了胡风、阿垅一样，需要口实，找到一个战略的突破 口，使自己站到道德的制高点，把全国人民的千仇万恨调动起来，一 炮打响，把最坚固的堡垒炸开。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谋略家， 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也鹤立鸡群。 5月15日，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中，他说：“现在右派 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 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 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怎么叫“猖狂”呢？毛泽东用比喻说就是“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 的七级以上的台风”。 其实，远在1月份，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已 经坦露了他底牌。他说：“对民主人士……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 犯的错误越大越好。”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说：“本报及一切党 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让魑魅 魍魉，‘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引文均见毛选第五 卷） 毛泽东希望的就是“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刮“七级以上的 台风”， “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如此等等。为什么有这种期望呢？就是 可以找到发动反击的口实。 50年之后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实在是妙趣横生。在一个封锁的中 国，在一个封闭的中国，在一个自外于世界文明进程的中国，掌握了 党和国家最高权利的毛泽东，他总是能够把实现自己专制独裁和共产 乌托邦的理想，化解为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纵横捭阖，为所欲 为，心想事成。这是令他的后继者永远只能仰望与羡慕而无法望其项 背的了。 中国人实在要谢天谢地，毛泽东时代是难以克隆了。笔者有时候忽发 奇想：如果毛泽东早死10年，或20年，或30年，中国的历史会怎样书 写呢？共产帝国的兴衰要寄托于领袖的寿命长短，这成了一条血酬定 律。 四、生花妙笔出自毛泽东 在反胡风运动中，毛泽东找到了一个阿垅作为典型，一个当过国民党 军官、思想又极为反动的作家，这样，声讨一个文艺界的胡风反革命 集团就具有了道德上的正义性，政治上的正当性──毛泽东搞政治运 动从来无所谓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当抛出阿垅之后，广大人民群 众理所当然地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 但是这样“完美”的典型，即既有反动历史、鸣放中又有反动言论的 人物，是不容易“引蛇出洞”的。那些真有反动历史的人，他们早就 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哪里敢跳出来大鸣大放啊？连小鸣小放也不敢。 1957年敢于跳出来大鸣大放的人，都是自以为爱党爱国的忠贞之士， 起码也是“民主人士”，在反蒋夺权的过程中，和共产党同舟共济 过，起码也是“同路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掉进毛泽东掘开 的陷阱。葛佩琦因为自以为是问心无愧的共产党员，所以才敢于发点 牢骚。但是，葛佩琦的“反动少将”身分加上他的发言具有接近“完 美典型”的条件，略略不足之处只是发言的内容还达不到“七级以 上”的毒、错、反动，不过也只差一步之远了。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新华社代笔写作或将看中要发表的文章加以 修改、增删是平常的事。某些文章因为他的润色而妙笔生花，作者还 会感到莫大的幸运。在大鸣大放的时候，毛泽东把读报当作指导运动 的法宝。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大概都是用在读报上。他象猎人的眼睛 寻找猎物。经过《人大周报》润色过的葛佩琦的发言，已经初步具备 了他理想中的“猎物”条件，因此，顺着原文的思路与逻辑，锦上添 花，说出“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样反动的话，就水 到渠成、瓜熟蒂落了。 一个由毛泽东塑造的右派典型葛佩琦就成了出炉的热烧饼。 五、葛佩琦的典型作用 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葛佩琦的发言之后，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就如火 如荼地展开了。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调动起全国工农兵学商的义愤， 群起而攻之。戴煌是这样记叙的： 　　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为“右派”澄清片言只语。《人民日报》对 　　葛佩琦的这封更正信不但只字未提，而且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 　　牍。6月14日，该报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发表了三篇外 　　地批判葛佩琦的报道，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 　　的文章。6月15日，又登出著名人士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 　　琦的言论发表些意见》。6月16日，在《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 　　的大标题下，不但有《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题，在 　　《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还说“葛佩琦、王德 　　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 　　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 　　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 　　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 　　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 　　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活，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 　　党下台”…… 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如此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 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 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极右分子”。 《禅机；苦难的祭坛1957》是这样描述葛佩琦的典型开路作用： 　　随后，恍若“大珠小珠落玉盘”，在他已被《人民日报》吊死的 　　“尸体”上，大脚小脚纷至沓来，全国各地大小报刊跳起了盛大 　　的迪斯科。而且，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将他的发言简化为九个 　　字，即“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 说了一辈子假话、空话的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至少给全人类留 下了一句真话：谣言说了三遍以上，便成了真理。 六、生花妙笔为什么不是出自《人民日报》之手 解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人民日报》保存了葛佩琦的要求更正 信。大概，我推想，中共党内，至少是《人民日报》内有一个规定， 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文章原稿，都要专门列目存档。这既是对毛泽东 的重视，也是便于追查责任。 鸣放时期，毛泽东亲自直接掌握报纸的动态。《人民日报》是他手上 的第一号工具。因此，他的任何文字都具有神圣崇高不容置疑的地 位。 对葛佩琦的文章，《人民日报》的编辑们乃至主编是不敢妄加篡改 的。他们不知道增添这几句话的分量吗？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他们不 知道责任的重大吗？ 那个时候，《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来信来稿最少要数以千计。葛佩 琦已经成了过街老鼠，顶风臭一万里。可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为 什么还要保存葛佩琦的来信呢？通常对于这种已经被政治运动打翻在 地的人，《人民日报》编辑部完全可以把他的来信扔到字纸篓里去， 但是他们却存档保存。这样，就透露出一个消息：葛佩琦的文章是御 笔所添。编辑部有难言之隐，因此为推脱责任，把葛佩琦的来信与原 稿一起归档。 20几年之后，当葛佩琦去追查更正信的时候，信的原件因此才得以找 到，但是妙笔生花的改稿人就不能追查了。即使告诉了葛佩琦本人， 他也无可奈何了。他还得以党性来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使之不受 到玷污，至于个人的万般屈辱，为了摆脱政治贱民的地位，他不但要 忍受，还得感恩戴德，还得感激涕泠。 从此葛佩琦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实现了他回到“母亲怀抱”的愿 望，享受了几天姗姗来迟的功名利禄。他比阿垅死在牢狱中要好得 多。象阿垅那样到死也没有被承认共产党情工身分而只能含冤九泉的 人，还有不少。一方面是痴情的忠诚，一方面是无情的冷酷。这是大 多数人所不知道的中共血泪史 我的这个推理，即生花妙笔为什么不是出自《人民日报》之手，而是 出自毛泽东之手，不知是否合情合理？这是根据我的机关文牍工作经 验和阅读体验作出的。在今天历史地研究葛佩琦的时候，追查改稿人 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关键问题。 七、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50年代初期，我在军队工作，直接接触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身为高干的军人，并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闲谈之中，他们最为佩服 毛泽东用兵如神，能够调动敌军、诱敌深入、把敌军装进“口袋”的 高超指挥艺术。他们认为，这除了毛泽东的神机妙算，就是他有几位 善于破解密码的译电高手。 但是，现在有了大量的解密资料证明，毛泽东的神机妙算，毛泽东的 用兵如神，其实是因为中共在蒋介石的心脏中，安插了大量情报工作 人员，有的人本身就是显赫一方的高官。他们把国民党最机密的政 治、军事情报源源不绝地传递给毛泽东，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来调 动布局国军，这样，毛泽东当然就有了神机妙算，就用兵如神了。 文革中，周恩来临终之前，告诉《辞海》编辑部，一个在近中国近现 代史上极为顽固反动显赫的人物杨度是地下共产党员，要《辞海》为 他恢复名誉，一时传为美谈。最近《炎黄春秋》载文证实，发动西安 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叫人惊讶莫名，目瞪口 呆。 稍早，郑义著《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香港夏菲尔 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说：“国民党失败应归咎于保密防谍漏洞。”该 书写了“丧师30万葬送东北的共谍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指挥100 万重兵不幸败于间谍战的杜聿明”、“莱芜战役兵败十四年才知是被 共谍诱入重围的中将司令官李仙洲”、“把四十六军送入绝境后逃出 战地的共谍韩练成”、“潜伏国军19年的‘反革命投机分子’中将副 司令官张克侠”、“策反程潜、陈明仁、傅作义的共谍李明灏”、 “故意作出许多错误的部署使国军兵败如山倒的参谋次长刘斐”、 “与中共勾结造成国军精锐30万人被歼的罪魁祸首卫立煌”等。 以刘斐而言，在淮海战役中（台湾叫徐蚌会战），“他一面对蒋公及 军事当局虚与委蛇，一面却暗中将所有军事配置和部署以及作战计 划，和盘、及时地托向中共，致令国军虽拥有现代化武器与陆海空三 军密切配合，然共军却能避实就虚、按图索骥，瓦解了一个个强大的 兵团。国民党的江山竟然断送在这一个为当局所器重的‘战略家’手 里。”毛泽东死后22年，程潜揭示了刘斐的真相。他说：“在1946年 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刘斐的字）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 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 后果。” 读了这些历史，人们自然要惊讶，但是新近有一位英籍华人女作家张 戎著了一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传记，根据莫斯科解密的苏 联档案以及其它史料，证明“我们发现中共在国民党中有四大间谍， 第一是邵力子，他把蒋经国带到苏联作人质，俄罗斯档案馆有邵力子 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完全表明他是共产党间谍。第二个就是张治中， 他与苏大使馆武官有亲密关系，全面抗战的打响，不是芦沟桥事变， ‘7．7’后蒋没有开始全面抗战，日本人也没有南进占领全中国的计 划。斯大林最怕日本巩固华北后，向北进攻苏联，所以利用张治中搞 了‘8．13’沪淞之战，把日本人拖进中国广大腹地而不再进攻苏 联，这是斯大林外交上绝大的成功。另两名间谍是胡宗南与卫立煌， 他们对中共功劳很大。”（金钟《作家张戎女士谈毛传写作经历》） 这就更加叫人惊讶莫名了。关于卫立煌，郑义已经揭露了他的通共身 分。张治中，郑义写他的题目是“识时务，求苟全，使臣使命未达而 降敌的懦夫张治中”，就不是共谍了。对于胡宗南受到的通共怀疑， 郑义更是极力为他清白辩护，说他是“浴血苦战，坚守西康四个月的 忠义军人胡宗南”，但是现在证明他早已是共家的人了。 胡宗南的长子、现为台湾驻新加坡代表的胡为真先生对于张戎的叙述 当然很不满意，但是他拿不出反证来推翻张戎。 笔者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背景资料，是要说明葛佩琦的“无名英雄” 历史的特殊性。毛泽东、周恩来能够不知道安插在国军东北保安长官 司令部里的这位高级间谍吗？ 《禅机》是这样描述的： 　　“12．9”运动爆发时，他（葛佩琦）已经是走在游行示威队伍 　　前面振臂高呼的风云人物，次年当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中华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古城诞生，他率先加人了该组织，又当选为北 　　大学生会副主席时，他更成了与黄华、姚依林等人齐名、北平高 　　校里几乎无人不知的学生运动领袖人物。 　　北平沦陷后，他有过一段在豫东打游击的经历，并在枪林弹雨中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仿佛因为他的名字便是个秘密，他与 　　秘密工作有了不解之缘：抗战时期，他单独策动伪军一个独立 　　团、参与策动伪军三个师反正，编入我抗日部队序列。解放战争 　　时期，他前往沈阳，打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了少将督 　　察和东北通讯处处长。 　　这时他才韬光养晦了。尽管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对共产党人的 　　仇视，象他对蒋介石的忠贞一样是无可怀疑的，仅在通辽一地他 　　便一次下令枪杀中共党员29人；尽管他手下的反谍报人员在智商 　　上，与他们使用的从美国进口的全套特务器材一样，也均是优良 　　的，葛佩琦却不但一次次化险为夷，而且将来自敌人心脏的大量 　　高度机密，交给了自己的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东北秘密电台 　　源源不断地摆上了枣园窑洞里毛泽东的案头。…… 　　于是，历史便以自己的全部目光，注视着“辽沈战役”这只硕大 　　的果子被摘下来的那一刻，并由衷地赞叹起毛泽东、林彪的双目 　　如炬，用兵如神，而忽略了在这只果子摘下之前，垂吊它的枝桠 　　上已被葛佩琦一类的“鼹鼠”不避一脚踏空的风险而留下的或深 　　或浅“牙印”…… 　　葛佩琦在《葛佩琦回忆录》中，用了一章来写《为争取人民解放 　　继续战斗》，包括5个小节：赴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打入 　　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做情报工作，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我 　　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一些同志被捕，开展地下工作迎接沈阳解 　　放。书中对于自己在敌营工作的情况叙述甚详。 　　既然这样，那么当毛泽东读到葛佩琦源源不断送来的情报的时 　　候，按照情理推想，第一就是要辨析情报的真实性。要鉴别情报 　　的真实性首先要调查清楚情报的来源，即提供者。因此，毛泽 　　东、周恩来他们当然要知道葛佩琦这个人。葛佩琦这个响当当的 　　名字，给了习惯于长夜工作的毛泽东多大的兴奋啊！如果没有葛 　　佩琦、卫立煌这些“无名英雄”的贡献，毛泽东在东北战场能够 　　决战决胜吗？ 　　葛佩琦“经过多方查询，他得知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档案材 　　料，保存在中共中央调查部。遂给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 　　信。罗青长让中调部政治部写了证明。” 　　（戴煌《胡耀邦与冤假错案》） 其实，中共虽然长期处在地下工作或战争时期，但是对于档案的保存 与管理是极端重视的，为此而牺牲的人也不少，根据这些故事而编撰 的作品也不少。这样做是因为中共长期持续地搞党内残酷斗争，无情 打击。象毛泽东，经常是出尔反尔，嫁祸于人，只有保存好了档案， 才便于追究责任。 因此，我们实在难以理解，明明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葛佩琦是货真价 实的打入国民党的地下情报人员，但是为了抓一个极端反动的右派分 子，竟然不择手段地施行诬陷。毛泽东极端反对人性，那么，这就是 所谓的党性、阶级性？！ 那些大言不惭地奢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专家、学者、博导们，请 问中国的民主在哪里？中国的宪政在哪里？阿垅、束星北、葛佩琦这 些千古奇冤都是偶然产生的特例吗？一个层出不穷地产生政治冤狱的 国家，可以名副其实地叫做民主宪政国家吗？一个执政党对于自己制 造的无穷的政治冤狱可以靠言论封锁一笔勾销吗？ （我的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乃即兴之作，有感而发， 70天中（包括去云南1个月），竟然写了七评八篇，46,000字。2005 年除夕来到，到此刹笔。2005-12-31。） 〔提供者：（济南）李昌玉〕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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