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民运人士是人民社会中的一员

为什么我在本文中不使用公民社会而采用人民社会的概念呢？我主要
考虑到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的概念，而中国现在的
情况还是处于专制的时期，因此，我认为采取人民社会这样的概念比
较好，如果说它可以引起人们对前毛泽东时代的有关人民的那些作为
的记忆和回想的话，那么由人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之历史就可以
被人们方便地辨认出来。于是，中国社会近50年发展的那种一条历史
的线索就有可能被我们的民运人士捕捉住，这样一来，人民“过去”
和“现在”的历史就不会因为存在着毛泽东时代而被割裂开来，庶
几，人民社会历史线索也就为民运人士的出场提供了一种最好的说
明。

如果说在上述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专制和民主两种历史观的冲突
和斗争的话，那么理解民运人士所赖以产生的土壤的问题，我们不是
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看法吗？在某些时候，我们反对共产党的方式好
象是很“激烈”的，狠不得把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一笔摸
掉，假设这个由一伙坏人所组成的团体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存在过一
样。可是，伙计们，这的行为可以使我们“完整”地回到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中去了的情形你也许一点都没有体会得来。仔细想一想，共产
党当年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和方式不就是这样的吗？他们是要在中国彻
底拔掉国民党的根，但是朋友，拔了56年，根也没有拔掉啊，反而倒
把国民党给“请”了回来！在这里如果说历史有一个辩证法的话，那
么抓住它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应该是中国民运人士。

就这样的情形去理解民运人士所产生的中国大环境，你能够发现的东
西肯定要被你想象的多。因此，你在用轻蔑的口气谈论民运人士时，
就会三缄其口，不会那样草率地发表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了。如果说
在中国近50多年的时间中人民社会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那么未
来的公民社会就不会无源之水了，就这样的意思去研究共产党社会，
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异质的因素就是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对这种事实所做的研究和分析，在某一个方面
就变成为民运人士的“业务”。现在有少数的民运人士不顾自己的
“业务”，而一心想在“业务”之外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岂不谬哉？

我想，民运人士若要为国人想提供一种可诅咒的共产党历史，这是没
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这部历史如果把自己也包了进去就没有什么值得
骄傲的了！就这样的意思讲，处理共产党历史的一半儿是处理人们自
己的历史，因此这样的行为是容不得“全盘否定”的，它必须是既有
批评、批判，还得有肯定和包容；否则，一个民主的历史观怎么可能
建立起来呢？在这里，民运人士如果和中国共产党员一样地持一种
“否定”的历史观，那么你的民主的立场就不可能最后地站稳！

２、民运人士所面临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对共产党社会中的不同人的感受和由不同感受而产生的对
待共产党社会的不同态度作出区分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以
下的三个不同性质的社会社会，一个叫“个人社会”，另一个可以叫
“知识分子社会”，还有可以叫“工农社会”。这个三个不同的社会
的存在决定了各自社会中的人对共产党统治的不同态度。在面对这样
的情况时，民运人士就必须要问自己：“你到底要把自己投入到其中
的哪个社会中去”？套用共产党的话说，你到底代表那个社会的利
益，替哪一个社会说话。只有这样民运人士才有可能寻找到自己安身
立命之处，否则，他们就会变成一个民主的“漂族”，最终“漂”到
他们一个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我们分析前一种社会中的人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些人一部分是前毛泽
东时代的受了委屈和遭受辛酸的“五类分子”，他们在那个时代受到
的不公正的对待是中国历史上所很少见的现象，和前苏联比较，虽然
这些人在肉体上受到的迫害不是致命的，但是在精神上和人格所遭受
的迫害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这些人对一个迫害人的时代的记
忆是一辈子也都忘记不了的，因此他们即是站在“复仇”的立场上来
批判共产党，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过分的。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这些人
的队伍中又参加了法轮功这样的修炼者的群体，他们也是因为一个完
全偶然的事件毫无理由的变成了继“五类分子”之后的又一批无辜受
害者。这些人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制度的批评和批判，有着一个从人
性深处被激发出来的那种力量，具有很强烈的冲击性质。但是我以为
把这种站在“个人”感受的立场上所出发的批判之“成果”若不能组
织到民主的政治运动中去，显然是一种损失。

就上述的第二点看，中国知识分子在近半个世纪的遭遇如果可以说是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够于之比较的话，那么说中国知识
分子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群体，就非常的适合，问题不是这个有可能变
成为中国人的“大脑”的群体只是受到了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制度的
打击和压迫，而且还在于它事实上经历了共产党的“改造”，而这种
“改造”同共产党对“五类分子”和人民的“改造”所形成的后果是
完全不一样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说这种“改造”已经“造”出了一个
一个不伦不类的共产党式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话，也不会错误。事实上
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有一个真诚的曾经向共产党“交心”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的后面的确出现一个半共产党化或者完全共产党化了的知识
分子，今天这个社会虽然也出现了解体的许多迹象，但是它还是存在
着，并且还是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在中国发生着影响。

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便可以发现，虽然在1989年外界大量传言“知识分
子的造反”，但是人们却很难发现这种“造反”越出了邓小平的底线
的。因此在那一场巨大的风波中，知识分子们即使站了胡耀邦、赵紫
阳的立场上来反对邓小平也还是没有摆脱得了“改造”在他们身上所
产生的影响。就是在今天，这些人想把胡、赵这样的人物作中国民主
化运动的旗帜的想法也同时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的局限性。所以他们即
使对于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人物的批评和批判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
平，也是没有能力去组织中国民主运动的；相反他们对中国社会上那
个发生于39年前的“超级”民主运动（66运动）所抱有的戒心使他们
在未来的民主运动前止步不前。民运人士如果把自己的定位在这个特
殊的社会中，那么我相信是作不了中国民主化这样的伟大事业的。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两种情况的简单说明，我认为在过去的时代人民虽
然也受到了“改造”，但是人民对于这种“改造”的感受和这种“改
造”在人民社会中间的真实意义是有内在的联系的，因此在这样的
“改造”发生的时间内，普通人没有象知识分子那样地失去了知识和
思想，也没有象“五类分子”那样的失去了人格却是一个无论如何都
不一个忽视的问题。但是他们却由此地“获得”了一个“人民当家作
主”这一张政治上的“空头支票”，在那个时候，这一张支票虽然不
可以“兑换”，但是它具有可“兑换”性的却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
事实。职此之故，民主如果被定义为普通人的制度，那么，研究普通
人在政治上的得与失就是民主研究的第一等任务。

就此而言民运人士应该投身于人民的社会和人民的运动就是一个明显
的问题，因此摆在他们的面前的任务不仅仅是做一个共产党社会的
“异议人士”，也不仅仅在民主的问题上去迎合知识分子的言论，而
是要“回到”人民社会中间去，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自己所产生的那种
“土壤”的营养了。只有这样，民主运动才会有希望，否则就一直象
今天这个一样，再过50年，他们也还是一些被“牢骚武装”起来的否
定性人物。

３、民运人士是中国人民在过去时代中得与失的总结者

民运人士不象中国共产党员那样的要为中国人民提供一种“客观真
理”，从而迫使人民去学习它，领会它，并且服从它的指导，但是话
又说回来了，民运人士也要向人民传播真理和真理的观念，只是被视
之为真理的东西不在是“客观”的外在于人民的东西了，而是人民可
以理解的和能够理解的东西。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真理不但关乎着
人民在过去时代中的所作所为，而还关乎着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认
识。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同过去的共产党员传播共产主义的行为大不一
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民主知识与人民的关系了。

就上面的意思你去看中国社会民主之缺乏，缺乏中的东西是什么？就
会产生出自己的答案。如果你从哲学的观点说出它不是“理性”的而
是“感性”的你就已经吃透了中国民主问题的本质。我认为在我们中
国目前不是要把民主运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是相反，要
在我们中国人“感性”的东西中去寻找民主的历史和民主的现在。在
这里如果说那些指导人民行为的东西已经很难说是“理性”或者“感
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坚持一个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理
性”呢？如果说这个口号在策略上有一个意义的话，那么我不否认，
坚持它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好处”如果和我们人民在总结近半个
世纪以来的民主的经验与教训的事情冲突时，我们就不得不作出取
舍，结果我们宁可要“感性”的民主，也不要“理性”的民主。

试想，你现在是站在民主投票站前的一个人，你要在选举国家元首时
投上你神圣的一票，你如果以“理性”的方式投它，即认识你所选择
的候选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有内政和外交的才能，所以你郑重地
投上一票；但是情况若不是这样，你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不是出于
上述的“理性”的渠道，而是完全地凭自己的偏好行事，也就是说，
你其所以要投他一票，是因为你喜欢他头发的式样（哪怕他的发式同
小泉的一样，不是政治家的一般发式），或者是因为他的相貌象你，
或者因为他生活上有着和你一样的怪僻……，所以你投他一票，试问
民主的票箱能够使前面的一票的价值超过后面的一票吗？回答显然是
否定的，但是我们如果把上面的事情换成另外的事情，譬如把它换成
1989年的大学生绝食、王扶林用自己的肉体去挡解放军的坦克车，或
者1979年的西单墙上的大字报，或者1966年的红卫兵自治组织的出世
和人民大造反，情况又是怎样呢？你难道就以为这些事情都缺乏一个
“理性的设计”就认为它不是民主的，就把它看成是“动乱”，这样
一来，你所要的民主运动到底是什么？谁又能够搞明白哩。

从上面的事情中我们若发现，民主在中国的缺乏是于我们对民主做出
了片面“理性”理解有关，因此它不能够看成是一种“客观”上的缺
乏，实质上它是一个“主观”上的缺乏，于是我们就可以理出中国民
主的头绪。这样一来，在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工作方面，民运人士
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就可以说清楚了：深入到人民社会中去，替普通人
总结出以往的经验与教训。

在过去的时代人民的得与失同上面所说的“不幸的个人”和知识分子
不同，人民虽然也有着失，但是他们的确也有得，而那个“得”是于
民主的基本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就必须要给出一个积极的意
义。虽然在今天，我们不会把民主定义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当家
作主”的政治，但是，在过去的年代以类似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却
是可以同民主的普通人本性组织在一起的。现在我们不是对于知识之
类的东西形成了“编码”的概念吗？就“编码”而言，我们不是要取
掉过去错误编码中的各元，而是吸收各元时，重新做程序。

在早先写作的《非制度性民主价值的失却和寻找》一文中，我已经涉
及到了这个问题，大意是把过去我们普通人接受了的诸如“人民当家
作主”、“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翁”、“为人民服务”、“人民对
当权派造反有理”等等，都视为民主的“前价值”，和今天的民主价
值协调在一起，以企最后地把它组织在民主的基本架构内。要说民运
人士能干什么？我认为就能干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看到，在过去的政治教育中，普通人既看了“地狱”，又瞥
见了“天堂”，因此把这个意义用宗教的方式加以提取的话也不是不
可能的。因此在总结经验与教训的问题上，我们只要是可以改变我们
原有的思想和看法，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的。民主在今天，已经
被我们前面的人和我们自己作了几回，而不是如一个未知的“新生事
物”，因此，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用对待“新生事物”的那种方式和
方法去对待它。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发现它在过去的时间里多次失败的
原因，然后再分析这些原因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的问题；在这样做时，
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的话，那也就对的，因为在我们的前面
没有出现过象我们中国人民这样的问题，我们缺乏一个参照系，也缺
乏一个现成的可以套用的经验，一切都要我们“自力更生”的去完成
它。如果说这样的事情普通人因生计所迫很难做成的，那么它接受民
运人士的用武之地了。

问题还在于民运人士虽然是人民社会之冒出来的政治上的尖子人物，
但是冒尖时的异议者身分却是我们深入到人民社会的一种障碍，因
此，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即使混在了人民中间也还是妄然。在这
里，民运人士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造，若不是这样的
话，目前中国民运的这个我行我素的局面就不可能被打破。在这里，
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提倡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值
得我们借鉴。如果说“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运转”的话，现在这
“新的一轮”，已经“轮”到我们了！我们能不能做成中国民主的伟
大事业，也就看人民买不买我们的帐了；如果要人民买我们的帐，我
们应该怎么样做？看一看民主社会中的那些政党怎样对待自己国家中
的选民就知道了。

在《论民运人士的人民观》一文中，我说道，一个“异议人士”有没
有人民观并不重要，他们只要有了自己的言论，那么就等于有了一
切，因此就理论上讲他们可以目空一切，根本不存在“讨好”人民的
必要。所以他们或者是居高临下地向人民发表自己的高论，或是把人
民当成会听话的机器人，只向其发指令；或是像宗教领袖一样把人民
当成了群羊，善意地挥动鞭子去驱赶他们，或是象文学家那样挥动如
椽之笔，对他们热潮冷讽，大肆鞭达──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也
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民运人士却不能够这样，绝对不能够这样！如果
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在是“角色”意义上的民运人士了。

我一再说民运人士是政治人士，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就必须做出这样的
假设，人民在政治上和他们一样，都是可以掂量来轻重的人，都可以
晓谕国家的大事，都可以明辨政治上的是非，而不论他们是否如此；
要不然，你怎么能够把自己在政治上的高论去讲给只关心“柴米油
盐”的人去听呢？如果说这就是政治的话，那么为民主政治奋斗的人
却极端的轻视人民，这就是一桩令人不可理喻的事情了。在共产党那
里，“尊重人民”的话是一个口号，而在我们民运人士这里他一定要
表现在一系列的事情上面。它目前就表现为尊重人民的过去，尊重人
民的历史，尊重人民的政治判断和政治表态。

４、关于人民社会中的多元化问题和
　　民运人士中的多派别问题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只是对比地提出问题，因此在说到人民社会的问
题时，如果给大家形成了人民社会是一个一元化的印象，我的论证就
是不成功的。其实我们只要肯回忆过去的事情，那么就一定会对人民
社会中的问题有一种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人民一旦获得了民主和自由
就一定要分派，而分派的结果是出现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互相对立
的组织。我这样一说，凡是亲身经历过1966年政治运动的人就会立刻
想起派性、派性组织和派性斗争的问题；但是恕我直言，这样的回想
若使我们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知道或者理解了多元化的问题，我们就
进入了问题研究的领域，反之，我们充其量也不过是理论上的一些应
声虫而已。

我和大家一样经常地浏览民主网站，在这些网站上我发现没有几个人
反对把民主理解为一个多元化的东西，但是呢，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诸
如美国、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中的政治多元化现象看得异常的真切
和正确，但是这眼睛一旦转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上面马上就变化
了景观，因此即使我们的事情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我们也会把他
放到“动乱”中去，并且对之表现出极大的义愤，好象它才是阻碍我
们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就这样问题来看，有人批评民运人士，认为
他们一文不值，我看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我们现在认为民主的体制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因此我们为之努力奋
斗的目标也是要在中国建成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在这样
做的同时却“否定”了我们中国人民历史上出现的最普遍、也是最典
型的多元化运动时，不是变成为自相矛盾的人了吗？同样是派性这个
东西，表现在外国人的身上，我们就说多元化，多党制，但是在表现
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身上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毛泽东的“资产
阶级派性”的那一套去看待它，解释它，而根本就没有理解到这便是
我们中国人最生动、最活泼的多元化时期。如果说我们要对中国民主
的多元化问题刨根问地的话，那么1966年的这一关就是我们应该把守
的了。可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听了邓小平的话而执迷不悟，总是要
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社会大动乱”，于是，我们就对在将
来不久的政治表现中一定要表现出来的派性没有办法来安顿其意义
了。

顾准──这个被许多的民运人士看成是“体制内异议人士”的人，对
我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却有着一种非常高明的看法，在《顾准文集》中
有这样的一段话，我把它抄录如下，以飨读者：“我们不是有过武斗
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
源。使武斗的两派依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以变成为进
步的动力”。就沿着这样的思路他提出了“大民主”“应予以制度
化”的思考。在这里，我并不认为顾准是民运人士，但是他的这个看
法却是我们民运人士应该尊重的和应该思考的。顾准并没有把66运动
看成是一个民主的运动，即使这样，他在这个运动中发现了价值的行
为却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

在一个民主的体系中，对任何事情可能都有多种人的不同感受和认
识，其中的每一种的认识和感受也可能并不比其它的更优越或者更正
确，但是民主在这里必须要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选择其中的一种可以
用数学方式计算出的多数，而民主恰恰就是需要这样的多数。基于这
样的考虑，我们对中国近50年以来的事情如果有一个正确的发现和认
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在对中国最重大的事情的看法和认识
上一个多数的也可以叫“人民”的看法和认识就是我们当取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民运人士不是都要着民主的运动吗？但是这样的运动如
果只是理解为少数人的运动，或者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或者是社会中
那些过去因为阶级出身问题而受过迫害的人的运动，那么，我们的路
线不就是走偏了的吗？

５、民主运动是人民的事业

对民主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看法，对于一个具体人来
说，他认为民主应该搞毛泽东的那一套，如现在的新毛主义者所说的
那样，也可能在广义上说并不违背民主的原则；他如果又以为民主可
以采取邓小平的那一套，也是说得过去的，就是他认为胡锦涛的那一
套中也有一个被称之为“好东西”的民主，也不是完全地没有道理，
就此，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到底哪一种看法最符合民主的本意？我个人
的看法是这样，如果就民主的本意去认识民主的话，那么民主是人民
的事业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如果说在一个社会中真正的存在
着“人民”的选择的话，那么民主就是要使这一种选择变成为政治事
实。就从这一点去理解民主的运动和民主本身的问题，我们就不难发
现其差别的。

如果我们设想民主制度如常山之蛇，首尾相顾，那么实行民主所需要
社会之多数和在民主制度中决定重大政治问题的多数原则就已经把民
主牢牢地圈定在人民范畴内，使它不能越雷池一步，可是这样的事情
并没有引起今天更多的民运人士注意，相反，许多人热衷于批评所谓
的“多数人专政”，好象“人民”也成为批判的对象。问题是民运人
士没有完全地脱去“异议分子”的立场，身为民运人士却在做着异议
人士的事，说着异议人士的话，走着异议人士的路，在下面的一篇文
章中，我要专门地研究它，所以这里不再做更多的说明。

现在对于共产党制度不民主的批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受苦的个人的
方式；一种是“人民”作为一个集体的方式，虽然两种方式都是民主
的，但是在中国最终做成民主的事情上，就应当有一个取舍。以为用
“诉苦”的方式发动人民，固然可行，但是需要与之配合的条件就太
多了；而当人民抛弃了“诉苦”方式，仅仅要求当下的权利民主就已
经自给自足了。因此现在的问题集中到一点，民运人士没有办法启动
人民对民主的需求。

目前，在我们的民运人士的队伍中存在着一些现代的“叶公式”的人
物，他们是民主运动的爱好者，也认为只有民主可以解决中国的问
题，但是他们理解的民主运动却是秩序井然的运动，这样的运动从设
计开始到运动的最后的成功都不允许人民带着“情感”参与，如果说
到某一个时间上，他们也认为人民有参与的必要的话，那么他们会象
当年的共产党一样地要把人民“改造好”才允许之，而不允许人民在
没有“改造好”的时候去搞运动；若不是这样的话，中国就会再一次
地出现“暴民运动”。考虑到中国有13亿人口，而一个由13亿人参与
的运动如果是“暴民运动”的话，那么中国不就是完蛋了吗？所以这
些人就想着要在民主运动之前如何地去“改造好”人民，以最后地去
掉他们的“暴民基因”，于是，共产党“改造”人民的那种行为在他
们的身上不就是完全地再现了吗？共产党认为人民中间存在着“资本
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看法，和这些人认为人民中间存在着“暴
民”基因的认识不都是出入一辙吗？

在这一篇文章的末尾，我要作这样的一个小结：民运人士必须建立起
对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或者缺乏这种信任的话，那么你可能是另外
的一种人而绝对不会是民运人士！在民主的体系中，一个人可以在理
论上和事实上“与人民为敌”（这是民主与专制的一个区别），这一
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为和本文中的民运人士不
能有任何的混同；民运人士是“自由人士”中间的特别的一个种类，
也就说，他们是一些在政治上建立了对人民的信任的人，在这里如果
我们象某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把“信任”看成“是对成功预先
支付的‘预付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建立了信任人民的信念，我
们就已经给未来的民主运动“支付”了“预付款”，于是中国民主运
动的最后的胜利，就有了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保证了！

（2005-12-06；2008-6-16修改）

１、

任何事物只要我们愿意对它做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便会遇到分类的问
题。在分析中国民主阵营现状时我们也会遇到分类的问题。依据分类
的一般原则，可以说，目前中国民主阵营主要是由异议人士和民运人
士两部分组成的。在这里我们声明，分类只可能是相对的，由此而引
申出来的有待分析的问题也是相对的，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正因为如
此，我们大可不必对上述两类人士在民主阵营中所占的比例做出精确
的统计。

一般说来，异议人士是一个西方式的概念，用于描述西方民主体制中
的那些持反政府意见或非社会主流意见人们行为时所采用的一个词
汇，所谓“异”就是指与政府意见或主流意见相佐的意思，是从消极
意义上涉及民主体制特征的一类语式，可是在今天，这个词汇已经成
为中国民运队伍中的日常用语，并且也日益多地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某
些非主流刊物中。同异议人士一词不同的是，民运人士这个词却完全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发明（见本组论文的《第一论》）其内涵有一种
不言而自明的性质。因此在通常情形下，可以这样说，异议人士和民
运人士既有一个类上的区别，也有一个类上的重合，对这两类人士的
异同加以辨识，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原则上可以这样认为，异议人士是独立人士，他们发表意见时所站的
立场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立场”，其言论只对个人负责，发表意见
的行为或出于良知，或基于义愤，或被道德所支配，或想出风头，视
情况而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可言。就通常情况而言，他们是一
些勇敢的人，把自己一人的言论象箭一样的射向一个强势的更大的言
论标的，而不计其后果。这样作时，他们不但敢与政府所持的意见相
抗衡，而且还敢于挑战社会的主流意见。他们身后也许没有群众，也
许没有追随者，但是他们不会因此而灰心。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够要
求他们的言行要顾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公共幸福或者民族福
祉。

在不民主的社会中，异议人士要用自己的言论的重棰敲响沉闷的大
鼓，其用意不是要以此来集合民众的队伍，而是要给民众视听以振聋
发聩的一击，使民众能很快的耳聪目明起来。对比的看来，民运人士
就不是这样，大体的说，民运人士的言论立场在特定的情况下则更多
的关乎国家、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的利益，有时还特意的关注民运团
体自身的利益，所以其言论的自由程度当然会受到许多的限制，很难
达到异议人士的那种“自由”。

在纯粹的言论情境中，如果说异议人士享有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
什么的自由的话，那么民运人士肯定享受不到这样的“自由”，他们
的言论势必要受民主运动过程本身要求的制约并服务于民主运动的一
般目的。仅就这一点而言，辨别一项言论属异议人士言论或民运人士
的言论，我们便可以不费很大的力气。在异议人士那里，发射自由言
论之箭，也许有鹄的，也许没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此项言论本身
就可以构成目的；民运人士的言论不同于此，它不但要在特定的环境
中促成自由言论的发生，而且更要紧的是要以言论自身的力量去组织
和发展公民及民众的言论，并不断的扩大和拓宽社会的言论空间，因
而此一种言论就必然地要淘汰“个人”的随意性因素，使其言论就位
于受纪律约束的状况之中。在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中，异议人士的一
项言论，也许是一种政治言论，但是异议人士并不由此而负有政治责
任，这样的一种情形在民运人士的言论中，就找不到相对应之处。因
为民运人士的有关政治言论本身就负有政治责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
间内，它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惟其如此，民运人士的政治言论
又具有历史的意义。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造成约束民运人士言论的那些机制看成是外在的
或客观的，那就不对，它事实上是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在这种机制
发挥作用时，民运人士的言论事实上也是自由的，只不过它失去的是
自由中的任意性，看不到这一点，以为自我的内在约束对现有言论会
造成已往的那种外在的、客观的禁锢，原本就是错误的。从这一点认
识着手分析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民运人士的言论应当体现出明确无误
的政治意向，那便是它要时刻准备着以求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伟大
进程。造成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言论区别的另外一点是：前者的言论
也许有其传统可寻，也许根本就无传统，但是后者却不能没有传统而
存在，在专制国家中，民运人士的声音往往兼带有先知和教师的“遗
韵”，不了解这一点，以为民主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清除人民中间存
在的一切多少带有先知和教师特征的人是对民主的严重误解。

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之中，异议人士对中国民主化运动最大贡献是以自
己的言行造成了一种自由言论的风气，而在此种行为履行时，许多民
运人士是以“异议人士”面目出现的，以至于国外舆论把民运人士通
称为异议人士，殊不知民运人士抱有一个更加伟大的目标，那便是中
国社会的全盘民主化和自由化。

２、

在中国要实现民主化，必须要有民主运动，至于说这个运动到底应该
是官办的好还是民办的好，自然有讨论的余地，只是到今天为止，一
系列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中国的民运人士才
是能够推动中国民主化事业进步的主力军。正因为如此，民运人士的
角色就应当有别于异议人士，他不但应当做言论的先锋，而且更应当
充当运动的健将。在什么是民主的问题上，异议人士可以很有高见，
在如何实现中国民主化进程这等事情上，异议人士也可以高谈阔论，
甚至在民主化运动设计的某些细节问题上他们也享有很大的发言权，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都说明他们有意要投身到民主运动之中去，使
自己变成为运动中的人。于此相应的是，在促成、发展和领导民主运
动的问题上，他们不负有责任，所以我们尽可能地视他们为“坐而论
道”的人。

议论至此，我们若还于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民主“分工”的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对和这个问题相关的人和事就不能不表示敬意。因此在这里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无意低估异议人士对中国民主化事业所起的
作用，只是要表明民运人士对此应负有更大的责任而已。在中国，民
运人士要做成一个民主的运动，最终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
度，因之它兼有“说”和“做”的功能。仅就“说”一事而言，民运
人士和异议人士的角色也许不分伯仲，但是就“做”的一方面去看，
两者却有天壤之别。

异议人士的行为享有任性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做，也可以不
做，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全凭个人偏好行事，可以不受约束，因为
他们的做，本身就是言，只要履行了言论的自由，便是做了；民运人
士就不能这样，他们要服从于民主化运动这个大方向和大局，因而他
们的言行就免不了要受到许多的约束，与次相应的是，他们似乎命中
注定的要做许多原本自己不乐意和不想做的事情。比如他们要耐下心
来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甚至还要研究那些早已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厌
弃了的专制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和学说（包括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
主义），除此而外，他们一定还得处理社会现有和已有的许多不理想
的价值和半价值，整理那些与专制主义关系颇多甚至镶嵌在专制主义
之中的民主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是他们乐意要做的事或喜
欢做的事，这里有一个“不可不做”或“非做不可”的意义。

就这个意义而言，民运人士好象负重中的牛，非要把身上的货物驮到
目的地不可，但是对比的看，异议人士好象高空中飞翔的鸟，可以自
由的在任何一处寻找到落脚点。就拿如何看待中共历史这个问题来说
吧，异议人士可以把它看成一部阴谋史，与这部阴谋史相关的是他们
可以提出一部又一部的中国人民受骗史、上当史和苦难史，因此，在
处理这类历史时，异议人士可以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和立场，可以操一
种历史否定主义的口气讲话，但是这种情形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民
运队伍中那就不见得是好事。

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说到底应当是一种公民运动和人民运动，这个运
动持续和发展到今天，并不是没有历史，也不是没有经验和教训可以
发掘，所以民运人士对之与此有关的历史的处理就不能不抛弃历史否
定主义的那一套，就不得不对在时间上对和共产党历史相重合的人民
史采取承认的态度，这一态度最终有可能导致对共产党历史的承认，
而这一承认有可能使民运人士对共产党的批判、批评建立在一个坚实
的事实基础之上。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南尔·布罗代尔下述的话很值
得民运人士思考，“对一名历史学家来说，理解昨天和理解今天是同
一个过程”。

正因为如此，民运人士的有关历史的言论，就不应当混同于异议人
士。对比的看，并不是每一位异议人士都负有历史的责任，但是民运
人士却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没有说错的话，鲁迅是上
一个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异议人士，在他的身上
和身后我们去寻找中国民主化运动，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基于同样
理由，我们也不可能在目前的异议人士的队伍中去作同样的寻找。当
年那个被某人奉之为“最具有战斗精神的人”，他没有造就哪怕最小
的一场民主运动，是一个无庸值疑的事实。但话又说回来了，鲁迅是
对的，他就是他，他没有那样做，我们也不能要求他那样作，他有他
的价值，换句话来说，他有他的任务和义务。在鲁迅的作品中，中国
五千年的文化被说成是“吃人的文明”，中国的人民被描述成“阿
Ｑ”，中国的革命被写成是“咔嚓”的“杀人”，自成一家之言，此
处不在赘述。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现在若以为中国社会上哪许多大大小小的“鲁迅
继承者”负有使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责任，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目前
这个禁锢言论的时代中，社会需要鲁迅式的人物，这一点大家都很清
楚，但若由此而设想中国的民运队伍应由这类人组成那就不知道成什
麽样子了。同异议人士相对比，民运人士应当与广意上的“人民”保
持一种确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用被中国人说滥了的“鱼水关系”来形
容一点也不过分。如果把中国民运事业看成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建设工
程，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在沙子、水泥、灰三者已经齐备了，只是它
们各自堆放者，此间，民运人士的作用，就如同搅拌机，目前的问题
是搅拌机出了故障。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民运人士在处理自己同中国人民关系的问题上，
一定要摆脱那种鲁迅式的观点、立场和情感，切不可视人民为“阿
Ｑ”，切不可对未来的民主运动做“暴民运动”式的想象，更不可把
民主制度视之为政治上的“窄门”，以为能够通过它的只是政治上的
少数人。在这里，我们认为的的确确存在着一个如何尊重和相信普通
中国人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在18世纪，哲学家们争相谈论哪些国家、哪些民族和哪种文化中的人
可以进入民主的制度，过上民主的生活──那不失为高论；可是在今
天，在200年后的今天，某些人还做这样的谈论，就显得不合时宜
了。

说上一个世纪80年代的南非人，不宜过民主的生活，说90年代的柬埔
寨人、前苏联人以及东欧人不可能在民主制度下生活，说21世纪的阿
富汗和伊拉克人不配过民主的生活，如此种种谈论不都是曾风行一时
吗？执这种议论的人，也不都是振振有辞吗？目前在中国的异议人士
当中，许多人热衷于有关中国民主条件不具备，民主基础薄弱，中国
文化不适合于民主，时机不成熟等谈论，就没有价值，当坚决地排除
之。

３、

促使我们写作这篇文章的又一个动机是，我们在最近几年中发现了一
个下述的现象，即当民主队伍中的人还不善于区分异议人士和民运人
士时，在中国行使专政的统治者们（我们称他们为专制主义者）却已
经学会和使用了这种区分，对于他们认识中的异议人士，多少的学会
了容忍，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实行了“开放政策”──在一个总体上的
言论禁锢体制中划出了一个有限的“个人言论”之空间；在这个有限
的空间之中，异议人士不但可以讲话，还可以出书，有的还可以住在
大学当教授，领工资，但是对他们认定是民运人士的人来说，手段就
不一样了，非要把他们关进监狱不可，不但如此，在其刑满出狱后，
还要把其当成政治垃圾一样地“倾倒”到“海外”，使古代的、中世
纪的流放徒刑披上了文明的外衣。面对上述现象，我们虽然不能说中
国目前的政治对异议人士“开放”，对民运人士“关闭”，但是其间
出现的差别是不应当忽视的。

进一步地分析表明，中国政治当权派们，不怕异议人士这是一个事
实，与这个事实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他们的确很怕民运人士。在涉
及到某一件具体问题时，一个异议人士的声音也许很有震撼性，同样
的一项民运人士的言论也许平平常常，但是由此而引出的后果却截然
不同，前者被容忍，后者被镇压。1985年5月，发生在我们俩所居住
地──陕西省咸阳市的一桩事，具有典型意义，不妨举出来同诸位共
同商榷，以探讨其间的意义。

众所周知，1985年是胡耀帮、赵紫阳主政时期，可以说是比较民主
的，言论也比较宽松，身居咸阳市的我们也从不同的渠道多次听到有
关的异议人士的声音，王若望、白桦、叶文福等人的言论如雷贯耳，
刘宾雁等人的大作，也广为人知。可是，不为外间知晓的是，1985年
5月中旬的一天，在地处闹市区的西北国棉一厂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张
“文化大革命好”的大字报，全文约三千多字。就大字报的内容来
看，可以说是平平常常，没有多少新颖之处，也没有多少新意，在列
举文化大革命的“好处”时，大字报的作者说到诸如“兴建了南京长
江大桥”、“生产了杂交水稻”、“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等等，
都是些过去说滥了的话，只有一点新意，那就是对“否定文革”的邓
小平式的做法公开表明了反对的态度。就这么一张大字报，不但惊动
了咸阳市和陕西省，而且惊动了北京，中共中央直接派出专案组赴咸
阳办案。不难料到，中国的“福尔摩斯”们侦破这样的案件犹如探囊
取物，不出20天，大字报的作者便被“缉拿归案”。原来这个被称之
为“顶风作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秦都区制鞋厂的一位普通的青
年工人，初中文化程度，只是为了表示他对邓小平的“否定文革”做
法的不满，才写作了这一张大字报，没有料想竟招了囹圄之灾，被判
除十年徒刑，入狱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了。

上述的例子，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异议人士和民运人士在中国不同的
遭遇。在这里，我们无意说上述的那位青年工人是一位“民运人
士”，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他的言论和言论发表的方式，都与以
“造反”为其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关，因此，其言论呼唤的
是政治运动──就是问题的要害。可见，一个普通工人的政治言论的
水平尽管有限，发表的方式也很普通，但是一旦它同过去或者未来的
有关政治运动的发生了关系，那便会产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影响；这
种影响其所以被专制主义者视之为一种危险因素，不是没有理由的。

事实也是这样，在同一个言论条件下，一项普通的民运人士的言论和
一项“高质量”的异议人士言论相对比，前者具有社会动员和政治动
员的性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可见，在争取言论自由的事情上，上
述两种人区别不大，但在言论之于社会和政治影响方面，两者是不同
的。异议人士的言论，是个人良心的产物，受个人偏好支配，其发表
之后所取得的社会效果主要表现在它可以促使众多的人无视专制权威
而仅凭良心讲话，在一个压制良心的社会中，这种作用当然是巨大
的。

对比的看，民运人士的言论虽然也是自由言论，但是同一般意义上的
个人自由言论却有区别，有着一个组织言论和言论的组织功能，表现
着一种社会学上的组织意义。异议人士的言论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
“个人意见的自由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异议人士本人就是
“国王”，他可以高高在上地统治一切和管辖一切而无须任何顾忌，
因此在这个“王国”中，他享有完全自由；民运人士不能这样，他们
的言论虽然也具有自由的种种特征，但是它本身又全力趋向与一个更
高级的自由目标，那便是由人民意见组成的民主王国。正因为这样，
民运人士就应当养成一种尊重人民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就应当虚心地
向人民学习，应当熟悉和研究人民在以往的岁月中人民的所作所为，
从而力求把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民对民主的诉求拉入到民主化运动中
去。中国古代圣人在论述个人对社会之作用时，曾经做出了“立
德”、“立功”、“立言”的区分标准，依据它，我们可以说异议人
士是“立言”者；民运人士不但要“立言”，而且还要“立功”和
“立德”，也就是说，民运人士在以运动的方式要为未来的中国建立
一个民主的制度时，同时还应当建设民主制度其所以能够有效运转的
道德体系。

一项个人的言论要在社会中“立”了起来，也许需要来自道德方面的
支持，也许不甚需要道德的支持，仅凭其言论自身的性质就可以
“立”。言论之对于人其所以显得那么的重要，在于它是构成人的自
由的第一个要件，也是建设民主制度的第一块基石，因此人们不能想
象一个无异议人士存在的民主是什么样子。就这个意义来看，上一个
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于中国的异议运动，是中国民主化运动史上值得
大书而特书的事件，时至今日，其意义不但不曾削减，而且更加辉
煌；相比之下，民主运动却相形见绌。

探其究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为主要的一点是许多民运人士
在完成了由异议人士向民运人士的转化之后，还不适应于新的角色，
还习惯于原来的行为。因而，他们在成为民运队伍中的一员时，依旧
没有放弃旧角色，仍然是“异议”人士，无论是讲话，写文章或者办
事，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异议”色彩，这样一来，民主运动本身的组
织意念和组织诉求就有可能受挫，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大家都
认为同专制主义者们的较量应当是单枪匹马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
可以把无组织的异议人士运动看成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初期阶段，在
这个阶段之后，民主化运动应当发展到有组织的阶段，因此，民运队
伍的口号应当是：“组织”，“组织”，“再组织”！

４、写作这篇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

无非是说，在中国已经存在了20多年之久的异议运动应当不失时机地
转化为民主运动，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所有以民主为己任的人都应当
负责任的积极的建立起一套严格的自律机制，以约束自己的言行，也
就是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应当不失时机地由异议人士转化为民运人
士。我们认为，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实际预设着一个重大的变化机
遇，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对立志从事于民主化运动的人来说，是一次
伟大的挑战。如何迎接这场挑战？也是当前民运队伍中的一个大问
题。

作为异议人士，他们虽然托起着一个言论的“王国”，但是一出这个
“王国”，他们作为生活于政治中的人却甘愿扮演普通的角色，特别
是在政治生活上，他们也许是一些“不入流”者；民运人士不是这
样，他们首先是一批政治人士、政治家，或者社会活动者，其志向是
政治的，其行为亦是政治的。因之，他们应该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有
崇高的目的。他们虽然不能自认为是伟大的人，但是他们显然从事着
伟大的事业，走在一条通向伟大目标的道路上！

就他们生活的一般条件来看，他们也许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
们同古代“布衣”中那许多的志士仁人一样，有着“以天下为己任”
的志向。中国民主化运动是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事件，这个事
件的意义应该由民运人士而不应该由异议人士来宣布，但是非常遗
憾，时至今日，民运人士到底又说了些什么呢？国内民运人士，或者
身系缧绁之中，或者手足被捆绑，不能有所作为乃是事实，可是身在
海外的民运人士在可以自由做事的环境之中，却没有做出相应的成绩
真是令人遗憾。

中国民主化运动有的是历史，但是这种历史并没有被发现；有的是经
验和教训，但是它又模糊不清、若隐若现；有的是旗帜，但是它不明
显，也没有飘扬──造成所有这一切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的一个最
为主要的原因，可以表述为“民运”不“运”。回想起过去的年代，
在官方操纵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我们曾经接触到当时被称之
为修正主义者的伯恩斯坦的一句名言──“运动就是一切”。那时我
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可以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去方向，最终使它
同化于资产阶级的运动。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评
价这句话时，发现它不是没有价值。在西方社会日渐民主化的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出现了一种接受民主的思潮就叫修正主义，伯恩斯
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上述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民主运动
的一种较为粗略的描述。依据这种描述，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应当是
一个不见首尾的运动就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在这里我们无心评价这种
价值，只是说它一旦形成气候便有可能为接纳新的附带着时代精神的
东西准备了空间。其实伯恩斯坦是对的，不光无产阶级的运动应当如
此，非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当如此，民主运动亦当如此。

在民主制度未曾建立时，民主运动对民主制度的诉求应当是持续的、
不断的，直至民主制度的建立……，即使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民主
也只可能在于不间断的运动之中。在发达的民主社会中，民主运动非
但没有发生终止或萎缩的现象，反而它被制度化为周期性的东西，每
隔几年就得非搞一次不可，没有运动也得要“造”运动。

在民主国家中，我们看见的一次又一次的大选，不是被“创造”出来
的运动又是什么呢？就这个意思来看，民运人士就是创造民主运动的
人不但有现实的意义，而且有未来的意义。目前，许多中国异议人士
对待民主运动所持之看法很值得商榷，在这篇小文章中，我们不可能
列举其例，只能简要的指出，他们中那些蔑视运动、否定运动以及对
运动充满成见的诸多观点都不可取。比如，认为以往的人民运动一无
是处，认为而后的公民运动充满缺点，由此而断定未来的民主运动有
可能演变成为暴民运动等等言论，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以至于动摇
人民对民主运动应持之立场及观点。

在中国这个具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民运人士应当具有做大运动的雄
心壮志，应当具备做大事业的胸怀，亦应当表现出非凡气度，不应当
甘居中游或下游。因此我们认为在民运人士队伍中来一次“脱胎换
骨”式的自我改造很有必要，不然的话身为民运队伍中的人，却怀着
异议人士的心，其不矛盾乎，“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话的意义值得
我们深思。在这里，如果有人以为我们的本意是要排挤异议人士“出
局”，那一定是误解了我们的话，我们只是说在民主运动应当怎样搞
的问题上民运人士应当有自己的独立的不受他人影响亦不为他人意见
所左右的见解。

在目前的形势下，民运人士的言论应当表现为一种有组织性的存在
物，其思想和思路也不应当散乱和散漫，不然的话，再有10年，民运
队伍依然故我。依据我们之拙见，影响民运队伍趋向组织化途径的主
要危险是“异议因素”，不消除它，民主运动就不会有前途。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在目前的风气中，所有主张民运队伍应当有效组织起来
的人的言论，很容易被说为是共产党的“灵魂”在民主运动中的再
现，相应的是有关政治、政党及运动的一般组织原则都很容易被看成
是共产党的“残渣余孽”在民运队伍中的泛滥，这种极其错误的看法
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便会对今后的民运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此
这般下去，组织民运的任何企图都将会以失败而告终。

时至今日，具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主运动还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反
对党运动，其间存在的问题不是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和对待吗？就此
前许多国家的民主运动之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现象：在运
动初期或者前期，异议人士或登高一呼，或左冲右杀，简直可以被当
成是民主的旗手，到运动的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便显得后劲不足，
有的逃离运动，有的停滞不前，有的甚至公然反对运动，以至于在运
动的后期，他们当中的个别人竟会以“不入流者”自居，这样的现象
就和民运人士在民主运动成功之后依然献身于民主社会建设的事情不
可同日而语了。

（2004年3月18日〕

【武振荣注】这是一篇旧作，是我和邓韫璧合写的，最初发表于《魏
　　　　　　京生基金会》今天把它略加修改后作为第6论重新发
　　　　　　表。2005-12-25

１、

民运人士是为中国民主奋斗的人，但是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特别是他
们中间的领袖人物却不得不居住在中国之外，这就无形中造成了民运
人士生存的孛境。如果说张良的《六四真相》一书提供的情况符合事
实，那么最早提出用“流放的方式”把民运人士“流放”到国外，是
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李瑞环的馊主义，又若说这个馊主义在某种
程度上刚好迎合了世界上民主国家欲保护中国民运人士的愿望的话，
那么，这种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明流放政策”就是对中国
专制政府压制人权行为的一个“脚注”；就这样的“脚注”而言，中
国的专制派在鼓吹“中国的人权有了进步和改善”时，好象也有那么
一点意思的，无论怎么说50～60年代那种公开的枪毙政治犯的历史的
一页是已经被揭过去了。不管怎样说“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时代对于
民运人士来说已经是不复存在了。

但是，比上述的情况糟糕的是，“文明流放政策”对中国民主化运动
所造成的影响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事实造成了民
运人士和中国人民的脱节，就好象游泳运动员脱离了游泳池，要他们
要在旱地上练习游泳一样。如果说“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话对任何人
都是一样的，那么民运人士在一个没有中国民主运动的“异乡他国”
长期生活，肯定对他们来说是最残酷的事情……久而久之，这种最残
酷的事情在他们的感知中倒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平常事情”，就这
样，时间把他们的民主斗志慢慢地给销蚀掉了。在电视上面，我们许
多人都看到过鲸鱼冲到沙滩之后的画面，今天的海外民运人士就是这
种“画面”中的人物。

２、

目前海外民运人士几乎都居住在民主国家或自由的社会中，因此这种
环境正好适应民运人士的生存，但是，与这个情况有关的是，当这样
的国家和社会中的民主有一个可以供民运人士学习的榜样存在的话，
那么民运人士在一个不同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环境中进一步地学
习民主知识肯定是一桩好事，事情的复杂性也就在于这样的好事往往
也同时地掺杂着“不好”的因素，就是说此种学习有可能把民运人士
引导到脱离中国民主的那种不利的境地，把这种情况和被居住国家中
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及知识分子们对民运人士的影响联系起来
看，民运人士在一个本质上积极的环境中却面临着一种消极的潜移默
化的危险，换句话说，他们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理解中国民主的时
候，却遇到了一个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在事实上都被中国的民主更好
的民主，试想，在这个时候，谁可以在舍“熊掌”而去求“鱼”呢？

就纯粹理论的角度讲，民运人士要求中的民主和学习中的民主应该是
世界上更好的民主，这似乎没有哪怕半点的错误，可是呢？错误恰恰
就产生在这个时间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更好的民主就出现在你的生
活之中，而且这样的民主产生的历史和经过都是这些国家中的人所已
经整理出来了的对你来说是“现成”的经验，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它
呢？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又同中国目前是一个专制国家的“现实”联系
在一起，你在对比中发现中国民主其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恰恰又在于它
和你所居住的国家的民主有“差距”，那么在此情况下你的选择是什
么问题就好象有了一个结果；就结果而言，你放弃了那个有明显缺陷
的中国民主，而选择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没有多少缺陷而且已经被“实
践证明”是成功的存在于你所居住国家中的民主，就谈不上有什么错
误。

又如果从人性的一般情况着眼，那么你对接受你“政治避难”的国家
感恩戴德，而这些国家中的民主之对于你又存在着可以在“学习”中
方便“拿来”的便宜，更不用说，这些国家中的政治家或者学者们对
自己的国家的民主之价值又非常热情地给你“灌输”，那么，你若是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坚持你在中国的时候所掌握的民主知识与理论，而
这样的东西无论怎么说都有着一种和专制人物、专制理论的拖泥带水
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是你一个无法取掉的
弱点）就好象是不明智的。

你如果认为你自己仍然需要学习民主（这是对的，中国很早重大学无
止境），那么，这个学习对于你来说就不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东西，
因为你必须面临着一种事实上的取舍，就是说你尽可能地取掉你的民
主中的那种“可疑成分”，以使它“健全和完善”，这样一来，情况
又可能是，你必须使你个人的民主来一次“去中国化”的“改造”；
“改造”的终了是，你已经对“中国式民主”（请也许我这样说）很
不耐烦了，欲必须统统地抛弃之而后快。如果你痛快地这样做了，那
么，你就不是“中国民运人士”，而是“世界民运人士”了，可惜，
现在的“世界”虽然被说一个“村”，只是这“村”里的民主是以民
族国家为单元实现的，因此“世界民运人士”的头衔虽然大，但是他
们却无事可做。就此，有人说民运人士是“海泡”，我不反对。

美国是海外民运人士集中的大本营，如果假设你住在美国，又对美国
的民主抱着非常热切的情感，那么在研究和学习美国的民主时，你发
现了目前的世界上至少存在着两类不同的民主：一类是美国式的发达
的、成熟的民主；一类是我们中国的不发达的、不成熟的、发展中的
民主。在这样的两种民主中我们就好象面临一种到底要哪一种的选
择，如果说民主这样的东西可以脱离特定民族、国家和人民这三样东
西而可以独立存在的话，那么，我们选择第一类民主就是理所当然
的，但是，民主如果同上述三样东西的联系是水乳交融的话，那么，
我们撇开我们的中华民族、脱离我们的中国、脱离中国人民而选择民
主──这就是我们海外民运人士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不是“客
观”的，完全是由我们的“主观意向”造成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民运人士所处之困境在许多方面是由于自身的原
因造成的，因此，他们在一味地批评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造成他们
生活困境的唯一原因的时候，就不是本着一种“客观”的态度说话
了。在中国，共产党坚持专制不放是于他们的身处窘境分不开的，也
就是说他们在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改革机会的时候，历史留给他们的选
择就不多了，因此他们目前坚持完全反动的立场和政策固然是我我们
要全力批判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没有能力和本事发动民主运动
以推翻他们的统治时，中国不会随着世界潮流实现民主化的事情就主
要地应该责怪我们自己的了。谁让人民不组织起来呢？谁让我们没有
组织人民的能力呢？谁又能够运用一种力量和方式把中国人民曾经象
1966年、1979年、1989年那样地发动起来呢？──所有这些问题，都
应该是民运人士思考的东西；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跟邓小平后面亦
步亦趋地走民主之路，一万年以后中国民主也是没有希望的。

在这里我认为海外民运人士所处之自由环境有利于研究和提高中国民
主的理论水平，就此来说，海外民运人士可以干什么的问题似乎可以
有一个答案。但是非常遗憾，这样的事情在海外民运人士中并没有形
成共识，亦没有引起人们的共同的注意，因此海外民运人士的团体就
不会在凝聚中实现。总的看来，现在的海外民运人士还是保持着他们
在中国生活时的那种“异议者”的立场和观点，而没有实现由“异议
者”向民运人士的成功转化。海外民主团体这个词只是存在着一个象
征意义。在这里我不涉及发生这样的问题的具体原因，我只是说海外
民运人士在认识民主的问题时缺乏一种基于共同情感和利益的认同是
最重要的问题。在许多的事情上，民运人士所发出的声音完全反映了
他们个人的情绪──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就不考虑
到民主要求他们要拥有一种超越他们自己而属于“公共”的东西的
呢？

３、

我认为，中国民运人士存在着一个如何学习民主的问题，对于这个问
题上，我们若象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来学习民主，
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与之相应的是，我们若是在学习过程中没有树立
起一个向我们中国人民主实践学习的思想和观念，离不开我们所居住
国家民主的“本子”时，亦是没有出路的，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在学
习中，一直甘当“小学生”，照样学不到民主的。

在学习民主的事情上，我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点自信的精神和具备一种
自信的心理，如果说这个“自信”和过去的共产党员的“谦虚”应该
形成一种对比的话，那岂不是说我们应当在理论上为“骄傲、自负、
嫉妒”这样的东西给出一个积极的意义，就好象英国哲学家大卫、休
谟曾经给“自负、骄傲”和罗素给“嫉妒”的意义一样，必须是在承
认人的本性不会改变的前提下如何去理解民主和组织民主的秩序。就
这样的意义来讲，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在相信我们已经拿到过民主的事
情上不应当表现出犹豫不决的心态，应该有一个健康的自信心。只有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我过去曾经熟悉了的东西中去发现民主。

就在我准备写作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在“多维网站”上发现了文扬写
作的《民运的大旗到底指向哪里》的文章，这篇文章中作者在批评民
运人士时说出了如下的很有水平的话：“至少，亲爱的民运精英们应
当认识到”，“历史非自今日始，中国民主并不是从79年西单民主墙
和89天安门运动才开始。民主作为一种新思想进入中国已经100多年
了，民主作为一面政治旗帜也已经被早期的共产党玩过几回了，而民
主作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有过草草地讨论，但
随后很快被高高地搁置在象牙塔里成了远离社会实践的东西。遗憾的
是，今天民主精英们不仅未能继续朝这个方向的探索，甚至连继承这
个讨论的学术资格都达不到”。我非常赞成和欣赏文扬上述高论，我
认为这是对民运人士的善意批评，批评所触及的问题也是目前中国民
主运动的核心问题。在国内民运人士因受到种种的限制无法从事系统
的理论研究工作，这是可以理喻的事情，但是在海外这样自由的环境
中，有效地研究民主的工作若还是展不开的话，民运人士的“资格”
就不能不受到质疑。

因此，可以这样说，在学习民主的问题上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
我们是不是要象中国共产党人那样的永甘当一辈子“小学生”，让被
研习的东西永远压迫我们？如果说这个过分了的“谦虚”已经消灭了
我们的志气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换一种方式？这就是我所关心
的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说我们中国人在搞
民主的时候应该学习外国的东西（注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
外国货），我们不应当反对，但是在60年代以后，我们中国人放弃自
己的东西不坚持，还是要学习外国的东西，我就不知道说什么的好
了，特别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民族掀起的学习西方
的那种风气中，我们甩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外国人，而
又拜倒在尼采、叔本华、佛罗伊德等脚下，是不是就跟上了文明的趟
呢？我看不是的。用岳武的话讲，这是：“吃西餐，放洋屁！”

４、

民运人士学习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同我们中国人学习中国画一样，学习
的方式先是照着范本临摹，临摹过了关就得选择某一家作为入门的对
象来学习其风格和画法，这样的学习就必然要使自己的行为中规中
矩，一点一画都不能够随心所欲，久而久之，就必然会给自己造成一
种极不自由的樊笼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他本人就好象是一个批枷戴
锁的人，失去了创作的自由。因此，要想成为一个画家，就得需要一
种破坏性的打破程式的勇气。用画家何绍基的话讲，“画家需自立门
户”。“要脱缰去锁，才能用自由心书写，再加上因缘成熟，他便有
可能创出自己的风貌”。对照地看，我们中国民运人士现在学习民主
的事情，也需要“脱缰去锁”，以达我们在民主上的“自立门户”。

可是现在的情况呢，完全不容乐观，我们在学习民主的事情上总是去
不掉“缰锁”，所以就永远只能够是“小学生”，“立”不起我们在
学术上的“门户”，特别对于海外民运人士来说这样的事情就更为严
峻的了。我们生活在国内的时候，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方社会的民主只
有一个感性的概念，来到了民主国家后，对于民主的看法必然要经历
一个深刻的变化；变化中一个成熟的、发达的民主就变成了我们的
“范本”，于是我们的行为就只是个“临摹”，而在“临摹”中，我
们对于自己以往拿到过手的民主如果稍加反思的话，就认为它不是民
主了。这样，我们在学习发达民主国家的经验这一桩正确的事情上面
又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用中国成语说，就叫“邯郸学步”。

举例说，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检讨我们中国民主的时候，往往就离不
开大字报，而在西方民主国家是没有这种东西的，这些国家的城市建
设是如此地富丽堂皇、干净卫生，如果给它上面贴上一些书写在废旧
报纸上文字，不就是大煞风景的吗？如果说大字报的内容又有许多的
华而不实的成分，和出现了许多攻击象言论，那么这样的东西能够作
为未来中国民主的载体吗？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国外民主社会的那
些很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在批评我们的民主中的大字报时，经他们之口
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就会必恭必敬地听……，在听的时候，我们甚至
会象公鸡一样地不停地点头……，而民主就是这个时刻给走脱了！

但是，我们若对中国的民主有一个深切的理解的话，我们对出现在大
字报上的民主就不能持上述的看法，就会在民主表现的形式方面去发
现民主的中国特色，如果说这样的发现可以整理出1979年民主墙运动
时的经验与教训的话，那么在中国民主独立表现的那个时间不就是可
以被我们抓住的吗？在我们中国民主制度没有建立以前，民主的表现
是离不开大字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你想不要大字
报而要中国的民主，你就是做白日梦。在中国当言论的压制政策在没
有发生松动时，当言论自由和政治表现的自由在同一个空间中发生
时，大字报──这个在1966年已经变成了中国民主的重要载体的东西
就一定会表现自己，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因特网说的帖子，不是新型的大字报又是什么呢？

要认识到，在我们中国，民主的开端是很不理想的，我们中国人民也
正是从不理想的开端上去寻求民主的，因此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民主的
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从中国环节入手理解中国民主，就可以在民主
的后来过程中去整理那些在事后看来是很不理想的民主的价值。也只
有这样，你对于不理想的民主的看法才会改变，你也就由此而理解了
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最本质的那一点：即民主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好
的东西，但是欲要达到政治上的“好”却必须实行民主。也只有在这
个时候，你才有可能理解到人类实行民主的大环境也是“不理想”
的。于是你对于民主的看法就会产生一种飞跃，你就不再是“小学
生”的了。我们现在患着一种非常严重的“民主白血病”，它使我们
面目蜡黄，口上无味，眼里无神，心里有鬼！

如果说在这里，我假设某些西方学者们对我们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所
追求的民主和已经有了第一手经验的民主表示出不理解的话，那么在
这样的时刻中，我们就会象“谦虚谨慎”的“小学生”一样的不敢和
他们争辩和争论，因为“班门弄斧”这个中国式的成语我们太熟悉
了。试想一想，我们作为专制国家中的被流放之人，敢在国外民主的
社会中的课堂上鼓吹我们中国的不成熟的民主吗？若是这样做的话，
我们不就是贻笑于大方之家吗？

在这里，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对于学习民主的事情做出错误的理解，所
以，我们弄清楚学习民主的事情同普通意义上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
区别，亦没有看出学习过程中意义空间之特殊性。平心而论，我们中
国虽然今天还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我们民运人士虽然也还是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但是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的进程方面之责任是不
能够放弃的，就依着这个责任讲，我们对民主就必须做出符合于我们
中国实际情况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如果目前不是要说服世界上的他
人，而主要是说服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话，那么我们的民主就没有什么
错误，它只不过是没有发达罢了。今天，我们中国没有及时地实现民
主化，这固然是遗憾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错误”，而要说
到我们错误的话，那恰恰是我们放弃了对我们中国人所已经了解和理
解了的民主的研究和探索。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国外这个如此发达
的民主环境却对于我们反倒成了“藩篱”。

５、

我在过去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民主是一个大本子，对于它来说，
各人有各人的读法，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读法都不被另外的人的读法更
正确或者更优越，只就这个意义讲，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在海外民主的
社会中，发表我们自己解读民主的结果，就没有什么可以低人一等
的。在正常的民主社会中，人们可以是这样或者那样理解民主的，但
是这和我们正在争取民主的中国人对民主的这样或那样式的理解是没
有价值上的冲突的，因此即使出现了意见的冲突，那则是民主领域内
的非常正常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理由。

情况即使这样，有一点还是值得一说的，那就是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是
在“冷战时代”开始了最初的有关民主思考，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国
际环境中，我们的民主的思想中就必不可免地包含有一种非资的因
素，当这样一段经历已经过去，我们又好象是到“资本主义”的门上
“讨饭吃”来了。情况又可能是这样，当我们经历中的这一段意义没
有被整理好的话，我们的民主的“根基”是不是“有问题”──就造
成了我们的内在的困惑。外有忧虑，内有困惑，这就是我们在海外民
主社会生活而不开心颜的主要原因。

现在的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若本着一个西方民主的
本子讲话，我们是不失风度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立足在西方社会，
经我们之口所讲出来的民主若还是“西方式”的话，那就值不了几文
钱。民运人士要想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出积极的影响，我看也是有一个
“实力问题”，这个“实力”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理解民主的水平。
我们如果在国际社会中，能够把我们中国的那个目前正在趋于成熟的
中国民主的本子成功地提供出来的话，我想我们是会受到国际社会的
尊重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对于这样的事情没有很多的兴趣，也没有
很多地花费力气，因此我们把过去“学步”阶段上的那种概念和思想
是怎么也摆脱不掉的，以至于我们的杯子能够盛多少水的事情已经有
了个分晓，说得通俗一点，我们的杯子已经满了！

我们已经在海外作了许多的政治表演，不说中国人民对这些表演有何
评价，就拿我们自己中间的某些人的话说，那是“作秀”。但是一
想，连这样的“秀”也懒得“作”的人又当干什么呢？作为单个人，
我们是有力量、有智慧的，这一点我不想否认，但是作为一个“团
体”，我们是既没有力量，又没有智慧，这便是我们的问题；如何解
决？我们中间的分歧也是没有办法泯合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很不理
想的局面，20年以来海外民运人士，连讨论问题的一个“平台”都没
有“搭成”，于是，长期的各自为阵就成了习惯，久而久之，大家就
习惯了，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过去海外民运内部也曾经以“会议”（有“联席”的，有“圆桌”
的）的方式做过合作的试验，但是当试验在短期内被认为不成功时，
就停止了。此后，虽然在已经分散的某些较大组织内，也曾经有人想
实现“联盟”，或者搭建合作的“平台”，但都不成功。

６、

中国的民主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的事实就意味着在民主
的问题上许多人有许多的话要说，因此，你只要肯用心，就可以为民
主的的事情说一百个、一千，甚至一万个话题来，但是，如果你认为
这些所有的话题在民主运动中都具有同样的价值，你就会大错而特
错！相反，我倒是认为在目前中国民主运动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中国民
运人士警惕的话题，对此，我们非但自己不讲，而且也规劝别人不要
讲。譬如，民族分裂的话题，宗教极端主义的话题都是我们应该反对
和警惕的东西，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民运人士的智力就同前毛泽东
时代的张铁生一样地是“白卷先生”了；问题还不至于此，张铁生交
了“白卷”，只是耽搁了自己和他人对知识的追求，而我们的“白
卷”有可能导致我们变成为“民族的罪人”。

不要说在民主运动中是这样，就是在我们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是
不是某些问题也可以象今天那些批着马甲在网上乱发议论的人随便谈
论呢？我看事情并不是那样，在这里，我们不说“未来民主的中国”
的情况怎样，就看一下俄罗斯的情况吗？它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了，但是在俄罗斯民主允许俄国人们自由的谈论车臣的问题吗？车臣
独立运动在俄罗斯能够变成合法运动吗？也就是说，俄罗斯民主能够
给车臣独立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吗？民主运动是人民的运动，与这一
性质有关似的是民主运动必须要很好地解决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而
不是要分裂它。在现代条件下，虽然也出现了一个民主超越民族国家
的苗头，可是这样的事情，朋友：恰恰告诉我们人类成熟的民主必须
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完成的。当前，欧洲联盟实践所告诉给我们
的东西不正是这些吗？如果欧洲的民主不是在此前三个多世纪的欧洲
民族国家成功发展的范围内日渐趋于成熟的话，目前有望超越民主国
家的欧洲联盟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当欧洲共产主义世界图式因为苏
联的崩溃而消失得无踪无影时，民主主义的欧洲版图却“再现”于今
天。就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超越民族国家而要求共产主义，结
果是本应当民主化的民族国家都给套上了专制主义的轭──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人类的深刻教训，但是这样的教训如果没有被我们组织到民
主的知识中去的话，那么现在，某些鼓吹中国应该分裂成未来30个国
家的谬论就应当从民主的言论中淘汰出局！

上述的意思如果可以引起读者们的触类旁通的理解的话，那么，民运
人士在目前的形势下，如何能够小心谨慎的选择民主的话语以求作到
未雨绸缪，就是我议论的本意。总之，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民运人士
特别是海外民运人士中间存在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民运人士
“边缘化”的人危机不会被克服。对比地看，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失
去了“历史权力”，但是我们却还没有掌握它，这个所谓的“历史权
力”目前还处在游离状态，仅就这一点讲，未来中国社会到底是以人
民运动的方式或者是以“动乱”的方式迎接民主，就不好断定了！

结束语：

关于民运人士的问题，我就说了这么多的话，有些地方也可能说了门
外话，但是，我相信，我的本意如果可能被读者们所了解的话，就可
以达到写作的目的，其间存在之错误，还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2005-12-15于韩国首尔特别市；2008-6-17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