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统一问题本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其与中国大陆宪政的形成
密切相关，所以拿到上一节讨论过了。那么剩下的全国性的历史遗留
问题还有哪些呢？按照时间顺序来说，最大者有三：即是1957年“反
右运动”、1989年“天安门事件”或“6．4”事件，以及1999年法伦
功的问题。

三个问题是三个“欠账”，解决的关键在于对这三个历史事件的认识
标准。如果还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当然可以找到维持“原判”的理
由，但是如果与时俱进，回归思想大道，超越马克思主义，摒弃马克
思主义在世界观上的唯物主义之绝对主义，在价值观上以人类普遍价
值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统一为标准，在方法上追求和谐，
而不是迷信斗狠惩罚压制，那么以和解的心态解决这三个历史遗留问
题，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当年的“右派”们从被期望成为帮助
党进步的动力因素被变成“挨整”的对象，关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受不了“轮流坐庄”这样的“挑战”，现在想来，如果那时中国大陆
就能先台湾踏上宪政台阶，台湾人民反抗蒋介石政府专制统治的斗争
恐怕早与和大陆统一的运动合流了。历史不允许虚拟，这种假设只是
后人立足于当前的一种感叹。这里发出此叹，只是说明，当时给“右
派”们所定之罪，如今已经成了明显的定罪者之“罪”或“错”了。

今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据2007年3月8日第182期《华夏电子
报》报道，61名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发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中央郑重宣布反右运动违反宪法；要求
给遭受迫害的右派以补偿；同时还要求开放言禁。发起者九人，他们
是，原中共中央党校科技局长教授杜光、原中国社科院高级编审郑海
天、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原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姚仁杰、原山东
大学教授史若平、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燕豚符、原山东大学附中教
师李昌玉、原成都日报的编的辑晓枫、原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任众。公
开信呼吁：

　　１、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总结反右运动的历史
　　　　教训，找出和挖掉产生错误政治运动的根子，用制度来保障
　　　　我国的民主进程。
　　２、中央以适当方式，郑重宣布反右运动是完全违反我国宪法的
　　　　错误的政治运动。不能让我们的共和国史上留下所谓“反右
　　　　是正确的，必要的，缺点是扩大化”这样自欺欺人的历史笑
　　　　柄。
　　３、对于在反右运动中遭受开除公职、强制劳改、家破人亡等摧
　　　　残而至今仍处于困境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在物质上给予必要
　　　　的赔偿，至少使他们能够得到安度晚年的合法权利。

另据《明报》3月12日报道，

　　继山东、北京两地发起“彻底平反右派，要求国家赔偿”签名并
　　上书中共中央的行动后，上海、浙江两地的右派及遗属也在全国
　　“两会”期间发起联署上书，使右派索偿浪潮扩大。著名右派章
　　乃器的儿子章立凡昨日对本报表示，彻底平反右派并赔偿受害
　　者，对执政党有利无弊，而希望时间把那段历史淹没，是愚蠢的
　　想法。

　　据了解，近日在上海有200多名当年右派和右派家属联署，致函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国家对当年的右派正式道歉
　　并给予经济补偿。当中包括1979年右派改正时，中共中央决定
　　“不予改正”的五名著名大右派中彭文应的儿子、陈仁炳的妻子
　　等。

　　另外，浙江省也有近百人联署致函全国人大，要求彻底、全面否
　　定反右斗争，并依法赔偿给反右受害者。他们与日前北京的签名
　　一样，全部是当年右派或反右受害者，年龄多在70岁以上。

　　两地上书的内容与山东、北京等地的上书相同，都是要求中共和
　　全国人大彻底平反右派，并给反右受害者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上海的上书同时倡建反右博物馆，把1957年那段历史透过实物、
　　图片、影音资料、文章、信件等永远保留，以警示子孙后代。
　　〔１〕

邵燕祥指出：“今年，是反右派斗争50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
提出索赔的要求。据说他们写给各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没
有得到答复，这是本来可以预见的。所谓索赔，主要指当年扣发的工
资，还有‘改正’后安排不当以致晚年生活困难等。有的已成燃眉之
急，按说都是应该及时解决的。但为什么说一时不会有象样的结果
呢？因为这一索赔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需要偿还的是经
济债，更是政治债。”〔２〕

1989年“天安门事件”或“6．4”事件到今天已经有18年过去，对这
样一个主要由于当政者处理不当而造成的血案，一直压了18年。现在
每年都会有“天安门母亲”要求平反，据笔者接触的学者圈内人，无
论体制内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知道那是一个
历史大冤案。它因涉及许多鲜活生命的死亡，带给许多相关家庭以灾
难，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心结，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结。1989年
9月由香港记者协会出版的64名香港记者编著的《人民不会忘记──
八九民运实录》一书中，刊出了多幅当时的现场照片。这些照片中最
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当时党政机关，新闻单位参与声援学生的队伍打
出的旗帜。不但北京各大专院校、外省的大专院校参与了，北京市民
参与了，中共中央党校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参与了，《人民日报》社
参与了，就连警察也打着“人民警察爱人民”的横幅，走在了游行队
伍中。那时，以巴金、严家其、包遵信、刘再复、艾青、苏绍智、李
泽厚、郑义等为代表的一千多知识分子联署的《“五．一六”宣
言》，公开表明

　　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民主
　　运动中强烈反对的腐败现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并非仅仅是教
　　育，更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
　　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这不仅吞噬了经济改革的
　　成果，还动摇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党和政府应该汲取深刻
　　教训，切实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
　　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拥有同等的政治
　　地位，都有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自由、民主、法治从来不是被
　　赐予的。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
　　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
　　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３〕

这些主张是不是随着坦克的隆隆压过也被碾碎了，随着那些年轻生命
倒在血泊中也彻底倒下了？没有。在北京，你随便问一个40岁以上的
市民，只要他知道你没有恶意，都会告诉你这件事情被掩盖的“真
相”。你随便问一个4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即使是对执政党和政府采
取的解决手段报一种勉强认同，也顶多会认为是一种“不得已”，而
决没有人会认为是“大快人心”的。对于那些无辜地死去的生命来
说，他们是共和国的一批“冤魂”呀！时间已经过去了18年。18年
来，每年的6月4日都成了北京警力高度紧张的“敏感日”；每年的6
月4日，天安门广场都不得不严加防范，以免出现为这些“冤魂”们
申冤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就这一件事，耗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少可
贵的资源？

2004年“两会”召开前夕，解放军301医院的老军医蒋彦永上书两
会，建议为89年“6．4”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6．4”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
　　清楚，“6．4”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
　　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
　　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
　　明，我认为“6．4”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有我们
　　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
　　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
　　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么
　　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
　　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
　　改善了；更何况纠正“6．4”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
　　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
　　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
　　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稿，后来没让他作大会
　　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言。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
　　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
　　记他的这一功劳。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处理“6．4”问题上是有错
　　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6．4”。89年时邓已高
　　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
　　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由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
　　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
　　陈，应该使“6．4”恢复本来面目。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
　　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说出反对的理
　　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
　　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
　　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

　　他的夫人新凤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
　　没有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
　　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
　　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
　　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
　　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
　　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上在301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
　　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么具体，但都认
　　为“6．4”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
　　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
　　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建议重新评定“6．4”。

　　1998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的情况（杨是
　　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
　　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6．4”时负责处理
　　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
　　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地告诉了他，还把我
　　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6．4”事件是我党
　　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
　　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
　　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6．4”事件
　　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
　　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200位
　　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愿望──要求政
　　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
　　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的亲人被
　　这样无辜杀害，都会象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
　　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
　　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
　　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
　　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
　　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４〕

这里我们没有引对于“6．4”事件经过的实录。我们这里所引，只是
为了说明中国大多数人对于“6．6”事件的态度。

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处理之不明智，更是使执政者处在了一种骑虎
难下的窘境。以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去解决信仰问题，就连马克思主义
也早就论证过是绝对行不通的。毛泽东199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地说过，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
题，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
解决，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1999年后，法
伦功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在许多国家、中国香港、台湾都已经合法存
在了七、八年，唯独中国执政者把它定为邪教，证明的是中国执政者
高出其他许多国家的明智呢？还是证明着中国执政者在思想信仰问题
上的狭隘落后与蛮不讲理？即使法轮功是邪教，对于其广大普通修炼
者也只能用攻心的战术、争取的态度。现在对于法轮功的镇压，使许
多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时，都不得不面对当地法轮功群众的示威；使
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狱变成关押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最老实、最
善良的人们的场地。法轮功到底因政府的取缔和镇压死伤了多少人，
不但笔者、恐怕任何人都无法给出精确数字。但是高智晟律师2005年
12月12日为此而写的“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
行径──高智晟致胡锦涛温家宝及中国同胞的公开信”所反应的内
容，据笔者所接触过的因法轮功而被劳教过的朋友的亲身经历推知，
是有根据的。有没有把法轮功修炼者作为活体器官移植的器官提供者
这样让人毛骨悚然的非人道兽行，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笔者不敢冒
然相信。但是从笔者自己也曾有过的五年多修炼法轮功的经历，知道
这是一个真诚向善的群体。虽然不少人在修炼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
种“终极的被动”，虽然有些修炼者也表现出了一种因走进这一信仰
团体而有的信仰者自负──这种自负在一些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人身上
也能看到。其突出表现就是，不够谦逊，会流露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
傲慢。但是，据笔者所知，法轮功要求凡是真正的修炼者，首先要做
到以真善忍要求自己。除此之外修炼没有任何禁忌，就是在日常的平
凡生活工作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其心性修炼就是不断地发现
自己在自觉做到真善忍方面的差距，不断地在心性上提高自己的境
界。作为一个群众性修炼团体，自然会有修炼者个人出现的问题。然
而，就如同我们在本篇第三章讨论中华民族腾飞之道谈及全面发展观
时所提出的那样，政府对于宗教活动（法轮功不是宗教，但是它是有
信仰维度的气功修炼）的规范，要掌握的最重要原则只有一条，即看
与其相关的教义、教规、仪式、活动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人类普遍价
值的实现。法轮功所主张的真善忍大法显然与人类普遍价值并不相
悖。如果按照其原则进行修炼，其社会效果将是有助于人类普遍价值
的实现，助长社会正气的形成。至于个别修炼者误入歧途，是违背其
原则所致。政府应当做的是帮助它加强规范，使误入歧途者减到最
少，而不能作为取缔它的理由。只因为有个别人走偏就取缔，就类似
于如果一所医院出过医疗事故，就关闭医院；一个工厂出过次品，就
关闭这个工厂。用这个思路来认识执政党，它出了那么多的贪官，难
道不是早该被关闭了吗？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思路。

重要的是，现在的执政者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把这些历史遗留的包袱
继续背在自己身上。发动和积极参与过反右运动的毛泽东与邓小平都
已经作古；今天的执政者与下令以武力方式解决1989年“6．4”学运
的人也已经根本与不沾边儿。就算是1999年开始的对法轮功的不当处
理，也是江泽民为核心的那一届党中央的责任。这一届党中央完全可
以以主动、积极、和解的态度把这些历史包袱完全卸下来。

执政者还有一个可以妥善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理由。按照笔者的
看法，现在的执政者不但因为没有亲身参与造成这些历史欠账因而不
必承担这些历史失误的道义责任，而且也可以把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的主要责任理解成主要是其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其品质问题造成
了这些历史灾难。中国人民如果也能宽大为怀，以和解的态度来对待
执政党犯过的这些历史错误，那么推动和解，就是为了中华民族更健
康地迈向未来，而不是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人死了不能复生，重要
的是血的教训不要再让它重演。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政治问题，而
不是法律问题。也就是说，重要的是要给中国人民一个负责任的“说
法”。这个说法要符合实际，符合人类良知，即符合由人类普遍价值
与中国人民利益的统一形成的善恶标准。这首先是一个“正名”的问
题。“正名”之后才能有一系列的补偿政策和继之而来的政策性补
偿。才能使中国人民在身心两方面得到安慰。全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
以及执政党都应当意识到，这些历史弯路、惨剧，这些使中国人民付
出了惨重代价的执政党的错误，从思想原因上看，与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从制度原因上看，则是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之必
不可免。因此要想彻底地放下这些历史欠账造成的沉重“包袱”，即
永远不再出现这样的执政灾难，永远不再有类似的政治包袱，对于执
政党来说，一是要在思想理论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二是在制
度上积极地铺垫中国达到宪政民主制度之路。对于中国人民，中国知
识分子来说，则要热情鼓励、积极帮助、耐心推动中国共产党与时俱
进。

当然，执政党要为自己以前犯的错误真诚地向人民道歉，要抱以和解
的态度来偿还这些历史欠账，要对受害者给予心理的和物质的恰当补
偿，要对执法犯法者的反人道兽行以相关法律为依据给予惩处。台湾
作家柏杨1984年曾有一篇著名的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其中特别谈
到“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
“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
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
一个错并不是错。”虽然我们中国人并非人人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看
到，这个不认错的“丑陋”在执政党身上却是显而易见，非常突出。
与此相应，是它容不得别人批评，无论它有多么严重的问题，都得等
它自己有一天做自我批评。如果它不作自我批评，党外人士和人民群
众绝对不可以对它进行严肃的批评。

能够真诚地道歉是执政者不可缺少的美德。我们在个人交往活动中，
都会知道在有意或无意地造成伤害之后，一句真诚的“对不起，请原
谅”可以化解多少冲突。一个执政党就更应当知道，冤枉了、伤害了
人民，并且几乎人人都已经知道这是由执政党的执政错误造成的冤枉
和伤害，而坚持不认错，不道歉带给执政党的是多么大的政治被动。
一个犯了错误而可以坦然认错，真诚改过，努力弥补造成的损失的
人，大家都会认为他有胸怀、有境界；一个犯了错误而可以坦然认
错，真诚改过，认真弥补给人民造成的损失的政党，其认错、道歉的
结果必定是赢得人心。反之，如果人人都知道执政党犯了错误，执政
党自己也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就是硬撑着，不认错，不道歉，不弥
补损失，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丧失威望，同时也丧失凝聚力。想想我们
中国人是怎样厌恶日本人对其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罪行不道歉
不认错的，就可推知人民是怎样厌恶执政党对其在反右，89事件、99
法轮功事件中的错误不道歉不认错了。

在这方面台湾执政者是大陆执政者的榜样。“国民党在1947年在台湾
制造了‘2．28’事件，欠下台湾人民一笔血债。半个世纪之后，台
湾当局为那次事件有关的死难者平反昭雪，发放了抚恤金。已经在野
的国民党负责人马英九也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和道歉。这表明了台
湾政权的延续性，其执事者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和
历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选择，至少他们懂得如鲁迅所说‘背上的死尸’
有多么沉，更不愿再为千古骂名的前人背黑锅，且避免以赖账者的形
象面世，总之这是应该得到肯定评价的。”

台湾现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他那个位置上经常会向台湾人民道歉。2007
年3月，台湾发生了一起袭警夺枪案，案发第二天，台南警方就宣称
一名共犯已经落网。19日真正的共犯落网后，警方才发现此前抓错了
人。对于这次误抓事件，苏贞昌在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表示道歉。警
方亲自到被错抓的陈荣吉家道歉，并允诺会协助陈荣吉申请被误拘留
三天的国家赔偿。即使如此，被误抓的陈荣吉的家属和乡亲还认为，
陈荣吉平白无故被关了三天，名誉严重受损，这恐怕不是一句道歉就
能了结的。〔５〕

2007年4月13日，打开电视又看到有关苏贞昌道歉的报道。这次是因
为位于台北县新庄的乐生疗养院面临立刻被拆迁的危机。乐生疗养
院，是日本占据台湾时代遗留下来的一所痲疯病患疗养所。该院历史
悠久，院中古木参天建筑幽雅，院中居住的是数十位年长的曾患痲疯
病的老人。一年半之前文建会已将乐生院列为暂定古迹。全球曾有60
多个类似机构，被保留下来的只有几个，它见证了现代化过程中，人
类如何以国家暴力“净化”社会而强行地压制社会弱势群体的历史，
联合国相关组织也认定乐生疗养院系世界级历史遗迹。而乐生院正好
挡在计划修建的地铁的必经之路上，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今年3月2日
“行政院”否决了文建会提出保存90%乐生院现状的建议，苏贞昌受
到处理乐生院不当的指责。并引发大学生和抗议群众与警察在乐生院
现场发生激烈推挤拉扯冲突。苏贞昌在“立法院”答复质询时表示，
从最高行政机关的角度来看，即使乐生疗养院的问题不全是“行政
院”处理，作为当局必须在三方面道歉。第一是当年对痲疯病不了
解，未能更圆满的处理日本时代留下的问题，今后当局要对院民的医
疗会多所照顾。第二是捷运（即地铁）在1994年路线定案，未能把文
化资产的评量做好，以致延误了捷运工程进度，令民众失望，表示抱
歉。第三是文化资产的保存，这回没能做到最圆满，为此道歉。此道
歉还不算完，据2007年4月13日早间电视新闻报道，苏贞昌亲自来到
乐生疗养院，深鞠躬道歉，还说，修建地铁将力争只占用疗养院10%
的土地。

这进一步印证了上面所引龙应台对台湾民主生活方式的描述。总之执
政者一定要有有错就认、有错就改的胸襟与气魄。要意识到自己应当
超越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端，不可自己把自己树立为介入争
端的利益集团之一，而陷入利益争端之中。“反党”事件越多，就越
说明党没有使自己居于争端的调停者的位置，而是成了介入争端的一
方。由于手中垄断着权力，所以凡是党参与的争端，没有一个不是以
党的“胜利”而告终。这种“胜利”实质上是权力被党垄断的必然结
果。而这样的“胜利”越多，党的威望就越低。

所以执政党一定要学会有错认错，犯错后要道歉。没有这样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遗留下来的历史欠账问题，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解
决。

这一章作为全篇的最后一章，从起动社会进步的支点和杠杆，创造
“讲真话”的条件；在普遍人类价值基础上培养社会正气；形成走向
宪政民主制度时间表；以和解心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四个方面论述
了贯彻中华民族腾飞之道或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的现实着手处。这些
工作与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两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谈过
的已经完成和将要完成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性工作并不矛盾，它们对于
中华民族的发展全都是必要的。问题是本章所论述这些应当做，不能
不做的事，却没有提上日程。而这些问题不解决，事实上会对中华民
族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也与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背道而驰。

【注】

１、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7/03/hong
　　kong070312h.html。
２、邵燕祥：《2007──新年试笔”（2007年1月1日），此文由朋友
　　惠寄。
３、《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
　　实录》第348、349页。
４、《蒋彦永医生建议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上本届
　　“人大”“政协”会议书”（2004年2月），此文为朋友惠寄。
５、邵燕祥：“2007──新年试笔”（2007年1月1日），此文由朋友
　　惠寄。

本书所做的是一个大题目。但是要传达的主要意思并不复杂。概括起
来说是三句话。第一句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
进步性，同时它也有受制于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和阶级局限的致命误
区。第二句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中国今天
要超越马克思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第三句话是，超越马克思主义并
不是要绝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找到一条超越马克思主义之
道，也是中华民族在今天的腾飞之道。三句话大致上分别就是本书第
三篇、第四篇、第五篇的主题。第一篇是谈中国思想界表现出来的超
越马克思主义的趋势，第二篇谈的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人们对它的
各种不同的“消化”。这两篇是后三篇的铺垫。而对此三句话的论
证，则分别各用了十几万字到20万字。

本书的特别之处，是采取庐山之外看庐山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参照系是中国哲学大智慧与西方哲学大智慧结合形成的一种人类
思想视角。在这个视角之下，马克思主义首先被界定为一种西方思
想，是继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西方哲学之树绽放出来的又一朵奇
葩，也是人类思想在19世纪的特殊背景下结出的一个真实果实。以中
国思想为比照，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一切民族和文化
的特点。以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和它之前的西方思想为比照，可以
看出马克思主义仍继续着西方哲学和思想发展的“Ｚ”字型路线，在
纠正唯心主义和有神论之偏时，在解决其面对的时代和社会课题时，
走向了同样偏激的另一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西方特点，而仅就
其极端性内容而言，则它又是一种自觉地与传统的、同时代的西方思
想的决裂。

这些特点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概括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真实
的实践视角引入西方哲学，使哲学有了一种走出象牙塔，而成为由实
际生活决定，又反过来影响实际生活的工具；由于有了实践这样一种
维度，马克思主义得以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而给出了一个
唯物主义地说明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在内的世界的解释模式；
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觉地站在他那个时代广大受压迫的劳动阶级立场
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论证了劳动阶级对于历史
的主动、积极、创造的作用。就其消极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带有它
产生的时代和它代表的阶级，以及它所由诞生的思想母体造成的片面
性。概括地说，就是世界观或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的绝对主义；价值
观上否认有真实普遍的人类价值，劳动阶级的价值观因此高于人类普
遍价值观；在认识方法论上，一方面由于其本体论上的绝对主义，另
一方面由于西方思想传统和时代具体特点的影响，而仍然是带有还原
论倾向和非此即彼之偏激的畸形辩证法。这些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不
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而且通过其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
义或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被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发
展规律的阐述，被用于对人类社会前途的预言，以及人类走向其“科
学地”预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道路、方法和途径的论证。因此马
克思主义是一个非常“难缠”的思想体系，其深刻性与其简单化紧密
结合；其可操作性或可对象化的机制又与其偏激性紧密结合；其为劳
动阶级这一人类弱势群体谋利益的伟大献身精神，却表现为视劳动阶
级的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的片面。

这种有着严重“问题”的思想，为什么会被聪明的中国人接受了呢？
因为中国在进入20世纪后所面临的社会危机是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
度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民族灭亡、国将不国的危险。马克思主
义对于解决这种社会危机是一种对症之药，即用其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带有以毒攻毒的味道。在那样的社会问题面前，马克思主义致命的绝
对主义、简单化、偏激和片面的问题都不成问题，反而恰恰有助于其
药效的充分发挥。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运用来解决中国的社会
危机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历史前进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毛泽
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都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精英，是我们民族的优
秀代表。

然而，当把用来治疗积年顽疾的虎狼猛药或泄药用作温和调理的补药
时，就有“用错药”或“错用药”的严重问题了。毛泽东时代的思想
错误和历史失误，确实存在着歪曲、误解、错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然而深层里更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造成的问题。邓小平时代
纠正了毛泽东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邓小平作为一个勇敢的实践
家，一位探路者，在寻找和发现中国发展新路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
的一些教条有重要突破，然而他没有发现和纠正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
义导致的错误。也因此，他不但没能有意识地为中国设计出一条走向
民主宪政的和平转型的道路，反而对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积极因素大
加扼杀，其最突出表现就是1989年对“6．4”学生运动的镇压。邓小
平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虽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和平发展事业有
功劳更有苦劳，在其“顺势”的领导实践中，已经提出了突破马克思
主义致命问题的种种理念──从“全民党”到“以人为本”等等，但
是由于不能从理论上清醒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因此仍然坚持着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之绝对主义，拒绝接受人类普遍价值，费尽心机
地维持着思想专制和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正是中华民族
当前的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我们现在的危机的最
大特点，是“人将不人”的危机。它比“国将不国”的危机更为深
刻，其结果也更加可怕。

本书的思路总的来说就是“善解人意”，即追求一种理解基础上的和
解、和解基础上的超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
成与其在人类和我们民族社会生活中对象化，发挥影响并塑造我们的
真实历史，不但曾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曾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
随着人类历史的变迁和我们的思想走向成熟，这些曾经有着存在的必
然性和塑造人类社会生活积极作用的思想，就渐渐地暴露出来它们的
历史局限性和致命的理论误区，就渐渐地缩小着它们能够对人类历史
发生积极影响的范围，就渐渐地失去影响人类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
性，变得不够用也不适用了。而在我们的时代，江泽民、胡锦涛以与
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之名而提出的“三个代表”、“科学
发展观”、“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政治理念，也
不得不历史必然地表现出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本质──特别是其最
基本的价值原则的倾向。然而，中华民族当前正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
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要把握这个机遇，就必须克服阻碍我们进步的
滞后因素，而要克服这些滞后因素，仅有这种“歪打正着”、“无心
插柳”式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都要求必须尽快地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框中自觉走出。执政者
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自觉的突破变成自觉的选择，把对马克思主
义的零星背弃变成全面超越。这就要求有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去
取代马克思主义。本书提出的建立于对老子哲学的理解的基础上的
“中华民族腾飞之道”就是理论地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
试，或者说一种方案。这一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其主要观点也不复
杂。概括地说就是，在哲学上自觉地做到：走出“唯……主义”的绝
对主义误区，允许世界观上的多元化并取一种辩证的包容模式；在底
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即人权普遍价值和伦理普
遍价值；在方法论上将辩证的方法论与还原论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将
其恰到好处地用到恰当的地方。在民族精神的建设上，以人类普遍价
值为标准来过滤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能够保留和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
神并克服与专制制度互为因果的“劣根性”，同时吸收世界文化和文
明中符合人类普遍价值的那些优秀内容，而形成我们新时代的中华民
族精神。在政治制度上，则自觉地从专制制度中走出，有条不紊地、
有计划分步骤地走向宪政民主制度。在这样一种“超越之道”下，马
克思主义并不是被一棍子打死或彻底抛弃掉了。而只是把其在世界
观、价值观、认识方法论以及其对象化的具体道路、途径、方法中绝
对化、简单化、偏激性、片面化的问题给纠正了。在这种“超越马克
思主义之道”下，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的、深刻的内容仍然可以被保
留，被运用。

笔者所采取的这样一种“善解人意”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笔者
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所导致的。我们中国人历来不好走极端，在理论
的自圆其说与实际问题的真实解决之间，历来更看重的是实际问题的
妥善解决。在中国人的生命过程中，他最大的挑战对象，他需要战胜
和超越的，首先不是别人、也不是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而是他自
己。他不以自己让别人“服气”、“服输”为快意，而以自己和大家
都能得到思想提高，都能向真理接近，进而能推动整体进步为目的。
这一点，儒家经典《大学》说得极其明白：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就没有任何争胜、争强心理。
《论语》说得更明白：“人不知而不愠”，“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
人。”《中庸》中所记孔子的话对此还作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君子做事不能成
功地达成目标时，他会象射箭手那样，不是埋怨靶子歪，而是反省自
己没有射准的原因。

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各种被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
抱嗤之以鼻的态度，甚至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邪教，以为靠了这种义
愤填膺之骂，就能使所有人放弃马克思主义，就能“终结”马克思主
义，就能使我们的时代真正走出马克思主义。这是办不到的。马克思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有一个断言：“无论哪一个社
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
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
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６〕马克思此话是他对人类历史截
止到他生活的时代的真实情况出于唯物主义视角的深刻总结。笔者套
用这个句式，也做一个针对思想现象的断言：“无论哪一种思想体
系，在它所包容的对人类思想有价值的全部独到贡献被完全发现并被
接受之前，是决不会被超越的；而新的更高的思想体系，在它没有充
分肯定和保留旧思想体系所包含的对人类有普遍积极意义的内容之
前，也是绝对不可能真正超越旧思想体系的。”

所以，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的肯定是真诚的。本
书努力取一种人类思想的视角，追求的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
超越。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可由世人评说。但是笔者深信，这本书
至少可作眼下中国理论界正在进行中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的参考资料。从笔者截至目前接触的资料看，从事这个工
程的学者看到和论述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建树和对
人类历史的积极作用，笔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做了更为深入全面的
肯定性论证。而笔者做到他们没有做到的，是在充分历史地具体地肯
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的同时，指出其受历史、文化和阶级条件的
制约而表现出来的理论致命伤、及其对今天的我们的误导性，即它的
历史局限性。参与政府出巨资布置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的学者一定要意识到，他们要为这一建设工程“奠基”，必
须先完成对笔者这个超越工程的“拆卸”。如果他们能够理论地有说
服力地证明笔者所论证的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都不存在，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所犯的一切历史失误和历史罪行都与马克思
主义的致命误区无关，那么他们的“工程”必是更为坚固的。

采取这个善解思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笔者的父母和笔者有缘相识的
一些人，包括笔者的许多以老师相称的，对笔者已走过的人生旅途有
重大帮助的人，他们人品很好，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笔
者不可以把他们视为卑鄙小人，更不可以因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与
他们对骂，而一定要说服他们，帮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
严重的误区。笔者自己在2000年前，一直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
仰者。笔者能跳出马克思主义，就大的背景来说，与中国共产党表现
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所依靠的是同样的历史条件，即我们中华民
族已经到了不理性地超越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办法名正言顺地昂首前
行的地步。所以笔者在这本书中，对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真诚的马克
思主义信仰者都是尊重的。他们是在这个坚定信仰的支持下，为了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的斗争
中，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惨烈战争中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人，是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盛和繁荣奉献了青春、热血和能量的人。他们
是我们永远应当缅怀祭奠的先烈、应当永远学习肯定的先驱。而那些
坚持着他们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改变中国当前落后的专制政
治制度作出了巨大牺牲的人──顾准、张志新、王若水、刘宾雁、郭
罗基等是这群人的杰出代表，笔者则不仅尊重他们个人的信仰，而且
还对他们的人品充满着敬慕之情，并因此而树立为自己的人格榜样。

对于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上所经历的坎坷、曲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犯的错误，包括1957年反右直到1999年取缔法
伦功这40年间我们所犯的一切错误，对应当对这些错误承担最大责任
的执政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笔者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他们
开脱了责任或减轻了罪责。因为所有在他们领导下犯下的侵犯人权的
错误甚至罪行，都有一个理论的原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
导。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
级至上的价值观以及对阶级斗争、革命专政在人类历史进步中决定作
用的夸大，对追求人类普遍价值的思想、阶级调和、及其认定为虚伪
的形式民主在人类历史进步中作用的贬低，给了这样一些历史失误或
历史犯罪以理论合理性的支持。即不是把这些历史失误解释为执政党
领袖个人品质恶劣的结果，而是解释为他们受了原本是错误理论的指
导，却自以为是在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的情况下犯的错误。笔者这样
处理这些问题，不是出于个人自私的趋利避害的考虑故意把尖锐的问
题钝化，而是以全民族的和解为目标所作的裁夺。从秦始皇的焚书坑
儒到清代的文字狱，死了多少中华民族最正派最优秀的好儿女，已经
无可计数；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又有多少中华民族
最正派最优秀的好儿女被专制的机器所镇压、被思想一律的“铁床”
所裁制，恐怕也已经无可计数。死了的人不可复生，重要的是从今往
后我们中华民族再也不可以任意地断送掉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了。两千
五百年前的秦始皇时代开始的专制主义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在
中国这片土地上延绵不绝？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能为
所欲为大行其道近60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所犯的错误甚至
罪行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这种错误的理论、决
策所以能够变成现实，是由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
国家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为其提供着条件。恩格斯论证黑格尔的著名命
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的深
刻内涵时讲过的一段话可以为我们作注：

　　黑格尔的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
　　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
　　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
　　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
　　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７〕

毛泽东的错误或罪行、邓小平的错误或罪行、江泽民的错误或罪行，
固然有他们自己没有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致命问题而以其为指导思想应
承担的个人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就会发现我们每个
在他们的错误发生时已经有了成熟的自我意识的中国人，都有责任。
正是由象你、象我这样的中国人民在整体上构成了他们的错误或罪行
得以变成现实的条件。因此，我们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必须首先从思想上明白马克思主义的误区，才可能进而从制度上走出
专制主义的黑暗，我们的民族才能有真正美好光明的未来。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发展，正象唐德刚先生所比喻的那
样，是通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深滩险崖的历史三峡”。中华民族
走进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必然，走出马克思主义也是历史必然。这个过
程本身就是一首可感、可叹、可骄、可悔、可赞、可批、可哭、可
笑、可悟、可觉、……无比丰富、无比壮丽又无比惨烈的史诗。这部
真实的史诗感动了笔者，所以笔者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都是处于一
种强烈的情感体验状态。写这样一本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理论著作，
笔者却经常是禁不住热泪涟涟。

这里，笔者要郑重地对所有读者作一拜托：请您意识到，这本书是对
于政治权谋、手腕、策略极其幼稚无知的笔者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整
体利益而勉力完成的一个任务。这本书──无论执政党因它怎样处理
笔者，无论笔者因这本书而遭遇到什么，包括被开除公职、被判刑、
被监禁，甚至不得已而赴死──都绝不鼓励从这本书中断章取义地拿
出一些口号、诗句当作鼓动中国人民群众非理性造反行为的工具或依
据。这是因为，中国驶出那段“历史三峡”，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需
要时间，执政党自觉、理性而明明白白地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束缚
需要时间，中国人民的思想进步、现代宪政民主意识的养成需要时
间，我们的执政党、政治家、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要
达成对中华民族腾飞之道的共识，也需要时间。笔者因这本书所要承
担的任何形式的牺牲，希望都能被看作是我们的社会从一个台阶上到
更高的另一个台阶的一种历史必然，即“道”通过笔者实现的一个必
要环节。

笔者提出的“中华民族腾飞之道”或“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只是一
家之言。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实现社会由专制到宪政和平转型的未雨
绸缪，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务虚”，是“下毛毛雨”。正因为看到
这个理论的“毛毛雨”迟早要下，实际上无意识的或不系统的或感性
化的这种“毛毛雨”已经下了多年，既然这场思想理论之雨迟早要
下，而早下就意味着早做准备，早下对于我们民族意味着损失更小收
益更大，那么笔者以一种理论著述的形式来下这样一场“毛毛雨”，
其最大的期待就是此书能引来一场温柔的春雨，能带来我们人文知识
分子，新闻舆论工作者，文学家、艺术家，直到各级国家干部、公务
员的思想转型，通过这些精英，而渐渐地使中国人民能看到我们民族
未来发展的方向、希望，并鼓起创造美好未来的勇气。所以这本书的
目的绝对不是要造成一种社会混乱。

现在这本书结束了，而我们还“必须诚心诚意、戒骄戒躁，不变地执
著于──不朽的大道”。这是跨越了20世纪与21世纪的现在活着的我
们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我们不必急功近利，我们只要行力可及。
　　我们无法一夜骤变，我们只能持恒累积。
　　毛泽东们当年放弃呼声革命是不得已，
　　我们今天促成社会和平转型却成必须。
　　让我们封起冷热兵器，
　　让我们放下严酷杀机。
　　让我们善养宽容、耐心，
　　让我们行仁慈、说暧语，
　　勉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铺就厚厚的天鹅绒，
　　使她实现从专制制度到宪政民主的软着陆。
　　为子孙后代打下中华民族21世纪腾飞的地基，
　　为世界民族之林栽培一株坚实可靠的擎天大木。
　　上个世纪，
　　我们曾靠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学来马克思主义
　　这个世纪，
　　我们也一定能靠同样的大智慧
　　超越马克思主义！

（2007年“三八节”于北京草桥花乡丽舍未完稿；2007年4月13日于
台湾台北新庄市辅仁学苑初稿）

【注】

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的终结》，《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5页。

一、

那天，2005年5月12日，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早晨一醒，就感到一
股诗意的冲动，赶紧披衣起床，启动电脑，自己被涌出手尖，掉到键
盘，又拾进电脑的这些文字感动，边敲眼泪边止不住地流下来。敲出
来后，略加修饰，成一首诗。当时我给它命名为：

　　快把那锅盖揭开，这是你命中的注定
　　“孩子，
　　快！
　　快！快！
　　去揭开锅上的盖，
　　那锅饭已经煮开！”

　　“啊，不，不，我怕──
　　那会烫着我的，
　　那会很疼！”

　　“妈妈看着你哪！，
　　别怕，你能行。”

　　“妈妈，还是让哥哥弟弟们做吧！
　　我力气太小，
　　况且我是女孩儿，
　　我只爱做甜蜜有趣儿或有惊无险的梦
　　我的肩臂不够强壮，
　　这盖子对于我太重。”

　　母亲双泪长流：
　　“孩子啊，妈妈的宝贝！
　　你没见你的兄弟姐妹们
　　他们把更难的事都做了吗？
　　他们哪一个
　　妈妈不心疼！
　　为了咱们这个家
　　他们
　　有的牺牲了爱情
　　有的牺牲了家庭
　　有的牺牲了自由
　　有的牺牲了生命
　　更多的牺牲了安定的生活──
　　有着万般的才华，
　　骄人的能力
　　却过着朝夕不保隐姓埋名的日子。
　　还有的，
　　流亡海外
　　客死他乡
　　赤子之心
　　双目不瞑……

　　他们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却不能享受家的温馨亲情，
　　为了对咱们这个家的真爱，
　　无论近在咫尺
　　还是远在天涯
　　都不能回家与妈妈相聚相拥！”

　　“妈妈！可是这个锅太大了，
　　我？能揭起它的盖子吗？”

　　“孩子，你能！
　　就算不能，你也要尽力！
　　因为，妈妈没有让你──
　　受苦，
　　没有让你担当
　　你兄弟姐妹们那样的危险，
　　没有让你牺牲自由、生命
　　甚至没有让你
　　去承担种地、做工的营生，
　　一直就让你安逸无忧地
　　依在妈妈的怀抱
　　住在温暖的家中
　　……
　　为的就是
　　保存你，
　　为的就是
　　在这锅饭煮开时，
　　由你去揭开它的盖子
　　好让这锅饭大功告成。
　　那时，
　　我的其他儿女，
　　你的姐妹弟兄
　　能回家来
　　吃上一顿咱家里烧出的
　　团圆饭，
　　香喷喷
　　热腾腾。
　　然后他们
　　好去做更艰难也更辉煌的事情。”

　　“妈妈，请等等！
　　我还想再积蓄些力气。”

　　“不！孩子，
　　这锅饭已经烧开，
　　已经不能再等！
　　不揭开锅盖
　　液体就会扑出、流失、浪费
　　接下来即使不烧成一锅焦巴
　　也会把火浇灭而半熟半生。
　　好孩子，鼓起勇气！
　　去做你的事！
　　你能成！
　　妈妈的儿女们，
　　每个，都必须负起他自己的责任，
　　每个，都必须承担他自己的使命。
　　前边已经有我众多的儿女尽责牺牲，
　　现在仍然有我众多的儿女耗着性命，
　　不能再等，再等会尽弃前功。
　　快去，快！
　　把那锅盖揭开，
　　因为这是你命中的注定！”

　　这个中华家族的女孩儿于是定定神，
　　决定听从祖国母亲的呼唤，
　　不再畏缩
　　不再迟疑
　　把心一横
　　勉力地去揭开那锅盖──
　　去完成她当作的事情。

二、

正式动笔（2006年8月）后耗时八个月吧，现在我算是把锅盖揭开
了。上面诗中“那锅饭”指的是当今中国的整个思想界，而诗中“揭
锅盖”比喻的是“清理马克思主义”这件事。我以“孩子”自比，以
“妈妈”比中华民族祖国母亲。这首诗看似灵感突发，象是那天早晨
自己流出来的，其实是从1999年底这一思想过程就开始了。我1999年
10月27日因去天安门广场抗议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而被关看守所，一
个月后被放出。这个经历使我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问题”。2000
年6月2日我被劝退出中国共产党，使我更加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2000年曾拟出一个研究大纲，那个大纲的主调是反思人们对马克思主
义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误解，包括我当时发现的自己对它的误解；2002
年又有一个大纲，集中于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起动我清理马克思
主义的最初动因主要就是这两个：一是住看守所，二是被劝退出党。

我是在1975年12月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在当时插队的河北无极县农村入
的党，到我被劝退，差不多已有16年党龄。被劝退前我是一个理性而
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即马克思主义是我当时衡量是非善恶，并
依其做出行为选择的标准。这有我1999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的《两个里程碑──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异同论》为证，
也有我在2000年6月2日在被劝退出党时的书面发言为证。我在那个
“仪式”上宣读了这份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当时还指望，我的真诚
有可能打动支部的同志们，有可能让我仍留党内。我的发言稿中有这
样一些话：

　　……我与党的主要分歧只是在法轮功一个问题上，在更基本的问
　　题上，如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党要完成的领导中
　　国人民走出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党
　　的共产主义理想（按照我的理解，共产主义是一种对人类真正的
　　自由与幸福的追求），等等，我与党没有分歧。……

　　……

　　我并不是因为信仰与党不同而接受劝退出党的要求的，因为我现
　　在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改造世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有人说，信
　　仰马克思主义与信仰法伦大法是矛盾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法
　　伦大法是不同的，但并不是对立的。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真理，
　　站在佛法的基点上，马克思主义是可理解的。就象如果一个人能
　　够理解高等数学，并不会导致他否定１＋１＝２一样，但是如果
　　一个人的水平只够理解１＋１＝２，他会把高等数学看成不可思
　　议。法轮功并不直接指导人类群体改造世界的实践，而是指导人
　　类个体通过道德修养和气功锻炼使生命得以升华，最起码的可以
　　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的状态。如果修炼真正取得了成功，那么
　　修炼者在他修炼的最后一步，将会达到佛（通过修炼具有了大
　　智、大德和高能量的觉悟了的人）的高境界。而修炼的实质，是
　　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这对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影响完全是积
　　极的。修炼法轮功五年来我的健康状况、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成果
　　证明了这一点。

　　……

　　我知道失去党籍对于我意味着失去什么。在许多人看来，那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失去什么比起让我失去做人的良心，失去我
　　真诚正直的人格来，后者都是我更不能堪的。如果我必须说“法
　　伦功是邪教”才能保住党籍，那么我选择党籍意味着我选择了虚
　　伪，也选择了我今后所有活着的日子里无法摆脱的精神压抑。
　　……我知道我选择说真话，可能意味着我失去我现有的驾轻就
　　熟、得心应手的科研条件。但是我的科研条件再差也不会比马克
　　思当年差，我虽然不是党员了，却仍然可以为民族和人类思想进
　　步奉献我的聪明才智。我相信是不是党员这一点对于我能否对人
　　类思想进步做出贡献并不具有实质性影响。

当时表决劝我出党，只有一个同事──魏小平投了弃权票，我认为她
很了不起。她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

这份发言稿真实地反映出我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法轮功所持
的态度。两者后来都发生了变化。我当时已经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置疑
倾向，但是还没有理清思路。当时，我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我的同
事们都研究马克思主义，或者可以说他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1999年
8月，我的《两个里程碑》出版后，我还每人送他们一本。他们完全
可以了解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怎么会对我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
这件事置若罔闻？为什么党听不进一个我这样的对法轮功有过五年切
身体验的党员出于维护党提出的关于处理它的不同意见？反把我作为
“帮助”的对象没完没了地“帮助”？我已经表明我修炼法轮功主要
是出于身心健康的考虑，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一定要劝我出党？马
克思主义不是要求实事求是吗？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这样明
显地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却批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显然自认为
他们的做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增加了我置疑马克思主义的冲
动。

三、

被劝退党之后，跳出法轮功之前，在2000年底，我写了一篇20多万字
的东西叫《被帮助》，其中第14章写我的《坦然退出共产党》，实际
上严格说来是“被撵出共产党”；第15章《观念的突破》，主要是写
我先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特点和其当时的动摇情况。现摘要第15章
如下：

　　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被帮助”，我不但没有回到“帮助者”所要
　　求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恰恰相反，从1999年以来我所亲历
　　的种种荒诞，使我实现了观念上的真正突破：我从对马克思主义
　　的“迷信”中解放了出来。

　　尽管先前我自己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不用再进步了的绝对
　　真理，尽管我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但是马克思主义
　　已经成了我精神的一部分。它认识和解释社会问题的框架和方
　　法，在我看来是非常科学，非常有说服力的，并且我认为它是人
　　类在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中，可以用作理性工具，有效地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学说。

　　记得在看守所时，那大概是杨警官第二次提审我吧。他对我说：
　　“你不是一个好马克思主义者”。我听后一笑，承认道：“你说
　　的对，我不是一个好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意思呢？

　　我当时的认识是，我确实不是一个“好马克思主义者”。我甚至
　　不能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因为我不想做一个
　　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多年来，根据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按照
　　我认同的理想的标准，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绝非易事。

　　……

　　在我看来，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真正理解、肯定、并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的人。

　　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到1996年时，我已经把它概括为三条最基本
　　原则：一是它的认识原则：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化；二是它的价
　　值原则：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三是它的目的原则：改造世界。这
　　三条原则有机联系，互相制约，构成将它与所有其他思想体系区
　　别开来的基本理论内核，并成为它随着历史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内
　　在理论动力。一个只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理论行事不能实
　　事求是的人，是教条主义者，而根本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一个
　　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为自己和少数人谋利益的人，其实是假
　　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已经是一个自觉地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
　　试图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解决历史或时代课题的人，如果他不具
　　备将理想与现实通过一系列可操作的环节结合起来，从而把美好
　　的理论构想转变为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实践的眼光或能力，
　　那么他也仍不配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格除了内在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实质的规定之
　　外，我觉得至少还应当满足如下条件：（1）超越自我的对历史
　　发展前途的乐观主义；（2）自觉自愿地在人类进步事业中实现
　　自我价值的精神追求；（3）为了整体的或阶级的利益不怕任何
　　困难，随时甘愿付出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
　　道德高尚的忘我地为了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首先是劳动群众的自
　　由和幸福而奋斗的人。在实践能力上，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善于
　　将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能够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
　　历史条件下，面对具体的历史任务，提出既切实可行，又能够推
　　动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理想进步的实践纲领，号召群众、领导群众
　　完成时代进步的具体的历史任务的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
　　称号里，“伟大的、杰出的、卓越的、创造性的、……”等等优
　　秀特质，已经应有尽有，所以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前再冠之
　　以这些褒义词都是不必要的。

　　按照我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规定性的上述认识，经过对比，
　　我认为我够不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

　　我最突出的不够格，一是能力不够格。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世
　　界在我眼中更多地反映出来的是它美好的一面。我最多只能提出
　　一种美好的向往，而不具备全面地概括现实中的光明面与阴暗
　　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现实可行地推动社会进步的计划的能
　　力。

　　二是我的献身精神不够格。我看到那些描绘革命先烈遭受敌人残
　　酷迫害而坚贞不屈的电视、电影，是非常敬佩的。我在自己的工
　　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以这些英雄为榜样，勉励自己
　　积极奋斗，克服困难。我在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很
　　自然地把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置于个人利益的前面，早在修炼法
　　伦功之前就是如此。我想，我在拥有健康而完整的生命的前提
　　下，可以奉献任何别的属于我的身外之物和部分身内之物：我的
　　心血，我的能量，但是，我还是不能象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样为了伟大的事业毫不犹豫地一次性地全部地献出自己的生
　　命。我还非常怕受皮肉之苦。所以，我总是为自己没有生活在战
　　争和革命的年代，没有遭受那样的非人的待遇而感到庆幸。

　　三是我本质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虽然从前
　　我也认同马克思主义概括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残酷性及其历史
　　积极作用。但是，即使那时，我知道我本性上不喜欢革命、不喜
　　欢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形式的争斗。我想我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一
　　个敢于同敌人进行血肉搏杀的战士。我总是回避看电视、电影中
　　砍头与流血的镜头，甚至不敢看交通事故的照片。如果不小心看
　　到了，那可怕的场景会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再现，使我的情绪被一
　　种摆脱不了的阴影所笼罩。

　　我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我连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杨警官说我不是一个好马
　　克思主义者，那自然是无可争议的了。

　　但是，我一直是一个严肃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并且我在多
　　年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
　　法，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我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自觉
　　地运用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理论特点、历史作用、
　　历史局限和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研究之中。对于那些否定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的观点，我认为它们是非历史
　　的、不客观的。当然，那种把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如
　　将邓小平理论说成是辨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参照系，不允许讲它
　　的局限性的观点，我也不能同意。因为这很明显在方法上已经背
　　叛了马克思主义，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而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窒息。我承认，任何一种人类的思想体系都是时代的历史的产
　　物，在它产生的时代都有它产生的根据，而超出它的时代，也都
　　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只认同马克思主义这一
　　种方法，因为用它能说明一切历史现象，思想体系、历史人物的
　　产生原因，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是无法理解这伟大的佛法的。但是
　　马克思主义对于我有它的独到魅力。它用实证科学的思路，把人
　　类社会分解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样几个
　　层次，以这些层次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及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人类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给予了一种简洁、明晰并符合人类经验的理论
　　模式。依此，我们可以用它“科学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
　　象，理解各种思想的起源，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前面我已经谈过，在修炼法轮功之后，住看守所之前，我曾以自
　　己的方式在理论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法伦大法的统一性问题。
　　这种解决，是我在修炼过程中，不能回避也不能跨越的一步。这
　　一解决，使我在修炼佛法的同时，仍然能够诚实认真地基本上也
　　是肯定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讲授马克思主义。可这种统一性问题
　　的解决实际上并没有使我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那样一种迷信：即
　　把它看作研究历史与社会问题的最科学的方法。

　　但是，党在法轮功问题上的荒谬做法，这样的荒谬导致了我这样
　　的人住进关押犯罪分子的看守所一个月，而且极有可能被“依
　　法”判徒刑三年以上。从一个一直受到周围人尊重与认可的“中
　　青年理论工作者”，一下子成了一个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的尊
　　严的罪犯；从“人上人”变成了“人下人”，这种精神刺激是太
　　大了。

　　……

　　而所有这些荒诞，都出现在宣称自己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代表着
　　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党、政府及其核心的领导下。因此这些荒诞
　　不但使我不能不思考它本身的性质，它能在实际上发生的机制，
　　而且引发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的思考。

　　……

　　正是在看守所里，在失去人身自由的那些日子里，我终于开始向
　　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可以成为丑恶灵魂的
　　遮羞布？就算是我所理解的那种极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思考问
　　题、认识世界、进行理论研究的唯一参照系和方法吗？我把它作
　　为命根子一样地对待，有充分的理由吗？

　　那些日子，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先是一个照看着几个学龄前
　　儿童的保育员。后来我的梦中不见了那些孩子，但是我却留下了
　　他们穿过的那些衣服。那些衣服有的已经补上了补丁。我把这些
　　小衣服洗干净，叠整齐，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推销。在梦里我
　　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任何不合理。我进了社会科学院的
　　办公楼，走进一间间办公室，希望那里的人们能够发现这些衣服
　　的用途，希望他们买去这些已经穿旧的小孩儿衣服。可是多数人
　　都不感兴趣，只有几个人拿过这衣服看了看，讨论了讨论，最后
　　还是决定不要它们。后来我离开了社会科学院，我自己也不再携
　　带那些小衣服，我和一个名叫姜新艳的大学同学一起去赶回家的
　　公共汽车。这个梦前前后后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但是我醒来时只
　　记得中间这一段。

　　联系我当时对自己的提问，我觉得这个梦有很深的寓意。它点化
　　我，你所执著的马克思主义，就象是孩子穿小了的衣服，即使在
　　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没有几个人真正感兴趣。你所以扔不
　　下它们，你所以爱惜它们，感觉它们还有用，是因为它们曾穿在
　　你照顾过的孩子们身上，在他们没长大时，这些衣服是合适的，
　　但是他们长大了，这些衣服就穿不了了。人类的思想在我们回家
　　的过程中，将会展现它新的艳丽（姜新艳）。

　　直到此时（2000年底），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一直是处于一种对
　　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当中。我一直迷信它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唯一的
　　真理，或者说唯一科学的工具。我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从来都是
　　仰视的视角。我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因为对它有所
　　否定，而是因为对它从本质上完全肯定，只是认为自己达不到它
　　的高标准。

　　……在我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衡量好与坏的自觉标准。尽管
　　我已经认识到佛法是站在宇宙的高度，而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人类
　　社会的高度，但是在我思考一些社会问题时，判别其是非曲直所
　　依据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想到马克思主义确实给人类历史带来巨大变化，它已经对象化
　　到不少国家的几十年的历史客观过程之中，如前苏联、东欧国
　　家、亚洲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但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自
　　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本国的历史实践时，都几乎无一例外地
　　犯过“左”倾错误，在为了人民利益的口号下，侵犯了许多人民
　　的权利，给本民族人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给历史的进步造成了
　　巨大的损失。

　　有人指出，那些历史失误是违背或“误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违背”或“误用”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些错误具有如此
　　的普遍性，是不是应当认真地思考思考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存在
　　着使这种“误用”普遍发生的根据呢？如果这种误用可以归结为
　　运用主体的问题，那么也证明，现实中并没有能正确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合适主体。那么，马克思主义找不到现实中运用它的合适
　　的主体，它不就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吗？我想，很可能马克思
　　主义本身是有重大缺陷的。

　　从住看守所获得突破口开始，马克思主义在我心目中的无可替代
　　的崇高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

　　马克思主义中缺少什么呢？它的什么地方不合适呢？从那时起，
　　直到我被劝退出党，直到院总支书和副支书郑重其事地告诉我：
　　在人民大学，我是不可能被允许讲授马克思主义了，然而哪个院
　　系都不要我，没有办法，只好安排我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作资料
　　员；直到我每天在那间阴冷的资料室，被看管着不能将门反锁，
　　不能随意用电话，不能同到资料室阅览的教员和研究生谈法伦
　　功；直到现在，我仍然在考虑着这个问题。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迷
　　信是突破了，但是我对它的正念也许还没有建立起来。下面的认
　　识只是我现在达到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的那三条最基本原则是应当肯定的，因为它在人类这
　　一层体现了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但是马克思主义遵循这三条最基
　　本原则（也可视为最基本方法），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研究，得出
　　的对人类历史规律的认识，却是过于简单化了。它把人类社会的
　　发展归结为物质的生产力的进步。它告诉我们，为了推动人类社
　　会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人们就要
　　发展科学。为了扫清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就需要推翻旧的生产关
　　系，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人类才可以建立起公正，平等的
　　社会。为了推翻旧的生产关系，人们就需要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
　　斗争。在这样的阶级斗争中，阶级立场成了判定一个人的人格的
　　最重要标准。后来毛主席的一个概括是非常精到的：马克思主义
　　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可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人的社会关系都
　　不只是阶级或阶级斗争的关系。人在社会中有不同的经济地位、
　　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党派，这
　　是事实。然而人与人的关系中阶级的关系远不是最根本的。任何
　　生产力的形态都要求有一定的生产关系与它相统一，任何经济基
　　础都要求相应的上层建筑，这也是事实，然而，用它们之间的相
　　互矛盾的关系解释社会的进步性质和进步动力都是以偏概全的。
　　最大的疏漏，是马克思对人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极为抽象的，
　　就舍弃了对其精神方面丰富性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
　　最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是要吃饭，第二个就是要生产。在生产中
　　人们结成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人们形成其他各种社会
　　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人类的道德是由其具体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当
　　它的社会存在决定吃人是不可避免的，人吃人就是道德的；当它
　　的社会存在决定了战争是必然的，人类以阶级斗争的名义互相残
　　杀就是道德的。因此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毛泽东搞反右、文化
　　大革命，邓小平镇压“6．4”，江泽民剿灭法轮功，就都可以以
　　历史的需要，人民的利益的需要等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标榜为正义
　　的。如果没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先入之见，人从自己善良的本
　　能，人最起码的良知，一眼就会看到，这种种以革命的名义，以
　　阶级斗争和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及整体利益的需要的名义所做出
　　的残忍的事，首先就是不人道的，是邪的，是真正反人类的。

　　马克思主义所以会作出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简单化的概括，也
　　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人类历史进
　　入19世纪之后，实证科学的世界观已经占领了发达国家的精神生
　　活的主要阵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正处在它的粗放时期，资
　　本主义文明处于它的粗鲁阶段。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工
　　人阶级受到了残酷的剥削。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初衷，正是为了工
　　人阶级，乃至全人类从那样一种压抑的异化的制度下解放出来。
　　他关注的重点只是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解放，而没有可能对人的
　　精神生活方面的解放做系统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超越的
　　时代局限。

　　然而粗鲁的资本主义渐渐地文明化了。产生于粗鲁的资本主义时
　　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只能在更为“粗鲁”的落后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方式解
　　决社会矛盾，打破社会发展的僵局的思路恰恰适应了这些落后国
　　家这样一种具体的历史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展现了
　　它的活力。

　　但是，那种阶级斗争激化的状态，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人类本
　　能地是喜欢和平的。阶级矛盾只是人际关系矛盾中的一种，解决
　　社会常态下人际矛盾的思想体系有许多。非常突出的有，儒家思
　　想、佛家思想，基督教思想，人道主义思想，实用主义（功利主
　　义）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提出他们
　　的思想家所在的时代，所属的阶级的特点，但是它们都不失为观
　　察和认识社会的一种独特角度，一种有用的框架。

　　再联系当今世界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
　　是人文学科中的最高真理，至少它没有揭示出全部真理。它提供
　　了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解
　　释还可以有别的框架。

　　为什么有那样多的理论框架，我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
　　并且思想局限在这个框架中一直不自觉呢？

　　这是因为，我们这些生长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的中国人，
　　从小就被灌输：你只能有一种信仰，即马克思主义。因为正是在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才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近现代历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解决
　　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最锐利武器，最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儒家的
　　思想是封建的，不能信；宗教的思想是迷信的，也不能信；人道
　　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是资产阶级的，更不能信。其实我们一直是
　　处在一个近乎封闭的思想环境中，直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这样僵死的思想环境才有所改变。但至今这改变也仅仅是一
　　个开始。除了互联网，主导意识形态几乎包揽了所有传媒，与官
　　方马克思主义的严肃争辩几乎没有可能成为正常的百家争鸣之一
　　家。百家争鸣其实只允许马克思主义大家庭中的百家。明白地标
　　榜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家，那一定是只有受排挤被批判的份
　　儿。

　　这样一种思想环境其实是极不正常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环境中，
　　是根本不可能产生出任何能够超越现有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的。
　　但是以人民的名义，以共产主义事业的名义实行对思想的控制，
　　却是所有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通例。

四、

2001年5月，我和中国人民大学当时的几位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同事被
带到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的“转化法轮功人员学习班”上。在那个班
上，我跳出了法轮功。虽然客观上的确有一种“思想强制”的因素存
在，但我是很真诚地跳出来的。后来有过去的功友说我将下地狱，我
也不为所动。后来也曾不止一次、不止一位过去的功友试图说服我重
返法轮功，我也没有改变。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那里被劳教后放弃了
法轮功而来转化我们的人，从他们所讲的其修炼经历来看，我认为比
我要虔诚得多，即我认为他们比我修得好，可是他们用来劝我们转化
的那些道理却让我感觉神神叨叨，说得什么意思我有时都听不明白。
这使我置疑自己，从而发现自己过去存在着一些理性的迷失。二是我
在那里开始有了一种感悟。自己能接受法轮功而真诚地按照真善忍修
炼，并非只为了身心健康，更深的原因是自己一直在追求人生意义的
一个形上学的支点，或者说一直在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我过去信仰
马克思主义，以为它给了我这样一个支点，可是实际上它没有给我。
因为马克思主义追问到最后的终极是物质，原始的物质不会给人以任
何意义的指点。共产主义是一种对人类未来社会的设定，它能否如期
实现，从现实的发展情况来看是不确定的，且在它被实现的过程中还
产生过许多人为的灾难，怎么可以作为我的信仰对象呢？而以真、
善、忍为内容的大法则提供给我一种能使精神境界不断提高的终极意
义支撑，于是我接受了真善忍──这种宇宙大法为我人生意义的形上
学前提。对于我在团河跳出法轮功具有决定性的是，我在那里恍然意
识到，修炼人应当达到这样境界：把自己确立为自己人生意义的支
点，即不因为有天堂地狱的奖罚、不因有成佛成神的福报，而能够无
条件地自觉、自愿、自然地从善而行，即无条件地善待世界，这才是
最重要的。这至少是人与神或平常人与修炼人的重要区别之一。人善
待世界常要问：为什么我要善待世界？神或达到一定境界的修炼人则
善待世界是他的本然状态，就象春天草木要发芽，秋天庄稼要结实那
样，不需要理由。考虑到我今后还打算要做的理论工作，如果我坚持
法轮功的形式，据说就要被劳教了，那我就什么都做不成了。设想坚
持法轮功是成佛的前提，而如果想成佛我就不能做我认为非常有价值
的清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那么我宁肯不成佛了。所以我是很真
诚地跳出来的。我按要求写了“悔过书”、“保证书”、“批判书”
等等。我这样做没任何愧疚和自责，把这些都看成了形式，对任何别
人不造成伤害，我认为也伤不到佛法。是我自己的事，最多委屈的是
自己：即把极其珍贵的成佛可能舍弃了。

后来有朋友问我，你怎么在没有重新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情况下就被放
了回来？据这位朋友说，所有在那里被转化的原法轮功人员，如果曾
因法轮功被劝退或自己要求退了党的，都要重新交过入党申请书才能
被放回来。在团河，是曾有帮教的警官跟我谈过要考虑重新入党的问
题。我当时很真诚地跟他说，我想要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对马克思
主义进行研究。比如，我们中国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利利人，己欲达达人”的做人要求，这跟马克思主义很不一
样。儒家有没有可能比马克思主义更高明呢？我想通过认真的研究找
出答案。如果我重新要求入党了，我对党的指导思想就不能置疑，我
这个研究就做不成了。我非常感谢那位警官，他理解了我，没有非要
我一定写入党申请书重新要求入党。

回到学校后，其他院系一同转化了的教工都恢复了正常工作，我则继
续受了近两年的“帮助”。我后来意识到，我受到如此的“厚遇”有
两个原因。一是可能希望我能对法轮功做出有理论深度的批判；二是
可能希望我重新提出入党申请。两条我都做不到，因为，我跳出法伦
功，并不意味着我就同意了党和国家对它的处理；还有，我之跳出法
伦功，在我的情况下，是一种在它基础上的升华，而不是从根本上否
定它；还有就是出于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的考虑。我处理人际关系的
习惯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不再要求入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
为我打算取庐山之外看庐山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清理式的研
究，并不是装傻充愣故意地要跟组织闹别扭。如果是一个党员，按照
《党章》他就不可以这样做。两条都做不到，我只好认罚。在学院做
“准右派式”的资料员，同时还要接受组织“帮助”并做检讨。为了
重上讲台，我当然不可能把我置疑马克思主义的打算和盘托出，我也
按要求写过数篇自我批评的“认识”。写到这儿，我得说，我是永远
成不了张志新、林昭那样的英雄的。我比较胆小，历来非常害怕别人
跟我吵架，非常习惯以妥协、让步化解矛盾。我想如果我处在张志新
或林昭的处境，多半是进不了监狱的。而一旦进了监狱，在那样的虐
待下，没几天我就会绝食让自己死掉。这样做主要还不是为了以生命
抗议暴行，而是为了以死逃避活活受罪。有同事在一次帮助会上提
出，我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法轮功。为此，我当时比较认真地研
究了一通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结果发现，如果真诚地运用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来分析法轮功事件，那该批判的并不是法轮功，而是共产
党。因为马克思明确地认为宗教信仰是信仰者人间苦难的呻吟，人把
自己异化给上帝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先已经被异化了。批判宗教一
定要落实到批判产生它的社会黑暗和社会制度上。如果我当时仍是一
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我大概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批判中
国共产党了。幸好，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当时已经动摇，所以我这个
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心得跟谁也没讲。也有同事问过我，有没有
考虑重回共产党，我对她的回答是：“我不够做党员的标准。”到
2003年3月，在做过许多次检讨并完成了学院派给我的整理书库的工
作后，我终于被允许重返讲台。这个整理书库的工作对于极不擅长，
因此也极不喜欢做这种实际动手操作的工作的我来说，可说是又脏又
累又麻烦。我能咬着牙完成它，完全是因为我看清了我当时或者重新
要求入党、写出有理论深度的批判文章，或者就只好认罚，无他路可
逃这种宿命。我现在斗胆说一句我对这件事的真实感受：让我去收拾
那个书库，相当于让林黛玉去清猪圈，实在是太用人不当了。对于清
猪圈，我下乡时曾有过亲身实践，即把猪圈里沤好的粪肥挖出来，那
是非常累非常脏的农活，记的把手磨起了泡。

五、

在从1999年6月至2001年5月这两年当中，由于我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状
态：被停了课，一周平均两次去学校接受专为我组织的“帮助会”。
虽然对我的帮助都是心平气和的，可这种“被帮助”地位和状态是我
极不适应的。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可说是喝党妈妈的奶长
大。父母都对党有感恩戴德心态，“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是我那一代人所受到的最无可置疑的价值观启蒙。从小到大，一直到
1999年6月我一直可算是党的“小红人儿”，属于党领导下的人群中
上游、中游和下游中一贯的上游分子。从来都是我帮助别人，当然我
的帮助多是人道的帮助，不是政治的“帮助”。这下可好，我成了别
人“帮助”的对象。我的心情需要舒解，我的情绪需要发泄，我外溢
的精神能量需要有地方使，另外主要还为了搜集我需要的马克思主义
研究资料，我建起了名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和“中国马克思主
义研究”两个个人网站。前者上面有我扫描的一些文章，更有互联网
上能找到的相关文章。这个小网站的特色是凡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文
章都要，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纯学术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赞美马克思的、痛骂马克思的都贴在上面。后一个上面主要是我个人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包括《两个里程碑──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
异同论》在内的学术论著和我的《被帮助》。我跳出法轮功后，自己
主动关掉了这两个网页。不过通过它们，我已经结识了大陆和海外对
于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一些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对国内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情况的了解渐渐加深。也因为同情法轮功的朋友一般都具
有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思想，还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在他们
的影响下，我开始注意了解并研究自由主义思想，那时我很自然地认
同了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

但是我很快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从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变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者。马克思并非对自
由主义绝对无知才否定它。我在我的以清理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研究
中，渐渐地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项研究需要一个更广大的理论参照
系，它要能包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等等，又高于它
们。这需要形成一种在综合中西文化、中西哲学之长基础上能扬弃马
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中国传统思想的人类思想框架。

在这个框架的建构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是对反映人类普遍伦理价
值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研究和对《老子》的研究。

前者，动因是我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即为
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不是有问题。2001年11月我在网上寻找涉及人类
普遍价值观的资料时，有幸通过互联网结识了美国天普大学的斯维德
勒教授。2006年1月我翻译的他的《全球对话的时代》一书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是倡导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不同宗教
间、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对话的。阅读和翻译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在
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研究中，我逐渐清楚地意识到我过去一直认为完全
没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非常进步的价值观存在严重问题，它以劳动阶
级价值至上否定了人类普遍的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
等；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执政党的情况下危害不大，但是一旦马
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执政党后，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误区会导致极其严重
的社会灾难。

后者，则建设性的意义还要更大。前面已经说过在大兴团河劳教所转
化班上，我意识到修炼人应当达到能无条件地自觉、自愿、自然地从
善而行，即无条件地善待世界这样的境界，把自己确立为自己人生意
义的支点。然而，当他要考虑超出自己的更大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时，
或者当他考虑的是包括了自己的存在的人类整体的存在状态时，他就
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了。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通过文化遗传而继承下来
的思维习惯，中国人因此都不可能成为尼采、或弗洛伊德、或萨特、
或福科，因为超出自我从整体上看问题几乎是中国人的文化本能。显
然我不能用我自己无条件地善待世界直接推出整个世界都是善的，所
以我在发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存在的问题之后，要说明马克思主义价
值观的问题，一定会追寻到对它的世界观的置疑上，也一定要去寻找
一个世界应当是善或可以是善的终极意义的支点，这就是哲学形上学
所要对付的终极实在的问题。通过斯维德勒的著作的启发，在我已有
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我已接近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
观上的唯物主义的绝对主义问题。继续深入，在理论上寻求不存在这
些问题的哲学框架就成了一种必然。非常幸运的是，我找到了。2003
年，我对《老子》的研究让我确信与它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
种绝对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它排斥不同的世界观，因此会导致
思想专制。更为重要的收获，是我在《老子》的5000言中发现了一个
完整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也超越一切西方从古到今的包含本体论、
价值论和认识论的大哲学，并自觉地体现着一天人、同真善、合知
行、道中庸，德道一体的哲学支架。我当时激动不已，捧着《老子》
热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感觉身体象是被注入了一股热流。“道”啊，
你这至简、至大、至深、至善、至真的道啊，终于找到你了！从此
后，一切个人荣辱都被我理解成为达此的必经考验，一切的顺利与坎
坷都被我理解成命运的“成全”。后来，我把这称之为“开窍儿”。
这就是本书导言中提及的作为超越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工程前提的
“正在建构中的新的哲学思想参照系”，以及第五篇中作为“超越马
克思主义之道”的组成部分论述的“和谐哲学”构想的来由和发端。

与我的这个思想进步过程同步，从2004年3月开始，我在中国人民大
学为本科生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采取了在中哲、西哲、
马哲对比中讲马哲的思路，这也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得以深
化。这些使我现在完成的这本《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于2005年5
月22日得以形成，即在那首“揭锅盖”诗流出10天后形成了现在这本
书的写作大纲。

六、

这本书有着深厚感情基础，这即是我对中华民族、对祖国母亲的挚
爱。象许多人意识到的那样，我们民族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和平崛起
的大好机遇。生逢此时，我太想把自己的力量融入到我们民族进步的
滚滚历史大潮中去。而做这件事最重要的情感刺激，则得自我对法伦
功所受到的打压──如此众多的善良的人受到如此残忍的对待，他们
所受到的这种对待与基督教创立初期基督徒受到的残忍迫害有过之而
无不及──的深深同情。1989年“6．4”时，我因自己身体处于重症
肝炎的初步恢复期，基本上没有介入那个历史事件。当时思想也曾受
到一定程度的震动，但是由于个人处境和思想状态，没有可能获得真
实而充分的信息，思想、立场和看问题的方法都并没有改变。1999至
2003那四年间我亲身经历了的被边缘化的逆境，使我终于能对许多
1989年后我们中华民族精英们所作出的牺牲、经历的苦难，包括法伦
功修炼者们所经历的苦难有深切体会。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不放弃对真
善忍的信仰而饱受精神折磨，甚至肉体折磨，仅仅因为坚持这一信
仰，就被剥夺工作的机会，被剥夺自由、尊严甚至生命。而前者，则
因为坚持民主的诉求，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有的一直流亡海外
被禁止回国，其中十分杰出的两位作家──王若望和刘宾雁──已经
分别于2001年12月19日和2005年12月5日死在异乡。他们生前都是多
么地希望能重新回到这片他们深爱并为之奉献了满腔赤诚的祖国的土
地，却被明确地挡在了祖国的大门之外；后来我和现在美国哈佛的原
北京大学教授郭罗基老师有了电子邮件的往来，他现在仍被拒回国，
甚至他母亲去世时他要回来奔丧，都被要求一定要写一份悔过保证书
才能放行。几年来通过互联网结识了一群这样的好朋友，都是私人情
谊。现在西班牙的黄河清、在美国的刘国凯、高寒、徐水良、王若望
的夫人羊子、陈光铭、陈立群夫妇、郑义、北明夫妇、在瑞典的茉莉
等等，他们都是盼着回乡却不让回。也不是绝对不让回，一定要写悔
过书、保证书才能回，这太蛮横也太落后了，听起来象是19世纪的
事。还有的则因在国内发起和推动民主事业而饱受磨难，其中有些只
是因为救助89年“6．4”事件的受害者及其亲属，把人道捐款送到他
们手上，就遭受牢狱之灾。

一个民族如果它善良的人民仅仅因为善良其自由就被剥夺、其人格就
遭凌辱、其尊严就遭蔑视、其身体就遭强暴，那一定是这个民族整体
患有严重的疾患，是这个民族整体的耻辱，也是这个民族整体的悲哀
与痛苦。这种病痛太深太重太显而易见，可是我们的社会却从上到下
好象根本不理会这种痛苦的存在，或把它们看作无关紧要。这种给善
良的人们造成巨大痛苦的严重疾患和对它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漠视已经
和中华民族正在焕发出来的澎湃活力不相协调，与中华民族正在走上
的振兴之路背道而驰。每每想起这些，都会使我非常焦虑和痛苦，除
了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是我的朋友、优秀同胞的缘故，更加之我越来越
清楚地意识到，能否在理论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不但关系到
上面提及的那些善良的人们能否不再因为善良而受惩罚，而且关系到
我们整个民族的未来，关系到我们中国能否尽快跨上当今人类政治文
明的底线──完成向宪政民主制度的和平转型，关系到我们正遭遇的
人将不人的社会危机能否尽快煞车，我们的社会风气能否不再迅速向
下堕落，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能否把握我在本书中已经论述过的千载
难逢的大好机遇。这使我在认真完成我的教学工作的同时，几年来，
一直把这本书当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几年来，每每收到为推
动中国民主进步征集签名的电子邮件，我都当作对我这本书的催促，
都把它们转换成了完成这本书的动力源。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我
基本上回避参与任何签名。但是，正是这些信息为我注入完成这本书
的不竭激情。如果中国到处都是鸟语花香莺歌燕舞，如果人间不存在
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苦难，如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如同在西方，只
起着推动社会完善的作用，而不是维持着专制落后的政治制度，我这
本书写不写就都无关紧要了。我这本书所以能在此时完成，从某种意
义上说，是海内、外为中华民族的进步而奋斗、牺牲、奉献的同道、
同胞们唤出来、催出来的。是他们感动着我、鞭策者我。所以，这本
书，是汲取了所有为了中华民族的进步而真诚奉献的人们的力量才写
出来的。所以我要说，所有为这一事业贡献了力量的人们，都不要沮
丧：中国的民主事业何时可见她成功的曙光？这本来就是几代人的合
力才可以完成的大事业。所以我要说，顾准、张志新、林昭、王若
望、王若水、李慎之、刘宾雁，……乃至活着的方励之、郭罗基、苏
绍智、刘国凯、黄河清、郑义……等等等等，我亲爱的姐妹弟兄，是
你们的奋斗牺牲感动了我，才使我拼出吃奶的劲儿，勉力把这本书完
成。

我的这本书，最直接的真诚目的是想帮助执政党。而帮助的前提，实
际上是一个近似赌注的假设。我在并不了解必要的信息的情况下，就
设定胡锦涛、温家宝以及当前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诚心诚意
地在追求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中国人民的福祉的；我设定胡锦涛在
上个月召开的第十届五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发出的，要使人民群众都参
与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来的号召是真诚的，因此对于我响应这一号召
所完成的这本书是欢迎的；设定他们如果能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事求
是的态度，就一定能发现我此书所讲是有参考价值的；我设定他们最
起码地也具有正常的智商，那么他们一定可以知道，我们国家的腐败
是制度性的，是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腐败无法得到有效
的治理；我设定他们主观上是想要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的，然而客
观上遇到了他们难以对付的腐败的既得利益者阶层的掣肘，政治民主
化改革举步维艰迈步更难；所以我要尽我的微薄力量，帮助他们扫清
理论的障碍，赢得支持他们政治改革的民心，帮助他们加强反腐败的
力量。

七、

这本书，我知道如果能有在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研究有素的朋友一起
来做，可能会做得更好些。因为我这些方面知识相当贫乏。所以大家
不难看出我在书中有意的扬长避短。我的扬长避短主要采取了两种方
式，一是自己说不清楚的话就直接引用别人；二是尽量回避政治学和
经济学地谈论政治、经济问题，而把它们都用一种哲学的或文化的视
角去看。为什么没有找合作者？一来为了避免“有组织”的嫌疑可能
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即被戴上有组织地“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帽子。二来，要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在主要见解上有共识的合作者也并
非易事，且有共识能否共同完成一本书，也还是不能保证的。毕竟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带着各自对于对方的互补性而相遇于一种共同的理论
创造那种幸运是只可欲不可求的。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为了能以
最快的速度完成这本书，我选择了独立完成的方式。而且越到后来我
越感觉时间紧张。为了能赶在中共十七大之前几个月推出这本书，我
把生活的其他方面都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把与朋友的交往也降到了
最少的限度。特别是2006年，整整一年，我几乎是一种“闭关”状
态。

现在这本书终于完成了。还有几点我觉得需要做些说明。首先是我在
书中毫不留情面地对我不认同的观点都有直率的批评。为了表明我不
是杜撰胡编，我不得不举出作者和出处来，这并不是针对个人的。实
际上我从我批评的学者们的论著中学到了许多知识，这里一并对所有
本书引用过其文章、观点的学者们真诚地表示我的感谢。我是一个非
常随和的人，在当面交往中会很注意给人留面子，不使出现让人下不
来台的尴尬，为什么会在这本书中口无遮拦地批评别人呢？主要是为
了澄清问题。还有，把话说得婉转需要很多时间来琢磨，我时间太
紧。我也考虑到，要留情面，就要给所有人留情面，这样话说不透，
我的观点就做不到清晰、鲜明。而给所有人都不留情面，却可能有这
样的侥幸：左派看到我“尖锐刻薄”地批评了右派而解气，而右派看
到我“尖锐刻薄”地批评了左派而解气，对我大概就都可以消消气
了？当然，也可能把大家彼此之间的气愤都吸引到我身上来。但是就
算是我成了众矢之的，我也还是有必要选择这种对学者的“不客
气”。因为这提供给我鲜明地批评执政者一种顺理成章：对学者都没
有客气，自然对江泽民、胡锦涛这些国家领导人就更不能客气了。否
则学者们会对我产生拍权力马屁的印象。我本来也不是这样的人，所
以索性就放言无忌了。不过我的“尖锐刻薄”只是时间紧来不及寻找
出不走样地表达我的观点的更委婉又适宜的方式造成的。比起鲁迅或
毛泽东来，应当说我已经相当温文尔雅了。还有，写在纸上的，同我
当面表达会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我是一个诚实而有礼貌的人。比
如我当面称某某为“某老师”，背后也会如此地称他，即不会当面毕
恭毕敬地奉承他，而背后却用一些不雅不敬的外号贬称他。这本书展
示的都是真话。我是一个很中庸的人，比我更严厉更尖锐的批评甚至
谩骂、咒骂都有的是。所以我希望，因我的批评而受到刺激的人，把
能知道我这样的比较中庸的人的批评看作一种收获。如果还觉难受，
那就请接受我现在的真诚道歉。我本意不想伤害任何人，可是受到能
力的限制。当然我的这本书欢迎大家不留情面地批评、批判。

再有，就是我把一些学者理解成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与我是统一
战线加以引证，这是经过考虑了的。我认为他们的观点在批评马克思
主义的尖锐程度上，都远不及我。因此，我认为自己不会有什么危
险，自然也就认为，他们不会有什么损失，更何况我引用的他们的观
点都是公开发表过的。如果有组织来找麻烦，一句话就可以对付：那
不过是刘利华个人的理解而已。

春节前，我曾在北京一个小型的民间学术活动中，为大家朗诵了本书
第四篇的引诗。后来有朋友建议我不要贸然发表全书，可先做出摘
要，通过私人的途径直接传给国家领导人，那样效果可能会更好。我
反复考虑过这个建议，觉得我的这本书，要么全部推出，要么全不推
出；要么让所有人都知道，要么不让任何人知道；如果只拿出一部分
给一部分人，有可能不等全部拿出就会被全部封存。在不透明的情况
下，我自己遭遇不测的可能性就更难以把握。所以在全书完成之前，
我差不多一直是封闭式写作。曾有朋友要我寄给他们已经写好的部分
章节先睹为快，我怕被网警们截获，带来干扰，也没有答应。

上面这些情况，总而言之是平平常常，不存在任何惊心动魄，主要是
为了说明，为何这本《超越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会
落在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的肩上。为什么呢？现在我来归
纳一下：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朴实、坦率、真诚、热情、乐观而善良的
人，因此我总是能敏感地发现事物光明的一面，发现一种思想、一个
民族、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因为越是普遍适用的大道理就越是简单，
而我是一个非常简单和单纯的人，因此比较适宜于去发现并说明至简
的道理；因为我是一个对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难以言表的深深热爱，为
它的美丽独特深刻博大而感动，为自己生为一个炎黄儿女而感到幸运
的中国人；因为我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徒，我真诚地承认马克
思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因为我曾经是中
国共产党非常忠诚的党员，了解、理解并由衷肯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那些波澜壮阔、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因为我是一个认真地做学
问的人，我曾在北京大学那一群马克思主义哲学著名教授的指点下，
非常认真地并且也算系统地研读过并且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
哲学著作；还因为我在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曾用了多
年的时间来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就是如此这般一个
我，因为法轮功而成了由党动员和组织起四年之久的持久战来攻克的
“顽固堡垒”──这个“堡垒”的核心实质，并不是我一定要成佛，
而是我从心里认为党对法轮功的处理不妥，并由于党当时那种非常武
断的规定──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必须跟党达成一致，否则就劝退出党
──不得已地出了党。我被劝退，不是因为我诋毁它背叛了它，而是
因为忠诚于它，不想看着它犯错误陷入被动、给我们的民族、人民和
共和国造成损失，而不顾个人得失坚持给它提意见造成的。我被劝
退，不是因为我不能说出赞美它的话──我在1999年8月发表的《两
个里程碑》一书中有大量真诚地赞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邓小平的
话，而只因为说不出它想要听的假话。……

也许这些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我完成这个任务所需要的必备条件。这就
是由我来揭开这个大锅盖的原因吧。

这本书完成之后，我生命中要写的三本书，就算完成了三分之一。计
划中的第二本，是在自己的教学实践基础上，在广泛研究和吸取国内
外相关哲学著述精华的基础上，为中国大学生写出一本综合古今中西
哲学的《哲学导论》，这即是在本书第五篇第四章《中华民族腾飞之
道》中笔者提及的作为大学生公共必修课之一的《以和谐哲学为框架
融汇中西方哲学主要精华的“哲学导论”》的教材。第三本是在老子
哲学的基础上，写出一本《全球化时代哲学引论》。所以这本《超越
马克思主义》发表后，我希望我的生活、研究和教学都能保持如常。
特别是我恳请中国人民大学不要因我的这本书而再次停了我的课；在
讨论对我的处理时，一定要在对《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有较全面
切实的了解之后再作定夺；要把我当作中国人民大学可利用的人力资
源来合理使用，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不要把“积极因素”硬
给它变成“消极因素”。切不可让我再产生“让林黛玉清猪圈”那样
的联想了。“让林黛玉清猪圈”至少是一种愚蠢的资源浪费。我今年
50岁，如果我不失去现在的生活条件，不失去自由，能集中于学术研
究，我想我在60岁之前完成另外两本书是有把握的，那将是我对中华
民族的贡献，也将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骄傲。

因为我把自己人生的主要任务设定为这三本书，还有三分之二的任务
需要付出精力和时间，所以我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风云人物，更不会
把自己变为一个政治人物。我潇洒浪漫、我行我素、喜欢心态平和地
作理论研究工作，我思想活跃不喜欢纪律约束，所以在余生里不会加
入任何政治组织。最适宜我的身分是学者，这个“学”字我的理解永
远是现在进行时态。作为一个学者，我会集中精力做我想做可做又值
得做的事。

最后以一首打油小诗来结束我这篇《后记》：

　　自况

　　轻轻松松避奢贪，兢兢业业同真善。
　　踏踏实实进学问，坦坦荡荡离躁烦。
　　力呈世界书三本，心祷中华福万年。
　　唯期上天能抖擞，惠赐同道命得圆。

（19,500字）

（2007年3月8日于北京花乡初稿；2007年4月8日于台湾台北新庄辅仁
学苑二稿；2007年4月16日于台湾再改。）

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及各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值此中共十七大准备召开之际，奉上我自2000年以来开始搜集资料，
于2006年8月至2007年4月集中写出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征
求意见稿”，希望它能对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把握中华民族发展
的大趋势，获得思想上的主动有所帮助。

《超马》一书采取庐山之外看庐山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立
足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以一种历史地具体的眼光来评价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作用，总的态度是“善解人意”，即追求一种理解基础上的和
解、和解基础上的超越。其所论证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同时它也有受制于历史背景、文化环
境和阶级局限的致命误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
形成与其在人类和我们民族社会生活中对象化，发挥影响并塑造我们
的真实历史，不但曾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曾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然
而，随着人类历史的变迁和我们的思想走向成熟，这些曾经有着存在
的必然性和塑造人类社会生活积极作用的思想，就渐渐地暴露出来它
们的历史局限性和仅仅靠“与时俱进”远不能克服的致命的理论误
区，由进步的思想变成了落后的思想。因此20世纪马克思主义被中国
化是历史的必然，而今天中国要超越马克思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我们的时代，江泽民、胡锦涛以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
之名而提出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政治理念，事实上已经明显表现出背弃马克思
主义固有的致命误区的倾向。然而，中华民族当前正遇到一个千载难
逢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要把握这个机遇，我们就必须尽快地从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框中自觉走出。执政者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自
觉的突破变成自觉的选择，把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背弃变成全面超
越。一个民族要在历史中领先，首先要在思想上领先。超越马克思主
义关键是要找到一条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本书第五篇中提出的建立
于对老子哲学的理解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腾飞之道”就是理论地自觉
地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或者说一种方案。

这一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概括地说就是，在哲学上自觉地做到：走
出“唯……主义”的绝对主义误区，允许世界观上的多元化并取一种
辩证的包容模式；在底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特
别是人类已经和正在形成共识的人权普遍价值和伦理普遍价值；在方
法论上将辩证的方法论与还原论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将其恰到好处地
用到恰当的地方。在民族精神的建设上，以人类普遍价值为标准来过
滤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能够保留和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并克服与专
制制度互为因果的“劣根性”，同时吸收世界文化和文明中符合人类
普遍价值的那些优秀内容，而形成我们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政
治制度上，则自觉地从一党专制制度中走出，有条不紊地、有计划分
步骤地走向宪政民主制度。

现在呈上的这本书，是还需要作认真修改、充实、提炼的“征求意见
稿”。由于修改的工作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我怕耽误了
“历史的机遇”，因此现将其通过我所在的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直
接上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希望它能作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起草
工作的一种参考资料，也希望能作“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的一种参考资料。我本人也愿意听到各种批评和指正意见。

此致敬礼！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刘利华

（2007年5月11日）

5月17日，我已经将《超越马克思主义》（征求意见稿）的打印稿交
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并郑重地对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表白：

　　“这是我舍弃了许多东西，出于对中华民族的爱、出于对中华民
　　族前途的关心，倾几年心血写成的。请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帮
　　我转交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

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表示，他一定会帮我上转人
民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并要我留下了联系方式，说会同我联系。

这部书稿的准备要追溯至2000年。关于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以及为
什么要由我来写这本书的想法，已经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过了。这里
只谈一点此书初稿完成后的感想。

此书初稿是我在台湾辅仁大学学习期间（2007年3月13日～5月7日，
我有幸参加了天主教台湾辅仁大学士林哲学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士林哲
学讲习班）于4月13日完成的。在台湾期间，我已经把全部初稿用电
子邮件方式寄过几十位学者和朋友。然而，得到的反馈之少有些出乎
我的意料：似乎绝大多数人对此都不感兴趣。我很快意识到，这种出
我意料的“普遍冷淡”，说明的其实是我对世界认识的主观性或一厢
情愿。中国人并不是人人都如我一样在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即使
如我一样在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也不会和不必都如我一样把自己的人
生事业拴在这样一个课题上。每个人都会在他自己认可的被设定的某
个社会角色上发挥他自己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实，几年来自己付出
了大部分生命能量、心血和精力初步完成的这个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尝试，只能算是一种尽力而为，做了自己想做而能做的事，就只问
耕耘，不问收获吧。

我还意识到，《超越马克思主义》可能将会遭遇的“普遍冷淡”的深
层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在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解不了解
它，对它持什么样的态度，已经越来越不直接影响中国人个人的生
活。然而马克思主义却仍以和政权相结合的方式发挥着它的作用。在
我的理解中，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今天要进一步发
展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解决的理论问题。要改变中国目前政治落后，
实现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要改变中国目前的文化落后，自觉地提升
到以人类普遍价值为底线来发展民族文化和重铸民族精神；甚至实现
两岸的和平统一、等等，都以自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前提。如
果我们误在马克思主义里还出不来，有可能耽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
历史发展机遇。所以，我希望这本书的探讨能引起所有关心中国社会
进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的关注。

这本书在方法上尽可能自觉地遵循中庸之道，而避免偏激。该肯定的
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所用来评价的
标准是人类普遍价值观，而方法则是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的方法。无论
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当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本书都不是绝对否
定，更不是咒骂。对马克思主义，其态度是超越，对中国共产党，其
真诚愿望是推着它向前走，即主要不是看它过去如何，而是关注它今
天如何和今后将会如何。这对于许多由于受过和仍受着马克思主义和
中国共产党的伤害，因此而对它们持激烈批判完全否定的态度的人们
来说，可能是太过温和了。然而，我希望大家能发现，在要达成的推
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目的上，实际上大家是殊途同归的。

现在我借《民主论坛》之电子空间发表的《超越马克思主义》是“征
求意见稿”。通过今年3至5月在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学习，在对康
德哲学的评价，对本体论之本体的定位等哲学问题上，我已经有了一
些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此书初稿是在2006年8月至2007年4月八个月
中间完成的。虽然其间的所有节假日几乎都用在了此书的写作上，但
是还是有不少教学工作、学习任务和事务性的事情要占用时间，整个
写作过程都是一种向前赶路而无暇后顾、旁顾的状态。所以现在的
“征求意见稿”需要修改补充的地方还很多，需要加以提炼删节挤出
水分的地方就更多。要完成正式出版的定稿，大概至少还需要有几个
月的打磨时间。但是我要赶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让大家特别是让中国
最高执政层知道“超越马克思主义”这一理念，只好把这个“征求意
见稿”在呈交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同时，在网上发表出来。在此，真诚
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教。

另附《为向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体呈送〈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征求
意见稿致胡锦涛总书记及各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联系方式：

◆llihua2003@vip.163.com；liulihua021103@163.com。
◆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

（2007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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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于 此 书 版 权 的 声 明 　　　　　　　│
│　　　　　　　　　　　　　　　　　　　　　　　　　　　　│
│　任何经由出版社出版，或有赢利色彩的复制、印刷此书的行　│
│　为当事先取得作者的同意，并有作者手签的授权书，方可进　│
│　行，否则视为侵权。　　　　　　　　　　　　　　　　　　│
│　　　　　　　　　　　　　　　　　刘利华 2007年4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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