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收到钱理群12月28日来信：

　　“多次收到先生寄来的大作，拖到年终才作回复，十分抱歉，先
　　生的‘百字杂文’已自成格局，从内容上看，尽管涉及极广，但
　　有一个中心：即对现实中专制主义的各种形态进行及时而锐利的
　　剖析，在形式上则短小精悍，击中要害。更可贵的是在文字背后
　　的现实关怀，令人感佩！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祝先生笔锋更健─
　　─我们这个时代实在需要先生这样的思想者与战斗者！”

我看着这是对我们一个鼓舞和鞭策。

2005年过去了，又照样在热闹中迎来新的一年：什么歌颂过去的一年
若干伟大的成就，信心百倍迎新的胜利；什么归纳过去一年的不幸与
损失，指出未来一年的艰辛与危机，都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

其实数千年来古今中外，那一年不都是这样么，远的不说，单讲近几
十年来，每年上头不都是说这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的一年”吗？宣
传了宣传，事实了事实，百姓永远是百姓，当官的永远是当官的，即
使改朝换代了，人换了位后，又是新的官与民，仍然是“官是官来,
民是民”！不管多少理论与主义，古今中外无非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组
织关系：一种是传统的官民分治，由官治民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专制社会、集权社会、极权社会（一人集权、一家集权、一党集权，
指定或内定接班，代代相传）；而另一种是近代人权文明出现后才形
成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官员由普选产生，官民由宪法约束，官民只是
一种平等的、有期限的契约关系。

虽然前者也出现过不少所谓的历史上的盛世，而后者也却有若干的不
完善与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后者远比前者更加符合人性，并且已成
为现代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是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
为了实现民主民权的社会而英勇斗争，一次次取得过辉煌的胜利：远
的不说，只说近代以来，1911年推翻满清，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
和国，人民确实狂欢了一把（这一次我还没有赶上），过了若干年的
军阀混乱，知道希望落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加重了人民的
苦难，于是再进行更艰苦的奋斗，付出了更大的牺牲，才迎来1945年
抗日战争的胜利，人民又狂欢了一把，这一次我虽只有九岁，但已能
感受到人民的期盼啊！可是胜利的锣鼓声还没有停下，就又开始了内
战，人民又再一次承受了内战的苦难与牺牲，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更是彻底地狂欢了一回，这时我已
身临其境地兴奋，从此发奋努力读书，衷心拥护共产党！不少先贤也
早就看出了这点，不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早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前与民主
人士便有克服这历史周期律的谈话吗，在这被誉为“窑中对”的美谈
中，民主被奉为中共号召民众的法宝，在这一时期中共的言论见诸于
公开发表的《新华日报》上的，争取民主、普选、实行三权分立、实
行民主宪政、开放党禁报禁……言论，至今读起来都为之感动！所以
新中国的成立，就更是前所未有的欢腾！可是，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夺
得了政权后事实上又走上了改朝阳换代之老路，不仅仍旧没有能实现
民主，同时还带来了一连串的人祸天灾。

文革的“十年动乱”更把国家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好不容易，盼来了
1976年打到“四人帮”，这时人民又狂欢了一回，这次我更有了较深
的感受，可是转变并没有彻底下去，到1989年的血腥，人民民主的期
望又落空了！这又是20多年的付出了代价的曲折发展与努力，出现了
机遇与困难并存，来到了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了终于承
认了民主为普世价值，提出了民主建设的长期目标（2005年发表了中
国的民主建设白皮书，只可惜仍然是“叶公好龙”，在多样性与中国
特色的借口下把民主仍限制于一×永恒领导之下！这不是真正的民
主），我国传统文化中最进步也只有“民本”思想，它还没有能发展
到现代建立在人权基础之上的现代“民主”，就是现在也仅是高叫着
“以民为本”、“为民做主”、“替民做主”、“代表民做主”等
等，就是不讲“由民做主”，只有“民主”的许诺（推到明天慢慢地
实现，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这也是一个中国办事之特色吧！），就
是不愿从今天开始就一步步地落实宪法、兑现民主！只提“和谐社
会”，不提“民主社会”，实际上还是停留在哪怕是最好的“太平盛
世”也只能是“臣民社会”，而不是现代的“公民社会”！号称文明
古国的我们，今天赶上了世界文明的步伐吗？我们千百年来的一次又
一次地奋斗、起义，换来了真正的社会转型吗？我们得到的只是一次
又一次地改朝换代，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空欢喜啊！人类社会从专制极
权到民主，好比要翻过一道坎：翻过这道坎，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做
主是中国人民世代以来的千年梦想。

不少国家都过去了，可是我们怎么就老翻不过这道坎呢！

近日在网上看到有署名罗冰所发的一贴：《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实划
右派300多万！》文中说：

　　“195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
　　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
　　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70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
　　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
　　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
　　死亡4,117人。”

真令人震惊！但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当年划右人数，一直是一个
迷，当局对此一直严加保密，一般都采用叶永烈书中（1980年统计
的）552,877人（据说是从当年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回忆录中而
来），我在《四十周年诗抄》（见《古今艺文》〔台湾彰化〕24卷一
期1997年11月）中就引用的此数，但和所有当事人一样，总感到绝不
止此数，后来我在《怎样看当年的百万右派》（《联合早报网》2005
年6月9日读者来信327）一文中已正式估计受难者达百万以上，所以
我在该文中才称“百万右派”，现在看出来该文的标题至少应改为
《怎样看当年的200多万右派》，如果连中右分子就是近500万人，所
以也可以改为《怎样看当年的百五万右派》，这其中虽然不乏真正的
思想者、争民主的先驱与斗士，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值得崇敬并永
留青史。然而就这300多万的总体而言，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十分普通
的人，它们既不是曾有过什么“猖狂进攻”，更不曾有什么“组
织”、“集团”、、“策划”……他们不是要求什么崇敬，也没有什
么“案”需要“翻”，它们只是一群毫不知情的无辜的受害百姓；正
如那当年在南京遭受日军大屠杀的30万同胞一样，它们主要并不是抗
日分子，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受难人数是十倍以上，这里的受难者大都
是知识分子或被列为知识分子的人（如不少民间艺人等），而这里的
施难者却是中国自己人呀，并且是自称为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人并打着
解放人民的旗帜而进行的，更有甚者，这里的受难者不是一次地受屠
杀而死，而是经受漫长的20多年的“另册生涯”：受尽了人间精神的
与肉体的折磨，过着那生不如死的慢性被屠的日子，并株连从多亲友
与殃及子孙（这样计算受难人数至少就在千万以上了！）当时罗织的
一切诸如什么：“杀气腾腾”、“猖狂进攻”、“组织”、“集团”
等等，都是当局找的干借口，以便于把无辜的屠杀说成是“反击”，
把屠杀的成功，说成是“打退了进攻”、“挽救了危局”……平心而
论当时在国内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进攻！这些受害者，都是处于认识
与不认识的自然状态，正过着听话的顺民的日子，有的只是在当局再
三启发与动员甚至命令下，才小心地讲了几句实话，甚至大多数还什
么话也没说，全由领导人推定，有的是为了完成规定的指标，有的纯
粹是当权者的假公济私的报复与陷害，这就是当局的什么“引蛇出
洞”的“阳谋”，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蛇”与“洞”，这数百万人
民更不是“蛇”。

对于这样的大规模的无辜慢性屠杀，长达20多年以后怎能一声平淡地
“错划”就了事呢？正如当年的日军对南京大屠杀，日军可以说一声
“错杀”就了事么？历史有时也十分有趣，对上一世纪的中国有这样
三个的数字，不知是否上帝的巧妙安排：一个是40年代的南京大屠杀
30多万，二个是50年代的误划右派300多万、三个是60年代的饿死百
姓三千多万（今年中央解密了当年的档案，记载着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时1959-1961年饿死的人数，据官方统计是3755．8万人。）这三个有
趣的数字也有它们的内在关系：是长期的暴虐专制使民众贫穷落后才
导致外敌入侵，而有40年代的被屠30多万，抗战胜利后又是专制分裂
没有能团结民主建国才有专制在新的花样下更加的横行，致使50年代
的300多万受难，有了这样的50年代的专制开局，就导致乱行的后
果：便有了60年代的三千多万的饿殍，以致有接踵而至的、名垂青史
的“十年浩劫”，竟把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真可谓：“专制极权
不灭，民主难生，民主不生，则民无宁日”。这铭刻在中国近代历史
上的草菅人命的三个一个比一个庞大的数字都是逻辑必然地成十几倍
地增加，洽似民谚有云：“一寸不补，扯过尺五”（即小误不除，则
必生大误）。而这些重大的民族苦难的制造者对此却总是讳莫如深，
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种种“瞒”与“骗”的手法，不得已时则以种种借
口百般推卸、死不认账。随着时光的推移，民众的觉醒，档案的解
密，真象终会大白于天下，历史总应该给它一个真实地交代，给出一
个正确的说法，还这千百万无辜百姓一个公道吧！这是我新春的至
望。

（2006年春节）

对49年前的反右派运动，按到目前为止当局认可的公开说法仍然是
“运动是正确的，问题只在于严重地扩大化了”，所采取的措施是宣
布对错划了的予以改正，最终

　　“含中央一级决定不予改正的五人，至全国右派改正工作结束，
　　共有96人未获改正，”（见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苦难的祭
　　坛》793页）

而当年“定为右派分子的有3,178,470人”（罗冰：《反右运动档案
解密》），就是说未改正的只占总数的十万分之三即0.0000302。从
96人扩大到3,178,470人，竟扩大了三万多倍，这真是创下了世界
“错误扩大率”之最，就是瞎子摸鱼其成功率往往也不止十万分之三
呀。再说，稍有一点同情心、正义感，稍微动点恻隐之心，只要还是
人，也绝对做不出为了埋葬每一个右派（的政治生命）而宁肯将三万
多人（的政治生命）来作陪葬品（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其中不仅尽
数包括了全国知名的学者、精英与一大批政治家，而且还包括了近30
万共产党员，其中不乏党的忠诚战士与优秀干部，这大量的并非等闲
之辈的人竟也都会乖乖地热泪盈眶地写出了不少的投降文字）！当年
的划右，与20多年后的改右，政权未变，标准也未变，为什么竟有这
样大的误差呢？这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万古之迷，至今还有学者
（如钱理群等人）提出建立“57年学”来专门研究呢！

事过半个世纪之后来冷眼看看却也十分有趣：整个运动的发生、发展
总是变幻莫测的，让人（不只是一般百姓，甚至包括最最高层的除一
人以下的所有的人）摸不着头脑，只好听其摆布。

首先，56年开始时只说是贯彻“双百方针”，大鸣大放，帮党整风，
到处启发动员，让人们畅所欲言，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信誓旦
旦地声称“言者无罪”，突然间就180度大转弯，搞起了“反右”
（指导这场运动的两个重要的经典性质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讲话与在最高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时都只用口讲，
不许笔记，待后来正式发表时，在关键之处再来作一些修改、变动，
这就巧妙地化“阴谋”为“阳谋”了）；

其次，什么叫“右派”，标准与性质是什么？还没有弄明白，就开始
公开指认某某为右派了（是在有了许多右派之后，又才发布一个口号
性的可以任意解释的“六条标准”）；

第三，故意不要法律程序，也没有任何征询、采证、审批之类的程
式，完全用所谓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单方面定划右之案，用各种下流
手段（如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栽赃陷害、不许发言……）与压力
（文的与武的）逼其就范，当时指控的所有的一万多个右派集团（包
括最有名的头号“章罗联盟”）之说，后来却证实完全是没有的；

第四，美其名曰“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使你就范之后再来慢慢
地升格、定性；

第五，运动后处理右派虽也有一些规定的条目，可其后的执行完全是
各地自行其是，并没有任何年限与刑期；

第六，到一年之后，再公开把“右派分子”列于地、富、反、坏之
后，并称为“五类分子”，名正言顺地列入“另册”成为人人均可对
其糟蹋的“贱民”，真是被踏上千万支脚而永世不得翻身了！

第七，到两年之后，又抛出个“确实改造好了”的，来个“摘帽”的
骗局，只不过又变其名为“摘帽右派”，仍然可以作为“分子”处
置，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这样把这几百万人百般折磨了整整20多
年：不但丢失了再也回不来的青春，而且永失了人生中的黄金岁月，
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在运动中被迫自杀，大量的在无限期
的劳改中活活折磨致死，不少可以说是有意被饿死的，几乎所有的又
都株连于大量亲友（见已公开出版的许多有关著作、回忆录）；

第八，在21年后出台的宣布“改正”“错划”时，仍用原划右时的六
条标准判别，竟有99.999997%七是“错划”，应给以“改正”，对仅
剩下的不足100人虽不改正，但也一一查证，许多当年强加上的罪
名，也作了澄清，连最大的如“章罗联盟”、“要杀共产党人”之类
也纯属乌有，（当时说讲过“要杀共产党人”之话的，不仅原话不是
这样讲的，当时是不许申辩，而且此人还是党内白区工作的大功臣
呢！）最高当局经办人对未获改正的当年大右派章伯钧的家属说：没
有改正的原因只是为了故意要保留几个不改，要保留几个不改的原因
只是为了证明“当年运动是正确的”一说，“难道少数人的脸面比多
数人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公正更应当照顾”（施绍箕）这真是世界少有
的最滑稽的是非逻辑了；

第九，当年指认的粉碎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在改正时查明，所谓当年
指控定性的进攻都是没有的，当年定性的二万多个“右派集团”竟也
全都不存在了；

第十，最为有趣的是当年宣布反右大获全胜时，竟不敢公开其胜利果
实中的重要指标──一共划了多少右派分子与右派集团；是在胜利的
20多年后宣布错划时，才从旁间接地透露出共划右派50多万，直到半
个世纪后的最近解密档案时，又才暴露出当年实划右派竟达300多
万，包括内控中右在内近有500万人之多，为什么胜利的战果数也得
如此地保密呢，这在世界胜战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稀事；

第十一，就在当局认可并进行的“改正”时，当局竟又假装着失去了
记忆，对因错划而造成的20多年的大量触目惊心的灾难与后果支字不
提，至今近半个世纪仍没有半句话对历史作个交代。

当年讲，至今仍保留这种说法，说反右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粉碎
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样说，就把这场运动，看作一场双方的斗
争或竞争的游戏的话，那么它就是这样的一场游戏：游戏的双方一方
是绝对的强势，它不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且就是这游戏的唯一裁
判员，不仅这规则是不公开的，而且还可以任意由强方解说的，即使
是最高当局亲口公开讲了的也可以不认账，游戏的强方掌握着所有的
文与武的大权，而另一方则只能听其摆布，甚至连对被指控的事实的
申辩发言权也没有。这又怎么能算做一场游戏呢？又怎能算做一场斗
争呢？这只能说是一方对另一方（甚至是一人对全国十亿人、以致对
历史）的一场“大忽悠”、“大大的忽悠”、“至今还在忽悠着的大
忽悠”啊！

【附1】：反右运动应当彻底否定，
　　　　章伯钧罗隆基理应公开平反（施绍箕）

略

【附2】：中共档案解密，右派分子461万六千多！

略

革命党（其反面叫法为保皇党）与执政党（不执政时叫在野党，也有
时叫参政党）有什么区别呢，我不是学社会科学的也不是研究政治的
学者，我只能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直观地来说说自己的看法，以
向大家求教：前者是有点会道门的味道的，加入时要象入宗教般地宣
誓，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教条或目标，供奉着一个人或集体作为偶像或
头目，总有一些不许讨论与置疑的禁区，个人绝对服从于组织，下级
绝对服从上级，全体服从中央，有内部的严密组织与纪律，组织不仅
可以对本党外的人与社会发号施令，甚至还可以拥有军事力量与法庭
监狱等专政工具等，它可以取代政府；而后者是一个有共同主张与目
标的民主组合，用民主选举的方法决定重要的事，可以自由参加与退
出，个人只是相对地服从组织，保有重要的个人自由，组织是用民主
方式组成的，组织对本党外任何组织与个人没有任何约束力。组织不
可以拥有武装力量与专政工具，也不可以限制任何人（包括其成员）
的人身自由。它决不能（哪怕是）取代政府。

1979年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五四运动讨论会上，中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部长邓力群在大会报告中介绍张志新烈士悲惨遭
遇后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这句话通俗
生动、振聋发聩。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
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就是：“我们
是吃狼奶长大的”。在我写完了记述我这大半生的十多万字回忆录
《岁月留痕》时，用一句话来总述它，深感我们就是喝狼奶长大的一
代！我写下这些回忆录就是希望下一代不再受这狼奶的危害，这“狼
奶”就是19世纪以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片面化的
观点，以及建立在这之上的专制主义。用它来长期哺育了我们这一代
又一代人，这奶汁的精华已浸润了我们的血液与骨髓，甚至可以说，
已经进入了我们民族的遗传基因ＤＮＡ。当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
的思想解放并没有彻底，在一切向前看的口号下，设置种种“原则”
与禁区，拒绝认真反思历史，以至发生了89年的□□。又20多年过去
了，奶汁的具体表现虽是与时俱进：例如阶级斗争虽不讲了，但新的
权贵却更加牢固；终身制虽明废了，但新的世袭制却在暗中形成；政
治职权虽有了任期，但经济利益却没有国界，极端民族主义则更是与
时同步地发展了，而奶汁中的专制与特权基因却是不变的。看看我们
现在的教育与文化，我们的所谓德育、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的出版
物，我们的彰显皇权的影视，我们的导向性新闻，我们的网络控制，
我们的什么理论与思想等等，处处都还被称其为“阵地”呢！处处都
还迷漫着这狼奶的腥味呢！不仅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着狼奶，更
可怕的是全民还都沉浸在这奶香的盛世之中。

从生物学上来说人是动物的一种，可是从社会学上来看人就绝对不是
动物了；人首先是要生存，动物也是首先要生存，但这两种生存是有
所不同的；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里首先肯定了
人是异于禽兽的，这个差异虽不多（仅“几希”）但却是明显的与根
本的，这就是人类文明：人的出现就有了人类文明、有了人类社会，
人权便是人类社会里每个人的最基本的、最自然的权与文明，也是人
类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若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的话，那么这里指的
是人的生存权，而不是象动物那样地活着；动物的生存与发展遵循着
“丛林法则”，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却应当是“合作共享”；也正因
为这个差异仅“几希”，也就常易被其无意或有意“抹杀”，人也却
象动物那样啊：人类社会一步步升级的“武斗”就是“丛林法则”下
的产物；即使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资产阶级专政，也并没有消除一
部分人对另一分份人的专政，其结果也只是一个“改朝换代”而已，
在这里仍然适用的是“丛林法则”，只不过它使用于人类社会后，却
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创新，前若干年来都有号召作驯服工具一说，这个
既已作了“工具”，当然也就不再是“人”了，还有了拉帮立派、结
党营私，还有了“理论创新”……它竟会使人丧失了人类的基本理智
与良心，真还做到了人“不如禽兽”呢！季羡林老先生在其《牛棚杂
忆》中就沉痛地写到：

“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
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
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我这里所谓‘非人’，绝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

我同意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中都取消评“三好”、取消
“班干部”，甚至不设“团、队”之类。因为在校就是学习，学校分
设班级只是为了学习之需要，学习基本上是每个人个人的事，又不是
要集体去打仗、出征或干什么集体工程，不必需要个什么统一调度与
指挥，不必设作为领导的班长及其干部之类，因应学习实际之需要，
可设一至数个“值日（周）生”即可，因为处于在校学习阶段的学
生，一切都还是在成长、变化之中，不必于此时便分出“官”“民”
来，学生自发的什么生活性质的组织，由组织按民主自愿原则自定。
同理也不必搞什么具有定性性质与身分歧视的先进与后进之分的“三
好生”与“不是三好生”，“团、队员”与“非团、队员”，甚至就
是学习的考试成绩也不必公开，更无须排队了。这样做只是为了强调
同学之间的完全平等的并无等级之分的关系，从学生时代即进行平等
的启蒙！也是早断“狼奶”吧！

中国的历史数千年来纷繁多变，改朝换代的兴衰起伏宛如流星闪烁，
号称五千年文明令人目不暇接，可是待你冷静一看，却发现在这千变
万化之中总有一个是至今未变的，那就是在“千年都行秦政治”保护
之下的从“人治”出发的“专制”这个幽灵。现在每天最热闹最普及
的电视荧屏上，时时都闪现着帝王与清官的身影，它们与荧屏外的现
实社会只有外在的服饰、器物与环境的不同，内在的社会意识与潜规
则却是惊人地相似，它由一条“人治”的暗线紧紧相连，所以能吸引
现代的观众而经久不衰，更不必说那响彻云霄的“打天下，坐江山”
的主旋律了。

可是中国人民也不是天生的奴隶，觉悟得也并不太晚，远的不说，只
从清末维新说起，那时就有人认识到中国要生存、要前进，只有进行
彻底的变革：向西方学习实现民主与法治。可是它却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口号所禁锢。这向西方学习学到辛亥革命时，虽形式上
也结束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真正的共和却没有，宪政也流于形式，
这样致使中国仍然苟活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1945年的抗战胜利，
本来是民主建国的大好时机，可胜利的鼓声未熄，就又陷入了你死我
活的内战深渊。好不容易盼来了1949年的政权更替，新的当权者也多
次许诺了实现民主与法治，这更是一次万世难逢的民主建国的大好时
机，可终于还是叶公好龙，在人治下的宪法从来就只是一部空文。甚
至竟发展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三呼万岁不绝于口，封建专制全面复
辟，竟把大好中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近年来的改革开放，虽使经济
上有所发展，但深层次的问题却日益突出，由于顽固的得利集团力量
大，经验多，早已形成为成熟的法西斯统治，以至于要触动其根本的
政治体制改革难以起步，虽也被迫承认了民主的普世价值，但却以种
种借口拒绝实行真正的民主，而坚持保持着专制的本质不许触动：开
始是以阶级与主义来对抗，说什么只要“革命的人道主义”，只要
“社会主义的民主”；当这骗人术不灵之后，又祭起民族主义的老法
高唱着：“人权首先是吃饭”，“主权高于人权”，“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等等；再三高呼要保持这千年不变的“中国特色”。

近年来迫于民众压力，也一再三说要“执政为民”，“立党为
民”，……大讲“爱民”“为民”，但总没有跳出封建时代的“以民
为本”的老调，最多也只是“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最
好也不过是一个臣民社会的盛世，老百姓虽是主人，但这个主人却始
终处于被仆人代表了的地位，这与近代的公民社会相距还甚远；近期
又大讲建设“和谐社会”、“法制社会”、“小康社会”，大力要求
“稳定”等等，但就是不讲建设“民主社会”，万不得已时一定要在
民主之前加上一个定语，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农
村”、“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一直只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
什么“导向”，可就是不提“公民意识”、“民主意识”的培养；也
大讲“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执政能力建
设”，但这总还属于“人治”的思路；在“人治”大前提下，法治也
只是一句空话，其法最好时也是“王法”而已，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司
法独立；在不得不承认并学习实现保障人权、实行民主时，但一定要
再三强调“反对全盘西化”，不许“照搬”，其实呢，生活之中从衣
食住行到文化习俗哪里不是早已西化了呢，今天，立于中国无论哪一
个城市的高楼之林，坐在奔驰着的高级车内，真分不出是在国内或国
外，天天接触到的国产商品其包装上也断少不了几多洋文，可见问题
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西化了多少，全盘与否不在多少上，而是不许学习
民主制的根本（诸如：三权分立、党国分开、普选、保障言论自由、
开放党禁、报禁……）；对国外的东西，若与其有利时便强调“与国
际接轨”，若与其不利时则高呼“保持中国特色”；港澳回归了多
年，可对百姓来说还是隔如“外国”，就连出入深圳特区，也还限制
重重，剥夺着民众的知情权，不许民众知道真实的外界；当权者及其
文人，更有一个说法就是历数民主的弊端与混乱（本来，民主制度就
还远不是最完善的，但它却是至今为止缺点最少的，并有待于发展与
完善），来吓唬人民，历数民主建成的困难，把它推到明天，以此来
作为今天拒绝民主保持专制之借口。可喜的是在中华大地现在还有一
块特别的土地，那就是宝岛台湾，丢开敏感的政治党派权力与意识形
态纷争不说，只就政治民主制度而论，在那里已率先做出了示范，它
尽管还有待完善与成熟，但它却是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样板与希望，
只不过这一点现在还如“皇帝的新衣”一样不许公开讲出来而已，也
真有趣呀！

我们深深地感到专制主义这个幽灵之所以数千年不灭，主要原因当然
在于从它那可以得到巨大利益的统治者的千方百计的拼死保护，同时
必然也有众多可从其分到一杯残羹的仆从们的努力，此外还得助于广
大的被太平盛世欺骗、许以做奴隶而苟活民众的习惯的认可，这就注
定了中国民主化道路的特殊的艰辛啊！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再曲折、
徘徊上百年也很有可能。有人写文叹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却培
养不出一个华盛顿”！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啊！可是，毕竟时代在前
进，今天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民众都已觉醒，人人生而平等、人权天赋
的认识已深入人心，追求自由民主已成为普世价值，人人都明白了：
国家是为人民而建，而不是人民为国家而生；今天对人民而言，在希
望有一个强大与富裕的国家的同时，更要求有一个民主、法治与均富
的国家，一个国家，只有实现了“民主”与“法治”才有真正的“和
谐”，一个世界，也只有真正实现了“民主”与“法治”，才有真正
的“和平”，近日胡锦涛主席访美时向全世界说：“没有中国的民
主，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愿这再也不是“叶公好龙”。
（22206.5.1）

在一个古老的封闭了数千年的庞大的铁屋子里，住着许多沉睡着的人
们，他们世世代代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没有什么不适，也从未感到
过憋闷；当有一天这个屋子突然开了一个窗缝，流进了那么一丝外面
的新鲜空气，于是有少数人醒了，有一部分人半醒了，大多数人还在
沉睡；但由于窗户开得太小，空气仍然极度缺乏，这时感到最难受的
是少数醒来了的人，他们觉得最为憋闷，大喊大叫着要求开窗通风；
其次是半醒的人，他们虽也感到不适，也要求通风，但没有那么强
烈；只有这大多数人还在沉睡的人是无所谓的：已经习惯了的日子，
再多过下去有什么不可以呢？将其从醉生梦死中惊醒也不见得就好！
我国自古就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过着“知足常乐”的幸福日子，
根据余华的著名小说《活着》改编的电视剧《福贵》的主题歌就唱
道：“无欲就是福，无求就是贵，能活着就是中国人的福贵”，阿Q
不也曾好好地活着的吗，即使不到天年就死，但死时也还快乐地高呼
“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呢！

党与国有所不同：党是一个政治性的派别组织，准确地应称之为政
党，它的组成必须有共同的政治信仰与目标，有一个共同的党纲，加
入者要宣誓效忠；而国家只是一个共同的生存与生活的联系，国民不
一定要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加入者无需什么手续，只是自然地世代相
传；建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国家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
国民的生存与生活；所以党的民主最高目标只是服从于党纲的实现，
这个民主是有限的民主，而国家的民主却是为了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
主，保障人权（它并不只是保障国家的统治权），而党内就并不一定
要求党员做主，而更加需要党的领袖做主，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他只
是在约定的时期内按约定的权限象征性地作为国家的代表，只是一个
总公仆，这绝不同于一个党的党魁，所以这二者的民主是不同的概
念；因而党内民主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的民主。

我们常常把人类文明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可是这二者却怎么拉到
一起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其实呢所谓文明，也就是指人类一个进化
的过程而已，其方向与前提就是时间作为坐标的方向，首先就承认了
人类社会发展是从不文明到文明，从低向高发展，是一定会越来越文
明的，文明二字也就是这样定义的，这从物质生活与科学技术上看也
却是如此，它受实际效益原则推动也自然不过的了，这是物质与技术
进、步的客观规律；但从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来看就大不相同了，它
并不与物质完全同步，其是否前进或后退，是否文明，是先进与否也
难有统一的客观标准与尺度，没有统一的定义，从时间发展上讲，它
也没有一个前述的类似客观规律推动，它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人为
的继承与发展的选取，这中间就多了许多人为性与偶然性，所以它并
不是一定同步地只是前进，有时甚至是倒退，更多地只是徘徊，特别
是能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市场规律，对精神文明来说不仅不必然推动
其前，常常还是使之倒退的，它绝不是越新就必然越好，“破旧立
新”并非就总是前进，不是越现代、越流行就越先进，（见文后附抄
几首短诗），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就是因“复古”带来了文明的前
进，而上个世纪中国大陆的文化革命却是“破旧”却令文明倒退！无
怪乎有人感叹“礼崩乐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物欲
横流”、“玩物丧志”，有人高呼复古，有人高唱解放，物质文明进
步了几百年了可是很多的文化艺术作品还很难超过前人的杰作，古代
不少思想家还真令今人难望其项背！当然更不可否认的近代人权、平
等、民主理念的诞生与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

【附】抄《春日杂咏》

杜承南

　　　　　　　一、

　　　　　　　文学精品已式微，火暴超女万人追；
　　　　　　　缪斯不知何处去，但见处处玉米堆。

　　　　　　　二、

　　　　　　　笔耕舌犁若等闲，写诗撰文遭白眼；
　　　　　　　豆蔻年华小超女，一曲情歌值万钱。

　　　　　　　三、

　　　　　　　寒窗夜雨十年灯，呕心沥血苦耕耘；
　　　　　　　可怜白发老教授，人气难敌小春春。

在网上看到说刘少奇的家人多次公开纪念与追思毛泽东，以表示刘及
其家人从来都是拥戴毛的，用以证明当年定罪说刘反毛是错误的，因
而其后为刘平反是对的云云。这是一个有趣的逻辑常识：当年给刘定
罪有反毛一说，后给刘平反，其理由就只能是刘从未反毛吗？如果说
刘真的反过毛就一定不应平反吗？从法理上说，单是反对了某个人
（包括所谓的伟人）不能说就是有罪，因为对任何人来说，任何人均
可以表示对其反对，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与看法，只要这种反对不触犯
法律规范，就不能说是犯罪。应该说当年给刘定罪为叛徒、内奸、工
贼是没有任何依据的陷害，其处罚也是违法的，所以应当平反，而与
是否曾反对过某个人无关。说到平反就自然想起57年的反右派运动，
当局至今只用改正而不用平反，自然是有它的想法，改正就只是对错
划了的人进行改正，哪怕就错划了99.9999698%，对这些人都承认了
是错划，对其个人也算是平反了，但总有十万之三没有改正，尽管对
这些人当年定性的材料也承认其不实，但仍不改正，就用以证明当局
定下的“运动是正确的”结论不改。运动全采用的以言定罪，而且这
个言的解释权专属于当权一方，可以无限上纲，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
等等，都是正确，都不打算改变，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其思想意识的统
治。由此使人想到有一篇文中说过，平反并不只是给受害人平反，它
同时也是给制造方平反，该文以宗教法庭在一百多年之后给创日心说
的哥伯尼平反为例说，这时哥伯尼早已完全不需要这样的平反了，这
时的平反只是教庭为其自己平反，至今在纽约教堂的正对面还有一尊
巨大的哥伯尼铜像呢，它表示着教会的永远的忏悔！可不是吗，无论
对已获改正式或没有获改正的当年的右派来说，平不平反已没有多少
意义了，时光已过了半个世纪，当事人大多已作古了，什么引蛇出洞
的阴谋阳谋早已大白于天下，档案也已解密，历史自有公正！大右派
章伯钧的女儿章怡和早就如此写道：“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
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亲爱的爸爸”。现在最需要为当年
反右派运动平反的应当是当年搞运动的一方了。只有这样它才能重获
人心，连封建时代的帝王也常用下“罪己诏”来收买民心呢，难道不
是吗！试看当年胡耀邦大张旗鼓平反冤假错案，赢得了人心，以巩固
政权数十年；从另一个例子看，由于国共双方未能正视从抗战胜利后
内战的历史以至半个世纪了也未能解决好台海问题，无法给中国人民
一个交代；从世界来看也是这样，二战后的德国正视了历史，赢得了
人心，而日本则相反，就得不到国际的赞赏与认可。

所谓游民，词典上说就是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常常也被称为游民无产
者或流氓无产者，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在我国自有其历史与社会的根
源，可谓根深蒂固！长期的封建割据与战乱、天灾，使大批农业与手
工业者流离失所，自然源源不断地形成了大批游民，他们失去了靠劳
动生存的基本条件，只能以“混”求生，依靠“讨要”“哄骗”“投
机”“抢夺”度日，长期以来就形成一种“游民意识”，其核心就是
“占有”：不择手段地占有一切可能占有的物质与精神品。历代不断
的农民起义，就有其生动的体现，近代的革命不仅没有脱离这种意
识，相反在革命的名义下还有所发展：革命既“不是请客吃饭”就可
以为所欲为了，可以任意没收、抄家、占有、关押、甚至杀戮，革命
是急功近利的，是只要目的不择手段啊！夺取了政权之后，再这样变
本加厉地继续革命下去大搞群众运动：不仅没收与集体化了城乡的所
有一切大小“私有”，甚至从科技、文化、学术、思想各方面也都收
为公有，没有了知识产权，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没有了属于个人的任
何，斗私批修到高潮时，连个人的基本隐私也不保，将民间社会彻底
消灭，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盛行着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你的也是我
的，我的还是我的！”这就更加发扬与深化了这种以“占有”为核心
的游民意识：不管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不是靠自己去创造而是由“组
织上”分配，不仅先进模范职称等由组织上赐予，有时连老婆也由组
织上安排。

与上述意识相对的是，我暂时称它为“绅士观念”：绅士从经济上讲
是有一定的基础，就是在精神文化领域也是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它
的生存与发展要靠自己的努力、劳作与奋斗，是一点一点集成的，西
谚云“有恒产者，方有恒心”，它的成功不仅表现为结果同时也表现
于其过程与手段，这样形成了一种靠自己的，论创造、比奉献、负个
人责任的，有风度、有良知的“绅士观念”，它的核心就是“靠
己”、“创造”，既在于结果也在于手段。比如对待考试、名誉、学
历、职称等等，当然要结果，但更重取得的手段光明磊落；对待竞争
上，前者是打击、排斥对手不择手段以放倒对方来取胜，处处总是以
“天下人皆负我”的心态对人；而后者则是以提高自己，讲规程、讲
风格、手段光明来争先，更重视宽容、礼让、感恩对人；对待财物
上，前者是浪费摆阔，后者是崇尚节俭。可惜的是这样的“绅士观
念”伴随着绅士（包括其附属的一切社会贤达、自由职业者、宗教人
士等等）成为革命的对象被消灭而受到一次比一次更彻底的批判：狠
批白专道路，大树白卷英雄，高呼“知识越多越反动”，如此反复几
十年的扫荡，不仅使“绅士观念”荡然无存而且断子绝孙，竟连
“私”、“个人”等字眼也不敢再提。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也慢慢恢
复了私有制，也有了点个人的相对地位，人权观念也开始传言，不仅
有了市场经济，而且更加迅速地出现了大量的百万富翁（新兴的资产
阶级），然而这是在强权下突击搞起来的权贵市场经济，它是在一个
浮躁的心态下的突击与掠夺，它有别于一步步发展与成长起来的资产
阶级，它只能生出为富不仁的流氓暴发户；在思想文化教育学术方
面，个人的地位远远没有得到确立与保障，“自由之精神与独立之人
格”仍然只是一种希望，一切仍由权力封锁与操纵，“游民意识”就
更是在这新的条件下“与时俱进”了，早已绝迹的绅士观念短期内是
难以恢复的。君不见，今日的“腐败横行、道德沦丧、钱权交易、流
氓得势、诚信不再、欺炸成风、浪费阔气、节、约抠门、掠夺有理、
老实吃亏”不是正愈演愈烈吗！

在这万马齐喑的岁月，思想者顾准先生曾疾奋地高呼：“要有笔杆
子，要有用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诚哉斯言，真令人肃然起敬，学
生虽不才，却也愿“实话实说”，说也是白说啊！今天有用嘴说话的
地方吗？有发表的地方吗？就连在网上也常遭锁定或屏蔽，到处是禁
地，任何一个话题稍一深入即触雷区。今天的言论环境比当年差得多
了，鲁迅当年的名气也是今日无人可比的，可是，当年的鲁迅还深感
“吟罢低眉无写处”呢，他悲愤地写道：

“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
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只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
秋’。”算好，他还出了这本《而已集》，在什么都被代表了只能出
“颂歌集”的今天，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高行健也只好出逃，小民还
能出什么呢？。

什么叫先进？什么叫德？近年来主流意识常谈先进性，对党员教育称
之为保先，自然就是说党员原就是先进的了，那么，非党员就原不是
先进了吗？不入党就不能先进了吗？以前有特殊材料一说，只要是党
员就一定是特殊材料，而不是党员就一定不是特殊材料了，入党叫光
荣入党，退党就是耻辱吗？不入也不退是什么呢？长期以来讲什么德
才兼备，用人（特别是当官）首先要讲德，而这个德的标准就是要是
党员，升学、提干首先要政审，政审以什么作标准？党员就是一条硬
标准了！设有“政治面貌”一栏，就是专供填写是否党团员之用，是
不是只有党员才有德，不是党员的就都是缺德吗？这种说法当然是由
来已久，创立者与加强者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其领导地位之合理并保
持永远，可是这种变象人分贵贱的观念不仅十分落后而且不利于团
结，更不利于和谐社会之建立，同时还助长了腐败，正如对于家丑电
视剧中的康熙说的“一床锦被遮盖了”，在民主的社会里执政地位只
能是靠在不断竞争中取得并保持，而不是靠欺骗与垄断。

对于学识、才能，特别是它们的标识物如学、历、文凭、、称号等，
现今可以按其实际获取方式分为五等：一等是“自学的”，不管进不
进学校它完全靠自己刻苦努力而得有真才实学，名副其实，以实为
主，淡泊其名；二等是“教来的”，它由老师认真教授而成，学习虽
不够主动，但教多少仍会学多少，遇上了好的学校或好的老师仍会学
到一点东西的，也算可以了；三等是“考得的”，学虽不够认真，到
考试时虽也是临时抱佛脚，但仍能按考试大纲复习，即使是有点运
气，但也过了关，还多少有点学问，也算勉强可以吧；四等是“骗取
的”，它全论文剽窃与考试作弊而来，除个别的因逼着要文凭而出此
下策外，绝大多数只能当骗子视之，实属伪品；五等是“霸占的”，
它连考试作弊也不需，完全由权力操作霸占个称号就是，只能算劣品
了。

看到一则笑话说“我国是把地主富农消灭了，而美国则是把贫下中农
消灭了”究竟是谁做得更对呢？从动机上看似乎我国做得对，但从结
果上看却是美国做得更对。类似的问题还多如：究竟是消灭富人呢还
是消灭穷人？究竟是消灭知识分子呢还是消灭文盲？究竟是消灭绅士
呢还是消灭流氓？……。

那天与久别的朋友见面回答问候时，我自说：“苟延残喘──等
死”，别人却赞曰“怡养天年”，多受听呀！官方称为“统战对
象”，而民间却直说是“暗管”；公开叫做“民主党派”，而文化人
却称它为“花瓶”，民间就直呼之为“夜壶”；俗虽俗得些，但却是
“一针见骨”啊！连“人”都不打算算的“敌人”，就钦定称为“牛
鬼蛇神”；连牲畜都不如的“食人者”，季老的书中就呼它为“非
人”……

　　　　　　　　官员四怕：

　　　　　　　　一怕二奶怀孕，二怕小姐有病，
　　　　　　　　三怕老婆较劲，四怕纪委动真；

　　　　　　　　百姓四怕：

　　　　　　　　一怕咱俩要下岗，二怕老人欠健康，
　　　　　　　　三怕孩子讨学费，四怕物价天天贵；

　　　　　　　　农民四怕：

　　　　　　　　一怕天灾人祸，二怕干警勒索，
　　　　　　　　三怕工钱拖欠，四怕要进医院；

　　　　　　　　孩子四怕：

　　　　　　　　一怕学校考试，二怕父母离异，
　　　　　　　　三怕上当受骗，四怕少儿不宜。

今年是“5．16”文革开始40周年，也是宣布文革结束30周年，长达
十年影响深远的文革无论在中国史或世界史上说都不是小事呀！为什
么在国内纪念或评说的文字无论褒贬都很少？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对此
还噤若寒蝉？进入了时空倒流，在这六月飘雪的寒流中真恍如又回到
了当年，难道文革真还没有结束吗？

胡锦涛强调，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
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
史。它成功地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
国；二是从50年代起建成自己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三是改革开放以
来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这些都是事实，当然应赞誉之，可是
也不能盲目乐观，从前苏联东欧的历史教训来看，至今还没有真正的
宪政，我们应当反思：“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才是更加为根本
的东西，只有在这个目标下的“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才有意
义，而要实现“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却只能是人民自己的事，
而不由人代表或由人赐予，人民要真正成为主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啊！

在网上读到讨论“以前的教授与现在的教授”真不可同日而语，有着
天渊之别，不仅在学术上，更在于人格、胆识与社会道德良心上，从
而在其社会声望与人民心中也大大下跌。尽管在数量上有大幅度上
升，人们唱到“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大学也办滥了，对此已
引起了社会之公愤！七嘴八舌，不乏真知灼见，追究其根源，有许多
长文分析有理有据，说到要害之处却大都闪烁其词，不敢一语道出，
这就是著名文艺家、共产党员赵丹临终时才敢说出的那句话：“管得
太死了，文艺没希望”。其实何止文艺，所有一切文化教育事业都是
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一元化领导之下，事无巨细实行着比任何
专制还专制的“党天下”，不许有一丝怀疑，不容有半句讨论，时至
今日大致依然。大学要办成真的大学，必须实行全世界通行的政教分
离这个根本原则，只有中国特色的这种（在某一党的领导之下的）大
学，世界是少有的，也是不会承认其为大学的。

在之后（也许是若干年之后）才发觉当初是做错了，造成了不良后
果，此人对此事是否应当负责呢？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性问题，
可是当它用于许多大事、要事时情况就难说了，不负责任的理由可多
着呢：“我只是执行政策，只是执行者”；“我的动机是好的，为了
神圣的革命”；“我根本不知道革命的后果会是这样”！“即使是错
了一些，但主要方向却是对的，有这个就行了”！……，即使是如上
所说的（只是执行者、动机是好的、或不知道）就可以不觉惭愧，毫
不脸红，更不会去认识、反思以至忏悔了吗？与西方基督文化相比
（参见文末附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我们民族文化中历来就
缺乏忏悔，不讲究负责任：不讲究对生命负责、对人权负责，主张的
是“明哲保身”，只要能找出理由推脱就尽力推给外界，“不知道”
就更是一个绝妙的理由，“不知者，不为过”嘛！若要“罪己”时，
更是走个过场，做做样子了，不是有所谓“打龙袍”、“剪几根头
发”等等作个象征性地表示、从理论上还有诸多振振有词的说法如：
“过功三七开呀”、“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嘛”、“革命就从来是没
有经验”、“交了学费”、“不得挫伤革命积极性”、“要长自己志
气，灭敌人威风”、“只要是响应领袖号召，无论是怎样整了人，不
但无罪而且忠可嘉”！“我们要保护干部积极性，一切由组织上负责
（就等于不负责了）”……花样繁多，难以尽说，唯独缺少了个人的
责任与应有的忏悔，缺少了对人民生命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事实
上在这一场历时持久的血雨腥风的历史中，虽然是一再地把革命者与
被革命者都当作工具，但事实上参与者要穿衣吃饭总也还是人呀！难
道说这革命的绞肉机疯狂地旋转起来之后，无论作为是刀口或被绞的
人肉（它们常常还是相互转换着），就真的不是人了吗？就真的毫不
讲人的责任与良心了吗？何况决策者与执行者不是可以明确划分出绝
对的界限的，它们是相互促进与配置的。处罚常可免除，功过不能相
抵！是非与责任应当明确，良心不能不要，对于独裁者与重要人，给
国家与民族，给千百万平民百姓，造成的损害（哪怕是对一个百姓一
件损害）其罪行都必须彻底清算！每个人的生命与人格都必须得到尊
重！只有这样中华才有希望，至少也才能叫做真正的人民的共和国。
无独有偶，国外有《俄狄浦斯王》一剧，我国也有类似的剧，记得小
时候常看川剧，其中就有折子戏〈马房放奎〉：说的是在一个月黑风
高的夜里，老仆人奉命去马房刺杀奎二相公，当他得知奎的冤情后，
毅然把受害人奎二相公给放了，还送了银两让其逃命，然后他以自杀
来向上峰复命。这种在封建时代一个奴隶也并没有因受命行事而放弃
人的良心，比起我们那些革命者以奉命行事的名义干了许多不要良心
的事还从不负责的人来说要高尚多少啊！近读鄢烈山先生杂文《学习
韩琪好榜样》说：我国传统名剧《秦香莲》中的那个本受雇于陈世美
去追杀秦氏母子的家将韩琪，当他得知真象以后，也动了恻隐之心，
战胜了厉害计较，放走了秦氏母子，很是感动。就连古人也有“不受
乱命”一说，荀子也说过：“从道不从君”。我们为什么就不重视分
析个人责任与道德呢？

附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介绍：俄狄浦斯是底比斯老国王与王后
丢弃的亲生婴儿，因为神曾预告过他们会死于自己这儿子手中，所以
出生三天就被父母丢弃，后被一位牧羊人收养长大成人，他在一次在
偶然相遇中亲手杀死了老国王（他从不知道的他的生父）并娶了王后
（他从不知道的他的母亲）为妻，从而当上了国王，为此上天迁怒于
底比斯民众，降下了巨大的灾难与瘟疫，俄狄浦斯王为了解救民众，
决心遵照神谕找出杀死老国王的凶手，原来发现凶手就是他自己后，
他低下了头：没有半句辩解与推诿，也没有倾述自己的无辜，勇于承
担自己的不知而造成的罪孽，用针扎瞎了自己的双眼，黯然离开了底
比斯，终身不见光明，他用最真诚的自责与忏悔，以求得民众的饶
恕。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以成，小人之交甘以怀”，俗话也说“君子之
交淡如水”，这话浅显明白却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亲人也好，同
乡、同学、朋友、师生、同年、相好、同事也好，它只是人与人一种
接近与相知的关系，与陌生人相比多一点相知罢了，相互同情与帮助
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不必要刻意去追求过分亲密，亲密的具体实现就
是转让手中的权力，若这是私权还情有可原，但若涉及公权明显就不
应该了，但是对很多握有重权的人来说往往是很难严格划分公私的，
特别不要形成“拉帮结派”，还有一句古训叫“君子不党”！在这里
我想起了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团结就是力量”，这也得看是什么样
的团结：拉帮结派，纠集众力以图，也不见得都是好事；即使不用暴
力，以多数压人，也并非总是正确，要做到理性、宽容、平等待所有
的人实属不易啊！

如果你想真正地活着，那么你就应该永远对自己、对社会、对现实不
满。

2006年9月7日是我年满70的生日，回忆我这70年里所看到的一切人物
与是非，我深深地感悟到：在这场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革命风暴中，
它既然一再公开宣称“不是请客吃饭”，更没有什么“温良恭俭
让”，也就绝不会有任何理性可言了，在这样“激情燃烧的”、“丧
失了理性的”岁月里，一切都被政治污染了，没有了人性，也就没有
了人间之情，没有什么公正与不公正可言，有的只是机遇与投机，对
卷入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公正与不公正可言，有的只是机
遇与牺牲！洽如在那疯狂运转着的绞肉机上的刀口、螺钉与被绞的人
肉一样，有的只是血肉横飞！（这台绞肉机与一般机器不同的是，它
的机器刀口也是人肉做的，它的原理是以肉绞肉，运转起来之后，绞
肉的肉与被绞的肉常常是相互转化，不分你我的）。

近闻（2006年8月24日）：举世闻名的、宇宙少有的、享誉近百年的
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的冥王星近日被世界天文界根据公认的行星标准
定义而取消了行星称号，降为“矮行星”。这若是在人间，却是不可
思议地会掀起一场掀然大波！这还了得，资格老、排名高、举世闻名
享受了七、八〇年的“称谓”，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这可是涉及什
么“基本原则”、“历史形成了的”、“不容动摇与置疑”、“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等等呀！在自然界看来是就是，非就非，只有客观存
在的事实，不受任何高悬的“基本原则”约束，更不接受“什么”的
“领导”，没有毁誉，没有惊恐，自然就是自然地存在，伟哉！自
然。我所钟爱的数学，就正是这大自然与人类交融的最美的纽带，可
惜，今生竟与之擦肩而过！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锄。读书是人生一种享受，一种至美
的享受，沉浸于其中：为其深刻的哲理折服，为其独到的见解叫好，
为其精当的叙述喊绝，为其美妙绝伦而观止；读到激情时：为其妙句
而拍案，为其真情而泪下，为其幽默而不禁，为感知音而同共鸣。当
然，更常常为其平庸肤浅、官话套话、大话假话、欺骗宣教之不屑一
读而愤然释卷！

（2006年9月7日写）

请勿再提聚会，聚会自然要回忆，而回忆却令人恐惧，不由得叫人战
栗！见面时自然会想起分手，当年的分手，令人不堪回首；一生的苦
难，它已是无可挽回。又何必再让人难过，又何必重复那永恒的心
酸！过去的让它过去，最好是记忆消失。权当我已死去，（把我的名
字列入那已逝者之中吧！），死去的人怎能再相聚？同学时代，那已
是前世的事。风烛残年的岁月，只愿早早安息。

（2006年9月15日回冀世中来信邀成都相聚）

什么叫阳光工程呢？百思不得其解，原来它就是：让以往只能在月黑
风高之夜偷偷做的事，现在放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公开进行。

〔注〕阳光工程，是包括四川在内的一些省市政府出台的一项，公开
　　　把公务员在国家规定的工资以外的一些灰色收入并入工资内的
　　　一项办法，实际上是在国家规定外自己给自己加薪。又：全国
　　　七个省市的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家属的财产，平均超过
　　　700万元。全国党政干部已形成特权有产阶层，而地厅级以上
　　　干部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公职人员薪酬极度混乱，2006年4
　　　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
　　　《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
　　　报告》。该报告中指出：公职人员薪酬极度混乱，有关规章制
　　　度早已名存实亡。公职人员薪酬混乱，已经造成体制内部矛盾
　　　激化、利益冲突，不仅影响公职人员队伍职责、专业精神，而
　　　且积压着政治危机。“特权有产阶层”和“官僚特权阶层”的
　　　形成该报告指出体制内部最混乱的三大问题：薪酬、编制、晋
　　　升。

令人一直不理解的是，在1957年春天以前一直都是反对国民党跟着共
产党闹革命的左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陈仁炳、
彭文应、储安平、浦熙修、葛佩琦、孙大雨、吴祖光所有这些知名右
派人物，见胡平《苦难的祭坛》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这是尽人
皆知的。为什么当他们继续沿着革命目标前进，按共产党定的共同纲
领与宪法原则，响应最高革命领袖的号召，发言继续革命时，会被定
名为“右派”、“大右派”呢？这左与右怎么就突然变位了呢？原来
左与右，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方向（对于地球而言，它不象东南西北那
样），它是由判断者的面向而定，如果说历史是在一条道上向前，则
伟大领袖，在夺取了政权后，突然转过身来一看：当然就把原来跟着
他向左跑的人，看成是在向右跑了。也只有指为右派才好搞臭，也好
打倒。这也并非偶然，在这以前，坚定的文艺界左派领军人物胡风，
早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在这时虽能幸免的如吴晗等人，几年后在
文革中却因响应号召奉旨写了《海瑞罢官》而成为这场浩劫的祭旗冤
魂，个别的如郭沫若虽生却实已死。几十年来，随着伟大领袖的反复
转动：不仅是坐上宾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大将军一变而成了叛徒，
就连国家主席也突然会成反革命啊！这些作为民族灵魂与先锋的左
派，前仆后继，当年没有死在残暴的白色恐怖之中，而后来竟一一在
红色专政下彻底灭亡！更为可悲的还是：从此真形成了“万世齐喑”
与断子绝孙的历史定势与惯性。不是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吗，
一片树林被毁，要几十年才得以恢复，一个民族的人才被毁，还是被
断子绝孙地毁彻底了，却是100年、几百年也难以恢复与再生的。可
不是吗？何以我们现在还在重复叫喊着百多年前的启蒙与公民教育，
还在呼吁宪政，甚至还得搬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来重建道德仁心呢。

今年为纪念孔子诞晨，各地又上演了五花八门的祭孔大典。前些年多
用清服：满是长辫红缨不伦不类；后又用明服：官帽宽袍不土不洋；
现多是唐装或汉服纱帽长衣，更有一些男女学生更是在祭典外也着头
巾蓝衫、手握书卷，摇头晃脑起来，委实想过个当年梁山伯、祝英台
之瘾（作为玩耍，却也无可厚非）；更有那地方政府官员也身着古官
服，手奉祭文率领属下文武俨然担任主祭，来品尝那作父母官之风味
（不仅作行政权力的至高点，同时也要当道德文化与学问的至高
点）！更不言近年来早就有的提倡读经，恢复私塾，在世界大办孔子
学院（其实也只是用个孔子之名），……。这一幕幕并不着多少实际
内容的闹剧，是在信仰缺失、道德沦丧，走投无路之际来寻求一点精
神支柱，说得粗一些的话即找一点壮阳药而已。其实孔子，他已死了
2,500多年，他的思想与学说，由其弟子们记录下来的不过《论语》
一书，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今天看来，却可以演绎出不少精华，值得
我们学习、研究与借鉴，这方面已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工作；但是，却
也可以归结出不少糟粕，不仅不足取而且遗患无穷，这也是有许多学
者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了；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说的话，我们又何
必去珂求古人呢！何况这基本上都是后人注解与发挥的，除此之外，
众多的著作、论述、解释、发挥更是随着历代帝王的加封赐誉而由后
人争先恐后地弄出来的，甚至搞成了一种宗教，加上孔门、孔府、孔
姓嫡传这些并非学术的东西，就更加是统统与孔子无关了。从历史上
看千多年来把孔子作为一个工具、一个符号、一个偶像，任其摆布，
这早与孔子其人无关了：时而大树时而打倒，一会儿在天上一会而下
地狱，已不知有多少次了，一般而言，大树时，总是为了巩固其现有
的统秩序；而打倒时，多是为了推翻或变更已有秩序，如此而已岂有
此他哉！我的年龄并不大，就已亲历了几度反复了：幼年时虽读过私
塾，那虽不是当时国民政府公开认可，但也算是默认了的；1949年解
放后人民政府解散了私塾，阆中的文庙早改作了监狱，共产党认
“5．4”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可是五四是打倒孔家店的），共
产党认鲁迅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可鲁迅是反对读古书的），到了共产
党党发动的文革中更是声势浩大地批孔，红卫兵更是打砸碎了孔府、
孔林，改革开放后，又以古迹名义恢复了一些文庙，渐渐地又来一次
又一次，从民办到官办地祭孔，大办私塾、小孩读经等公然有违现行
教育法规的事，也不见政府查处等等，大约是为了统战吧，海峡两岸
又同唱祭孔归祖之歌，虽热闹非凡，但真正的对孔子学说的学术研究
却很不到位，名义上召开了不少儒学研讨会，其实无学术内容，都是
借个名义而已，悲哉！活象一个知名的戏剧演员，人们总只能看到他
在台上被浓墨重彩地涂抹了的脸：一会儿是大红，一会儿是粉白，但
总难看到演员本人的真面目。

〔《古今艺文》（台湾彰化）第33卷一期2006年11月。〕

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能明确承认由特殊利益集团发展已形成了一个特
权阶层，对此已是无言，只好在国庆节时忆国歌词唱出：“中华民族
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正是不和谐的根源，如何治理呢？不看
口号，看实效！觉醒吧，祖国！觉醒吧，人民！

先说孔子，这两个字大致有三种用法：第一是指孔子其人，就是生活
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有血有肉的鲁国人，有他的生活与记载下来的年
谱与言行，可因为太久远了，这些远不是全面的与完整的；近日还屡
见发布孔子的标准像之事，是不是孔子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呢，那是谁
也说不清的；第二是指孔子这个人的思想、观念，这方面只能靠不完
全记录下来的如《论语》来推测，其中至今仍有不同的理解与争论，
更与真实有距离了，这些研究可叫做孔学吧；第三是指孔子这个名
称、符号或商标，它只是用了这两个字而已，其内容早与前两种没有
多少关系，它就全由使用者各取所需了，就象现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
院，其内容与前两种孔子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用了孔子之名而已，
发布孔子标准像也不过想搞个商标的图案注册。现在的祭孔等等活
动，很少有是出于第一种，为了怀念其人；也少有出于第二种为了思
考与研究其思想；更多是出于第三种，为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目的
用一下孔子这个名称，这个商标可值价了。再说儒学，它是孔子死了
数百年之后一些人（大约是汉代董仲舒等人带头吧）替当时社会的治
理者们弄出来的，又经后世不断补充才形成的一套东西，也称为儒
教。还有什么孔林、孔府、孔庙，从单纯的怀古发展到宗教式的嫡传
多少代孙，难道学术、思想也有血统吗？也得宗姓秘传？怎么不见有
康德、牛顿或爱因斯坦等人的多少代孙之名传呢，儒家的传人就叫儒
者、儒生，有的还被称为鸿儒、大儒呢！他们虽奉孔子为首脑或曰教
主，作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供奉着，不但未得孔子授权，也并不
是孔子生前遗愿，扯上些孔子的论述其内容也多是由他们来取舍与解
释的，这包括他们的四书五经经典与汗牛充栋的著述，现在所谓读经
也只是读点儒书，只不过贴上了孔子的商标而已。所以说：儒学与孔
子其人与思想并没有多少关系，最多只是用了孔子这个商标；商标之
下内容五花八门，往往就塞进私货，良莠混杂；现在多有把孔子等同
于儒者，把孔学混同于儒学，把读经当作学孔子思想，更有不知其究
里地自称儒生，以为就是孔子学生呢！还常见什么挺儒与反儒，争论
不休的多是儒家之言，这都与孔子其人与其思想没有多少直接联系！
历史上从古至今尊孔与反孔的吵嚷，其实也就是尊儒与反儒的闹剧，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就不明不白地跟着儒家共荣辱起来，是幸呢还是
悲？热闹了几千年，还将继续着呢！

老共产党人任仲夷去年11月21日以91岁高龄与我们永别了，他生前多
次在老干部座谈会上阐述自己对和谐二字的理解：和是人人要解决温
饱，谐是人人皆可说话，言无不尽，言者无罪。也是他多次大呼政治
体制改革，实现民主，主张引入三权分离的。近日的六中全会决策要
构建和谐社会，把许诺都定到了2020年（加有“基本实现”字样），
总是明天会美好。其实关键是当前的行动与实效。六中全会公报中也
坦言还存在着许多不和谐之处，但却未说主要是哪些，特别是不和谐
之处存在的根子在何处？现在公开了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曰特权
阶层的存在，这才是造成不和谐的根本，试问这个阶层得以产生的原
因、条件，并得以发展的根源何在？不从源头上铲除，只靠不痛不痒
地限制或约束，只是欺人之谈。这恰如：当遇到了仆人又贪又占把主
人的财物都抡光了，弄得主人连温饱都不保时，这当然就不和谐了，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仆人分一点财物出来以救主人温饱之急，这样做你
以为如何？要和谐社会吗，再等上14年到2020年吧，那时让大小仆人
弄够了再说。（今年春节吴邦国、贾庆林、吴官正等去看望了尉健
行，尉说：建立和睦社会，要开创条件，要打基础，要多方面配套。
当前社会和谐问题，出在党内。党内腐败是社会不稳定、社会危机的
根源。以法治国，首相先要以法惩治腐败。腐败解决不了，国难有宁
日。社会和谐是句空话。有国法为什么难以启动以法严惩腐败呢？如
能以法对腐败情节严重、符合量刑的大贪官污吏，杀五万、十万，社
会空气就会明朗，百姓就会高呼社会主义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和
谐社会就有条件构建。有法不依、长官意志、执法无章，就会导致滥
权、无法无规情况充斥社会和党内。）

近日读到一则新闻，说一中学教师在课堂中把一名年仅12岁的女生当
众公开从四楼窗口丢了下去致死一事，最后说因该教师有精神病云
云。当然对此事评议很多，我在看了评议后想到：无论怎样说，当时
事发时，全班学生都在现场，为什么面对此野蛮行径，竟无一个学生
出来阻止呢？说明我们的驯服教育，几千载的封建主义的师道何等顽
固啊！与友人闲谈得一笑语，谓一教师训斥一学生说：“你学习也不
好，纪律、品德也不好，我看长大了能去做甚么？──只有去当官
了！”这一笑话固然说明了如今当官的是些什么货色，但也反映了教
育与社会现实取向的冲突，这是自古皆然的，教育是传圣人之道，要
求按理想做人，而社会却是按实力做人；近日又在网上看到一文标题
是：“好学生都下了岗，坏学生都当了老板”很有意思，写了现实，
也道出了教育在现实冲击下的苍白与尴尬；固然学以致用，教育应适
应社会需求，适应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要求；可同时教育也有适应人的
全面文明发展坚守人类文明发展底线的神圣职责，这一要求就常常会
与社会现实相冲突了。在此我记起了90年代初我在兼职上会计课时，
有学生迫不及待地问我，怎么学会做假账？因为他去联系就业时，用
人的老板首先就要求要会做假账，我们应当去迎合这些老板的虽带铜
臭却是饭碗呢（他们是今天教育的衣食父母）或是应支持那“天之骄
子”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万丈豪情呢！

青春是人生的朝阳。我的青春时代，从时间上说正是上世纪40年代末
到50年代初（1947～1957，11～21岁的中学与大学时代），从对国民
党统治的不满到对共产党新中国的期盼与热情，度过了那激情燃烧的
岁月，但这却是只有热情与信仰而没有思想的青春，是不完整的青
春，大学毕业前夕，一夜之间竟落入了举世闻名的“阳谋”陷阱，还
没回过神来就被抛入另册，历经了那长达20余年的灵与肉的炼狱，到
1978年时已届中年矣！社会只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短暂的思想解放
的春光昙花一现！随即又没入“向钱看”的洪流，身在番笼，难以抗
争、难以做学，一直到1996年退休以后，虽仍清贫，但基本暂别了体
制内的束缚，才渐渐从反思中找回了一些思考，有了思想，也可以说
才有了真正的青春，万没想到：这青春的朝辉竟闪耀于暮年的晚霞
啊！退休后这十来年的一些文字集成《浮思偶沉》，在它付印之时，
便写下了以上的文字。

第一个是“又见当年盛行的文字狱”：近日从新闻报道中得知：2006
年8月15日彭水县教委的办事科员秦中飞写了一首这样的词：《沁园
春．彭水》“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
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
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
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
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并用短
信发给了几个朋友，便被当地公安机关以侮辱领导、妨碍治安罪名关
押了1月。这可是在今日现实生活中，在我熟悉的重庆发生的一起当
年的文字狱再现，虽有幸在舆论的压力下，作了无罪释放，并得到两
千多元国家赔偿，比起当年的右派无端被冤20多年至今一分钱也未
赔，我老伴当年为一假案陷害入狱五年，后虽平反，但也未得任何赔
偿来说，这已是有了进步。何以这个新文字狱案后至今还没见到如何
追究有关责任人呢，这便是第二个又见：“又见那惯有的不追究个人
责任”啊！至于一个对比那就是，制造冤假错案的速度之快捷与其纠
正平反之艰辛成鲜明对比！

有技术、没知识，那只是备用着的刀枪；有知识、没文化，不过是机
器与工具，哪怕是全自动的电脑，它终究也没有生命与灵魂；有文
凭、没学问，即使是人，那也只一具具直不起腰的行尸走肉；有文
化、没文明，有文明，无道德，就是一头披着人皮的禽兽。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第20
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人
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尽心章句上）。耻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指不道德的动机和
行为，二是指自身尊严受到的伤害，而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这几十
年的政治运动以及经久不衰的惯性与巨大的后遗症，红色风雨血腥，
数以亿计的人民蒙难延至如今，实乃国家、民族之大耻也！罪责当然
首推领导者的错误发动，但进一步观察分折，又不能否定被发动者的
相当自觉。那时的我们──知者与青年,沉浸于“从此站起来了”的
喜悦，向往“砸碎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以真诚（或
投机）投入了运动，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吗？我们又有什么责任呢？就
算是一部绞肉机，当它疯狂地运转之时，组成整套机器的大小部件，
安置它的厂房、环境、土壤，不断给它提供的能源、给它鼓劲的拉拉
队以及缩在一旁不敢出声的明哲保身者和无动于衷的看客，就都没有
关系了吗？“唯有知耻、痛耻、言耻、省耻，明天下公耻，以天下共
耻，尔后方有可能雪耻以图自新”啊！

胡锦涛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中民主
情形怎样呢？可以感受到的是“建议民主”与“层次民主”：“建议
民主”就是说在一定的允许范围内（“参政不要越位，议政不要添
乱”）按一定的层次可以有条件地提出建议，“提虽可以提，但听不
听在我”；“层次民主”（一种更严格的“间接民主”）就是提出建
议只能是按层次级别向最近的一个上级反映，而不能越级，每级也只
听最近一个下级的意见（而这样的层次又是可以按实际无限地加多
的，“你们有话说必须由代表来说，要给我说话只能由有关部门转给
我”），偶尔也有越级访问下情的，但那也是由上面指定而不能由下
面选择。所有的意见、建议、听证、信访、申述、听取、协商、选举
等等都大致如此，这就叫“集中指导下的间接民主”。

一切政党只是人类的结社，人类毕竟不是天使，因此不可能不犯错，
自然也就没有不犯错的政党。自认为绝不犯错的政党，自称是永远正
确的政党，必然是说谎的政党。因此关键不是犯错，而是知过能改，
并且改过迁善。在贪腐中不知悔改的政党，必然会遭到人民唾弃。反
之，愿意坚守民主的核心价值，承认错误，勇于改过的政党，才会获
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正确的道路不一定是坦途，反而往往是充满荆
棘、崎岖难行的道路，但那也是唯一一条值得为我们的后代子孙开辟
的道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因素，是用正确的方式爱这块土地，爱
这里的人民，以及爱这个“国家”。土地、民族、人民与国家都是有
区别的。国家与政党更是有区别的，任何政党都不能代替国家，任何
政党也不该由国家的纳税人来供养。即使是国家，代表这个国家的是
它的政府，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自然也会有对与错，所以我也不认为
“无论对或错，我都必须支持自己的‘国家’”。我总觉得，只有当
我的“国家”做得对时，我的“国家”才能够生存下来，并且享受文
明的繁茂果实。党和毛主席多年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百姓评说
国是，那是颂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风发”；批评一
翻，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言者无罪”行为（就是有那么
高权威的主席当年也没敢公开将仅仅以言犯事的右派判刑呢，即使以
后的种种无端折磨与迫害，那也得要找个群众运动的借口，将不明真
相的群众作替罪羊）；若有所反对，那更是“马列主义的道理千头万
绪归根一句叫‘造反有理’”。刚刚热闹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
年，当年红军的长征不正是反抗当时代表了国家的中央政府的国军的
围剿吗，而这正是爱国主义的榜样呢！我们习惯说“49年建立了新中
国，以前的叫旧中国”，其实应该把国家与政权分开，应说成“49年
建立了新政权，以前的叫旧政权”，不然就是两个中国了，我们应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

革命领袖总是教导我们说：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分请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消灭）革命的敌人。我
们深信不疑，为了消灭敌人而不惜牺牲一切。前仆后继、英勇奋
斗，……敌人被消灭了，革命就成功了吗？……可是却发现，人民依
旧没有得到解放，又在新的统治者的统治下受奴役……拖到不得已
时，又来一次新的革命。历史就是这样一代代地循环着，这就是叫
“周期率”吧！几千年了，于是我们虽慢慢地但总要问：为什么统治
者咱就那么多而总是消灭不完呢？消灭了一个旧的后立即（甚至还在
旧的没有消灭、还在消灭的过程中）就产生出一个新的统治者。根子
就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总有一个奴性﹑一个崇拜﹑一个希望﹑一个
红太阳，一个盼望着大救星的情愫，谁领导着我们造反，谁领着我们
革命，就认谁是我们的大救星，甚至认其为父呢！我们心中总是忘不
了对它的感恩，（它把我们纳税的钱拿给我们扶贫时，我们反而要向
它致谢，它把我们伤害了给我们平反时还要我们说是母亲打错了儿子
而对它感恩），不停地歌颂，永远地怀念，崇拜到了痴迷与疯狂，在
这样的促拥声中自然就成了新的统治者了。主旋律的歌中不是正高声
唱道：“打天下，坐江山”，“恭逢盛世，享太平”吗。这种思维定
势使我们离不开被领导、被代表的命运，我们总想有个红太阳高高地
照耀着，我们只希望“遇上”（而不是“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好
的代表，更不是不要它（或把它放在布什所说的“铁笼子”里），就
象《国际歌》中唱的那样“靠我们自己救自己”，而“领导”也就正
好趁机不断地自我歌颂，不断地让人感恩，这施恩与受恩双方似乎都
还得代代传下去（这个“代”是由继承者自我认定的，下同），订入
宪法天天地讲，时时地加强，以便一代一代永远地“领导”与“代
表”下去，就更不提适时交权认真签订约束条款（实行宪政）接受民
主的“铁笼子”。政治学理论认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
的政府”。如果中国人绝大多数具有自由的信念和行为，中国不可能
存有一个集权主义的政府，一天也不可能。所以我说：革命也好，改
革也罢，要取得彻底成功，首先要革的就是我们心中那个几千年挥之
不去的奴性。古人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比较而言
（从统计意义上言）就是因为后者身上的奴性更重一点，更易于驱
使，“不爱刁民，爱愚民”，所以要用个好听的词骗他们说“以工人
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使之为其卖命，而真的有权做主
人的是自封的他们的代表；而在如以郭沫若为例子的劳心者身上，其
奴性也是足够充分的。所以说：这奴性是广泛存在的、根深蒂固的。

近年读了如《沙坪岁月》之类的回忆以前一些老学校的记述，前些年
也读过纪念西南联大的文字，深有所感，现在许多学校也大搞校庆，
不少还是沾亲带故地认祖，牵强附会地搞百年大庆。虽大大热闹了一
番，却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内容。就是前些年，在我国当前可算是一
流的北大，举办了虽名副其实的百年校庆，但也只拿得出前50年的校
史，后50年么，就只有去看季羡林老的《牛棚杂忆》了。北大的灵魂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50多年前就死亡了。对于那些实际上
近50年才办的（包括那些不管它认了个什么渊源使其历史上朔了些年
的）学校来说，这校庆也就更没有多少人文的、感情的、值得怀念
的、可以称颂的实际内容了，因为它们都是一个模式下的为政治服务
的工具：宛若一座衙门，一个工厂──书记与校长是官，教员是接受
改造的对象，学生则是被塑造成驯服工具的材料与产品，没有了读书
之声，没有了花香鸟语，没有了私人空间（狠斗私字一闪念），没有
了民间社会，没有思想只有信仰那就没有了真正的青春，更没有了那
书生意气，有的只是阶级斗争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没完没了的运动与
批斗。在这些之后的近年又与时俱进地融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追星
族、性解放，不断地时尚；拉关系、弄虚假，一级级上路。这样的学
校写起校史来也就只能是如每日报刊上那样大话一番：如何在××领
导之下取得的巨大而又辉煌的成就：一、二、三、五……（如果说稍
有可用的也不过是一个认字班或技艺所）。至于写真话的、动实情
的，如《牛棚杂忆》、《思痛录》、《干校六记》……有勇气收入校
史吗？不少成文或准备成文的记述校园生活怀念牛鬼蛇神老师记述同
窗深情的写实文字，与主旋律宣扬教育德政相违能收入校史吗？对影
响学校巨大的“反右”的那一段重要历史，所有的学校在校史中都只
能是“语焉不详”，这样还谈得上什么真正的校庆吗，在这种装腔作
势的校庆中，任何活动都自是按官场规则依品级接待安排了，这里校
友的“友”字是不存在的（友是平等的）。当年的同桌见面后也因等
级身分悬殊而格外尴尬。说到这里又想起了近年也流行的什么校友聚
会，不过是展示“我是如何如混的”，其中或多或少、有意无意也染
上了炫耀官职与财富的臭气啊！。我退休前供职的学院虽然仅存在了
20年，可在它闭幕前也满正经地大办了个20年校庆活动，重点是历任
领导一排排坐满了一整个舞台充作的主席台来个大亮像：又是录像，
又是记者，煞是威风好看！所有的教职员工一律只在台下捧场，还买
了市日报的一个版面来大作宣传，此外也花钱精印了一个纪念画册，
绝大部是官员们一一出镜，连校友也以官职为重，所谓的大事记，无
非是列出历任官员的升迁，对这样一所典型的官衙校，真可是以其写
真而流芳百世了！对广大教职工来说唯一实惠的是每人发了一千元人
民币，不久即被合并又是每人一千，当然（按官场规则）不要去问当
官的吃了拿了多少。

近年又一个流行词叫做“实名制”，继正常的户口实名制、身分证实
名制后有储蓄实名制、登机实名制等等，这并不奇怪，一个诚实、诚
信的社会，人们实名也是正常的。可是在某些情形下也应允许有不署
名或用别名、笔名的自由，据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就用过十
几笔名，大家熟知的鲁迅、老舍、巴金、李得胜、李进等等都是笔
名、别名嘛，选举也允许不记名，至于写信提意见也是有个人署名与
否与如何署名之自由。近日又听说为了便于管理，要实行网络实名
制，这可好了，一切都是透明的，何不干脆连建材、布料等等一律都
用透明材料呢，使住房、衣被都透明光亮，让什么都置光天化日之
下，大地亮光光一片真透明！这样什么比基尼、三点式的麻烦也不必
要了，什么脱星也就普及了，什么偷窥犯罪也就没有了！连医生查病
也少了脱衣裤的程序，什么部位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显得是那么的一
清二楚，这是多么的“便于管理”呀！只是官员要例外啊，连身外的
财产也不得公开。在这里我记起了有一年盛夏，在武汉打的时，阳光
从车窗直射进来十分炎热，我问司机为何没有窗帘？司机回说交警规
定的为了便于管理，又是“便于管理”，可是我却见风驰而过的一辆
辆私车、官车，茶色车窗把里面隐蔽得严严实实啊，这就不需要管理
了。老百姓要露到精光，连住房、衣被等都最好用透明材料；而官员
们却是“一床锦被遮盖了”啊

古稀之年猛然回首，岁月蹉跎历历在目，命中注定时运不济，尽了力
而功不成，有了心而力不足（──确曾立志做学问，怎奈条件太凄
凉，千般努力终有限，尽力而为也算强），已是无可挽回。可也有三
大幸事足以骄傲矣：一幸终身未做官，远离了那污秽之地（──看惯
那庸碌之官时也曾经想过，要是我做会比你强百倍，终因不会巴结而
官场无门）；二幸终生未入党，保存了个自由之身（──听那激越的
理想时却曾是真诚地申请过入党，无奈又学不会跟风、违心、骗人、
害人，也不习惯于违心地服从，终究与组织无缘）；三幸平生不乱
来，留下来一干净之体（──酒色财气虽也是欲，终因不愿为兽而洁
身自好：不懒不骗，不贪不占，不偷不盗，不嫖不赌，不嗜烟酒）。
终究一生是：既无名又无利，更遭劳碌屈辱，连累及妻儿亲友，虽然
是好人一生不平安，但却为这清清白白身后不留骂名而无比地骄傲
矣！

当了领导（不论是哪一级的）当然就有了大权，这权是行政方面的或
曰管理权或曰政治权，与之同时也就有了经济权与文化、学术、道德
权了，行政权威自然同时也是经济权威、学术权威与道德权威了，当
年叫做一元化的绝对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天经地义，（当年有人
为不赞同“外行领导内行”一说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呢！至今不许
改，当时还有“党天下”一说至今也没有厘清呢！），就是现在也还
叫“讲政治”呢，君不信可以看看：我们的各级书记与长字号人物成
天忙得不亦乐乎地出席并按官阶大小一一列坐于长长的大大的主席台
上，正正经经地一一不厌其烦地作指示，发表重要讲话，不管是政
治、社会，工、农、商，文、医、教，娱乐、体育，历史、天文……
哪样他都可以作出重要指示来，也不论什么学会、协会……哪样也得
恭请他挂上个领导头衔（荣誉的也行），与会者就得奉为圣主与经典
呢！似乎一旦当上了官，一夜之间就变成万能的了，学术也是最好
的，道德也是最高的，技术也是最行的，专业技术职称都是由领导定
的嘛！调研员也是一个可任意设置的官衔！我们这儿还有一个见诸于
正式新闻的、至高山高无上的、十分灵活得体的称谓叫“老领导”，
这是什么都可以领导的啊，百姓无论有了什么成功与成果也首先得
说：这是在ＸＸ领导之下的，功劳首先是领导的，若有了失误则责任
是被领导的没有贯彻执行好领导的指示。这“内圣外王”的祖传可不
能丢啊！被领导与领导之间发生了分歧与争议，那总是被领导的不
是，万一诉之于法律时，司法也是在领导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呀，书记
就可以命令公安（前不久不是有重庆一公民发了件关于议论领导的短
信，这领导就下了命令叫公安捉人吗，这件事还没有完，又有报道安
徽五河也发生同样事情，可见这也是惯例了！在我写这则短文时正好
是12月8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年前的今天在克拉玛依的演出
中突遇火灾时竟有位官员高呼：让领导先走！奋勇地保护着领导们逃
离危险，而把796名儿童留在火海中，致使323名孩子被活活烧死，
132人烧伤致残；而在场的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几个竟"奇迹般"地无
一人伤亡。在这突发的生死关键时刻，可以看出领导是何等的地位
啊）。以上都是外在的表现，至于在各个单位内部，这一把手在他那
“一亩二分地”（这是现在头儿们通常这样自称的）内就比皇帝还皇
帝了，企业是现代企业（操作着数控设备），学校是现代学校（教授
着自动化程序），机关也是现代化机关（全是电脑办公系统），头儿
也是现代化的称号：什么长、什么总、什么书记的，统统亲切地称为
领导（按汉语词典解释：（1）率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2）担
任领导的人），什么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工会……一应俱全，
可却仍然实行着专制时代的“父母官”实权，从前叫知府、知州、知
县，现在叫“知╳╳单位”了，“统治”（按汉语词典解释：（1）
凭借政治权来控制管理……（2）支配、控制）了一切，“专断”、
“专制”着一切：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排得明明白白，丝毫
不能乱，首长负责制早就变成了首长所有制。这“领导”与“统治”
变戏法竟忽悠了我们（上自大学者、大知识分子下至百姓、文盲的）
全国人民整整近百年啊（上世纪丁酉之灾从一个角度讲也是这两个概
念的混乱,某些只是赞成领导而反对统治就因而遇害），到今天也还
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呢！

这人的灵魂（这里可以理解成思想或意识形态等）还是可以（或说应
该、必须、能够……）如产品一样拿来制作（或制造）吗？在这个过
程中还有工程师这一设岗吗？而人类教育这一现象的存在它就是制作
（或制造）人的灵魂吗？这也许就是也曾叫做的“洗脑”吧，可是又
该是按什么（哪来的？谁有权定的？）图纸来操作呢？哪些人作这接
受者是出于义务呢还是权利呢？作为权力无比强大的国家（它的实际
作为者的政府，或执政党）有权（或有义务）给制定法定的思想吗？
可以（可能或必须、应当）规定一个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吗？宪法中
可以（应该或必须或能够）规定一个全国的指导思想吗？这个标准的
思想又当如何去选定呢？它又是多少年不变呢？其实，人是有思想
的，人的思想也是人类文明传承不断发展与延续着的，这中间也离不
开教育这一活动，人的思想（或说意识形态）是有传承与相互影响，
但人非物，人有能动性与自悟，可以选择性地接受、发挥甚至改变。
最近在网上读到署名小草人的文章《老师，你骗了我十年！》很是感
人，灵魂工程师的再美好的谎言，也无法骗其终身的。人的思想产生
于人的一生实践之中，人有与生俱来的思想自由权（这与人的文化水
平高低或受教育多少无关），谁也没有办法与特权去获知与控制另一
个人的所“想”。政府有义务与责任提供给国民受教育之权的实现，
然而却没权去垄断教育与文化，更无权去控制新闻、限制言论（美国
之音之所以不在美国国内办就因为它是美国政府办的），绝不能够去
设计与制造人的灵魂！历代中外法西斯什么专政都实现过：可以没收
一切物质财富，可以控制口粮，可以监禁肉体，可以杀戮，……极尽
一切统治之能事，但却从来也没有成功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连封建王
朝也衰叹“防民之口如防川”。对知识分子可以大搞焚书坑儒，可以
搞文但却仍无法消人们的思想。都搞过“洗脑”与培训，也曾造出过
不少打手与奴才，可其中也从没有绝迹过反抗与揭露，真是“人性难
移，良心不泯”！历代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地统一思想，不断地发布
“正确的”思想理论之标准，也大搞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消灭着
一切异端邪说，而那些被认定为有“毒”的“草”，却又总是“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人的灵魂能强行设个工程师来制造吗？能
控制人们的所想吗？我们高呼：自由思想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力；自由
思想是人最高贵的尊严；自由思想是一切专制社会无比畏惧的幽灵；
自由思想是一切民主社会肥沃的土壤；自由思想是一切自由人生的清
新空气；自由思想是天赋予人的唯一神器。法国帕斯卡有句传世名
言：“人是一根脆弱却有思想的芦苇。”我则认为，人应当是一把会
自由思想的利剑，斩木为兵，削铁如泥。因为，唯有高举自由思想的
利器，才能捍卫人的尊严，才能捍卫自由的天空。因此，我们有绝对
的理由鼓励自由思想，唤起人们自由思想的欲望。让自由思想的骏马
疾行草原，让自由思想的河流汪洋恣肆，让自由思想的花朵遍地开
放，

１、重庆卓先生来信：大作《浮思偶成》也已初览，作为一位数学教
　　授能有如此胸襟，博览群书，洞察世态，奋笔疾书，切中时弊，
　　令人拍案叫绝！这部非主流的民间书稿，闪耀着智慧和良知光
　　彩，将是留给后辈的珍贵的思想遗产！
２、昆明车教授来诗，读《浮思偶沉》有感：雪泥鸿爪70秋，划破长
　　空气势宏，坎坷志坚春常在，一生笔耕绘彩虹。正是所谓：知屋
　　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近日深圳警方公开示众处理卖淫嫖娼人员，这种有违法制侵犯人权的
恶行，虽受到传媒的纷纷指责，但深圳警方似乎有恃无恐不为所动，
后来上海的律师给全国人大上书，全国妇联又向公安部提抗议，才责
成广东警方追查此事。但人们注意到上海的律师的信中提到一个重要
理由是已引起了国际传媒大量报道，造成了不良国际影响。啊！这还
得“托洋人的福”！记得上世纪60年代物资紧缺时，不少国内产的东
西还是要靠“出口转内销”才弄得到，就连伟大领袖的不少最高指示
也是先给外宾谈后才“转内销”的，到现在不少重要新闻还是沿这个
通道发散，例如前不久在“凤凰”上才知道非正式消息说我国人大大
约在××年才会批准公民政治权利公约，这些竟都是“托洋人的
福”。是在前朝太后还掌权的时代便有：“百姓怕太后，太后怕洋
人，洋人怕百姓”一说。难怪世界上所有的米诺什维奇、金正日们都
一再强调着“主权高于人权”、“不许干涉内政”、“不许说三道
四”……呀！他们也怕百姓“托”了“洋人的福”。

偶读古书，其立论之精妙，文采之华丽真使人叹为观止。但与我久读
的常读的数学书相比总感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其最大差别在于它
完全不讲逻辑思维，从同一前提下它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它全
靠用语言与故事去打动读音，而不是用逻辑来使读者信服，类似宗教
圣典：要先信仰它，再去读它。而不是如数学书籍，是读之后才信服
的。若从逻辑上来看，它往往是十分混乱的，经不住多问几个为什
么：首先是不讲概念，概念不清，对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没有严格的定
义，常常易犯偷换概念的错误,这样就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如前文
提到了“领导”一概念，待你接受后就变成了“统治”，上世纪丁酉
之大灾，从一个角度讲不就是由此而来么？）。其次是，不证而论，
只有感人的宏论而没有证明，就往往造成立论不周，难于使人信服
（所以就更加崇尚“枪杆子里出政权”，说不赢时就动枪呀！）。第
三是，即使是欲使读者接受，不得不证明时，也是不要证据或只以
“经典”作为论据：有书为证、有圣人云为证、甚至有诗为证、有民
谣为证、有口头语为证，有怪异为证……或是用类比推理，但有许多
是不同性质，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作为类比，以偏概全、以故事
个例为证等等，这样是算不得证明的。（所以就惯用“年年讲，月月
讲，天天讲”之法嘛！）再以近日热烈讨论的中医是否科学问题为
例：中医讲“精、气、神”，讲“五行相克”，讲什么“风、寒、
热、湿”……都没有明白的定义，连中医里称为似乎是人体的一个器
官的“脾”，也没有确切的定义与指认，为什么就“相克”？什叫
“调节”？又如何调节法？……也不须再追问，都是只能意会不能言
传，其理论也是只有宏论没有证明了，中药的疗效也只是凭经验与例
子而说不出个什么来，这样就近乎必先信仰后再说的巫术了，这样下
去就只有“神人”、“神医”，而无“学人”、“医学家”，还只能
出“大仙”，而难于出“大师”，中医药还只停滞在经验阶段，还远
远没有上升到科学理论上来，要它与现代世界科学接轨就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虽然我并不认为逻辑思维是唯一的万能﹛前些年我在专著
《数学思维学》一书中曾分折过科学研究与发现中思逻辑思维、形象
思维与灵感（顿悟）等三大思维现象﹜，但我以为逻辑思维却是整
理、验证与应用科学理论、科学成果并避免片面失误的重要手段，而
科学就是出于人类好奇心而进行的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过程。著名的李
约瑟难题就是问：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依靠逻辑思维仍作出了在当时
是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我认为这正说明了逻辑思维并不是思维的唯
一形式，许多发现与发明创造产生于比逻辑思维更加广泛的思维形
式。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继续下来，中
国在近代科技发展中是远远地落后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这
样，从思维角度看不就在于欠缺了逻辑思维的发展吗？更为现实与迫
切的是，崇尚逻辑思维，尊重理性，反对迷信，对于人际间交往，树
立契约观念，告别人治，建成民主、平等、诚信、法制的社会都是十
分重要的思想基础。

１、这个“可承受范围”是如何确定的呢？岁末将至，近日有关百姓
　　日常生活的水、电、油、汽、粮食……什么都在提价，而且是一
　　提再提，当局每次都说虽对百姓生活有所影响，但是影响不大，
　　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就使人纳闷：好一个“影响不
　　大”，要多“大”才算“大”呢？这个“可承受范围”是如何确
　　定的呢？记得在前些年饿死数千万人时，不也说过（口粮定为每
　　天七两时）也是在“可承受范围”内的，只要还没有把百姓全部
　　饿死，还有一个人有口气时，就证明是在“可承受范围”内了是
　　吗？（此贴在网上发后跟贴甚多，有12172538的跟帖说：“只要
　　你还没造反,就说明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哈哈，太正确了”。
　　其实呢造反也不可怕，有的是枪杆子，只要我还在台上，说明你
　　就在还在可承受范围内）。
２、要多高的“薪”才够养“廉”呢？在涉及官员待遇时，每次当局
　　总是说“高薪养廉”，这也使人纳闷：试问，究竟要多高的“薪
　　”才够养“廉”呢？似乎再高也不够呢！有趣的是把前面两个问
　　题放到一起来看：对老百姓再低的生活也可承受，而对于官员则
　　是再高的待遇也不满足。就是说“百姓再穷也不算穷，官员再富
　　也不算多”这就是“执政为民”么？大政上是这样，在小范围的
　　单位内部分配上也是这样。这一对比就知道我们老百姓的觉悟有
　　多高，而官员们的觉悟是多么的低啊，可是为什么反说官员们是
　　先进的代表呢？
３、所以这第三个问题就是对比之下究竟谁先进呢？究竟谁才是“三
　　个代表”呢？官员们占了实惠还要占名誉当“三个代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