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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向过中的一向就是用马克　│
│　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　│
│　际相结合，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可只看要在理论上需要搞明　│
│　白的问题，其难度就并不比黑格尔写作他的《逻辑学》、马　│
│　克思写作他的《资本论》时要想明白的问题容易。本篇引诗　│
│　提出这样一个见解，古今中西所有思想中，能对症地解决20　│
│　世纪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紧迫的社会问题的，中国人找来　│
│　找去，最后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提供医治其最主要的病症　│
│　──帝国主义侵略与独裁专制──的有效药方。可是要使马　│
│　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就远不是理解了并坚定地坚　│
│　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就可以做到的。毛泽东们在用马　│
│　克思主义药方对症医治中国社会病症时，一定要同时“灵活　│
│　处置”，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　│
│　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反过　│
│　来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或者“撞了南墙仍不回头”，就　│
│　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往哪儿转，则大有学　│
│　问。　　　　　　　　　　　　　　　　　　　　　　　　　│
│　　　　　　　　　　　　　　　　　　　　　　　　　　　　│
│　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象是某中医治病。他掌握　│
│　了某个被无数经验验证的药方所具有的药理、药效，把它作　│
│　为医治某类病的原则，就相当于“坚持”。但是光有“坚　　│
│　持”还不够，他必须根据病人的病情作灵活处置：其中某味　│
│　药需要加量，某味药需要减量，如有必要还须加进新药。这　│
│　就相当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的　│
│　原则对症地解决中国问题时，在实践中增加的新经验，包括　│
│　对这些新经验的理论总结，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医生　│
│　给病人治病取得了效果，或需补或需泄，医生需要根据病人　│
│　病情的变化，对药方再做调整，如果还是一个药方用到底，　│
│　就可能带来不良效果。应用马克思主义也一样。用错了药方　│
│　──虽然还自觉地坚持着那个原则性的药方，然而作出的具　│
│　体处置已经不对症，这样导致的错误，就是“违背马克思主　│
│　义犯下的错误”；病人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来已　│
│　经不能再用马克思主义的药方来治了，却仍然坚持以这个治　│
│　病原则给他治病，比如，对原来阳症实症很突出的病人，已　│
│　经用泄火药把他的身体调整得阴阳基本平衡了，还继续延用　│
│　过去的泄火药，那必会带来新的问题，这类问题就相当于　　│
│　“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犯下的错误”。　　　　　　　　　│
│　　　　　　　　　　　　　　　　　　　　　　　　　　　　│
│　上面的比喻，只是为了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作用　│
│　的一种形象说明。实际情况要复杂。严肃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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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历史成就，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贡献难以分
开。一般学者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果时，多数是与毛泽
东、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当作一回事讲的。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离
他生命的终点不足三个月时，对自己的一生做过一个总结，大意是说
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汪
裕尧将此理解为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概括了夺取政权和巩固
政权这两大课题”。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无疑做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新功绩，所以胡锦涛称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列举毛泽东的功绩是：“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
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
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薄一波把毛泽东的功绩概括为两个：一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英勇奋斗的精神，开辟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
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22年的人
民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
山，创建了新中国，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二是毛泽东和他的战
友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
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为我国的进步和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逄先知则把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的意义
概括为三个结束、一个奠定。即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屈辱、
受压迫、爱剥削的历史；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贫困落后、民不聊
生的黑暗历史；如果更长远地看，则是结束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开
辟了中国的新纪元。一个奠定，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贡献，引用
胡锦涛的说法就是：“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
确方向。邓小平同志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
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指
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
外开放的大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通俗地说，邓小平通过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
放，而使中国人民真正解除了先前捆绑着他们四肢的种种绳索，焕发
出创造经济的或物质的奇迹的力量，使中国开始切实地向民主文明的
现代化国家迈进。

笔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肯定的，并基本认同上引薄一
波、逄先知和胡锦涛的概括。如果站在更为客观的立场上看，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三大历史任务
的完成，其一，是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近代以来国家实现独立、自
主、和平及民族统一的历史任务，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必不可少
的前提（革命成功）。其二，是领导中国人民以至少两代人──从毛
泽东一代至毛泽东儿子那一代──的牺牲为代价，形成了中国较为强
大的综合国力（建设有功）。其三，是在毛泽东之后纠正了毛泽东违
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强调并发展了毛泽东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性
的方面，而使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伟大成功。前两个成
果是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第三个成果是邓小平领导取得的。

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第一个成就和第二成就很少异议，对
于第二个成就，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建设之功，许多人都缺乏了解
和实事求是的肯定。据丁冰的研究，

按中国过去国民经济统计一直沿用以国民经济平衡为目的的“物质产
品平衡表体系”，即ＭＰＳ核算方法，社会总产值包括农业、工业、
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部门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以人民币计，

　　“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
　　元，即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9%。若以可比价格计算，
　　社会总产值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则为725.8，即由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6年之
　　间，增长了6.26倍，年均增长7.3%。其中1958～1962年的‘二
　　五’时期，前两年是大跃进，后三年是困难时期，生产一度下
　　滑，以致年均负增长0.4%，除此之外，其余各个时期每年平均都
　　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在1953～1957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没的
　　‘一五’时期，年均增长11.3%；1963～1965年在克服严重困难
　　之后的恢复时期，年均增长15.5%，达到了最快的速度；在‘文
　　革’前期，即1966～1970年的‘三五’时期，年均增长9.3%；
　　“文革”后期即1971～1975年的‘四五’时期，也达到了年均增
　　长7.3%的水平。在社会总产值快速增长中，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
　　速度尤为迅速。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466亿元增加到1978年
　　的5,6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2.82倍，年均增长9.5%。”

根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推算的结果，中
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即ＧＤＰl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
3,488.6亿元，增长4.12倍，年均增长6.5%。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远
远超出了战后世界ＧＤＰ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
表明，ＧＤＰ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五、六○年代为4.8%，70年代为
3.4%，80年代为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ＯＥＣＤ）成
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都
比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增长速度低得多。而且中国在那30年还包括
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一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如果只看正常年景其增长
速度就更高，即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ＧＤＰ的年均增长速度，1953～
1957年的“一五”时期为8.88%，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为9.19%，
1963～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为14.5%，1966～1978年的“文革”及其
后的两年为6.62%。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期间，由于
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其对经济的干扰，ＧＤＰ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
6.62%，但仍比同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高出许多，如同期美
国为3.4%、西德为3.4%、加拿大为4.6%，只有日本稍高．为7.3%。

工业、农业、建筑、交通运输、商业、科教文卫等等各条战线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都也得到了巨大发展。1952～1980年，工业投资
累计达395,519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达到2,734.5亿元，年均新增
94.29亿元。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工业生产也得到迅速发展。1952
年工业生产总值为343.3亿元，1980年增至4,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在28年间增长17.9倍，年均增长11%。从各个时期的工业生产总
指数来看，以1952年为100，到1957年为228.6，年均增长18%；到
1965年为452.6，年均增长12.3%；到1978年为1,598.6，年均增长
11.2%。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的速度，以1952年为
100，则1978年增至229.6，即26年间增至原来的2.3倍，年均增长
3.25%。如交通运输业已从建国初期的极端落后状态发展成陆运、水
运、空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综合运输体系，其
中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2.2万公里增至1980年的5.19万公里，增
长了1.36倍；同期公路从8.07万里增至88.82万里，增长了10倍，民
航里程增长15.82倍；商业的发展虽然在当时因为未建立市场经济体
制而受到一定限制，但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成就依然是很可观
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52年的277亿元，增到1981年的2,350亿
元，共增长7.5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方面的
成就也十分显著，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极
其落后的面貌。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
不超过500人，各种新技术的研究几乎都是空白，全国大多数人都处
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而到70年代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和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掌握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定的先
进科学技术。“文革”前的17年中全国培养了正规的大学和专科毕业
生155万人，另有函授、业余大学毕业生近20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
业生296万人，基本上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其中绝大多数现在都已
成为各方面的业务、技术骨干。

1978年我们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后的发展就更是有目共睹的了。如果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不要说
“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就“连
一个螺丝钉也要从外国进口”的事实，就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地基上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就使中国成了拥有原子
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了。

那么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哪些发展呢？

先来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首先是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基本矛
盾和社会特点，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帝国主义列强侵
略中国，在一方面保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
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
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
殖民地的中国。”“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
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
平衡。”

在认清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了中国社会当时阶段革
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
这里所说的“封建主义”，笔者理解主要是实行封建专制的大小军
阀。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
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相应地，由于敌人的势力非常强大，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特点和特殊内
容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中国革
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
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能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
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
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
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
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
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
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
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
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
取革命的全部胜利。”而中国革命从农村到城市路向具有现实的可
能，即：“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
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
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
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
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
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
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
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

虽然暴力革命是从马克思到列宁都论证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
律，也是为10月革命证明了的真理，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领导的
武装斗争仍有其独特的内容和规律，因此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
思想。围绕着武装斗争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涵盖了关于人民军
队和人民战争的丰富内容。首先，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系
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武装力量如何建设成一支无产阶级性
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
问题。它明确规定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指挥枪
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原则；官兵一
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
纪。其次，毛泽东阐发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
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动力，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
他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
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三，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
的战略和战术。他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提出中国革命
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游击战争
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战略的意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
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
势。在运动中寻找敌人的薄弱之处，发挥我军进行人民战争的长处，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些军事战
略战术思想，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相结合，在人民军队的勇敢
对敌作战中，在广大人民群众舍死支持下，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武装力量从弱到强的发展，革命的武装斗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必然前
途。

为什么当时中国化自由主义的改良思想现在看起来仍然十分先进，却
在当时不能实现？毛泽东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在一个半殖民地
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
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
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
幻灭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看到中国经济、文化、军事的
落后是中国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被动挨打的原因，错了吗？不能算错。
为什么不能实现呢？就在于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专
制统治，他们的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事业在当时根
本无法畅通无阻地得到发展。在有限范围的发展，则被用来当作装点
军阀专制统治的花瓶。而他们的民主政治活动命运也如是，不触动专
制统治，就允许你挠挠痒痒，一旦触动，或被认为触动了专制统治，
那么轻者被抓进监狱──如七君子；重者被暗害──如闻一多、李公
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点看得很透。毛泽东曾风趣地说：
“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
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
育不了我们党。……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
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他还有一段话也非常生动：“权利是争来
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
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
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
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
得比较晚，那是斗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
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
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以后自由资产阶级还会拿它
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象《红楼梦》上
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
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毛泽东们所以能发动
武装斗争并达到了其预定的目标，首先是因为他们足够坚强，他们以
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解放劳苦大众为使命，就是玩儿了命也要治中
国当时的社会病，所以他们有勇气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
其次还因为他们足够聪明。中国不是工人阶级人数少吗？就武装农
民。中国的专制政治统治不是在城市十分坚固吗？就从农村开始起
步，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敌人的军队不是
非常强大吗？就坚持打游击战，一口一口地吃。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
平衡本来是中国社会落后的表现，就在这落后的现实上作文章，于是
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农民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游击战
争成为革命战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此开辟出一条独特的武装
斗争或暴力革命的道路，它一方面在中国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和现
实必要性，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创新结出的果实。

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斗争具有同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问题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原
典的马克思主义也有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可以溯源到马克思和
恩格斯时代已经提出的工农联盟思想。他们明确会提出，农民是无产
阶级的天然同盟军，特别是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不论在
反对封建主义还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工农联盟都直接关系到
革命的成败。而在工农联盟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列宁在统
一战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他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要
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与压迫民族的反对压迫阶级的斗争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被压迫民族
的人民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但是，由于国情的不
同，无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列宁从来都是把资产阶级设置为无
产阶级的敌对阶级的。列宁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
府后，利用当时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在俄
国刚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况下，马上趁势进行了社会主义革
命──10月革命，并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前文说过的辛亥革命
和10月革命成功之“容易”就是指此。这个情况，说明在与西方国家
相比也极其落后的俄罗斯社会条件下，列宁并没有灵活到提出与资产
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
想，并且同时解决了两个联盟的问题。一是工农联盟，这是统一战线
中最重要的基础方面；一是与非劳动阶级，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联
盟，这是随着中国社会病症的变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处置的方面。因
为工农联盟的一方面相对稳定，因此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就成了
统一战线问题的关键。毛泽东指出，同资产阶级复杂关联，“这是一
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
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而中国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
战线所以可能，其基本条件仍是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和主要任务决定的。毛泽东自己把1927年之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看
成是与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破裂期，认为这一时期“同大资产阶级及
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笔者认为，如果毛泽东把这一阶段
看成是与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之间的武装斗争的话，那么同同样以和
平的方式反对着这种专制独裁统治的自由资产阶级仍然有统一战线的
关系。这是笔者与毛泽东的分歧，这里不细论。按照毛泽东的看法，
在抗日战争中，爱国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又包括了资产阶级。不但包括
了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了爱国抗日的士绅地主阶
级。抗日战争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也一直坚持下来，但
其内容有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医治中国社会病
时，是怎样根据病情的变化而灵活处置药方的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毛泽东们也将马克思
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丰富、完善起来。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增
添的新东西主要是共产党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首先是
自觉地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是要把资产
阶级统一进来，不可以让资产阶级统一了去。第二是坚持又联合又斗
争的维系方法。在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联合，而在有各自阶级利
益冲突的问题上坚持斗争。这是要使革命统一战线对于工农劳动阶级
来说只赚不赔。第三是形成了一套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策略。

毛泽东提出，要达到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发
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所谓“顽固势
力”具体就是指反共势力，虽然也有抗日表示，但是却一心惦记着消
灭共产党。

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
家，也决不可在被人进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
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
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
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
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
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
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
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对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
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
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
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中国人的谋略由此可见一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双向作用
机制由此也可见一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同样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
展。马克思恩格斯曾亲自参与创立的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基本上没有
战争经验，没有组织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
原则建立起来的。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任务，借鉴了西欧社会民主党
的经验教训，鲜明地主张，在俄国应当建立的是新型的无产阶级政
党。这种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它是无
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民主集中制
是党的组织原则，党应当始终保持与工人运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
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自觉而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思想，而且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它把自己定
痊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以民主集
中制为组织原则，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秘密性的政治组织。进
这个党不能随随便便，出这个党也不能随随便便。党的纪律是，个人
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将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实践的发展，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逐渐地
由一个听命于共产国际的苏联人的“小弟弟”党，发展成有自己适应
中国革命实际成熟的政治路线或与最高纲领一致的阶段性具体纲领的
党，一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党，一
个在革命实践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摔过很多跟头后，
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了自己成功的一套路线、政策、策
略的党，一个有自己领导的能打硬仗的坚强军队的党。考虑到这个党
的绝大多数党员都出身于农民，就不能不承认，在共产党的建设方
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

在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
大群众基础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决非易事。中国共产
党是在领导中国武装斗争和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在
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这些具体的特殊内容相结合的过程中
成长起来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离不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
践，而它的成长也就必然体现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的自觉程度上，体现在对中国革命规律，特别是武装斗争的规律和与
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规律的把握与运用的成熟程度上。在这个过
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最突出成就是党的思想建
设。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首先特别重视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教育，这在全世界的所有共产党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因
为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弯路，遭遇的挫折，就主观原因说，都与主观
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有极大关系。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大障碍。毛泽东一直倡导要在党内形成
一条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要以“有的放矢”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
义，要反对本本主义，要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化为可
操作的领导方法，并对党的各级干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从而大大提
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各项工作的整体水平。党的思想建设
方面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使党员和各级党的干部时时明了党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的路线和政
策，以保证党的路线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贯彻。第三个内容就是教育
党员和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或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并在此信
仰、理想下形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道德品质。包括不断地以人民利
益为标准，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这方面的独到之处前文
已有论述。毛泽东后来将党的建设经验概括为三大作风：“用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
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
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
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
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
的。”毛泽东这里说的“前人”是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
的。他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原典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非常自信
的。

这里顺带着谈及一个广泛的误解，即认为毛泽东思想与其说是马克思
主义，不如说是民粹主义。确实，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
农民为革命主体，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
主要敌人，以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
压迫为主要任务，是从农村先建立武装割据，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
革命道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确实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推翻
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也的确非常重视农民，他明
确地说过：“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
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
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
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
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但是，毛
泽东却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把
握，一直非常自觉地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1944年8月，毛泽东针对
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一篇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的社论给
时任《解放日报》社长的博古写信，提出“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
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
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是
机器，不是手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
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
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
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
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
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
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毛泽东也确
曾强调过劳动人民比知识分子“干净”，然而这也不能归之为民粹主
义。强调劳动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相对于非劳动阶级的道德优越
性，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粹主义是强调农民在道德上比受城市生
活、现代工业影响的城市人口──其中包括工人阶级，也包括资产阶
级在道德上更为可取。

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以他哲学思维之特长，也以他深入浅出的风格，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理论贡献。上文谈及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结
构和功能特点，毛泽东伦理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
工具化等等，实际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这里要专
门谈及的是毛泽东在认识方法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一是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有针对性地分析批
判了“左”、右倾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在哲学上的四重错误。第一，
他指出，“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相
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思想不能随
变化了的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
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左”倾冒险主义则是“思
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
在将来有的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
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第二，他指出教条主义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我们
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
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
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
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
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
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
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
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第三，
他指出教条主义割裂部分与全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研究问题，
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
问题，想当然。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只看一方，
看不到另一方；只见局部，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表
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
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
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这样的做法，没有不
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儿了错误不，
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第四，
“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了解两条战线的斗争的正确涵义是同偏离实际
的“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而把两条战线规定为一条是
与阶级敌人的斗争，另一条是与所谓的党内错误倾向──即不符合他
们自己路线的倾向──的斗争，却“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而他
们“左”到了甚至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提倡打倒一切，采取
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341）。“‘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
的乱斗法”，就必定不可能将对付敌人和对付犯了错误的同志二者区
别开来，“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
种乱斗的习惯，不公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
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
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
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到卢卡奇、柯尔施对、
蒲鲁东、拉萨尔、杜林、经验批判主义者、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都曾
作过有针对性的哲学的批判，但是，象毛泽东这样针对其思想路线的
认识方法论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分析，却仍是第一次。这不
能不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原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二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理论上也有贡献。在马
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虽然他们把实践引入了认识论，但是包括自然观
和社会、历史观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的确立是
其哲学主要任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问题并是他
们系统地论述的主要理论问题。到了列宁，由于党内思想斗争的需要
和革命实践的需要，他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方面
都有贡献，但是列宁在认识论上重点强调的是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反
映论。马、恩、列对实践与认识的有机关系从来没有做过系统、全面
的论述。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首先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
实践观，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阶级斗争、
政治斗争、科学活动和艺术活动都是人类实践的形式。其次他指出实
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揭示的实践是认识的
目的，还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再有他指出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要包括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
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这样两个飞跃；而从人类
整体的认识过程来看，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即通
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无止境上升过
程。

在辩证法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
造成唯物主义辩证法，不但运用于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而且论证了
“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列宁则第一次明确提
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见解，并指出“这需要说明
和发挥”。而从列宁留下的论述和笔记看，列宁“说明和发挥”对立
统一规律的视角是，围绕着对立统一规律构筑一个辩证法的理论体
系，所以他关注的是各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逻辑关系。而毛泽东对对
立统一规律的发挥视角，则主要是实践问题的解决。因此，他对辩证
法的独到贡献是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是他在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基础上，深入研
究了解决矛盾群──即矛盾与矛盾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把相互关
联的一群矛盾置于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去把不同阶段它们不同的关
系，而得出对主要矛盾的把握。在此过程中，他实际上发现了在矛盾
存在和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在众多矛盾构成的事物（或矛盾群）
中，要特别注意分析和解决对全体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矛盾。这与现
代系统论有相合之处，现代系统论认为，一个由不同元素构成的有机
系统，必会有主导的元素和被主导的元素存在，各元素在系统中所起
作用不会是完全同一的，如果完全同一，就不成系统，而可以成为一
种任意的堆积。毛泽东进而提出，在解决主要矛盾时，还要注意特别
注意把握决定其性质的矛盾主要方面。由此可见。毛泽东关注的不是
辩证法诸多范畴的逻辑结构问题，而是在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群或
群矛盾中，如何把握矛盾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矛盾在实际中的真实解
决。

其次是他在深入研究矛盾的对立统一机制的基础上，形成了“斗争哲
学”的理论。所谓矛盾对立统一的机制，是说对立面既互相对立，又
互相依存，双方处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中，而导致对立面地位的转化。
比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始处于弱势地位，国民党的军队是矛盾的
主导方面。不要紧，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个地打。共产党想
了许多打仗的法子，努力把自己的短处变成长处，把自己的弱势变成
强势。这怎么可能呢？它就是做到了，叫作“敌进我退、敌退我追、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集中优势
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把在战争全局上处于被包围的内线做
战，变成在局部战役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做战；因为兵力不足，尽可能
不打阵地战，而打运动战、游击战。毛泽东晚年曾以国民党与共产党
的军事关系解释“综合”。“国民党和共产党远非是多少力量，多少
党员，多少根据地，武器怎样，多少人，大城市多大，我们有延安，
他有上海。延安七千人，上海有八百万人。他们的长处是城市大、有
外援、人多、兵多、武器好。但兵是抓来的，官兵对立。当然有些人
能打仗，不是一打就垮。我们的长处是联系人民。”“怎么综合？共
产党和国民党是对立面。他们军队来，我们一块块吃，把他们一块块
吃掉，不是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他们是不要和
平共处的。我们就一块块吃掉，因为他们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进攻
延安？你有你的自由，你的军队来，我能吃就吃，不能吃就走。他们
全军消灭了，不就综合了吗。……大鱼吃小鱼，一个吃掉一个，两个
对立物统一，有一个主导方面，一个吃掉，一个就综合。”毛泽东接
着谈到，这些话马、恩、列、斯都也没有写过，他自己也没有写过。
他是没有这么生动形象地说过，然而在《矛盾论》中，了已经十分明
确地论述过其“斗争哲学”的理论了：“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
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328”“矛盾
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变化。
322”“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
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
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
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
的性质。323”毛泽东接着举了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的英法诸
国的历史过程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苏联为证。

三是毛泽东在深化对矛盾转化机制的认识的过程中，对于原典马克思
主义的还原论倾向也有所突破。如他明确提出：“生产力、实践、经
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
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
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
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
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
革命的运动的’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主要的决定的作
用。当着某件事情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
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
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
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毛泽东认为，这并没有
否认物质对精神、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的决定
作用，因而“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
唯物论。”1964年毛泽东讲的：“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
质”，也有这样一种有限度地突破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还原论的意
义。

下面要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了。笔者写
到这儿，能猜测到读者中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群的，能耐下心来读
到此的，大概早就愤愤不平了。等着看笔者有什么办法可以把1949年
10月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弯路说直。

是的，回过头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简直
就是一个胡闹接着一个胡闹，1956年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1957年反
右运动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从此彻底变成一群夹着尾巴唯
唯诺诺的“小媳妇儿”，而中国共产党则当上了绝不让“媳妇儿们”
有熬成婆的任何机会的“婆婆”。从此“王婆卖瓜”、“异想天
开”、“和尚打伞”、“全面专政”……，1958年高举“三面红旗”
“放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在中国共产党
内进行“反右倾”，把党内务实派的嘴巴彻底封闭；接下来的几年中
国进入人为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其准确数字至今在黑箱里
还未得见天日；1963年国民经济情况刚有好转，又开始强调阶级斗争
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弄得不是人心惶惶，就是人情炽炽，接
下来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四清、一直到“文化大
革命”──我党把它已经定议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
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国民党
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且我们开的多数会都不是批别人，就是被人
批。国民党压制人民运动，共产党人为地运动人民。中国人民从五星
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哪里过过几天和风细雨、
心朗意舒、无忧无虑的日子？

是的，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历史真实。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以虚无主
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历史。从毛泽东1949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刻起，有多少中国人热血沸腾、激
情澎湃，并暗下决心，打定了主意：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要奉献
出自己的全部才华和能力，努力奋斗来实现中华民族自1840年起就一
直耿耿于心的强国梦？专制顽固的国民党，那个军队超过共产党几十
万的、曾在中国大陆执政的腐败党、刮民党，那个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民主党派没有办法叫它接受民主执政理念的老子党，不是已经被
赶到台湾岛上去了么？而共产党如日东升，共产党的人，个个朝气蓬
勃、捥着裤管、穿着布鞋、平易近人，干劲十足、满脸的朴实地为群
众解决着问题。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前途必将光明灿烂！这是当时那
一代中国人绝大多数的想法。

中国人民实在是太伟大了，就算是风雨兼程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
党一党的领导下，走了如此曲折的路，到今天也还是取得相当伟大的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成就。而且和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相比，在毛
泽东领导下的27年中，在这片曾经贫穷落后的土地上，从铲除兵乱匪
患、吸毒、卖淫、恶性传染病，到解决人民温饱、扫除文盲、普及文
化教育、形成新的时代风尚；从清理战争废墟，到建起新的工厂、医
院、学校、商店；从修筑水库，到根治海河；从在中国的公路上跑起
中国人自己造出的汽车，到在中国的油井里流出中国人自己勘探、自
己开采的滚滚石油；中国人从驾驶着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天空，到把
自己制造的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这些成就不都是事实么？那个被
世人称之为“东亚病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不是已
经变成了一个有独立主权、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有相当的国防能力，有相当综合国力，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伟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了么？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数亿中
国人民再不是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是被
凝聚起来了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民族精英不是都有了用武之地了
么？中国人虽然不富裕，但是他们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不是既敢于对“苏修”说“不！”，更敢于对“美帝”说“不！”了
吗？这些成就的取得仍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至今，许多中年以上的中共党员还从未怀
疑过“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毛氏格言会
有什么问题。如果说这个论断引起了他们的怀疑，那么他们所怀疑
的，恐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可否作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是
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否早已经“错误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问题。

这里不能不谈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向苏联“一边倒”的决策问
题。我们前面已经知道，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
主党派走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呼声很高，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
党都明确提出了中国对外应当兼亲美、苏；中国建国，应当把英、美
政治上的民主与苏联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结合。实际上，亲美也曾是抗
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1944年7月28日至
1945年4月1日，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司令部政治
顾问的谢伟思（John S. Service）作为美军在延安观察组收集政治
方面情况的负责人，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有六次谈话。据谢伟
思所做谈话备忘录，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谈到：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
　　什么长期的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
　　明的，象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我对他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忽视苏联，提出了疑问。〕

　　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后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
　　况。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到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
　　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

　　……

　　中国必须工业化。在工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酱
　　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
　　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
　　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我们既没有只吸收西方机械技术的天真想
　　法，也不对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感兴趣。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
　　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我们所关心
　　的是在建设的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
　　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我们才能谈到“国防工
　　业”，象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中所谈论的。我们将关心
　　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

　　美国不担心我们会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
　　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
　　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
　　何冲突。

1945年3月13日谢伟思在为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做摘要中写道：“从
毛泽东的谈话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新观点是，蒋介石坚持打算召开一次
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民大会，这个不以国家统一和承认其他党派为前
提的大会的召开，将关闭和平合作的大门。蒋介石决定冒天下之大不
韪。其结果将导致国家的公开分裂。”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关的紧密
　　联系。双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本质上是
　　热爱和平、不搞侵略　不不帝国主义的。

　　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
　　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取进
　　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

　　美中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
　　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她不希望在高级的特制
　　产品上与美国竞争，而美国为了它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需要
　　出口市场，它同时还需要为投资寻找出路。　　

　　中国必须建立加工业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并提高本国人民的
　　生活水平。中国最终可以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中国所
　　拥有的原料和农产品，可以作为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补偿。

　　……

　　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适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
　　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

　　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在未来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
　　长期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
　　“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
　　灭亡。

　　……

　　蒋介石拒不承认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还打算在1945年11月召
　　开国民大会，这都表现出他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这种大会完全
　　是国民党的一种工具。……参加会议的代表还是在1936年由国民
　　党组织挑选出来的，当时在国共之间处于公开内战的时期，那是
　　一次最虚伪的普选的骗局。

　　……

　　联合政府是和平过渡到立宪政体的唯一希望，它将在民主的基础
　　上容纳和代表全国各派力量。建立这样一联合政府刻不容缓，因
　　为这是目前统一全国各派力量，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唯一途
　　径。

从上述谢伟斯与毛泽东谈话录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
要努力于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而蒋介石不肯放弃他垄断的专
制权力，导致了联合政府只停留于一种纸上计划；中国共产党当时为
了中华民族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也是真诚地想与美国这个民主
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但是事实上，美国政府出于对苏联扩张势力的
警惕，也出于它想谋求在中国的利益的考虑，更出于它的反共产主义
的意识形态，在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被迫开始了解放战争之
后，美国完全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蒋介石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告成立后，美国也仍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国新政权的承
认，并鼓动基本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政治孤立。不但
如此，美国政府还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禁止一切直接的军事物资
和装备、重要的工业、交通以、通讯物资和设备向中国出口。随着
美、苏“冷战”的展开和升级人，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敌视态度也不断
升温。在这种情况下，“一边倒”已经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迫不得
已。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接手下来的中国，除了它的五星红旗是新的，人
民的精神是新的之外，几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战争废墟。百废待兴，
蒋介石还一直叫嚣着要反攻大陆，处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封
锁之中的新中国，已经为连年的战争元气大伤，能否带领新中国走出
这种困境，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国家，对于毛泽东和中
国共产党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在我们茶余饭后谈论这些，感
受到的最多似乎也只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可是对于当时的毛泽东们来说，浴血奋战，打了28
年，终于打出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和平的局面。面对内外种
种压力，新国家的巩固该有多难？当然那时是杰出领袖辈出的年代，
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中岂止毛泽东一人“轶群绝伦”，天安门城楼上
站一排，哪一个不是枪林弹雨中百炼成钢的英雄好汉？那一代中国共
产党领袖的长相都各个透着英姿飒爽：双目炯炯，天庭饱满，鼻挺嘴
阔，气度不凡。真可谓，大德大能云集一党，能文能武各当多面。新
中国最初的七年，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成功地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
变，一是由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变。虽然社会主义改造搞得过急过
快，但是下面会谈及，却为在短期内形成一个较为强大的综合国力创
造了条件，赢得了时间。从那时打下了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基础，至
今已近60年。

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和平完成之后，毛泽东结合苏联的经验和教训，
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
路。1956年4月写作“论十大关系”前后，他哲学思维上表现出了一
种不同于“斗争哲学”的新倾向：和谐哲学之花似将绽放。毛泽东在
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
的矛盾时，已经发现这些矛盾与旧社会的不同。他注意到矛盾着的两
个方面不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方式使整个事物得到发展，如他对经
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重工业与农
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关于人民内部中领导
与群众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以及不同
思想认识之间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等等的论述，都注意
到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在一种适度平衡中互相促进的，而不是此
长彼消，此生彼死的关系。这是不同于“斗争哲学”的新思路。沿着
这个思路发展下去，毛泽东有可能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和平建设实践
基础上写出一部与《矛盾论》对应的《和谐论》来的。遗憾的是，毛
泽东最终未能跳出马克思主义和他自己经历使他形成的阶级斗争的思
维定势，而没能把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思路系统化、上升到哲学理
论高度。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革问
题的思考，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
献，特别是针对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
中掀起的波澜和斯大林模式，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讨，对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容矛盾的思考，从政治上追求生动活
泼、心情舒畅的局面，到文化领域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
一直为中国大陆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所强调，但是事实上，毛泽东这
一时期的探索早已经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全方位地远
远超越了。

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的贡献，启动机制是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走到了极
端，也走到了极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现实成就有目共睹，邓
小平理论的贡献也已经在本篇第二章论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做过概
括。这里从略。

这一节论述了中国人在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或者用毛泽东
和邓小平的话说，在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
基础上，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
过程中，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我们必
须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积
极的实际成果，前提是，中国的社会条件和迫切的历史课题的解决需
要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黑暗的
专制统治，是中国近代史上不能绕行的一个台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
成功以后，战争阶段遗留的问题，以及中国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落
后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对于高度计划经济的切实的但是暂时的要求，
也仍需在一定范围内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够给
中国带来历史进步的客观原因。

是的，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是的，
我们中国人民至今也还没有真正得到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普遍人权
宣言》中明文写着的世所公认的基本权利，我们中国人民现在也还没
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等
。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回避的一个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
中国人民进行的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是地地道道的具有历史进
步性的战争。它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大多数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反抗专制、渴望民主、自由、文明、富强的新国家的切身利
益和美好愿望。

是的，我们“中华文明号”大船在通过“历史三峡”已超过一个半世
纪的航程中，惊涛骇浪、死死生生、牺牲真是太大了。然而如果我们
撇开价值的、感情的评判，仅从一种历史实然的视角来看，则中国近
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我们这条大船绕不过、跳不开的必
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一种颇为一相情愿的观点，即在总结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社会过程中的挫折、教训时，提
出一系列的“悔不该”。比如，认为慈禧太后已经开始搞民主改革，
因此辛亥革命就不该发动；宋教仁被刺之后，中国的司法已经开始运
作，孙中山就不该发动“二次革命”；张勋复辟后，段琪瑞上台执
政，孙中山就不该组织秘密会社式的中华革命党而不去组织更加现代
化、民主化的政党；新文化运动之后就不该有北阀战争，因为它的结
局是国民党专制政权的诞生。……总之是认为，我们本来有多次机
会，完全可以实现民主、共和、自由。但是由于当时追求这个事业的
人们水平太低，没有把握住机会，因此一次次的机遇都错过了。这类
历史老人根本不会介意的历史研究的虚拟式“假如不是……就会如何
……”，其实质非常接近一个中国民间笑话揭示的道理。一个饿汉，
终于得到了可以充饥的烧饼，他吃了一个又一个，直到吃到第六个，
他饱了，于是他骂自己：“我真笨！如果早知吃这第六个能饱，何必
吃那五个呢？前面五个本来都可以省下的，……”

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并用来指导我们中国人民进行以结束帝国主义
的奴役、黑暗的军阀专制统治为目标的暴力革命──新民主主义革
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不得不吃的一个“烧饼”，它带给我
们的真实成果，无论今后会起什么作用，我们当时吃它都非常必要。
更何况我们吃它并非是为了充饥而饥不择食，而是为了治病，经过了
多种比较，反复实验而把它中国化成一付治病的对症之药。马克思主
义已经被铺进了我们走向美好明天的大路路基，它曾提供给我们不可
不接受，也不可不感谢的一种历史帮助。

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犯下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
的两个历史《决议》已经做过总结。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于
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了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党犯的一次右倾、三次“
左”倾错误，主要是三次“左”倾错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右倾
是指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派采取了托落茨基
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要推
到将来，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三
次“左”倾错误，分别指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强调“不断革命”冒险
主义、李立三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和王明、博古强调“直接
革命形势”、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
“进攻路线”并且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问题突出了的时候，把保卫
苏联看作最重要的任务，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等
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长达四年，1945年的《历史
决议》对其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错误做了全面清理，指出其思想上“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
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做教条”的
教条主义问题，并分析了其社会根源和社会条件，指出：“要克服错
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
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
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
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战略策略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到中共七
大时，基本上得到全面纠正。

而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其所犯违背马克思主义
的错误的总结则是在1981年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的。虽然有四千人参与讨论，
起草了一年多，邓小平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期间，至少曾九次与
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他意见，多次强调《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对
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并明确地提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
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上，这同我们
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
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内国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这却是一个着
眼于当时政治形势稳定的策略性很强的决议。

而就理论深度而言，《决议》对中共执政30多年所犯错误的认识，从
当时来看就非常表面。根据这个《决议》，建国头七年，全部是辉煌
胜利，没有错误可言。之后从1957年到1966年被《决议》认为是“开
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成就突出，但是党在工作的指导方针
上有过严重失误：一是“反右”的错误被定义为“严重地扩大化
了”，而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
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
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1958年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
线愿望是好的，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未经调查研究就轻
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同指标、瞎指
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
来。此后，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
动），“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决议》对这些错误原因的总结可
谓蜻蜓掠水：57年反右“扩大化”原因没有总结；58年的错误则“由
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
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
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这十年间的成
就和错误都“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毛泽
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
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
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
和教训的总结是1981年《决议》的一个重点，其主要观点是：（1）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按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思
路发动的；（2）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
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3）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
因为他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并非出于一种坏的动机，因此他在错误地
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起了使其恶果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的作用，比如，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等等。（4）“文
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是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
社会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导致了对过去
经验的套用和曲解并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点；二是党在面临着
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
泽东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
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
破坏。“种种原因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
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
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
命’的发动和发展。”对于恰恰是应当认真深入反思的一个国家、一
个政党不能阻止一个领袖的错误专断的“种种原因”是什么，《决
议》则未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

1981年《决议》之后，中国大陆毛泽东研究领域对毛泽东晚年理论失
误原因的分析，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突破。石仲泉认为，毛泽东“主
要有两大理论错误。一是经济建设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论，二
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到‘文革’时期发展为‘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逄先知则认为毛泽东晚年失误，最主要是
三条原因。“第一，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　，脱离了他创立和
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7“第二，是专断，听不得不同意
见”，29第三，“毛泽东在晚年不能很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和应该
团结的人”。而在思想方法上，逄先知认为：“毛泽东的晚年，在思
想方法上有极端化的倾向”，“不大讲统一，过分强调斗争，强调斗
争是绝对的，以至于说出‘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一类的
话。有人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学概念，就说是‘阶级调和论’。这
种倾向的产生，从深处说，有思想惯性的作用。”

还有颇多人，喜欢用毛泽东的话来为毛泽东晚年错误作注，引用最频
的是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因为这颇多人，对马克思
主义仍是崇敬的，因此他们给毛泽东改成“斯大林加秦始皇”。至少
李锐和苏绍智都明确地在发表了的文字中表述过个看法。

笔者认为，概括地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其违
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有三个方面，一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人为地变革
生产关系，不断地提高公有制的水平；二是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
搞经济建设；三是违背人和人的思想的存在和发展规律，企图通过人
为地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实现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或无产阶级化
或共产主义化。而后果尤为严重的是第三个，它在实际生活中既有违
背马克思主义的一面，又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面，这样两种力量加
在一起构成一条无形的绳索，几乎窒息掉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

而这三个方面的错误，都是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起了作用的，因此
其阻碍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的严重后果未有超乎其上的了。而考察三
个实践中的严重错误的原因，固然党的决议所列举的社会历史条件，
制度条件，党的整体水平，以及毛泽东个人党性修养方面的问题都起
了作用。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毛泽东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错误
理论，这套理论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自居，以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
主义革命经过实践检验的毛泽东思想作源，以毛泽东个人的理论能力
──特别是其辩证法哲学智慧为用，以毛泽东个人在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中所享有的真实的权威（按韦伯的分类，是在魅力型基础上又
具有了法理型的权威）为担保，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理论家们，当
时中国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者们，加在一起，无法在马克思主义的
框架中突破毛泽东这套系统化的错误理论。马克思加秦始皇也罢、或
斯大林加秦始皇也罢、或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也罢，毛泽东晚年不能
团结应当团结的人一道工作也罢，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也罢，等等，与
其说是毛泽东理论错误的原因，不如说是其错误理论的表现，或其在
推行其理论错误时的特色。说毛泽东的骄傲自满、专断、等等导致了
他晚年的错误，就更值得推敲。在笔者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一生骄傲
却从不自满的人。这里的骄傲是自信与自豪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大家气
度。我们平常小百姓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气度。例如我们为伟大祖国而
感到骄傲，为中华民族伟大文化而感到骄傲，我们甚至有时为自己超
常地发挥了自己的能力做成某件事而骄傲。当然物极必反，过于骄
傲，也就是过于自信，骄傲、自信会变成自负、自满。还有一种情
况，为身外之物而骄傲，如为自己的生在某某有权势的家庭而自以为
高人一等，等等。毛泽东一生学习不辍，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所以他这个人在对待知识方面从没有自满过。专断是一种处事方式，
与独断意思相近，是指一个人不听别人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意见。专
断本身并不一定带来坏的结果，关键是所断是否正确。听了别人的意
见，没有专断，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了，但是别人的意见是错的，结
果必定不会好。在许多别人不同的意见中，拿不定主意，就成了优柔
寡断，结果仍不会好。

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能说没有人格的因素，但是主要是系统化的错误
理论导致的。而毛泽东晚年系统化的错误理论的形成，却是毛泽东严
肃认真地尽可能地实事求是地研究的结果。为什么主观上努力地实事
求是，得到的却不是“真”而是“假”，不是“是”而是“非”呢？
这是因为，任何具体的实事求是活动，本身都会受到实事求是主体的
知识结构、理论能力、价值取向制约。指导人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是
错误的，那么尽管认真去求，也很难求到是。这就象是人戴上了有色
眼镜去看世界，那么他看到的世界就会是他的眼镜的颜色。上个世纪
60年代中期，毛泽东以他已经系统化的错误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社会作
判断时，满眼看到、满耳听到的都是阶级斗争，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
危险性。1963年，他判断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我们”
手里。他从他那套系统化的错误理论出发，感到的是修正主义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掌权的问题、或者说“和平演变”正在发
生的问题，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正在被改变颜色的问题，这
些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达到决定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程度。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出发点无疑是迅速发展生产力，使中华民族能尽快摘掉贫穷落
后的帽子，过上幸福生活。然而他能发现的达到这一目标的桥或船却
是：从变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着手。他以为在中
国解放生产力的最正当、最方便也会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变革生产关
系，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变低级的公有制为高级的公有制。前者表现
为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者表现为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
动。其正当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人类历史进步的
信念、和平地操作、以及不是通过对外侵略掠夺的途径；其方便性来
自于中国共产党执掌了全国政权，可以由政府出面进行全国一盘棋式
的组织；其有效性则是因为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可以建立计划经
济，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可能集中使用中国的资源，只有集中
使用中国当时可利用的资源，才有可能迅速地形成一个较为强大的综
合国力。

然而，这却是极“左”的违道之行，必然会遇到阻力。人民出于自身
的利益会自发抵制，党内务实的各层领导也会抵制，这两种抵制出于
维护人民合法利益的正当理由，是居于中庸适度之线上的抵制。而已
经被剥夺了的资本家、地主等等，自然也不会支持公有化，因为低级
形式的公有化已经把他们的属于生产资料或固定资本的财产化没了，
他们怎么会赞成更高级的公有化呢？而党和政府领导层中的一小撮儿
蜕化变质分子，是不劳而获腐化堕落生活方式的俘虏，他们从自己的
不正当的利益出发，只能站在右的立场。毛泽东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
化程度，是想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受益，这些贪官污吏本来就持与
人民对立的立场，也会成为阻力。由于毛泽东所持是一条极“左”的
思路，他已经不可能区分出适度的正确和右的错误了，因此他把最善
良老实的劳动人民和最忠诚能干的革命战友都置于了他的极“左”思
路的对立面了。而他根据他的良好愿望和其错误的理论逻辑，把这一
切与其极“左”思路的不同的主张，都不分青红皂白看成是反对社会
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复辟势力
了。

遇到阻力的时间越长，感受到的阻力越加切实，毛泽东就越是忧心忡
忡，就越是要想尽办法来扭转。他从其辩证法智慧考虑，要巩固已经
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能忽视上层
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本来就
应当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统一，并起到维护其经济基础的作用
的，因此必须强化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而毛泽东在
这个领域所号召进行的阶级斗争仍是违道而行的，因此也自然受到了
多方面的抵制。经济领域的“三自一包”等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
力”，对“价值规律”、“利润”、“市场”的强调，文化思想领域
的所谓不歌颂工农兵而只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讲阶级斗争而讲
“地主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的“修正主义”，政治领域的“三
和一少”的主张，哲学领域的“合二为一”等等，毛泽东透过他的已
经系统化的错误理论的黑色墨镜，能看到的，就只能是一片黑暗了。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内容，这类错误是对先前正
确的特殊经验的不当运用造成的。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积累了两类经验。一类是具有较大普遍性的，作为
方法论也可以用于和平建设时期的经验。这一类主要有三条：其一，
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地将马
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实际。其二，是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联系，代
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将革命先锋队的力量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的力量汇聚、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深厚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力量。
其三，是将民族发展的主题与世界进步的方向统一起来，在与世界的
关系中，一方面要明了并选择反映世界进步潮流的方向，认识自己的
落后，并努力去改变自己的落后，同时，又要自觉地坚持本民族独立
自主的方针。

另一类经验则更具时空具体性，与上述普遍经验虽同属于为中国革命
实践证明了其成功的经验，但是适用范围却不象上一类经验那样普
遍。这一类经验主要也有三条：一是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20世
纪中国革命是异常艰苦的，革命的物质力量和条件开始时极其薄弱，
而敌人却异常强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本身就成了革命最主要
的物质力量，而革命的艰苦又常常要求革命者超越人的生理极限，因
此包括理想、信念、道德、意志、热情这些因素在内的人的主观能动
性就成了十分重要的力量源泉。二是将群众运动的方法运用到炉火纯
青的地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广泛地采用了发动群众大
规模地参与这样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土改斗地主分田地是群众运
动，送郎当红军是群众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支援前线是群
众运动，大生产是群众运动，甚至延安整风也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
式。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出了一整套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宣传开路、
大会动员、骨干培训、层层发动、发现典型、表彰先进、总结经验、
加以推广等等。三是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阶级斗争一抓
就灵”的思维定势。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被统治者看成是洪水猛
兽，一直被当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腹之患。在同阶级敌人进行
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共产党人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毛
泽东对此还进行了哲学上的概括，即前面已经论述过的毛泽东的斗争
哲学。

由于每个人必然会遇到他自己不能跨越的历史时代局限性，这些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经验，是很难被创造这些经验的那代人敏感到其
适用的范围界限的。我们在毛泽东时代亲历的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
把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努力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
倾向加以批判；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大炼钢铁、搞技术革新、扫盲、写
诗、等等；还有“抓革命促生产”等等，并非毛泽东头脑发热临时想
出来的笨主意，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成功经验的错用，是原先无
疑正确的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中照搬而出现的荒唐。

在本篇第二章第二节，我们谈到，导致毛泽东晚年理论失误的错误逻
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不是把生产力而把生产关系
放在了战略决策的核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
识，而毛泽东却反过来，奉行的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甚至上层建
筑决定经济基础。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这么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问题
上发生错位的理解，又为什么让这样一种错误发展成一个错误的理论
体系？

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
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
基本适应前提下的部分不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已经
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相适应的，同
时生产关系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社会主义的
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
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
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
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
是和经济基础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已经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
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如果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我们几乎看不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
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认识有什么问题。然而，如果结合毛泽东在1953～
1956年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1958年号召实现人民公社化时的思想，以
及20世纪60年代对政治思想领域里开展阶级斗争的强调就能看出，毛
泽东存在着两个理论误区。一是，他认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的着手处是从“反作用”的方面使劲，即从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着手。毛泽东显然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
产关系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原理。第二，毛泽东强调的“
反作用”只有一个方向：即在生产关系中提高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
公有化程度──如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的吃食堂，在上层建筑领域提
高无产阶级化，或共产主义化的程度。也就是说，毛泽东所强调的上
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不完善情况，主要的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
矛盾，以及上层建筑维护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
盾，就要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并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无
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显然没有注意到另一种可能：党依靠政权的力
量，在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后建立的生产关系会有超前于生产力水平的
可能。生产关系的调整不是只有提高公有化程度这一个方向。如果人
为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超过生产力实际允许的水平，需要
做的恰恰是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产关系公有化的程度，以适应生产
力的客观水平。邓小平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猫论”，就是与毛泽
东正在体系化、系统化的错误理论唱反调的。那时邓小平对一些新情
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不是
象毛泽东那样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给予压制，他在承认“要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方向”的同时，也非常朴实地提出，
“在农村，还得要高速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
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生产关系究竟以
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处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
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
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
是好猫。’这是说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
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存要恢复农业生活，
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
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刘
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陆定一、叶剑英，虽然都对毛泽东
的错误做过不同形式的抵制，但是始终不敢断言毛泽东走的是一条反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直到1981年邓小平还说，“提不提毛泽东同
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
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混
乱。……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
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邓小平为
什么会如此糊涂？路线斗争或不同发展路线的分歧难道不是任何政党
内部在战略性全局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之间最正常的情况吗，它不是
敌我矛盾，不是实际操作方法层面的具体分歧。“路线错误”难道不
是最能说明党在发展战略上错误性质的恰当概念吗？为什么不让用
“路线斗争”、“路线错误”呢？一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
线斗争之残酷，二是邓小平等人在毛泽东时代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对毛
泽东的错误有过不同看法和抵制，而在整个理论体系上，他们没有达
到指正、扭转毛泽东的错误的水平。单少杰在其《毛泽东执政春秋》
一书中强调：在中共“最高决策层中，几乎所有成员都曾先后不同程
度作过努力，来阻止毛的一意孤行，呈轮番抗争之势，并最终置毛于
落孤陷寡境地。”李锐在为此书所作序言中也印证说：“从土改开
始，尤其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党内高层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过分
歧，有过争论，按旧的说法即有‘路线斗争’。对于毛所制定的那些
具有‘极左’性质的方针、政策，党内许多领导人都先后提出过不同
意见，作出过劝阻努力，”但是，“最终都被毛‘一言九鼎’地打压
下去”。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是系统
化的而且有不容置疑的良好动机或目的并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外观，而
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张闻天们虽然相对于毛泽东的错误理论和
错误路线而言认识更为接近真理，遗憾的是，他们的正确主张在毛泽
东系统化了的错误理论面前，只相当于零星的火花，远未达到形成有
着坚实理论基础的一条完整的正确路线的程度。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认识局限性之一是他特别强调
被决定因而具有“反作用”的一方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毛泽东
不是不知道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中国生产力落后迫切需要大力发
展，这是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了的。然而，他认为解放生产力
最有效的方式是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或在低级公有制基础上进一步提
高公有制水平的社会主义革命。1956年1月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革
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
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
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
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这种认识没有将生产力对于生产关
系的客观要求考虑进去，而把提高公有化程度当成了必然会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的最重要方法。关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作用，毛泽东
强调得就更厉害了。1957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上指出：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
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
决。1963年，毛泽东修改了周杨讲话稿中的一段话。修改后的这段话
说：“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
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
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
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更是把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强调到是对我
国社会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的程度。

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的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
区的形成既有理论原因，又有历史的、经验的原因。理论上是从马克
思主义继承来的公有制绝对优越于私有制的理念。而从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人已经形成的历史经验来看，形成这样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也有其历史条件。从毛泽东个人的知识结构来看，他自己说过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
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生产力知识少，不但使毛泽东对于经济
建设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而有1958年“大跃进”时的一系列荒唐之
举，而且也造成了他对生产力诸要素间的关系了解片面。加之毛泽东
从他自己经历过的主要以人力从事的家庭农业生产中，从他了解的中
国农业生产中，都比较容易看到人的主导作用，而不易看到工具对人
的制约作用。

中国革命不是单纯地由中国社会内部生产力发展到旧生产关系容纳不
下的程度引发的，而是起因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
由外来帝国主义势力与内部封建军阀势力相勾结，造成了中国生产停
滞、最反动的政治专制统治，从而导致的中国人民遭受着世界上罕见
的不自由、贫困和极为深重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力的解放确实首先表现为劳动者的解放。毛泽东曾经说：“生产
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
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
地的农民不高兴。”“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
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
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说的解
放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解放生产力中的劳动者。而劳动者的解放，
毛泽东又理解为首先是获得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面摆脱出卖劳动力给
有产者被剥削的命运，即劳动者当家作主。在这样一个视角上，变私
有制为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确实是解放生产力的最重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从星星之火开始，开始只有最为落后
的军事装备，靠了人的坚定理想和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与顽强的斗争，
而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力，终于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由弱
变强，由败转胜。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的“生产关系、理论、
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
作用”，正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情况的一种理论概括。这一概括是中国
革命成功的梠经验，可是同时也是一个容易由此出错的理论薄弱环
节。因为“一定条件”是一个相当笼统的表达。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没
有制衡它的唯一的掌权党的时候，“一定条件”很可能成为执政者、
决策者任意解释的东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正
是在这样一个薄弱环节上生发出来的。前面我们讲过，毛泽东《矛盾
论》中提出的“反作用”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决定作用的思想，
具有“有限度地突破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还原论的意义”。这里又说
这是一个生发他晚年错误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什么意思呢？浅显地
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还原论好比是只承认“蛋生鸡”，毛泽
东在《矛盾论》中所做的突破是他指出了，在有些情况下，或“在一
定条件下鸡也生蛋”。然而由于毛泽东本人对于这一突破的意义和限
度并没有自觉地反思，因此，如上所述，他有可能对一定条件作任意
的解释。

而到晚年，毛泽东则走到了只承认“鸡生蛋“这另一个极端上了。有
什么证据吗？毛泽东在1959年与1960年之交的二个来月中，认真地组
织一小组人和他一直研读过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他们的
学习小组讨论时，毛泽东明确讲过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话。他先肯
定《教科书》论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的所有制的基础上。”然后联系到
中国的实际，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长期不克服，也
有问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
盾。”“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
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
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
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
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
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忚是在这次学习讨论中，毛泽东明确地提
出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决定论。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
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
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
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
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
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
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
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
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
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总是，再大大发展生产
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
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
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
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显然，毛泽东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向历史深处”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历
史观，又拉回到历史的表层了。这对于在理论上纠正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主义还原论仍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论证，然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
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显然是以此为理论基础而滑向另一极了。为什
么，毛泽东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如是理解？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价值追求是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以
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
命，在毛泽东看来，是建立社会平等的最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毛泽
东终其一生，对商品经济、市场利润、金融借贷、等级工资制都表现
出不屑和反感，他虽然说过我们不怕商品经济的话，但是，他的理想
主义和革命经历还是让他认为，人人平等的关系曾是革命队伍的团结
及其战斗力的保证，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条件，也应当成为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和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的社会主
义革命对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起到极为重要
的作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缺乏生产资料和资金，组织互助组、初
级合作社，将分散的劳力、畜力和工具集中使用，这种对生产资料所
有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变革，提高了生产　和抗灾能力，对生产力的发
展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些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历史时期适
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变革生产关系的特殊经验，然而却很容易被没有
其他更多必要经验的毛泽东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高于私有制的教
条的认同而形成提高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必然会解放并推动生产力发
展的一般性结论。

还有一个当时经济发展现实需要支持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的形成。
上个世纪50年代，新政权初步巩固之后，当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
设开始后，城市对蔬菜、粮食、棉花、肉类、油脂等农产品的需求大
大增加，当时落后的农业生产所能提供的产品与大规模的工业经济建
设的需要出现很大矛盾，毛泽东不会看不到，供求矛盾的根本原因是
东西太少。但是怎么能就在这么点儿有限东西的基础上，解决供求问
题，保证国家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呢？毛泽东提出，将私人所
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
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矛盾。实事上，以公有制代替私有
制，只是加强了国家对于有限的生产力资源进行配置和使用的能力，
并不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持久的极大提高。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
义改造的加快，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人占有性质
与统一配置和使用国家有限资源的要求不相适应。同时，“大规模经
济建设进一步引发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
统购统销一类的措施，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快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
造进程。”所以，当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非当时
生产力发展的自发要求，而是国家对于有限的资源进行统一配置的必
须。这无疑造成了一些个人及私人企业的损失和牺牲，但是这样一种
资源的统一的有计划的配置恰恰是使中国整体能较快地形成综合国力
的一种选择。毛泽东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理论认识确有
纰漏，但是做出的决策却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最迫切的要求。
经几十年战争而获得了国家主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新中国要
站住脚，必须在短期内迅速形成一种综合国力，这就必须有计划地集
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可是要想有计划地集中使用有限的资
源，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变革所有制。
说白了，变革所有制是积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启动资金
的历史需要。中国的现代化启动资金不是搞圈地运动，不是靠拓展海
外殖民地，不是靠贩卖奴隶形成的，当时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的封锁，我们连象当年晋商那样与世界做买卖的条件都不具备，我们
现代化的启动资金，硬是靠了几十年的工农产品剪刀差挤自己农民的
血汗，是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奈的奉献，是靠了几十年工人、知
识分子和政府干部的低工资省吃俭用省出来的。这是前面我们讲到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大历史成就，即“领导中国人民以至少两代
人──从毛泽东一代至毛泽东儿子那一代──的牺牲为代价，形成了
中国较为强大的综合国力（建设有功）。”

上一节我们引用了丁冰提供的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大成就的数
据。这里顺便论及一个与此相关的论点，即把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
国，理解为只有毛泽东领导的这种以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曾
在中国建立起来确实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新中
国快速形成一个较为强大的综合国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中
国1949年至1978年30年间的高速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旧中国底子非
常薄、中国人民的无私奉献──我们上面说是两代人的牺牲，等等，
都是能有这种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还有有一个事实，毛泽东在1956
年12月7日在约民主建国会、工商联合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曾提出过中
国的“新经济政策”。他说：“现在自由市场还有资本主义，虽然没
有资本家。上海地下工厂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就发展起来。要
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
济政策结束得早，只搞两年退却就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现
存国营、合作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
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个思路当时得到中国共产党高
层许多人的认可是，陈云、刘少奇、周恩来都有相关论述。如果那时
候就开始实行这一“新经济政策”，中国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
年创造的经济奇迹就还要惊人。但是，历史不允许以虚拟语气去假
设，遗憾的是后来毛泽东走了一条阶级斗争夸大化和扩大化的思想道
路。所以尽管有丁冰列举的那些不能否认的数字证明的伟大成就，我
们却不能不承认，大跃进饿死了许多人，直到1978年我们吃粮用粮
票，买布用布票，凭各种分配的“票”去购买轻工业品那种贫穷的事
实。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如同一璀璨流星，美丽地滑过夜空，而
未能冉冉升起为照耀共和国走上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发展道路的太阳，
除了种种历史条件外，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一思路与毛泽东不断系统
化的晚年错误理论体系相矛盾，而无法塞进这个体系。

还要看到，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在当时中国人
民中的也有广泛的心理基础。新中国的诞生，使得中国人梦寐以求的
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实现了，政治上强大、经济上富足的复兴理想，
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基础。曾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压迫下一直不能挺起腰板的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中国人
中道德素质最高，知识能力最强、爱国情节最厚的一个阶层。新中国
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新气象，整个社会蓬勃向上、乐观进取的朝气
与活力，让广大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都相
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中国人舍家为国的情结
是苏联的哥萨克富农们绝不可能理解的。既然中国社会总是要进到社
会主义的，在速度上快点慢点，时间上早些晚些就都无关要紧了。农
业合作化速度的加快，也有其群众基础。毛泽东特别看重贫下中农搞
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性，认为他们“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
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因此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社会
主义改造。不可否认，过去受地主阶级压迫愈深重的农民，就越拥护
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的革命。但是，毛泽东忽视了一个问题，即
穷苦农民，即使是最穷苦的农民，也不能排除他们在落后的小农生产
方式造成的那种均贫富，等贵贱的平均主义心理支配下，希望通过
“合作”，实现与富的或稍富的农民之间贫富拉平。中国的农业合作
化所以能以较快的速度推进，没有遇到象苏联那样的强烈反抗，除了
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农民的大多
数都太穷了，他们在“合作”中没有东西可以失去。毛泽东看到了
“穷则思变”的心理规则，但却没有看到中国农民“变”的要求中存
在着的小农平均主义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毛泽东所进行的脱离中国
生产力发展实际要求的生产关系革命所得到的支持，部分地是由于投
合了落后的小农意识。

深入地思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会发现，有些被我们非常崇拜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断，实际上是相当抽象或简单化的。比如马克思
有这样一段名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
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
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段话其实非常误
导。之所以有误导性，是因为马克思没有跳出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还原
论之圈儿，而把许多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事情简单化了。毛泽东一生曾
提出三个“大同理想”的蓝图。第一个当时根本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可
能性；第二个充其量可以说是有了做实验的条件，然而，由于是空想
，所以它注定以失败告终；第三个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然而其所以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却因为它迎合了社会发展中落后的现实或现
实的社会落后性。

毛泽东的第一个大同蓝图于1918年开始有所想象，1919年“5．4”运
动前进一步计议，1919年12月发表出来的在长沙岳麓山建设“新村”
计划。“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
想”，旨在将对家庭和社会的“改良其旧”与“创造其新”结合起
来。“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新教
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生产的工作’‘实际的工作’
‘农村的工作’，即新生活之大端也。”“新学校中之学生之各个，
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
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
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
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需附近最
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旧日读书人不预家圃事，今一边读书，一
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这个新村计划显然是受
了当时涌进中国“式读主义”、“新村运动”思潮的影响，想仿照当
时在毛泽东看来具有“转移风化”、“社会制度改革”之效的“模范
国”、“模范都”、“模范地方”建造起一个“陈义不高，简而易
行”的“模范村”来。然而，在当时军阀割据，各统一方，实行封建
的军事专制的情况下，这种计划根本就没有可能实施。虽是空想，然
而比起毛泽东于1917年8月以君子自居提出的“大同圣域”相比，还
是向着深入社会的方向的进步。提出“大同圣域时”，毛泽东把农、
工、商业从业者还都视为“小人”。提出君子对“小人”的态度当
“以慈悲为心”“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
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
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
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
心以救小人也。”

第二个是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很快地进入共
产主义社会的计划。这个蓝图与第一个蓝图相比，在内容上有继承
性。显然，这时毛泽东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他似乎有
条件来进行“模范国”试验了。这个蓝图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
政治局会议上较为集中地表达出来。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具有“一
大二公”的特点。人多地多，规模大，可以办大事。比合作社更要社
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
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可以使全体劳动妇女
得到解放。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组织上
实行“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上是政社合一。实
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把工资发给每个人，不发给家长；开展
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等，是对资
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毛泽东
在1958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
决议》中加写了很长一段话，其中说：“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
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
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
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
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
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
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
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
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
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
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
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
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这个经毛泽
东亲自修改过的《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
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
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看到
《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道。这是一个用两
年时间实现共产主义的计划，里面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天真幻想，其中
设想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25个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毛
泽东对这个充满天真奇想的计划很感兴趣，而且认为“似乎也是可行
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这
种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异想天开式的简单化理解，在实践中碰壁是必然
的。很快毛泽东发现了“人民公社化”的问题并马上着手纠正。从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
东指出，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来作为一种
有用的工具。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1958年12月，在党
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
分配。但是毛泽东的认识是不彻底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
毛泽东调整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克服平均主义的最后政策界
限。而且自1958年北戴河会议一直作为“共产主义因素”广为宣传的
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是在60年代初期，毛泽东和党中
央经过调查研究，多次修改制定出《农村工作六十条》才被否定。这
个《六十条》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使得农业生产在经营规
模上又回到了高级合作社时期。第二个共产主义蓝图宣告失败。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系统化。他关于在整个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认识发
展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关于巩固社会主义
公有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理论进一步演化为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
主义制度下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消灭资产
阶级法权，因此也就不可能消灭阶级斗争。基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必要性和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性的认识，1966年5月7
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提出了他关
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三张蓝图。这个被许多人认为是空想的模
式，其实如果与1958年大跃进时实现共产主义的“蓝图”相比，其实
是毛泽东考虑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需要，提出
的从现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操作的社会模式。“五．七指示”要求
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要办成一业为主，兼营他业的大学校。它的发
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
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这样，社会各行各业
之间的分工不再存在，职业区别将逐步消失，全国人民就都会成为
“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
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
能写文章”。这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能随“自
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
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不变地“成为一个猎人、渔夫、
牧人或批判者”的“自由人”理想颇为相通。马克思和毛泽东都不想
让人固定于由分工造成的一种职业。然而马克思描画的“自由人”状
态中，“自由”似是一种乐趣；而毛泽东要培养的与其说是“自由
人”，不如说是要创造理想的社会，必须首先具有承担起这个任务的
多种能力的人。

在这个社会蓝图中，社会分工在生产力现有水平上消灭了、商品也消
失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也被缩小了。资产阶级
法权受到限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避免了。毛泽东肯定的这种
新型社会确实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没有商品交
换、没有货币、实行直接的产品分配、不存在三大差别的社会目标。
这一理想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
当时，许多学校、城市街道办起了小工厂，种起了实验田，成立起了
民兵组织，许多工厂企业事业单位，也如法炮制。还有专为各省市机
关干部劳动改造办的“五．七干校”。毛泽东的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然而所以能够实现，不是因为这样的构想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
积极意义，而恰恰是因为这种模式适应了中国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
下，整个经济可以被条块分割，不同的企业可以各自为政，还没有形
成分工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的经济联系。这一构想在不同
程度和范围的实现不是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向现代化目标的前进，而
恰恰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阻力。

所以，马克思所谓“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是太过武
断的一种说法。就象中国人的龙图滕可以并不是一种动物的写照，而
是多种动物的综合那样，人提出的社会理想模式也可以与实际物质条
件和其他社会条件有很大距离。毛泽东的三个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提
出的任务，都是他没有可能解决的。而其中第三个蓝图，是他晚年系
统化了的错误理论结出的一个真实果实。它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错
误的理论也可以变为现实，因为它适应了现实中落后的条件。

毛泽东晚年搞个人崇拜或默许林彪、四人帮搞对他的个人崇拜，默许
了对刘少奇等他忠诚的战友的残酷迫害，利用林彪、四人帮、红卫兵
来实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无以数计的中国共产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干部、学术专家、艺术家、普通群众惨遭非人对
待，有些甚至被迫害致死，等等，不是他昏头昏脑不明不白犯下的错
误，而是他在一套他自以为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中国人民，
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却是违背马克思主义
的错误理论的指导下的错误。这是毛泽东人生的巨大悲剧，更是中华
民族的巨大悲剧，因为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只有具备了他所
具备的相当高的哲学智慧和人格魅力才能把这件蠢人、坏人、平常人
没有能力和境界而无法犯下的巨大错误变成让全中国人民都饱受其害
的现实。

笔者并不认为毛泽东人格完美无缺。对于有些多年来被故意地掩盖的
历史事件，比如1930年的引发了“富田事变”的“肃ＡＢ团”中毛泽
东的作用，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了还其历史真相的努力。1993年12
月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
也透露了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日在其写给中共南方局转中央的信中
对肃清ＡＢ团持肯定态度。但是笔者认为，就算是毛泽东被证明了不
象笔者认为的那么伟大，如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过的弯路都归结
为毛泽东领导的错误，或更进一步归结为毛泽东个人品质的问题，那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从而理性地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被引入了歧
途。我们必须做的，是深刻地认识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深入地
清理我们理论认识上的是是非非。

从上面所作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背离马克思主义犯下的错
误，虽然与他过于自负的性格有关系，但是主要的不是由其个人性格
决定的，而是由他的错误理论决定的。而他的错误理论也决不是可以
象1981年《决议》所作的论断那样，可以与他正确的东西一刀两断地
分开。错误理论的形成，有其过去成功经验或正确理论的因素，有其
过去理论存在着薄弱环节的因素，有其适应中国现代化需要的因素，
有其不知不觉地迎合了小农意识等落后的民族心理的因素，甚至有其
能娴熟地运用辩证法，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智慧因素。

毛泽东领导我们所犯的错误，放在我们的“中华文明号”通过“历史
三峡”的航程中看，我们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从毛泽东
时代过来的中国人民都成了毛泽东这个舵手带我们驶进一段错误河弯
的支持者了呢？这是因为，整个中华民族都有一种急切的赶路意识，
我们心里都希望能找出一个实现现代化可以抄近的路来。近代以来，
我们对于自己民族已经在世界发展中落伍这一点感受越来越深切。落
后不仅意味着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与光荣，而且
意味着在帝国主义时代挨打，受欺辱。中华民族不是从来就落后的民
族，她有传承了五千年从未断过档的有文字记载民族文化，有悠久而
辉煌的历史，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往日的辉煌使她的子孙决
不会自甘沉沦。落后就要挨打，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赶紧摆脱落后。我
们在毛泽东领导下所有上述三个历史失误，都是在急切中犯的错误，
或者说都是奋起急追、匆匆赶路、急躁冒进的错误，而不是属于保守
怠慢、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错误。毛泽东的错误迎合着我们知识分
子中的绝大多数，我们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这样
一种心态：我们不甘落后，我们要奋起直追，我们要自强。加上当时
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冷战环境，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孤立政
策和后来中苏两党和两国的紧张关系，使我们很容易走极端，很难设
计和选择一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发展模式，却很容易选择和接受
一种不切实际的整体发展战略。在这个急躁冒进的过程中，我们的不
怕困难、顽强进取、牺牲奉献的高尚精神掩盖了我们的异想天开和幼
稚愚昧。我们不自觉地把中华民族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能忍辱负
重，特别能顾全大局，特别能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投入于一种
设计不合理，让我们整个民族误入歧途的“赶超战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