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论坛 2006-01-16 新闻与评论 再出发贺词 ◆我与《民主论坛》的缘分　　　　　　　　　（合肥）沈良庆 ◆迟来的祝贺　　　　　　　　　　　　　　（哈尔滨）肖利军 ◆《民主论坛》的贺信　　　　　　　　　（湖北随州）刘飞跃 认识问题 ◆中央电视台，请别为“中央”丢脸　　　　　（浙江）昝爱宗 ◆百姓何时从被黑的围城里走出来　　　　　　（长春）冷万宝 ◆张德江下台广东就能有希望吗？　　　　　　（河北）刘逸明 探索道路 ◆读火戈的《岂可和“镣铐”沟通？》　　　　（广西）薛振标 ◆智慧、道德和理性在人类历史中对力量、竞　（美国）格丘山 运动留痕 ◆我在被单间关押的日子里　　　　　　　　　（青岛）牟传珩 ◆颜钧的简况　　　　　　　　　（西安）林牧、郑保和、傅升 迫害实录 ◆没有赢家的内战──汕尾红海湾血案反思　　　（青岛）刘路 他山之石 ◆台湾宪政发展与中国的民主化的未来　　　　（台北）曾建元 下篇 ⊙　　 ⊙目录　　　　　　　 　 ⊙投稿＋订阅＋联络 我与《民主论坛》的缘分 沈良庆 与《民主通讯》合并之后的新版《民主论坛》电子日刊面世之际，很 想回顾一下自己和《民主论坛》的关系，谈谈对洪哲胜先生等人和事 的看法。 一、我也办过《民主论坛》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我和很多致力于中国民主化运动并或多 或少对政治体制改革抱有幻想的青年人一样，对中共当局及其主导的 改革开放政策失去了幻想、信心和耐心。从这个角度看，已经发生的 大屠杀也未必不是“坏事变好事”，它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獠 牙撕开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面纱，让我们这些长期被蒙蔽、头脑不 够清醒的人看到了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真面目。大屠杀之后的红色恐 怖吓倒了一批人，也使一批有正义感、不畏强暴的人义愤填膺、摩拳 擦掌，更多的人则感到前途迷茫、不知所从。我在省检察院工作，只 能隐瞒身分协助马粮钢和学生领袖做点善后工作。在他们逃亡、被捕 后，我开始找一些学生、市民和机关干部秘密协商、座谈，准备组织 地下抵抗运动。经过半年左右的酝酿，筹备成立了以“政治民主化、 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为宗旨的民主自治联合会。经我提议并决 定由我负责办份会刊《民主论坛》。 “6．4”周年之际，我弄到一套刻字钢板、铁笔、手推油印机等油印 设备，起草了《民主宣言──代发刊词》，《民主论坛》就在国殇日 创刊了。后来，黄金万（现用名修明）又来我家帮忙刻印了民主自治 联合会章程。《民主论坛》总共只出了两期。因为物质条件限制，每 次只印几十份，最多百余份。1991年，苏联发生“8．19”政变，针 对中共当局对事件的态度，我们又刻印了一组评论文章。这次是将文 稿刻成蜡纸后，通过其他人私下拿到党政机关印刷的，数量大一点。 除了内部传阅，这些简陋的刊物只能装在信封里，然后跑到本地几所 高校象做贼一样偷偷散发，投放在路边石凳上、教室里、宿舍过道自 行车筐内，或者塞进门缝里。这种传播方式和数量，能够产生的影响 当然极其有限，后果却十分严重。我和马粮钢、黄金万均因此被逮 捕、判刑。这段经历，可能是我对洪先生主编的《民主论坛》感到亲 切的原因之一。 出狱后，最初几年忙于生计，无暇兼顾人权民主活动，秘密警察的关 怀却无孔不入。求生不得，只好重出江湖、再做冯妇。这次不需要偷 偷摸摸了，干脆跟中共当局当面锣、对面鼓公开叫板。当时主要是通 过刘青先生在纽约主持的中国人权和卢四清先生在香港主持的信息中 心帮忙发表呼吁书、公开信或者通报相关信息，偶尔也会直接跟法新 社、美国之音等传媒联系，接受传媒采访。很少写文章。因为只能通 过电话联系，文字稿需要对方录音整理，非常麻烦，也缺乏直接跟海 外中文媒体联系的渠道。后来王希哲先生赞助买了台传真机，跟国 内、外朋友的联系方便了，就有了写文章的念头。没多久，我第三次 被捕并被强迫劳动教养两年，传真机也被警方笑纳了。 二、走投无路 2000年初释放后，生存压力非常大。本地无法谋生，只能外出打工。 秘密警察依旧如影随形，无法摆脱。2001年初，好不容易应聘到山东 淄博一家德资企业担任总经理助理。德国总经理对我的工作作风和管 理能力很满意，提前正式聘用并主动为我加薪。没想到，9月11日晚8 时许，我刚回到住处，淄博市公安局政保科几名警察在未出示任何证 件亦无任何法律手续、甚至没有任何借口（我在此地打工期间并未参 与任何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强行闯入将我押解到附近某派出所进行 非法审讯。我对这种野蛮行径提出抗议，对方的回答很滑稽：“你到 山东来会破坏这里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我们有权找你谈话，你必须 如实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还要我保证在此期间不从事“非法活 动”。我告诉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强行将我押来讯问，这种 做法本身就是非法的，我有权利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即便有合法的手 续，我也有权保持沉默，没有义务必须回答任何问题；即便我愿意跟 你们说几句，也不需要做笔录，因为我不会在非法讯问笔录上签字； 我的目的是打工谋生，并未从事所谓‘非法活动’，更谈不上破坏这 里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但我没有向你们作出任何承诺的义务，除非 中国法律明确规定全体公民都有义务向警察作出此类口头或者书面的 保证。”我拒绝作出承诺并在讯问笔录上签字，被非法拘禁到第二天 上午8时许才释放，导致我无法按时上班。醒来后，一位安徽小老乡 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昨晚10点多钟美国遭到袭击，纽约世贸大厦被 飞机撞毁。我骂了这位糊涂的爱国者几句。当时不了解情况，自己又 正好被抓，以为是中、美之间爆发了超限战。但又觉得不可能，没有 理由突然不宣而战，果真如此，也不会放我回来（大敌当前，肯定要 清理阶级队伍、镇压反革命）。 “9．11”恐怖事件使我记住了被非法拘禁的日子。 下午到公司，准备告诉总经理上午旷工的原因。尚未开口，他就说： “我已经知道了，公安局长一大早就在公司等我，要我撵你走。”他 问我怎么办，能否主动找警方谈谈？我说：“没必要。因为昨晚谈不 拢，他才找你帮忙，否则，他不会让你知道这件事和我的政治背 景。”当即写了辞呈。他问我公司里谁是线人。我告诉他：“除了警 方，这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背景，线人顶多是根据警方要求汇报我 的言行，对我并无威胁。要驱逐我，是警方怕增加监控负担、招惹麻 烦。具体谁是线人我不知道，你出生在中国，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到处 都有线人，外资企业免不了安排线人掌握情况，你是做生意的，自己 小心一点，不要让人逮住什么把柄讹诈你就行了。”公司没有设副总 经理，行政管理和生产管理都由我负责，当时正忙着赶迪斯尼的大单 子，连续几个月都是24小时开机，生产管理人员和工人每天至少工作 12小时，没有休息日，我经常24小时吃、睡在公司。总经理怕我走了 会影响生产，要我帮帮忙，过了这段时间再说。我知道警方不会罢 休，这位德籍华人也缺乏人情味（从劳资关系中能体会到这一点，连 我都未签劳动合同，以便随时解聘），还是答应了。 警察公开守在住处，片警三天两头登门：“你什么时候走？交回暂住 证就把押金退给你”。有天晚上，片警又来敲门，我懒得睬他，将灯 熄灭。他搞不清怎么回事，试图从邻居阳台翻进来，因为打不开这边 封闭阳台窗户，未能得逞。我真担心这位悬在半空的梁上君子从五楼 摔下去，没敢惊动他（如开灯、冲出去抓“小偷”）。他又让邻居敲 门。为了避免骚扰邻居，只好将门打开。他理直气壮地责问：“为什 么不开门？”我很恼火：“凭什么开门，你有什么权力撵我走？”他 说：“你不是辞职了吗？”我说：“辞职与你有什么相干？再骚扰我 就不走了，反正暂住证明年才到期。”警察不再骚扰了，总经理却突 然宣布：“你可以走了。”当即让财务负责人结清工资、办理移交手 续，甚至要派人帮我买火车票、办行李托运。我谢绝了他的过份热 情，同各部门员工打过招呼，就离开了。 我打电话将遭遇告诉西南民族学院教师肖雪慧，她气得将警察臭骂一 顿。她在“6．4”后被关押一年多，无罪释放后校方一直不准重返讲 台，变成挂名教师的“自由撰稿人”，利用半吊子市场化造成的言论 空隙，经常写点评论、随笔之类，甚至躲过出版检查出了几本书，如 《理性人格──伏尔泰》、《复合人格──马基雅维里》、《独钓寒 江雪》、《教育：必要的乌托邦》，是国内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我们相交多年，至今无缘见面。 三、肖雪慧与逼上梁山的“自由撰稿人” 回合肥后，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就业，苦闷、彷徨中给肖雪慧写了封 信。她说看到来信很难过，国内还有一点言论空间，建议我写稿谋 生。信中特地附上几家媒体的电子邮箱和她在《书屋》等杂志发表的 几篇文章供我参考。我对国内媒体很陌生，通过外电报道知道《书 屋》杂志在2001年上半年遭到整肃，原主编被撤换。据肖雪慧讲，为 了避免发行量锐减，该刊编辑曾向作者和读者保证办刊方针不会改 变。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决定卖文为生。考虑到中共垄断的媒体 充其量只能带着镣铐跳舞，实话实说肯定不行，在形式和内容的选择 上，我决定“打擦边球”，写点尽可能说真话的学术随笔。 这年11月份，我买本《书屋》作参考，其中有篇美化文化掠夺的文章 《世治藏于国》，我写了篇《质疑“世治藏于国”》寄给肖雪慧。她 回信说已将此文转给《书屋》编辑，并告知手写稿投稿不方便，最好 用电子邮件。此文未能发表，我又寄给胡平先生，在《北京之春》发 表了。没钱买电脑，也不会上网，再写稿就请朋友帮忙打字，或者跑 到朋友家用汉语拼音慢慢打字，或者在打印社打字，然后拷贝到软盘 上，再找电脑带软驱的网吧（网吧大多不带软驱）请人帮忙发稿，很 不方便。收到她的回信后不久，12月的一天晚上，用电子邮件给《书 屋》投了篇文化批评稿《清宫戏该清清宫了》。第2天上午，副主编 祁光禄就打电话通知：“文章写得很好，因为稿件太多，只能安排在 4月号发表，欢迎以后多联系。”受到利好消息鼓舞，2002年初，接 连给该刊投了包括《ＭＢＯ：最后的晚餐？》在内的几篇文稿。没想 到4月号没有我的文章，也没有解释。5月份，从肖雪慧处得知：《书 屋》编辑去成都约稿时告诉她，我寄去的几篇文稿他们觉得都挺好， 本来打算陆续发表，新任总编辑聂乐和知道我的底细，将稿件全部封 杀，他们不便跟我解释。原来如此！我将几篇文稿复印出来寄给她 看，经她推荐分别在《东方文化》（已被迫停刊）、《社会科学论 坛》发表。 她一直很关心我，有机会就向媒体、出版界朋友推荐。遗憾的是，供 需双方对言论自由的认知和要价差距太大，往往难以成交。这两年官 方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和整肃，言论空间更逼仄，我已没兴趣向国内 媒体投稿。北平读书类杂志《博览群书》比较宽宏大量，发表过我的 哲学、文史和经济类文稿。承蒙不弃，2004年秋国内学界爆发“郎顾 之争”时，编辑李焱先生来信询问有无评论。年底，总编辑常大麟先 生（曾和胡绩伟共同编写《论民主》）又来信约稿纪念该刊成立20周 年。我本来就对“郎顾之争”有看法，既同情郎咸平的问题意识，又 不同意问题意识背后的“主义”（解决方案）。简单扼要地说，就是 反对“尺蠖的两端”（秦晖语），坚持“以自由看待发展”（森博士 语），主张在宪政转型基础上通过公共选择公开、公正、公平地实行 市场化和私有化。当即应承就此写篇评论“改革开放”过程的文稿纪 念《博览群书》成立20周年。因为担心文稿写出后会让他们在“发与 不发”之间为难，或者发表后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终于食言，而且未 作任何解释。实际上，此后我就不再以国内媒体为投稿对象。 去年11月前后，经肖雪慧隆重推荐，《上海证券报》财富版编辑任建 国先生知道我在国内很难发表文章，还是多次热情约稿。开始我故作 谦虚找借口推辞，说自己学的是中文专业（其实我最不熟悉该专 业），很少写经济类文稿，该报又是证券报，偏重于专业技术经济。 他很体贴地说：没关系，只要跟民生多少挂点边，写什么都行，敝报 将按最高标准支付稿酬。没法再推辞，只好又去买喉舌看，寻找财经 类话题。11月24日，《南方周末》报道了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局在伦敦 铜期市投机时遭到索罗斯、巴菲特等国际炒家狙击，浮亏惨重。我从 政治经济学角度写了篇评论《苍蝇盯上有缝的蛋》，抨击国家垄断和 权力市场化。12月初，我用来信回复方式将稿件寄给任先生并抄送肖 雪慧。幸亏她又转发给任先生，否则他还收不到（我的电话、电脑、 邮件等通讯经常出现各种莫名其妙问题）。没几天，他半夜打电话来 致歉：对不起，稿件不能发表，以后不必再给敝报写稿。我只好将该 文转寄给远在澳大利亚的袁红冰先生。肖雪慧说：他已经尽力了，上 边不让发；稿件没什么问题，可以在国内发表，已转寄其它媒体。国 内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之一《南风窗》新年首期发表了拙作，让我 喜忧参半。喜的是山穷水尽之际可以收到一小笔解燃眉之急的稿酬； 忧的是经过编辑增删的文章变得“似曾相识”：批判锋芒没有了，变 得温柔敦厚、无关痛痒。 我只能用汉语写作，写作的目的是与国人进行交流，当然更愿意在国 内媒体发表文章。问题在于，中共用权力垄断了媒体，“打擦边球” 太辛苦、不确定性太高，无法预测文稿写出后能否发表、发表出来是 否原汁原味。 说一大堆与《民主论坛》无关的话，是想说明自己之所以当自由撰稿 人，冒着被中共当局指控“煽动”、“颠覆”的风险在海外发表文 章，某种程度上也是逼上梁山。 四、唐元隽：千里姻缘一线牵 2001年初冬的一天，有人敲窗户，我将门打开，进来一位东北口音大 汉，自我介绍：“我是唐元隽。”并主动拿出身分证让我验明正身。 其实，我并无查明来客身分的习惯，不介意同任何人打交道。这是他 的细心和体贴。 知道唐元隽是在1997年，外电报道他被提前释放。没多久，山西大同 工人李庆喜在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经社文公约后，根据公约第6条关 于工人有权利组织独立工会或者参加独立工会的规定，散发传单要求 当局允许工人行使此项权利，当晚就被捕。此前，他曾根据自由亚洲 电台播出的电话号码同我取得联系。翌晨，他那未成年的孩子就打电 话告诉我父亲被捕，我告诉孩子不要害怕、该如何同警方交涉，然后 将此事通报外界。刘宾雁、王希哲、唐元隽和我曾就此事共同发出呼 吁，要求停止对李庆喜的迫害。是否跟唐兄有过电话联系，已记不清 了。 他得知我被山东警察非法驱逐，准备当自由撰稿人，就告诉我：他在 广东虎门一位老同事办的公司打工时，也曾被长春市警察强行绑架回 东北，如今在苏南一家生产圣诞树的小塑料厂干推销员，可能也干不 久，这次来合肥出差，正好看看我，以后会找机会再来。我带他到东 郊马粮钢租屋养狗的地方。路上，他告诉我：定居美国的台湾人洪哲 胜先生办了个致力于中国民主化并传播相关信息的《民主论坛》，有 稿酬，可以考虑给他投稿，既有说话的机会，又可以缓解生活压力。 当时，我对洪先生了解十分有限，仅仅知道他是一个连中国大陆流亡 民运人士都有所怀疑、警惕的“台独分子”。1997年7月，卢四清寄 来一箱包裹，内有一盘“6．4”录像带，一本《李志绥回忆录》复印 件，一大堆《北京之春》、《中国之春》、《开放》、《前哨》杂 志，还有几张《苹果日报》、《明报》等香港和美国中文报纸及其复 印件（上面有与我相关的报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外中文报刊， 大开眼界。其中一张复印件有洪先生在美国参加一个民运人士会议的 报道，题目就是“台独人士洪哲胜”如何如何，他在会上似乎与反台 独者发生争吵。后来，通过《美国之音》等广播听到几次与之相关的 报道。他嗓门很响亮，我还以为是个年龄大不了多少的中年人。因为 对台独问题缺乏了解，官方传媒又不足为据，我对此并无成见，仅仅 觉得“敏感”而已。 我将自己的担心告诉唐兄。他说洪先生已经60多岁了，修养非常好， 同大陆某些自高自大、刚愎自用的民运人士不一样，待人很客气，与 晚辈通信必称“Ｘ兄”，很支持大陆民主运动，投稿可以不涉及台独 问题。还告诉我，看过相关资料以后，他对台独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有 所了解，站在台湾人角度，要求独立有其道理，虽说我们不一定支持 台独，至少应有同情的理解，这样才便于两岸互动，也有助于争取台 湾人支持大陆人权民主运动。我当时没有多说什么，但完全理解并赞 同他的态度。 直到如今，尽管信息渠道大大拓宽，我对台独问题已经有所了解和同 情，仍然并无成见。就象洪先生虽然被一些朋友视为“台独分子”， 但坦承自己不属于台独原教旨主义一样。不过，这已经跟“敏感”不 相干。作为个人主义者，我崇尚理性的个人自由而非那种非理性的部 落主义、集体主义的“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在我看来， 人们结成政治社会乃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我 们应该以此为准理性看待国家、民族问题。极权国家总是需要敌人作 为实行社会封闭政策的借口，以便凝聚共识、镇压异己。即便没有敌 人，它们也会根据自身需要不断制造出敌人。当年，右翼法西斯主义 国家以犹太人为种族主义敌人，左翼共产主义国家则不断镇压阶级敌 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台独”就是中共当局作为代表“普遍意 志”、“普遍阶级”（借用黑格尔语）的官僚国家在完成向右转（法 西斯化）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改革后应运而生的新敌人。中共 早年曾根据自身需要制造和支持过台独，如今则似是而非地反台独。 说它“是”，是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后，需要“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填补空白、提供道德合法性；说它“非”，是因为反台 独不过是借口，真正的敌人则是说不出口的台湾民主化。所以，我并 不象很多朋友那样情绪化地关心台湾由哪个党来执政。在我看来，谁 执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民主化过程中能否形成“接近均衡”（借 用索罗斯语）的两党政治生态，建立稳固的宪政民主体制。泛蓝阵营 和泛绿阵营在统、独问题上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在竞争过程中能否凝聚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共识。有了这样的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共识，台湾人民不仅能够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还能够为大陆人民乃至东亚人民（所谓儒教文化圈）树立良好的政治 样板。这是后话了。 当晚，唐兄看到我在淄博期间针对党国申奥成功写的随笔《撒旦的节 日》，要求给份复印件带回去帮我录入其信箱以便投稿。春节后，他 再次来合肥，我们在住处附近找家网吧，按照《民主论坛》的要求， 由我口授、他打字，写了份包含联系地址、电话号码的简历，将该文 寄给洪先生。因为我俩都只会拼音打字法，文中“狡黠”的“黠”发 音不准，无法打出，只好空一格。这是我在《民主论坛》发表的第一 篇文稿，大约5,000多字。后来才知道，该刊同时在《自由时报》美 东版刊出，每期三篇，受篇幅限制，一般不能超出1,500字。 陆续在网吧给洪先生寄去几篇文稿。当时真是穷疯了，初次给他去 信，就直截了当地说：写稿是为了“解决进出口问题”（指吃饭和说 话）。就象俗话说的：“叫化子等不得隔夜食。”没多久，又急不可 待地问：何时能收到稿酬。现在想起来还有点难为情。好在他雍容大 度，能够体谅大陆受迫害者的窘迫，不会笑我太直白、心急。 2002年6月，我买了台二手电脑，尚未正式使用就瘫痪了。请修电脑 的看了一下，换个电源就要百把快钱，没舍得修。8月前后，唐兄又 来了，说：电脑不修好工作太不方便。坚持要帮我修好。拗不过他， 将电脑送到店铺修理，被告知硬盘、软驱等都坏了，因为机型早已淘 汰，买不到2G硬盘，只能拆旧换旧，不保修。就这样，一傢伙花掉他 400多元。中午，他以客人身分请我这个地主吃饭，让我感到很惭 愧。他当时打工收入也很少。修理后的电脑一直用到今天，也算没有 辜负他。 没多久，他就跳海投奔自由世界。经台湾当局和洪先生、王丹等朋友 帮忙得以顺利抵达美国。《民主论坛》的大陆作者，成了姊妹花《民 主通讯》的编辑。短期无法见面了。 五、洪哲胜与《民主论坛》 跟洪哲胜先生与《民主论坛》打交道，有如坐春风的感觉，受益匪 浅。 洪先生早年投身台湾民主革命和独立运动，坦承在台湾处于白色恐怖 和两岸敌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曾经对中共当局和大陆形势有过幻 想和误判，以为红色中国比白色台湾好些，后来才知道左翼极权比右 翼极权还要野蛮、厉害十分。倒有点类似当年西方世界可爱的左派。 这种不恰当的类比并无贬意。西方左派有很多都是对人类苦难和不幸 抱有深刻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你可以质疑其浪漫主义的解决方案是 否可行，却不必怀疑其真诚和人道情怀。我们何尝不是如此。至少本 人并非先知先觉者。少年轻狂的时代，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宣传误导， 我还以为美国人民、台湾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做过解放全人 类的春秋大梦。这一点也凸显了信息自由流通的重要。 在我眼中，洪先生无疑是个有侠客作风和浪漫情怀的人。他从青年时 代就为台湾民主化而奋斗，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台湾社会和平 转型、开放党禁和实现政党轮替后，没有以功臣自居，要求在现实政 治生态中分一杯羹、享受胜利果实，而是来个乾坤大挪移，继续为大 陆民主化而奋斗。说这样的话，并非贬低那些从政的政治家、政客和 官僚。只要你不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即便不必对民主国家的政 府、政治家和政客抱有过度幻想，也会承认政府、政治家和政客在民 主国家的重要作用。如果激进地、简单化地将政治和官场视为一滩浑 水，坚持好人不从政、从政无好人，那就只好让恶人浑水摸鱼了。洪 先生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作出继续当民主斗士的选择，只是换个战场 而已。没有必要作诛心之论，斤斤计较这种选择的动机究竟是为了推 动大陆民主化，还是为了台湾自身安全，甚至是为了曲线救国、支持 台独。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批评胡氏爱人以德的君子作风： 　　“适之先生却是一位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老辈学者。他丢 　　不掉孔孟之道的包袱，而又自诩为国际主义者。他不了解他终身 　　颂之的所谓‘现代西方文明’里的‘生活方式’是以‘契约’、 　　‘合同’、‘利害’、‘力量’、‘斗争’等深得人心的概念为 　　基础的。所谓‘民主’，所谓‘容忍’（这是胡氏晚年政治哲学 　　的精髓）只是力量、斗争、利害等均衡以后的契约行为。” 胡适对美国人的误会是善意且无害的，而朋友们对洪先生参与大陆人 权民主活动的猜疑和反对却会削弱民主化的支持力量，妨碍开放社会 和自由人类为反对共同的敌人结成广泛的民主同盟。即便他是为了台 湾自身安全或者支持台独，推动大陆民主化亦非坏事，各取所需可 矣。疑虑总是难免的，洪先生与《民主论坛》用自己的雍容大度和坚 定承诺逐步化解了很多朋友疑虑，越来越多地赢得人们的理解、同情 和支持。如今，很多人都将洪先生与《民主论坛》视为“自己人”和 自己的精神家园，共同为理想而奋斗。建立在“民主化”共识之上的 编者、平台和作者、读者之间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是平等、双向的， 每个人的具体看法则是多元的，与是否赞成台独无涉。 1998年7月1日，成立中的民主亚洲基金会决定设立《民主论坛》，目 的“就是要提供一个可以发表不同见解的公开性园地，让各方人士得 以围绕著‘民主化’的主轴，讨论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民族和宗教等等议题，期能加快民主化的进程。”发刊辞声明这是一 个开放的园地： 　　“民运人士可以通过这个论坛，申论他们的理想、抱负和实践方 　　案，并展开广泛且深入的探讨，来勾划出中国民主化可以遵循的 　　道路；官方机构可以解释中国政府的立场及考虑；而一般大众也 　　能热烈参与论战，一方面学习如何讨论并吸收新观念，另一方面 　　也以主人翁的地位，练习作出自己的抉择。同样地，中国政府统 　　治下的少数民族也可以在此一吐心声……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定的 　　主张要趁机广为推销。但是我们深信，只有已经民主化的人民才 　　能享有民主化的社会，而只有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采用民主的方 　　式，人民才能民主化自己，而所得到的也才会是真实的民主。” 我和洪先生及其主编的《民主论坛》接触较晚，不敢奢谈“七年半以 来，大家的参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可以根据自身的参与和观察 说：“四年以来，我和大家的参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希望新版 《民主论坛》更好地证明这一点。我会争取力所能及地“告诉大家哪 里可以找到《民主论坛》的网站；催促大家订阅《民主论坛》；鼓励 大家就地搞起《民主论坛》的二手传播；把新的作者介绍给《民主论 坛》”；还希望与洪先生有不同观点（包括反对台独）、对《民主论 坛》有不同看法的朋友或者敌人也能到来这个平台做主或者做客，同 洪先生和广大作者、读者进行理性的交流、批评和批判，以便求同存 异。 我也是大陆人，长期浸泡在党文化酱缸里，耳濡目染，难免受到这种 既吸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糟粕、又剔除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精华的 垃圾文化影响。即便从“一个中国”角度看，台湾也是传统文化劫后 余生、保存最好的首善之区；美国又拥有最具活力和包容性的西方文 化，洪先生能够长期生活在两大文明圈的首善之区，令人羡慕、嫉 妒。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如对理想的执着与务实精 神、敬业与奉献精神，对他人和不同观点的尊重与包容精神，包括旺 盛的精力。无论何时给他发邮件，都能及时回电，让人怀疑他时刻将 电脑抱在怀里。这种勤勉和对他人的尊重十分罕见。最值得学习的是 那种雍容大度、兼收并蓄的自信和包容，这使《民主论坛》能够更好 地发挥信息交流平台作用。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能够制度化地享受和发展民主生活以前、在 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尽可能采用民主的方式，让自己先拥有 民主生活作风。这使我想起蔡元培先生和他主持的北京大学。经过大 家共同努力，包括《民主论坛》在内的众多海外独立中文媒体，未必 不能办成一所所开放的北京大学、黄埔军校，为民主中国凝聚共识、 培养和储备人才。我在新版《民主论坛》贺词中将曾国藩的话“倚天 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改动一字（“自”改为“相”）为 题，是所望于群公焉！ （2006年1月16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迟来的祝贺 肖利军 岁末年初之际，我离哈办事，1月中旬归后才得知《民主论坛》调整 的消息，关注欣喜之余，说几句心里话。 《民主论坛》创刊七年多了，几经调整改进，从版面设计、栏目设 置、方便浏览索引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新颖宽容的办刊 风格。相信通过这次调整将会以更完美的形象立身于媒体之林，为推 动中国的民主事业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是经战友唐元隽介绍得知《民主论坛》的，从2001年刊发第一篇拙 作以来，与其联系已近五年了。这段时间除了在此发些文稿外，也从 中得知了许多资讯，学习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给了我启发，促 进了我提高，同时，通过民主论坛我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我也将 《民主论坛》介绍给了许多朋友。可以说，《民主论坛》不只是个媒 体，她也是海内外民运人士相互联系了解的驿站和平台。 让我高兴的是，在与《民主论坛》联系的过程中，结识了洪哲胜先 生。他渊博的知识、宽容的胸怀、坚定的信念、为追求真理甘愿清苦 的品格使我由衷地敬佩。虽然我们还未见过面，还不知他是什么样 子，但由他品格内涵铸成的形象已立在了我心中。还有一件事让我高 兴，那就是我的战友唐元隽已在《民主论坛》工作，流亡海外，终于 立身，得以为毕生的追求而尽力。这里，祝愿他与《民主论坛》一道 腾达。 《民主论坛》因有深明大义的投资人而创立存续，因有德才兼备的经 营者而创新发展。我们有《民主论坛》播洒自由民主的种子。《民主 论坛》给我们收获的喜悦。新的一年，新的举措，这片绿洲将继续拓 展，思想的鲜花将更多更美的在这片绿洲上开放。 祝贺你，更新的《民主论坛》。祝愿你，《民主论坛》再创辉煌。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民主论坛》的贺信 刘飞跃 　　　　　　2005年中国民运出现许多新人、新事、新气象，　　　　　　 　　　　　　2006年《民主论坛》扩充版面大胆创新， 　　　　　　愿《民主论坛》、中国民运共同进步！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中央电视台，请别为“中央”丢脸 昝爱宗 央视“春晚”，23岁未老先衰综合症 正如人感冒了要打喷嚏一样，每到刺骨的寒冬将尽、枝头腊梅执意争 艳迎春之际，央视的这一口连口水带祝福的喷嚏就必不可少了。 一个人感冒打喷嚏不要紧，可别惹一家人都感冒打喷嚏。央视偏偏不 一样，每年赶在年夜饭之际，就受一次寒风刺激，来一回不同凡响的 “喷嚏”。所以，这一家一户一群人的“喷嚏”，到了央视就成了全 国人民的“喷嚏”。这个联欢式“喷嚏”，除了最初几年有“一鸣惊 人”的趋势外，现在却越来越象“鸡肋”了。既然已知食之无味，却 死活不肯“一弃了之”。 春节晚会，年年都熬一锅烂粥 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从1983年到2006年，从一岁走 到23岁，确实不容易。即使是熬稀饭，越熬越烂，越烂越难吃也是需 要真本事的啊。20多年前，“吃饺子、放鞭炮、看电视”成为当时老 百姓过农历除夕的三大习俗之一。要知道，当时是广播一统天下的时 代，“看电视”对于八亿农民来说尚是一个梦想──当时他们能吃上 饺子、放上鞭炮就很不错了。 再退后一步看，到十多年前，就有人在当时的大报上评论，央视春晚 黔驴技穷，一年不如一年了。如1995春节联欢晚会，就被称为是“一 台质量平平、形式依旧的晚会”。主要问题是“组织者缺乏一双善于 ‘发现’的眼睛。向以捕捉社会热点而为人称道的小品，除了赵丽蓉 在《如此包装》中有上乘表演外，大多数小品都在重复别人早已发现 的真理。相声节目尽管演员很卖气力，但创作贫乏的状态已不能掩 饰。歌组合形式表面上很热闹，很新鲜，但只能是权宜之计。没有传 唱的佳作，没有新人的发现，再好的组合也是缺乏永久的魅力的。晚 会已向社会敲响创作危机的警钟。这是长期以来‘演员走红，作家走 背’不合理现象的一种必然结果。”有时候，演员卖力气是一回事， 节目受不受欢迎是另外一回事。 以前，中国的电视观众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次之。虽然中国的改革 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受益最大的却是城市人。至今，基本上可以说反 映在电视观众身上的国民待遇，城乡实现了平等，如今差不多全部中 国人都能看上电视了，但遗憾的是央视却越来越不争气，电视节目越 办越差了。通俗了说，现在央视的“硬件”更硬了，“软件”却更软 了，为什么呢？就是央视还抱着一棵水泥钢筋做的伪大树扯大旗，把 自己当一条贵重“名犬”，以为随便叫两声就可以一鸣惊人了。谁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种意识早已经时过境迁，了无新意。 按理说，中国的2005年应该是一个娱乐年，当此娱乐主角的便是妇孺 皆知的超级女声了。可是，湖南卫视打造的超级女声偏偏品尝不到由 央视以全国人民名义独家定做的春晚大餐。谁说央视不吃独食，这种 让超级女声吃闭门羹的恶劣做法就是吃独食，而且是以全国人民的名 义吃独食。换句话说，在一个公开化多元化的信息共享时代，吃独食 无异于强奸民意。 一般来说，做大餐就要有大肚，大肚能容，大肚还能吃。无奈，通过 超级女声不被春晚邀请的现实无奈来看，央视还是以往小鸡肚肠的做 法，逼着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超女”转回自己的娘家湖南卫视全部 “内销”──坏事变好事，春节期间的湖南卫视收视率又该提高了。 要知道，央视可以毫不理睬超级女声，可以不理睬她们的收视率，但 不能不理睬全国亿万观众手里的电视节目遥控器──这可是硬道理， 又是硬任务啊，人家观众可不管你央视不央视，春晚不春晚，你央视 的节目好看就看下去，若不好看肯定换台，谁会耐着性子被人傻涮 啊。鲁迅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缘无故耗费别人的时间，和谋财 害命没什么两样。”至今，越来越烂的央视春晚，不但浪费国有财产 和国有人力，还无端浪费几亿人的宝贵时间，不知央视高层有没有设 身处地地替观众着想过，这样的“谋财害命”还将继续到几时？ “名犬老矣，尚能吠否？” 假如，2006年的春晚有了“超级女声”，难道央视会有什么损失吗？ 非也，不但没有损失，而且会提升收视率。何等的好事啊，却偏偏得 不到央视的响应，这莫不是说明央视的春晚过早地把自己推上了“游 戏结束”的死路。 央视一直说，试图有新突破，有创新，可突破在哪里，创新又在哪 里？20多年来，央视的节目都是“土得掉渣”，无一不是靠取笑“农 民老大爷”起家发迹的，如什么“超生游击队”，现在城市里的超生 还少吗？你央视有胆量取笑吗？还有什么“相亲”、“装修”基本上 都是一路货色，农民就是愚蠢的代名词，打工就是乞丐的代名词，一 点时代精神都没有，一点宽容意识和公民精神都没有。像今天的湖南 卫视超级女声，恰恰是打破了央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枝独秀局面， 李宇春等人的年轻、自由、潇洒形象，她们所表达的“想唱就唱”和 “年轻没有失败”等心声，恰恰反映出当今的一种时尚，一种自由向 上的时代精神。 假如央视不是挂靠在广电总局下面，假如广电总局对湖南广电没有管 辖权，裁判员就不会同时是运动员，央视和湖南卫视之间就可以来一 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友谊赛，如果央视的春晚收视率高，就 说明央视是马，湖南卫视是骡子，反之则一样。这就叫开放式规则， 属于完全市场经济规则的，谁赢到最后才是硬道理。 超女上不上春晚，其实与超女自身无关，倒是与全国众多超女粉丝们 的热情无处释放有关。2006年春晚，到底有哪些大腕，有多少明星的 轰动效应，恐怕在1983年首次春晚之后的今天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悬 念和新鲜感了。自从春晚老当家赵丽蓉去世、赵本山在直播现场发飙 以后，央视春晚恐怕就是叫声“进步”很沉重了，好日子也有日无多 了──而超女们照样是“姑娘十八一朵花”。 春节联欢晚会至今已办了23年，按人的年龄说就是23岁，应该是妙不 可言的青春岁月，为什么现在却显示出未老先衰的状况呢？原来，央 视搞春晚的这帮人，都是“属狗的命”──恰恰2006年又是狗年。狗 命其实就是狗龄，央视的春节晚会年龄也可以用狗龄来计算，狗龄的 一年相当于普通人的七岁。也就是说，春晚已经影响了23个中国广大 人民群众的春节年夜饭。若按狗龄计算，现在春晚相当于已经是161 狗岁，又等于有了两个人的“古稀之年”，这难道还不叫衰老吗？记 得央视有人形象地比喻“就算你是条狗，在央视的堂口连播100天， 那也是一条著名的狗”，现在，央视的春晚已经是老狗苟延残喘了， 只是不知这“名犬老矣”，现在“尚能吠否”？ 百花齐放不是春 看网络上，对于央视如何办春晚的众多评论，所谓的“有比较才有发 展，有竞争才会提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往往是有雷声、 没雨点。有道理归有道理，央视自不会当一回事。对于央视这样特大 型的国有垄断传播机构来说，百花齐放不是春，仅央视“一枝独放” 才是春，而且是所谓的“春满园”。 央视的自大，春晚的无聊，也是20多年来媳妇熬成婆的结果。“婆婆 说了超女不准”，所以超女们就吃了闭门羹；“婆婆说了要工农兵学 商”，所以节目要尽量面面俱到，无不涉及；“婆婆说了主持人还是 用倪萍、周涛”，于是倪萍、周涛就硬撑着老面孔扮嫩像了…… 我们每个人熟悉网络的人都知道，网络上有ＱＱ、ＭＳＮ，还有语音 聊天、视频，甚至还有网络电视台。从技术上讲，有了网络电视台， 完全可以搞网络春节晚会。只要节目精彩了，广告多了，自然可以让 有线电视台转播。只要有人力、有实力、有能力的，类似央视这样大 规模的晚会别人都可以搞，国有的、外资的、民间的、媒体的、中介 的都可以参与，都可以遍地开花。花多了，就有了竞争，质量就高 了，要求就严格了，或许无动于衷的央视春晚，就该到关门大吉之日 了。 相声和小品少来点“噱头”和低级趣味 前些年，看过央视春晚的一个小品，大致意思叫什么“小气的上海男 人”，他妻子怀疑他藏有“小金库”，他就装作委屈的样子，说自己 身上没有什么“金裤”，外面有外裤，里面只有“小内裤”。这明显 是略带低级趣味的无聊小品。此外，还有一些小品不是歧视农村人和 外来工，就是方言歧视，拿蹩脚的方言作道具，丑化“东北语言”、 “上海普通话”和“陕北方言”，可见是无聊到家了。 具有艺术趣味的小品，本应有着非凡的艺术魅力，其唯一的主题应该 和相声一样，揭露现实，针砭时弊，通过情节结构的戏剧化，人物表 演的性格化和动作化，语言的幽默诙谐和辛辣尖锐，揭示出深刻的主 题和强烈的现实性。可今天我们看到，风靡于电视屏幕之上的，以往 挑大梁的“小品”，不再受观众的青睐，原因就是这些节目对现实的 干预不够，来源于生活却不能够“高于生活”，就少了艺术价值，就 变成了平庸之作、无聊之作。 相声和小品，原本是源于现实生活的高质量艺术创作，往往是“十年 磨一剑”、“台上一刻钟，台下十年功”，现在却成了工厂流水线上 的粗制滥造。所谓的艺术家们，争先恐后地热衷于在“噱头”上下功 夫、做文章，插科打诨，说几个笑话，道几段奇闻，听似也“幽 默”，看似也“滑稽”，扮几个怪相，咧咧嘴，弄弄眉，甚至有以期 达到其所谓的“艺术”效果的低级挑逗，打情骂俏、搂搂抱抱，以挑 逗的语言、怪异的扮相、刺激的动作来“感染”观众，激起“共 鸣”，然而一细思起来，便觉索然寡味，主题浅薄，意义平淡，甚至 不知到底想表达什么。如此下去，观众如何叫好，节目如何赢得好评 如潮？这恐怕就是年年春晚今不如昔的缘故，又是观众明显表示反 感、纷纷唾弃的证明。 观众用遥控器来投票决定春晚 有人说了，央视有央视的难处，我们不能逼鸭子上架。是的，动央视 一个人都会势同地震的，管他收视率下降不下降，反正央视由国家养 着，用的是国家的钱，不是全国观众的钱。无聊不无聊，浪费不浪 费，自然也无关央视的大局，大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但我要说，除夕之夜，央视搞春节联欢晚会，坚决不能像央视的《新 闻联播》一样，逼着地方台也“同时同步”转播；也不能像某报的社 论一样，都是“高姿态、大而无当”。既然是一台中央级别的精心策 划、精心组织、精心表演的晚会，从头至尾，都应该由全国各地的电 视台和群众艺术组织联合参与报送优秀节目，形成“中央搭台，地方 唱戏”的特色。无论是歌手、演员，还是主持人，都应该是“来自五 湖四海”，都应该由观众用遥控器来投票决定春晚如何搞。 “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央电视台不能年年都是那几张老面孔。娱乐 节目，如何更出色，更赋艺术价值，只有一条标准，就是受不受观众 欢迎，而不是看这个演员、演员和主持人是不是政治素质高，是不是 出身名门，是不是有高学历，是不是有出国经历和特殊背景。如果央 视的春晚，由这些外在的表面因素来决定，那么我们作为观众只能希 望晚会最好别搞了，越搞越不象样子了，艺术也越来越被糟蹋了，用 “祸国殃民”一词来形容并不过分。 春晚最好从今年开始“瘦身” 当然，我是从个人角度看问题，真地不赞同央视继续将春晚如此折腾 下去，但我个人发言分量轻，丝毫改变不了央视年年搞的现状。无 奈，我还是从小处着眼吧，央视春晚最好从今年开始“瘦身”，从最 长的四、五个小时，化泡沫为精华，最好缩短到60分钟左右，比如在 除夕夜至新年钟声敲响之间，新年一到，主持人就立马向我国人民拜 年，节目就结束了，春节晚会的意义也就有了鲜明特色。 至于除夕晚上8、9点钟的黄金时间，央视可以把自己以往把持20多年 的时间段让出去，让全国30多个省市和近3,000家县市电视台各自转 播各自喜欢的春节晚会，或者搞各自富有地方特色的祝福节目，央视 也可以倒转过来转播一些地方台的娱乐节目，向全国推广，何乐而不 为呢？ 中国之大，人口众多，仅央视一家电视台搞春节晚会，是不是太单 调、太寂寞了？娱乐，娱乐，多半是自娱自乐，各自烹制自己喜欢的 娱乐大餐，而不是由央视包办一家一顿大锅饭，把稀粥煮烂了，还不 允许观众踢饭碗，还讲不讲理啊。 春晚，不是央视一家在夜市上摆的个体户小吃摊，别拿作秀当真实， 白白吊了大众的胃口，伤了全国人民的心。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百姓何时从被黑的围城里走出来 冷万宝 从官方所报道的国外新闻当中，人们感觉在伊拉克国家里生活的人民 安全系数是相当差的，因为那里的无辜百姓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遇到 恐怖主义组织及个人的袭击。袭击的做法可以说是一种见不得阳光的 行为，就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黑”你一把，而且是“黑”你没商 量，让你防不胜防。恐怖主义的黑不仅在国内有很大的赞美市场，而 且在“黑”人的方面所产生的效果也绝不逊恐怖主义的色。但中国毕 竟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黑”人方面绝不效仿那些恐怖主义分子玩 偷偷的勾当，而是光明正大的“黑”你，而且这种“黑”你的现象， 可以说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中国的法律规定学生享有九年义务教育，而义务教育的本质就是免费 教育。但在中国，义务教育不仅成了一纸空文，而且还成了“黑”你 的舞台，无论是巧取豪夺的高昂的择校费，还是花样翻新的各种巧立 名目的收费项目。一句话，要想上学，拿钱来，管你的家庭状况如 何，管你的孩子是否会因经济问题而辍学，管你的孩子因渴望上学不 成而自杀，管你家长囊中羞涩无颜面对子女而“成仁”。总之不满足 我“黑”你的欲望，上学的孩子就别想在“义务教育”的学校读书。 不妨看一个小小的案例以窥“义务教育”“黑”你的全貌。在重庆綦 江县中峰镇中学，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交纳100元的住宿费。而事实上 学生根本就不住校，明目张胆地乱收费。对没有交钱的学生，老师还 专门组织到操场上“训话”。15岁的学生熊妮，因拒绝学校“黑” 她，自然也就成了老师“训话”的对象，后被逼无奈的熊妮选择跳楼 方式逃避乱收费，结果造成熊妮腰椎体压缩性骨折、骨盆骨折、左股 骨上段粉碎性骨折。为医治摔成重伤的女儿，父母东贷西借花去七万 余元后，家里为此欠下一大笔债不说，而她的续医费也没有着落。更 为可悲的是熊妮不仅成了“义务教育”乱收费的牺牲品，而且也让这 个花季少年可能永远无法踏进本来属于她的学校了。 教育“黑”你的现象不仅体现在义务教育的领域之中，高中、大学更 是无所不在，即使你名正言顺的考上大学，如果不交十万元的好处 费，那你就甭想进入大学的门坎。教育领域的“黑”，是“黑”得人 们天旋地转，“黑”得让你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黑”得你 好象是哑巴被人骂，有嘴说不出来。其实就是有嘴又能怎么样？不是 有媒体调查人们对教育的看法吗，其结果是80%多的人对教育的不 满，但结果怎么样，教育乱收费高收费不还是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吗？家庭教育支出还不是依然成为压在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吗？ 尽管百姓到了谈乱收费高收费色变的地步了，但这种因学生费用支出 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不知何时能消除？ 在中国社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话虽 然不多却道出了人们的无奈和心酸。百姓如果能够维持生活的话，并 不怕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但最怕的是患上各种疾病。别说是大病，就 是一般的头疼脑热也是让患者心惊肉跳的。患上小小的感冒，如果去 医院医治的话，医院不“黑”你几百元钱，那绝不会罢休的。“本来 临床给药能口服的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不静脉注射和输液，这曾一 度是医务人员的用药基本原则。可现在的情况正在倒过来，在医院 里，不管什么药都要靠大输液。”医院此医治方式的“改革”，就 “光明磊落”地“黑”患者几倍或几十倍于过去看病的金额。几百块 钱对于中国的官员和富豪们来说没有什么，但对于普通百姓和退休职 工来说，那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啊。 医院“黑”患者在中国社会并不是什么秘密，那些过去被人们称之为 白衣天使的医生们，在当今的社会中几乎被人称之为“白眼狼”，收 “红包”、“黑”患者那是家常便饭。什么治病救人，什么救死扶 伤，如果你钱少或者没有钱，哪怕是生命垂危，那么也会抛弃医德拒 患者千里之外。前不久在浙江省一个脑溢血患者尤国英住院期间无力 再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被医院用救护车把病人送到火葬场等死。对 钱少的百姓，医院“黑”你，没有钱的，医院也“黑”你，不给患者 医治。如果你是有钱的，那医院更是“黑”你没商量。最近被媒体广 泛报道的“一位古稀老人在哈尔滨市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期间， 用550万元‘买’来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死亡’的事件”，把“黑” 患者钱财的案例推到了高潮。有谁听说“医院给患者一天用了106瓶 盐水，葡萄糖用了20瓶，血则输了10,000毫升”这样的事情？但这家 医院的账单上就有这样的记录。这些液体，就是装水桶也要装多少 桶。“更让人惊奇的是，医药单上居然有患者对严重敏感的药物，而 在患者去世后的两天，医院竟然还开出二张化验单。”显然医院 “黑”患者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令人讽刺的是这家医院不仅声称没有多收患者医疗费用，而且还 少收了患者家属130万元医疗费用。另外这家医院还自称医院的宗旨 是面向“贫下中农”的医院，言外之意，此医院在所有的医院里收费 是最低的。收费最低的把医院竟能创造“黑”患者钱财的最高记录， 那么收费高的医院将会怎么样呢？ 反正经过“医改”十年后，百姓有一半的人看不起病，农民看病的状 况如何，从农民中正流传着的“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 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 这些顺口溜可以说是农民目前在医疗面前的真实写照。医院的高收费 和无情的“黑”患者的做法，其结果就是让广大的百姓望医生怯，沉 重的医疗费用成了压在百姓心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人活着不容易，那么死也不容易。丧礼对中国人来说是件大事，甚至 与婚事相提并论。但如今在中国，人到了死不起的程度了，丧葬费到 了百姓承担不起的地步了。 按目前的行情，一位亡者从火化到“入土为安”，最少也要1万多 元，稍体面一点，便要7～8万。殡仪馆“黑”亡者家属钱财到了什么 程度：“出厂价不足百元的一只骨灰盒，他们卖到400多元，一只400 元左右的骨灰盒卖到1,000多元，成本不超过1,000元的乌木骨灰盒却 卖到10,000元以上。” 如果要买墓地最便宜的一块墓地也要7～8千 元，那么面积不过1～1.5平方米。家属用来拣骨灰的手套，在市场几 毛钱价格，但卖给家属20元；几块钱的小铁锁卖你30元，如果骨灰盒 存在殡仪馆，那么家属就必须买他们的锁；在屋里坐着等骨灰，要收 坐凳子费20元，而这些付费不管你是否同意，一律打在账单上。 由于殡葬业在中国是一个极端的垄断行业，殡葬业已经成为暴利行业 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据有关媒体报道：在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 中，殡葬业就排在第三位，并且在“2004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仍 固守在第三位。据《新华社》2004年10月12日消息：“江西南昌市审 计部门在对南昌市殡葬管理处审计时发现，2003年殡葬处全年除工资 外发放职工奖金、福利477万元，人均约5、6万元。其工资外收入， 便为该省城镇职工年平均收入的八倍（江西省城镇职工2003年的人均 收入仅6,900元）。”一方面是殡葬业巧取豪夺的高收入，另一方面 是亡者家属在丧葬费用的难以承受之重。最近有关媒体就报道一起因 无法承受丧葬费，亡者亲属私自土葬所引起的被“黑”的事件。亡者 亲属的行为引来镇长震怒，要求亲属在11月23日前交3,000元钱，否 则就要起尸火化。但由于亡者是个绝户，亲属又是穷得叮当响的农 民，无钱可交。但干部不管这些，随后带领十几个人起尸在露天地上 进行焚烧。民政部门规定：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殡葬执法一定要讲究 人性化。但干部为了“黑”绝户亲属3,000元不成，还是那样不人道 的做了。中国民间有四大黑之说：“打瞎子，骂聋子，刨绝户坟，敲 寡妇门”，而“刨绝户坟”就是其中之一，有谁能想到干部竟然能干 出这么“黑”的事情？连死人都敢“黑”的社会，真不知道这是死人 的悲哀，还是百姓生活的社会悲哀！ 如今媒体极力宣传中国进入了小康社会，达到了盛世水平。然而在中 国却有相当多的百姓却生活在“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死不 起”的状态之中，不仅在那些领域被“黑”得惨不忍睹，而且在日常 生活当中还要时刻防备着别叫商家出售的“毒大米”、“毒猪肉”、 “毒豆油”、“毒蔬菜”等有毒食品“黑”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 活状态，每天必须要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生活。有谁能告诉百姓： 百姓何时不再生活在由“黑”所产生的恐惧的环境之中，何时从被 “黑”的围城里走出？ （2005-12-27于吉林）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张德江下台广东就能有希望吗？ 刘逸明 据媒体报道，被称为“广东王”的张德江近日前往中共中央政治局作 检查，但未获通过。这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将要告别广东党魁的前奏， 并且把此举解读为胡温为落实责任政治，准备对滥权的地方诸侯施以 铁腕，当然也有人说是胡锦涛准备进一步清洗势力庞大的“江系人 马”。无论如何，总之，张德江将极有可能提前结束他在中共政坛的 政治生命。 算起来，张德江在广东的主政时间已经三载有余，然而这位毕业于北 韩金日成综合大学的高材生并没有用他的智慧为广东的老百姓带来超 越以往的辉煌政绩，而是带来了一场场震惊中外的大灾难。胡温上台 后，一直都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 民主义”作风，建构“和谐社会”的新主张，对地方民众维权事件相 当关注。张德江在任时期发生在广东省内的一系列人间惨剧无疑是和 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执政期望背道而驰的。因此，不能不说张德江的表 现令胡温失望。据说，连广东省内的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在今年毛 泽东的诞辰日，借题发挥谈论毛泽东86年前在湖南发动的那场“驱张 运动”，将当年那句“张敬荛不倒，湖南人不安”的口号，戏改成 “张德江不倒，广东人不安”。可以见得，张德江是上下不得人心， 这回他若还能原地踏步，甚至于更上层楼的话，那便可以看成是“胡 温新政”的彻底失败！ 也许是张德江时运不济，刚坐阵广东，该省就出现了所谓的“怪 病”，即后来令全世界为之惊恐的“非典”（ＳＡＲＳ）事件。因为 起初对疫情的严密封锁，所以错失了防治的最佳时期，导致此病席卷 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不知道是否有天意的存在，并非最早发病地的首 都北京继广东之后一举成为了最大的疫区，据说连当时的中共最高领 导人江泽民都惶恐得跑到他的旧地上海去“避炎”。让北京的大官们 惶惶不安且不说，此事还导致了张文康等官员的幡然落马。最先报道 “非典”爆发的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南方都市报》，该报的报道对于 本想隐瞒疫情的张德江等广东大员来说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这给刚 上任的张德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造成了第一个不好的印象，此事非常 令张德江不悦。之前的广东省在社会各领域都有着比较好的口碑，尤 其在舆论自由方面更是令其他省市望尘莫及。习惯了底下的媒体违心 地按照自己的“旨意”进行报道的张德江这回可是怒火中烧，等到 “非典”风暴基本平息，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南方都市报》的 整肃。就这样，两位优秀的媒体工作者—该报总编辑程益中和副总编 辑喻华峰双双入狱，其中喻华峰被以经济罪名判以重刑，程益中则在 海外舆论的压力下后来释放。据说，包括前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 仲夷在内的不少中共前高官，都对广东省当局的做法提出过批评，并 异乎寻常地公开呼吁释放被捕的有关媒体从业人员。任仲夷甚至公开 告诉过张德江，不少法学家都认为“南都案”是个冤案，希望当局要 认真检讨有关案情，纠正这个错案。事实上，任仲夷的批评以及法学 家们的呼吁对于张德江来说，皆如过眼云烟。 当然，整肃《南方都市报》并不单单因为“非典”（ＳＡＲＳ）事 件，另一件让张德江骑虎难下的事情便是该报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 孙志刚事件再一次暴露出了中国社会一直被隐藏的黑暗，《南方都市 报》对此事的一系列跟踪报道给张德江等广东省的领导施加了无形的 压力，此事最终惊动了中央，最后不得不遵照民意对孙志刚事件进行 彻底查办，并迫使国务院废除了在当时已经运行了12年的违宪恶法 ──《收容遣送条例》。 在张德江主政广东的2005年，更可以说是广东的多事之秋。2005年7 月14日梅州兴宁就发生了一起煤矿透水事故，有16人死亡。然而在此 次遇难矿工尸骨未寒的情况下，8月7日的兴宁再次发生特大矿难，又 有123名矿工死亡。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派出的调查组详细调查之后 发现，广东的矿难频仍是官煤勾结的结果，两次矿难的煤矿投资者中 均有不少的政府官员。出了如此重大的责任事故，奇怪的是，广东省 的大员却没有一个人从权力的宝座上跌倒，当然，张德江也是岿然不 动。他能在官场上玩得如此稳当，除了他自己的政治智慧以外，当然 也和他挂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一定的关系。 兴宁矿难发生的同时，因为土地被强制征用和出卖而难得合理补偿的 广州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民就已经在酝酿一场罢免村官的运动。在 完全合理合法的罢免行动中，原先由上级“钦定”的该村村干部全部 被民意赶下阵来。本来此事可以就此作个了结，但当局却因此感到一 种“恐慌”，于是便动用军警将全村包围，以武力的方式对村民进行 威胁和阻挠，就连前去向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大代表和律师都遭遇 到警察的野蛮围殴和拘禁，对前去的记者同样没有心慈手软。“人民 警察”和武警在此过程中都俨然黑社会的打手。 广东省的惨剧不但没有因为太石村事件而告一段落，而且愈演愈烈。 张德江治下的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在2005年将要走完的12月6日， 再次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军警屠杀无辜村民的恶性事件。官方媒体报道 说只死了三人，而且把事件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当地的村民，但从无数 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得知，被杀害的村民可能达几十人之多，至少 不是官方喉舌们所报道的“三人”。汕尾血案的起因同样是因为强制 征地，得不到合理补偿的村民六、七个月的维权无果使得官民矛盾进 一步激化，不愿意让村民得到他们本应该得到的补偿款的地方官员为 了保证其既得利益，竟然下令向徒手村民开枪射杀。这显然是继 “6．4”之后迄今为止中国的统治者所制造的最大血案。 巧合的是，在东北的吉林大爆炸导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之后不久，广 东的北江也难逃被污染的命运。严重的镉污染造成了北江两岸数城市 居民的用水危机，民众对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满意度再度急剧下跌，广 东作为中国经济强省的地位毫无疑问会被蒙上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阴 影，作为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显然也难辞其咎！ 广东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省份，邓小平所划定的为数不多的 经济特区中，广东就占据了一大半，20多年的发展已经奠定了广东在 中国省份的经济霸主地位。因为有任仲夷等中共党内凤毛麟角的开明 政治家的执政历史，广东不光在经济上，更是在言论自由方面走在了 中国的前列，广东也因此而成为了其他地方的人一度向往的地方。然 而非常不幸的是，自从张德江主政广东，这里的情况便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通过这几年这里所发生的这一切可以看出，正如刘晓波先 生的文章中所言：“广东已经沦为了中国的首恶之区”。在张德江坐 阵广东的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恶性事件，除了张德江自己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外，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制度原因。在官权不受制 约、媒体监督权力极其有限的现实中国，官员对权力的放纵时刻都有 可能引发骇人听闻的人权和环境灾难。一切开明的领导人所带来的和 谐景象都无法得到制度的保障，无法一劳永逸。张德江所领导的广东 省再一次为世人敲响了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警钟，张德江也许会因此而 走下中国的政治舞台，当然，他的表现也足以成为要求他下台的理 由。但走了一个张德江，谁又能保证不会再来一个“张德江”呢？毛 泽东发起的“文革”虽然在邓小平执政时期被否定，但在89年的6月4 日，谁又能阻挡解放军屠杀学生的子弹？ 血腥的历史永远与独裁专制结伴而行，我们在诅咒张德江下台的同 时，更不能停止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追求！ （2006-01-13） 〔转载自《议报》2006-01-16；http://chinaeweekly.com/〕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读火戈的《岂可和“镣铐”沟通？》 再谈中国民主化 薛振标 自从许万平被判12年后，我接到不少民运界好友的来电，大家都惋惜 地说我们太天真了，没有看清楚ＸＸ党的邪恶本质，我们和他们是不 对等的，不具备同他们对话交流的条件，民运界的火戈老先生更是痛 心疾首，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岂可和“镣铐”沟通？》 （参见附件），对此我很想同各界朋友谈谈我对中国民主化的看法， 我想提几个问题让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一、实现中国民主化到底是为了谁？讲明白点就是谁应该是最大获利 　　者。 二、谁将是中国民主化革命的对象？也就是说将会损害谁的既得利 　　益？ 三、实现中国民主化应该依靠谁？或者说哪些人是我们的同盟军？ 四、实现中国民主化应该依靠什么手段？我们面临的处境能做些什么 　　呢？ 如果这四个问题都能搞清楚，我们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就不会迷失方 向，面对现实问题就不会不知所措了。 第一问题：我坦诚地说吧，的确有少部分民运朋友认为中国民主化之 日就是自己翻身得解放之时，中国就是自己的天下了，如是那样同Ｘ Ｘ党打天下搞独裁暴政又有什么区别？社会上各界朋友很多也有这样 的看法，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将来就是你们民运人士的事了与他们无 关，对实现中国民主化采取旁观者的态度。因此民运人士务必不要因 为自己为民主化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指望过高的回报值，应该明白在民 主化的社会为政府做事是一个苦差事，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不是当 官老爷在享福，正如东海一枭说的想当总统就要先顶马桶。民运人士 务必要调整心态不要个人功利心太强，我们的目标是把自己的才华奉 献给社会，而不是向社会索取。最有机会为未来民主社会奉献力量的 将是目前现政权中主张民主改革的开明人士，这部分人既有执政的经 验又有一定的民主理念，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有就是为民主事业付 出毕生精力的民主人士，他们对民主制度有深入的研究并有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自然会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社会各 界的积极参与，当然最后一切还得由老百姓的选票说了才算。显然未 来民主化的最大获利者是广大人民群众（自然也应该包括现体制内各 级政府官员）。我们从民主化后的伊拉克可以看出，民选的伊拉克现 政权的中的各级官员有不少还是前独裁政权的，民主化的中国就应该 包括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自然也该包括当前政权中的“镣铐”）共同 参与的中国而不是被几个独裁分子把持的中国。既然未来民主化社会 仍然有当前社会这些“镣铐”们的参与，我们现在就应该让他们明白 民主化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也是他们的事、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 益，那怎么可以不同他们沟通沟通呢？ 第二问题，这是一个当权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当权者最为担心 的，是实现中国民主化后会不会象ＸＸ党那样夺取政权后对前政权的 人员和社会的富人阶层进行了空前绝后的大掠夺和惨绝人寰的大屠 杀？对于这一点当权者大可放心，从前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过程来 看，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成员国及东欧各国都没有对前政权官员进行 清算，这说明了民主是讲宽容的。台湾也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在 民主化进程中是不胜枚举的。因此已经犯罪的独裁分子只要你不再作 恶多端，只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 的，不必担心自己遭到清算，民主社会是讲宽容的！但是宽容也是有 限度的，对于象萨达姆、昂纳克、齐奥塞斯库等死不悔改的独裁者， 民主社会也是绝不宽容的！ＸＸ党的当权者应该明白，我们真正的敌 人是极少数顽固不化的独裁分子，不是所有为现政权服务的“镣 铐”！既然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要让这些“镣铐”打消顾虑，明白我们 的善意，让他们不要再向独裁者邀功请赏了，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 了！那我们该不该和“镣铐”对话呢？ 第三问题，中国民主化到底要靠谁的问题是关系到民主化成败的关键 问题。我们从近代社会发展史可以知道每一次的社会变革的成败都决 定于民心所向及各方力量的对比，辛亥革命能推翻满清政府的成功关 键就在于当时提出了“咸与维新”的口号，使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参 与，连满清政府中的袁世凯等北洋军阀也纷纷倒戈，可见“咸与维 新”这个口号是人心之所向。ＸＸ党能取得政权的关键就在于使用 “统一战线”的方法，它鼓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制造社会动乱，是用欺 骗方法骗取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策反原政府中的军队倒戈，使用 “枪杆子”暴力推翻合法政府。现在虽然时代变了，进行社会变革再 也不能用ＸＸ党的使用“枪杆子”暴力的方法了，但有一点还是相同 的，那就是任何社会变革要成功都要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现 在ＸＸ党有6,000多万的党徒，拥有几百万的军队和警察（即“镣 铐”），和数以千万计的各级官员，如果他们都全力以赴支持独裁专 制政府，面对如此强大的阵容，仅仅靠几个民运人士能成功实现民主 化吗？实现中国民主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大喜事，如果没有社会各个 阶层的积极参与， 那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大海是因为有容乃大，民主人士应该有博大的胸怀，有海纳百川的气 度，既要能容纳同道中的不同意见，也要包容社会各界不同的声音。 我们不仅要团结体制外的农民、工人、学生等各阶层，也要团结体制 内各级政府机构的ＸＸ党的工作人员（当然也包括“镣铐”）。我们 必须认清楚ＸＸ党的每一个党徒具有双重性，一方面ＸＸ党是人类史 上最邪恶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要肯定每一个具体人都有人性的一面， 这两者必须区别开来对待。我们既要反对邪恶的党性又要肯定人性善 良的一面，要理解社会上的各阶层由于所处位置不同对民主化会有不 同的看法，我们应该互相理解和包容。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水至清则无 鱼，人至察则无人，不能责备求全，不能强求别人赞同自己的观点 了，只要对民主这点有认同就可以了。尤其是民运人士应该有大家风 范，不能有小家子气，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才能形成民主化的时代大洪流冲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实现中国 民主化！如是这样该不该同“镣铐”沟通呢？ 第四问题，实现中国民主化应该依靠什么手段？俗话说种瓜得瓜，种 豆得豆，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ＸＸ党就是以暴力 夺取政权的，它已经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如果再象ＸＸ党 那样依靠暴力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也必然会以暴力来统治天下，这是 不得人心的，这种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如果是 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建立的社会制度必定是和平 的民主的制度，如东欧的天鹅绒革命等。我们要建立民主制度，必然 要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和平理性的手段，利用一切机会来宣传我们的民 主理念，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民主 化，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他们（当然包括“镣铐”）。我和当地的 一些有关部门有过不少的交流，我相信他们是有人性的（当然无法保 证什么时候就不会露出丑恶的党性来），我在一些方面上的遭受到困 难，也得到过他们善意的帮助，对于任何人对我们善意的帮助都应该 给予感谢的。就如赵昕先生在四川遭受暴徒残害，针对暴徒的恶行应 该给予强烈的谴责，然而对当地政府知错能改，积极破案打击凶手也 同样应该予以肯定。我们同他们交流沟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互相理 解，让他们明白我们不是在制造社会动乱，而是在追求构建和谐民主 的社会，就这点和他们的目的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肯定能说服得 了他们，但说不说和做不做主动权是在于我，能不能理解和支不支持 的主动权是在于他们。从许万平被重判12年，南京的杨天水和杭州的 谭凯被关押来看，我们民主异议人士面临的处境的确很艰难，但朋友 们不要泄气不要灰心，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应该相信正义必然 战胜邪恶！即使他们让我们带着镣铐，我还是会把自己的理念讲出来 的。虽然我们没有军队没有武器，但专制最怕的是讲道理，我们的笔 和嘴巴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别看我们人数不多，但是在我们的背后 有13亿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民众在支持我们，有全世界一切爱好民主 和平的人们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决不孤单！我们的战斗任务就是 不论何时何地，不论是谁我们都要沟通，都要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民主 理念，让每一个人都明白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我们用的是爱和宽恕， 而不是暴力，我不会去同他们比外表的阔气，那么我还会去计较对话 是否对等的吗？南非的曼德拉和平抗议种族主义坐了几十年的牢，何 时要求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给予他对等权力才对话的，最后的胜利是 代表正义的曼德拉而不是种族主义！对话者不一定需要有慷慨激昂， 有理不在声高啊，只要把理说清楚了就可以了，正理才是不可战胜 的！记得李博光博士说过，他要把“爱”带给每一个人（包括警察即 “镣铐”），你们说要不要同“镣铐”沟通呢？ （2006-01-16于广西南宁） ------------------------------------------------------------ 【附文】岂可和“镣铐”沟通？ 　　　　火戈 在许万平被“秘密审判”的前一日，有位笔者熟识的朋友“顺便”来 到重庆，批评我们“不会做上层工作，因而，与之缺乏沟通……”他 的所谓“上层”，明白指的是“国保”们，以及由“国保”（准确说 是政法委）指派的“律师”。对此，笔者不得不予以反批评：“…… 沟通需要有渠道（工具），否则，如何沟通？而中共与中共当局的沟 通工具（渠道），是各级统战部与政协机构。可是，它们的人找你沟 通过吗？显然没有。那么，‘国保’们（公、检、法）是干什么的 呢？这些部门的人，出来找我们是为了平等沟通吗？……它们的职 能，明明表明是专制打压的工具，形象地说，就是‘镣铐’。请想 想，同‘镣铐’如何沟通呢？……”这时，另一位自以为聪明的“不 速之客”插言威胁道：“不给你们戴上手铐，算是客气的……”是 的，这句话正好回答了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可惜我们一些友人，对 于“客气”一点的“镣铐”发生错觉，或者说自以为“将计就计”， 很乐意和他们“沟通”起来，并且一厢情愿地把这类对话，淡化为 “谈话”。更有友人，甚至把这美化为“良性互动”！ 贵州友人陈西先生，于十年刑满后出狱，但仍然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对此，他形象地戏言自己是“带着镣铐跳舞”；因为，他现在就 要积极从事人权活动。不错，陈西的头脑很清醒──他并不要求参加 选举与被选举等公民权利；但他即便被带上无形的脚镣手铐，却还是 一个人；作为人，他的人权是天赋的。所以，他享有做人的权利，这 是不可剥夺的。所以，他可以堂堂正正地从事人权层面上的事情。即 使以前在监狱中，他也要保持着做人的尊严。事实确证，陈西是一位 顶天立地的现代硬汉子。 因此，陈西需要主动或被动地与“国保”们“沟通”。这是出于无 奈，他深知这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他不认为这是政治上的良性互 动。他既讲究原则立场，又讲究策略性妥协；为的是要做正当的人， 做积极进取的人。对此，人们予以深深的理解与敬佩！ 笔者曾在一些文字里与一些不同场合，再三地申述：中国现代民主运 动，就是公民为争取实现宪政法治的一场公民运动。所以，它自然是 以公民行为作为争取的手段。既然是公民行为，就自然是公开、合法 的政治行为。一切公开性行为，总以合理、合法为前提条件；只有合 理、合法的政治行为，才能理直气壮地公开进行。公开性不等于否定 机密，不等于是“把钱包向小偷公开”。个人有隐私，国家、社团等 均有机密；那么，谁会因此视之为不正当的“偷偷摸摸”呢？同样， 合法性亦不是意味着必须向专制恶法低头屈服；相反，合法性正是要 求依据人权、自由、民主的普世公法与遵守本国已有的民主性良法， 并且依据良法而公开诉求修改、废弃旧法与批评、抵制恶法。如几次 修改《宪法》、废除《收容法》等，就是例子。 既然公民行为是合理、合法的正当行为，那就无所谓什么“不公开” 的、或“不合法”的公民行为了。所以，如果因此而遭受政治迫害， 那是迫害者在违法、犯罪。而这样的迫害者，不管是个人行为或是集 团行为或者是政府行政行为，都属非法的违背人权、违反民主的专横 与专制的罪恶行径。因而，必然引发民众的反感、谴责、抵制──特 别是后者，甚至可能导致现代革命。 可是，我们的一些朋友，总是闹不明白其中道理。不是自我矮化公民 行为，就是把公民行为秘密化。在认识上与实践中，不是犯左，就是 犯右！这里所谓的“左”，就是去干一些尚无生存空间的政治活动， 比如在极权状况下，公开进行正式组党，甚至在电子信息时代主张秘 密组党或武装抗争……。这里的所谓“右”，就是不敢公开地行使公 民权利与不敢运用公民行为进行斗争，因为惧怕遭受打击与迫害。可 是，一些不公开活动，反而敢于参与，以为这样“比较安全”。 自然啦，在后极权主义一党专制的政治恐怖下，民众一般地处于沉默 状态，不大敢于公开抗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你既然作为民运人 士，即民主战士，却又那么畏惧，明明已具一定的活动空间，而不敢 在这空间里展开有效抗争。这，岂不是在闹笑话吗？故而，最近有友 人激动地主张：“平常以种种借口，避开抗争活动的‘民运人士’与 不写文字的‘异议人士’，今后不必拉他签名了！……”。这种提议 虽然有些偏激，但不是全无理由。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他人，但是， 凡自以为是民运者或异议者，理应自觉提高认识，使自己更加名实相 符。 名符其实的民主运动者（包括异议者）的前提条件，就是不怕专制打 压，包括不怕坐牢（慢性死刑）。这是其觉悟所使然，而不是天生的 不怕死（坐牢）。但在现实中，确有另一种情形者，即有的出于个人 的某种动机，而显得颇为勇敢，比如亡命之徒。但这和义勇的民运人 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民运者虽然为了理想事业而无所畏惧，但却是 热爱生活与珍惜生命的文明人。他们懂得凡事均应量力而为，但又勇 于去做能够可行的积极之事。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牺牲自我利益的崇高 品质，所以平常显得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模范 人物如高智晟、焦国标、严正学、杨建利、刘贤斌等等。这些友人的 共同特征是大智大勇与正气浩然。他们都是公民行为的最最凸显者。 而亡命者却不同，他们内心怀着的，是个人动机而非大义正气。不过 在现时期，这种人有可能混入民运团队；但观其言行，必定会表现出 各种非规则举止。比如，在一定范围内，只要谁给钱与多给钱，就认 准谁，就跟着干，而不顾是与非。他们在政治行动上，往往犹似无头 苍蝇，乱碰乱撞！比如，这里已经打着ＸＸ党的旗号，可一看，举着 白旗登陆的连战很“吃香”，于是，又想着主动去请缨，愿为另开天 地打头阵。总之，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必须的。又如，只想着把事 情做大，却又不知民主规则为何物。如此这般等等，其结果，这类人 不可避免地成为害群之马，既害自己，又损大事业！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权民主运动是一场大浪淘沙的过程，即是 造就人物的过程。一个人，只要真正具有良心，那么，在人权民主运 动的洗礼下，就会产生良知。只有良知者，才会产生义勇。人权民主 运动是千千万万个良知、义勇者推展的全民性运动；如果缺乏大量的 良知、义勇者，民运是成不了气候的。 这里所谓的良知、义勇者，就是具有现代公民觉悟的人。然而，由于 极权专制政治的高压与封建传统文化的世代浸染，就目前来说，这些 觉醒公民在中国，为数相对还不是太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权民 主运动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多，其素质亦会越发提高。这正是非暴力 天鹅绒革命与将来的二次颜色革命所必具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请不 妨设想一下，如果全国各地，都有大批象现在北京维权律师群体这样 的存在，各处的维权抗争相互呼应，相互有效支持，那将会是怎样令 人鼓舞的光明景况！而太石村的维权抗争，就是初步显示了这一景 况，故有社会学者称之为“民主化过程中的小岗村”，是不错的。 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一切反动专制政权的真正掘墓人，不是别 人，而正是专制者自己。如果民运人士发生错觉，以为自己是专制体 制的当然掘墓人，就很可笑了；这叫做，无自知之明的自不量力。当 然啰，促使极权专制的消亡，民运人士是出了一份大力的。但这不可 能是主要的原因与力量。其实，民运的进展与专制的消失，都是时代 发展之使然；前者只可能是后者的替代者，如果搞得象样的话。就拿 近代的史实作比照，例如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专制政权，若不是它自身 的反动腐败透顶，中共那时即使最强大，也决然打不垮它。这一点真 理，是跑到台湾之后的蒋介石，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而实践亦确证是 如此。 由此可知，中共专制制度的消亡，亦将是它自己反动凶残、制度性腐 败所导致的结果。这本是早已存在的共识，只是我们某些友人闹不清 楚，老是处在自己的幻觉中！不是有时以为自己了不起，就是有时自 卑地悲观失望。其实，民运能否成气候，只决定自己将来象不象样， 而不能决定中共专制的命运。即是说，并不是等待你民运实力多强大 了，才能够去打倒极权专制。若是这样，我看再等待它200年，恐怕 也不成功。 依据笔者观察，目前中国民运中一些人最主要的缺点，是不理解哈维 尔！ 某些友人谈到哈维尔，很显得不以为然，认为哈维尔只不过是东欧的 “幸运儿”，含意是没啥值得学习。并且总强调中国与前苏联、东欧 各国不一样，其理由也颇多。这些友人的脑子里，塞满了中国式的权 谋权术，津津乐道，如何怎样……。不过，这一点不足为怪，因为， 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等专制文化土壤太肥沃，它生长出来的事物，自然 不可能太漂亮。但问题在于，作为民主运动者，应当首先克服之，不 然，难以名符其实，难胜其任。 基督徒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有原罪。这大概是不错的，因为人类 毕竟亦是动物嘛。但是，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动 物。所以，人又被看作“半是天使半禽兽”，即：人性有善、恶二 面。总的说一个人，善性得到发扬，就会产生良心、良知；反之，若 发掘了恶性一面，就可能会做负面的事，直至犯有罪恶。这，当然是 概念性的简单分析，而现实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即绝大多数的人， 是处于这二者的中间状态层面；而只有相对的少数人，才处在正、负 面的二端，才能显得善、恶分明。比如在现阶段，名实相符的民主运 动者与不肯悔悟的极权专制者，就是处于这二端的人们。 那么，作为现代民主运动者，却又不理解哈维尔思维（精神），这是 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值得大家深思与研究吗？例如有的友人认 为，太石村维权之路走不通，因为它遭到黑恶势力打压，郭飞熊等又 被抓捕（本文撰写时已闻获释），因而失败了。从表象上看，这些好 象仅仅是策略认识上的分歧问题，其实是理解哈维尔与否的大问题 （实质性的）。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不理解哈维尔的友人就是恶。但是，凡事均有一 个源头问题。比如，汪精卫、周作人等，决不是天生的汉奸胚，但又 不是偶然所致，而是某种不正的实质性思路，经长时期发展所使然。 所以，现在有一个实质性问题严重存在，就是一些民运友人无视或不 相信公民行为的强大力量，这意味着什么？依笔者看来，这自然同一 个人的经历与文化水平高低有关，可是有的友人经历丰富，文化水准 亦不低，但就是不甚相信公民行为的力量，就是不看重哈维尔的思 维。其实，哈维尔先生正是后极权社会的良心凸显者，是后极权专制 体制的克星。正由于存在众多哈维尔式群体抗争，前苏联反变革势力 才最终感到无奈，东欧各国才发生巨变。正是前苏联变革与东欧变革 互相呼应，互相有效支持，才获得各自变革的成功与进展。 现在，我们的极权专制者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因而内心非常害怕。 于是，他们施展出了新招──国家恐怖加黑社会凶残。例如最近，就 专门制造了“九寨沟黑、恐事件”（赵昕无端被殴），无耻地发出恐 吓信息，妄图以此阻遏公民行为。然而，让他们料想不到的是，立马 回应它的是：北京著名律师高智晟和硬骨学者焦国标的结伴半月行， 以及著名画家严正学推出了卓越的“行为艺术”新作品；同时，还有 贵州首次人权研讨会与成都的杜甫草堂人权日纪念活动，等等。对 此，内心恐惧万分而显得手忙脚乱的中共政法委，竟然竭斯底里大发 作，于平安夜前夕，宣告重判许万平、拘捕杨天水，以及不久前逮捕 谭凯、陶士季、李建平、刘如平等异议人士（其中有律师），再一次 使平安之夜显得不平安！ 笔者感觉，这2005年是个多事之秋，从年初赵紫阳先生辞世，到中共 破例纪念胡耀邦先生，其间的前前后后，全国连续不断地发生惊人事 件，但好的事件少，而坏的消息多。从总体观之，其间政治天空一片 漆黑！然而，这正是黎明之前的时刻，也就是，这是“最后的斗争” 时刻，虽然异常严酷却又充满希冀，它要求大家保持大脑清醒而不要 沉睡。正如朱学渊先生来信中所言：“只差米稀稀啦”（四川方言， 其意是只差一点点了）！从发展态势角度看去，我觉得情形正是这 样。 那么，就以此篇杂感作为我迎接2006年的号角之声吧！ （2005-12-28～30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 〔提供者：（广西南宁）薛振标〕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智慧、道德和理性在人类历史中 对力量、竞争和利益的平衡 与吴了一、寒竹先生 就《原子弹与中国》一文讨论的商榷 格丘山 ┌────────────────────────────┐ │　很感谢寒竹先生的评论将我引入更深刻的思考，为帮助读　　│ │　者，将寒竹先生的主要话摘录如下；给格博参考意见中最根　│ │　本的一点，就是今天国际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平等可言，　│ │　国际冲突的最终解决，不是靠说理，而是靠实力。切不可以　│ │　仅仅用理想或道德来理解国际事务。很多时候，善良的愿望　│ │　是无法和强力相抗衡的。　　　　　　　　　　　　　　　　│ └────────────────────────────┘ 大自然（或者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不但给了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必须 的力量，这种力量和竞争在人类生活中是主体，有时变得非常自私、 贪婪和缺乏人性。 但是大自然也给了人类智慧、道德和理性。所谓智慧就是人类在脱出 小集团利益之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所谓道德就是人类在生存竞争 中对自己的克制和对他人不幸的慈悲和同情。智慧、道德和理性在大 部分时候显得非常微弱，在有些崇拜力量的人身上（例如布什）和专 制制度那里（例如中国）几乎到了看不到的程度，但是它还是潜伏在 那里，等待着某一个机遇将它唤醒。 一旦它显示的时候，它往往以震撼人的美丽放出人性的光芒。 即便在非常黑暗的时候，它也没有死去。当我在劳改的时候，管理我 的车启轲师傅是一个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的老兵，又去到朝鲜战场，他 杀的人太多了。他的脸就象老鹰那么凶。我当时在看场院，他晚上来 查夜，看到周围没有人，他从衣服中拿出一根尚有余热的玉米给我， 多少的慈悲和同情在这根玉米之中？须知，他结婚太晚了，家中有四 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他门前的那一块小小的自留地能给他多少玉米？ 对我来说，这根玉米比今后生活中多少东西都贵重。 在人类历史中，尽管绝大部分时间，暴力、贪婪和自私在主宰着进 程，但是人们的智慧、道德和理性没有死去，它静静地在深层等待， 等着一个人、一个时机，来制约那个象野马一样走得太远的人类本 性。 这就象大自然一样伟大。当满山的树林被天火烧毁的时候，你能理解 大自然的爱吗？ 当华盛顿只担任一任总统的时候，人类从无限权力、世世代代的君王 梦中醒来到了。你看到他超离贪婪和自私的智慧、道德和理性吗？ 当戈巴乔夫将苏联共产主义引向死亡的时候，你听到世界正在响起一 个庄严的智慧、道德和理性的圣歌吗？ 当爱因斯坦联名呼吁禁用原子弹的时候，你听到这些伟大灵魂对人类 未来命运的担忧吗？ 原子武器对人类极其危险，它足以毁灭人类生存环境和导致人类毁 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平衡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讨价还价。任 何差错都将以国家和人类的命运为代价。任何一个有理智和人性的政 治家都应步出狭隘的集团利益，站在地球人类的高度去审视原子武器 的解决途径。 我不敢断言，苏、美进行的禁止核扩散谈判，是一种高瞻远瞩的人类 道德选择，还是包含着隐蔽的核垄断的国家利益在内的策略？但是我 看到的是，如果世界所有国家都去制做原子武器，等到全世界国家都 有原子武器的时候，人类离毁灭自己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人类现有的原子武器已经可以毁灭自己好几次，我不知道这是否有些 耸人听闻，但是这个世界即使没有被毁灭在原子武器的直接爆炸之 中，原子武器的后继影响也足以将人类引向灭亡。 为了竞争走向互相共存亡式的绑在一起的对峙处境，就有些象武侠小 说中说的入魔了，实在荒唐。人类在原子武器上的唯一明智途径是停 止核试验，销毁一切现有的核武器。 让我们相信，人们的智慧、道德和理性没有死去，它静静地在深层等 待着一个人、一个时机，来制约那个象野马一样走得太远的人类本 性。 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大国，绝对不应该向邻国或者世界显露具有核 武器的得意心理。她应该理性地用东方的智慧去促进世界销毁一切现 有的核武器。那么她就为人类做了贡献。 我不喜欢共产专制制度，但我决不同意任何用武力去消灭共产专制制 度的意见。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党有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各种现代武 器，会促成至少几百万人的死亡。更重要的是：这种战争死亡换不来 一个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只有大部分人都清醒、需要它的时候，才会 生根发芽。 从历史的眼光去看，共产专制制度是一定会灭亡的。共产党不肯放弃 它，因为它给了当权人远远超过人民的特权。这种特权给他们带来了 不公平的财富和一切。但是大自然同时给了人类智慧、道德和理性， 它存在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这无数的不公平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变化。我读过一些中国将军的文章，其中很多地方都闪耀着以前 未见的智慧和理性的火花。 让我们相信，人们的智慧、道德和理性没有死去。它静静地在深层等 待，等着一个人、一个时机，来制约那个象野马一样走得太远的人类 本性。 ------------------------------------------------------------ 【附件】〔心的挣扎〕原子弹与中国 一个将刀交给疯子，交给虐待狂，交给强盗的人有没有罪？这个人就 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原子武器的科学家。 中国共产党作为虐待狂杀死了几千万无辜的人民，这个虐待狂至今不 承认他们与人民是平等的。手持着原子武器的这个虐待狂虽然可与外 国人签订不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协定，但是他们决不会与被他们压在 身下的老百姓签订这个协议的。有一天他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统 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这些靠人民血汗钱制造的原子弹去 杀中国人民。 从这个意义上说，帮助共产党发展原子武器的科学家是有罪的。 原子武器对人类极其危险，它足以毁灭人类生存环境和导致人类毁 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平衡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讨价还价，任 何差错都将以国家和人类的命运为代价。任何一个有理智和人性的政 治家都会步出狭隘的集团利益，站在地球人类的高度去审视原子武器 的解决途径。 不懂得宽容、仁爱和有着残酷杀人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掌握着这一具有 毁灭人类能力的武器，确实是对人类极大威胁和危险。武器永远是双 面刀刃，玩剑者多死于剑下。中国人民和科学家们应该百倍地警惕中 国共产党在国内或国际危机中使用原子武器的任何设想、企图。尤其 要警惕那些不知人间苦难，读了几本兵书而迷恋于称霸世界的高干子 弟将军们。如果有一天他们冒天下大不违首先使用原子武器，他们将 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引致一场比文革、三年饥荒远远恐怖的劫难之中。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我在被单间关押的日子里 牟传珩 我的政治冤狱首次开过庭之后，被破例提到三楼单间关押，起居随 便，心境平和。我从三楼向外望去，视野也开阔了许多，可以看到大 墙之外的马路与高楼；可以看遍整个看守二所的全貌：小卖部、会见 室、押送犯人进出的车辆，每两小时一班的武警换岗。我还能从背面 监室的窗里，居高临下望到青岛市第一看守所的全貌。我曾与燕鹏并 肩站在被告席上的法庭，居然就在我背面那监室的窗下。整个三层楼 廊两排房间，都可以自由进出。我常常走到那些背面无人监室里，看 一所花园般的大院，欣赏那花坛、池溏、假山、翠竹和一片片的草 地。灰喜鹊在这里群起群落，天天都能看到它们在看守一所与二所间 隔的墙头上跳来跳去，时而落在大兵高高的岗楼上，时而飞向树丛间 嘎嘎地鸣叫。我有时望着它们很达观，很自信，相信总有一天会像它 们一样，飞过高高的大墙。翅膀的归宿，只能是蓝色的天空；但有时 又很伤感，感叹人生之多乖，此时此境还不如一只飞翔的鸟儿。在这 个苦难的民族中，国家的观念，剪掉了所有向往自由人的翅膀，我只 能仰面天空，慨然长叹。然而，我踱来踱去的脚步，便会使得我周身 发烧，情绪兴奋。我想：人类从自然界向社会化演进，是由于人具有 独立意识的自然天性，正如自然不能不自然，鸟儿不能不飞翔一样， 自由的人也不能不自由，社会不能不开放，国家不能不捍卫人性，政 府不能不容纳持不同政见者。总有那么一天，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 大地上，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会飞过高墙，翱翔在蓝色的天空上。 那时，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因再也没人陪我下棋了，反倒闲得无 聊。一年多来，我长期受失眠、烟熏困扰，伤害最重的是记忆力，思 维的能力也大不如前了。于是我开始动念写《回忆录》，借以锻炼我 的记忆与思考能力，利用铁窗之下这独特角度，回顾我的一生，倾诉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血泪生活，并由此折射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命 运。为此，我需要大量的稿纸。但纸在看守所属禁品，除了写上诉书 等可以按规定要几张外，我只好经常找队长一本本地讨，再不够就用 食品与他犯三张五张地兑换。监室里没有可供写作的桌椅，我只好爬 着写，仰着写，生活一下子充实了许多。 写回忆录是一种时空的倒流、记忆的回放和生活的还原。我把心系诸 笔端，牵动着精神的亢奋、灵魂的颤抖和情感的震荡。多少往事，过 往云烟，云烟过往，尤如弹奏曾流行一时的吉他曲《多年以前》。有 时是快镜头；有时是慢节拍；有时是大特写；有时是流水账。家人亲 友，社会群象，音容笑貌，风拥而至。共和国历史，丁香花岁月，执 法者与监狱，背影与道具，全都浑然一体，已然是充满大张大阖，有 情节，有人物，有思想的动态世界了。而我就是这世界里的主角。在 我的世界里，无论是士兵还是将军，也不管法官还是公诉人，更不计 亲人还是朋友，都因我的存在而定位，因我的标准而区别。但我又是 谁，谁又是我，是谁掌控了我的命运？我又是实现了何种意志的存 在？笔在牵动着我孤寂而沉重的思考。 真正的写作，是浸透灵魂里的咀嚼。我坚信，没有走进生命低谷里自 己对自己呐喊过的人，一定会轻信“为什么活着”这种狗屁不是的问 题。你能为了“什么”而活着，或为谁服务而活着吗？其实活着就是 一种这样或那样的自然而已，本是不由己而活着的。谁为目的而活 着，谁就在否定活着的自己。其实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与挫折之后， 我幡然自省，能够支持我抗过一次次灾难的打击，更重要的并不是信 仰或观念，而是苍天赋予我顽强生存下去的欲望与力量。在文化意义 上理解，尊崇自然的人，就会拥有了一种生活着的人格与骨气，这实 际上就是不甘于为媚俗而活着的本性便然。信不信来自于人们的意 志；知不知来自于人们的认识；真不真来自于人的本性。而真实地活 着，才是我追求的一条通往崇高生活境界的自由之路。 至此，我终于在深入灵魂写作与呐喊的同时，自己读懂了自己：原本 我的自由之路，不是从观念中诞生的，而是从骨子里走出来的。这道 路曾令我亢奋，令我痛苦，令我痴迷。我在写着这路，在这路上写着 ──足印两行，都是刀雕的石刻。我常常写着写着，又抬头凝视着被 铁窗裁成条块的蓝天，诠释着自己存在的本意。我常常猛然扔下笔 来，奔向长廊头上的西窗，眺望硕大的夕阳由金黄变成玫瑰色，那么 肃穆，那么悲壮地在天际上渐渐隐遁，耳边就响起当年知青生活时， 我孤独独地一个人坐在傲莱峰下的大岩石上，望着夕阳陷落在大河里 时，用口琴吹奏的俄罗斯民歌《小路》：“一条小路弯弯细又长，一 直通往迷雾的远方……”。有时，我眼前梦一般地预奏着未来曲；有 时手掌又活生生地触摸着冰冷的铁窗口；有时我多么渴望与朋友们对 斟“葡萄美酒夜光杯”；有时多少次思妻念子都化成了梦幻里的丁 香；有时我竟弄不清是哪里产生出的思念，是大脑吗？那为什么心还 在颤痛？ 在那段等待上诉的日子里，我一头扎进了时空回转的遂道，在丁香树 招呼的回忆中，品读我曾创作的那首《丁香》诗： 　　拉开记忆的纱窗 　　岁月里摇曳着丁香 　　绽放的星点米小 　　苦香的却那张扬 　　凝在枝头的微笑 　　簇成白云飘流的故乡 　　口琴奏响的童年 　　鲜活了梦幻中的丁香 当时，那页页记载往事的稿纸，结构了我这篇“自由之路”的故事。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颜钧的简况 林牧,郑保和,傅升 水良、哲胜、文立、洪宽等先生： 我们对颜均先生的简况作如下证明： 颜均，32岁，陕西省汉中市人，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原西安市68中 学教师。1996年3月16日，因为向全国各著名高等学校散发要求惩办 原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公开信，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 罪”判刑五年，陈希同被判刑后，1998年6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宣 布无罪释放。同年夏季，克林顿总统访问西安时，颜均又被拘捕，在 克林顿关注后释放。2003年4月9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因颜均在互 联网上发表过七篇文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徒刑二 年。出狱后，由于政府对待不同政见者就业的限制，一直没有工作， 没有生活来源。他是一个强烈张扬个性和追求自由的青年。 林牧、郑保和、傅升 2006-01-14 下篇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没有赢家的内战 汕尾红海湾血案反思 刘路 据公安部统计：2004年全国发生了74,000起群体事件。这个数字意味 着，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500多个市（地）、2,000多个县 （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200多起群体抗争。那些下岗的职工、遭遇 拆迁的市民、失地的农民、被镇压的信仰群体、甚至退伍的军人都加 入了抗议的洪流。更可怕的是，政府和民众似乎都失去了耐心，和 平、理性、非暴力，法律、秩序等等理念和原则正在被嘲笑、被丢 弃，万州、汉源、定州、东阳，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到处是血肉对 钢铁的碰撞、到处是怒火和硝烟的缠绕，终于── 枪声再起 汕尾红海湾的枪声绝对是这个“依法治国”的国家岁末年初最惊人、 最揪心的声音，数目不详的鲜活生命（官方的《新华网》承认三人死 亡、八人受伤）喋血在“和谐社会”的土地上。这些农民没有政治诉 求，也不曾写文章危害他们的国家安全，农民的全部“罪过”仅仅是 为了保住自己祖祖辈辈生活依靠的土地权益不被掠夺！但是，就是为 了这点可怜的连护食的猪狗都会抓住不放的“权益”，“人民的公 仆”就派来了3,000“子弟兵”，用ＡＫ47把那些年轻的生命提前送 上天堂。 由于新闻封锁，那些不是水的鲜血流了多少，那些不是草的生命消逝 了多少，我们至今不知道。但是，通过互联网，那些披素戴孝、跪求 收尸的照片我们能看到，那些泣血哭诉、感天动地的声音我们能听 到，红海湾的土地上，血泪在纷飞，红海湾的天空中，冤魂在哭喊。 这一切，引来了全世界的眼睛，绷紧了全世界的神经，即使官方，也 不得不承认“处置不当”造成“误杀”，并且开始拘捕指挥屠杀的现 场指挥官了。 这是16年来最惊魂的枪声，武装警察──这支“人民军队”射向“非 敌人”、“非暴徒”、“非罪犯”的最原本意义上的人民的枪弹啊， 你就象一把利刃，不但揭开了尚未结痂的历史血淋淋的伤口，而且划 破了如今“和谐中国”如少女般娇嫩的面皮！ 维权为什么走向暴力 红海湾的枪声引起一片愤怒的谴责，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仅有谴责 是不够的。红海湾惨案的发生，有它内在的逻辑。群体事件为什么有 增无减，民间维权为什么屡屡走向暴力抗争，在一系列的惨案特别是 汕尾红海湾“12．6”血案发生之余，我们的政府和民众是不是都应 该进入反思？ 理论推演毕竟太虚，让我们直接进入汕尾红海湾案件这个具体案例的 分析吧。 官方的《新华社》说，“以当地东洲坑村黄希俊等为首的滋事分子煽 动部分村民，对兴建中的汕尾火力发电厂建设徵地补偿提出不合理要 求，又把攻击目标转向与东洲坑村并无征地关系的风力发电厂，并袭 击现场执法的公安干警，是导致“12．6”事件的罪魁祸首，应该对 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新华网》的说法与原来汕尾政府方面发在海外网站的帖子基本相 似，结论也充满了偏袒，不可全信。但是，维权农民采取群体聚集、 围堵警察甚至采取了一定程度地暴力反击恐怕也是基本事实。就在一 个月前，笔者曾通过一个可靠渠道了解到，维权代表公开表示：一旦 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他们将拼死抗争。那个时候，笔者就担心红海岸 很可能出现流血事件。只是没想到后果会如此惨烈！ 那么，农民为什么会选择“暴力”维权？ 要找到答案，不能不提起几乎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另一起引起全世界瞩 目的案件──广州番禹太石村罢选事件。太石村罢选村长，由于一开 始就得到了知识阶层的帮助，这个事件的维权村民表现了罕见的和 平、理性、非暴力、坚持通过法律程序表达诉求的姿态，这一特色被 学界和海内外舆论广泛颂扬，甚至官方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 报》、《南方都市报》都给予正面肯定报道。《人民日报》甚至将其 称为“碎石堆上的民主”。但是，就是这么一场理性、合法的权利抗 争，得到地却是当地政府运用黑社会手段恶意操纵、肆无忌惮地镇 压，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和40多名村民被拘捕，维权顾问吕邦列和几 名记者、律师、学者被殴打，500多名签字罢选的村民被暴力强逼签 字撤销罢选。这种公然强奸民意、强奸民主法治的丑剧在全世界地注 视下毫不掩饰地上演，中央政府却毫无反应。 有证据表明，与广州番禹相距不远的汕尾红海湾维权农民其实一直在 关注着太石村罢选的结局，他们甚至也考虑过聘请律师跟政府打官 司，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但是，太石村惨烈的结局让他们深深失望 了，他们不再相信“法律维权”、“理性抗争”能够保住他们的家 园。于是，有了长达半年的对峙，有了鞭炮、燃烧弹、钢叉、渔炮 （均系政府罗列的武器，村民大多不承认）对催泪弹、冲锋枪、机关 枪、坦克的“反击”。结局是注定的，被“袭击”的武警安然无恙 （官方的媒体也没有提到一例伤亡），维权的村民却至少是三死八伤 （这是官方的说法，民间的说法应该是十几人到几十人殒命）。 汕尾红海湾血案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农民抗争长达半年几乎没 有媒体的报道，没有知识群体和民间维权人士介入，一直到发生了大 规模的血腥镇压，舆论界才睁大了吃惊的眼睛。 这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有舆论介入的维权当局都有一个惯常的说法， 就是“敌对势力插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意在制造 动乱、破坏稳定”云云。太石村事件中学者郭飞雄、人大代表吕邦 列、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不是都被说成了“背后的黑手”吗？当局的 这种阶级斗争思维让知识界寒心，让舆论寒心。好了，这一次没有 “黑手”，结果是维权者缺失了理性的指引，维权运动丧失了一次避 免流血的机会。 这是个用血和人命换来地深刻的教训。悲哀的是，我们至今不知道官 方是否能够正视。 放下武器，准备妥协 在目前这个同仇敌忾的时刻，提出这个观点是需要勇气的。 对官方而言，和谐就意味着妥协，坦克和冲锋枪只能积累仇恨，除了 增加这个社会全面崩溃的危险度，不能解决任何社会矛盾，更谈不上 实现社会和谐。如果说16年前它还能靠恐怖威慑起到稳定社会若干年 的作用，那么今天，这种功效已经被稀释殆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组织和群体能够支付大镇压的对价。遍及全国的各个角落的每天200 多起的骚乱（这还是2004年的数字），一旦变成武装暴动，政府将面 对的是9,000万农民工、3,000万下岗职工、400万退伍军人、600万法 轮功练习者以及各种遭遇拆迁者、冤案受害者等等充满怨气和“革 命”动力的群体。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面前，任何人都知道，100 万内务部队（武警）恐怕难有作为，300万野战军也将无济于事。这 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对于民众而言，对政府的“战争”本身就是悲剧，不但暴力抗争本身 必须让社会支付惨烈的代价（冷兵器挑战冲锋枪，除了尸横遍野能有 什么结果），暴力的结局即便是最后战胜政府，换来的也将是暴力主 宰的社会。在内战的废墟上，除了电线杆上的人头，什么都不会留 下。 特别是在局部的民间维权中，非理性、非和平、非法治的抗争，民间 几乎没有可能不付出惨烈代价，即使最终官方会做出一些让步，维权 的组织者也少有不被逮捕判刑的。所以，柔性维权、适度妥协应该是 民间维权者必须具备的政治智慧，以不流血的代价实现维权的目的， 是民间维权最基本的目标。 人血不是水，人命不是草。不管什么人，不管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 也不管握有多少正义，都没有权利浪费别人的生命。 所以，放下冲锋枪，也放下鱼叉吧，这场内战，没有胜利者。 谨以此向红海岸死难者志哀，但愿他们是这场战争最后的牺牲者。 （2006-01-15于旅途中） 上篇 ⊙目录 ⊙目录＠本文标题 ⊙投稿＋订阅＋联络 台湾宪政发展与中国的民主化的未来 曾建元 民主化以前的台湾宪法秩序，是架构在中国的内战状态之上的。国家 紧急权的发动和动员戡乱法制的实施，正预设着台湾宪政秩序的正常 化，必须以中国的统一和民主化为前提。所以，在中国统一以前，台 湾不容许实行全面性的宪政民主，人民的基本权利如集会、结社和言 论、思想自由等等，皆因戒严的实施而遭受严重的限制；宪政机关则 如总统和三个中央民意代表机关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都在任 期届满后无限期地继续延任，不经台湾人民的同意，不对台湾人民负 责。 雷震和彭明敏先后以反攻无望论揭穿了中国国民党威权政权的统一神 话，主张在台湾单独建立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宪法秩序。1990年代以后 台湾的宪政发展，正印证着雷震和彭明敏的远见。宪法是国民主权者 普遍意志的记录，是国民主权在制宪权实践上的产物。尽管极端的中 华民族主义和台湾民族主义者皆主张《中华民国宪法》只能由原先作 为中华民国制宪权主体的全中国人民来修正，但台湾人民终究选择以 《中华民国宪法》外加其《增修条文》的形式，作为民主化后台湾新 宪法的文本。从国民主权的实践来看，台湾的新宪法秩序并没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治下中国大陆人民意志的参与形成，自然不能强加台湾 一方的宪法权力与意志于彼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身上。换言之，台 湾新宪法的效力，理当只能及于台湾地区。《增修条文》前言即宣示 中国正处于国家未统一的状态，但在此同时，动员戡乱的终止，也正 宣告着中华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合法统治中国大陆的政治实体 国家。通过国民主权在修宪上的七次实践、中央民意代表机关在台湾 的全面改选、以及与总统由台湾人民选举产生的事实，在未经法律性 宣告的情况下，台湾人民不断地在其间证立台湾主权的事实独立，以 促进中华民国的台湾化。 台湾的民主化和宪法秩序的重建，始自于台湾的片面终止中国内战状 态，使台湾的宪政发展，与中国的统一和民主化相脱钩。我们有理由 相信，只要两岸政治对立的形势不变，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政发 展无法赶上台湾，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其有别台湾甚至普世的价 值，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等，经过时间的长期推移，在缺乏共同的 价值信念的情况之下，台湾人民对于自身宪法秩序和国家图像的建 构，必然会越来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所独占的“中国”意象疏 离，甚至排斥或敌视。然而，只要台湾未宣布变更国号或建立新国 家，台湾新宪法秩序所依恃的宪法文本中所残留的“一个中国”历史 遗绪，就可能成为在国际法上独占“中国”正统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台湾进行非和平干涉的藉口。可是，吊诡的事也正在于，只要 台湾未走向法理形式的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可依照其《反分裂国 家法》的片面解读，认为中国的国家主权并未分裂，而不对台湾进行 干涉。显见，如果台湾人要走自己宪政发展的道路，则“一个中国” 可能是和平的保障，也可能是阻碍。 理论上，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则基于宽容 异议者和服从民意多数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会尊重台湾人民 自己的选择。反言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与台湾相同的价值信 念，则中国统一便有可能受到台湾人民的期待，而与台湾正名同时纳 为台湾对于自己国家前途与法律定位的选项。不过，本文却要指出， 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实施宪政民主的条件和意愿。最根本 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奠基在中共改革开放政策 的成就、以及中共党政官僚的特权保护和自身的转化之上的，所以现 阶段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乃与中共具有政商利益共同体的关系，所以 在政治立场上，反而是保守的。此一情形，就好比当年普鲁士统一德 国时期的中产阶级，是专制君主的忠诚拥护者，乐见德国侵略他国为 其打破国际贸易上的种种市场与国界上的障碍。 不成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如果还不能成为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化的主导力量，则台湾宪政的正常发展，就不能 寄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化所带来的两岸和平环境，而必须正视 台湾与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竞争与共存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避免 刺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并吞台湾、统一中国的躁进心理，则要转化 国际认知的、和《宪法》残留的“一个中国”内涵，为有利于台湾、 至少也是在两岸间持平的解释。这需要更多在台湾内部进行说服与沟 通的耐心和智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于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 台湾时，如何及时放弃“一个中国”，使台湾海峡国际化以援引国际 力量的问题，预先绸缪。 台湾的民主必须持续深化，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和不同价值，才能学会 如何进行深度的对话，对这些攸关台湾国家存续的重大宪政问题有所 思辩和规划。当台湾的朝野政党领袖丧失对话的能力和意愿时，台湾 的公民社会必须自己来承担抉择的责任。 （民国94年11月19日晨6时半） 上篇 ⊙目录 ⊙ 投稿＋订阅＋联络 ┌──────── 《　民　主　论　坛　》 ────────┐ │　　　　　　　　　　　　　　　　　　　　　　　　　　　　│ │　出版者：（美国纽约市）民主亚洲基金会（asisdemo.org）　│ │　主　编：洪哲胜（Cary S. Hung, Ph.D.） 　　　　　　　　│ │　电　邮：caryhung@gmail.com　　　　　　　　　　　　　　│ │　网　址：http://asiademo.org/　　　　　　　　　　　　　│ │　　　　　　　　　　　　　　　　　　　　　　　　　　　　│ ├────────────────────────────┤ │　　　　　　　　　　　　　　　　　　　　　　　　　　　　│ │　订阅处：dforum-subscribe@yahoogroups.com　　　　　　　│ │　　　　　（接到回应时，请回信证实订阅。）　　　　　　　│ │　投稿处：dforum-owner@yahoogroups.com　　　　　　　　　│ │　　　　　　　　　　　　　　　　　　　　　　　　　　　　│ └──── 让中国人从内心里面发出文明得意的微笑！ ────┘ Copyright © Asia Democracy Foundation, Inc., 1998-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