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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记述从1966年冬天与她相识、1967年成家到1978年冬天　│
│　到阆中师范学校任教为止的12年间（从30岁到42岁）的生　　│
│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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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恋爱与结婚

从1966年冬天我们开始认识以来，每天收工后我都盼望着快快地回到
家，匆匆地吃过晚饭，就望着门口，希望她的身影能够到来，有时一
连两、三天，她天天都会来，但也会有一连几天都不见她来，来时多
数是她独自一人，也有时是她和同伴许永莲一道来玩，我们在一起多
是谈谈个人的往事，也有时是讲些当时人们传说的街市新闻，都是我
的话多,她的话少，这样我们一天一天互相了解了，我只感到她比较
单纯、朴素，从不好吃穿，听说是因为在邮电局工作时，拿了包裹中
寄的饼子而犯错误受处分的，在那时节生活紧张的年月拿点吃的东
西，已是常事，共产党对轻罪重判，甚至无罪加判，都是尽人皆知的
正常现象，老百姓对遇上了这种事只能自认倒霉了，又什么办法呢，
有冤无处申，不讲还稍好点，若讲了落个“给社会主义抹黑”之罪，
谁受得了呀，只好“向前看”了，我不仅从不提这些事，而且尽力回
避，只感到她十分忧郁，总是设法往好处想吧。她对我也是如此，因
为在当年鸣放时，她也当作过积极分子，去动员别人讲话，后来，她
看到有人讲了买锅魁还得排队的话后竟被斗争的事，深感不安，便不
愿去了。那时街上闹革命十分热闹，我有时也跟着去看过热闹，但她
却从不去看。这个冬天修缮社革委会带领群众造反，获得批准招了一
批男女青工，我小妹贺淑群也被招进来学木工，这一批青工非常单纯
可爱，她们把我叫“贺师傅”，更多时叫为“贺孃”。1967年春天我
俩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这样我母亲才托了同街住的好友殷瑞兰（我们
称她为马大娘，与子华的母亲同是丝厂退休工人）做媒正式向她家求
亲，因为我方条件太差了，自然没有得到她母亲的同意，这使我十分
伤心，但她却表示了同意，这又使我有了希望。我俩还是好了下去，
并且更加密切地往来，开春后还常到江边去散步，这正是春暖花开的
时节，这年3月9日，是我们恋爱路上一个永远的纪念日，那万分激动
的期盼、渴求、恐慌、惊奇与战栗使我们终身难忘，从来也没有这样
近距离地在耳边听见她轻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从此，我灵魂
深处时时都映着她的影子，次日，神情恍忽地等了她一天，傍晚见到
她有一个异样地感觉，我们变得不可分离了。

后来在南门口供销社花26元买了一张三抽柏木条桌，工艺粗糙但却结
实，将其暂寄放在修缮社（我们的家还没有地点呢），为我们的家置
办的第一件“家产”（它一直保留到儿子94年儿子结婚时），后来，
抽休息时整修了旧街门，得了一点无用旧木，又东拼西凑一些，请同
社木工谢秃子做了一个单门小衣柜，这就算是为我们的家置办的第二
件“家产”（它一直保留到现在），这时我同何朝发一起正承接了文
成东风社的工程在做，只有每半月才回城休假一次，趁休假时7月2日
我们到城关镇民政领取了结婚证书（只付证书工本费一角七分，办理
人是王国成），此后又花了52元在日用品木器社买了一张车棍子双人
木床，这就是为我们的家置办的第三件“家产”了（它一直使用到96
年以后）。

现在最犯愁的是四处找房子了，我家原有住房机房街的早卖了，上华
街的被合营副食品商店占用了，现住的是李家的又被日用社换到这儿
的两间住房也不够住，为此父亲去找过副食品商店，他们曾指过下新
街马胖子酒店后一间公厕旁的小房，看了一下，实在不能住。后来，
又去找了修缮社，修缮社有个石工叫孙绍正，两夫妇住的是妻子娘家
马家留下的位于中新街的一间自有房，妻子在阆中丝厂工作，65年阆
中丝厂支援云南曲晴，他们全家都去了，便将此房让给了修缮社，修
缮社就安排了农村工人杨兆云住，此时文革中混乱，工程稀少，杨兆
云早回了农村家里，此房便空着，我去向社里说后，社里便同意了租
给我此房居住，但是这空房的开门钥匙还在杨兆云那儿，我们要用房
子，就必须到距城60多华里的朱镇的杨兆云家里去拿钥匙。

1967年夏天阆中特别热，7月份最热，这时我们正在文成东风社修厂
房，工程正进行到屋面铺瓦，必须抢在大雨之前完成，每天冒着烈日
在这东河口河滩地的屋顶上战斗，这并不小的工程，又只有我与何朝
发两人（因为那时活不好找，不愿把人找多了，两个人干,可多干一
些时间），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人都晒得又黑又瘦，但却很高兴，因
为可以挣到点饭钱了，忙碌到7月底终于可以歇口气了，何朝发患眼
疾，我脚生疮，从8月1日休假起，我们便停工了（一直停了20天），
在家休息。她母亲是坚决反对我们的婚姻，从7月31日起就不同意她
在家吃饭了，她就交了钱粮暂且在我家吃饭。这使我们必须尽快找到
安身之处，到8月12日我脚也早好了，于是我俩决定一道去杨兆云家
里拿钥匙，天亮就出发，背上一个从她的朋友夏秀芬处借来的铝水壶
过江往朱镇，沿途青山绿水，两人结伴快乐地前行，时而把水壶递过
去她吸一口水后，又递过来给我吸，就这样不停步地走了60多华里，
中午时分便找到杨兆云家里，取了钥匙这后，稍事休息便告辞，出来
之后才觉得该吃点东西了，便到朱镇场上，找了食店吃午餐，在这里
还意外地吃上了久违了的香肠，饭后高兴地抓紧向回转，这太阳下山
可真快啊，赶到马哮溪渡口天刚黑了下来，要是平时这时也还可以过
江，可这天城内武斗激烈，早就封了渡，说好话也不行，我们只好抱
着试一试的心思，顺着河边向南津关渡口走去，这才感到了格外皮
乏，到了南津关仍然过不了河，这时因武斗紧张，社会特乱，一男一
女更不敢在外久留，在南津关街上一户户地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个唯
一的旅店，是在一间理发铺的内间，这时理发铺内什么东西都收拾走
了，只剩下两把木椅，从此间穿过，到后面半间就是旅店了，里面只
能放下一张大木床，床上草垫上铺着席子，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洗脸
等只能到江边去进行，好在这是夏夜，我俩就在此过了一夜，付给住
宿费四角。这可以说是我平生住过的最简陋的旅店了，次日天刚亮我
们便到河边洗了脸就上船过江（这是当天过江第一船），待船一靠岸
我俩上坡就到了中新街去开门，进门后把室内一张竹凉板打扫干净让
她休息，我便回家去弄饭来吃，然后自然是忙着打扫、搬家、布置起
来，东西不多，很快便搞好了。

次日，1967年8月14日我俩就在这儿结婚了，这天我母亲称病休息去
了，她母亲一开始就不答应这门亲事，可以说已为此将她逐出家门，
她只用一只背娄将她的被子和几件衣服背了出来，我家四弟帮我搬了
家还去买了一张票的肉（那时肉是凭票供应的）来做了午餐，小妹淑
群也同修缮社的青工们来表示祝贺，修缮社的干部和工人们也来了，
还送了一些喜庆的画图，我们也只有一些烟茶、糖果招待，在那个年
代，在那个条件下，这也是很可以了，不多的亲友们也送来了一些纪
念礼物：马大娘送了花搪瓷汤钵，邵群华送了一对花搪瓷杯子，杨医
生送了两对花玻璃茶杯，两个姐姐合送了被面，四第还送了一床棉絮
……，真是礼轻人意重。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２、自己的家

阆中城南门外，沿嘉陵江有一条民国时期商贩云集十分热闹的新街，
从南门口向西叫上新街，向东叫下新街，在下新街中部有一条向南通
江边的小巷，长不过50米，宽不过两米，两边都是一间间密集小铺
房，从前这些小店铺十分热闹，这就是中新街，到六十年代，这儿已
没有一间店铺了，都一家家住着些穷家小户，我的刚成立的家就在此
巷中间门面朝西，这原是马高德家一间铺面后由其女继承，其女迁云
南后，此房便让给了女婿所在单位阆中房屋修缮社（该社就在中新街
口的下新街上），我又从修缮社租来住的。这个家，只一间房，宽约
三米，长约九米，隔为三段：前段靠街长三米多只放了一个水缸、水
桶及杂物等；中段长三米多上面有木楼板，楼口处有一方孔安上两片
亮瓦就是采光了，这就是我们的居室，刚好放下一张床，床上蚊帐架
上有一张木板可放衣物，床下架有一张木板可放鞋子，床边放一三抽
长桌子，这桌子靠床一端就当床头桌用，靠外一端正好在亮瓦下，就
作餐桌用，站在这餐桌上刚好可拿取楼上放的引火柴禾，床的另一边
即进门处便放着小衣柜，上面刚好重着放两只小箱，另外有一把椅
子、一个长凳，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后段长不足两米，实际上是
从原屋后接的一点作厨房用的小房，再出后门就是一个宽仅二尺的长
长的可通江边的夹壁水沟，门口有一张石板在水沟上，各家在沟边自
隔一个小坑作厕所（我家没有就权用邻居的）。

结婚后三天我就不得不去文成上工了，我走后我母亲就不同意子华在
她那儿吃饭，好在后面有现成的厨房，我们去买了锅碗，她从文成背
回些柴火，就开起伙食来，为了节省我走后她常每天作一次饭分两餐
吃。文成的工程完工后，67年冬天，何朝发、陈兆勋和我三人又在文
成前面的东兴包了一个小工程，这时她在城里也没活了，便和我们一
道到东兴去做工，这是位于清澈的东河边上的一个风景秀丽的水码
头，我们在工棚里住，她就只好借住在场上一个大娘家里，在公社食
堂吃饭，每餐虽是酸菜红苕，但却有米饭萝卜，吃得很香的，有一天
下大雨了，没办法干活，我俩竟一鼓劲冒雨跑了近40华里回到中新街
家里，这是我俩的家啊！这年冬天她怀孕了，过年前我俩去看望她母
亲，她母亲也接纳了我们。双方的母亲都高兴地盼着她们的第一孙儿
呢，新年过后实在不好找活做，只得到西门外去修河堤，这多是石匠
活，我们就是去背水泥，从城内张飞庙把一代50公斤水泥背出西门外
河堤工地约一公里多路，途中无处停歇，对一个孕妇来说实在太吃力
了，没有干多久，我们只好离开，后来我找到了丝绸电厂的计时工
活，五月端阳节过后阴历五月初十，1968年6月5日中午我下班回来她
就腹痛不已，连忙送到县人民医院，就住院了，到下午8时，我们的
第一个孩子便出世了，是个声音洪亮的男孩，早就给他取下了名字贺
嘉松，嘉陵江边的劲松，这是父母对他的祝愿与期望。

这时文革中双方打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我只忙着上班，下班回家快
乐地忙家务，两边的母亲也多多照顾我们，中新街的邻居们也很好，
我家对门住着李书隆俩老，老头在船厂作保管员，老太还与子华们有
远亲，我们叫她为表婶，她很关心我们，忙不过来时还帮着抱一下小
孩，他家隔壁住着刘开林（在皮革厂作厂长）家，有一个孙儿叫刘洪
娃那时才两岁多，常在一起玩，我家下面住着史桂兰家，她们母女原
与子华母女在河边王爷庙住是老邻居，再下一家住着曹家，父亲是铁
匠，母亲是丝厂工人，子女多，我家上面邻居是李家老俩，老汉在制
线社老伴在家给别人带个小孩，他俩有个小儿在上中学，再上一家是
吴家二婆，大儿是军官儿媳是丝厂工人，有一个小孙子，这些邻里我
们相处都很好，常常是各自坐在门口，就等于是在一个院落摆谈，互
相关心互相帮助，这比起后来我们在管星街住的院子大不一样，居民
也开个会或吃忆苦饭什么的，有时她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走一天，忘
了锁门也不要紧，邻里会照应的。那时生活用水都是到江边去担，洗
衣等也很方便到江边去洗，江边有一个沙窝水井，井边还有洗衣台,
只是燃料比较紧张，每月按定量配供燃煤，当然粮油、肉食、糖果、
豆腐等也都凭票定量供应，连苏菜也要凭证买，我若全作计时工，每
月不到30元收入，支持家用，仅可勉强度日，好在我们非常节省，有
时当月配的肉票都无钱去买，她吃得很差，还要支持着给孩子喂奶，
有时只有回娘家吃一点，为了节省燃料，每天下工我都从厂里提两瓶
开水回来，常常是每月的钱用不到月终，但是孩子却十分可爱，吸着
母乳常会突然放开小嘴给妈妈大笑，也不顾奶汁外泄，有一次站在门
口的小人竹椅内玩，就连人带椅子滚到街中央去了，抱起来时还冲着
你大笑呢，我们也常把他放在唯一的桌子前的椅子上站着玩，他就这
样把全家仅有的两本书一点点地撕得粉碎，还开心地笑，有一次把大
便也给拉在椅子上了，还下河去冲洗。

1969年春武斗太凶，厂里也没有多少活做了，管工的倪辅臣也是出于
朋友每天给我们找点活做，那天我正在厂外河边码头作混凝土，突然
河对岸枪声响起，即远处有人跑动，武斗打起来了，厂门已闭，我们
也回不了厂，我只好收拾回家，当时街上也没人了，当晚我们早早地
闭门休息，紧张了一夜，几天都没活干，偏偏在这时子华又发现怀孕
了，实在没办法，她去开了一付堕胎的中药，那知服后反映很大，我
一气之下把药给倒掉了，养就养下吧，尽力去找活干，我不信我们会
生活不下去，后来又找些零活，冬天被派到老观修茧站，这时传来口
信说社里一派（红派）头目扬言要抓我去斗志争，当时两派对立分红
派与黄派，每个单位都有两派，斗争很凶，我社当时派了一批工人去
重庆一工厂做工，我小妹也在其中，我给她写信时告诉她不要参与武
斗，此信被他们发现后，认为是破坏了他们革命，所以要斗争我，母
亲听到后非常着急，连忙叫子华把小孩寄在她那里，专程到老观来告
诉我，话说完后马上又随车回去，大冷的冬天，她又晕车，连续乘车
真够苦了有孕的她，我听到消息后，心中有个准备，处处提防着点。

☆３、坐牢的滋味

到这年腊月十二日（1970年1月19日），通知我去县上办的毛泽东思
想学习班，这是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也叫牛棚，实际上是一种灰
牢，或准监狱。晚饭后叫我回家去带个小凳子来，我回到家正遇上她
要临产，把她送进医院后又去学习班请假，只批了三天假期，我守着
一夜，到次日（1月20日）天亮时才生下我们可爱的苦命的女儿，取
名贺雪梅，这正当大雪纷飞的冬日，愿斗雪的梅花芳香永存，由于孕
期营养不足，孩子出生体质较单，患新生儿硬皮症，头部又在产床上
碰了个血泡，手也弱小，只好小心照顾，三天后出了医院，我只得将
她们母女送到岳母家，全靠岳母照应了，只留下全部仅有的40元钱，
我就含泪去进了学习班。

它是由阆中县革命委员会办的，采用军事化组织，分好几个连，党政
系统是一个连队，文卫系统是一个连队，国营单位是一个连队（驻天
上宫街县委党校内），我们二轻系统又是一个连队（驻在对面机关托
儿所内），这两个连队伙食团是一起的，我们每餐饭均从对面抬过来
卖，人员不得随便来往，吃住均在院内，一切活动都是集体化的，出
门必须请假并得到批准，除几位领导与守门工作人员外，所有的人分
为三等：一等为骨干分子又叫积极分子担任排长、班组长或指定当看
守的人；二等为革命群众，担任呼口号造声势的人；三等为其余的人
（即点了名的接受审察的人），常常是吃饭时会大声宣布：“饭后干
部和积极分子在楼上开会，革命群众在大厅唱歌，其余的人担粪灌麦
子”，人们一听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就更明白了身分的区别。我
自然是属于“其余的人”，只听说有骑马的人，骑牛的人,还没听说
有骑鱼（其余）的人呢！

开始是一般性地听报告、学文件、读报纸，大家都并不介意，内心深
处都在猜测不知道要搞些什么，主要是再三强调严格的纪律。正月初
三（70年2月8日）下午集体去看电影，我中途溜回家去看望了还在月
中的母女和只有一岁多的儿子，这一短暂的见面，也是这年春节的团
聚，刚见面就得分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啊！后来学习转入一个个在
班里检查自已在文革中的作为，有的就要在排里检查，这当然就有我
了,就这样就分出了前面所说的三等人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也
没有做，当然没有什么可说，于是便问到57年的事，我如实说了当年
因何划为右派，开始问我“难道就因这么一点话就划为右派吗？”我
无法回答，后来就集中问我63年回阆中以来为什么给各级组织甚至给
毛主席写信呢？总疑惑我是翻案、反攻倒算，这可是大罪啊！我直率
地坦白承认是写过多达二百四十多封信，但这是正式反映1963年重庆
处理我退职一事不当，回答中又不负责任，长期东推西委，一直多次
直接写给毛主席，我反问：“若给敌人写信，给国民党蒋介石写信，
还可说是通敌之罪，为什么给党和毛主席写信也是违法呢？至于写了
什么内容，我也讲了，你们若不相信，尽可以去调查呀，收信单位都
是公开的党政机关”，拿我没办法，就只好把我放到一边，天天叫我
反反复复地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南京政府到何处去》、《敦
促杜聿民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叫我要投降，可我早投降了
一万次了，真不知还要如何投降法了。

成天坐在特设的屋子外山墙头用席子围起来的专供被称为“其余的
人”交待问题前后反省之处，用小凳矮坐，就这样不间断地坐了近半
年，这才叫度日如年啊，这就是“坐牢”吧。坐牢中实在无事，就叫
我代笔为写不起字的人（如刘志云、蒲朝田、周有贵等）写交待，说
到这代笔，还真有一件趣事：在学习班，有一次，渔业社一个青年赵
某某，他从小生长在渔船上，没读过一天书，因违纪外出，要他在会
上作深刻检讨，他不会说，就要他写个检讨，他更不会写，于是就叫
我为他代写，写好后叫他在会上读，他又不会读，又叫我代他读，读
后一想：这不成了我在检讨了吗，他反而在旁边没事可做了，这不识
字还真好。

这坐在牢里，从严冬坐到春暖花开，又看着夏日来临，每天坐着呆呆
地出神，想象那自由的可贵，到晚上更难入眠，怎么能不想念我才新
婚两年多的妻子呢！好不容易渡过了被折磨的整整十年等待，才又上
了她，新婚后刚刚建立起温暖的小家，还有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
才一岁多，一个刚出生三天，就被迫离散，虽近在咫尺，却不得自由
相见，现实中就只望着她来探视，有时来探视也不许相见，只能传一
句话或稍个衣物进来，晚饭后就盼着突然叫我的名字，说是外会时，
还有一个专人陪同，实为监视与押解，（监押我的叫白春林，是社里
一个青工，都是泥工，他父亲也是一个老泥工，我们相处很好，我们
夫妻会见时，他只远远在一旁，他还给我们传点口信，带点钱粮，并
偷偷地告诉她说我不会有事的），有陪同才能到大门口在守门奴那高
傲与鄙视的众目中与亲人相见，（这帮守门奴都是机关托儿所的女保
育人员，都是城郊的贫下中农，文化不高可奴性十足，这样的妇女我
在重庆42中已见识够了，女人作了奴才时比奴才更加奴才，她们更善
于使用眼神来踏屑男人与女人，这些看守中还有一位年青的疯小姐，
胖胖的未婚，可犯了邪疯病，发病时竟在学习班院内到处追逐男青
年，要拉着耍朋友，这些男青年也就趁机闹着玩玩，这也是学习班的
一大景观了），会见时一看到清瘦的妻子和抱着的小儿，内心的无比
的思恋与痛楚难以言表，可我们却只能说几句极其平常的话，只能用
眼神多望一会儿，就必须分手了，后来有几次，她来时都没带小女
儿，这竟使我疑心是不是小女儿死了（因我离家时才生下三天，体质
极弱）她不敢告诉我，我再三带信，直到她把瘦弱的婴儿抱来，我看
了看、抱了抱后，才放心。还有一次，她给我带了一饭盒炒了的盐
菜，送来的东西都得经过看守的检查，当看守们查出盐菜内有肉粒
时，便发出禁令，原来不许送肉食进来，因为：一则这样会反映出学
习班的伙食不好，而犯下给学习班抹黑，从而推及给社会主义抹黑的
大罪，二则我们是什么人，也不应吃得太好，子华平静地解释说，拿
点盐菜是为了节省点菜票，把盐菜炒了是使它能放得久一点，用了点
肉粒是代替炒菜时的用油，这才勉强放行，每次的探视都是在这屈辱
的眼神下进行的，特别是女人对女人那无言的歧视神情和转过头去的
没完的饶舌，没有亲身感受是体会不到的。

好不容易过了“7．1”，不久在大礼堂开“宽严大会”，会上宣布了
对我的审查结论：虽然写了两百多封信，查了80多封“尚无反动言
论”，故保留原结论，不再作处分，听到这个话后我想：他们怎么能
这么容易地查到寄发到各处的80多封信呢？原来这许多信当初并没有
发走就被县上扣下了，这竟使我在大热天也打了一个寒冷颤。那天我
父亲也参加了大会，会后就把消息告诉了子华，让她放心，会后不几
天，我就回到家了，这天是7月10日，差九天正好满半年，与正式坐
牢不同的是，在此期间还是每月发给了我计时工资。

☆４、回家以后

回家以后才知道她在满月之后，就回了自己的家，一个人带着两个孩
子在期待中艰难地度日，大孩子患肺门感染，常发热上医院，小女孩
奶也不够吃，需天天弄米浆，煮米浆时，大孩子就在一边守着等候吃
锅巴，常吵着要妈妈抱呢，两个孩子缠着，还得为学习班的我操心，
真够苦了她。这时居民中又在名曰动员实则强制没有正式工作的下乡
当农民，“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叫得震天响，
她拖着两个小孩怎么下乡干活呀，幸好同街群众说她家有人在修缮社
是正式工作，不属于必须下乡的范围，才得以幸免。两个孩子了，日
子就过得更艰难一些，全家四口用一张床实在太挤了，到母亲那儿去
把我原买的一个闲着的单人木床抬来用时，没想到竟引起了母亲的不
乐意，原来是要准备着老三们回城住时已有的一张大床还不够时的补
充，老三们几乎是与我们前后同时结婚的，他们结婚时母亲十分高
兴，还给他们办酒菜请客与我们完全不同，亲友们也十分明白，其原
因仅在于，他们是小学教师有钱，也更能给母亲增光，而我们呢，不
仅没钱，只能给母亲带来耻辱，当然床还是抬了，但取走了小妹学手
时给此床配的简易帐架，这点小事却使人伤心啊！

这个冬天我在绸厂做工，工地上有一位从南充请来工长名叫刘海周，
是一个文化不高但有经验老头，他叫我给工地上写了“百年大计，质
量第一”八个大字的标语牌，每个字都有一人高，刚卦出去半天，他
就到把我找去，叫我把这标语取下来，并说：“应该是政治第一嘛，
怎么是质量第一呢”，我当然立即上去一个一个地取下来了，一边取
一边想：其实这个老头在实践中时时都是质量第一呢，这才是他的饭
碗，但口头上他必须吟着政治第一，这就是社会的政治啊。

过年前夕她把松儿送到厂门口托做工的人带到钢筋房等着我下班之后
带孩子上大浴室去洗澡，两岁半的孩子高高地举着放衣服的小包向我
走来，多可爱啊，待脱光了放进水池中，欢乐地笑着，红红脸蛋更招
人爱，这样就迎来了1971年春节，刚经历了去年春节前就进学习班，
那个分离春节后，更觉团聚的可贵，高高兴兴地准备着过年，总算是
把过年配给的食品如：腊肉、香肠、黄花、木耳、粉条、粮油、糖
食、蔬菜等等都买回来了，没钱给孩子做新衣，就花了五分钱买了一
包草绿色染料，把旧衣服煮染一下，竟也成新衣了，过年了，松儿穿
上这新衣，吵着要上锦屏山去玩，站在家门口便能望见这锦屏山，家
里只剩下四分钱了，这是我家拥有现金数的最低记录，我带着孩子花
两分钱乘船过江去锦屏山玩，遇到海校一对军人夫妇一起在半山休息
时，松儿要摸摸他们的红星帽徽，他们笑着满足了孩子的要求，还给
了孩子一个广柑，这使孩子有多高兴啊，这天我父亲到我家来了，他
第一次（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抱着刚一岁的孙女，子华去给他热了
饭菜，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在儿子家吃饭，不知事的小孙女还洒了尿在
他衣服上，他高兴地说不要紧的，临走时，他留下五元钱，再三叮嘱
说不要让我母亲知道，这是他省下许久积攒的零用钱。后来他还给小
孙女买过两次奶粉，都是带信叫我们去店里拿。

春节一过，不好找活做，我与何朝发、陈兆勋三人答应了去广元太公
给公社修礼堂，搭送新兵的车去，地点就在阆中到广元的公路旁，距
广元还有一百多华里，距阆中有两百多华里。开工时每人便借支了30
元，我跑了40里路到区所在地嘉陵江边的虎跳场才有邮局，把钱汇回
家，哪知走在路上由于衣服荷包破了，又将钱掉了，同伴立即又借给
我钱，才把钱汇回去，虎跳风沙大，在食店里我们还吃了猗子肉。太
公就更偏僻、闭塞，属于林区，风沙特大，括起风来没完没了，当地
说：“公风三天，母风一七”，大风时无法在外干活，我们放在墙上
的巨大木粱也会被吹了下来，公社在山上，山腰虽就是通阆中公路，
但当时经过的车辆不多，客车更少，在此停留的就更少了，工余我常
在路边发呆，想念那公路的远处，就是我温暖的家，进入那一片片松
林，拾着地上的松果，更思念家中的松儿，给我们供下脚的劳工，都
是无偿的被改造的五类分子，当地人包括他们自称都叫为“分子”，
我心里很奇怪，积极分子，不也是分子吗？当地人连牛肉都不吃，牛
死后都要埋葬，是前年四清工作队来后才有吃牛肉的事，我们就又上
卖牛肉，才六分钱一斤，我们买了许多，可惜没有佐料，只能放一些
盐来煮食，这就并不好吃了，这证明佐料也十分重要的。

这时知青闹事很凶。这儿住的是重庆知青，那天知青便抢了太公供销
社，把一件件统绒衣层层地穿在身上走了，我们也尽快结束工程回
家，这时因知青闹事，公路上连班车也停开了，我们就只好步行，把
钞票卷进不起眼的竹棍中，拄着这竹棍行走，过了永林后就全是下坡
路，傍晚到了五龙，听说知青刚抢了五龙粮站，我们便不敢再走，只
好在旅店住下，睡到半夜只听得一阵吵闹，知青又闹到旅店来了，闹
了很久，刚安静下来，天便亮了，我们趁机又起身赶路，走到苍溪县
城已是下午，再到乡下何朝发家（也就是他岳父家）住宿，第二天，
我一人步行回阆中，总算有惊无险到了家里，又拥抱着我可爱的妻子
和一双儿女。

回来后就在城里做工，那时每天上工前都要读几段毛主席语录，这叫
“天天读”，又叫“早请示，晚汇报”，还要检查人人带本“红宝
书”（即语录本），若是没有，就得扣四角钱去买一本来，记得有一
个青年女工叫罗定芳，她不识字，多次检查她都没书，要扣钱时，她
再三不肯，并保证明天把书带来，当拿出书来检查时，才是一本历
书，引得一阵哄堂大笑，她却说：“我不识字，拿错了，明天重新拿
本”，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不会再拿错，这又是“不识字真好”。

这（1971）年秋天，我父亲在店铺里售货时，突发头痛倒在地上许
久，方被命其上医院，独自走到医院取了药回来，倒在床上，一直不
能说话，那时用的病历本上，不仅印有语录，还要写明成分，他的历
史反革命身分人人皆知，医生按革命原则，不给他治疗也是正常的，
母亲无法就只好去请来带表亲关系的中医生肖忠辅出诊，肖医生诊脉
后，只叫准备后事，就这样他就死了，都说死得好，一则他本人也就
脱胎换骨了，二则也减少对家族的株连，这也更加速了我国的革命进
程。当然无须悼念，不用更礼仪，就连我母亲也不哭出声来，只有我
和四弟到烟酒公司去要了一口棺材钱，请人来装棺后，抬到蚕种场后
面无主公地上埋葬了。他是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从不说一句话中
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前半生在解放前，是从当学徒做起，努力撑起一
个随时可以覆灭的没有家产根基的封建大家庭，上有两代老人，中有
兄弟姐妹、侄男阁女，下有七个儿女，对人处事总是得过且过、啥话
好说、尽力为之，解放以后又将这剥削的大罪一人承受，接受了一切
处罚与侮辱，母亲在场亲眼看见的，60年代在店里抬甜面酱时，半句
话没听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满面酱的手抽了他一耳光，脸上打着
几个带酱的指印，还无怨地抬着，从无一天休息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劳
动改造，除外来的歧视与侮辱，更深的伤害是来自亲人的划清界限，
亲人们都把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归结于他的连累，他无言地承受了这一
切，甚至家中每一小点短暂的安适与欢乐他都刻意躲开，活到这个份
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后，母亲把他穿过的一双还有几分新的布胶
鞋给了我，只有我不会嫌弃它的。

我们全家四口生活却实过得十分结据，记得实在没钱时，把在绸厂做
工时从上海人那里买来的一个上海煤球炉子又卖给了朱华礼，家中没
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了，把结婚时两个姐联合送给的一床还舍不得
用的缎被面，拿到南门上供销社旧货店去卖，收货人说这是化纤品，
不值钱的，他们不收，只好失望而归。紧接着又一个寒冷的冬天到来
了，冬天过去之后迎来了新的一年，公元1972年，对于我来说，这却
是更为不幸一年。这年春天，阆中丝厂去云南支援的工人又要迁回来
了，我们住的房子原有的主人又要回来住，我们得马上另找住处，这
时岳母家有一间房原是租出去的也正好收回来，便同意无偿地给我们
住，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房租，而且岳母还可以照顾一下两个外孙，
于是我们于1972年春天告别了住了三年零七个月的中新街，我俩永远
会怀念的地方，遇到了管星街岳母的一间房子内去住。

☆５、迁居管星街

1972年3月末，我们迁居到管星街岳母的一间房子内去住。这是岳母
1958年用省吃俭用积下来工资购买的任寿之家卖出的三间靠街的厅
房，岳母们住了告街门厅的两间，我们就住里的位于院坝角上的一
间，我们将其隔为两段，外间大一些作居室，刚巧放两张床和一个桌
子，里间作了一个小厨房，为了省煤，还弄了一个拉风箱的灶，后来
把靠街墙壁内的铺板、木枋都取下来，做了一个衣柜和一张方桌，大
孩子也可以跟着在外婆去选茧子的地方玩，小女儿就寄养给带孩子的
人家，先是黄家，后是青家、何家，再后比较长的是敬婆婆家，这样
每月虽然支出十多元带孩子的开支，但子华便能出去做工每月可多收
入约30元。

她到阆中蚕种场去养蚕，这是一个季节性的苦活，要求甚严，一昼夜
分四班上，每上去要连续不停地操劳六个小时，下来后休息12小时，
包括吃钣、睡觉等，然后又上六小时，如此日夜不停，此活又累又
重，又休息不好，实在不好找活，还是有许多人愿去，有关系的人才
能分在城里本场，其次的分在城北巴巴寺分场，她去后被分在江南黄
土坡分场，这儿隔江离城还有七、八里地，每天奔走、劳作，十分疲
惫，偏在这时，又怀孕了，必须早作括宫，术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休
息，还得瞒着去一样地干活，否则便叫你回家休息（即辞退）。她这
已是这一年多来的第三次作括宫术了，她这样地为我、为家庭付出，
牺牲了自已的健康，我深深地感到内疚与不安，经周密地了解与考
虑，趁她上工走后，我背着她一个人偷偷地到县医院去作了男性结扎
术，她下工回来后才知道。养蚕结束后又到丝厂、房管所等工地找活
做，经两人艰苦奋斗，又从南门供销社买了一台缝纫机回来，一方面
衣物可以自做。另一方面没活时，还可以带机参加街道缝补组织（那
之后来居段上窃取了权力的极左女人菜玉珍不答应，并说“她是什么
人啊，还想去缝补组！”，故未能去）。她曾在房管所做工，给住户
们修补旧房，有一次主人家做了抄手请他们吃，她一口也不吃，趁顺
路给带着我们小女儿的敬家端去，让敬婆婆和小女儿吃上几个久违了
的抄手，生活竟是如此地艰难，那时配给的不多的口粮，还要搭百分
之二十的粗粮，这粗粮是面粉最好（虽然数量要多吃些），是玉米也
好，是高粱粉最不好办，加多了孩子不吃，只好专留给大人吃，我清
楚地记得，那一个个高粱粉团子，吃多了真难以下咽，常常是吃得发
呕、流泪。

把人变成机器：这年我在东风中学做工，修一幢教学大楼工程已进行
到尾声，在工地上由校方安排了该校处于劳动改造的分子来劳动，他
们每天只听夹抱的人（即指定看押的人）使唤，其中就有当年在阆中
中学教过我的校长肖毅安与老师郑弗名，他们都是垂垂老矣，终日提
着两支大水壶，从地面盛满了水后，一层层地从脚手架上爬到屋顶，
把水洒在水泥屋面板上，洒完后又拎着两支空壶一层层地下去，再来
第二次，就不言不语地如此不停地运转着，那天刚下过大雨，屋面根
本不需用淋水，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这样吃力地运转，我在屋面干活
便多次告诉他们，叫他们停止这无用的劳作，然而毫无效果，他们依
然如此运转，我万般无法，只好去找管他们的李长柯（该校木工），
真管用，李一声令下，这运转便立即停了下来，真比机器还机器，原
来改造就是把人变成机器。我暗自庆幸早早地离开学校这个知识分子
成堆的是非之地，当上了一名工人。

总算没摔死：1972年10月6日我在阆中东街县人民银行做工，拆去原
和成银行留下的一座楼房，楼上屋顶、屋架都折光了，这天只剩下楼
口几根孤立的砖柱，柱顶有一个大木方，青工白春林站在柱子上试图
把木方推下，几次用力均未能成功，我站在下面楼板上，看到这样操
作十分危险，因木方若下掉必危及白春林的安全，叫白春林下来，我
便站在楼口用一根长木向上将柱顶的木方推下来，力用小了不行，经
几次试推后，猛一用力，木方下落的同时，使我也随之从楼口掉下，
我急中一跳，双脚跟猛烈着地，接着人向前补倒下，立即被送到县人
民医院，她这天也正在房管所工地做工，闻讯后人都急昏了，赶到医
院后，只见我躺在地上，鼻腔流血不止，只好一面输血补充，一面将
头部垫高，我就靠在她的身上，面前站着一对尚不知事的孩子（大的
四岁多，小的还不足三岁），小女儿看到我一双充血发黑的眼膛就吓
哭起来了，我就得这样和她们永别了，这时我刚过36岁，而她还不到
31岁呢，县医院没有办法了，只好迅速转院，联系了救护车直接转送
成都四川医学院（华西医大）附属医院，修缮社派了汤映维和我爱人
一起护送，幸好当时妹夫赵元全在此医院，县医院原疑是颅底骨折被
否定，原来仅为内鼻腔李氏区微血管出血，只在门诊用棉纱到位便止
住了出血，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便打上石膏固定，至于腰椎第四骨
压缩性骨折，就得面向上直躺它至少三个月才能恢复，这样在成都西
御河沿街40号二姐家（那时我母亲和有孕的小妹早就住在二姐家的）
暂住了几天，他们借了邻居一间房给我们住，全家都忙碌照顾我们，
临走时还是大甥黄利和二甥黄望东俩抬着担架把我从窗口送进卧铺车
厢，到广元下车后，又由救护车接回阆中，这就开始了漫长的艰辛的
养伤岁月。

最初是仰睡硬板床整整三个月，吃饭都由她喂，每月只有28元工资，
给不起每月16元的带孩子的钱，只好把女儿接回来自带，后来取了双
脚的石膏，第一次试着把脚放下地时，竟痛得我又倒在床上，她每天
下工回来就忙碌到深夜，待我们爷仨睡下后，还得下河去洗衣服，我
必须努力站起来，每天在室内扶着移动，慢慢地出外动动，后来才拄
着手杖一步一步行动，过了冬天后，1973年3月，她才进了街道工厂
城关橡胶厂，此活虽然又苦又累，还有化学毒害，但只要能有活干，
便可以有饭吃，所以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在这一干就是整整11年。
此后她每月都会有工资，到这年冬天过年时还领了30元钱回家过年，
真使人高兴。这一时期值得记忆的事还真不少，举几件吧：

大量供应水泥棺材：我渐渐可以拄杖行动后,单位就不会白付工资
了，1973年秋就安排我到东街一个铺面去卖水泥棺材，那时木材很
缺，社里便做水泥棺材卖，每天我拄着竹杖领着两个孩子沿街一步地
步蹶着腿来往于家庭和这门市部之间，在店面口我写上十分醒目的
“大量供应水泥棺材”，这也是文革中，阆城的一道风景线。

饲料：社里见我可以不用拄杖行走了1974年春天，便安排我去离城60
华里的思依场借住在铁木社卖水泥棺材，住房后面便是通剑阁的大
道，当时剑阁有个化林大队，化林有个万猪场，是省上树立的学大寨
标兵，各地干部连夜都往化林去取经，整夜都能听到一队队人走过，
好不热闹，下乡去时我还带着快满六岁的嘉松，这孩子成天就和老乡
的小孩子玩耍，有一天他看见一堆老太婆围在一起忙着摘老胡豆叶
子，便问我：“他们摘这干什么？”我按从来的习惯回答说：“做饲
料喂猪嘛。”正在干活的一个老太婆笑道：“同志，你不知道，这样
说了我们不怪你，我们是用来人吃的。”他们当时，每个全劳田力，
每天十个工分，只合人民币八分钱。

幼儿流氓：1974年六岁的嘉松进了县第一幼儿园，孩子们一块捉迷
藏，跑热了把单衣脱下，不知应放在那儿才不会丢，便把它塞在身穿
的背心里，这样腹部就隆起，一位姓严的女教师竟然指责说这孩子扮
演大肚子，是流氓动作。这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阶级敌人的子女
总也是坏的，当教师的更应有超人的眼光。我却偏不接受这无端的侮
辱，我到县文教局（当时还在天上宫街）找到接待人员反映了情况后
问：“你何以知道孩子是在扮大肚子？即使真扮了大肚子又有何不
可？为什么扮了大肚子就是流氓？大肚子又有何不可见人？你妈若不
曾是大肚子，又怎会有你呢？”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社会主义大院：文革中大搞社会主义大院，我们所住的四合院也是一
个，当时住有九户人家，靠街一排住四户，依次是张老太婆家、岳母
家、我家、袁孟林家，南书房住华学敏家，北书房住菜玉珍家，上面
一排住三户，依次是苟家、任家、殷家，按成分论可分几类，一类为
菜家与华家，菜的男人是炊事员出身的城关粮站书记兼站长，菜本人
虽无正式工作亦无文化，但正好混为居段治安主任，曾把参加一贯道
的政历影瞒了下来，所以表面特左，以夺权整人为业，华家为无文化
的拉车工人，自命左派，冲锋造反，子女众多，缺少教育，（一个女
儿后来参与淫乱被杀死），二类为苟家与袁孟林家，苟家男人旧制中
学毕业有文化在书店工作，女人出身地主必跟着整人以自保，男人暗
中出主意，袁孟林无文化的女工，因父亲曾劳改过，特跟着整人以自
保，三类为张老太婆家与殷家，前者是两个残疾老人，后者是任家的
女婿家，男子死了剩下孤儿寡母，这两家一般不招惹是非，四类有三
家，一是任家，原是这个院子的房主家，大儿任寿之解放前当过保
长，土改后下乡去改造去了，只留下老母张文清在城里当地主婆与一
贯道身分的管制分子，在城里住着的二媳妇王秀珍又是丝厂工人还入
了党，这院内房屋除了卖给我岳母三间外，其余的产权全是任家的，
除任家与殷家自住外，其它都是任家租出来的，一搞房改，便都成了
房管所的公房，管制张文清，除扫街外还得给菜主任干私活，斗争张
文清要她把多收的房租拿出来后他们便私分，还有岳母家和我们家，
他们都想压制与斗争以得私利，岳母没文化是丝厂退休工人，净讲些
大实话，如说：忆苦饭不好吃等等，让人上纲上线批一通，但也最终
拿她没办法，至于我们一家更是她们日夜想斗争的对象，甚至夜间站
在窗下偷听我们在室内的说话，但却总抓不着任何出头的事，我们的
孩子也只在家里关着门玩，从不与院子里孩子玩，这院子里的苟家几
个男孩与华家几个女孩都为说不清的男女行为多次吵架解决，反正我
们不参与，有几次深夜在院子里开会解决，我们全家四口躲在附近街
门里，宁愿抱着孩子睡，一直等到散会后才回去，要说事也真有两
件：一件是下雨天院子里积满了水，我的两个孩子用废纸折成船在水
中放着玩，事后便将一废纸拿到城东革委会报案，说是阶级敌人的子
女侮辱了印有语录的报纸，这是新动向，这种技法早已过时，革委会
没有理睬，另一件是某日子华在做工时，闲聊中无意透露了菜玉珍曾
参加过一贯道的事，听到的人就告诉了菜说某人骂了她是反革命，菜
竟到城东革委会大闹，要求把竟敢骂治安主任的人抓起来，城东革委
会主任夏玉顺就真把双方连同听见此话的证人一起找去解决，问明情
况后，夏说：“你这样不尊敬菜主任，把我往哪放？”命令子华写检
讨，回来后我为她代写了一份检讨，大意为：“……一贯道是反革命
组织，菜玉珍也是参加过一贯道，但我不应说出来，损害了她的威
信，特此遵命检讨……”，交到厂里后，根红苗正的妇女们如获至
宝，立即去交给公安派出所，那知治安民警蒲光华看出后却不了了
之，不久这个夏玉顺竟上吊自杀了。文革中就是这样混闹过来的。

不能入队：文革时，居民中混闹，社会上混闹，学校里一样混闹，
1975年秋嘉松上小学了，又上班主任陈桂珍其家出身好，觉悟高，我
的孩子就不能入少先队，公开说是因为表现不好，直到五年级换了班
主任后才戴上红领巾。

名字问题：我们两个孩子在中兴街住时，隔壁史桂兰（曾与子华是从
小朋友）就对子华说过：“你们给孩子取的这些名字，嘉松、雪梅，
没一点革命气味，你看我们的孩子叫：满红、满勇，多革命啊！”到
1977年雪梅上小学，把户口本拿上去报名时，那位老师翻开一看，看
到家长的名字，立即颇有政治觉悟地说：“看，承业，还想继承地主
之业！”

继承家庭成分：我父亲是一个大家庭的户主，土改时划成分为工商兼
小土地出租，当时农会写过证明，大姐参加革命时农会也写过证明存
放在大姐的档案里，大家庭解体后叔父姑姑们均另有成分，这工商兼
小土地出租的成分便只由父亲接下来了，本来曾明文规定过，土改交
出土地后，就应将成分变为工商业，和许多政策一样，规定是不作数
的，要以实际执行为准，执行中仍然是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后来换户
口本时，据说是抄写的人认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八个字太长了，就写
为工商业兼地主，并说反正是一样的，这个工商业兼地主就铁下来
了。我1963年从重庆回来后户口就上在这写着工商业兼地主成分的户
口本上，1967年我们结婚时，我拿着这个户口本，她拿着家庭成分为
工人的户口本，去建成一个二人的新家庭，这个新家庭应填写为什么
成分呢？派出所毫不迟疑写为工商业兼地主。对此我多次写信问过各
级公安部门直至公安部长，在信中我根据这种剥削阶级成分优先传承
法证明，我国剥削阶级必将越来越多，致使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任务
永远不能实现。这封信转给了当地城关派出所，所长叫片警蒲光华把
我叫去，我那时还在家养伤，拄着竹杖到壮元街城关派出所，所长马
洪青听了我上述询问后，只好说，到处都是如此按原有户口本抄写，
在没有新办法出来前只好按这老办法办，这已经不代表现在家庭实际
成分了，我问：这明明是填在写着“家庭成分”四字的栏内呀，为什
么不把这一栏名称印为“父辈成分”或“原有成分”什么的？回答说
这本子是原印好了的不便改动，等中央开了四届人大后，看看是否会
有变动。接着谈话又转入第二部分，我问：“那么，我这户口本上写
的工商业兼地主从何而来呢”？他答：“根据你老家的户口本”，
“是指我父亲的户口本吗”？“是的”，“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呀”！
“你母亲还在，也就是你母亲现在的户口本”，我说：“据我所知，
我母亲现在的户口本上不是这个成分，不信，请你马上拿出来看
看”，他故作惊讶地说：“是吗，不会吧”，但又不敢当面拿出来
看，此后又只好把老户口本上的成分改还原了，老家弟妹们知道后，
对我大为不满。原来老户口本上的成分如前所述一直就写为工商业兼
地主，自然对大家都有不良影响，他们瞒着我偷偷地从大姐那儿弄来
了当年农会开的工商兼小土地出租的证明，找关系到派出所去把成分
改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这一切都不让我知道，这样就把工商兼地主
的成分让我一家人继承得了，恰如上一辈那样。封建大家庭的亲情就
是如此。

出生日也有罪：前面讲的社会主义大院的几件趣事，其实象这类故事
真多如牛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民间的，生活中的，妇女间
的，妇女式的，难言的，更难书写的琐事就更多了，这里再举一件小
事为例子吧，毛主席逝世那年12月26日纪念毛的生日后，子华们厂里
居然有自封根红苗正女工，去向领导报告，发现了狗胆包天的阶级敌
人竟敢比伟大领袖早一天过生日，要求抓出来斗争，原来子华的生日
是12月25日，这出生日也有罪。

☆６、渐露转机

1973年阆中开始有了蜂窝煤，生活稍方便了一点，我们住的屋又重新
隔了一下，把炉子般到屋外，里间大些作住房，外间小些作生活用，
后来岳母又给我们腾了半间屋，这便有了孩子们写作业的地方。1976
年买了个半导体小收音机，这是我家的第一件家用电器，头天刚买回
来，第二天就收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国庆节后便迎来了打倒四人帮
的欢庆，1977年9月雪梅也开始上小学了，后来我们又买了一个电唱
机。

这个时期，从工作上讲，子华们实行小组计件、个人计件，收入也好
一些，当然人还是很累的，由于她的活质量好，常被选为样品，她还
与汤桂兰一道到南充地区各县去订货，两人在南充排队给孩子们买回
蛋元饼干，孩子们有多高兴啊！我的工作也是在工地搞一些管理，
1976年、1977年、1978年先后在广场修县革委会宿舍、在百花庵修丝
厂茧库都取得了工程式质量好、经济效益高的成绩，其实这只是在从
无管理的情形下稍加认真一上就行了的，1978年秋阆中县建筑社与修
缮社合并成立阆中县建筑工程公司，我正在毛家巷修老干部宿舍，一
日工地上吊板时出了点事故，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杨成汉不问情况，立
即把我找去，叫我“把被盖卷背来！”，子华听说后问得他无言以
对，可见文革中那套人的遗风尚存，不久1978年11月阆中师范学校取
得我的同意与县委批准后，便调我去该校任教，这时建筑公司一再表
示挽留之意。

┌────────────────────────────┐
│　本节记述从1978年11月到阆中师范学校任教起，到1986年11　│
│　月调离该校为止的八年奋斗与抗争（从42岁到50岁）。　　　│
│　　　　　　　　　　　　　　　　　　　　　　　　　　　　│
│　这八年中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迅速恢复业务在教学与事业上　│
│　奋斗；另一条是努力与恶权抗争讨个说法以争取作为一个公　│
│　民而活着。所以本节标题是奋斗与抗争，下面也就分这两项　│
│　来写，中间插记一些记忆杂事。　　　　　　　　　　　　　│
└────────────────────────────┘

☆１、奋斗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逝世，不到一月，10月6日打到四人帮，
又过了半年，1977年4月，邓小平带头，开始突破两个凡是，9月从教
育战线上开始拨乱反正，12月胡耀邦当了中央组织部长，半年后，19
78年6月，开始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来在激烈的是否平
反的争论中决定了采取改正一法，1978年9月17日发了中共中央55号
文件，但传达与落实到县上尚有一个过程。

1978年10月当时在阆中师范学校任教的张克刚老师来到家里找到我，
问我是否同意去该校任教，若同意就写个申请，手续由校方去办。张
克刚老师是张夔石老师的大女儿，他们祖籍是河北定县人，抗日战争
时随国立四中内迁来阆中，抗战胜利后便留在了阆中，张夔石老师在
阆中中学教地理课，张克刚老师是渝女师（西师的前身）数学系毕
业，父女俩在我们读高中时都教过我们，深受学生们欢迎，我中学与
大学时又与张克刚老师的四弟张克已是同班好同学，张克已当年与我
一起被错划为右派，张克刚老师的丈夫李大成在银行工作当年也被错
划为右派。1963年我回阆中后，见到张夔石老师时，他为我没有去学
校教书，还深感惋惜与不平，竟天真地去向县文教局长讲，（因为当
时他是个县政协委员，他还竟把这政协委员当回事了）。1972年我摔
了个半死，睡在床上，张克已与李元镜（我们也是西师同班同学）来
家看到我后，真以为我快死去了，竟凄然泪下。当时阆中师范学校是
办两年制中师专业班，招高中毕业生，分语专、数理、数化班，培养
初中师资，急需人上高等数学课，所以很快就办好了手续，11月我就
去报到，安排我上梁绍鸿编的高师教材《初等数学复习与研究──平
面几何》，考虑到我离开教学岗位已整整20年，可以给我一月的备课
时间，我只要了一周时间，便走上讲台，第一节课上后，竟引起很好
的反映，学校领导又分别来突击听课，确实不错，消息传到阆中社会
上，在阆中城乡到处都做过活，已是干了15年的泥水匠，那年在工地
上曾摔得半死，小小县城全城皆知，如今突然出现在县城最高学府的
讲台上，竟把在这县城的课堂上算最高深的一门课上得如此地好，这
又引起了全城轰动。接着我又上《高等代数》课，采用北大数学系编
教材，常用两个班上大课的方式。79届、80届专业班毕业后，81、
82、83届仍是招高中毕业生，不分专业，要面向小学，我又转向开算
术基础理论课，还编写了许多补充教材与小学数学教学法课并指导实
习，写了一些文章在《数学教学通讯》、《小学教师》、《四川教
育》等刊物上发表，到附小上了一次低年级的公开课，在老观指导实
习时，又应邀到各乡给小学教师开了讲座，应聘给阆中驻军的文化教
员作辅导，担任南充师院、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的辅导教师。当时同
组教师几乎全去参加函授辅导与学习时，在校同年级六个班的数学课
由我一个人上，千分之二的调资也给了我，（1978年到阆中师范时工
资为22级，到1985年已调为18级了）。1981年学校首次组织了职称评
定，考了外语（我参考的英语，翻译了Van Der Waerden：
“Algebra”一书的一节），展出了教学成果，组织了听课与评议，
我与另外九人被评为该校首批讲师，（当时规定讲师相当于县团
级）。1981年恹复民主党派活动时，安排我参加了民盟（当时两位校
长都是民盟的）。1984年又增补我担任阆中县第九届政协委员。还出
席了阆中县各界人士为四化建设、祖国统一服务经验交流会并作了轰
动的大会发言，在发言中我高呼反右与文革所带来的损害不仅仅是对
知识分子个人的，对个人的冤屈算不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带来
的万世灾难，“个人得失随风散，民族悲歌越千年”！我讲了我十余
年生活在缺少文化的工农中的切身感受，大声疾呼，我们的民族多么
需要文化与教育啊，我作为一个数学教师面对贫穷孩子为学点木工技
能而苦于无钱无门、面对干活的工人由于没有文化而受愚弄，在内心
深处有多痛心啊，我用“百折不回，为祖国教育事业，燃尽生命之
烛”为题作了这个引起阵阵掌声的发言，这里我没有用当时十分流行
的“党的教育教育事业”一词，（我从不用这个词，因为我一直以为
教育是全民的事决不是哪个党派的教育事业，我的此类看法，一直影
响了我的入党一事）。我在学校担任了数学教研组长，又担任了南充
地区中等师范学校联合数学教研组组长，当时学术与教研活动，虽然
水平不高，但却很认真。五年来，我写了14本教案，共1,300多页，
约52万字，结合教学业务进修写了进修笔记七本，共400多页，近20
万字，结合教学写了杂记等300多页，十万多字，编写补充教材、参
考资料12种，约21万字，其中九种付印过一至三次，还作了校际交
流，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啊！何况，这还是在后面所述
的命运下完成的呢。1985年我又被四川省教育厅师范处借调去，参加
编写全省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小学教师使用的数学教材：《算术基础理
论》、《几何》、《代数与初等函数》、《小学数学教学法》等，我
担任了全过程书的统稿，也写了一些章节，还主编了配套的不定期出
版的《辅导资料》。我选择了教育事业，我热爱教育事业，教育不同
于事实体系而展开的纯现实，它是一种灌注着和体现着人的理想的活
动，它本身就有一种令人激动的理想性质，我喜欢上课，我喜欢讲
演，我也喜欢说话、议论，（这样的人命中注定在任何带有专制色彩
的制度下都是难以生存的），我一走上讲台，那就是我的天地、是我
思想翱翔地方，我可以讲出自己的见解用真诚与热情同学生们交流，
这是何等快乐的时光啊！我讨厌照本宣科，学生能自己看明白的你又
何必去唱一遍呢，可是，我们的现实又是如此地残酷，教育被管制得
太死，不得不去应付各式各样的现实，只能努力将它降低到最小。这
个时期，70年代末拨乱反正初期（邓小平、胡耀邦重新上台的初
期），正是我国近半个多世纪来思想解放、教育解放的短暂的最好时
机。虽然它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百废待兴，更谈不上完善，后来才体
会到还只是一个昙花一现，但它对我来说却是很难忘的一个时期。当
时任阆中师范支书兼校长的是王世璜，在党内组织生活时，出了这样
一道题考党员：“是党管宪法呢，还是宪法管党？”只举出这一个例
子，即可见当时思想解放之状态。

☆２、一些杂忆

命运，即指一生的遭遇，这既由大的社会环境所左右，也包含众多的
偶然际遇，对此而言，幸福只是奇迹，不幸才是常规。

听来的故事：阆中师范学校是50年代建成的一所老中师，我去的时侯
刚刚结束文革的浩劫，文革的遗迹处处可见，文革的故事广为传说，
兹举几件：

老校长王世璜文革中靠边站，长期安排打钟，每天打几次钟，可他每
天工资约四元，这样算来每响一次钟声竟值上了几角，每听见一次钟
响，大家就说声：“又是两角！”，当时一个社员每个工才合一角八
分呢！

历史教员闫习昭，黄浦11期毕业，曾参加国民党，各种政治运动中均
是“老运动员”了，文革时发工资竟象从事地下工作那样得秘密进
行，有一次由他小儿子闫五偷偷去领了工资，正向家走，在河坝被造
反派抓住后，没收了全部钱财。住学习班时，他说了一句“好久没有
吃回锅肉了”，竟挨了一次狠斗，回锅就是重来，重来就是复辟，说
此话就是想国民党复辟。要他交待出最重的罪行，他说了很多都不够
重大，只好说“我想杀人”，群众欢呼阶级斗争的新胜利，追问“你
想杀谁？”他答“我想杀毛主席”，这更引起了全场惊呼，冷静下来
才发觉他在乱说，再追问要说具体可行的，他又说“我想杀校长王世
璜”，问他目的何在？他答“我好当校长”，尽人皆知，这仍然是不
可能地，实属乱说。我去时，他仍在图书室管图书。

数学教员李瑞臣，因政历问题进学习班，一日观别人下象棋在旁边说
了一句“红棋要输”，当晚开大会要他交待新的罪行，斗了一夜也不
知犯了何事，最后才有人提醒说：“你为什么说红旗要败！”后来落
实政策补发工资时，要先补发当了政协委员的，他去问刘学官：“你
是怎么当上政协委员的？我也想当一天政协委员”，原来各级政协委
员都是由中共各级党名曰协商批准实为指定的，这一做法一直保持到
今天。我去阆师时，他已退休。

语文教员刘学官，上课解释“家天下”时，举例子说汉时皇帝姓刘，
就是刘家的天下，于是便说他想当皇帝，这就是大罪了，成了牛鬼蛇
神，成天低着头度日，有一天上班前在校门口又上了革委会主任王Ｘ
Ｘ，王喊了一声：“刘学官！”刘连忙立正低头检查自己有什么不
对，总觉得没有做错什么，急得满头大汗，他以为要骂他迟到了，连
看了几次手表，才慑慑地说“我是赶上了的呀”，这时王说：“赶上
了就有理了吗？”“赶上了就有理了吗？？”“赶上了就有理了
吗？？？”真狠狠地训了一场。我去阆师时，他还当工会副主席，和
我一起首批评为讲师。

就是这个王主任，原是县检察院院长，当年在阆中师范当革委会主任
时，与驻校工宣队长李（女）关系不正常，有关绯闻不少，80年代初
恢复县人大时，阆师数学教员王描江当了县人大常委，开会时讨论委
任这位王主任再任县检察院院长，王描江在常委会上一一揭露了王主
任当年在阆师的事，任命几次讨论虽都没有通过，但王主任仍当着代
检察长，等到有一次王描江因出外未能到会时，突然来一个讨论通过
了。

“9．13”事件后教员们去听传达文件，县上派的干部李玉顺在会上
读文件时，把“草菅人命”读成了“草菅人命”，在下面听的人中，
有一个小声地提醒说：“是草菅人命，不是草菅人命”，李听见后，
稍停片刻，便大骂道：“无怪乎你们这些叫臭老九，连读一个字都是
酸溜溜的，什么要读菅，不读管，……”把臭老九反复大骂一通，那
时一开会干部一上台就是骂人：“自己是啥娃子，自己知道”，“自
己的小名叫什么，自己还不知道”？“要把尾巴夹起来！还要夹紧
些！

这个时代是过去了，但似乎又没有完全过去。

孩子们的欢乐天地：1978年冬天，我到阆中师范去时，嘉松正在附小
上五年级，雪梅上三年级，常能到师范山上来玩耍，有时我在操场边
的音乐教室上大课，他们偷偷地在门外做着鬼脸，引得坐在第一排的
同学悄悄发笑，待我发觉时，跋脚就跑，童年真可爱啊，性特别是每
年“6．1”儿童节阆中师范都要组织大型的与儿童联欢活，全校是儿
童欢乐的海洋，各班都有游戏活动，孩子们也早颁着与他们的实习老
师见面，每到这一天，我们的两个孩子与他们的堂弟妹嘉梅和益民，
四个孩子一块上师范山有玩又有吃，该有多高兴啊！

79年冬天儿子跌成重伤：1979年初冬儿子嘉松正读小学六年级时，星
期六下午放学后和小朋友们在毛家巷东头一个堆放着条石的空处玩
耍，不慎从石条上跌下，痛得直哭一时起不来了，小朋友们早都吓跑
了，后来县医院一个工作人员从这儿经过，发现后连忙把他抱到医
院，并通知了我们，当我们赶到医院时，孩子身上还背着书包，躺在
地上不能动，直喊着痛，住院检查，为右股骨颈骨折，需用钢钉内固
定，当时县医院没有童用钢钉，只好用车送到成都市川医附院，住外
儿科病房，腿上拉着牵引，仰睡着读从大姑那借来的《李自成》，不
时从床头代中摸一个红桔来吃，他住院后当妈妈的又得赶回阆中照顾
雪梅，只留下我在医院伴着，为了节省伙食费，我常常只是买个烧并
充饥，孩子跌伤后，岳母还给了200元，在成都的大姑、二姑、三舅
爷都来看望，送了钱和东西，在医疗上又多承他么姑父赵元全大力关
照，约半月多作了钢针固定后，打上石膏，她妈妈又赶到成都来，我
们一道把孩子乘火车经广元转汽车才回阆中，在家养了三个月，取了
石匠膏后，才去上学，后来取了钢钉，经一个时期的锻炼，才慢慢恢
复正常，1980年秋天开始在东风中学上初中，一、二年级时又上个班
主任刘义凯是一位“左兄”，用成见主观看儿童，常罚孩子不许进教
室，当时左风还甚烈，仅举一例，一位姓郑的女教师上地理课时，在
黑板上画了一个台湾省地图，问学生们：“这象个什么？”学生中有
回答说象树叶，有回答说象鞋底，……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孩
子脱口说象尿泡，引起了大笑，该教竟然骂这位学生是流氓。三年级
时转到阆中中学，学习大有进步，参加全校数学竞赛得了第三名，常
常是第一个把作业做完，就得到允许出教室去玩。1983年初中毕业后
又到东风中学上高中，1986年夏高中毕业，考大学没有预选上，只好
复习。雪梅是1982年在东风中学上初中的，1985年又开始在该校上高
中，她在班上表现好、守纪律，班主任总要她经常去汇报（背地检
举）同学们的情况，她就是从来不这样做。

关于两位张老师：79年拨乱反正后阆中中学给文革中已死的张夔石老
师补开追悼会，会上他大女儿张克刚老师的发言稿都要先送有关领导
审查，会场横幅上还不能写“张夔石同志”，要写成“张夔石先
生”，李瑞臣送付花圈，偏偏要写上“同志”二字，但却只能放在背
处。79年冬张克刚老师还正热情高涨地上着课，同时还努力学着集合
论，与好友菜松商议，待退休后还想上一次北京呢，就患了癌症，百
般治疗无效，于80年6月逝世，终年56岁，学校举行了盛大的追悼
会，我代表教研组在会上作了感人的悼念发言，表达了我们的衰思。

81年夏天大水淹了家园：1981年7月初学期刚结束，连降数日暴雨嘉
陵江水猛涨，开始在黄桷树脚，后来涨上了沙河街，有人搬家了，我
们住的院子还有人搬来，这是常见的水位，很快河水上了机房街，这
已是很少见的，大约还是1956年到达过的水位，老百姓们纷纷拥来看
水，我们街门外十分热闹，大雨仍然下着，黄昏时水位还在沙河街，
半夜已到了我们院子门口，估计该会停止上涨吧，我们忐忑不安地刚
睡下，一阵大雨，一股大水冲进屋子了，孩子们叫了起来，我们连忙
收拾东西冒雨外逃，一家四口先逃到马王庙街四弟家，立即大水又涌
到这街门口了，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河水，我们又从后门再逃，四弟
背着东西抱着孩子拉着弟媳，子华也牵着弟媳，嘉松已13岁了，背着
东西涉着水还牵着妈妈呢，我背着雪梅，就这一行七人冒着雨涉水向
高处阆中师范山逃，到山脚下东风中学门口时，公路边水沟已通了大
江，公路已淹断了，当地驻军出动了许多战士站在水中，搀扶群众，
我们暂住在教研室过夜，次日回家一看，大水已将家淹了一米五深，
这沿江一带从来都是住的穷家小户，百姓们的家园就这样在毫不知
情、毫无防备的情形下被大水冲毁，这时当地政府在作什么？为什么
毫无水情预报？这样的问题，百姓们还不敢问呢。这个暑假期我们就
住在阆师的学生宿舍，一间房四张双层单人床，刚好我们全家四口各
用一个下床，上床用来放东西，对面一间就暂作了厨房，住在放了假
的学校里，地方这么宽敞。不大懂事的孩子们还感到很好玩呢，对于
我俩来说，水退后便每天回老家去清理淤泥，修复破损的房屋、家
具，每天疲惫不已，同事张伯宇笑我说：“你真比冉．阿让还冉．阿
让啊！”累了一个暑假，开学前才搬回原家，学校里青年教师马凯还
带了学生来帮忙。

82年地区现场会：南充地区教育局在阆师召开了教改现场会，对学校
近几年教改的成绩作了全面总结与肯定，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就
象农民迎来了秋收一样。

83年乔迁新居：82年学校开始修建第一幢教职工宿舍，这也是全县第
一次给教师修住房，我被派为校方代表监理工程，到83年春完工，我
家分到了三单元三楼一套住房，于是便离开了居住达11年之久的管星
街，这时嘉松在阆中中学上初三，雪梅在东风中学上初一，从地面刚
好上39级台阶就到了家门口，进门是一个小客厅兼饭厅，旁边是小厨
房，主要仍是用蜂窝煤，后来县上给县团以上干部配液化气时，我家
也配了一个，厨房外通阳台到厕所，虽是一个干厕，但可端水进去洗
澡，只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大间住我俩，再放张小床女儿住，小间
就是儿子住，一家人住了新居十分高兴，一直到86年底，我们在这儿
住了三年多。

第一次“上公堂”：还是儿时看见过戏台上大老爷审案的场面，后来
也只是在小说或电影里知道了现代法庭，从没有亲历过实况，为了子
华那一件冤案的申诉，从1977年开始就与号称“人民”的法院打上了
交道，渐渐使我感受到它有多么不公与多么不讲道理，1983年受母亲
的委托全权代她上了一次法庭，记述如下：当时阆中落实房改政策，
归还非法占有的私房，我家50年代初原住自有的上华2号，前面开铺
面后面住家，铺面为三人合伙的联益茶店，经理初为我父亲，后为杨
利清，公私合营后商店属于县糖业烟酒公司副食品店，后由于扩大业
务动员我们支持，我们便把后面住房也让给商店使用场，而搬到李家
去住。现在理应归还我们的住房，这时父亲已死，由我母亲出面提出
向县糖业烟酒公司要房屋，弟弟们代表母亲多次交涉无结果，才告到
阆中县人民法院，1983年开庭审理此案，母亲因病托我代为出庭，地
点在东街县法院临街的审判厅，公开审理，自由旁听，对方找来了公
私合营时任联益茶店经理的杨利清与原商店店员马玉生为证人，这两
人当时都是对方工作人员了。由我方起诉后，对方发言说该房已在公
私合营时投资了，我方指出公私合营时我家还在该房居住，并未投
资，有当时居民委员证明，并挂有“光荣军属”牌子，对方说：是由
我父亲投资的，我方要求提出我父亲投资的依据，对方提出说有杨利
清了签字，我方问杨利清有什么权可以处理我家私产？对方说杨利清
是联益茶店经理，我方指出联益茶店经理只能代表联益茶店，而无权
代表并不属于联益茶店的我家私有住房，当场证人杨利清无言以对
时，法庭就宣布“休庭！”，我们的人民法庭就是这样“公正司法”
的，我当场提出抗议，不允许发言，只同意我把意见写入庭审记录，
当时我即写了满满七、八页，早已过了下班时间才离开法院。从此再
也没有开庭审理过此案了，后来听说作了调解处理，由对方补了一点
钱给弟弟们，详情我也不知了。这时期我也为子华那一件冤案的申诉
（详见后面所述），我真想去报考一个律师去与这些不讲道理了法官
们论论理。

83年学校被评为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先进单位：我们每个教职
工都得到了一枚全国教育工会发的“为人师表”纪念章。

84年母亲病故前时的风波：1984年母亲生病在家，我们也常去看望
的，有一次去时，恰遇三弟也在那儿，坐了一会之后，他离开时突然
对我吩咐说：明天该你来守了。我想这是什么时侯在什么地点有什么
人参加商议的呢？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况且当时母亲一直与四弟
住在一起，家里还有一个小保姆，当时病情也还远没有达到需要24小
时看护。我没有理会这突然的吩咐。第二天也正好要上课，过了一天
又才去看望母亲，病情基本稳定，又过了一些日子，成都两个姐姐及
二弟回来看望母亲，我们知道后也去了，次日我因有课没去，特由子
华上市去买了鲜鱼送去，又过一天，突然他们三人不知听到什么言
语，连问也不问一声，便跑到师范学校我的住房下面，大骂了一场，
骂劳改犯之类的话。我一言不发，我只深深感到这是文革遗风再现，
我生性软弱，最怕吵骂，对任何人我只能与他说理，绝不与之吵架，
久而久之竟成了习惯。我寻找一切机会想与之坐下来说说，可他们竟
无任人来与我见见面。而我不能去看母亲，因为在病中的母亲面前他
们再一闹骂，使母亲病情加重后，正好又是我的罪行了。从此，我不
去看母亲，他们也从不来告诉我母亲病情及治疗情况，却一次次只向
亲友宣传说我如何不孝，竟然到母亲病故时也不来通知我一声，却四
处张贴讣告，甚至贴到师范学校来了，意欲何为呢？他们竟象文革中
那样四处宣传我的罪过，听说还把病中的母亲作遗言录音，以备斗争
我时使用，母亲病重时，我还时时惦记着，请她能理解我为什么不能
来，盼她好起来，现在母亲一死，我更没什么必要去吵架了，母亲死
后处理后事、安葬、遗产处理等等从无人告诉过我，从来也没有把我
当作这家庭的一员，什么事也从没有要我知道过，更不说听我的意
见，我也从不过问，（只有一件事，就是父亲死时，只有我与四弟去
世料理，他们近在咫尺，也不露面，他们这样并不算不孝），从此也
就自然断了往来，我当时也作过许多努力详细写过信给大姐……，这
样一个大家庭，承袭了封建家庭传统，解放后一次一次，太政治化
了，这就是悲剧的根源。

退职费购洗衣机：子华的冤案长期申诉不得解决，我又再要求调走，
阆师为了留人，83年便同意安排子华到校办厂干活，只希望我就会留
下来，并停止申诉，我们一方面表示感谢，也接受了去校办厂干活，
但并不放弃申诉，所以到年终校办厂活也完了，84年初又只能回城关
橡胶厂，但这时橡胶厂一天一天订不到货，没有多少活做，到了秋
天，我们只好在橡胶厂办了退职，用200多元退职费买了一台新乐单
缸洗衣机，这是我们家第一件大点的家用电器。到85年1月县上正式
安排子华到阆中师范工作，想以此使我们停止申诉，可我们没有停止
申诉。直到8年9月26日得到了平反为止。

全家出去旅游：85年子华已在阆中师范工作，我又被借调到省教厅师
范处编教材，这年暑假利用师范处在都江堰市开会之便，我们全家被
邀到那儿去世旅游，临走时托对门住的任杰家代为照看家里，我们放
心地外出，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外出，这时嘉松刚巧17岁，雪梅不到
15岁，正是快乐的年月，到了灌县住在高级的柳河宾馆，看了南桥、
离堆公园，晚上有录像看，然后又过索桥去了二王庙，最后是爬青城
山，一层层上到了山顶，回到成都后，又去游了武侯祠，回阆中时先
乘火车到广元，四个人在车上玩薄克、吃大西瓜，多么开心的日子
啊！回阆中后不久，秋天，子华又得到了盼望和奋争了24年的平反决
定书，她拿回这通知时，我刚巧那天从成都回来，两个孩子见到后，
欢乐地都跳了起来。这真是家庭的永远难忘快乐。这快乐真来之不易
啊！这年冬天我用编写教材的稿费在成都从朋友处购回了一台16寸福
日采电，我家才开始有电视机，全家又有多么高兴啊！

☆３、生存的抗争

在任何一种封建专制下，老百姓要稍有一点觉醒，争取作为一个公民
而生活实在不易，必须努力与封建势力抗争，与苦难抗争，这抗争的
一生就是百姓们生活的一生，这里集中记述这段时间两件中心事；

第一件，为彻底揭露一件重大的人为陷害冤案，掀掉强加给她的罪名
而抗争。

前面第四章已提到过她刚参加工作时由于偶然无意中看到了当权者一
件不光彩的小事，当权者便利用封建特权成功地制造一件假案陷害了
她，详见第四章末所附《一份材料（上）》，五年冤狱她坚强地挺过
来了，1965年回家后又面临社会的歧视，与封建势力的卫道士的种种
加害，婚后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是一日三餐，还要养孩子，
加之文革的动荡，更没有条件弄清是非，1976年秋打到四人帮后，特
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就开始提出申诉，历经了1977～1985长
达九年的抗争：

１、两年初试（77年～78年），先是一次次上访，交书面申诉，利用
　　出差到南充上访地区法院，利用孩子跌伤上成都治疗上访省高级
　　法院，都毫无任何回音。
２、一年集中密集申诉（78年冬天～79年），成天忙完了工作，把孩
　　子哄睡了，一夜夜认真手写，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再一封封
　　上交，我们费了千辛万苦，交上去之后，也许连看也不看就丢了
　　呢，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次又一次向各级法院，各级政
　　府，各级人大，各级党委，各级党报，各种法制报，天天写，月
　　月写，实在不行了，便找来钢板刻写，为了方便在家自印。只能
　　刻在一张蜡纸上，这样字又太小，省法院老院长年纪大，字小了
　　更看不见，后来才托到在阆中师范学校任打字员的任杰的帮助，
　　把申诉材料打印出来〔详见前附《一份材料（上）》及后附《一
　　份材料（下）》中“一”、“二”），这就方便到处发送了，这
　　样次数多了（约100多次，每次我们在上面编上次数号码），才
　　得到阆中法院97年6月的一个应付式地回答，不仅不认真处理，
　　反而用驳回来加以压制。
３、冲破阻挠再次坚持申诉三年（80年～82年），经多次不断申诉，
　　在上面多次检查落实政策的压力下，阆中法院82年10月又作了一
　　次口头回答，但仍不讲道理地坚持错误不改〔详见后附《一份
　　材料（下）》中“三”〕。
４、顶住压力再再次坚持申诉两年（83～84年），阆中师范学校为解
　　决困难，于83年安排贺子华到学校校办厂做了一年临时工，到年
　　底见我们仍坚持申诉不放，便没有继续这临时工了，到84年底县
　　上出面，县人大才公开表示了同情与欠意，并决定从85年1月起
　　正式安排招工贺子华到阆中师范学校工作，但仍不承认错误并不
　　改判〔详见后附《一份材料（下）》中“四”〕。
５、最后一年坚持斗争（85年），不断向各级各处广泛反映、申诉，
　　并附印好的详细材料，终于在1985年9月26日得到了平反。〔详
　　见后附《一份材料（下）》中“五”〕然而在封建专制条件下，
　　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公平解决的〔详见后附《一份材料（下）》
　　中“六”〕。

这些当时印存的材料，还有一些没有用完，除了给一些亲友看过，还
给作家张贤亮、北大教授钱理群、南京友人刘鹤守、昆明友人车仲英
等人看过，现在我原封不动地把它附在后面：

　　见书后附录中的《一份材料》。

子华案件平反后她便回到阆中邮电局恢复工作，离开阆中师范校时还
开了欢送会，她终于又穿上了醒目的、光荣的邮电服装工作在阆中邮
局营业大厅，这正当阆中闹市区，引起了社会轰动，冤案的彻底平
反，还上了《四川法制报》（1985年11月6日总第50期），知情人士
都纷纷叫好，亲朋好友都来祝贺……，可是阆中邮局当时独掌大权的
王“左”局长，表面热情欢迎，暗中搞歧视、搞小刁难，特别是关于
工资级别，中共阆中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以〔85〕23号批文，批复阆
中邮电局：“同意恢复贺子华工作，其工龄错误处理期间及这以前一
律连续计算，工资按川委信〔83〕645号文件，定为工人四级，由你
局向上浮动一级，……从改判之日起执行。1985年11月19日发”。局
长王怀友拒不执行“向上浮动一级”，经县委组织部杨部长亲自前去
说服，仍以要听地区局批为借口不执行，条块分割，政令不通，老百
姓办事真难啊！偏偏当时无端整百姓时，后来拒绝复查时，竟那么配
合一致！所以我们也不愿在此久呆，从85年10月到86年12月刚好一年
多，我们便调到德阳了。再附两篇今（2002）年5月自撰的短杂文于
后：

　　百字杂文58《大赦与平反》

　　记忆犹新的拨乱反正就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这前者能否做
　　得彻底，就看后者是否认真。所谓平反就是指将原来反错了的
　　“反”加以“抚平”。怎么平呢，一般就是撤去当时的决定与处
　　分，宣布恢复原有状态。这样做虽然有点类似于大赦，但应有根
　　本上的不同，因为大赦是肯定有罪，仅是加以赦免而已，有点象
　　摘帽那样，其意是说当时处理是对的，现在取消处理也是对的，
　　领导总是对的；而平反首先要承认当时是反错了，改正也是要承
　　认当时是划错了。若不认真，只要说声错就行了，还得再三给领
　　导致谢，谢主龙恩，吾皇万岁，母亲打错了儿子没关系，这平反
　　或改正也就等于是大赦。若要认真，这样自然就要问：错了应怎
　　么办？宣布恢复原有状态，事实上这原有状态绝大部分都是不可
　　能恢复的，因为时光永远不会倒流，于是便要问：（1）受害应
　　不应该获得赔偿？（2）责任人应不应该受到追究？要回答这两
　　个问题，就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基于领导与被领导都是平等
　　的观点，对上述两个问题就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另一种基于领导
　　与被领导不是平等的观点，领导者就有天然特权，对上述两个问
　　题就会作出否定的回答。反过来看，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
　　或否定，就看出这平反是否认真，就看出拨乱反正是否彻底，也
　　就反映出是哪种基本观点。

　　百字杂文59《平反与落实政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把平反叫做落实政策，甚至竟以后者代替了前
　　者使用。这落实政策四字，原意是讲去实现政策所规定的事，为
　　什么要落实呢，因为原来规定的没有实现。把平反叫做落实政
　　策，其一层意思就是说，按政策原就“不应该反”，反了并不是
　　政策有错，只不过是“不应该反”的政策没有落实而已，现在只
　　要落实就行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说，平反中有许多具体规定，要
　　有分寸地实现。这就不存在对当年对与错的讨论与责任的追究
　　了。这样讲也使大家明白，被落实政策的人与事，就有一些恩赐
　　与照顾的味道，就不那么理直，也不那么气壮，似乎要矮人一
　　等，因而，要知趣一点啊，不是早就说过“帽子是拿在（由领导
　　代表的）群众手上的”吗？

第二件，关于我的工作调动一事。

前面叙述过，我是1978年11月到阆中师范学校去的，紧接着重1979年
1月西师就对我发来改正错划的决定，同时派了数学系人事干部邹治
平专程来阆中，商调我回西师任教。作为我来说我当然同意，并希望
回西师任教，继续实现我读书时的愿望，可是阆中师范学校与阆中文
教局都不同意放人。

那时的人事制度还是，人员均属于所在单位，一个人在两个单位之间
调动，如果这两个单位不是直接上下级关系，则必须采用商调：其步
骤是；（1）由双方单位，提出的一方按干部管理权限经所管部门同
意后向另一方发商调函，对方若不同意则不能进行了，若按干部管理
权限经所管部门同意后则发同意函；（2）将该员人事档案由调出方
发给调入方，调入方审挡后，若不同意则退回档案，此事作罢工，若
同意则按干部管理权限经所管部门批准后发正式调函：（3）调出方
接函后，给该员发介绍信，该员持此信去报到、起薪。阆中不同意放
人，当然就不行了。

不久，重庆42中学校也派了杨副校长专程来阆中，也希望我回该校任
教，自然，阆中也不同意放人。

西南民族学院院长老红军干部张文成是阆中人，该院数理系主任郑克
明与我是当年西师同学，1979年冬邀请我去试上了高等代数课后，也
发来商调函，自然，阆中仍是不同意放人。

南充师范学院也发来商调函，阆中还是不同意放人。

我多方反映，当时阆中师范79、80级都是招高中毕业生，办兼作初中
教师的专业班，要开高等数学课，所以不愿放人，后来81、82、83级
虽仍是招高中毕业生，但不分专业，面向小学，已不开高数课了，才
同意放人，另一方面，西师要人是属于落实政策，因为我毕业时已定
留校，是因为错划才离开西师的，所以于81年夏才发档案到西师。

前面已讲过，我于63年从重庆回到阆中，便没有了工作，后来是从街
道个体参加修缮社的，这时初建了工人档案，78年到阆师时只转去了
这个工人档案，当时阆中师范向重庆42中及西师发函都没有找到我以
前的档案，原来63年从重庆转到阆中时，阆中一直没有人管，后来才
把档案放到公安派出所，一放15年，没人过问，阆中师范费了多方努
力后才在城关公安派出所找到此档案，但其中已写为“极右分子”，
原57年在西师只说是“右派分子”并作四类处理的，不知是何处、何
时加上这“极右分子”的，本人竟全然不知，这种终身不给本人见面
的秘密人事档案制度，不知暗中杀伤了多少好人啊！

这种从西师79年1月发商调节函两年半之后到81年夏才发回档案，这
时西大量落实政策工作高潮已过，入城指标已完，我一家四口要调到
重庆，又要等批指标下来才行，又只有等待了。到重庆或成都都有同
样的入户口问题，后来南充师范学院得知后，康纪全院长又亲到阆中
来相邀，他说到南充的户口问题要好解决一些，经我同意他们又从西
师去要了我的档案。

一方面等解决户口问题，另一方面我又决不愿意一个人先调，因为子
华的案件申诉一事，还毫无结果，我还必须在阆中，以我的社会地位
及坚持努力，迫使他们受理，比较起来，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件大事，
要调动必须是全家四口一起调动。所以我一方面抓案件申诉，一方面
抓全家调动。85年我利用被借调到省教育厅师范处主持编写教材之
机，上南充地区教育局找向阳局长，又找省师范处，这才知道，原来
从81年我评为讲师之后，当时讲师是按县团级管理，所以我的调动要
地区有关部门批，另外，四川省教育系统分高教与普教两家，前者属
省高教局管，后者属省教育厅管，阆中师范自然属于后者，这两者之
间争夺人力很凶，都不会经易放人给对方，又什么办法呢，反正我们
早已轮为了没有主权的工具，不论是属于某单位或多或是属于某系
统，鸣呼！这就是我辈的命运，跑了不少部门，写了许多信，拖到86
年春省师范处终于同意我调入高教，但只能是普教系统管的高教，也
就是只能去全省的教育学院，而要去省教育学院，又涉及全家的户口
入成都，要快，就只能选各地区的教育学院了，这时有几家教育学院
都欢迎我去，考虑到当时德阳初建地级市，发展很快，又离成都最
近，所以我在同学刘积全的介绍下联系了德阳，一联系便妥，他们急
着等人上课，同时答应一起调子华到教育学院，全家户口一起迁。

我于1986年11月起从阆中师范学校调到德阳教育学院，子华于1986年
12月起从阆中邮电局调到德阳教育学院。1987年1月2日我和嘉松随一
辆运行里的大汽车经南部、盐亭、三台、中江一天即到德阳，当晚即
住入准备好的新家，德阳市西城小区三幢202号。子华等着雪梅学期
考试完后，于几日后从阆中到广元再转火车到德阳的。

告别了住了三年半的阆师教师新舍，告别了工作了八年付出了艰苦努
力也获得了荣和赞扬的阆中师范学校，告别了24年前在那儿受害，24
年后终于得到平反又回到那里扬眉吐气地工作了一年多的阆中邮电
局，告别了我们在风雨中生存和奋斗了半生的故土，告别了亲人、朋
友和曾经整过我们、害过我们、用我们的牺牲来上爬了的人们，从此
离开了阆中。告别了美丽的嘉陵江。

　　未来又会是如何呢？不讲道理地坚持错误不改〔详见后附《一份
　　材料（下）》中“三”〕。
４、顶住压力再再次坚持申诉两年（83～84年），阆中师范学校为解
　　决困难，于83年安排贺子华到学校校办厂做了一年临时工，到年
　　底见我们仍坚持申诉不放，便没有继续这临时工了，到84年底县
　　上出面，县人大才公开表示了同情与欠意，并决定从85年1月起
　　正式安排招工贺子华到阆中师范学校工作，但仍不承认错误并不
　　改判〔详见后附《一份材料（下）》中“四”〕。
５、最后一年坚持斗争（85年），不断向各级各处广泛反映、申诉，
　　并附印好的详细材料，终于在1985年9月26日得到了平反。〔详
　　见后附《一份材料（下）》中“五”〕然而在封建专制条件下，
　　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公平解决的〔详见后附《一份材料（下）》
　　中“六”〕。

这些当时印存的材料，还有一些没有用完，除了给一些亲友看过，还
给作家张贤亮、北大教授钱理群、南京友人刘鹤守、昆明友人车仲英
等人看过，现在我原封不动地把它附在后面：

　　见书后附录中的《一份材料》。

子华案件平反后她便回到阆中邮电局恢复工作，离开阆中师范校时还
开了欢送会，她终于又穿上了醒目的、光荣的邮电服装工作在阆中邮
局营业大厅，这正当阆中闹市区，引起了社会轰动，冤案的彻底平
反，还上了《四川法制报》（1985年11月6日总第50期），知情人士
都纷纷叫好，亲朋好友都来祝贺……，可是阆中邮局当时独掌大权的
王“左”局长，表面热情欢迎，暗中搞歧视、搞小刁难，特别是关于
工资级别，中共阆中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以〔85〕23号批文，批复阆
中邮电局：“同意恢复贺子华工作，其工龄错误处理期间及这以前一
律连续计算，工资按川委信〔83〕645号文件，定为工人四级，由你
局向上浮动一级，……从改判之日起执行。1985年11月19日发”。局
长王怀友拒不执行“向上浮动一级”，经县委组织部杨部长亲自前去
说服，仍以要听地区局批为借口不执行，条块分割，政令不通，老百
姓办事真难啊！偏偏当时无端整百姓时，后来拒绝复查时，竟那么配
合一致！所以我们也不愿在此久呆，从85年10月到86年12月刚好一年
多，我们便调到德阳了。再附两篇今（2002）年5月自撰的短杂文于
后：

　　百字杂文58《大赦与平反》

　　记忆犹新的拨乱反正就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这前者能否做
　　得彻底，就看后者是否认真。所谓平反就是指将原来反错了的
　　“反”加以“抚平”。怎么平呢，一般就是撤去当时的决定与处
　　分，宣布恢复原有状态。这样做虽然有点类似于大赦，但应有根
　　本上的不同，因为大赦是肯定有罪，仅是加以赦免而已，有点象
　　摘帽那样，其意是说当时处理是对的，现在取消处理也是对的，
　　领导总是对的；而平反首先要承认当时是反错了，改正也是要承
　　认当时是划错了。若不认真，只要说声错就行了，还得再三给领
　　导致谢，谢主龙恩，吾皇万岁，母亲打错了儿子没关系，这平反
　　或改正也就等于是大赦。若要认真，这样自然就要问：错了应怎
　　么办？宣布恢复原有状态，事实上这原有状态绝大部分都是不可
　　能恢复的，因为时光永远不会倒流，于是便要问：（1）受害应
　　不应该获得赔偿？（2）责任人应不应该受到追究？要回答这两
　　个问题，就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基于领导与被领导都是平等
　　的观点，对上述两个问题就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另一种基于领导
　　与被领导不是平等的观点，领导者就有天然特权，对上述两个问
　　题就会作出否定的回答。反过来看，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
　　或否定，就看出这平反是否认真，就看出拨乱反正是否彻底，也
　　就反映出是哪种基本观点。

　　百字杂文59《平反与落实政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把平反叫做落实政策，甚至竟以后者代替了前
　　者使用。这落实政策四字，原意是讲去实现政策所规定的事，为
　　什么要落实呢，因为原来规定的没有实现。把平反叫做落实政
　　策，其一层意思就是说，按政策原就“不应该反”，反了并不是
　　政策有错，只不过是“不应该反”的政策没有落实而已，现在只
　　要落实就行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说，平反中有许多具体规定，要
　　有分寸地实现。这就不存在对当年对与错的讨论与责任的追究
　　了。这样讲也使大家明白，被落实政策的人与事，就有一些恩赐
　　与照顾的味道，就不那么理直，也不那么气壮，似乎要矮人一
　　等，因而，要知趣一点啊，不是早就说过“帽子是拿在（由领导
　　代表的）群众手上的”吗？

┌────────────────────────────┐
│　本章记述从1987年1月（50岁零四月）举家迁居德阳开始到1　│
│　997年4月（60.5岁）我在德阳教育学院退休为止的十年又三　│
│　个月的生活。　　　　　　　　　　　　　　　　　　　　　│
│　　　　　　　　　　　　　　　　　　　　　　　　　　　　│
│　从我们这个家来说，是从1985年9月25日开始才完全结束了 　│
│　被歧视的“另册”生存状态，开始了正常的生活，象一对刚　│
│　成家立业的夫妇那样，全身心地开始了生活与事业，但这已　│
│　是迟到了几近整整30年啊，（我是1957年8月大学毕业的， 　│
│　这一切都本该从那时就开始的呀），本章就是写这迟到的岁　│
│　月。　　　　　　　　　　　　　　　　　　　　　　　　　│
└────────────────────────────┘

本节记述初到德阳教育学院的三年半，即从1987年初到1990年秋。从
打到四人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来开创了一个邓小平、胡耀邦为
代表的新时代，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解放思想的势头很短暂。一切并不
是人们所希望的那样。

☆１、真没想到

前一章已经写到了，虽然是拨乱反正落实了政策，但却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才到得了德阳教育学院。只说是到了这儿，一个新建的急需教师
的高等学校，会有很多工作可做，会使失去的时光得到些许补偿，经
过努力总会成就一点事业的，抱着这样的希望携家带子来到了德阳。

德阳市是一个1984年才新组建的地级市，辖原绵阳地区的德阳县、绵
竹县、中江县与温江地区的广汉县、什邡县，这些县从来还没有高等
学校，建市后1985年才申办组建德阳教育学院，采取边组建边招生的
办法，1985年秋即以都江教育学院名义招生，这是以培训在职初中教
师为目标的大学专科级别的成人高等学校，在平地上新建，领导班子
与教师大多从中学调来，也有个别从高校回德阳原籍的人。所以既谈
不上学术，也没有什么教学理念，大学不象大学，中学不象中学，不
是机关却蛮象一个机关，一切机构都只是一个形式，管理水平只当一
个农村生产队，一切由队长好恶说了算，等级森严，行政机构多而且
全，三至四个正副院长，下设院办公室与党委办公室，各有办公室主
任与工作人员，另有工会办公室、人事处、治保处、学生工作处、财
务处、总务处、教务处、图书馆、函授部、科研处等待一应俱全，还
有各系系主任，教职工总共只120多人，处长级可有十多人，教师与
行政人员一样多，我在该校的十多年，不仅从没有一次校内学术活
动，甚至连一次教研会也没开过，极少几次公开听课也是应付一下，
从没当真过。开始招收在职初中教师完成专科学历教育，采用三年制
函授，中间脱产一年，后来则三年全为函授，想当然的自学环节，也
等于虚设，全靠集中面授，但课时已压缩，内容大大缩减，尚无消化
时间，质量很难保证。个别专业曾招过高中毕业的脱产专科（数学招
过一届），学习要认真一些。后来生源没有了，除了应付点在职的继
续教育任务，便转向市场招财务、法律、计算机、广告、旅游、文秘
等大、中专以等度日。我去后在数学科（系），任过数函85～92级的
高等几何课，数专87级的解析几何、高等几何、初等代数、数学思维
学等课，数函93级数学分折课，数函92～95级数学教育学、数学教育
讲座、数学史等课。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学校”，这样一个“高等学府”。

我是从1986年11月起在德阳教育学院起薪的，而真正到校是1987年元
月2日，这天我与嘉松一道随一辆运送着重们家俱行李的大货车，从
阆中出发经南部、盐亭、三台、中江到德阳，那时从中江到德阳的路
还是土路，常常是只铺着石子没有路面，颠簸得十分厉害，把车上装
的竹席子等都簸丢了，到后便分到西小区三幢202号住，这一住就到
现在已是整整16年了。子华与雪梅是等到学期考试完后1月9日才来
的。这住宅当然比阆中大些、好些，这时学校还在修建中，院长是由
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敬正枢兼任，实际上一切由党委书记青仲璜负
责，这是一位长期作行政领导的老干部，副院长池培之是西师62年物
理系毕业的从德阳中学副校长调来，具体管理学校，另一副院长陈积
才是西师政教系毕业，毕业后长期在什邡一工厂作党委书记，没有一
个是学术人，教务主任徐代燊，原是绵竹中学教导主任，没有一个是
办过大学的人。

当然以上这些认识是在到这所所谓的德阳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之后，
漫漫地从实践中才一点一点认识到的，还是从初来时回忆起吧：

两件小事：到校第一天遇到的就是来了住何处，告之住西小区三幢Ｙ
式楼202号，这是临臭水沟边的空房，我去一看同一幢三楼、四楼均
有几套空房，但回答说那是给教授们留的。历来是：先来的为大后来
的做小，我在该处一住就到现在。后来也没有来什么教授，这些三
楼、四楼的几套空房都换给了领导的红人们住，没有一家是教授。第
二件事是到校报到后先到人事处，后到教务处，再去数学科，被安排
上高等几何课，此课无人上，正等来人，然后到总务处领了一把椅
子，至于桌子要等几天，等了几天后才通知我叫我到五楼去拿桌子，
我一个人怎能搬得动一张大木桌呢，我只说待我能搬时再来拿吧，一
直到退休，我也没有用过学校办公桌，更无办公室，可是所有行政人
员连清洁工、花工都有办公室及办公桌的。

孩子的读书：嘉松是86年夏在阆中东风中学高中毕业的，秋天又在该
校读复习班，87年1月来德阳后又到德阳高中读复习班，暑假后考入
成都电信技校，89年暑假毕业后分回德阳电信局工作。雪梅87年1月
来德阳前在阆中东风中学已读完高中一上，到德阳后转学87年春应从
高中一下读起，当时德阳高中以它是重点中学不接受从一般中学来的
转学，德阳二中又以种种借口不答应，其实就是由于我们人地生疏，
不会走后门，靠市教育局，便只能转到德阳三中，（这是一所从民办
小学转为公办小学，建市后才转为初中，这一年86年又才由市教育局
直属刚扩为完中，87年春还只有高一，教学质量极差，高考升学率为
零，当时我们那知道这些呢），高中毕业后，招工也停了，只能做零
工，到工商银行作了代办员，后来考到城市中心信用社，再转入德阳
市商业银行。87年春天4月7日雪梅回阆中去把外婆接到德阳来玩，这
是她老人家第一次坐了火车呢，短短三个月后，她厚要回不可，只好
由嘉松在7月10日又送她回了阆中，此后每年我们都要轮换着回阆中
去看她，直到她92年元月去世。

☆２、晋升副教授

我是1987年1月到校的，教员有少部分是从高校来的，其中只有一个
是从农学院来的学土壤的副教授，其他几位都是讲师，大部分是从中
师或中学来的，有几位是讲师，多数为中学教员，在这种情形下，就
是个讲师职称也是不多的，还享受格外体检，当时似乎还保留着“讲
师相当于县团级”吧，当年冬天学院进行职称评定工作，我参加了俄
语考试，通过了，最初我并不打算申请副教授，认为自己条件还不
够，后来看到许多条件更差的都申报了副教授，我才急忙申报，那知
领导要按亲疏内定，最初并不报我，我询问时一会儿回答说我提交的
材料（我在省教厅编的中师用教材“算术理论”）是小学内容，一会
儿又说专家审定未通过，我问专家的具体意见时，回答说专家认为解
联立方程组不应先讲例子再讲原理（其实为什么不能呢！），我说我
送的材料是“算术理论”其中根本没有解联立方程组的内容，才说是
把材料送错了，但我要求看一看专家审阅意见时，却数次推诿，口头
答应但就不给看，后来便派另一个主任来叫我马上再提供一份箸作，
要立即报上去。不久被告之我亦定为副教授，工资从第一次定的人同
时补起，我第一次领教了这“黑箱操作”。

☆３、她的工作安排

学院等着我来上课，86年就多次摧我到校，86年冬我和子华一起来校
看看，校方说就算报了到，11月我就起了工资，12月子华就起了工资
（而且把阆中邮局不认的那一级工资也加上了），我是87年1月2日才
到，子华是1月10日才到，这种“求贤若渴”的表现真令人感动，来
之前再三承诺对子华的工作“一定妥当安排”，来后就安排作收发守
电话，一共两人，但另一个人是位不认字的清洁工，实际她一人作收
发，没人代替，这是全院唯一的没有星期日也没有寒暑假的。我们再
三反映不理，只好暂时做，后来见我们善良好欺，还要加上守大门的
工作（后来她不作这个工作后，没有安排到另外任何正式职工做。十
多年来只好请临时工来做，要同时请三个临时工，直到现在），我们
再三表示不同意后，院方就请个临时工来做，叫子华等待，等了一些
时候，突然安排去卖饭票，这个工作原是由一个解决征用了土地后农
转非的作伙食团出纳的农民工兼任的，我们提出与这年青一些的农民
工对换一下都不行，甚至还专门召开院办、人事、工会各方面到场院
的联席会，把我俩叫去强迫我们接受安排。我俩多次提出要一起离开
这里，后来考虑到两个孩子的读书才没有走。子华的工作是从保管员
处一一清点领来饭菜票，开具出库单，向学员发售后，将粮票与钱即
时交出纳员取得收据。每天下午课外活动、工会活动等都不能参加，
连假节日常常也不能休息。可到了寒暑假加班有钱时，这卖票就轮不
到她了。同时还不许她做帐，会计也不算帐与对帐。甚至有一次给了
她800元菜票不开出库单，后来她去交款八百元时也不给收据，还说
这样做是某人说了的，她坚持按制度办事，闹到院长处虽然解决了，
但却又因此得罪了包括院长在内的一邦人，这个工作她就一直做了四
年（从1978年到1981年12月止），这期间伙食团换了五任会计，互相
也从不交接，也无一任清理过售菜饭票的帐目，到她退休交工作后，
再三下令“清她的帐”，一个会计查后向主任报告说她多交了四千多
元，主任回答说不要告诉她！一个会计又说她差了几千元，又多次下
令再查到底！查了十年也没有结果，原来根本没有可靠的帐目，若我
们自己没有根据的话，这时就只有按他们说的数赔钱了！原来当初再
三不准她写帐就是这个目的啊！幸好我们把四年来的出库单与交款收
据一一保存好了的并装订成册，凭据一算最多只差约300元（占总售
票金额约50万元的万分之六，以四年时间计平均每天差两角多钱），
我向院长说，只要他们算出帐与此原始单据符合，我们一定认帐。可
查了十年也拿不出帐来。记此一事不仅可以看出这些领导对一普通工
人的态度还可以看出这个学校的管理水平如何。

☆４、数学教育文摘

我还在阆中师范工作时，从通信中就结认了山东潍坊教育学院的薛茂
芳，那时他主编一份月报《数学教学文摘》，开始我给他投稿，后来
他又聘我作特约通讯员，这是一个孜孜不倦搞数学教育的人,我到德
阳后又推荐学校邀请他在昆明参加全国高师数学教育学术年会后来德
阳学术交流，想不到这还是德阳教育学院数学系空前绝后的唯一一次
这样的学术活动呢，后来他又编著《中国数学教育人名辞典》，我们
在上海、西安两次会面，他的月报后改名为《数学教育文摘》，为刊
号难弄，到92年停办了，他又在自己的家乡山东寿光候镇搞起民办的
“候镇数学教育研究所”（我还被聘为研究员），并搞了华丰企业来
作经费支持，接待了中、美、日三国数学教育会在他那儿开，还用联
办的形式支持天津师大的全国唯一一家《数学教育学报》，后来我在
这儿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详见后附录二。

☆５、所谓的学术会

上高几课后，结合教学我写了一篇论文“高几课与师范性”，先到万
县在全省教育学院几何学术会上交流，后又被全国高校几何学研究会
选中，1988年6月应邀到昆明云南师大参加学术研讨会。全国高校分
学科轮流在各校举行备课经验交流会，会上分大会或小组发言，写成
的论文在会上散发，会后还写个什么记要，也有的还搞成什么学会，
选出什么理事等等。仿此，全省教育学院也在省内这样搞，这就是当
时所谓的学术会，开始时还认真一些，主要在认真交流，只有少量时
间在附近参观一下，收点不多的会务费，主办单位还要贴点钱来办，
后来就越来越假了，开会只是个虚名，以玩为主，主办单位也借此敛
财，与会者吃了玩了还拿纪念品，主办者赚了钱，一律由参会者拿回
原单位报销，能否报销，当然由头儿说了算，这一切经费都被列入了
学术开支。

这样的学术会我参加过一些，我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有认真的
论文与准备，而且以开会为主，开完会就回，例如89年到上海师大开
会，我是第一次到上海却并没有多玩一天，仅管这样开会的费用回校
来却不给报销，同时学校的许多与领导好的人员专门安排国内国外到
处游玩，都是列入世行贷款报销了的，这问题反映到市长处，指示了
学校解决后，学校至今还是不报。我后来参加西师组织的九义教材编
写，又到西师作访问学者后，很多学术活动都是由西师报销，应邀专
门去作过一些学术报告时则由对方报销的，我参加过的这类活动详见
后附录1。

☆６、数学思维学

在阆中师范学校时除了写一些短文、编写一些补充教材外，一个篇幅
较大的就是写了约十万字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从希尔伯特公理基
础上展开的证明体系”，当时曾印发给几个级的学生，到德阳后由于
上高几课，又印发给几个级的学生用，这算是我的第一本专著。第二
本就是到德阳结合教学研究，我以为从本质上说“数学是锻炼思维的
体操”，从这个角度来综合地组织数学，我发表了一些论文，并编写
了十万字的《数学思维学讲义》在97级的师专班与函授班开了这个选
修课，这算是我的第二本专著。第三本就是《数学与育人》91年在西
师作访问学者时编著的。

☆７、写初等数论

1988年我应四川师大几位朋友邀约，参与编写了全国高师西南片区协
作使用的《初等数学复习与研究──初等代数》教材，我分工写了第
二章《整除性理论与同余》，实际上是写了一部初等数论，还配编了
一套习题。由四川师大出版。作为高师正式教材使用。我以为这个教
材以篇幅少而内容充实并有启发性为特色。

☆８、学习科学

1988年我收到关于征集学习方面的论文，一读方知还有《学习科学》
一门，于是写了关于论数学的学习，送去后居然被邀出席了在成都地
质学院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学习科学研讨会，会后又成立了四川省学习
科学研究会，我还被列为理事，不仅各地方有学习科学研究会，各系
统有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全国中学学习科学研究会，全国职工
学习科学研究会等等，还一一召开学术研讨会，出文集、办刊物，在
杭州办《学论》杂志，在香港出版《中国学习科学人物综览》（92年
初版、95年再版），在太原编《学习科学大辞典》（98年出版），四
川出版了《学习科学入门》（90年出版），我应邀写了一些文章，也
就被收入其中，杭州还成立了全国职工学习科学研究会与ＩＳ学习科
学研究所（属于中国管理科学院，我也被聘为研究员），我的论文还
曾获“中国学习科学学会1987～1995全国学习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三等
奖”（北京大学1995-08）。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虽然学习却实也是人
类一项重要的活动，但是有必要作为一项专门的科学分支吗？有必要
搞这么多学会、专著、来研究吗？说穿了是有一邦人想出名（以为这
方面随便讲些，便成为学者、专家了，又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有一邦人想赚钱，有一邦人又想出名又想赚钱，这些人我就不说名字
了，所以我也就慢慢从疏远到完全退出了。

☆９、德阳的民盟

来德阳后把民盟关系转到德阳，这里民盟市委为新建，得以结识主委
任乾元，他原在广汉师范建德阳市后调来任党外副市长，此人工作认
真负责，很能关心知识分子，是他介绍我认识盟省委的汪义诚（后任
盟省委主委，曾多次来德阳）与后调德阳教育学院任副院长的林国定
（也是学数学的原在广汉师范，曾出国支教，来院任副院长期曾作了
许多努力抓教学与科研，后受排挤而去），在盟内还结认了一位老前
辈王朝华，早年曾参加过新四军的抗日老战士，早年入盟，德阳人，
解放初期任过德阳县公安局长，正直忠诚，57年划为右派，落实政策
后在区文化馆，后在区政协，离休后热情不减，对歪风邪气疾恶如
仇，不幸的是任乾元91年病故，后上来的几任主委、委员，包括办事
员都是当官来做，从不接近盟员，并且又大量拉一些关系户入盟，盟
的结构与性能大变，对外是花瓶与工具，对内是上升的一个渠道，德
阳纪念民盟成立60周年活动，祝酒时我与几位老盟友举杯时，只能共
祝这个名字还保留了60年，参加盟的活动也不过老朋友一起饮一杯
茶。

☆10、参加编写（内地版）《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数学》

1989年应主编陈重穆老师之邀参加编写（内地版）《九年制义务教育
初中数学》，当时提倡一纲多本，陈重穆老师在他的“以方程为纲，
以元为序”的思想指导下，以曾编过的新教材基础上，带领全体编
委，省教委与西南师大全力合作，一面编写一面在广汉、洪雅、叙
永、仁寿、江北五县试用，效果明显，后又扩大到云南、贵州、海南
三省一些县试用，我在几何、代数中写了一些章节，同时写了一些阅
读教材、补充教材，教师用书等，还多方奔波到基层去指导试用，听
取意见，整个工作历时四年多才得以完成。因为出版利益分配问题，
后来还是只好由人民出版社统一出版。其中采取了我们许多可取的编
写。

☆11、设法开始新的一页

就这样仅管自己努力，但却万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客观现实，使人想
做点事却如此困难，这个学校也奇怪，数学专业，先是设科，只招过
一届师专班，从85级到92级每年只能招一个函授班多则100多点，后
七、八十人，再后五、六十人到三、四十人，93、94招不够一班，到
95级又才招一个班，后来便没有了生源，而名称却从科变成了系，教
师就这几个，每人只上那一门或两门课，他不上另外的课也不要别人
上他这一门课，互不相干，我来后就上高几课，另外开点选讲课，后
来有校外来检查听课了，我又上空间解折几何，没有人上时我又上初
等代数、数学分折、数学教育学、数学史与现代数学教育讲座等。

89年春天北京发生了学潮，波及全国，德阳也不例外，那时有师专
生，也举行了支援北京学生反官倒的游行，到市政府门外表态，这天
我按时到教室上课，发现没有学生后才向校方报告后回家休息，那时
天天都通过电视关心着北京绝食学生的命运，6月4日中午正在老同学
廖玉仙家看望生病的莫中培时突然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军警开枪镇压手
无寸铁的学生了。我们无言。

那时只有暑假期才上高几，平时无课，我联系好了到凉山大学应聘，
去向管教学的副院长陈积才说明时，他公然答复，若我外面去上课学
校就停发工资，但我没课时在家休息、备课，学校都是工资照发，这
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办法，我只好作罢。实在无事，于是我申请到西南
师大作国内访问学者，这是由国家教委西南地区高等师范院校师资培
训中心举办的，招收副教授的高层次相当于博士后的进修，指导教师
是陈重穆老师，我向国家教委西南地区高等师范院校师资培训中心提
出申请后，得到了批准，再向学院提出，自然不能不同意，但对于按
国家规定应当由学院交纳的1,000元培训管理费用，学院只交500元，
要我自己交500元，在当时以及与此前后所有出去到国内外进修的教
师其培训管理费用无论多少都是由学院全额报销，我这个自交一半是
绝无仅有的一个，仅管如此，我还是于1990年9月到了西南师大，开
始了新的一页。

本节记述从1990年秋到1997年3月底退休为止的七年。

☆１、西师访学一年

40周年校庆：我于1990年9月18日到西师报到，这年10月12日就正好
是40周年校庆日，举行盛大的活动，表面上十分热闹，出版了许多宣
传品，举行一系列学术活动与展出，不外乎都是歌颂在党的领导下40
年来的“光辉成就”，校友回来均免费食宿，至于其中的挫折、失误
甚至对文化教育的破坏行径就不提罢了，向来是“隐恶扬善”，根深
蒂固的政治挂帅、官本主义更是体现得十分明显，请柬按级别分红、
绿、黄三色，正式活动处处按级别排座次。这里记一个小故事：本校
在南充师范学院工作的校友很多，大约有两、三百人，他们集资赠建
了母校一座纪念碑，碑的正面却是李铁映署名提字“纪念西南师大建
校40周年”，出资人南师校友的名字反而在背面，对此一些南师校友
见后说：应该让李铁映也出点钱吧！出版了一本校史稿，同样以宣扬
党的领导成绩为主，对反右与文革时期的胡作非为均一带而过，有一
位校友在系上召开的坐谈会上对此问道：“该书中说50年代中，全校
有正教授70多位，其中不少著名学者，也是该书说到文革后复校时只
有正教授20多人。明显地差了这么多，到哪儿去了呢？没有半句话交
待。”这样的校庆，我们班上只回去了四人张洪德、胡秉阳、秦承俊
和我，张洪德毕业后就一直在南师工作，其妻胡秉阳在南充二中，他
们两是常回西师的，秦承俊和我都是毕业前被打为右派的，我57年毕
业离校后20多年的苦难生涯，一想起西师就难以言表，这里虽有我值
得怀念的青春，虽有我值得怀念的老师和同学，但这儿却也是埋葬我
青春春期和理想的墓地，是我一生中苦难的发源地。从57年离校到这
时的33年间我也有两次回校，一次是1985年5月，当时我从阆中师范
借调到省教厅编中师数学教材，其间出席在万县召开的全国24省市小
学数学教育研讨会，我和刘积全从成都乘飞机到重庆，下飞机后赶到
北碚住宿，住下后已是晚上了，两人又从水岚涯摸着夜路上西师，探
着熟悉而又陌生的石级上下，摸到四新村李孝传老师家，对我们的夜
访老先生十分高兴，谈到打倒四人邦后的兴奋，老先生还拿出了重庆
市人民政府给他颁发的任参事的聘书呢，谈及他响应号召写信给在台
湾的老友动员他们回来看看时，老先生还给我们读了他老朋友的一首
回诗，可惜我当时不能笔记，早已记不得该诗原文，只记得大意是
说，飞出去的鸟儿怎么不想回巢呢，多次在空中盘旋啊，怎耐树也砍
了、窝也操了，何处才是家呀！谈得真忘了时间，我们互换眼色想告
辞也不好启齿，到我们回住处时，电梯早关了，只得一步一步爬上九
楼，次日我便进城乘船到万县去了。另一次是1988年8月在西师开初
中数学教材编写会，我去参加了，这是自57年后第一次白天回西师，
看到了伫立在校园正中的塑像，对它当时我们是何等地敬仰啊！现在
看了，不自主地就联想到“血腥的暴君”这几个字，会上当然见到了
多次通信的陈重穆老师、王秀泉老师，不仅还是当年那么亲切，甚至
比当年更亲切了，历经苦难之后更多了内心的共呜，会议休息时我与
罗介玲一起还专去民主村看望了严栋开老师，还是当年那间木楼老房
子，还是一床旧篾席上用竹杆衬着蚊帐，饭桌上罩着吃剩的咸菜，俨
然一个老农家舍，老先生则满头银发，赤着上身摇着一把老蒲扇，见
我们到来格外高兴地健谈。这次校庆在校史展览厅不期见到了教育系
的教过我们心理学的李长河老师，在二食堂又不期与汪欧老师相见，
都格外地苍老了，当年的许多老师绝大部分都已见不到了，只有一些
老房子还在，我们住的杏园宿舍还在，但环境已不是那么幽静，我们
上课的第七教学楼早已拆了，重修了一幢大的第七教学楼，当然面目
全非，我们四人又到办公楼前草坪与当年常去的凉亭寻梦，故地依然
在,心情永难回。我们班为什么回去的人那么少呢？一方面固然是年
代久了，人也老了，另一方面更因为是右派不愿回，左派不敢回，当
年无中生有的阶级斗争，左派踩着右派的血肉荣升30余年，而今又怎
能面对呢？我们四个也是碰巧，张洪德夫妻是随南师校友集体来的，
我是正在这儿作访学，秦承俊是我专函相约而来，他肯发言，在校友
坐谈会上，他竟一一数列了当年班上划的十个右派，如今事实证明个
个都是优秀人才，有两人入了党，还是先进党支书，有两人是特级教
师，有四人是优秀教师，有六人是高级教师等等，我的感受就慢慢地
凝聚成11年后写成的一篇文章《必须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全文见
第三章末所附。

访学的生活：我于1990年9月18日到西师师资科报到，分住学术交流
中心201室，我就在这儿住了一年，同室还有首都师大地理系来的奚
为民，202室住有山西师大地理系来的毕润臣与天水师专来的何安
乐，203室住女生有重庆师专来的黎前修还空一个后来住进一个从重
庆某企业来进修日语的女生。奚为民和毕润臣是校长钟章成带的植物
生态学研究的访问学者，我和黎前修是前任校长陈重穆带的代数学研
究的访问学者，何安乐是政治系苏天辅带的逻辑学研究的进修学者。
当时西南师大只有钟章成与陈重穆有资格招收属于博士后进修的国内
访问学者。是当时师资进修的最高层次，属于国家教委西南地区高等
师范院校师资培训中心举办。学制一年,我们几个人研究课题虽不尽
相同，可生活却成天在一起，每天晚饭后都要去散步，分“大、中、
小”循环走上一圈，然后回到宿舍进入每天的主要工作时间，每当周
末晚餐就相约出去找个清静价廉的小馆子吃上一台，晚上一起吹牛，
一边煮咖啡一边高谈阔论，谈各自见闻，更多是谈学术断层问题，也
开些玩笑，过得十分开心，可惜时间太短，真永远留念这一年的愉快
时光。

访学的研究工作：这一年的学习与工作确实很忙碌，时间抓得很紧，
跑了很多地方，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我的工作大致可分三个方面：

Ａ、学习与研究有限群论。陈先生每周二上午大约9～11时，给我们
　　两人讲一次课，内容是他的专著《内外∑群》，他着重讲思想，
　　把我们带到学术前沿，作者自己讲授自己的倾心之著，这对我启
　　发很大，课后做习题，搞研究，然后撰写论文。我考虑到在一个
　　群或半群中运算的交换律当然并不一定成立，但是对这个群的特
　　定元素来说，例如单位元，它就自然对任意元皆可交换，任意元
　　与其逆元可换，除这两种情形外还有没有可换元呢？经过研究发
　　现，如果没有的话，则此群必与S3同构，这样就得到了S3的一个
　　刻划，再把这个问题深化下去，若一个群之元仅与其幂可换，则
　　在有限群时，这样的群只可能是什么类型；在无限群时，这样的
　　群又会是什么类型。最后形成了一篇论文：以《S3的一个特征性
　　质》为题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6卷三期（1991年
　　9月）正式发表，这也算一个小小成果吧。
Ｂ、重新认识数学与研究数学教育。从57年毕业后教了数学，此后社
　　会大动荡，读书无用论几起几落，我个人又在社会的风雨中历尽
　　沧桑，从78年冬又走上数学教学工作起，我就严肃地思考：究竟
　　数学教育是什么？为了什么？写了一些文章。后来反复思考了一
　　句名言：“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我以为数学除实用价值
　　外，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思维价值，所以我又研究了思维科
　　学，到87年在德阳教育学院时编著了十万字的《数学思维学讲
　　义》，在全国首开此课。山东的《数学教学文摘》于1988年4月
　　还为此发了思维数学思维专号，90年2月我在北京《潜科学》发
　　了专文，这个讲义我曾寄给陈先生审阅，陈先生一一作了笔批，
　　这次我又重新思考，必须重新认识数学，首先数学除实用外，它
　　属于一种文化现象，91年5月我又在《西南师大成人教育》发了
　　《数学的文化价值》一文，首次提出了数学的五大特点的论断，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后来才有发表在《数学教育学报》（天津）
　　的专论，在此基础上研究数学教育更有发表在《山东教育》上的
　　论数学教育的价值，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说法（该刊1996年7、8月
　　号）等一系列论著，在这期间，我写下了十多万字的专著：《数
　　学与育人》1991年5月访学结束前用电脑打印了100册，此书我也
　　曾准备交付正式出版，联系了几处都要交钱，所以就一直搁下来
　　了。
Ｃ、参加编著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数学（内地版）教材的工作及
　　有关数学教育的一些学术活动。在这方面花了许多时间，写稿、
　　审稿，经常参加研讨，两次到达县新华印刷厂校稿子（1991年11
　　月与12月），到乐山参加省数学会学术年会（1991年12月1～5
　　日），到西安参加全国高师数学教育学术年会，我应邀在大会上
　　作了关于数学的五大特点的报告（1991年6月1日），到贵州省余
　　庆参加了初中数学（内地版）教材的试用研讨会（90年11月10～
　　12日），参加了21世纪中国数学发展展望会（1991年5月22～25
　　日），参加了系上教研室举行的学术报告会，参加了学校举办的
　　数学教法进修班的讲学等等，其间还去过北泉、南泉、缙云山、
　　大竹石刻游，获知岳母住院子华返阆后，我还回过阆中一次（91
　　年4月14～15日）。一回来便投入研究与写作，一年来真是够忙
　　碌了。

访学期间还住了一次医院1991个的元旦节，我在西师过的，早上出去
有一点冷，正好又上一个卖腊梅花的,买了两束腊梅，分别送到王秀
泉老师家与陈重穆老师家，让这严冬的纯香把祝福带给两位年高的老
师。元月2日系里举办的数学教法进修班开学，我起床晚了一点，食
堂的早餐已过，只好从后校门口买来两块发糕冲杯奶粉忙忙吃下后就
向系上赶去，刚坐下来不一会就感到腹痛，喝了一杯热茶仍然不行，
一会儿疼痛加剧，忙叫来救护车送到校医院，取了点药回到宿舍服后
仍不行，下午疼痛难忍，再送到九人民医院，诊断为急性胰腺炎，立
即住院，输液禁食，系上四年级的同学分班轮流照顾，下了几次病危
通知，子华在德阳闻讯后就昏倒了，学院派了科主任甘树庸来，嘉松
与雪梅也来了，采取保守治疗，经十天输液输血，有了好转，专门请
了一个人照看，雪梅也留在这儿，碰巧张建怡表姐在这儿任护士长，
她也多多关照，到24日可以出院了，回西师后又休息了两天，26日雪
梅陪我回到了德阳。总又一次大难不死。回来后休息了两月，到4月2
日又才重返西师，继续完成访学工作。一直又忙碌到6月底才结束，7
月5日才回到德阳。

在我的一生中，这一年最忙碌，收获也最大。

☆２、有趣的际又

从1991年秋访学结束后，回到德阳本有许多事要做，可遇到的环境却
十分有趣：许多事是意想不到的，可反复一想又是可以想见的，例如
忌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可以想见的，但具体的一些事却又
是万想不到的，例如水平之低，也可想见，但具体到一些事也是想不
到的，所以我叫做“有趣的际又”，兹记几件小事于后：

Ａ、进修管理费

前面已提到过这次进修一年，按国家规定应当由学院交纳的1,000元
培训管理费用，学院只交500元，要我自己交500元，在当时以及与此
前后所有出去到国内外进修的教师其培训管理费用无论多少都是由学
院全额报销，我这个自交一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对此，校方只说是
“经领导研究决定”这就不再须要任何理由了，就是当局对我这个唯
一的高层次进修的无言的忌妒，实乃“武大郎开店”也，我回来说我
只好从我参编教材的稿费中支付了，当时主持工作的一把手青仲璜书
记说：“这也是勤工俭学嘛！”下一任当政时，我又把此事反映给时
兼任院长的德阳市长米斌，转到学院处理时，我去找到何定楷书记
时，叫我去找原办此事的陈副院长，陈听后，竟毫不讲理地说：“向
市里反映了又怎样？还不是要转到我这里，放在我这抽屉里的”随手
把抽屉拉了一点，又说：“我不办就是不办！”我听这么一讲，转身
便走出去向诉何书记，对这样不讲道理的人。早已失去了领导资格，
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可讲了。

Ｂ、汇报全泡汤

我回校后当时来了一位分管教学与数学系的副院长林国定，是北师大
数学系毕业的，正直认真，是一位好教师与好院长，他了解到教师们
出去进修的情形后，多次计划在校内举办一些进修回来的交流、汇报
学术活动，这本是一件大好事，经数年努力终究没有搞成。其实我在
这儿15年了，这个学校不说学术活动，就连一次教研会也没有开过。
全泡汤了。

３、科研评奖与学术委员

为了做面子与摆架子，大约是91年学校成立了科研处，从无科研经
费，也无科研项目。在这以前办起一个院刊，创刊号每篇文章署名前
都加上官衔与职称，洋洋一个“官员名录”，我的文章当然不会用
了，我就只好在校外去发了，这种情形多了，到建院十周年时出专
号，才发个《我院教师著作名录》以作补救，后来改名为学报，正副
院长当然全作正副主编与编委，不过始终没有拿到正式刊号。学院里
的许多副教授就是在这上面刊登一篇什么经验或发言也就算论文过关
了，后来为了适应市里中小学评职称需要发论文，便轮流由各校出资
办专版，得以长期内部发行地办下去，我系一位张副教授在上面发了
一篇论文，解矩阵方程的办法，我随手一翻正是当时学生正用着的数
学教科书上的全同，这怎么能作论文发呢，这发行出去会多丢人呀，
我将此事告诉了领导，传开后大大少了有关人员的面子，特别是分别
得了稿费与审稿费的这位张副教授与陈学术委员，他俩竟因此记恨我
一辈子。为了做面子每年还要评什么科研成果奖，这也是全按领导意
图行事，发个奖证及150、100、80元，我每年都交去一篇，说不过去
总是一、二等奖吧，我也不在意它，有一次我送了篇用英文发表的
《Transformation gaup and Geometry》评审时说都看不懂，要我写
个中文提纲。所谓学术委员会就是一个专业出一个人，我们暂不论这
个人在他那个专业内水平如何，这样的组成，开起会来讨论任何学术
问题都是外行点大多数，全听同专业那一个人的，表决结果更不可
信，当然唯一的好处就是，正好实现“听领导的”这一原则。

Ｄ、举手定先进

学校每年还要搞年终考评，各部门要评出优秀、称职与不称职，其中
优秀有分配的名额限制，不管怎样要表决通过，我们系开会时，有人
就提出我们就轮流当吧。对这一办法我在职代会上大会发言时，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我举例说：“如果某部门有甲、乙、丙三人，论工作
每年都是甲最好，可乙、丙两人约定：每又单数年份两人均给乙投
票，每又双数年份两人均给丙投票，这样甲就永远不会是优秀了，请
问人事处长，对此应怎样说呢？”引起了全场掌声。对这些互相串通
搞投票，领导也当视而不见，几年来我真有些生气了，记得到96年
终，我采取了拒绝参加系里开会，直接把总结送院党委，弄得无法，
后来系主任王某把票送到家里来，要我随便填一张，这样突然说评了
我为系上唯一一名优秀，真有趣。

Ｅ、任课的趣事

我来院后就发现，这些教师任一门课就只上这一门课，似乎是不会上
别的课或怕麻烦不愿上别的课，他也不许别人上他上的这门课，就这
样固步自封地一年年过来，都是在唱独角戏，所以也没有任何教研活
动。我来后便上高几从87级一直上到92级，为减轻负担在师专停开高
几为止。教务处主任了解了我对数学教育有一些研究活动后几次计划
安排我上教材教法课都未能实现，原因仅在于现在正上该课的先生除
此课外就不能上其它课了，我就只好上一些自设选修课。数学分折由
于课时较多，一直由三个人上，后来退休一人，其它两人便叫负担
重，竟安排不下去，我主动提出上数学分折课，虽只上了一届，但备
课、自学指导、全部题解，样样没有少。我上课的门数最多，对外学
术交流也最多，都江教育学院来验收听课时也是听我的课，这样也引
起同行不满。后来师专的生源日渐少了，要开办其它专业，我又带头
上会计课，组织全校来听课，反映很好，想不到竟上出了名，还在校
外兼课，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工业会计、商业会计、银行会计、
审计学等等我都上过，这更加引起一些自己又不努力又不愿别人超过
他的人不满，这种人到处都有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当权者若多少也有
这种心态时就更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只有我自己知道，开这些课，
我是付出了认真的读书与学习的。

Ｆ、命题趣闻

这所学校是在忙乱中拼凑而成的各学科开始称为“组”，头儿叫“组
长”，后来叫“科”,头儿叫“科主任”，再后叫为“系”,头儿就叫
“系主任”了，名称是越来越大，实际却越来越小，教师与学生都越
来越少。这个头儿呢，是谁先来谁当，就象小说中写的当年上山落草
那样。数学组（科、系）开始头儿是Ｇ，此人学问虽不及任副职的
Ｚ，因为他是唯一刚入党的党员，当然任正职。后来Ｇ要退休了，由
谁接任呢？从绵阳一中学来的连高中课也上不好只好教初中的Ｗ，开
始去接触某人参加民进，想谋个出头，数年未果，后转而争取入党，
成为组内除Ｇ外唯一党员，Ｇ退休后，自然是Ｗ当头了，他一直上概
率与解几课，骗外行说他在搞模糊数学，后来买了个书号在电子科在
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打开解几何题的钥匙》，专为一个题目，去弄一
些定理、公式，解题时代入公式即得多简便啊，这些粗制滥造的东
西，只能骗外行的领导与群众，认为他出了“书”，有“专著”，好
不风光，我在《凉山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文：《数学知多少满园花
与草》，就是指明批评此书的，后来他以此“专著”两次申报晋升职
称，省上都未通过。Ｗ任系主任后好不得意，92年推行中学教师文化
达标统一考试，我院办考前辅导班，数学专业有平行的三个班，由三
个教师分班同上解折几何，其中刚好有我与Ｗ，考试时同题，大家轮
流命题，交系主任阅后，送省上批定。第一次由Ｗ命题，他给我看
后，便报上去了。备考上复习课时Ｗ竟在课堂上把题目给他班的学生
讲，学员给我说此事时，我还不相信，不许学生乱讲，后来有学员混
进去听后才知却有此事。第二次由我命题，我写好后先送给Ｗ审，他
看后说没有意见，便交教务处报走了，到考试时我发现竟没有一道题
是我原命的题，就是这套考题，错误百出，临时改不胜改，在试场考
不下去了，这才清问，Ｗ说是省上审查时改了，我想总不致于把我出
的原题全改了吧，教务处经办人刘某说；原来送上去的根本不是我命
的那套题，因为正要发送前，Ｗ以系主任的资格来命令把要送走的题
换为他拿来的一套题。这样大的失误，也就不了了之，堂堂一个高等
学校竟会发生如此笑话。记此一小事，以窥一斑。

☆３、晋升正教授

学院从1985年开办以来，还没有过正教授。到1993年冬天人事处通
知，所有现职为副教授的可以提出晋升。我考虑到自己条件还不够，
还在观望，这时（93年11月底）子华又正住院，人事处又来电话问
我，我只好回家写了申请，要拿两件论文，这时象样的只有一件（即
西师学报上91年9月发的《S3的一个特征性质》），另一件实在不好
选，总觉得代表性不够。这一年全院有四、五人（包括一位副院长、
政治专业）申请，并交了材料，材料统一由人事处送到省上的大学去
请专家鉴定，然后由学院决定从中报送两人到省高评委去。这年学院
报了胡某（党员、历史专业）与雷某（中文专业），但省上一个也没
批准。过了一年，又到了1994年11月初，人事处又通知接受申请材
料，这次我除《S3的一个特征性质》外，正好还有刚在天津数学教育
学报Vol.3, No.2上发表的《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这是1993-10，
在中、美、日三国数学教育会议（山东候镇）上交流了的。这一年全
院有四人申请，并交了材料，材料仍统一由人事处送到省上的大学去
请专家鉴定，但拿回来的结论要给本人看，我看后便将其复印了一
份，得知两份意见都是“……可考虑晋升为正教授”。但学院只报了
胡某（党员、历史专业，这是第二次报）与侯某（化学专业），报谁
与不报谁没有理由，完全由领导决定，结果又是省上一个也没批准。
我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不听取本人意见，不征求师生意见，由几个
人（其中多数是外行）来定学术职称，不合理也不合（教师）法，写
信多次向上面（省教委、省民盟、国家教委）反映，甚至把材料直接
寄到省高评委去，当然这一年已无可改变了。再过了一年，到了1995
年11月，人事处再问我时，我回答是：“去年论文都通过了，你们却
无端不报，今年我不申请了”。后来人事处说：“你可不再交材料，
去年的有效，你再重写个申请即可”。我就补了个申请，学院这次先
报了两人胡某（党员、历史专业，这是第三次报）与我，后又补报了
雷某（中文专业，这是第二次报），结果省上批准了这三人晋升为正
教授。这是学院第一次有了正教授，后来这三个人也相继退休了，此
后，年年也在申报，但到今天（2002年冬天）七年了也还没有再晋升
一个正教授。

☆４、儿女成家

要说这十年的生活，家里变化最大的还是儿女长大成人了。

儿子嘉松1987年1月来德阳时才19岁多，在德阳高中复习了半年，参
加高考未中，便考了成都电信技校，89年9月毕业后分回德阳市邮电
局工作，后属于德阳市电信局。1994年“5．1”与刘影结婚，1995年
3月3日生儿子贺逸飞，1995年秋分到了位于火车南站雏鹰巷1号的邮
电局宿舍居住，1997年逸飞上了欢欢幼儿园，2001年秋进了华山路小
学，后他们又迁居文庙广场，1992年春该处拆建，才暂时迁回西小区
与我们同住。

女儿雪梅1987年1月来德阳时刚到17岁，转学到德阳三中读高中，
1989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未中，1990年到工商银行作代办员，91年
又考到城市信用社中心社后转为德阳市商业银行，考取了电大大专毕
业，先后考得了会计师职称，1995年“10．1”与房义忠结婚，迁居
在绵远街人行宿舍住，1998年他们又在陕西馆街自购了泰山公寓商品
房住，1999年10月13日生女儿房牧云。

我们没有流行的那些所谓的“关系”，也不会拉“关系”，所以，儿
女只有靠他们自己去努力了。

☆５、退休前的几次旅游记要

是从1985年我俩相继落实政策后，我们才能考虑出外走走。（在这之
前子华是在橡胶厂时开展销会到南充地区各县走过，排队给孩子们买
点蛋元饼干也是很珍贵的，我则因学习做棱苦土在修缮社时到德阳等
地去过，到阆师后因开会常到南充等地，85年借调省师范处时，全家
四人到都江堰、青城山这算是第一次外出旅游。我也是那时从成都到
万县开会才第一次乘飞机，还游了三峡与小三峡。87年调德阳后为参
加学术会88年6月到过昆明（抽空去过石林等地）、89年到过上海
（抽空参观过宋庆林故居与南京路等）、90年到过贵州（只去过遵
义，在贵阳住过但却没有去黄果树）到乐山开会去看大佛时正又维修
上峨眉山时只到一线天），91年5月到西安开会去过兵马桶，92年到
江油看过太白故里，这些都是忙里偷闲，从没有专门玩过。子华来德
阳后参加学校组织的也到过乐山峨眉、昆明等地。我俩的家庭旅游除
85年到都江堰、青城山外，此后还有几次值得一记（这都在她退休以
后）：

Ａ、三峡游

92年5月31日从成都乘火车到重庆已是深夜，两路口揽车已停，费力
步行上去却不好找旅店，后在一位值勤大娘指引下，在桂花园一家铁
路职工开的小招待所住，我俩包一个有四床位的房间每天才24元，清
静方便，6月1日夜上船游三峡，风光雄伟壮丽，上去游了丰都、白帝
城、屈原祠等地，船过葛洲坝时更为感人，4日到了宜昌,5日正好是
嘉松的生日我们还从宜昌给他发了电报呢，7日下午才回重庆，又住
原处，8日游鹅岭公园、大礼堂，9日游南温泉，下午在家休息，过得
十分甜蜜，10日去枇杷山公园与重庆博物馆，11日游两路口商场，下
午5时从江北机场飞成都，晚上即回德阳。

Ｂ、庐山游

95年我应邀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中国数学名人论数学教育研讨会，正好
与她同行，写信找了成都铁路局局长，才订上票，7月10日到成都住
二姐家，11日上午上火车，12日晚到武昌，住紫阳湖宾馆，这是一家
三星级宾馆，13日打的去游东湖，14日游黄鹤楼，亲见了龟蛇锁大
江，晚上乘船去九江，15日上庐山，真是跃上葱茏四百旋，报到后我
们自找了一个小宾馆住，环境幽雅，16日上午我去开会她在宾馆休
息，中午休息得好，下午我的大会发言，讲了数学的五大特点与数学
教育意义三层次，由于兴奋讲的都是自己的心得，所以十分精彩，受
到热烈欢迎，17日我们参加二线游，到了含鄱口，我们还留了影，后
又爬了五老峰，感受了忽来突去的庐山之雾，18日我也没去开会，俩
人去游了牯岭镇、仙人洞等处，19日下山，看了秀峰又到星子县参观
了白鹿洞，晚上船前在码头买了只瓷汤锅，20日上午船过武汉，21日
上午船过沙市，22日船过巫山，23日船过万县下午到重庆，可惜的是
在船上熟睡时我们的照像机被盗了，连同这次在武汉与庐山照的胶卷
都没有了，晚上在重庆上旅游列车，24日晨即到成都再回德阳。

Ｃ、邛海游

96年我在凉山大学应聘时，她来西昌住了十天，没想到在晚年我们又
回到了初婚时的两人世界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忙着去买早餐，我去上
课后，她就在家整理，我下课回来休息后，我们又一道上食堂吃午
餐，这里食堂午餐的菜很丰富花样多，大家一起用餐说说笑笑也很快
乐，如果我下课较晚时，她早就买好了我们爱吃的菜饭等着，晚饭后
都是到菊花盛开的校园或邛海边去散步，同赏美丽的晚霞，常去临湖
山庄或月亮弯，半日没课，我们步行到几里外的川兴镇去赶集，双休
日（11月9日）我们同游了芦山与邛海，早上乘校车进城，再到芦山
参观凉山彝族展览馆、抗日战争纪念碑，又爬了芦山风景区，因为这
天走得太多了，所以没有爬上山顶，下山后在路边吃了小吃休息后，
又到邛海公园，在公园里我们包了一支小船畅游邛海，碧绿的海水，
倒映着湖光山色，水面宽阔一眼望不到边，空气湿润清新，沿海横
渡，漂了近三个小时才望见对岸的凉大，到岸边时，清澈地可看见湖
底的水草，常可伸手去抓呢，下午5时才在月亮弯上岸，我们就在这
岸边的渔船小店坐了下来，吃上了趁做的邛海鲜鱼，还漫漫地饮了一
杯酒。从月亮弯就步行回校了。

☆６、赴凉山大学

位于西昌市远郊的凉山大学是四川省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响应党中央智
力支边的号召，经由楚图南、费孝通、钱伟长等84位知名人士发起，
应凉山州的邀请，在省州党政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经中央批准成立
的一所普通高校，学校在改革中建立了一个适应国情、校情、独具特
色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即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师全员聘任
制，职工合同聘用制和学生按章合理淘汰、毕业后不包分配，双向选
择就业的办学新体制，中共党委是学校的政治核心。早在1986年，新
华社就以《一所纪律严明校风清新的大学》为题向全国界绍了凉山大
学。此后《人民日报》、《全国政协报》等新闻媒介，乃至香港报刊
也纷纷报道了凉大的办学情况。1988年，学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光荣称号，《四川日报》也把凉大的创办列为
“四川改革十年百件大事”之一，同年胡乔木同志视察学校后题词赞
誉“凉山大学是中国新教育的一面旗帜”。对于这样一所学校，我早
就心向往之。记得1989年初我在德阳教育学院时，当时我只有高几
课，又是函授，只安排在暑假期集中授课，平常空闲较多，我就主动
与凉大联系人，愿去兼课，很快便得到该校教务处樊伟弘复信欢迎我
去，我持此信去向教育学院当局说明时，副院长陈某竟然回答说，没
课也只能在家不能外出兼课，若要外出上课收入就要归公，我就只好
不去了。后来专科不开高几课，我便主动要求改上数学分折课（这也
引起霸着此课为奇货的人的不安与不满），到1996年我已接近退休，
更想多做些工作，便早与凉大联系，8月份得到该校副校长刘松复
信，欢迎我立即到校9月16日报到，我又去学校请假，本来我9月7日
即满60岁，按规定10月份便办退休，但校方认为还有课程需要我上，
并以正教授因工作需要可以延迟退休为由暂不办退休，告诉我说此事
他们已上报省人事厅待批，我同意上课时我可以回来上课后才答应我
去凉大应聘。

我于1996年9月11日从成都乘机到西昌，到了后学校数次专车来接，
热情欢迎，十分周到的安排，我住在教师公寓309号，带卫生间的套
房收拾得干净整齐，生活用具连备课文具都准备得十分周到，校长欧
阳道教授还亲自来看望，教务处主任也登门交谈上课事宜，还送上课
本，同舍住的教师们不管相识或不相识都来招呼问候，这一些看来是
琐事，但却给人以难忘的亲切和温暖，值得一提的这绝不是对哪一个
教师才如此，而是对所有教师都这样，这是凉大的传统，在凉大住长
了，到各处办事，甚至吃饭乘车生活娱乐等等，教师都受到礼让与尊
敬，这是从解放以来在什么学校里都没有看见过的风气了。

我任该校96级机电系与房建系的高等数学课，每周12节（后为十
节），课上得很满意，深受学生欢迎，课余有不少同学到宿舍找我交
谈，其中外系的也有，还有老家阆中来的同学，上课后还有自习辅
导，作业批阅等。96年10月25日又专程回德阳上数学教师骨干班的
课。97年3月25日应西昌师专团委与学生会邀请参加该校文化周作了
一次讲演，题为《论智能开发与数学学习》。

在凉大期间，没有家务事，时间就显得格外多，每天晚饭后都要同同
事们（多为教师，有时也有同学）一起散步，一般是沿着微风吹拂的
邛海岸边的土路，边说笑边走，一直到两公里多外的临湖山庄或月亮
弯，夏日还要在岸边坐下乘凉、唱歌、嬉戏，在校园里有时甚至躺在
草地上玩耍，真是返老还童了。假节日便约起来去邛海划船，去芦山
登高，去莲池公园，去森林公园，参观卫星发射基地，到攀枝花参观
二滩电站建设，甚至远到冕宁去吃喜酒，附近的可玩的地方都跑遍了
（只有一次他们组织去昭觉我因回了德阳没有去成，还有近在只尺的
土林我没有去过）。我在这儿渡过了96年的中秋节，96年10月8日参
观了凉山歌舞团的红披毡之舞演出，学用彝语唱着祝酒歌过了一个彝
族年，97年5月11日夜站在宿舍屋顶目睹了卫星升空，7月1日参加了
庆香港回归的长跑，7月28日参加了彝族火把节的活动，生活真是丰
富多彩。空下来还写了一些诗歌、散文、随笔等文字，将其寄出有的
竟然发表了，这是我生平第一回发表这类文学性文字，都是有感而发
如：《四十周年纪念诗抄》、《冬日晚韵》、《故乡的山花》……等
等。在凉大期间也生过几两次病，其中一次在医务室输液同学张天华
等还来照顾。

仅管如此，每时每刻总惦记着远在德阳的家，特别是假节日和每天半
夜醒来，总是“夜夜长留半被，待君魂梦来归！”一年来每周至少一
封信与至少通一次电话总还感不够，我是96年9月11日到凉大，10月
25日回了一次德阳，11月子华来西昌渡过了愉快的十天，97年元月放
寒假回德阳过春节直到3月8日又才到西昌，4月25日又回德阳过五一
节，6月底又回德阳过“7．1”，到8月26日学年结束。离开前校长与
朋友们再三留我，后来又多次电话想邀，希望我再继续应聘，都一一
挽谢了。就这样我又匆匆离开了凉大，总希望还会再去的，谁知一直
到2003年凉大合并，我也没有如愿再去，所幸在凉大结识了许多永远
的朋友。

☆７、我的退休

我是96年9月7日满60岁，应在10月办退休，学院因上课需要，告诉我
说准备延聘，但要按管理权限上报省人事厅批，后来我就到凉大去
了，到次年4月人事处只告诉子华要了我的身分证复印件去，后来就
给我办了退休，从4月1日就算是退休了，至今也没有告诉过我，我也
没有问，究竟他们上报省人事厅没有？当时我还在凉大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