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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的　│
│　论述，中国体制内学者的复制、组装式论文、专著已多得不　│
│　可胜数，其所依原本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文件以及国家领　│
│　导人在毛泽东、邓小平逢10重大诞辰纪念会上的专题讲话。　│
│　其中涉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文件是邓小平亲自关　│
│　照下经过反复修改而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出台的《关于　│
│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涉及邓小平理论的最　│
│　重要文件，则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
│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后，1995年由　│
│　中宣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
│　论学习纲要》。1997年由江泽民所作中共十五大报告和十五　│
│　大《党章》，把原来表述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
│　会主义理论”提炼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列宁　│
│　主义、毛泽东思想平列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对邓小　│
│　平理论的内容的概括并无实质性的增删。　　　　　　　　　│
│　　　　　　　　　　　　　　　　　　　　　　　　　　　　│
│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尚未提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延革关系，而在1995年《纲　　│
│　要》中，则明确了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　│
│　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　│
│　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提法表　│
│　明，党的理论工作者已经意识到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不能离　│
│　开对毛泽东思想的把握。所以理论地把握邓小平之马克思主　│
│　义中国化及其成果邓小平理论，就不能不对毛泽东之马克思　│
│　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毛泽东思想作深入的研究。而由中国大　│
│　陆体制内学者所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是，26年来始终被　│
│　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下的框框　│
│　内。这个《决议》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的论断，虽　│
│　然历史地看政治地看有其积极意义，甚至它有着为其后20年　│
│　发展扫清思想障碍的积极意义──李锐曾发过这样的感慨：　│
│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20年能这　│
│　样走过来吗？然而从理论上看，则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能　│
│　力理论地面对历史真实、带有诡辩性的折中主义和自欺欺人　│
│　性。这样一个理论上极其浅薄的文件，却划定了四分之一世　│
│　纪以来，中国体制内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不可　│
│　逾越的雷池，使凡在这个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学者，　│
│　其理论和学术成果都被限制在极低的层次。而凡在这个问题　│
│　上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学者，都实际上处于一种被边缘化　│
│　状态。　　　　　　　　　　　　　　　　　　　　　　　　│
│　　　　　　　　　　　　　　　　　　　　　　　　　　　　│
│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　│
│　用和发展，是被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　│
│　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　│
│　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　│
│　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　　│
│　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　│
│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　│
│　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　│
│　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　│
│　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实践　│
│　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强　│
│　调：“这两种态度都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的科学理　│
│　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区别开来，而　│
│　这种区别是十分重要的。”　　　　　　　　　　　　　　　│
│　　　　　　　　　　　　　　　　　　　　　　　　　　　　│
│　上述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和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放在　│
│　其特定历史背景中看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它把毛泽东由神还　│
│　原为人，肯定他犯过错误，这是进步；其次它为论证改革开　│
│　放、开辟中国社会发展新道路的理论合法性做了思想的准　　│
│　备；第三是它为中国社会铺垫了一个平稳过渡的基础。然而　│
│　这样的认识主要是政治操作性的。在理论上，它却是误导　　│
│　的，它使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远离真理。　　　　　　　　│
│　　　　　　　　　　　　　　　　　　　　　　　　　　　　│
│　上述《决议》定的调，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错误。　　　　　　│
│　　　　　　　　　　　　　　　　　　　　　　　　　　　　│
│　１、毛泽东思想被理解为只是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的思　│
│　　　想，它剔除了错误东西，而只剩下正确的东西。这是典　│
│　　　型的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真理都是具体的，在一种历　│
│　　　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未必仍然　│
│　　　正确；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正确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往　│
│　　　往是一物两面，有此长必有彼短。比如毛泽东建党思想　│
│　　　中对民主集中制的强调有提高党的战斗力之长，同时也　│
│　　　就有抑制下级对上级的批评力、监督力之短。这是辩证　│
│　　　方法论的常识。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只有正确的东西，　│
│　　　实质上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位为一种准绝对真理，只可发　│
│　　　展、增加新东西，不可否定、剔除已有东西。　　　　　│
│　２、《决议》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概　│
│　　　念偷换。据一些亲闻者回忆，毛泽东本人生前曾不止一　│
│　　　次地谈及与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相近的看法。　│
│　　　然而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把“党许多卓越领导人”的思　│
│　　　想组装成一个东西。也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党和　│
│　　　人民集体奋斗的产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血写成的，即　│
│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　│
│　　　总结。然而历史事实是，从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以　　│
│　　　来，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就是被全党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
│　　　的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　│
│　　　的报告中解释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时，明确地　　│
│　　　说：“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　│
│　　　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从他的　│
│　　　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　│
│　　　化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　│
│　　　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种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　│
│　　　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　│
│　　　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　│
│　　　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　│
│　　　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　│
│　　　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　　│
│　　　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　│
│　　　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毛泽东同　│
│　　　志“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　│
│　　　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
│　　　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　│
│　　　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　│
│　　　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
│　　　“我们党业已得到的伟大的成功……是我们党的领袖毛　│
│　　　泽东同志的思想和领导的胜利。”就象我们提及马克思　│
│　　　主义时从来不说其是第一国际或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集体　│
│　　　智慧结晶，提及列宁主义时也从来不说是俄国社会民主　│
│　　　党的集体智慧结晶，我们肯定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
│　　　义不是马克思和列宁闭门造车苦思冥想的结果，而一定　│
│　　　反映着他们的时代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斗争内容那样，　│
│　　　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充其量　│
│　　　也只是一种画蛇添足。　　　　　　　　　　　　　　　│
│　３、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只包括正确的东西不包括错误的东　│
│　　　西，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事实上，从1945年党的七大确　│
│　　　立毛泽东的思想为党的指导指导思想直到1976年9月9日　│
│　　　毛泽东逝世，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曾经是党的指导思想，　│
│　　　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同样也曾经是党的指导思想。这在文　│
│　　　化大革命中召开的两次党的代表大会，即1969年的九大　│
│　　　和1973年的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都有证可查。这两　│
│　　　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明确地坚持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　│
│　　　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从1945　│
│　　　年直到1976年，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　│
│　　　共产党这个组织认定为自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的思想。　│
│　　　这一点对于所有20世纪中60年代之前出生于并活到了　　│
│　　　1981年的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都毫无疑义。《决议》对毛　│
│　　　泽东思想的界定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　　　　　　　　│
│　　　　　　　　　　　　　　　　　　　　　　　　　　　　│
│　而《决议》对毛泽东有功有过，不可全盘肯定也不可全盘否　│
│　定的论断，貌似公允，实际上阻碍了对毛泽东作为历史之　　│
│　镜、文化之镜、为人之镜研究的深入，使中国大陆体制内毛　│
│　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26年来只有政治，没有学术；只　│
│　有权力，没有真理。这样一种被政治权力需要框定的理论研　│
│　究领域，其研究水平至为浅薄成了一种历史必然。也正是由　│
│　于理论研究的浅薄，才使与其相比并无多少理论深度，仅仅　│
│　是明显的更为偏激的观点，才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俏卖的空　│
│　间。左派的崇毛与“右”派的罪毛，都停留在情感和情绪化　│
│　或现象的表层，虽然相对于肤浅而折中《决议》是一种标新　│
│　立异，却于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弯路无丝毫补益。即　│
│　使是“右”派的罪毛，对于痛定思痛使中国社会真正理性地　│
│　走出专制主义的落后最多只有隔靴搔痒之效。无论是“左”　│
│　派的偏激还是“右”派的偏激，所迎合的也只是当今对被掩　│
│　盖了真实面目的历史格外好奇且精力外溢的一群“愤青”而　│
│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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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一定要有一种历史的　│
│　眼光，一种对民族进步负责的态度，一种人类普遍价值与中　│
│　华民族具体历史进步需要相统一的价值标准，一种理性地总　│
│　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走向未来的明确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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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
毛泽东、邓小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做到把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他们的理论成果，也就不能叫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吗？这确实曾经是一个“问题”。1999年版
《辞海》“毛泽东”词条中删掉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定
语，就曾引起了许多热爱毛泽东的人的反响。高为学在2000年第二期
《中流》杂志上发表《评为毛泽东摘掉“马列帽”》，针对1999年10
月28日《中国合作新报》发表一篇《99〈辞海〉重新评价毛泽东》中
的观点，论证了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毛泽东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对毛泽东崇高历史地位的肯定，而在《辞
海》毛泽东词条中删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对毛泽东的贬低；
就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理论内容和思想体系来说，完全是直接来源于马
列主义，而绝不是“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苏绍智则认为：毛
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与其说毛泽东象
他自己说的那样是“秦始皇＋马克思”，还不如说他是“秦始皇＋斯
大林”。两种观点截然对立，但却有一个相通之处，即认为“马克思
主义者”是一个褒义词。而一者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马克
思主义者，一者认为，毛泽东根本就够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曾讲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
须遵守”，邓小平也曾讲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
啊！”但是，不能只根据他们这么一说，就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
者。现在讲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的大有人在，但真正成为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可并不容易。在确定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时，笔者判定的思路接近康德的“动机论”。即只要一个人在真正理
解马克思主义的三条最基本原则，并真诚地认同这三条最基本原则的
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信仰的对象，作为意义指导和方法指
导自觉有意识地贯彻在自己人生实践中，无论他实际实践马克思主义
效果如何、达到了什么程度，就都可以称之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按
照这个标准，伯恩施坦、欧洲诸多社会民主党，在价值观上实际地偏
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原则，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
者；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则在他们自觉而真诚地坚持着马克思主
义的最基本原则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曾对马克思主义者作
过“香”“臭”、“死”“活”之分。他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
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
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
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这
说明，主观上努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未必客观上能成为一个
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就其公开发表的理论观点和自觉地以这些理论观点为指导而进行的实
践而言，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当之无愧马克思主义
者。虽然他们在各自特殊的实践中，都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变通，甚至
在曾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有违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
最基本原则的理解和坚持是自觉的。他们之违背马克思主义所犯的历
史错误，是以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所犯的历史错误为前提条件的。这
些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以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的实事求
是的认识原则、以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取向的价值原则，以及现实
地改造世界的目的原则。理解、认可并在实践中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这三条最基本原则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上一篇我们已经讨
论过，以三大最基本原则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它以前的西方思
想有伟大的贡献，相对于它产生的时代条件和充分理由，但是它们却
是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的。在世界观上的唯物主义绝对主义和在价值
观上以劳动阶级的价值代替甚至否定人类普遍价值，使一切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扼杀人民的信仰、思想、言论自由的
思想专制获得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支持，而由国家专政机关
进行的反人道的罪恶获得了一把“合法性”的理论的尚方宝剑：为了
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象恩格斯那样，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成果去
论证世界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他们的唯物主义主要都是认识方法
论上强调存在决定意识，认识内容来源于实际，获得认识要通过实
践。但是他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
且都曾明确地提倡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留下一段50岁以
上的中国人至今耳熟能详的隽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
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
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
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邓小平在强
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搞“两个凡是”时说：“这是
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
主义者，应该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
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
靠群众。”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未曾专门地论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
合理性，但是，自然界是物质自身发展的成果，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
不是神力所创，不是由绝对精神或理念决定，都遵循着客观规律，这
在他们却是毫无疑义的。而他们不但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而且以作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只信奉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努力而不信
奉、也不畏惧任何神祇、天惩、地狱、轮回、报应为荣。当然作“彻
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意味着不说假话、不回避自己的错误，知错就改
这样一种坦诚。

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中对“实事求是”有一个
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
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现在我们的哲学
教科书和理论文章，涉及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时，普遍的是针
对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来做文章，实际上，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这篇讲话，整个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论述“实事求是”的态度展开
的，如果换个角度，从中西哲学对比的眼光看，甚至可以看作毛泽东
出于中国哲学智慧的熏陶对于西方哲学或学院哲学的思辨形式的自觉
抵制。而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仅仅作为认识原则或方法原则论述也是相
当自觉的。首先，实事求强调要“有的放矢”，“的”是中国革命实
际问题，而“矢”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从马克思主义中找立
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找现成答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即是
说，毛泽东强调的实事求是是在马克思主义价值方向的指导下进行
的。第二，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实事求是要求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做到这一点在操作上要求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不能想当然，也
不能用本本或教条裁剪实际。第三，实事求是要求对规律、对事物本
质有所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认识上。而且他所强调的规
律和本质，并不是只去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和本质
的认识，而是深入到对中国革命实际的具体规律和特殊本质的认识。
毛泽东在此篇讲话中同时论证了，实事求是作为理论研究或认识的方
法就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而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谆谆告诫人们
的一条基本原则”。到邓小平，由于其哲学功底的浅薄，讲出一句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这个论断的影响下，整个中国
大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都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最重要的原则理解，似乎马克思主义的价
值原则与目的原则相比之下居于次要的地位，甚至是产生于实事求是
的基础之上的。

虽然邓小平没有在理论的层面自觉地意识到价值原则与实事求是的认
识原则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具有同等
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思想里，价值原则却是相当明确
的。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六届七中命运上讲话，明确有说“正确和错
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在中共七大
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更加清晰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
的价值取向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标准”。他说：“全心全意
地主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
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
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
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
标准。”而在为这次大会所作的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中，毛泽
东提出共产党要“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主是全中国的
人民大众。”他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仍然坚持着这个价
值原则，他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
在这方面与毛泽东完全一致。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明确地说
过：“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做好工作，并经常准备吃亏和遇到麻烦，工作做坏了，还
要受批评，而且终生都应该如此。”50年代中期，邓小平也曾说过：
“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
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
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新时期，邓小平为
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在他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述中、对社会主
义本质的阐述中都有所体现。他还提出，人民赞成的政策谁也不能
变。在谈到选拔接班人的标准时，他特别强调：“干部不是只要年
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邓小平在最基本的价值原则上
与毛泽东一致是“人民至上”，这也是中共官方的观点。比如2004年
8月22日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
出：“邓小平同志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时刻惦记着人民的安危冷暖，
……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
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
断的出发点和归宿”。

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切实改造世界的目的原则的把握，如前所述，从民
族思维特点来看，中国人就比西方人容易。毛泽东明确地说：“马克
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
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
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
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
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指导
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
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
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相
比，虽然在哲学的层面上几乎没有对实践问题作任何理论的阐述，然
而与毛泽东一样，他的思想和实践却明白无误地凸显着中华民族务实
的思维方式。他提出“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
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讲实际效果、实
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
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还有那些属于邓小平的那些
生动的表述，比如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等，都鲜明地
体现着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目的原则的领会和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落实于在中国的特殊条件完成特殊的历史
任务，必定同时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解是相当到位的。首先，“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
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
它”。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容上首先强调的是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怎样才能做到这种结合呢？毛泽
东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
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
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
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
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其次，“学习
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这
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
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遗产。”第三，要使马克思主义在表
达上具有中国形式，“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论述的上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层内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三项任务：一是在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实质──它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用于中国具体环
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实现有机的统一；二是对民
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关系的处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体，来梳
理和保留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弘扬民
族文化，把民族文化嫁接在马克思主义的根和树干上。三是，使马克
思主义具有中国人民可能接受可以理解的表达形式。这三个任务，并
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但是毛泽东却都完成得卓有成果。第一个
任务的完成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与党内
“左”倾教条主义的反复斗争，终于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中国具
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解决中国革命特殊问题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体系，即毛泽东思想。第二个任务的完成
表现为毛泽东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许多枝干或果实从几千年历史中形
成的民族思想之树上采摘下来，嫁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上，
实际上是将中华民族文化作为“用”，而不再以中华民族思想为体。
特别是他把中国传统哲学中以和谐为更高目标的务实的辩证法思想内
容当成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强调否定、斗争、革命、破旧立新的斗争哲
学的环节──例如他强调对立统一，却反对合而为一；把中国传统文
化中原本是揭示人类普遍价值的丰富的伦理道德、人品修养的内容，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的基础之上，
形成了丰富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道德规范。第三个任务的完成，
表现为毛泽东用中国普通群众战士和干部喜闻乐见的“大白话”深入
浅出地讲透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比如他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
思主义的认识原则；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表达马克思主义为
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取向；用“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
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号召
人民通过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实现自己利益的立场。

由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多数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
义的理解是通过毛泽东的著作达成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与其
说来自他自己对马、恩、列原著的阅读，恐怕不如说更来自他自青年
时代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开始耳闻目睹的各种“宣传”，其中对他影响
最大的部分则是得自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而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成功经验，也早已成为邓小平及那一代在毛泽东思想沐浴下成
长、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邓小平
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
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
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
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
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
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马克思主
义表达的通俗化问题，毛泽东早已经解决；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
文化的关系的再思考，又是邓小平力所不逮的事情。但是邓小平是一
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解决他所面临的中国新问题的过程中，
纠正了毛泽东违背马克思主义犯下的错误，并在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
义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积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突破了长
期以来被教条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三条
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时代局限性。作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果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其历史作用即将在中国终结的必然开端。在邓小平
手里，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到极限，
接下来，它必将渐渐地被边缘化。

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至今，一直有人认为毛泽东不懂哲学。他们把毛
泽东看作山大王、土八路。“言必称希腊”，用西方哲学的思辨形式
衡量毛泽东的哲学，认为毛泽东搞权术、玩谋略绰绰有余，理论思维
完全不在行。实际上，如果用中国传统帝王的标准衡量毛泽东，毛泽
东可说是古往今来最具魅力和哲学智慧的“千古风流人物”。正象他
自己在那首著名的咏雪詞中所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
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除了
毛泽东，任何人没有资格、有自信写出这样的诗句。为什么？因为毛
泽东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诗人，而且还是哲学家。他的哲学使他
整合了他所有其他专长，也使他虽然不修边幅，一生保持了农民的生
活作风──他甚至自己承认是一个“土包子”，却有着一种卓尔不群
的精神世界，以至于在哲学上颇有见地的梁漱溟上个世纪三、四○年
代在去延安同毛泽东谈过话后，在切身感受到毛泽东放任不羁，脱略
形迹，甚至会把手伸到裤裆里抓虱子之后，仍极度赞赏延安时代的毛
泽东的天马行空、豁达大度、察纳雅言，对毛泽东作出“轶群绝伦”
的评价。梁潄溟1985年接受采访时谈到1938年与毛泽东争论的情形
时，也有生动描述：“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
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
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
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
谈。”

上面已知，24岁的毛泽东在哲学上已经在自觉地探讨解决中国社会问
题的“大本大源”。其哲学水平──当然是按照中国人“活哲学”而
不是按照西方人“论哲学”的标准──已经超出了当时北京大学的学
者型或学究式的教授们。在哲学上达到了这样水平的人，根本不可能
把言必称希腊式浅薄当一回事。毛泽东的胸襟还不止其哲学能力堪以
为证。曾在特定时代作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第一
人”的毛泽东，他的诗词也明证着他的胸怀、气度、境界与人品。一
个能在25岁写出“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能于32岁发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问的人；能于铁马兵戈之中，有“敌军围
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自信的人；能带领一群普通人挑战人类生
理极限翻雪山爬草地，突破武装精良的强敌种种围追堵截，神话般地
凭着人类两只脚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而表现出“雄关漫道真如
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不到长城非好汉”英雄气概的人；能有胜利在望之时，清醒地意识
到“不可沽名学霸王”、“风物常宜放眼量”冷静理性的人；能有
“六亿神州尽舜尧”、“敢叫日月换新天”、“无限风光在险峰”、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豪迈胸襟的人，……他根本就完全不可能是一介卑鄙小
人。

至于那些明显的添油加醋，似乎是亲临其境看到过的毛泽东的“风流
韵事”，只要不把毛泽东看成神，而理解他同时也是一个如此诗情画
意、放浪形骸、潇洒任性的才子，那就应当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就
算风流浪漫，也绝不会象现在那些酒囊饭袋衣冠禽兽的贪官们那样肆
意地玩弄女性；也完全可以谅解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不干净”。才情
风流不及毛泽东万分之一的克林顿，守着才貌双全的希拉里尚且有
“韵事”，不幸娶了江青而又实际上还没有离婚自由的毛泽东，这个
25岁时就曾发过“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
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
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之感慨
的人，这样一个性情中人，于刁蛮难缠之妻外，若能完全没有与异性
动情、与异性调情、与异性偷情之类“风流韵事”，那倒是不可思议
的。只可惜，我们至今不知道，是否有痴爱毛泽东如杨开慧──宁肯
交出头颅绝不声明与毛泽东脱离爱人关系──的第二个中国女性存
在。而毛泽东所犯的那些过于“自信”以至于“自负”、以至于自不
量力、劳民伤财的错误，仅从个性上看，也同时就是合乎他性格逻辑
的了。而毛泽东的哲学，也根本不是那种学究式地把玩概念思辨，只
能在学府里讲授、让一般听众因其玄之又玄不知所云而肃然起敬的抽
象理论。毛泽东哲学、毛泽东思想的魅力，恰恰体现为它的深入浅
出。

李锐指出，在毛泽东的领导实践中，想的、讲的、做的有联系，但并
不完全是一回事。“宣传是宣传，理论是理论，政策是政策，措施是
措施，这些虽然彼此有关联，却并不是同一的。毛的许多做法，多是
从实际出发，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后来也有的是先做起来，再
由秀才们去做理论的说明。有些真要做的或在做的，却从来不宣传，
例如‘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延安时就说过，‘皇帝、总统、主席是
一回事’这样的话），早就说过这句话，可是至今也查不清确切的出
处，他也从来没有公开宣传过。有些宣传的，却是并无意真正实行
的。前些年出版过一本《历史的先声》，收集了抗日时期党报上鼓吹
民主的社论和文章。其中延安《解放日报》上的资料少，重庆《新华
日报》上的资料多。因为前者是让解放区的干部阅读的，没有必要宣
传这些；而后者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同情者，当然要揭露国民党的
不民主、反民主。”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有没有必要研究可能与
毛泽东的实践有距离的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笔者认为，无论印在《毛
泽东选集》五卷、《毛泽东文集》八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
册，以及《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外交文选》、甚至文革中红
卫兵刊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毛泽东论著中的毛泽东的文字与
其实践和行为有多大距离，对其进行研究，并由此把握毛泽东思想的
体系特征，对于我们今天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仍是绝对必要的。因
为今天执政党冠冕堂皇地要坚持要高举要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恰是毛泽
东留下的这些印成铅字的文字提供的。而实际上，毛泽东留下的这些
文字也已经足以告诉后人，他的理论失误在何处，以及为什么会失
误。

毛泽东确实曾考虑过他思想“体系”的问题。1943年他提到过：“我
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
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
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据王明在《中共五十》中
说，1941年，毛曾经对他谈过自己要创立“毛泽东主义”的想法：
“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毛泽东主义。我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毛泽东
主义的第一部理论著作。1939年我写《新民主主义》就考虑到这一点
了。不过当时还不能公开讲，现在可以了。”与王明此说相反的论
据，即毛泽东本人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的提
法的证据更多。不管毛泽东对别人以什么概念去称呼其思想作如何
想，如前所述，在24岁时就已经具有自觉哲学思维意识的毛泽东，事
实上确实建构了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对于毛泽东思想体
系，中国共产党有过两个正式的官方解释，一是出自刘少奇在中共七
大上所作的“论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二是出自1981年十一届六中
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于解释者
都缺乏哲学功力，因此两者实际上都没有揭示出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论深度与真正魅力。

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描述就是本章引言部分为了证明毛泽东思
想实际上是被中国共产党人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的思想时，
引过的“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那段
话。显而易见，这种概括只罗列了毛泽东思想的九个组成部分，却没
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结构和由其结构而有的理论功能的任何分析。而
1981年的《决议》则在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
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
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
大方面，并列举了每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著作后指出，“毛泽东
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个概
括力图展示出一种毛泽东思想的结构，没有停留于简单地把不同方面
罗列或组合起来。撇开其表述不够严谨思考不够深入的问题，它确实
着力于揭示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并强调这是一个由其“活的灵魂”赋
予了有机性的思想体系。然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结构事实上还远为
智慧、运思巧妙。

毛泽东在建构他的思想体系时，也许并无太多的纯理论的考虑，但
是，由于毛泽东从前述他的青年时代就将解决他生于斯、长于斯、让
他苦苦思考、耿耿于怀、深深忧虑的实实在在无法绕行的中国社会黑
暗问题视为己任，由于通过中国1840年以来这段暗礁重重，滩险流急
的历史三峡要求毛泽东或者提不出一个真正能解决时代问题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而象其他人那样被“通过历史三峡”这一艰巨任
务从舵手的位置上淘汰下来，或者他在艰难的实践中百折不挠与时俱
进，而提出这样一个真能解决他那一段急流中难题的思想体系，而成
为“中华文明号”大帆船在通过其历史三峡中这一段必经航程中的称
职的舵手。

毛泽东不负历史和民族的厚望，他做到了。他建构起这样一个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而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则遭遇到极大的挫折。从
时代条件来说，前者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适应着
指导专制制度下人民革命实践的需要，将其成功地中国化并对象化于
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是中华民族走出“历史三峡”的一段必由之
路；后者败北，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局限
性，使其无论多么出色地被中国化并最大限度地对象化于中国人民的
社会实践，都不可能真正战胜中华民族走出“历史三峡”的这全新一
段航程中遇到的新困难。更何况，在毛泽东充当舵手继续引领这又一
段新航程的过程中，不但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不可避免的错误，而且
还出现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颇象是一棵大树。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
的思想体系。它的根基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和关于中国社
会性质的理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反映了中国的国情，是
中国革命最大的实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立论的基础。这相当于
最基础的层次──根系。这株大树的主干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
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如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
力、革命的中心内容、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道路和革命前途等等。
这些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第二层次。在这棵大树的主干上，
还生长出了许多枝繁叶茂的大的分枝来，如党的建设思想、军事思
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政策和策略思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设
的思想等等，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第三层次。而这第三层次则又有许
多更加具体的理论生长点和对某些更具体问题的论述。这株大树所以
能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指导实践功能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具
有非常高级的神经系统：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
思想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又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特殊层次。其特殊
性表现在它与其他层次的关联以及它的作用上。它就象这棵大树的营
养导管，贯穿于上述所有三大层次的所有分枝。毛泽东哲学思想自觉
地坚持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认识真理的原则、为大多数人
谋利益的价值原则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原则，并在马克思主义允许的范
围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真善统一、知行一致的传统，将真理与价
值、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地统一起来。它将智慧的营养输送到整棵大
树的主干，分枝，甚至于每个细枝，因而使得各个层次的各个分枝都
具有了鲜明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也使各个层次的各个分枝都具
有了强有力的方法论功能：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调查
研究，分析矛盾，转化矛盾，推动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的渗透，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必要中介。这种渗透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具有了一种超越当时任何其他思想的功能。它将理论与实践完美地统
一起来，将不同的具体革命工作与共同的革命大目标有机地结合起
来，将中国社会进步与世界历史发展统一起来。

毛泽东思想的独特的内容和结构，使它具有了普遍、深刻的理论意义
和具体而有效地指导实践的强大功能。一是可提供着宏观理论层次，
即价值取向和认识方法论上的指导。二是可提供给实践以全局性、战
略性指导。当历史发展到根本性转变的关头，甚至在转变之前，毛泽
东思想就对将要发生的转变作出预测，由此制定出指导未来实践发展
的整体战略。这种战略调整是以哲学分析为方法前提的，具有一定的
超前性和预见性，同时又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为现实基础，
因此可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三是可提供给关系全局的局部问题以
特殊或具体指导。毛泽东哲学提供了在众多矛盾中把握主要矛盾，在
主要矛盾中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方法，这使得毛泽东思想面对复杂
纷繁的社会矛盾，能够抓住影响全局的局部。在相对具体的领域，毛
泽东哲学可为在政治、军事、文化、伦理建设等领域把握主要矛盾提
供指导，推动这些领域的矛盾向着有利于战略全局实现的方向转化。
四是可提供操作性方法指导。毛泽东哲学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原则、
价值原则、目的原则具体化为领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象群众路
线、独立自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全局和局部
相结合，弹钢琴十个指头相配合，抓中心工作、抓典型、解剖麻雀、
以点带面，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等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工作方法；以
及领导工作要“互通情报”、要“胸中有数”、“多谋善断”等以形
成全面的认识为着眼点的工作方法。象“开调查会”、“下马看
花”、“深入基层”等强调深入实际的工作方法；象“放下包袱，开
动机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既避免“命令主义”，又避免“尾巴主义”等强调领导活动的
能动性的工作方法。这些既有着深刻的辩证法内涵，又有着极其通俗
生动的表达形式和可操作性的领导方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培养起一
批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叶剑英、陈云、彭德怀等等能
独当一面的领袖人物，并通过他们对中国革命实践各个领域的具体问
题的有效解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上述四个层次都体现着哲学与具体实际的结合。第一层次是“在哲学
基础上对实践问题的解决”、第二层次是“在战略决策层次上对实践
问题的解决”，第三层次是“在重要的局部环节上对实践问题的解
决”。第四个层次则将哲学具体化为可操作解决问题的方法。由于毛
泽东思想有一个将方法论与价值论与实践目的统一起来的哲学体系作
其神经系统，而毛泽东哲学又渗透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因
此使其各个层面无一不带有鲜明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又无一不
具有在对不同领域的矛盾关系进行具体分析、获得规律性认识的基础
上，推动矛盾向着有利方向转化的重要机能。正是由于毛泽东哲学这
一“中枢神经”的作用，才有了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实现了理想与现实、一般规律与特殊规
律、抽象的理论认识与具体的解决方案的统一。论指挥具体战役，毛
泽东可能比不上林彪、彭德怀；论从事具体的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
毛泽东可能比不上刘少奇；论在文化领域、宣传领域的具体工作，毛
泽东可能比不上张闻天；论经济领域的具体工作，毛泽东可能比不上
陈云、薄一波；论具体处理与其他党派、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关
系，毛泽东可能比不上周恩来；但是在中国革命的战略眼光上，在马
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上，特别是在哲学方面，中国共产党领袖们都加在
一起，还是没有人能达到毛泽东的水平。毛泽东有哲学，有思想，有
理论，这是毛泽东在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中所以能赢得崇高威望的
最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是同构异素
的。它也依然以中国社会进步，中华民族富强，中国人民幸福为理想
目标；也仍是以国情分析为基础，形成对新中国发展的优势与滞后因
素的认识：象对优势“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之间的
团结”的肯定，对劣势“一穷二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的把握，
还有对于我国各阶级的状况及越来越夸大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
性和尖锐性的认识，等等，都属于对于国情的认识。这是与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体系对应的最基础层次，但却始终没有达到对社会主义时
期我国国情实际的本质性把握。他不是过于盲目乐观，以为经济建设
方面用15年，七、八年，甚至三、五年就可以“超英赶美”，共产主
义指日可待；就是在政治上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强调在整个社会
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为了防止资
本主义复辟要不断地进行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体系中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构
成主干。这个主干中，毛泽东有对振兴中华民族历史任务的清醒认识
“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
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
个很艰巨的任务。”也不乏完成这一任务的信心和干劲：1954年就提
出过“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
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目标，并信心十足
地说过“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1964
年在载过“大跃进”的跟头后仍旧提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
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
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无
可置疑地取得了各方面的社会进步，形成了较为强大的综合国力。然
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几十年流血革命形成的斗争哲学的思维定
势；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取得的成功
而导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性的认识和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迟钝；由于没有经验，甚至没有历史条
件，而不得不把马克思主义对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强调视为社会主
义的最高原则，更加之对于国情的认识一直摆脱不掉主观性，因此对
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最基本问题，几乎一直是偏执于政治上加强无产
阶级专政、经济上是公有制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文化上推行彻底
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毛泽东领导的时代，不要说真正实现人民民主
和公民自由权利从来没有被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反而
倒被设置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因而要与之作斗争的重要内容，就连
集中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事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
使“中国人生活得好”的目标也一次次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并没
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社会生活中一贯的中心内容。

主干问题没有得到完满解决，必然导致国家发展战略上存在误区。相
应地，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子系统问题自然
也不可能得到完满解决，也会有误区。所以，虽然毛泽东社会主义思
想体系同样有真理与价值，理论与实践自觉统一的哲学作为其神经系
统，如果说这种哲学依然功能强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在相当深刻的
程度上，它依然发挥了强大的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功能，也在实
践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多方面成就，那么也必须同时承认，它也是
其他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不同意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却难以突破的一重
理论障碍。即毛泽东哲学的力量，也在毛泽东的理论失误对象化为中
国人民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推波助澜。

毛泽东越到晚年，由其思想体系发展而来的错误理论越系统化，而在
哲学层面就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在内容上涉及四个层
次的矛盾。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具体矛盾；二是社会主义
社会的两类矛盾；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四是社会主义社会
的基本矛盾。自1956年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始，毛泽东关于社会
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就开始形成和不断地丰富，直到“文化大革命”
中，这个体系才基本上定型。然而毛泽东积20年孕育终于娩下的这个
思想产儿，不是一个健康孩子，甚至也不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而
是一个畸形儿。这是一个历史悲剧。这个错误理论体系形成的具体细
节，我们放到本篇下一章再述。而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失误的逻
辑从哲学上，今天看来，已十分清晰。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虽然毛
泽东深刻了解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可是却没
有把生产力而把生产关系放在了战略决策的核心。这个违背马克思主
义的严重理论错位，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最后走向背离马克思主义
歧途的理论症结，也是毛泽东无法在理论上超越的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的出发点是：迅速发展生产力，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建设起
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

毛泽东的着手处：主要的是变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
度。以不断进行的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不断地解
放生产力。

违背社会客观条件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必然在实践中遇到阻力。由于
毛泽东跳不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因此他一股脑地把来自
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来自党和政府中蜕化变质分子的，来自一般劳
动群众的、来自党内务实的高层领导的种种不同性质的反对，全部归
结为被打倒的统治阶级的复辟要求。

毛泽东的思路：社会主义革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阻力只能来自
敌对阶级和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人。不管阻力来自谁，都是阶级斗争
的反映。

毛泽东的结论：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应
当下大力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必须大力加强政治与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所以主要矛盾不是人与自
然的关系问题，而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中最具决定意
义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
级之间的斗争。到此，我们看到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已经失真。

可是到此还没完。主要矛盾既然是两个阶级之间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前
途的斗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倡的和风细
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就不灵了，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行了，《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统一”的思路也
就在此“打住”了。

阶级斗争是纲。经济建设不能不搞，但是绝不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革命是第一位重要的。“并举”战略、统筹兼顾仍是重要决策，但是
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
于是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不能不搞了，“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也就迫不得已地被发动了。

我们看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从一个重要的环节错
位导致的错误逻辑，到对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再到两类矛盾上的混
淆，再到影响经济建设的进行，再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使全中国
人民社会生活十年之久不得安宁，就是这样合乎逻辑地从善良的出发
点出发却结出了一个苦涩无比的果子。毛泽东的出发点是中华民族和
中国人民的利益，然而他实际做的却是不自觉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更可悲的是，毛泽东如此深刻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却一直以为
他是在为人民谋其长远而根本的利益。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而中国所以会在毛
泽东思想之后能出现第二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最为学人
们所忽视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关键原因，是毛泽东思想犯有违背马克思
主义的错误，并且这一错误造成了实践中的惨痛后果。邓小平本人以
及许多其他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亲历者和受害
者。

在哲学层面，邓小平实际上没有有意识地提出任何超出毛泽东的新东
西。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改造社会的目的
原则；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辩证方法，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工
作方法，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
敌我矛盾需要不断地改革来解决；等等，都是毛泽东思想十分自觉的
内容。然而由于邓小平具有伟大政治家的政治智慧、胆略和务实的本
能，有着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与毛泽东共享的成功与失败、经验
与教训这样一些难得经历，有着对中华民族振兴不亚于毛泽东的使命
感，他以一条空前绝后的特殊途径实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超越。他根
本不计较哲学理论上与毛泽东之同异，用他的话说，是“不争论”，
却以他与时俱进开辟的改革开放的全新实践，全面地突破了毛泽东背
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并且实际上迈出了中国人走出马克思主义、超
越马克思主义的至为关键的第一步。说白了，邓小平之所以能突破毛
泽东错误的思想框框，恰恰得益于他不懂哲学，得益于他没有深究毛
泽东的错误理论逻辑的能力。这方面与邓小平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
张闻天。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理论能力显然比邓小平高出
一筹，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直到他去世之前，他思考了许多理论问
题，虽然没有点明批毛泽东，但是《张闻天选集》中许多文章能明显
地看出来是针对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误区的。但是，这些理论思考如
果用来超越毛泽东的整个错误思想体系，进而开辟中国改革的全新面
貌上，却仍远远不够。邓小平因为不大懂理论，因此他也就不用在理
论上与毛泽东的掰扯毛泽东错在哪儿，对在哪儿。只需认定实践证明
毛泽东那一套的实际结果不好，只需抓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只需强调毛泽东历来都讲“实事求是”，就可以把按毛泽东生
前千叮咛、万嘱咐，而作出的“永不翻案”保证搁置一旁，把因为得
了毛泽东临终前“你办事我放心”之托的华国锋打出来的“两个凡
是”的大旗掀翻，来进行他认准的扭转毛泽东晚年领着中国人民走上
的方向错误的道路，开辟中国发展新途的实践了。

虽然邓小平在哲学思维自觉性和哲学能力水平上与毛泽东相距甚远，
然而他基本上学到了也继承了毛泽东的从实际出发、重视实践、辩证
地看问题，以及全局地、长远地作战略决策的看家本领。更加之，邓
小平本人也象其他中国共产党众多杰出领袖人物一样，在毛泽东思想
的培养下，也是一个自觉地坚持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信仰者。邓小平理论体系不自觉地却是必然地继承了毛泽东
思想体系的结构。邓小平理论也象是一株大树，由根系──对国情的
认识；主干──对基本问题的认识和战略决策；支干──在战略实施
的各种决策及在这一层面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
方面的子系统；枝叶──对具体问题的操作与解决，以及贯穿在这整
个体系中的神经系统──哲学组成的。1995年中共中央中宣部推出的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把邓小平理论
“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6条，仅就其概括的思路而言，大致
刘少奇1945年对毛泽东思想概括的概括相同，即几乎没有自觉的“体
系”意识。作为体系，不管有多少方面组成，这些不同方面在体系中
的关系不能是并列的，不能是可随意摆放的积木块儿，而是分别属于
不同的层次，并由特定结构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的。邓小平理论与
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同一种结构。两个体系的同构性，不是主观任意
的产物，这种结构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要求决定的。它们必须
有这样的结构，才能实现其指导实践的功能。

毛邓思想虽然结构相同，然而在各个层次的构成要素上，毛泽东的社
会主义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就有很明显的不同了。前面说过毛泽东社会
主义思想体系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是同构异素的，这里要
说，邓小平理论体系与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也是同构异素的。

首先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性上，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地专门
论述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然而他认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
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全
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是（一）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
因此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而且是生活资料的产品）也
为全民所有。在过渡时期的目前阶段，除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
已成为全民所有以外，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应当逐步地增加
全民所有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产品
能由国家调拨的部分，根据国家计划生产，根据国家计划调拨。”由
此可见，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最具规定性的东西是公有制和计划经
济。而邓小平则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方面的规定性突出出来；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将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性突出出来。而共同富裕，则从
社会主义的目的上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当然我们在邓小平对社会
主义本质的界定中看不到人民须获得民主自由权利的规定性，但是在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围内，与毛泽东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理念相比较，
我们看到，毛泽东把生产力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性之
中，而邓小平则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性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
上。区别就在这里：一个是包在里面，一个是放在下面。包在里面，
是作为一个相对次要的环节，或至多是与别的环节平起平坐、互相制
约的环节；放在下面，就是作为基础，作为前提，即此一环节成了决
定其他环节的关键环节。所以，毛泽东再怎么琢磨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法，他在哲学能力上再怎么高出
邓小平，他走不出如前所述的那个致命的“错位”，他必然会在错误
的理论框架内打转儿。而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就抓住一条，没有生产
力的发展作基础，其他一切都谈不上，所以他没有象张闻天那样做理
论推敲，基本上也有其他理论家或理论工作者给他开道儿，他就做成
了这样的几乎可称作是扭转乾坤的大手笔，把毛泽东的致命的理论
“错位”给掰过来了。所以我们才有了今天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
所以我们才有了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
的大发展；所以我们才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写上了“保
护私有财产”的条款，所以我们才会有千呼万唤终将要出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所以我们才有那一天终将把代表着今天中华人
民共和国没有真正的思想自由之落后的“四项基本原则”从我们宪法
中拿掉的盼头儿。而所有这些社会进步，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的理论
上的开始是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新定义，而它在实际生活中
的发轫，则必须追溯到邓小平这个伟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所起
的拓清道路的作用。

其次，不懂哲学却突破了毛泽东的哲学错误。邓小平在1979年谈到社
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当时的主要矛盾时，已经明确了“我们的生
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
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然而他却
仍肯定“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
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具体的研
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
当。”邓小平肯定的是毛泽东在较为抽象层次的正确概括，即：“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同时表明他并不了解毛泽东关
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中存在的致命问题。但是，他对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解，由于不受理论教条的限制而更加尊重现实，因
此比起毛泽东却是更为马克思主义的。不仅如此，邓小平在开辟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以“猫论”──不管白猫、花猫，能
捉老鼠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和；“不争论”──
“为了争取时间干”，“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
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邓
氏“三论”在儒雅的知识分子，饱学的专家教授们看来，也许土得掉
渣儿，然而，邓小平就是在如此大胆、果断、务实、硬干中，切实地
纠正了毛泽东由其革命经验而形成的夸大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
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教条主义，夸大阶级斗争的错
误，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偏颇，忽视甚至压制知识分子的错误，以七、
八年一次的周期率不断地政治地、思想地、群众性地“运动”中国人
民，来保持他们的革命热情，而无视中国人民个人物质利益的问题；
纠正了毛泽东不适当地沿用斗争哲学的经验主义；……并且在探索新
路的过程中不经意地突破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曾许多年来突不破的马
克思主义的教条。邓小平恰以一种非哲学的方式发展和超越了毛泽东
哲学思想。

第三，邓小平理论体系相比于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最关键的高出
一筹的地方，就在于其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比毛泽东思想更加切合实
际。由于对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共一次一次地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建
设方面所作出的错误决策都脱离了中国实际的“左”倾错误的亲历感
受，也由于开辟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必须进行方方面的改革开放，由于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可靠的有说
服力来自对现实的概括的理论基础，邓小平非常敏锐地认可了赵紫阳
在主持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大纲时提出的设想：“十三大报告全篇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
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
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
的必要性”的思路。他很快作出“这个设计好”的批示。他肯定曾为
此十分兴奋，因为他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突破口，
因此他在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就在接见外宾时透露出：“我们党的十
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
际来制订规划”初级阶段这个概括一经明晰起来，邓小平此前此后不
断丰富着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改革开放的总政策和
深入到工、农、商、文教、金融、科技、外交等各方面的改革的具体
政策、中共的“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坚持改
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
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
矛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实现代化、经济上达到小康及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表、等等、等等零散的新提法，就全部贯通起
来。如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建立在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国情的切实把握基础之上，因而才把握了对新民主主义革
命规律，因而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政策、
策略，也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成功那样，由于邓小平理论达
到了毛泽东思想未曾达到的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的
把握，因而也就有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中国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的可能，进而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第二次真正的历史飞跃
的可能。

第四，在对初级阶段的国情的认识的基础上，自然邓小平理论与毛泽
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层次也就有了相应的不
同。在战略决策这个层面邓小平集中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定位问题。一是把搞现代化的必要性，置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现实国情基础之上；二是将现代化目标放在社会主义事业整体
中确定其中心位置；将其他相关要素与它的关系理顺，使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目标有保证地得到实现；三是把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加以量
化，并把实现这些各个阶段的量化目标的时间长度也加以量化，使现
代化事业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因为社会主义目标首先被设定为
“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公平被放在最具决定性的层次上。而邓小平
从中国国情出发，把发展生产力看作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现代化取
“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而代之，成了邓小平理论中战略决策的核心内
容。相应地，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等范畴，就都成了实施现代化战略的环节。

邓小平理论不但在实践中改正或纠正了毛泽东思想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问题，而且还在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几个重大问题上作出了突
破。

一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执政的各国共产党
人一直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经济制度，认为计划经济是
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的，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和
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的实现形式。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
放的新时期，率先冲破这一框框，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
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
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
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
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
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
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及其实践相当卓越，堪与西、
北、中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平地将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
演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媲美。邓小平理论开辟的改革道路是
向着培育市场、利用市场的方向发展，而西、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
人作出的则是向着由国家发挥调节作用而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努力。两
者分别从两极向着中线前进，都是对人类社会达成和谐前景的贡献。
邓小平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学者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
胆构想成为官方发展战略的进程，使得市场经济今天在中国变成了现
实，而这对于中国社会最终将发展为宪政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不可估量。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始，一直把彻
底埋葬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中心内容。这里
面包含着这样一个先定的前提，即只有公平才能带来真正的效率。他
们的设想是：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全体人民都成了社
会财富的主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解决
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彻底克服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将表现出一种前
所未有的高效率。但是，这种社会公平的原则并没有真正地落实。除
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片面偏激，未曾看到米塞斯、哈耶克等人
看到的在生产资料国有的经济制度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必然导
致扼制人的自由发展的专制，会发展到奴役之路上去的问题外，现实
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基础上，以推翻过去的专制
国家的暴力革命拔地而起，一方面，这些国家的领导层由于把握了绝
对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而形成了自己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特
权，变成了“新阶级”；另一方面，在社会生产领域，高度集中的经
济计划和僵化的国家所有制，大锅饭取代了按劳分配，几乎完全丧失
了对人民生产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国家经济的停滞。而邓小平
──正如尼克松评价的那样，“选择了以一定程度的不公平为代价的
进步，放弃了以停滞为代价的绝对公平。”近30年来，虽然伴随着经
济的发展，社会不公平、不自由、不民主的问题也突出出来，中国一
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已经相当于经济发展史的奇迹甚至于神
话。2006年5月流亡美国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由其主席刘国凯率团访问
欧洲时，瑞典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安琳德曾问及令“欧洲许多社
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感到困惑”的“中国的经济有着20年的高速发展”
的原因问题。刘国凯等的回答可说是答非所问，或者说否定了中国经
济发展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历来实行黑箱作业，它公布的数字带有极
大的虚假成分。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中国
共产党的所谓“经济奇迹”在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
分化。实事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对
于中国人民起到了“松绑”作用。过去他们被僵化的体制和政策捆住
了手脚，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使他们原被紧紧捆住的手脚解放了。
中国人是多么的勤劳智慧？只要松开一些，就能创造奇迹。这还没有
松开捆缚其思想的绳索。有一天，如果中国人民的思想也被松了绑，
中华民族将焕发出何等的青春魅力？真是不可想象！是的，伴随着发
展，我们社会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的问题都突出出来。
但是，既然美国和西北欧这些曾经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都建立起来了所有公民从中受益的稳定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在现实的经济实力基础上，逐渐地解决社会不公平
的问题呢？

三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
象，就是在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生
产者个人的积极性总是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邓小平在新时期所
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之所以带来了中国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是因为改
革中出台的每一项政策，都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息息相
关，都承认和维护了中国人民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这些改
革政策的现实结果是，把个人的积极性和民族、国家的整体发展有机
地统一了起来。邓小平提出的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的
办法是责任制。邓小平提出，“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
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同
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责任到人就要权力
到人。”“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
地位和物质待遇。”“要严格考核，赏罚严明。……这种赏罚、升降
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虽然责、权、利相统一的责任制在任何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企业中，几乎成了习俗，但是在权责两分、
责利两分、大锅饭也几近习俗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的思路就是一
种革命性创新了。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不愧为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又一伟大理论成果。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突破，仍是在
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现的。他因此既可称之为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卓有建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成为中国人
超越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最初的开路人。相比之下，毛泽东也可称之为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卓有建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晚年他却一方
面犯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却也固守并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本有的错误，这两方面的问题在晚年毛泽东思想里都达到了极端。
因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超越马克思主义不能不同时清算和超越的对
象。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大陆体制内学者的专门论著不是很
多，以至于姜长青在2005年发表的《200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综述》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个主题。许多涉及毛泽东如何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邓小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和论著，倒是也
有谈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特点的，但是一般来说，都没有超出
毛泽东自己想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层规定性的范围：即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统
一，以及为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群众掌握而进行的通俗化，或为使其
被运用于实践而赋予其可操作性。1998年12月，毛泽东诞辰105周年
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长沙联合召开了主题
为《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讨会，后由两个主办单
位将共61篇与会讲话和论文编了一本题为《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论文集于1999年1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论文集中
收入的唯一一篇专门涉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的论文是笔者提交
的，题目就叫《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文中提出了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的三个特点：一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实质，二是具有突出的
实践性，三是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虽然笔者对于第一个特点的论述
以马克思主义三条最基本原则为参照；对第二个特点的论述，具体涉
及了毛、邓都格外注重解决由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到现实的“桥”和
“船”的问题，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和人民群众力
量的发挥；对第三个特点的论述以传统中国哲学或中华民族思维方式
之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道中庸的总体特征，以及务实、求本、
重人、持善的思维模式为参照，不能算是复制之文、组装之论、媒妁
之言，但实际上仍然不出毛泽东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层内涵
的范围。相比之下，远不及《本篇小引》部分提到过的刘伟概括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特征的视野开阔和认识深刻。

除了刘伟的文章比较有新意外，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理解成被中国共产
党人当作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的思想，那么对毛泽东的思想特点的
客观而独到的理解，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点的认识。
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原因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成
果。比如王力雄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力图从1957年之后毛泽
东思想中的一对矛盾出发，来对毛泽东思想正确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
的有机关系作新发掘。他提出的这对矛盾是：“一方面，毛虽一直以
反封建自居，其专制程度却超过大多数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
图给底层群众相当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不断实践其‘人民至上’和
‘人民主权’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无一不把‘人民’挂在口头，却
只有毛亲自鼓动群众把他统治的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党政
系统打得七零八落。显然，这两个方面看上去互为矛盾，却同时并
存，应该怎样认识二者的关系呢？”萧延中的《“身分”的颠覆与重
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一文，则对王力雄之思更加
以深化，力图发现“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
级斗争’道德依据。”不过该文与其说揭示了毛泽东晚年强化“阶级
斗争”的道德依据，不如说更突出了毛泽东晚年强化“阶级斗争”的
个人人格心理或个人性格的原因。比如毛泽东反权威、挑战权威，提
倡“天不怕、地不怕”、强调卑贱者聪明、高贵者愚蠢，年轻人必定
胜过老年人，抬举体力劳动者而轻视知识分子，强调“吃苦”对于成
长的重要等等，与其说反映了毛泽东的政治伦理观，不如说更突出出
来的是渗透于毛泽东的政治决策之中的毛泽东性格或个性。近年来还
有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选择毛泽东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
的侧面“作深层次的剖析”。笔者虽未曾读，但从李锐所作序中，大
致可以知道其路子。李存山从晚年毛泽东与国学的关系切入，认为
“晚年毛泽东对国学的兴趣已经从儒学、经学转移到史学，从儒家文
化转移到法家文化。”并且毛泽东“终未悟出其治国方策应该从阶级
斗争转变为和平、和谐的社会发展；不仅没有转变过来，而且他在60
年代把阶级斗争更加绝对化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异也’，古书中
的这句名言终被淹没在毛泽东的《读史》词中。”词中“人猿相揖
别，只几个石头磨过……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
了，郊原血。”鲜明展示出的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观。李存山由此
提出毛泽东晚年失误实乃阶级斗争史观“不知变之祸也”！这些文章
都在一定侧面提供了深入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
的特点的新视角。然而，它们需要哲学的整合。否则停留于现在的状
态，对于理论地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最多只能算是一种零
打碎敲，也就很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获得对我们民族未来发展真
正有深远意义的经验。

把握事物的特点必须通过相关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入地把
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至少需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
统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原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
其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
思潮比较，才能实现。前两种比较主要是纵向的历史的比较，后两种
比较则侧重横向的共时性的比较。通过这四重维度的比较，我们大致
能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特点。本节用作比较的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的主要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毛泽东社会主义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等虽然并没有完全涵盖，但是，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和典型代
表，相对而言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作为的高水平。这句话
的意思是，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以及江泽民和胡锦涛，其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水平都远不及毛泽东。

首先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之异同。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老子孔子道家儒家的不同，在于，在世界
观上或在本体论上，其终极实在已经不是可涵盖心物、有神无神的天
道，而是与近代科学理性主义一致的唯物主义认定的终极实在──物
质。在价值论上，中国传统的老子、孔子、道家、儒家明确坚持的都
是与“利而不害”或有“好生之德”的天道相统一的强调人之普遍伦
理的超阶级的普遍价值观，孔子明确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
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里的“君子”指品行高尚的人，而不论其
家庭社会地位和阶级出身。孟子更是明确地提出，通过自觉地向善学
习、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价值观，将儒家的“仁者爱人”、“仁、义、礼、
智”或“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抽象的
人性论加以批判和抛弃，认为是虚伪的欺骗被统治阶级甘心受压迫的
说词。中国传统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突出的“一天人”、“同真善”、
“合知行”、“道中庸”的取向也都被置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世界
观和科学理性主义基础上加以裁剪取舍。在处世态度和方法上，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原典马克思主义所突出强调的认识自然与社会和
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外向度，以“斗争”、“改造”、“征服”、“利
用”的西方心态取代了中国传统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
和谐，人自己灵与肉、德与情、理与欲和谐的中国心态。

如果说上面所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不同，突出的是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丢弃了或扭曲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优秀内容的话，
那么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在理论上抛弃了中国传统思
想中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里强调“理论上”即并不否定君为臣纲至今还以官本位现象顽强地
表现着，然而封建的父子关系几乎已经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舞
台，男女平等方面的实际进步就更是有目共睹。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由于毛泽东的态度，对本民族文化没有
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号召的那样，“与一切传统
的观念决裂”，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作取舍标准，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一些内容采撷下来，嫁接在马克思主义之树上。以这样一种形式，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保持并梳理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务实的辩证法智慧，
包括对事物动态性、联系性、整体性、对立统一性、适度性的强调；
保持了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的强调，坚持了其对人类社
会和人际关系的人文关切，坚持了其追求美好人间社会的大同理想。
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思想为“用”。

再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原典马克思主义之异同。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与原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性的相同之处。如前所述，毛泽东、邓
小平都深刻地领会并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用他们自己的话
说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里的“立场”
主要是指政治的阶级的立场，它与为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观即劳动阶
级价值观是一回事；这里的“观点”应当包括唯物辩证的世界观──
包括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后者又可以称作唯物主
义历史观，作为世界观，这两者又可以称之为自然辩证法与社会历史
辩证法──和在其基础上的从实际出发地认识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实
事求是的认识原则。这里的“方法”主要是指辩证的认识事物和解决
矛盾的辩证法或辩证的认识方法论，如“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又见树木，又见森林”等等。而“应用”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其无可置疑的目的原则是改造世界。虽
然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他们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多次强调
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做过专门的理论论述，
但是，可以说，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情况来看，他们所强调的
“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恰恰全面地囊括了马克思
主义的三条最基本原则。

由于经几千年的习练，中华民族务实、求本、重人、执善的思维模式
几乎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知识精英们驾轻就熟的文化基因和思维本能，
在这样一种民族智慧的基础上接受原典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中国化，作
为一种文化现象就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又是
以中国文化塑造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
过程。除了表达上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特点外，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新
形态在中国还有如下的地位、功能和作用特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最深刻也最严重的后果是使马克思主
义成了中国人的主要信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范围
里取“天道”而代之，被以入世的方式象从前道家和儒家对待涵盖了
人之致德的天道那样被当作了信仰的对象──即最高真理和终极意义
标准。本篇第一章中已经论述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曾成为一种纯洁
而崇高的信仰。并认为这种信仰曾经通过几代真诚的信仰者而推动了
中国历史的进步。中国人当时接受这种信仰需要一种大智大德大勇才
做得到，而现在要走出这种信仰似乎需要同样的大智大德大勇才有可
能。在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故去的曾经的国家领
导人有点象是罗马天主教教皇授予其某位传教士以“圣徒”的名号那
样，已经成了一种至高的荣誉。前面已经提及中国新版《大百科全
书》因为不称毛泽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引起的争辩。胡耀
邦逝世后，不少颇为敬仰他并且有相当民主思想的人在纪念他时，也
强调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伴
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靠了国家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作
用，马克思主义也成了在中国拥有最多信徒的信仰对象，成为一种
“国教”。在其他西方民族和伊斯兰教民族、佛教民族，接受马克思
主义为信仰意味着与原来的信仰决裂，而在中华民族接受马克思主义
为信仰，只意味着对天道的承载物的一种转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
20世纪改变了中华民族的信仰，经1840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过
程的涤荡和冲击，终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形式，彻底
抛弃了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独到之处，至今
未被中外学者给予充分注意。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信仰层面的转换或者
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皈依，使得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本
民族文化由文化之体的地位，人不知鬼不觉地被置于了文化之用的地
位。就连张岱年这样的中国哲学大家在谈及中国“新文化体系的创
造”问题时，都主张“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
的综合。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精粹的结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
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
合。”我们中国老一代人很自然地用“向马克思报到”来谈自己的
死，很自然地称马克思是“老祖宗”。40岁以上的中国人听到这样的
说法，没有人觉得怪的！我们近几年的中共中央所发出的一系列涉及
思想文化建设和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文件──如同本书序言篇所引用的
那样──几乎都是强调要想尽一切办法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等等等等实现“三进”──即不但进教室，而且要进教
材，不仅要进教材，而且要进头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意识这个问
题的严重性。在前苏联、东欧、古巴、北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
等等所有曾经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仍在执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整个世界上可曾有第二个这样的民族吗？可曾有过象我们
中国这样以产生于19世纪才不过有200多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地
取代自己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信仰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信仰的吗？

仅就这种将外来文化接受为体，而把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设置为用的现
象来看，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民族会有如此宽大洒脱的文化胸怀与包
容气度的了。拥有十分独特而高深智慧的中华民族所以能对马克思主
义心悦诚服，其原因，如本篇第一章所述，是当时的中国有对马克思
主义的切实需要。但是到了马克思主义已经为时代渐渐超越了的今
天，中国这个伟大的民族，就出现了“信仰危机”的问题。无论执政
者怎样努力于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怎样斥巨资支
持，也无论怎样兴师动众煞有介事地吸纳、培养什么学贯中西的马克
思主义专家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都无法挡
住中国人民大众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信仰的历史大趋势。

第二，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原典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具有十分浓烈的道
德色彩。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被道德化了。这一
方面指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认定劳动阶级价值高于人
类普遍价值，政治立场或阶级立场变成了最重要的道德标准。“无产
阶级的政治”被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道德”，并被推及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所有中国人都应当有的“道德”。从延安抢救运动开始直到
文化大革命，一个人如果被中共党组织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
认定政治立场有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或反革命，人们就会自然
而然地对于他持一种道德蔑视的态度，他几乎被视为低于正常人而介
于人与畜生之间的一种存在，在一切方面都不可能保持作为人的起码
人格尊严。小孩子可以往他脸上吐唾沫，人品修养本来比他差许多的
人可以取笑他、捉弄他。更不用说他就有的存在空间和发展空间被限
制，他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他就成了一个二等公民，在许多方面就会
被剥夺权利，并会珠连其配偶、子女。在这样的压力下，出于人的生
存本能，说谎、心口不一、精神上自残、言不由衷地赞美从国家最高
直到顶头上司的权力者、把自己说成臭狗屎，都成了可以理解的正常
现象。为了自保甚至而把自己的恐惧变为对别人的诬陷、批判，甚至
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落井下石，……这就是我们在20世纪特别是在
1949年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下共同形成的一种最可耻、最臭不可闻的
文化样态，沙叶新把这很好地概括为“表态文化”、“检讨文化”、
“批判文化”、“宣传文化”。它们已经是有文字记载的耻辱。笔者
手头有一本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买到的注销书《拔白旗插红旗》，
其中收集的是从1957年北京各高等学校“双反运动”中数以万计的大
字报中选出的161篇。其中有北京大学著名中国哲学家冯友兰以《兴
无灭资，向党交为》为题对自己“跟党两条心”的检讨、有北京大学
同样著名的汉语语言学家王力以《烧掉我的个人主义》为题的对自己
的“名利思想”的批判，……笔者读到中国当代如此的大学问家这样
的检讨，看到他们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心如刀割。正是在这样一种
扭曲的社会道德氛围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1976年，青年
人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与出身剥削阶级的父母，或被党和革命群众
认定为右派、反革命、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父母、亲人划清界限
成了一种被赞许的道德选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为政治立场的问
题，夫妻反目离婚、或忍痛离婚、或为了子女的前途离婚的更是不在
少数。更不用说学生对老师──“反动的学术权威”、普通群众对领
导──“走资派”、革命人民对地、富、反、坏、右──“阶级敌
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这些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显然荒
谬绝伦近乎禽兽的行为，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当作正常的正确的行
为标准接受。

另一方面则指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丰
富的伦理思想，道德规范嫁接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原则基
础之上，而给原典马克思主义添加上了它原本极为忽视的伦理学内
容。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建构了一个对所有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组织具有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
系。毛泽东、刘少奇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解、批判、改造和利用
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资源。比如，毛泽东主张，对孔子的道德论，
“应给予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例如‘知仁勇’孔子
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
之于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
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
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
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
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存我们说的
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
的），但是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
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
‘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
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
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
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
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这多么象井底之蛙以井口来量天
呀？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对待中国传统哲学
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伦理思想体系以服务于共产主义运动，塑造具有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
精神和大公无私、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高尚情操──一句
话──品德优秀、政治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战士和革命人民
为目的。刘少奇说：共产党人之所以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
修养，是因为他们“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
任’”，而根据孟子，“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
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除了思想方法方面的修养──如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密切联系群众、等等──外，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共产
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
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
敬的。”刘少奇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
动的最高原则。”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
乎最方方面面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
标准。”二者实质上是一致的，包含着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
ism）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主要针对的是专制的剥削制度及替法西
斯卖命、叫好的反革命势力。这“最高原则”和“最高标准”的另一
种表述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在此最高原则下是几个次基本原则以及其涵盖的一些更为具体的道德
规范。概括起来有：（1）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为道德原则，它涵盖
的道德规范有：坚持真理或正确的原则、襟怀坦白、忠诚、老实、诚
恳，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对立面是放弃原则、明哲保身、弄
虚作假、欺上瞒下。（2）集体主义的原则。体现这一原则的道德规
范有：与共产主义事业相统一的爱国主义、大公无私、“为了党和人
民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
的时候能够忍受种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一切革命队伍
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其对立面是自私自利、
个人利己主义（egoism）、风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
（3）革命英雄主义原则。体现这一原则的道德规范有艰苦奋斗，不
怕困难，勇于斗争，敢于牺牲。“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
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牺牲，那就是最值
得的、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不
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
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为人民利
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4）严于律己的原则。这一原则涵盖的
道德规范有，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埋头苦干、艰苦朴素、谦虚谨
慎、戒骄戒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技术精益求精、对纪律自觉
遵守。刘少奇提出的榜样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
定性和革命气节。”“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
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美国传记作家Ｒ．特里尔说：“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作为科学的社会
主义，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尽了最大努力使社会主义融为一种社会道
德。”这一说法细纠起来并不精当，但是道德化确实是相比于原典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即是中华民
族文化心理塑造的结果，也是适应中国民族文化特点对于马克思主义
的建设性的重塑或变通。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点也既提升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伦理人品境界，因而成为对中国人民的强大道德感召
力，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也在中国共产
党长期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渐渐成为人们伪装自己却人人心知肚明的
人为脸谱，和腐败的权力阶层弄权时冠冕堂皇的道德八股；既是在革
命战争的年代塑造了无数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崇高道德的精神维他命，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特别是在其
“运动”着中国人民人为地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扭曲中国人民
的人性，甚至泯灭中国人的良知，使他们丧失了辨别善恶、美丑之起
码能力的可怕的迷魂药。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工具理性化。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如同上面所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对象，另
一方面，也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方法。马克思主
义不但被理解为科学理论，更被理解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用方法。毛
泽东一直非常自觉地努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
成普通干部、群众能够真正理解和娴熟运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可操作
方法。毛泽东几乎没有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或唯物主
义本体论的论著，也没有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
著。他的最著名的两篇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实际上集
中谈的都是认识方法论。前者主要谈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或客观决定主
观、实践决定理论的认识规律，后者则主要谈认识论的辩证法原则，
即如何辩证地认识和解决处于发展过程中，会经历多个阶段，由多个
相互联系的矛盾构成的复杂矛盾群的方法。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他
也是更侧重于作为认识和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来运用的，从未
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作过系统的阐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很自觉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
的利益而奋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
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
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
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
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
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
主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仍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
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让哲学
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邓小平也“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
思主义是科学”，而且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用作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
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
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
实的道理。”

在将马克思主义工具理性化的同时，毛泽东也曾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
过有批判的吸收，然而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偏执，把孔子的思
想归结为“观念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作为实践论来说则
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意思差不多。如果孔
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
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
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
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正名’的工作，我们也在
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
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
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
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绩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孔
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
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
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
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孔子哲学的理
解，有一种井蛙观天的可悲，然而却可以证明，他力求以扬弃或辩证
的否定的态度、全面、认真而平和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问题是他的
基本立脚点是“马体中用”，是用马克思主义取舍中国文化。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现在仍然是中国大陆体制内马克思主义研究
领域的主导的流行见解。“马克思主义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是科
学”几乎是许多腕儿级学者教授的口头禅。实际上，如果走出科学主
义的误区，如果能看到科学根本不足以为人生和社会发展提供意义指
导，科学的作用是有限的，科学充其量是人们把握客观规律的一种工
具或手段，可以被善用也可以被恶用；只崇尚科学的社会，必会是一
个缺少“人味儿”的社会。如果能看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发现，把马
克思主义说成是“科学”，实际上不是赞美、褒奖马克思主义，而恰
恰是批评、贬斥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可以有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之
效，但是哲学之效不止此，它更应当是开启人们在求真走善方面自觉
地实现自我超越之思的理性途径。我们多年来大中学校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课的教育，实质上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灌输给学
生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说是被工具理论化、科学主义化
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更可怕的是，学生们竟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人类最好的哲学。我们中华民族的孩子们从中学政治课就开始背诵这
些东西，高考时再背一遍，到了大学他们所理解的哲学，就是这样一
套可以操作的工具理性的方法。几十年下来，到今天，最有哲学思维
深度的中华民族几乎没有几个人了解，真正的哲学并不是几条马克思
主义的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原则和方法就可以
打发。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确实是非常有特色有深度的
哲学认识方法论著作，然而中国哲学远不止于此。马克思主义的工具
理性化在中国确实培养出许多拿得起，放得下，开拓创新、独当一面
的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但是同时它也限制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哲学
思维水平。

把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作为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当作解决问题的可操
作方法，这在西方人会难以理解，在中国人看来则没有什么奇怪。因
为我们习惯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仰的对象──天道，同时也揭示着
事物存在和变化的规律。比如老子一方面揭示出道之“利而不害”的
价值取向，同时也揭示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道之运行机
制，即事物对立统一地存在，物极必反地变化，至弱者至强，至柔者
至刚这样一些辩证法道理。这些辩证法道理同时也可以作为解决实际
问题的方法指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立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对象
时，同时实现了对它的工具理性化，一方面符合了中国哲学传统，同
时，也受西方哲学传统影响，把中国传统哲学中与人类普遍伦理价值
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内容拆解开了。德道统一，真善相依、知行一体就
只被用作战术、谋略、手段、工具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讲过一段
话可作这方面的生动证据。这段话讲到对付国民党发动武装进攻的三
条原则，“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
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
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
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
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毛泽东说：
“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在另一次讲话
中，毛泽东把礼尚往来解释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
必犯人。”这样运用中国哲学显然十分聪明，然而把老子主义、孔夫
子主义以如此轻慢的语气归结为一种打仗之“术”，难道不是对民族
文化最令人心痛的阉割式理解吗？

前面的历时性维度的比较已经较多地涉及到由文化的原因导致的异
同。在接下来要讨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化的马
克思主义相比的特点时，文化的原因造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原典
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其他民族化马克思主
义的不同，基本上是相同互相通的，就不重复了。那么除了文化的视
角表现的不同外，剩下的就要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和必须面
对的特殊问题了。而其相同之处，或者说作为必要前提之一的相同之
处则显而易见：任何我们可以称之为某某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都是
理解、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条最基本原则的。其共同点之二
是，都以共产党组织为其“肉身”载体。第三国际成立后，按照列宁
主义建立起的高度“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组织的，不止中国一家。
中国共产党组织是严格地以列宁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毫无民主可言的社会条件下，不得不进行了长
达20多年的武装斗争，而且是以农民为革命主力，以土地革命为革命
的主要内容，腥风血雨、九死一生地冒死奋斗，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
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通过活学活用，付出了无数革命先烈的
宝贵生命，而于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所以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相比一个鲜明的不同，就是它
指导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并且是农民为主体、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
武装斗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实现的，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它与枪杆子有着特别紧密的关
系，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比于其他民族化，特别是欧洲民族化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由在中国的社会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的特
殊问题，必会遇到与其他非劳动阶级在革命中的统一战线的问题。由
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还表现为反抗
侵略民族的压迫，国内阶级的成长与分化还没有达到社会只有完全势
不两立的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程度，封建阶级的压迫
还是主要问题，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第
二个不同是，与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都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达成过
革命的统一战线。

第三个特点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但深入到其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肉
身载体的所有党员，而且深入到其军事组织──红军、八路军、新四
军、解放军──肉身载体的每个指战员，成为了这些原本是普通的中
国人，而且主要是普通农民的坚定信仰。15岁的农家女孩儿刘胡兰为
什么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躺在铡刀上？董存瑞为什么能用自己的身
躯做成炸掉敌人坚固的桥上工事的炸药包支架？黄继光怎么会想到用
自己的胸膛去挡敌人碉堡上的枪眼，为战役的成功赢得最多只有几分
钟的关键？丘少云靠了什么样的信念才以惊人的毅力让自己活活烧
死，也一动不动地保持着整个隐蔽的部队不被发现，以使志愿军的战
斗计划得以成功？还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的简直是人类精
神史上独一无二的神话！遍翻人类历史，只有基督教从吸纳犹太人之
外的外邦人开始，而渐渐达到征服罗马、征服整个欧洲的宗教史迹堪
与其比。但是这确确实实是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达到了而没有其他
任何民族化马克思主义达到的收服人心的伟大成功。列宁领导的俄国
10月革命，为什么会遭遇到那么多成功后的窘迫，人们一直会忆起列
宁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以转变危局的灵活，却忽视了10月革命
的成功，在其经历的艰难程度上，最多只能跟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满清
的革命相比。虽然也做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虽然也有革命烈士
为实现民主理想而英勇献身，但是它们革命成功的条件是旧制度已经
松松垮垮，一触即溃。而把马克思主义成功中国化的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是用了近30年的顽强坚持──在毛泽东个人就是用
了他的27岁到55岁人生中精力最为旺盛时光──把个相当强大的专制
国家机器活生生地蚕食、拖垮。而其坚持的韧性何以来？就来自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又通过中国共产党人而成功地收服
了人心。

上述三个特点，毛泽东早就以“三个法宝”做过总结：“统一战线问
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
本问题。”他又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
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
宝，三个主要法宝。”

三大法宝涉及的问题，在下面一章谈及中国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取得的成果时还会谈及，为少重复，这里从略。下面我们来看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与其同时代的其他中国思潮之异同。

从1919年“5．4”运动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三十年
年所有曾在中国活跃过的思潮，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显然都有一个共
同性：即都不得不面对同一的社会、历史、文化大环境，同一的民族
危亡大问题。此间曾有过两次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第一次是为了
横扫军阀，第二次是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除了执政的国民党奉行
的专制主义和类似国家主义、战国策主义、汉奸主义这些是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没有太大的比
较意义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同本本主义的比较，
将在下一章论及外，更值得比较的主要有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
思潮关系密切的其他改良主义思潮，和同样与自由主义思潮思想关系
密切的新儒家。

首先先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的相通与不同。自由主
义的主旨通过西方传教士所办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早在1838
年就被译为“自主之理”传到中国：“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
……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
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
意，各着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
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
体，不可逞志妄行焉。”这远比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西方传教
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和中国社
会党等对马克思主义的皮毛介绍更加切近思想的真实。从那时起至
今，一直就相当弱小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挣扎着在中国的特
殊环境中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事业。

“5．4”新文化运动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反封建、反专制的
思想先锋。随着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
从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又成长起了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民主派，
而这激进的一派则渐渐地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5．4”新文化
运动中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反传统文化的思想统一
战线。它渐长渐分，到激进派和非激进派都成熟到一定程度时，就分
化成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派。胡适1919年7月提出“多研究些问
题，少谈些主义”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分野对峙的开
始。此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实逼迫下介入国家政治生活，他们
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国民党专制统治，以
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上有共同性，也一直被走向成熟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内容争取、团结和利用。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之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从事过“联省自治”、“废督裁
兵”和“好人政府”的政治实践；蒋介石武力收编了各路军阀“统
一”中国后，1929年至1931年“9．18”事变前，针对蒋介石建立的
国民党独裁专制，他们以胡适和罗隆基为顶梁柱，还曾发动过“人权
运动”，因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亡的问题迫在眉睫才暂时搁置了他
们的民主努力；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到6月间召
开了“七大”，中国国民党于1945年5月召开了“六大”。就在抗日
战争胜利到来的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民主
党，以自由主义为思想主旨的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
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总口号和十项具体主
张，其中包括至今在中国仍有待努力的“政令以明令重申保障人民的
一切基本自由，包括各党有的公开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思想
犯”，“任何党派不得有党军，一切军队只能属于国家。政府应逐渐
做到使军人主军、文人主政的原则”等等。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了临
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政治方针，进行
“调和国共”的努力，并尝试着实现“兼亲美苏”的局面，并提出要
“依据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民盟的临时代表
大会的报告说，英美民主制度让人民享受自由权利，这是树立中国民
主的必要条件。然而，社会贫富悬殊，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在许多
方面有名无实。因此，需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
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
种中国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当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

中国民主社会党是1934年成立的中国国家社会党于1946年8月和在海
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来。两党合并成中国民主社会党的同时，其政
纲也从“国家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实行民主主义
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建立超阶级的党派政府。以“公道原则，
法律手续，转移私有财产，逐渐达到社会主义。”从其思想主要代表
人物张东荪和张君劢的主张来看，他们都是鲜明地主张民主的政治制
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的。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梁启
超、张君劢、张东荪等就在罗素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下，提倡过“基
尔特（Guild）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或改良的社会主义。罗
素说，这种社会主义“最能巩固自由，而不必诉之于暴力”。他们强
调救中国必须开发实业，开发实业就要发展资本主义，要在中国发展
资本主义，就需要提倡阶级调和与劳资合作。张东荪等提出的公式
是：“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然而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不能有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现在最需要发展的是资本主义”。
“更换言之，我们要创造新社会主义便不能不把他推得很远”。1946
年5月，张东荪提出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种中间的政治制
度。“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
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我们要自由不要放任，要合作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
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我相信果真这样做成了以后，
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经济
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绝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
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来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
却并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
怕。即使得他们双方都可放心了，同时中国自己再加强其反法西斯的
作风，便可希望取得他们的大量援助。”中国民主社会党于1946年8
月18日通过了反应该党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主张的《中国民主
社会党政纲》。该《政纲》由“总则”、“政治”、“经济”、“教
育、社会、文化及其他”四个部分共45条组成，明确地提出了“民主
社会主义为今后唯一立国之道”、“根据民主方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
的国家”、“国家之主要任务，在谋人民全体之福利，彻底扫除以人
民为工具之权力主义”、“任何个人与党派不得享受超法律之特殊地
位”、“司法绝对独立，不受政治、军队及党派之干涉”、“彻底励
行军民分治，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禁止武力作政治斗争之工
具”、“建立超党派之文官制度”，等等。可见中国民主社会党与中
国民盟当时主张中国制度上应取英美与苏联之长的认识都是鲜明的。

从思想原则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自由主义有着鲜明的不
同，而这不同，其实也是从原典的马克思主义和原典的自由主义继承
下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张对中国社会问题从制度上“根本解
决”，中国自由主义则主张点滴改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采取的解决
社会问题的方法主要是阶级斗争，而中国自由主义则主张阶级调和、
发展实业、议会政治等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社会革命，特
别是暴力革命来推翻黑暗的专制制度，而中国自由主义则主张通过社
会的逐步进化实现社会进步，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在社会进步
的主体力量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重的是劳动阶级的作用，即阶级
本位，而中国自由主义则强调个人的作用，即个人本位。

其次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家及乡村建设派的相通与不同。如
果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这种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思想
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使之带上中国的民族形式，那么新儒家则是致力于
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去面对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发展中的问题
并带上西方哲学的形式。新儒家之“新”就新在他们接受了自由主义
之人类普遍权利价值观。而与胡适、罗隆基等自由主义派不同之处在
于，他们有扎实的国学基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比中国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为多，也更自觉。中国自由主义派在反抗国民党专制
制度下成长，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了“兼亲美苏”的方针和综
合苏联社会主义与英美政治民主所长建立中国式民主的设想；而新儒
家则在文化上持明确的民族本位的立场，主张在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
础上，学习西方有用的东西。

当时能称得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都对西方自由思想和民主制
度有切实了解，都对中国走出专制实现宪政有高度自觉。而能称得上
新儒家的，其学问基本上都贯通中西，并且多数都真诚地致力于实现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结合。如梁漱溟和熊十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
了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一些概念和表达方式来说明中国哲学；冯友兰的
新理学则运用了西方实证哲学特有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
而贺麟的新心学则将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结合在一起来发掘中国
哲学。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行取舍，而新
儒家则是要发掘儒家文化中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用中国传统文
化去积极回应变化了的世界，使人由于有了这种文化而能在混乱的世
界里安身立命，他们对待中西文化所持态度是彼此取长补短。抽象地
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家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肯定。但是新
儒家是非常自觉地立足于人类普遍价值，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非
常自觉地立足于劳动阶级立场。

新儒家中有一极为特立独行之士，他就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两次
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争执不让，50在毛泽东与会的场合，当众批
评共产党的政策，并要毛泽东让他继续说完他的见解的“雅量”的梁
潄溟。他与毛泽东争论的焦点也是阶级斗争问题，即暴力革命，还是
文化改良的问题。此外，这位中国新儒，不仅在思想见解上想别人所
不想，而且还将自己的新儒家思想主张付诸了“乡村建设运动”的试
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指导发动农民起来进行土地革
命，梁潄溟则以其“乡村建设理论”为指导，认定中国不存在尖锐对
立的两个阶级，中国社会不是象西方那样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而
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职业分途是说有士、农、工、商的
不同，却不存在阶级对立，人人都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
升官机会。而伦理本位，是说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象西方那样主要为由
法律界定的权利关系，而是一种重“义务”、“情谊”，讲“礼
让”、倡“不争”的关系。他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在传统
的五伦之外，还需加上一伦，即个人与团体之间的相互尊重，还根据
中国实际，提出由发展农业引发工业的主张。他认为，乡村建设是积
极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则是消极性的、
破坏性的。在乡村需要积极的团结和合作的时候，共产党却在农村划
分阶级、造成互相斗争的状态。

梁潄溟去延安会见毛泽东时送给了毛泽东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毛
泽东读此书写下了1500字的批语。这些批语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与新儒家之不同所在。

梁潄溟强调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主要是文化的差异。毛泽东则认为，中
西文化是有差异的，然而文化、伦理的不同是由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
的。如果说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确实存在着梁漱溟说的“个人
本位的社会”和“伦理本位的社会”的差异的话，那么，形成这种差
异的根本基础，在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的发
展阶段，即：“这些都是资本社会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结果”，“这些
都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

梁潄溟以“伦理本位的经济”即“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
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
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
弟以论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否认阶级斗争
的存在。毛泽东则鲜明地指出：“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
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因
此，所谓“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经济”。

梁潄溟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的问题，“文化失调，归根结底又
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则认为，“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
环境”，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关键在于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妨
碍了中国的进步。

主张平民教育并与梁潄溟同时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晏阳初，其对中国
社会问题及对应之策的见解与梁潄溟有所不同。晏阳初认为，中国社
会最大的问题，是“愚”、“穷”、“弱”、“私”四种，解决要从
四种教育入手：“以文艺教育济愚”、“以生计教育济穷”、“以卫
生教育济弱”、“以公民教育济私”。

梁潄溟和毛泽东二人都懂哲学，因此两个人都能于政治的不同见解中
看到彼此方法论的套路。梁潄溟于1985年回忆他与毛泽东1938年在延
安的争论，还清晰地记得，毛泽东强调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其中一
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梁潄溟回忆说，毛泽东耐心地
听他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的概括
和不同意阶级斗争的主张后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
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
同性的一面。他说我的观点是帮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成，而
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
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再来看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第三党主张的相通与不同。第三党
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由寻找国共以外的第三条道路的一部
分原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原共产党人分别从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出来后
组成的，其领袖人物是邓演达，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朋友和支持
者。第三党曾称“中华革命党”（1928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
委员会”（1930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更名为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在色彩上与共产党颇为接近，它要代表
大多数农工平民群众，要领导平民革命，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
主豪绅及高利贷资本家为革命对象，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第三党
的中心主张是建立平民政权，而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通过组织工
会、妇女组织、兵士组织，通过参加国民会议，而与政权发生直接联
系。第三党也非常注重农民问题的解决，以土地国有化为最终目标，
而以耕者有其田为过渡办法。其革命目的是建立平民政权后，通过国
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第三党与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一是它不承认无产阶级是平民革命的领
导阶级；二是，它主张通过组织职业团体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和平方式
来实现平民革命并建立平民政权。三是，它只注意到在国民党军队中
的工作，而始终没有主动地建立工农武装。

绕过阶级斗争、绕过暴力革命，通过发展实业、普及教育、鼓吹民
主、说服政府来推动中国社会摆脱兵匪之乱、贫穷落后、人民无知少
识的状态，在中国和平地实现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人民安康、国家
富强，这几乎是1919年“5．4”运动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30年间，各派中国民主党的共识，也是他们自己为之能做多少就做
多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直为之兢兢业业的事情。他们所从事的
这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业对于中国社会进步条件的积累当然有着非常
积极的意义的。然而他们极力回避、不想面对，无力面对、又不得不
面对的，却是国民党靠军队做靠山的顽固的专制独裁统治。毛泽东等
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前所述，实际上也都不是一开始就接受
了列宁开辟的10月革命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的，他们曾亲自发动参与过
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民主的“呼声革命”，不能奏效才十分不情愿地在
一开始作为“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条变计”把俄国暴力革命的方式接
受下来的。如果考虑到所有与中国共产党同时代的其他中国政党的情
况，考虑到所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时存在的中国化自由主义思
潮，就会发现，虽然中国人有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大智慧，
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然而对于中国人，特
别是对于中国文化人来说，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放弃中国几千年来渗透
于其雅俗文化各个层面的人类普遍伦理价值观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主义实际上是相当相当难的。而接受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代以来
明晰起来的人类普遍权利价值观，则相对容易。这也是，中国第一代
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几乎都有其自由主义者前史的一个原因。

从这一节通过比较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点的认识中，我们看到，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但有其特点，而且有其特殊的缺点。我们也会得出
这样的印象：伴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扩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被深入地付诸实践，中国化自由主义也在
理解了自由主义思想真谛的基础上，结出了中国化自由主义的思想和
实践果实。特别在上个世纪三、四○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许
多主张，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有继续为之努力的价值。甚至我们
今天许多热衷于探讨中国社会和平转型问题的学者的许多思考设计，
其主要原则和主要内容，中国的自由主义先辈们也早都提出来了。那
么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看来它们的非常好的主张至今没有实现在1949
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制度之中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
要具体地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