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享有普遍的基本人权的独立个体。
◆愤青：愤怒的青年民族主义者。

2008年春夏之际，风云突变。由西藏动荡和奥运火炬传递所触发的民
族主义浪潮日渐高涨。愤怒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随即在火炬所经国家发
起了声援与抗议，在国内则发起了抵制家乐福的运动，一些中国城市
还出现了零星的现场抗议。愤怒的青年民族主义者正在把奥运会看成
是发泄民族情绪的阀门，展现中国对抗国际社会的决心和力量。在中
国，公民与愤青的分歧再次凸现。公民的世界观与愤青的世界观也再
次形成鲜明的对照。

虽然每个民族主义者都有公民的法律身分，但是愤青并不认可公民身
分背后所隐藏的普世价值。而正是这些不是价值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
自由提供了观念基础。作为最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愤青通常把族群与
国家摆在普世价值之上，认为在国家与族群的利益高于高人的利益、
乃至生命与自由。他们不太愿意承认存在着超越东西方的普世价值，
认为中国的国力与前途来自于跟世界，尤其跟西方世界的对抗，认为
中国的今天是通过枪杆子打来的。所以，展现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
本之道。

真正的公民应该是世界主义者，认为个人的价值，其自由与尊严，高
于任何国家、任何族群。真正的公民认可的是开放的社会，认为捍卫
本国本族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在真正的公民看
来，极端民族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看不清中国国人的真正利益
所在。以抵制家乐福为例。家乐福里面卖的几乎全是中国制造的产
品。其供应商主要是中国的，销售场所是中国的，员工是中国的，顾
客也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样做，究竟是在抵制家乐福，还是在抵
制中国厂家和消费者？还是在招致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奥运会？所以愤
青常常只在意一时快意，不在意后果，结果常常是搬起别人的石头砸
自己的脚。

一个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一定是个开放社会。只有开放社会才适合公
民生存。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国家最容易酿成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必将放慢乃至阻止中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而在
奥运即将到来之际，进一步抵制外部世界，关小中国的国门，或者外
部世界对中国关小大门，那么结果肯定伤害了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把
奥运会变成了一个对抗外部世界的机会，那么到头来受苦的还是国人
自己。民族主义的泛滥终将伤害到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利益，进
而对族群与国家造成伤害。近现代以来，还没有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国
家给本国本族带来过好运，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
都是典型的个案。

与愤青相比，真正的公民更关心的是基本的人权在本国的落实。这既
合乎公民的利益，也合乎国家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国家的使命就是
落实和保护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这次民族主义狂潮表明，中
国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方面还有很多的欠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只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却没有回国游行的自由，有抗议ＣＮＮ的自
由，但没有看到ＣＮＮ的权利，也没有抗议《人民日报》的自由。从
这一点讲，一个真正的公民也希望看到愤青们能真正享有言论、集
会、结社、请愿等基本政治自由。也许到那个时候他们也就不那么
“愤”了。

一句话，愤青在意的包括公民在内的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公民在意的
是包括愤青在内的每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愤青认为只有国家与民族至
高无上，个人才有保障；公民认为只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至高无上，
国家才有可能真正保护公民的国家。

按照1949年以来的“表态文化”传统，我得先表个态：本人一贯主张
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不赞成“西藏独立”；本人高度赞赏奥林匹克
精神，反对将体育政治化。

中国股民近来损失惨重，指望奥运前的利好消息翻本；中国商家数年
翘首以待，垂涎奥运商机；中国政府不仅对奥运投入了大量资金，也
希望借机塑造大国形象。北京奥运圣火的传递在一些西方国家遭到抵
制，引发了部分民众的情绪反弹，是很正常的；但某些不负责任的媒
体鼓吹排外，不仅无助于事态的理性解决，且必将毒化社会氛围，不
利于北京奥运的健康举办。

体育不是政治，但也无法摆脱政治。不管体育如何定位，奥运已是当
今中国最大的政治，若听任抵制成了气候，面子和里子都会罩不住。
1980年中国参与抵制莫斯科奥运，今天以反对“体育政治化”为由，
要人家取消抵制，有点象双重标准，也象是某种进步，毕竟中国经历
了30年的改革开放，价值尺度有别于当年。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有无
化解抵制的政治智慧？

任何有自信的民主政府，都不至于对抗议的声音反应过度。既然以崛
起中的大国自命，就须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气度。扮演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女子，只懂得回家哭诉并发动三亲六故四出
骂阵护驾，让媒体将自己描画成全世界的苦主，决不是明智的宣传策
划。

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地方性群体事件发生，政府的处理似乎永远是正
确的，从未反省自己的政策有无不当。象西藏这种民族与宗教问题错
综交织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领导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
学识和人文情怀，而不是执行简单指令的灭火机器人。世间没有一成
不变的政策，既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建设和谐社会，沿袭多年的
民族、宗教政策，也有反思和调整之必要。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
公平竞争的精神。中国政府于2007年开始，临时放宽了外国媒体的采
访自由，表现出对相互了解的认同。对一个开放的国家而言，知情权
不仅应给与外国记者，更应该属于本国媒体和公众。正是由于拉萨
“3．14”事件的相关信息不够对等和透明，才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批
评和抵制，除了“藏独”制造的麻烦以外，也有自己制造的麻烦。当
前中国新闻媒体爆发的“南北战争”，本质上是宪法第35条的公民权
利之争。

奥林匹克精神通常包括参与原则、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友谊原则和
奋斗原则。其中友谊原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不仅
仅是一项单纯的体育活动，其最高目标，是要通过体育活动的手段，
把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凝聚在
一起，使大家相互交往，增进了解和友谊，进而达到世界的团结、和
平、进步的目的。

2008北京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煽动民族仇恨
和排外情绪的狭隘民族主义及伪爱国主义，有悖奥林匹克精神；语言
暴力和排外情绪的背后，正是对普世价值的极度恐惧。108年前，大
清朝廷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当
前某些媒体的语境，恍若回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文革”年
代，也正在拆北京奥运的台。

从政治谋略上考量，煽动民族主义之火，往往是转移国内矛盾的一种
谋略；此前已有经济学家预测，奥运会后中国经济可能发生滑坡，如
果这种情况出现，将责任归咎于对奥运的抵制，就成了一种预设的排
气阀。而推波助澜引发排外事件、制造政治僵局，也可成为攻击政治
体制改革的口实，或许正是某些利益集团所预期的。无论是哪一种博
弈，都冒着殃及中国经济、加剧社会矛盾的风险，并以全体国人的福
祉为筹码。

政治要面对现实，政治家要有智慧，政策要有灵活性。目前距奥运开
幕还有100多天，在危机处理上死要面子，必定举止失措，终将里面
尽失。自省与相互沟通，远比僵化的意识形态实惠；拒绝对话并惯于
指责他人的陋习，无助于消解危机。

（2008年4月20日　风雨读书楼）

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说，

　　“今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承接上年势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累计完成15,102亿元，同比增长33.8%，增收3，818亿元，增幅
　　居近年同期最高。”

政府富得流油，又都干了些什么呢？学者陈志武的文章说，据财政部
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六千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为全年ＧＤＰ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其他的钱用到哪里去了？除了一部分
用于“经济建设”外，大部分都被政府用在自己身上了。还有学者估
计，从1993年到2005年，中国用于行政管理的支出增加了10.26倍。
难道政府拼命从百姓手中收钱，目的就是要满足自我消费吗？

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很多。深层次的原因说起来可能过于复杂，在此
不妨来看一个表面上的原因：国务院各部委本身就是大政府的源头。

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
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令第14号公布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九条规定，

　　“各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
　　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

这应当说是中国目前所有法律法规中对政府组成职数最直接、最清晰
的规定了。毫无疑问，这也是应该得到最严格执行的规定。可事实怎
样呢？

笔者在浏览新闻时，偶尔看到一条消息说，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
部”配备了一位正部长七位副部长的“领导班子”，不禁有些吃惊，
因为这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同时又
心生好奇，想看看其它各部委的“领导组成”情况究竟如何。于是从
最“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gov.
cn）开始，通过它提供的链接进入国务院各部委的门户网站，查看各
部委的现任部级领导职数。结果如下。

外交部（http://www.mfa.gov.cn/chn/default.htm），部长：杨洁
篪；副部长共六位：王毅、乔宗淮、张业遂、武大伟、吕国增、李金
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http://www.sdpc.gov.cn/），主任：张
平；副主任共八位：张国宝、解振华、朱之鑫、王金祥、张茅、张晓
强、杜鹰、穆虹。

教育部（http://www.moe.gov.cn/），部长：周济；副部长共六位：
袁贵仁、章新胜、赵沁平、吴启迪、陈小娅、李卫红。

科技部（http://www.most.gov.cn/），部长：万钢；副部长共五
位：李学勇、程津培、刘燕华、尚勇、曹健林。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http://www.seac.gov.cn/gjmw/index.
htm），主任：杨晶；副主任共四位：杨传堂、杨健强、吴仕民、丹
珠昂奔。

公安部（http://www.mps.gov.cn/n16/index.html），部长：孟建
柱；副部长共六位：白景富、刘京、刘金国、孟宏伟、张新枫、刘
德。

监察部（http://www.mos.gov.cn/Template/home/index.html），部
长：马馼；副部长共四位：屈万祥、王伟、姚增科、郝明金。

民政部（http://www.mca.gov.cn/），部长：李学举；副部长共四
位：李立国、罗平飞、姜力、窦玉沛。

司法部（http://www.moj.gov.cn/），部长：吴爱英；副部长共四
位：陈训秋、张苏军、郝赤勇、赵大程。

财政部（http://www.mof.gov.cn/index.htm），部长：谢旭人；副
部长共五位：廖晓军、李勇、王军、张少春、丁学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http：//www.mohrss.gov.cn/），部长：尹
蔚民；副部长共九位：季允石、孙宝树、李智勇、杨志明、张小建、
杨士秋、王晓初、何宪、胡晓义。

国土资源部（http://www.mlr.gov.cn/），部长：徐绍史；副部长共
四位：鹿心社、贠小苏、汪民、王世元。

环境保护部（http://www.mep.gov.cn/），部长：周生贤；副部长共
四位：潘岳、张力军、吴晓青、周建、李干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http://www.cin.gov.cn/），部长：姜伟新；副
部长共四位：仇保兴、陈大卫、黄卫、齐骥

交通运输部（http://www.moc.gov.cn/），部长：李盛霖；副部长共
五位：李家祥、翁孟勇、高宏峰、冯正霖、徐祖远。

铁道部（http://www.china-mor.gov.cn/），部长：刘志军；副部长
共五位：孙永福、彭开宙、胡亚东、陆东福、卢春房。

（注：在铁道部的官方网站，没有类似“领导介绍”的栏目，找不到
部领导的组成情况，上述资料来自其他网站）

水利部（http://www.mwr.gov.cn/），部长：陈雷；副部长共四位：
鄂竟平、矫勇、周英、胡四一。

农业部（http://www.agri.gov.cn/），部长：孙政才；副部长共六
位：尹成杰、张宝文、范小建、危朝安、牛盾、高鸿宾。

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165860306=2999402274），
部长：陈德铭；副部长共八位：于广洲、马秀红、高虎城、姜增伟、
蒋耀平、易小准、陈健、傅自应

文化部（http://www.mcprc.gov.cn/），部长：蔡武；副部长共六
位：于幼军、孟晓驷、陈晓光、周和平、赵维绥、郑欣淼。

卫生部（http://www.moh.gov.cn/29.htm），部长：陈竺；副部长共
七位：高强、黄洁夫、王国强、马晓伟、陈啸宏、邵明立、刘谦。

人口和计生委（http://www.chinapop.gov.cn/），主任：李斌；副
主任共四位：潘贵玉、赵白鸽、江帆、王培安。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http://www.sasac.gov.cn/n1180/index.
html），主任：李荣融；副主任共六位：李伟、王瑞祥、黄淑和、邵
宁、黄丹华、金阳。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尚未建立），部长：李毅中；副部长共七位：
王旭东、奚国华、苗圩、陈求发、娄勤俭、欧新黔、杨学山。

《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副部长（副主任）只能设“二至四人”，而事
实是，大多数部委的副部长（副主任）职数都超出了这个限制，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竟然达九位之多，违法程度何其严重！这
种违法行为竟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也实在是一件令人深感奇怪的
事情。

前不久，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人大闭会后，这个方
案已经渐次得到落实。这次机构改革，只字不提“精简”、“缩
编”，与前几次机构改革大异其趣，是不是国务院有关人士已经深深
了解到机构只会越“简”越大、人员只会越“缩”越多，而主动转变
了改革方向呢？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政府规模压不下
来，任何目的和形式的机构改革（包括“大部制”），说到底其实都
不过是虚晃一枪，连汤带药都换不了的。

（本刊首发）

通胀与经济增长减缓都会带来危机，中国该作何取舍？

通胀之源

2007年中国全年ＣＰＩ较上年同期增长4.8%，增速大大高于2006年的
1.5%，也明显高于政府设定的3%以内的2007年调控目标，创下1996年
以来的最高增速。2008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1月份ＣＰＩ同比上涨
7.1%，2月份上涨8.7%，3月份8.3%，远远超过政府设定的2008年全年
通胀目标4.8%。要达成这一目标，未来的九个月内，ＣＰＩ涨幅要控
制在4.2%以下，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对于2008年一季度ＣＰＩ高涨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一是春节与南方雪
灾的影响。

二是人民币升值加速国外游资进入中国。2008年一季度实际利用外资
同比增长61.3%，这是自1995年有季度统计的最高值，多少表明看涨
人民币资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内信贷控
制，外资企业从海外融资的结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人民币升值却
又可能抑制通胀，其机制是减少出口以及增加进口，人民币会流向海
外从而使得国内市场流动的人民币减少，进而抑制通胀。不过短期来
看，人民币升值在吸引游资方面的作用要强于减少国内市场流通的人
民币的作用，使得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个推高ＣＰＩ的因素。

三是人民币多发所致。按照货币数量论的看法，通货膨胀总是货币数
量问题，货币多发是通胀的根源所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
2008年3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2.31万亿元，同比增长
16.29%，增幅比上年末低0.45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1.19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0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5%，增幅
比上年末低2.80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0.95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
量（M0）余额为3.04万亿元，同比增长11.12%。一季度净投放现金58
亿元，同比少投放258亿元。尽管增速放缓，但余额同比还是增加，
这可能是目前ＣＰＩ还维持在高位的最根本的原因。

而通胀的最大危害是对缺乏避免通胀损失手段的底层人群的影响。因
为货币增加的收益是逐渐扩散的，离货币最近的人，首先享受到了好
处，再逐渐扩散到最底层的人群。如此一来，通胀除了对底层形成压
力外，还可能扩大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使经济陷入到无法避免的
波动中，而这些波动无疑又会对底层人群产生不利影响。贫富差距的
拉大以及底层人群的损失，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调控之惑

对付通胀，没有确定统一的手段。但行政干预的手段不足取。

行政干预对市场秩序的损伤及其带来的后果，甚至可能比通胀本身更
为严重。例如价格干预在短期内可能迎合部分消费者但损害了生产
者，同时生产者会采用手段转嫁或规避由于价格干预带来的成本，而
消费者购买与原先相同的产品与服务可能要多花时间和精力，并且市
场上会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未必能从价格管制中
获得好处。周其仁指出：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讲到底就是通过增加
制度运行的摩擦力来使经济减速。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法
治、政商关系、反腐倡廉，都有百弊而无一利。

除了具体的行政干预外，是采仍紧缩的货币政策，具体而言包括提高
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和升值。问题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不是真的得到了
实行。周其仁认为目前政府还是采用了一种“松货币供给，紧价格干
预”的政策组合，而这个组合是无助于解决通胀问题的。

事情当然有点变化，从3月份的统计数据看，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增幅比上年末低0.45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1.19个百分点。一季度人
民币各项存款增加26,353亿元，同比多增7,606亿元。同期人民币贷
款增加13,326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货币供应量的增幅回落，存
款增加以及贷款增速放缓，这或许意味着前期的小幅升值、加息以及
提高准备金率的政策开始出现效果。

问题在于，2008年第一季度的ＣＰＩ增幅仍旧高达8%，尽管3月份
8.4%比2月份8.7%有所回落，但是不是能进一步冷却高涨的ＣＰＩ还
存在疑问。而且截至3月份，中国已经连续16个月处于负利率中，这
说明存在进一步加息的空间。因此紧缩货币除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外，进一步加息或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不是应该加一个较大的比
例，是存在疑问的。

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会以何种方式展现在何时展现，目前不得而知。
但对中国而言，既要保持高速增长，又要降低通胀，似乎是不可调和
的政策方向。正如沈明高指出的，“如果政策目标是确保经济稳定快
速增长，随着美国经济衰退的深化，政府的政策取向就应该是放松从
紧的货币政策，或采取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以刺激内需，化解外需
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压力，但同时可能需要容忍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水
平。如果政策目标是锁定通货膨胀水平，需要担心的则是美国经济快
速见底和反弹的风险，并随时准备在货币政策从紧的同时，实行从紧
的财政政策等。”

取舍之道

决策者面临的真正困难在于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与实现经济增长的目
标。据官方数据，过去五年中，ＧＤＰ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产生约
85万个新工作机会，而中国每年需要新增一千万个工作机会才能跟上
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政府如果想要达到其目标，就需要将
年增长率保持在11%左右。而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0.6%，离11%还有一定差距。而面对全
球经济放缓的事实，中国要维持11%的增长率恐怕是一个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事实上，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速度逐
渐放缓恐怕将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早点意识到这一点，或
有助于缓和疼痛。决策者必须意识到依靠增长来掩盖问题的实质的做
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因为问题可能越积越大。

90年代早期高达27％的通胀，主要是权力贷款，银行对权力贷款几乎
没有限制，敞口发贷款就相当于给市场注入大量的流通货币，结果导
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底层人群损失严重。今日造成通胀的原因虽然不
同，但其结果依旧是底层受损。

那么要如何比较“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对底层造成的损失”和“通货膨
胀对底层造成的损失”的大小，从而作出一个抉择？由于经济增长放
缓是可以预期的，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可能是无法被容忍的，因此
对通胀的治理或是当务之急。

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治理通胀也需要启动内需，这几乎是一个公认
的方向，但似乎很少有意见提出如何启动内需。紧缩货币或将流通中
过多的货币收回去，将会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使得消费者可以
负担起消费，从而启动内需。

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加收入。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扣除物价之后，实际增长约13%，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约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已经超过ＧＤＰ增长
速度，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也接近ＧＤＰ。但人均增
长并不能直接反映出这些收入的分配情况。根据一项研究，2007年基
尼系数由2006年的0.47攀升至0.48。0.01这一数值虽然看似不大，但
已相当于2003～2006年三年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从城乡差距来看，
农村的增长幅度依旧要低于城市，而底层收入的增长也处于最底层，
这或可以从基尼系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在进一
步拉大。

这可能是与底层人群承担赋税较重、就业渠道较窄有关。因此除了减
税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之外，政
府需要改善私营企业及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这些企业能在边际上创
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而这些岗位往往与底层人群相适配。如此，或
许能从长期上促进经济的增长。但短期内必须有所取舍。

（本刊首发）

上世纪90年代末，伴随着高等学校的快速扩招，中国开始了全国范围
内的高等教育高收费历程，美其名曰为“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
化，在美国，如硅谷等地方，是教育、科学研究和生产的一体化。学
校赚了社会的钱，还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中国，在三农问
题完全没有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陷入困境，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的
时候，高等学校们却经过物价部门的批准，利用行政力量收起了巨额
学费。很多学校还将行政收费列入了后勤集团的工作业绩，直接当成
了学校的经营利润在学校工作会议上来炫耀。

因为穷孩子多，教育部曾经对全国公民承诺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结果
雷声大雨点小，有些地方干脆没有任何雨点，任凭学生渴学的心灵干
涸。2005年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发火了，银行对学生的不信任和国家
助学贷款的不作为，致使全国有八个省市没有发放任何国家助学贷
款。假设每个学生一学年的学费是一万元（未必这么高），教育部长
周济所说的2,400亿可以让600万青年大学生读完大学本科。莫非银行
乐意把债放给高校，不愿意给穷大学生？银行也很无奈。助学贷款不
能及时回收──学校和银行把不及时还贷的学生名单公布在网络上，
并且威胁，黑名单会永远保存，他们将因此永远难以从银行得到贷
款。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人就曾打算利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全国联网扼制拖欠助学贷款。

穷大学生欠钱必须还，“穷”大学就不一定了。2007年9月12日，教
育部长周济说，“这两千多亿的高校债务……从根本上来说，还在加
大财政投入，我们准备将来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对高校的生均拨款
都会增加投入，逐步偿还基本建设债务”。为什么学校的债款要让纳
税人买单？为什么允许学校欠二千多亿的巨债，不许学生欠2万的小
债，还要让这些正在为生计奔波的学生上黑名单、永世不得翻生？为
什么学校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学生纳入到激烈的教育市场中去，而这个
时候教育部就如此积极地促进学校超然地、近乎无赖地对待自己的经
营业绩，对无赖高校爱护有加呢？对公民个人的信用要求是如此严
格，但对国有单位却没有这样的要求，而任由他们糟蹋纳税人的血汗
钱，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回想起来，收高额学费的时候，高校是个商人；欠债款的时候，它摇
身一变为公共事业部门，说是为人民办教育。公共事业部门本来就应
该靠公共财政支持。这没什么。问题是，为什么它在当初大规模推行
“教育产业化”的时候，忽视了自己是公共事业部门呢？难道，它是
一个变色龙，多面怪，可以言行不一、出尔反尔？这样的思维方式，
这样的高校管理，怎么能经营好高校？9月12日那次记者采访，周济
还说，“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足，是中国教育中很致命的一个缺
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周济完全找错了答
案。不诚实、不勤劳、没有爱心，一个永远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体制，
一个老实人被欺负的体制，搞了素质教育又能怎么样？难道培育出一
帮高素质的无赖和高素质的管理骗子？

在如此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样的高校是非欠下大量债款不可的，如此
体制下的学生是非效仿他们的师长们不可的；可是这样死皮赖脸的高
校却不会破产。今天的高校可以因着上级部门的一个文件分了再合、
合了再分。正如当年的国有企业，无论经营是多么地不善，政府却可
以把这个企业的财产往那个企业无偿调拨。可是，这样让无赖学校和
无赖负责人干了坏事放心睡大觉的公共政策，正如当年让那些国有企
业所曾经经历的，怎么可能会产生良好的经营业绩，怎么产生负责任
的管理层和大学老师，怎么培育大量的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

的986不如干脆国有企业可以破产，为什么公办高校不可以？中国的
很多高校，几十年来培育不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在人文社会科学方
面也没能多大促进文明的进步。教育部门反而成为了中国少数几个完
全计划经济体系化运转的部门，由此导致了教育部门的行政化和官僚
化现象的日益加深，以最近围绕着张鸣先生和邹恒甫先生等人展开的
几起公共事件为例，包括高校欠下了二千亿的债款等等问题，所体现
的出来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中国高校的经营不善、管理机制的不灵
活，以及中国相关公共政策的失败。这个问题可以归结到制度层面上
去。

部分高校如此不中用，一边做奸商，还要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不如
破产了之。为了规范破产行为，免得国有资产流失，免得破产行为侵
犯了学生和普通教师的相关权利，同时也是为了惩戒那些不负责的、
没有管理能力高校负责人，我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制定和颁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破产法》。这个法规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体现
立法民主，广泛听取在校生、毕业生、学生父母和普通教职员工的相
关意见。在文本规定方面，不妨大胆规定：凡是导致学校破产的相关
负责人，承担相应的领导和法律责任，在中国范围内永远禁止担任相
关管理职务。至于涉嫌腐败的人士，依据《刑法》相关规定移交司法
部门、依法处理即可。

在市场的竞争和权力的制约面前，高校的管理层可以变得谦卑起来，
内心深处有所畏惧。为了可持续发展，学校就会狠炼内功，而不是把
精力花费在收费和贷款、以及学校内部的争权夺利中去。老师们也会
把精力花费在教学科研，以及把教学科研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转化
为名副其实的利润提升上去。这个时候，中国高等学校的体制，才能
真正建立在教育独立、学校自治、学术自由和专家治校上去。这样的
大学，才是真正的现代大学，而不是嘴巴上和文件里的世界一流大
学。公办学校受到了制约，民办学校也能取得和公办学校一样的办学
地位，一起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
鬼。”有了针对公共权力的严刑峻法，才能督促学校负责人提高管理
水平，真正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为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
上争得应有的地位。这一切都可以寄希望于《高等学校破产法》的颁
布与执行。

制定《高等学校破产法》最现实的法理意义就是，让每个高校都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现在的高校还不是。2008年3月
14日，教育部长周济继续为自己的错误决策诡辩，“不要总是指责高
校负债问题，债务也不能赖在校领导头上，高校债务实际上是政府为
人民教育发展借下了债”。周济这话不讲逻辑。首先，为人民办教育
的主体，哪怕是政府，在宪法意义上也是一个法人，政府应该是责任
政府。其二，责任政府要依法行政，依法花钱，如政府花钱要经过立
法部门批准，即预算和决断，不能先斩后奏。第三，高校应该是责任
高校，这就意味着它的花钱也应该进入法治轨道，同样不能先斩后
奏，先把钱花费了再麻烦政府，事实上是麻烦了纳税人。这就要求，
高校必须改变过去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体制，寻求一种自己养活自己的
教育管理机制。国有企业所提供的经验足以给高校建设性的参考。

教育部宣布政府为高校的欠债买单，意味着政府不是责任政府，高校
不是责任高校。“办人民教育”这样的政治高调是政府在推卸自己的
治理责任，是培养无赖高校的祸国殃民的做法。《高等学校破产法》
的颁布和落实可以一举改善高校的治理环境。以高校破产意识的形成
为契机，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就进入了教育部，并能尽可能地启动实
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建立一个法治的责任政府，落实在宪法中的一
系列庄严承诺。这个话题我们说得太多，一是要激活公民对政府的监
督机制，尤其是激活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和决断的监督权，让钱袋子
的决策权回到人大，二是要激活独立的司法体系，确保依法行政，严
厉打击乱花钱、乱给高校拨款的政府官员。因此，中国的教育治理问
题，可以说是民主法治价值之落实的制度问题。

其实有关部门更应该把同样的公共财政投入到基础教育中去，尤其是
投入到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中去。如果非要用财政和纳税人的血汗钱为
这些学校买单，那些大学毕业生所欠的国家助学贷款（不管是因为自
己长得笨，长得不够漂亮，还是品质不太好），也由公共财政无偿负
担好了。毕竟这不是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时代。大家
都是中国人。既然不诚实的人也不会被批评，更不需要承担责任，既
然“老赖”被教育部当成这个国家的宝贝，那么所有“老赖”，无论
社会地位如何，干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也好体现公共政策的一视
同仁。只是，这个赌气的建议虽然类似教育部的逻辑，却不是社会问
题建设性解决之道。

（本刊首发）

一是决策阶级，这是中国的大脑

毛时代的失败或问题出在决策阶级逐渐被个人力量控制，一个阶级的
大脑变成一个人的大脑，一个人的问题也就成了全社会的问题。现在
是集体领导制，中常委、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构成中国的决策阶
级。它的俗名叫中南海。

二是权贵阶级，它是中国的两翼阶级

其一是官僚阶级，他们是一群官本主义者，他们形成网状结构，主持
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运作，他们不是民选的官员，而是任命的
公仆，整个国家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从土地石油到户口与道路，
你不知道他们如何使用权力如何消费纳税人的财力，国家的权力通过
他们来审批后成为他们阶级的权力。他们甚至有能力让中南海的声音
走不到长安街上。

一些人将权力置换成钱财，使全社会痛恨不已，痛心不已。

其二是垄断阶级，看看金融系统人均年薪，已高达21万，也就是说中
高层年薪均在三、四十万元甚至更多。电信金融交通石油等等，他们
是当代社会制度的直接受益者获得者，在他们手上亏损的永远是国
家，而收益的永远是团体。他们通过一定的方式让权力阶级分享一杯
羹，以使其永远保护其垄断权益不受改革的“伤害”。

三是中坚阶级：中国的两条腿

其一是知本阶层，就是教师与医生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等，他们以
技术与知识来谋生，但他们也分享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就是因知识而
得的权力，教师剥削学生，医生剥削病人，艺术家作家剥削受众，知
本阶级因此成为腐败阶级，他们是无可奈何的腐败阶级。他们应该代
表社会良心，但他们疲于生活，又无牺牲精神，他们竭力想摆脱底层
生活状态，又有机会成为权贵阶级中的一员，所以他们的精神是苟活
状态。

其二是小资产阶层，无论他们有多少钱，他们都只能是小资产阶级，
因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永远是垄断阶级，小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方式获
得资本扩张，一些人与权贵勾结获得一些利益，更多的人是通过市场
经济获得利益。

这两个阶层既不满权贵阶级的特权与压迫，又对低于他们的工民阶级
进行摆脱与剥削，他们是两个抑郁型阶级，充满矛盾又怀抱希望。他
们向上可跻身权贵阶级，稍不留神却沦为工民阶级。

这两个阶级是中国的两条腿，中国靠他们前进。但他们有时不象人腿
却象狗腿，通过摇尾巴获得权贵阶级的一点食物与垂怜。

四是工民阶级，中国的两只脚

城市工人与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两只脚，他们有些是赤脚有些是穿
着鞋子的脚，城市工人有些保障，所以是穿着鞋子的脚，而更多的农
村农民则是赤着脚，没有任何生命与生活的保障，他们离泥土最近，
却离幸福甚远。他们脚下的土地甚至都与他们无关，只有使用权没有
所有权，他们是这个社会与国家的暂时居住者，权贵们勾结起来，他
们就会失去土地与房屋，成为社会流民。

他们是国家的两只脚，而他们的孩子们却要在国家的土地上为别人洗
脚，以谋取生活保障与资源。

中国有六大阶级，却离不开一种力量，就是军警力量，这是中国稳定
的保障，它是由国家决策阶级控制着，对外保卫国家，对内威慑各种
异已力量的可能性的颠覆。如果六大阶级真正和谐了，这一力量对内
的作用就可以消除了，它就可以成为一支独立的人民的力量。

对工农阶级的进一步分析

五、六、七〇年代，利用20多年的时间，毛时代几乎摧毁了两翼力
量，也就是资本力量与知本力量，还着力打击中坚力量，第一拨打击
是通过反右，让数十万计的知识分子成为阶下囚，而通过所谓的工商
业改造，使民族资本产业荡然无存。无论是知识还是财富，都没有异
已的力量了。第一个十年，毛的计划初步实现。

由于经济匮乏，无力养活城市青少年，更不能提供劳动就业机会，所
以毛集团只好让年轻人上山下乡，让广袤的乡村来支付政策性的失
业，上山下乡的本质是让城市人到农村就业、“就食”，如果说战争
年代毛让农村包围城市的话，现在的战略就是让农村包养城市。

由于害怕自己的权力失落，还有就是权贵力量逐渐强大，毛发动了臭
名昭著的“文革”，让懵懂无知的青少年们起来，也就是让一种年轻
的自然力量起来，扫荡权贵力量与中坚力量。由于国家权力与武装力
量统一在自己手中，毛可以摧毁一切他想摧毁的异已力量。而这一过
程中，他实现了自己的进一步神圣化，自我神圣化，也就是合法化，
宗教化，在完全封闭的社会中，完成了一次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过程。

　　工农兵，联合起来闹革命，万众一心！（文革歌词）

一个人的大脑，二条干革命的脚，还有一种力量（武装），社会维持
着基本运转。

因为权贵与两翼遭到重创，地富反坏右成为阶级敌人，在劫难逃，工
农兵在精神上获得一种生存性的满足，别人在坑里，而我们，尽管贫
困但我们在平地。特别是工人阶级还有军人，拥有基本的生存保障，
有一定的工薪，所以成为全体国民向往的职业。

工人与农民在毛时代获得的是一种假相的权力与幸福感。所谓工人阶
级的领导权，不知体现在哪里，连工会组织都没有，只有革委会这样
的斗争机构，农民当然没有农会，大队支书左右着农村的政治经济命
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其实一切都在革命权力控制之下。

由于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是极原始落后的技术生产，所以改革开放之
后，随着新技术的引进，产业更新换代，他们被淘汰已是必然，他们
之所以心理落差大，是因为相对幸福观受到伤害，在毛时代，他们看
到反革命大坑里挣扎着无数的权贵与知识分子，所以在精神上获得一
种做人的尊严，而当权贵再次崛起，当知本力量与资本力量成为新兴
的力量，他们自然有一种被社会遗弃的感觉。更为可悲的是，他们的
合法权益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他们被新的权贵驱赶进新的市场，他们
要通过服务获得发展，而不是象毛时代那样，社会经济利益水到渠成
在流进他们生活之中，他们的孩子在当时甚至可以继承父辈的职业。

真正一无所有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当土地不能成为资本，当粮食不能
产生价值，他们只有来到权力与资本纠集的城市，通过自己的廉价劳
动力，来分享一杯新经济社会带来的利益，农村工人取代城市工人，
农民以不要求城市保障来换取城市工作机会，中国的奇迹与超速发
展，是建立在这样的低廉劳动力的基础之上，而这样的劳动者却无任
何保障自己权益的能力，他们一些人因此成为讨薪者与空头债权持有
人，他们劳作30年，收益甚微，海量的廉价劳动力与随意可圈占的土
地，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基本保证。

中国上世纪的革命领袖，到安源或农村组织革命，首先要做的是组织
农会与工会，通过这些工农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权力，甚至通过这些组
织力量，获得革命的胜利，可是，近百年快要过去了，革命领袖们获
得了胜利，工农们却永远是失败者，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工会与农会。因为没有基本的组织，他们的权益难有保障，成为权贵
阶级蚕食的对象。

工农阶级的希望在哪里？

在他们的孩子身上，所以中国的教育成为孩子们的斗兽场竞技场，工
农阶级几乎没有可能改变自己身分的机会，也没有自组织的能力与可
能，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托自己的孩子，改变身分地位，跻身到权贵阶
级之中，或成为两翼阶级中的一员，当然如果能够一步进入逃离本
土，成为海外力量，则是幸福之至境。中国为什么稳定，因为中国工
农阶级内心希望不灭，他们不希望自己得到拯救，而是希望自己的下
一代获得机会。

（本刊首发）

本着中国政府1999年投赞同票支持通过的联合国《（保护）人权捍卫
者宣言》，在本报告对2007年民间人权捍卫者处境的概述和分析基础
上，我们特此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迫害民间人权捍卫者、保障他们
从事人权活动所需的空间和人身安全、使他们能够自由行使宪法权利
和基本人权。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

１、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解释或修订《刑法》第105
　　条第二款，说明或明确界定“煽动、”“颠覆”和“国家政权”
　　等用语的含义，以及在何种准确限定的情况下和平表达的言论可
　　以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种情况必须明确排除任何行
　　使言论自由人权的非暴力行动，包括批评政党和政府的异议言
　　论。我们认为，立法机构应该尽快按照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组的
　　建议，彻底审查刑法中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条文，尽快把这个问
　　题列入人大常委会的议程。
２、人大必须尽快通过决议废除劳教制度、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必须
　　立即关闭“黑监狱”这一违宪、非法、侵权的设施。上述制度和
　　设施缺乏任何法律依据，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
　　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
　　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
　　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也违反了中
　　国现有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监狱法》等法律中的有关条款。
３、人大必须重新修订《律师法》。首先，《律师法》的重新修订应
　　当明确律师协会作为行业自治组织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其次，应
　　当撤销《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发表代理、辩护意
　　见涉及所谓“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追究法律责任的内容，
　　保障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这种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所办案件的庭
　　审中，对所发表的与案件有关的举证、质证意见及代理、辩护言
　　论享有不受刑事及民事法律追究的权利。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尽
　　快批准中国加入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根据《关
　　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律师享有言论、信仰、结社和集会的
　　自由。律师应有权成立和参加由自己管理的专业组织以代表其自
　　身利益。
４、人大应该对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行
　　违宪审查。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显
　　与宪法第35条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相抵触。宪法第35条规定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
　　自由。广义的言论自由又称为表达自由，包括说话、出版、集
　　会、游行、示威等。至于狭义的表达──包括说话、出版等，在
　　绝大部分通常不受国家事先许可，这是基于表达自由的社会价值
　　和其对社会可能的危害权衡之后的合理的制度选择。公民制作、
　　编辑、集成音视频并通过互联网传播是用声音、视频“说话”，
　　属于狭义的表达的一部分，不应当事先得到国家的许可。《规
　　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是指制作、
　　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以及为他人提
　　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活动”。制作、编辑、集成、传播音
　　视频的行为本身属于狭义的表达，如果规章对表达内容设定事先
　　行政许可，即绝对违背了宪法对于公民言论自由的保护。此外，
　　国务院的这一《规定》还违反了《立法法》和《物权法》的法
　　条。我们要求全国人大提出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进行违宪审查。
５、审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关于非赢利、非政府组织必须要
　　有上级主管单位“挂钩”这一规定的违宪性。这条规定继续限制
　　中国公民行使为宪法所载明的结社自由、使公民无法与他人一起
　　结社从事推动人权保护的活动。

《维权网》对国际社会也提出几条建议：

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欧盟、关注人权的民主国家政府、以及国际
　　非政府人权组织应加强对中国人权事务与人权捍卫者生存状况的
　　国际关注、协调、援助以及干预的力度。鉴于人权捍卫者在落实
　　人权保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建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把保护
　　和支持人权捍卫者作为工作急迫重点之一，向联合国秘书长的人
　　权捍卫者特派代表提供更多资源，使其能在保护和支持人权捍卫
　　者方面多做实事。我们建议人权捍卫者特派代表尽快向中国政府
　　要求到中国进行一次国家访问、调查人权捍卫者的工作生存状
　　况。
２、改进联合国人权机构、欧盟、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与中国政府的
　　人权外交协商。我们建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和联合国发展
　　署与中国政府一起共同建立一套“关于推进人权保护的国家行动
　　计划”，其中包括非政府团体和人权捍卫者的积极参与，并就改
　　革相关法规、改进人权捍卫者有效开展工作并自由生存的环境和
　　条件提出解决办法。我们建议，现有的欧盟和各国政府与中国的
　　人权对话，通过透明公开议程的方式进行、吸取民间人权捍卫者
　　的反馈意见、制定具体的对话指标以便评估这些耗费巨资、多年
　　漫长“对话”的实效。“人权对话”本身并不应该代替改进人权
　　的具体行动、成为人权进步的标志；仅仅有中国官方点头许可的
　　非政府代表参与，并不等于真正开放的民间参与。对话或许比不
　　对话要好，但是，缺乏民间监督和没有什么实效的对话，只能粉
　　饰侵权者、转移人权关注的资源和视线。
３、增强对民间人权捍卫者参与联合国的人权活动、支持为他们开办
　　的国际人权培训、采取措施禁止中国官方对参与这些国际人权活
　　动的民间人士的堵截、威胁和传讯。由于政府封锁和消极处理，
　　民间人权工作者和志愿者得不到有关国际人权法和操作程序的实
　　用信息、很难参与监督政府落实执行它已经批准加入的国际人权
　　公约。国际团体在中国本土上举行的培训，一般来说，得不到官
　　方许可，或者出于安全考虑主动实行自律、对内容加以淡化；真
　　正独立的民间人权捍卫者很难得到参与机会，因担心受到政府干
　　涉，主办单位多半不敢邀请他们；在国外举行的培训机会，许多
　　民间人士得不到有关信息，也得不到地方公安许可拿到出国护
　　照、或受到警方威胁或阻扰以至无法成行。我们建议，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人权高专办公室、人权捍卫者特派代表对此应该提出
　　抗议，公开质疑“官办民间团体”代表民间的合法身分，并给那
　　些为人权捍卫者提供参与国际人权活动的机会，为那些提供人权
　　培训的国际民间机构提供道义支持。
４、改善人权法和推动落实人权的实用信息的传播和普及。由于中国
　　政府多年来没有认真履行广泛宣传普及人权标准的国际责任和义
　　务，对中国公民来说，亟需协助他们在互联网上更方便地搜索和
　　查询联合国的所有人权法文献和其它有关如何参与推动本国政府
　　兑现其人权承诺的材料的中文版本，并设法突破中国网警的屏蔽
　　或防火墙。目前，这些文献的中文版很多都没有上互联网，上网
　　了的文件很难搜寻到。最重要的一些文献，比如那些关于中国政
　　府的人权条约责任的文件，比如中国向联合国“酷刑委员会”提
　　交的政府落实《反对酷刑国际公约》的政府报告、该委员会的评
　　估意见和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改进建议的中文版。由于这些障碍，
　　使中国公民无法了解自己的政府就它落实人权的行动是如何向联
　　合国交待、而联合国方面又希望政府做出哪些改进。关心中国的
　　人权状态的各国政府应该支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完善其中文
　　网站，把有关人权文件的中文版本尽快放到网上、并设法使这些
　　信息在网上容易查询到。一些相关的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的中文
　　文本，必须得到准确的翻译，得到独立的专家对翻译文本的确
　　认，以避免再出现本报告提及的有关《（保护）人权捍卫者宣
　　言》中关于“人权捍卫者”的定义的那种严重的中文翻译错误。
５、加强保护人权捍卫者的国际救援机制。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救援，
　　对于改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十分重要，尤其对于那些失去自由的人
　　权捍卫者，这种关注往往能够迫使中国官方改善他们的狱中待
　　遇、甚至推动他们早日获得自由。我们建议联合国、欧盟、民主
　　国家政府、国际民间人权团体继续加强人权捍卫者保护的机制，
　　密切观察因为2008年奥运而受到严厉打压的人权捍卫者，公开谴
　　责政府以奥运为借口镇压维权。沉默和无条件接受出席奥运盛典
　　的邀请，是对官方政治化奥运（为了奥运进行人权压制）的认可
　　和支持。

最后，《维权网》希望民间人权捍卫者，

１、继续通过和平（非暴力）的手段、促进民主法制改革，推动改善
　　人权状况。通过和平集会、公共论坛、公开联名信、网络信息交
　　流等方式、提供法律援助，协助公民争取合理权益保护，推广人
　　权理念。利用现有法制工具（包括违宪复议、行政诉讼、行政复
　　议、司法救助），推动宪权和人权保护。
２、了解、掌握并捍卫他们自己从事人权活动必须的、也是政府在国
　　际上公开承诺要全力保障的那些权利和自由，监督政府履行保护
　　人权捍卫者的责任和义务，充分利用联合国保护人权捍卫者的机
　　制（比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保护人权捍卫者特别程序：联合
　　国秘书长指定的“人权捍卫者特派代表”及其功能）。
３、利用新兴媒体、人权全球化运动和其它优势，呼吁国内外公共舆
　　论关注，与国际人权运动接轨，充分使用联合国人权机构及其他
　　多边政府和民间人权组织，去推动改善人权状况。
４、形成协调自救联网，互相支持、救援，避免片面关注和“政治
　　化”炒作，有效利用有限的空间和资源。
５、在认真落实人权普世原则──顾及关注对象和人权类型的广泛性
　　的同时，集中监察侵权“重灾区”（如酷刑、暴力执法、任意拘
　　留、言论监控、宗教迫害，等等），重点关注那些社会底层毫无
　　救援能力的受害者（访民、失地农民、农民工、工人）。

本文摘自《维权网》发布的《关于中国政府2007年落实联合国＜人权
捍卫者宣言＞情况的民间报告》

（2007年1月1日-12月31日）

因为我是一个草民，所以，我想做一个公民。我自己有许多的兴趣和
爱好，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实现或实践它们。但是，正如一个人必
须先学会走，才能去跑去跳一样，因为我是一个草民，所以我只能先
想办法成为一个公民。否则，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四肢着地的野
兽，跑得越快跳的越高，就越来越不大象一个人类。

我不想每天翻开报纸，看到的都是矿难、奴工、野蛮拆迁、豪车撞人
等等让人心痛愤怒的信息，为这愤怒更加上一重窒息的是，我知道，
即使有幸被媒体曝光出来了，那些可怜的同胞们，讨回公道的概率仍
然奇低。而让那心痛更加上一重恐惧的是，我知道，如此的不幸有同
等的概率，在某一天降临到自己或自己亲友的身上，而同样的，我能
够讨回公道的可能，亦是奇低。更平常的是，因为那不幸不够离奇重
大，因此连登上媒体招人可怜的资格都将没有。

我不想每天打开电视，看到那些主持人们在明目张胆，豪无愧色地说
着谎言，不想看到那些愿意说实话的人们，面对着镜头闪闪烁烁，隐
隐约约，更不想看到每次的大灾难过后，身负责任的官僚没有认错反
思，而是在为自己评功摆好，骗取人们的眼泪。我不想自己每天看到
的读到的，都是别人加以摘选，删节后认为可以给我看的东西。我相
信自己有着起码的理性和选择判断的能力，即使有些东西果真不好，
有害，我也不认为自己就一定比那些自以为是，自以为不可腐蚀的人
们更加没有抵抗力。

我不想将来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不知何
时，但确实是经常的因为莫名的理由，要奉上自己的血肉。更不想自
己的孩子，在他宝贵的童年时，如我一样要去背那些废话，那些谎
言，那些生辰年月现代八股，我害怕他会因厌恶此，而在未来的生命
中，对任何书籍也再提不起任何兴趣。我更害怕他会认为，生命本
身，便是由谎言，虚伪和无奈组成的，因此而丧失对美好的喜爱，丧
失理想和尝试的勇气。

我不想每次因为生病，到了医院大门口，除了要为自己的病情担心
外，还要多加上一重的提心吊胆。我不想在面对慈祥的，真心实意为
我的健康着想的医生时，心里仍不由自主的嘀咕他会不会是一头披着
羊皮的狼。我不想，每次进了为人民服务的大门，即使明明是其服务
范围，也没有任何刁难理由的事情，为了让其去做，或者仅是为了在
正常合理的时间内能够做完，我都要奉上自己的笑脸甚至是礼品。我
更为不想的是，如果准备好的礼物人家没要，就如同手术前医生的红
包没拿一般，即使事情仍能做好，但在这期间，我会因此而担心得睡
不着觉。

我不想每天呼吸的是严重污染的糟糕空气，更不想看到明明肮脏到超
出国际标准好几倍的空气，却又被自家吹为良好甚至是优质。我不想
每次到地摊上买食物，甚至是到饭店超市里买，都要先安慰一下自
己：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然后才能掏出腰包。我不想知道自己每天
喝到的水，居然只是安全水而不是健康水，更不想知道还有三亿多同
胞，竟连安全水也喝不到。

我不想因为不愿埋没自己的良知与尊严，因为不愿去巴结去讨好去谄
媚去欺骗去无耻，在物质上，便无法活得好一些。更甚至，因为仅仅
不愿意沉默，竟连能不能安全的活下去也成为一个问题。

我不想因为自己是一个草民，因而只能把所有的指望都放在主人的善
良好心上，希望他们能够按时地浇水施肥，起码的，不要胡乱折腾，
不要心情不好乱踩乱踏，更不要一把野火把自己烧掉。我最最不想的
是，仅仅是因为降生时是在同一个朝廷里的不同地方，竟连草民也都
划出了等级。城市里的，因此竟觉得自己是苗，而歧视起乡下的草来
了。如果果真没有别的办法好想，我倒真的希望，能够早一日到那秋
收的季节，主子们可以早一日把那些自以为娇贵的苗收割掉。

我知道，我所不喜欢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无权的草民，所
以我只能努力去做一个公民。我更知道，因为我不是孤伶伶的一颗，
而是生在草原之中，所以我一定要告诉我所能告知的小草们：做一个
公民，让我们一起努力！

（本文转载自《网易论坛》。http://bbs8.news.163.com/bbs/sea/
70296726.html）

张博树，著名宪政学家、哲学家。1955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获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
系，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欧陆批判理论，分别于1988年、
1991年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任职于该院哲学研究所
至今。

张先生近年一直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之成败教训
的苦苦追索，并逐渐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

（以下，本刊特约记者简称“记”；张博树先生简称“张”。）

记：张博树先生，从网上对先生简短的介绍上，我们看到先生曾经所
　　学是哲学，并且多年也是从事哲学上的研究，但是近年来先生却
　　“转向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之成败教训的苦
　　苦追索，并逐渐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的研究主题”。
　　请问是什么促成先生研究的这个转变？
张：我最早学的是经济学，后来又研读哲学，硕士、博士论文都是讨
　　论现代西方哲学的。但我的学术关注中心其实一直是中国问题，
　　或至少是从中国语境中生发出来的问题。20年前，也就是1988
　　年，我的第一部个人专著《经济行为与人：经济改革的哲学思
　　考》由贵州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中国改革经验为背景，探
　　讨为什么市场经济行为是“自私的”？它的更深层的哲学人类学
　　根据是什么？那个时候，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还没有完全确立，人
　　们更多的是从正面肯定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对市场的负面
　　效应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的这本书强调的恰恰是后者。在
　　哲学建构方面，这本书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唯物史观均提出批
　　评，并勾勒出“总体人学”的理论构想，试图从人的生物性、社
　　会性双重本性角度建立统一的人学理论。这种努力在当时还是不
　　多见的。稍后写成、并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英
　　文专著《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维度
　　看》（Marxism and Human Sociobiology：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也属于同一方向上做的工作。

　　1989年对很多中国人都具有特殊意义。我也不例外。震惊于这一
　　年的“6．4”剧变，个人的研究计划作出重大调整。我深深感
　　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付出了过
　　于沉重的代价。历史要求这一代人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法，一个足
　　够深刻的总结。我们不能拒绝这个要求，不能回避这种担当。中
　　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它的历史起源，它的革命理念和实践
　　结果之间巨大的反差，它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深刻而不幸的影
　　响，它在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演变中的位置，它和中国前现代文
　　化传统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未来命运等，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
　　题。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性思维，尤其当它处于这样一个
　　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样，经过反复思考，我最终决定搁置“总体人学”的研究计
　　划，而启动以中国共产党党专制体制为重点的20世纪中国专制主
　　义批判的研究工程。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研究和写作方
　　案几经修改，最后确定写一部六卷本的专著，书名就叫《从五四
　　到“6．4”：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2002年，这部书正式
　　投入写作，2006年5月完成了第一卷初稿。目前这项研究和写作
　　工程应该说仍在进行当中，因为后边还有五卷没有写，已经完成
　　的第一卷只是确定了全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

记：2007年8月，先生发表了《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
　　骤与约束条件──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引起关心中
　　国前途命运人士的广泛关注，一时好评如潮。请先生介绍一下这
　　份重量级宪政研究报告的出台背景？先生既然正在写作大部头的
　　理论著作，为什么又投入如此大的心血来研究形成这么一份报
　　告？
张：这个问题提得好。在我原来的计划中，本来是没有写这样一个报
　　告的打算的。但在第一卷的写作中，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涌现
　　出来，撞击自己的心胸，不可遏止，那就是：《五四到六四》要
　　研究的是过去100年的历史，这个研究固然非常重要，无论在历
　　史哲学还是经验科学意义上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它的关注重
　　点毕竟是“过去时”，而不是“将来时”。迄今为止，绝大部分
　　中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体制中，深受这个体制之害。我们有责任通
　　过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它。作为职业学者，借助历史研究为这种“
　　改变”提供思想资源当然是上面所说的“行动”的一部分，但通
　　过宪政设计等面向未来的研究为这种“改变”提供更直接的智力
　　支持，同样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
　　“行动”对当今的中国来说更需要，也更迫切。

　　我那个报告的开篇头两段文字如实地表述了上述认识，这两段文
　　字是──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始创共和以来，中国已经在
　　　　建设一个民主社会、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方面艰难地跋涉了将
　　　　近100年。几代先贤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可以说既有成功的
　　　　经验，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积累了足够的苦痛与教训。今
　　　　天，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要归功于现代市场
　　　　经济的制度性魔力；但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极其落后，以中
　　　　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
　　　　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

　　　　“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一方面，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
　　　　100年的历史，以史为师，以史为鉴；另一方面，我们又要
　　　　认真筹划未来，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建设性的、可操作的
　　　　行动纲领和设计蓝图。”

　　当然，我自己很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学识、能力有限，不大
　　可能把“过去时”和“将来时”两头都说透，只能勉力而为罢
　　了。好在《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的研究已经为梳理这个制度提供
　　了较充分的学理准备，材料方面也有不少积累，后来再写这个报
　　告反倒觉得比写第一卷要相对轻松些、容易些。

　　宪政改革报告是一个系列产品。目前已经在网上发表的只是这个
　　系列报告中的“主报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宪政改革：
　　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那篇文章，还有两篇“附
　　件”，分别讨论俄罗斯、东欧民主化和台湾民主化对我们的参考
　　价值。前不久，关于新闻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两篇分报告
　　也已经刊出，但仍有另外八个分报告还没有动笔。宪政改革是一
　　项全民事业，有不少同道也在做同样的努力。我的这些文字能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余愿足矣。这个报告全部完成后，我会回到
　　《五四到六四》的写作，说实在话，那才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记：《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是一份学术性的报告，其中客
　　观、理性、严谨不容置疑，然而这样一份报告居然在国内网站难
　　以全部张贴出来，据说其中有几百处所谓敏感词而遭到过滤，所
　　以至今在国内网站根本搜索不全这个报告，而只能看到这个报告
　　的一部分。请问先生对此“中国特色”有何感想？由于这份报告
　　先生面临什么样一些压力吗？
张：压力当然有。毕竟在现存体制内，直接批评当权者、批评这个制
　　度，仍然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事实上，我在决定公开发表这个
　　报告的时候，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
　　情的另一面。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公民在进步，知识分子在进步，执政者也在进步，尽管后
　　者进步的步伐似乎缓慢了些。很多朋友关心我的情况，问我遇到
　　什么“麻烦”没有。我要告诉大家，迄今为止，我仍在社科院上
　　班、拿工资，我与单位同事、领导之间也保持必要的沟通。这难
　　道不是进步么？如果是十年前，如果有人发表这么一篇报告，恐
　　怕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当然，我仍然准备着应对各种“意外”。但既然做这件事情光明
　　磊落，我的心其实是很坦然的。更何况，报告发表后，确实在海
　　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有八、九十岁
　　的老人，也有还在上学的大学生；有民间反对派人士，也有老资
　　格的共产党人。我在同大家的交流中，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以
　　为，无论认同还是批评，朋友们对这个报告的关注，就是对中国
　　宪政改革事业的支持，也是对我的工作的最高褒奖。有这个结
　　果，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刚才提到报告在网上遭到封杀，这的确是个事实。但封杀的并
　　不彻底。据我所知，目前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术网站上仍可以
　　读到报告的全文。我不知道这是网警的“失职”还是网警的故意
　　疏忽所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绝大多数国人都不会赞成“封
　　杀”这种愚蠢的信息封锁行为。我们的宪法已经郑重写有尊重人
　　权的条款，中共十七大也承诺要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表达权就包括批评当政者和表达政治异见的权利，而知情
　　权则意味着公众有权知道和公共事务有关、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
　　关的各种观点、意见，而不管这些观点是否与当局的观点相一
　　致。

记：宪政民主是人类社会绕越不了的文明历程，那些假借“特色与国
　　情”而意欲回避的企图终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对此我从张先生的
　　报告中深有体会。然而这条为人类文明所昭示的正道，在一些统
　　治集团利欲的驱使下却常常被无端地搁置与无限期的延误，对此
　　现象现代社会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变呢？
张：这的确是当今中国改革的一个难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
　　过在相对有利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可惜这个
　　机会被认知陈旧、目光短浅的当政者葬送了。20年过去，中国的
　　经济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权贵资本也已经成了气候。这个体制
　　的毒瘤已经扩散到社会肌体的各个方面，深入骨髓。看看到处都
　　在发生的血淋淋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多地方，这种“城市化”往
　　往表现为对城乡结合部原住民的非法掠夺），看看我们那些贫困
　　县中并不贫困、反而极度奢华的县衙门，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社
　　会的病灶已经有多严重！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那些大大小小
　　的为官者怎么可能有实施政治改革、“自断后路”的动力呢？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只有动员全民的力量。宪政改革是全民的
　　事业，和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都有关。大家都行动起来，和自
　　己身边的权力腐败、贪赃枉法现象作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维护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的进步就有希望。

　　我相信体制内不全是贪官，也有有雄心的改革者。民间的改革力
　　量要和体制内的改革力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给改革以强有力
　　的推动。改革的目标是要解构这个产生贪官的体制，建设一个更
　　科学、使公共权力得到有效制衡的体制。宪政制度就是这样的体
　　制。能够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这样一个体制转换，将是中华
　　民族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记：今天中国社会面临从几千年野蛮专制向现代文明民主大转型的时
　　期，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型中，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担负着什么样
　　的角色？
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公民社会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占
　　有什么样的“结构性”地位。在《五四到六四》第一卷中，我把
　　现代社会区分为三大结构，一个是政治-权力结构，一个是经
　　济结构，一个是社会整合结构。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是宪政民主政
　　治，民主体制下的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整合
　　就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们之间有着结构上和功能上的相互联结
　　和相互补充。

　　公民社会的第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大家知道，
　　为解决公共权力通常都会面临的异化危险，对权力的监督是绝对
　　必要的。民主宪政之政治结构本身已经设计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以
　　为达至这一目标的手段，包括竞争性政党制度、代议制度、分权
　　制度、有限政府、文官系统和武装力量的中立化等。但仅仅依靠
　　这些来自权力内部的监督机制和反异化机制是不够的，权力还需
　　要来自社会的监督。权力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需要紧密配合，
　　才能相得益彰。这样，我们也可以说，具有社会监督职能的公民
　　社会本身就是广义的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

　　公民社会的第二个功能是实现理性的文化再生产。文化再生产当
　　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前现代社会中传统价值的延续也要
　　借助文化再生产才得以实现。那么，何为“理性的文化再生
　　产”？这个概念意味着教育的现代功能较之前现代教育有了一个
　　本质性的变化：它不但要完成传统价值中所有仍然具有生命力的
　　东西的批判性延续，而且承担着与现代文明相应的新价值、新思
　　想的启蒙与创新使命。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教育成为现代公民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的功能亦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功
　　能。

　　公民社会的第三个功能是促成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以非
　　官方、非市场形式实现社会资源的动员和整合，用公共理性的力
　　量锻造为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在国家、市场力所不及或
　　不宜由国家、市场力量染指的领域营造人类的精神家园。我们所
　　说的非政府组织（ＮＧＯ）和各种各样的公益机构就有这个特
　　点。社会越进步，公民社会越发达，这样的公民组织就越多。

　　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只知道有臣民，
　　不知道有公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建设中国公民社会的历史机
　　会，历史本身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记：从先生的研究来看，目前在中国开展公民教育、致力于公民社会
　　的建设存在哪些阻挠？在时下中国，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展公
　　民社会的建设工作？
张：最根本的阻挠当然还是现存体制本身。我们刚才谈到了公民社会
　　的三大功能。与这三个功能相对应的是公民社会的三大“硬件”
　　执行系统，那就是传媒系统、教育系统和民间社团。传媒（特别
　　是公共传媒）为落实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服务，这意
　　味着传媒必须独立于权力，而不能唯权力是从，甘当权力的婢
　　女。可悲的是，这恰恰是当今中国的现实。所以，我的宪政改革
　　报告的第一个分报告就谈中国新闻制度的改革，呼吁改革不合理
　　的、害人的现存新闻管理体制，给新闻记者和编辑们松绑，废除
　　所谓“新闻内参”制度，中国公民应该拥有平等的公共事务知情
　　权，取消对互联网的封锁、屏蔽，等等。政府花这么多钱去搞互
　　联网屏蔽、过滤，雇了这么多网警去实施网上言论监控，这是对
　　这个民族的犯罪。谁给了当政者这个权力可以拿着公民、纳税人
　　的钱去为所欲为？

　　民间社团的建设也是这样。根据现行社团登记制度，没有“主
　　管”单位你就别想在民政部门注册一个“合法”社团。这其实是
　　党专制传统的控制逻辑的产物，跟现代民主社会原则是格格不入
　　的，必须加以改变。

　　我们要敦促当政者顺应历史潮流，自己去改变这个过时的体制；
　　但我们不能只把“宝”押在这一个轴线上。人家要总是不动怎么
　　办？中国要十年、20年产生不了自己的“戈尔巴乔夫”、“叶利
　　钦”或者“普京”怎么办？中国还得继续往前走。那就要靠我们
　　自己。民间要自己动手，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创造条件，自己去建
　　构一个理想中的公民社会，也为建设一个更理想的政治制度铺路
　　搭桥。令人高兴的是，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民间公
　　共领域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仅就北京来说，我们就看到各种
　　各样的民间沙龙、定期研讨会、讲座等等，有知识界、法律界的
　　专家学者，大学生、网友和普通市民的广泛参与。这些活动都是
　　公开的，可以在报纸上发消息。还出现了一些民办研究机构，它
　　们有自己的网站，甚至有自己的刊物。虽然这些网站、刊物时不
　　时会被打压，但总的趋势是民间力量在成长、在壮大。在这方
　　面，你们的《公民月刊》就是个例子，我愿意借此机会向所有脚
　　踏实地从事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建设的朋友们表示敬意。

记：先生曾经专门著述《大学：公民社会的重镇》，请问先生今日中
　　国教育与公民社会建设存在哪些不相称的方面？应该如何改革才
　　能承担起公民教育的重任？
张：今日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党化教育垄断一切，气焰熏天，而党
　　化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我前些时发表的宪政改
　　革第二个分报告，就专门研讨了这个问题。

　　公民教育以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为目标。它包括两个基
　　本特征：第一，包容性，作为知识传承之所，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尤其是普通中学和大学）必须把向学生提供全面的、非排他的
　　普世性文明教育视为自己的使命。第二，非强制性，教育重在学
　　生潜能的发掘和创造力的培养，因此必须给学生一个开放的空
　　间，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允许学生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不
　　同的学术主张间进行比较和选择（这一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
　　习尤为重要）。满足了包容性和非强制性两条原则的教育，才称
　　得上是现代公民教育。

　　党化教育恰恰相反，它是指一党专权条件下由“党”通过执政当
　　局强力推行的、旨在灌输党的意识形态教义和政策主张的“教
　　育”。这种“教育”也有公共性的外表，因为党宣称自己就代表
　　国家，代表人民；其实是把教育当作工具，通过教育的意识形态
　　化把当权者的意志强加给整个社会。党化教育也有两个特征：一
　　个是排他性，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明显；党会垄断对
　　科学的选择权和解释权，凡不符合“党义”和当权者意识形态
　　者，都在被打入冷宫之列。再一个是强制性，即学生必须接受党
　　对“真理”、对周围事物、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容不得半点怀
　　疑。

　　这种党化教育是极其害人的。比如最近发生了西藏“3．14”
　　“打砸抢烧事件”，奥运圣火在海外传递时也发生了冲突。到底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冲突？官方一口咬定是“达赖集团”唆
　　使“藏独分子”所为，各种官方传媒按照同一个口径铺天盖地地
　　进行宣传，还反过来指责西方媒体“歪曲事实”，存有“偏
　　见”。这当然是党化新闻的传统伎俩（不排除西方媒体有可能报
　　道失实，但那是个体行为，我们的传媒造假却是系统行为所
　　致）。党化教育呢？这两天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都会拿到一本小
　　册子，标题是《十问：关于近期“藏独”活动的观察与反思》，
　　由官方控制的《大学生周刊》“特别奉献”。不用问，里边的内
　　容全部是党的声音，或者是与党“保持一致”的声音。这个小册
　　子还特意选了在海外研究机构任职的某学者的几篇文章，大概是
　　为了显示编者的“公正”和“客观”。这套做法自然过于小儿科
　　了，但它的危害却不可小觑。君不见我们那么多的“愤青”、那
　　么多的“爱国者”对“西方敌对势力”的一片喊杀声？民族主义
　　情绪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就中国而言，当前这种偏执的、带有
　　新“拳民”特征的民族主义却显然与“洗脑”有关。我们的年轻
　　人得不到有关西藏问题的完整信息，他们头脑中被植入的文化编
　　码就是党系统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
　　理解争取西藏的人权也是在争取自己的人权、人权的尊严要比奥
　　运的奖牌和一个国家的“面子”重要得多。更何况，批评共产党
　　执政者不等于就是和中国为敌，和13亿中国人为敌。在这些概念
　　之间做出区分，恰恰只有公民教育才能做到，党化教育则从来都
　　是故意把它们混在一起的。

　　从体制上说，现代公民教育必须以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为前提，
　　也就是，教育必须是一个公共的、独立的事业。现代教育必须独
　　立于政府，独立于党派，独立于特定意识形态，也独立于商业社
　　会的功利与短视。在这些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近年来中国社会维权运动风起云涌，请问先生中国的维权运动、
　　公民社会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如何？
张：维权运动这些年在中国的崛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发
　　生学上讲，维权运动本来肇因于公民权利的被侵害。这种被侵
　　害，在多数场合，与地方政府的权钱勾结、胡作非为有关，或干
　　脆就是这种胡作非为酿成的结果。中国人向来是很老实的，习惯
　　于逆来顺受，习惯于作“子民”而不是当“公民”。如果不是逼
　　到一定程度，不会起来抗争、造反。这样一个简单逻辑，一方面
　　说明我们的国民性有懦弱的、需要改造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
　　现实生活中的“苛政猛于虎”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居然迫使
　　我们这么听话的老百姓都开始走上了维权抗争之路。贪官和腐败
　　的地方政权、国企“转制”过程中那些贪得无厌的领导者从反面
　　教育了我们的失地农民，教育了我们的市民和破产或“转制”企
　　业的广大职工，也算坏事变好事吧！当然，从更广阔的视野看，
　　公民维权运动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是伟大的公民自
　　我教育运动。最近这几年，公民维权正在向纵身领域发展，已经
　　超出个体维权或小群体维权的范畴，厦门市民反对上马有毒化工
　　项目、太湖农民保护生态环境就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可以这样说，维权运动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转型的一支
　　重要力量。虽然在概念上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不完全是一
　　回事，但二者有许多联系，维权运动的发展和公民社会、公民文
　　化的建设最终都将有助于我们这个民族走上宪政民主的大道。目
　　前，维权运动的缺点是还缺乏组织性，这其实也是现存体制所造
　　成的。“党”总是怕在自己的控制范围意外有有组织的团体产
　　生、发挥影响。我还是要说一句，这是专制主义的逻辑，不是民
　　主社会的逻辑。中国的普通公众都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并且借助自愿结合的、合法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必
　　再担心什么人来取缔，中国的社会就大大进步了。我们应该争取
　　这一天的尽快到来。

（本刊首发）

2008年4月3日，《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上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这篇文章说：

　　“一些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网民宣称，他们要用行动让世人
　　看到拉萨事件的真相。这个说法逻辑不通，因为他们的行动只能
　　让人看见西方媒体报道不实的这个真相。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
　　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
　　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
　　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事实上，境外媒体大多称之为‘中国
　　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
　　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
　　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
　　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
　　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
　　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

此文出来不到24个小时，《中华网》（www.china.com）就出现一篇
署名为“杀尽民独轮”的帖子《警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
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此文不仅这样说长平：

　　“不妨去问问这个有民运倾向的副总编：──你认为，西藏是不
　　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他支吾其词，或者根本就拒绝回答，那
　　肯定是与藏独互相勾结的民运分子无疑了！”、“这个就是民运
　　先生，南都副总编辑长平要的‘答案’。”“所以，各位同胞
　　们，查查这个长平先生的老底吧，看看他是不是也被ＣＮＮ、Ｂ
　　ＢＣ资助了？”；而且还这样批判《南方都市报》：“《南方都
　　市报》已经蜕变成中国的ＣＮＮ了，这个事实请广大网民注
　　意。”“南都以自由媒体的幌子为号召，搜罗了大批‘反中国’
　　意识形态的编辑、记者在南都，谁暗着反中国最力，谁就可以得
　　到最快的升迁，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更powerful。”

虽然“杀尽民独轮”这样批判《南方都市报》，但实际上长平与《南
方都市报》没有关系，他只是《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而且《西
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也不是发表在《南方都市报》。

但这篇“文革”式的文章一出，却被《中华网》推荐到社区首页，还
对此帖做了投票系统。其投票数据显示，有21,574票支持“杀尽民独
轮”的观点，超过了总投票人数的94%。熟悉中国网络社区的人都知
道，《中华网》社区是“粪青”的大本营，在此也得到说明。

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华网》名义上是一家始建于1997年的互联网商
业公司，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赴美NASDAQ上市（1999年7月13日）成功
的公司，其交易号是（NASDAQ：CHINA）。但实际上它是作为新华社
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而存在，是由新华社控股的公司。新华社间接全
资创办了金鼎科技有限公司，金鼎科技有限公司为CDC Corporation
之主要股东，而CDC Corporation是《中华网》的最终控股公司。
《中华网》现任的八位董事会成员，其中七位来自CDC Corpora-
tion，其非执行董事方新，还是新华社亚太总分社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分社副社长以及金鼎（集团）有限公司和金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据说，当初《中华网》上市后，新华社很多员工都分到了股份。还
有，《中华网》的域名China，都很能明白的说明其拥有很强的中共
官方背景。

（批判《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被推荐到《中华网》社区首页）

在《中华网》对《南方都市报》进行攻击后，《天涯社区》（www.
cat898.com）和《天涯社区》（www.tianya.cn），这两个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的集散地，都出现力挺《南都》和长平的帖子。《天涯社
区》甚至把支持性的帖子推荐到其社区首页。

（《天涯社区》把支持《南方都市报》的帖子推荐到社区首页）

但《天涯社区》与《中华网》社区的“ＰＫ”在只持续了两天，4月8
日，《天涯．杂谈》的斑竹“党指挥枪”就被撤掉斑竹资格，支持长
平与《南方都市报》的帖子也被删除。4月12日，《天涯社区》又因
挂高了两条支持长平的帖子，被开了两条罚单。而《天涯社区》也删
除了很多支持性的帖子。此后，《天涯社区》被北京市网络管理办公
室要求“严格管理”，就是说，以前天涯采取版主管理制，有了问题
可以借口说是版主推荐的，开除版主就是了，现在却不能再这样了。

随后《网易》（www.163.com）做了关于《中华网》骂《南方都市
报》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0%人支持《南方都市报》。

（网易做的关于《中华网》骂《南方都市报》的调查，显示70%人支
持《南方都市报》）

基于《中华网》的中共官方背景，以及《天涯社区》遭受的处罚，我
们可以得出对《南方都市报》的批判是来自中共高层的行为，或者是
中共高层默许的行为，甚至有可能“杀尽民独轮”这名《中华网》网
友就是《中华网》的员工或者“网络评论员”，或者就是中共高层人
员。

对遭受到《中华网》的恶意攻击，《南方都市报》在4月9日致函《中
华网》，其内容主要是：

近日，贵网多个论坛贴出恶意攻击《南方都市报》的贴子，其中主要
以《南方都市报》曾经刊发《南方都市报》副总编长平《西藏：真相
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为事实依据发言。现本报正告贵网：一、本报
从未刊发过长平的《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二，长平亦
从未担任过《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

事实是英国《金融时报》刊发此文，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曾
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现为《南都周
刊》副总编辑。《南都周刊》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都市
报》出品。

可能是《南方都市报》的来函产生作用，《中华网》删除了《警报！
〈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但这
篇文章产生的恶劣影响已经散播出去。

如果说《中华网》对《南方都市报》的攻击还是秘密的，只是借助于
网友的行为，那么《北京晚报》对《南方都市报》的攻击就是公开
的，甚至高层领导亲自出马。

4月11日，《北京晚报》在第16版头条“今日快评”栏目发表了《造
谣自由的南都长平》一文，这篇文章对长平以及《南方都市报》进行
肆意攻击，可见一斑。为此，长平4月12日在凤凰博客发表了《我不
是你们的敌人》进行答复。文中说：

　　“4月11日的《北京晚报》刊发了一篇奇文《造谣自由的南都长
　　平》，此文主题是反对造谣，文中居然处处造谣中伤，简直是史
　　上最强幽默，让人怀疑作者错把日子看成4月1日了。”

《北京晚报》的文章署名文峰。据著名新闻自由研究者昝爱宗调查证
实，

　　“原来文峰正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兼职中国记协副
　　主席，在任现职前是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

为此，昝爱宗还致信给梅宁华，要求其回答三个问题：

１、南都长平是“当红炸子鸡”是什么类型的比喻，还是正式表述？
　　本人很不明白，请直言。如果他是“炸子鸡”，您若能证明，那
　　就说明长平有很大可能是“造谣自由”，而您就不是“造谣自
　　由”了。
２、长平一文若“恐怖”不已，为什么中宣部至今不封杀他？您若从
　　中看出“恐怖信息”，请问您是否已向中宣部举报他“散布谣
　　言、散布恐怖信息”并向110报警呢？作为公民，应及时报警才
　　对。

梅宁华先生，得知您是从北京市文物局调来的，一定很知道历史真
相，那么您所在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派了多少记者去西藏
采访“3月14的事件”呢？有多少独立独家报道发表了呢？

但此函却未得到梅宁华的回答。

《南方都市报》是目前中国最大胆的“擦边球”媒体，其所在的南方
报系一向值得尊敬。有人甚至说，中国只有一家媒体就是《南方都市
报》。它2003年在孙志刚事件、ＳＡＲＳ事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最
近又揭露了“南街村神话”。而2007年11月27日，它在一篇介绍中国
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文章，用了通栏标题《专制独裁统治必然失
败》。在此之前的8月8日，即奥运倒数一周年之际，中共当局在天安
门举行“We Are Ready”的演唱会，而《南方都市报》却刊出《奥运
倒数一周年，Are We Ready？》的社论，认为“奥运会的价值从来都
不仅止于运动，它更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使者，一个全球文明的播种
机。理性、多元、包容是普世价值的前提，民主、自由、法治是全球
文明的核心。如果还有黑奴工等待解救，如果还有手机用户因短信动
辄获罪，如果教育体制没有推进，如果腐败现象没有减少，那么我们
必须承认，人文奥运，我们还没准备好。”

《南方都市报》因为孙志刚事件、ＳＡＲＳ事件，在2004年遭遇中共
当局的打压──总编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等人入狱。后来虽然程益
中没有被判刑，但喻华峰却被判了刑，直到今年春节前才出狱。

现在中共官方利用《中华网》和《北京晚报》对《南方都市报》的批
判，是不是又会引来再一次的“南都报案”，值得我们大家拭目以
待。
　（本刊首发）

政党─国家体制运行及变迁的政治─经济─社会逻辑是什么？我们如
何解释它们在运行及转型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为什么一些政党一国
家施行了改革，而另一些政党-国家却没有施行改革？为什么一些政
党─国家崩溃了，而另一些政党─国家却没有崩溃？为什么一些政党
─国家在转型中出现经济危机，而另一些政党一国家在转型中却实现
经济增长？本书正是要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对此作出回答。

全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引入互动式政党一国家（ＩＰ
Ｓ，Inter-active Party-State）模型，把它作为分析和比较政党一
国家体制及其转型的自我相似性（self-similarities）和差异性的
一种综合经验方法。第二部分，根据ＩＰＳ模型，以三个具体的政党
一国家（罗马尼亚、匈牙利、中国）为例，从经验上阐明其结构及动
态运行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导致的后果。

《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乔纳蒂著，中
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第版。

范燕琼，福建省南平市人。《福建省受害者联合大会》策划、发起
人。多年来先后为数万名弱势群体提供维权帮助。60年代诞生。80年
代发表作品。20年跋涉在遥遥上访路上。2002年开始社会问题写作。
著有《中国上访人》、《一个无罪女囚触摸过死神的手》和《妈妈，
您的儿女是罪恶之人》等长篇纪实文学。


福建顺昌仁寿村村民陈瑞有原本是个远近闻名的秀才，不仅字写得漂
亮，而且人也长得清秀。1997年，刚30出头的陈瑞有莫名其妙地卷入
一桩凶杀案。半年后被释放回家的他不仅疯了，而且还被国家机关烙
上了一个“破坏公民通讯自由”的罪名。这无疑为警方找到了“抓
捕”他和“遗弃”他的借口！八年后的2005年，这桩杀人案被广东警
方侦破。为此，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陈瑞有不曾被警方逼疯；如
果真凶刘春明没有在案发八年后由另外一桩“假币案”而“拔出萝卜
带出泥”的话，那么，陈瑞有今天的命运又将会怎样呢？而众所周知
的佘祥林冤案成为了警示“教材”的今天，我们的司法机关有改进
吗？下面就让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案发

1997年6月19日，顺昌县仁寿镇发生一起凶杀案：一个20多岁未婚先
孕的仁寿村村民陈忠丽被人杀害在距离她家仅50米左右的仁寿村与桥
下村交界处的墩子。

案发后，顺昌公安派出20多名干警前往调查。然而，一个多月后没有
丝毫进展。迫于种种压力，办案人员将一个与本案毫无关联的无辜者
陈瑞有抓捕。据有关人士透露：警方当初之所以将目标锁定在陈瑞有
身上，是因为他与老婆离异一年多后就一直过着单身生活。这无疑是
个“凭空想象”的犯罪嫌疑人。

二、半年之后成疯子

陈瑞有的父母双亡，家中有两个胞兄：陈瑞钦和陈瑞平。且各自成立
家庭。

据陈瑞钦告知：公安机关抓捕陈瑞有时，没有向他们兄弟两出示任何
法律文书，也没有通知陈瑞有所在的村委会，并且，两次搜查陈瑞有
住所时亦是如此。直到案件移交到法院，兄弟二人才得知弟弟陈瑞有
的下落。

尤其令两胞兄至今回忆起来都还感到惊恐万状的是：开庭的那天，押
送陈瑞有到庭的其中一名高大方脸的警察将陈瑞有一押下警车就对他
一阵暴打，且直打到众目睽睽的公检法三家都在场的法庭上！这一
幕，使他们有一种万箭穿心之痛！直到今天，每当他们向人讲述这段
往事时，仍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这一天，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这一天，他们不敢想象他们的弟弟在警方的手里所遭受到的是怎样的
一种非人的折磨！

这一天，“人民警察”这个在他们心目中一直以来都极为神圣的“光
辉形象”轰然倒塌！

这一天，他们猛然发现他们那全村公认的秀才弟弟已经疯了！！！

三、拔出萝卜带出泥

诚然，人民警察这个神圣的“光辉形象”在陈瑞有被释放的那一天也
在其所居住的仁寿村镇彻底的轰然倒塌！

忿忿不平的村民们纷纷前来敦促陈瑞有的两个兄长向司法机关讨一个
说法。然而，在法庭上亲眼目睹那名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暴打弟弟陈
瑞有的情形，让他们心有余悸！使他们望而却步！

直到这起命案发生八年之后的2005年，真正的凶手本村村民刘春明被
一桩发生在广东的“假币案”给牵扯出来缉拿归案后，大哥陈瑞平才
战战兢兢帮弟弟了一份《控告状》，战战兢兢地递交给了有关部门。

其实，这桩凶杀案并不复杂：死者陈忠丽与凶手刘春明原本是对恋
人。刘春明之所以杀死陈忠丽，是不让她嫁给别人。

然而，顺昌公安为什么会将如此简单的案情办理的如此“离谱”呢？
这难道仅是公安人员的一次偶然失误？还是公安机关的办案水平低
下？或者是他们一贯以来敷衍了事进而发展至草菅人命的工作作风？
对此，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但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陈瑞有
与这桩凶杀案无关。

既然已经知道抓错了人，公安机关就应当亡羊补牢，就应当赔偿损
失，就应当积极救治由他们所造成的陈瑞有的精神疾病！然而，这连
几乎没有什么法律知识的陈瑞有的两个兄长都知道的情理和法理，有
关方面和有关人员却装聋作哑！却充耳不闻！至今他们的控告无人理
睬！

四、公安机关不作为的危害

变成疯子的陈瑞有出狱后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日夜将家里那把从前
用来砍柴的刀具插在腰间。一旦有人靠近，就立刻拔出，为自己壮
胆。这使看管他的胞兄忧患无穷而又爱莫能助！

尤其令胞兄和整个村子人倍感害怕的是：陈瑞有时常会莫名其妙地将
自己住房木板拆下，燃烧。不知多少次险些酿成大火，殃及四邻。为
此，村干部不得不时不时地派出人员进行看管。一旦发现，连忙处
理。十几年来，如此这般惊心动魄而又循环反复的事件不计其数！也
使陈瑞有的胞兄苦不堪言！甚至就连村里的治保主任以致整个村委会
苦不堪言！

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政府犯罪行为！这桩案件给我们的社会制造出了
及其恶劣而可怕的后果！其造成的许许多多的危害问题是无法用语言
述尽的，其危害的程度也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数据来加以说明的！

五、综述

众所周知，警察的主要职责就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而《现代汉语
词典》中对“公安”二字作出了权威性的解释：社会整体（包括社会
秩序、公共财务、公民权利）的治安。然而，本案当中的公安机关所
表现出的一切行为却完全与之背道而驰！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公安机关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发生错误的时候，不
是立刻悬崖勒马，也不是立刻亡羊补牢，而是为他们的错误行为寻找
借口，并且还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以致最终通过人民法院来“一判了
事”。

今天，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不断地在想：在中国这个“神
奇”的地方，不知有多少诸如此类的冤假错案还在发生，也还在继
续。

不要以为陈瑞有的遭遇不可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也不要以为法制建
设与你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只要“人治”的社会存在一天，你我
他的命运就完全有可能遭遇陈瑞有这样的下场！

谁来拯救陈瑞有们？谁应当对陈瑞有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仅
仅是当今社会的法律问题！更是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人权问题！在
此，我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应立即对陈瑞有所遭受到的惨无人道
的伤害进行赔偿！并对由此造成的他的精神疾病进行积极的救治！还
陈瑞有一个原本属于他的正常人的生活！

（2008年5月1日）

（本刊首发）

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赵婧天向中共政
治局上书，要求将中南海新华门两侧标语改换成具时代精神的内容。
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为
“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
扩大改革开放！”和“必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
创建中国的和谐社会！”此举引起政治局关注，开会讨论。据报道
说，该女大学生认为“万岁”一词充满封建思想，“战无不胜的毛泽
东思想万岁”是文革语言。标语要与时俱进，所以应该更换。

显然这个女学生是有道理的，至于其建议的标语是否就符合其所说的
与时俱进的精神那另当别论，但至少现存的标语应该更换是确定无疑
的。不过，也由此想起新华门里边影壁上那幅著名的、并且也是几乎
所有主要政府单位都悬挂的标语“为人民服务”，似乎也值得讨论一
下。

提到这句口号，年纪大一点的人就不可能不想到文革。当时有著名的
“老三篇”，其中第一篇便是“为人民服务”。该文不长，是毛泽东
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备团纪念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的讲话，号召
战士干部向其学习，为人民服务。后来逐渐成为中共执掌政权后政府
的标志性口号。

问题是，先不谈“人民”这个词的空泛和不确定性，如何真正达成为
人民服务，就一直是个让人困惑的问题。这个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
人挂在嘴边的文革时期，好象人民恰恰没有得到很好的服务，每个公
民的权益常常被以“人民”的名义遭到疯狂的践踏，这印证了国外有
关极权主义研究中的一些成果：那些专断独裁的领袖，往往是“人
民”不离口的人物，自己等同人民的化身，但所作所为往往最后侵害
到普通的人们的利益，造成灾难的结果。公民个体的权益和尊严在
“人民”这样一个虚拟集体词汇下消失。事实上，从49年建政以来，
在这个连名字都要加上“人民”两字、号称为共和国的国家里，无可
否认，号称是主人翁的人民从官方那里并没有得到什么很好的服务，
相反倒是国家机器驱赶着人民去做出巨大的牺牲，为国家和一个遥远
的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为领袖的随意性很强的政策去服务。而即使到
了今天，动不动你依然听到的是“党和国家对人民怎么怎么关怀，怎
么怎么照顾”，好象也没有什么服务的味道。

有点现代国家的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事实上是靠纳税人的钱生存
的，给国民、纳税人提供服务是国家的本质，唯一存在的理由。国家
就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姑且依然沿用“人民”这个术语。如
果我们把人民定义为一国的公民的集合的话，那这句话我们其实也可
换用为“为公民服务”。提倡国家为其所有的公民（人民）服务，本
身没错，但问题是如何做到，这才是关键。现代政治思想在某种意义
上也都是跟这个问题息息相关的，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谁是国家或政
权的主体。

回过头我们再去细看毛泽东的那篇“为人民服务”，你发现里面存在
许多逻辑和事实上的混乱，造成后来政治实践上许多问题的一些理论
错误也都早已暗藏其中。首先，毛泽东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
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但这话任何人都可以作
如是宣称，如果你去看当时共产党的对手（姑且不提日本人）的国民
党对自己的标榜实际上也相差不多。重要的是，需要你证明这一点。
问题还在于，作者并以这样一个未经证明的问题论断来作出有问题的
推论：“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所以他的死
就“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些年有关
张思德之死有相当的传闻，如说是烧鸦片窑洞倒塌而死等等，这里姑
且存而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说大前提正确，下边的子命题
就一定正确。就象我们不能说因政府合法，政府里的官员做什么事情
都合法一样，这种说法逻辑上就不成立。张思德死得是否重于泰山既
要取决于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否真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伟大，道德，也
要取决于他自己的个人行为。

此外，毛泽东还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
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
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
办”。这听来不错，是个很有修养的人应有的作为，至于做得到做不
到无关大局；但对政治人物，对一个政治团体，对一个国家来讲，如
何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就要另当别论，因为那牵涉许多人的身家性命和
幸福。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党和国家，在这点
上恰恰出了很多问题，好象就是怕别人批评指出其缺点，而且真实情
况是，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不行，即使是党内高层领导人也
不行。彭德怀的命运就是明证。至于如何和谁来确定什么是对人民有
好处的办法，我们也无从所知。几十年来，所有那些给人民利益带来
巨大灾难损失的政策，好象也都是以对人民有好处的名义来推行的。
这里，问题的关键恐怕就在“我们”二字上。

整个一篇讲话，“我们”二字贯穿通篇，与他人、他们有着显见的区
隔。一切都是以“我们”为主体，更严重的是，这个“我们”还被冠
以一个承天起命的道德和正义的化身，“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
责任解救他们”云云。中国人民在这里虽然被定义为要服务的对象，
但成为一个客体，一个被动体，而且对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决定
权，约束权，结果也只能一由其按照“我们”的想法和需要来确定何
者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在在野的时候或许能贴近一些民间的声音和要
求，但执政后，能否继续保持那种“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的君子
之风，就是要大打折扣的问题。如果这个“我们”不愿再好好为人民
服务，人民又该如何？这是问题的要害。还有，整个讲话建诸于一种
道德诉求，没有对我们可能听不进去别人的批评指正有什么警惕，有
什么保护这种批评指正的制度创意，这些观点的缺失，可能带来的灾
难我们后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多有领教。

几年前看过一篇于建嵘先生去台湾考察写下的一篇文章，谈他和台湾
农民就维护权益问题的对话，大意如下：他问那些农民如果其权益受
到损害他怎么办，农人回答说找农会、相关官员和立法委员（议
员），他接着问如这些人不予理睬将如何，农人讲下一次选举不选他
就是了。由此，于建嵘觉得找到了解决那困惑他、也困惑许多专家的
大陆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一把根本钥匙，那就是主权在民，权力的来
源在选民。因此，为人民服务便成为自然的事情，否则，下一次选举
就是失去权力之时。也就是说，权力所有者除了好好为人民服务外别
无选择。“我们”的独立的利益即使存在也不能与人民的利益构成根
本冲突，而且那种实体性的“我们”也不存在，从根本上，“我们”
是可能随时变动的，今天作为政党、掌权者与人民有所区隔，明天就
可能回归人民中，不可能扮演那种绝对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指引者的角
色。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人民自己会有所评估，会通过社会舆论和
民意代表有所表示。对执政者的批评，不管其愿不愿意听，都可有渠
道自由表达。借此，“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才真
正可能，否则这些依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另一种精细说辞，能否达
成还是个问题。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也简单，就是要做到中共前宣传部长，党
内民主派朱泽厚先生说言“权为民所授”，有此一点，上面三点都定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为人民服务便一定会真正达成，否则，再如何宣
传，也定是徒有其表，事实上做不到，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

（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