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曾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做过专门的研究。他说信仰是“用来表示
对最高层次和最核心的观念的信奉和相信，以及用来表示一个人的有
机结合在一起的各种信念的体系。”这个界定表明他根本不了解信仰
的一般本质和功能。信仰是人类的一种心理需要或精神需要。人所以
会有这样一种心理需要，最深刻的原因在于人能发现自身的终极有限
性并能做出超越这种有限性的努力。当这种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努力从
想要超越肉体的、生命的、有形的有限性的祈求上升到精神的层面的
时候，人就会产生对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反思。他会
在追求不可限量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过程中，去找寻一个能寄托
其价值和意义追求的无限的对象。而这样的对象一定会以一种具有终
极意义的终极形式给他指出生命的价值方向。通过对这样一种信仰对
象的无条件的感情投注和对由其而来的生命意义的身体力行──即信
仰，使其整个生命活动获得一种意义的支撑；通过信仰，他的生命与
无限的存在获得统一，这样他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精神上对自我
有限性的超越。信仰的特点之一是它不能做作，不能造假。一个人如
果有信仰，那他一定会在他的日常生活和价值选择上与其保持一致。
如果一个人说他信仰什么，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完全与他所标榜的信仰
内容相矛盾，那就只能是自欺欺人，充其量是利用他所说的那种信仰
对象，而不是真诚地信仰那种对象。一个人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在
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骗得了别人，但是他无法欺骗自己。

刘建军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特点在于其现实性、科学性、崇高
性和健全性。这种界定相当笼统，经不住推敲。马克思主义所以能作
为人的信仰，仅仅是它反映了现实的历史需要并给无产阶级的现实斗
争提供“科学”指导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信仰对象的东西，必是具有
一定的超验性，即属于科学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内容，这样才能给
信仰者个体树立永无止境地在精神上追求的目标。金钱、权力、爱情
等等实际上都不是严格意义上信仰的对象，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世俗
的，而是因为它们都是在经验范围里可以得到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能
成为信仰的对象，主要是因为它不是靠“神迹”，而是以一种本体
论、价值论、认识论内在统一的哲学思想体系，论证了从来没有人经
验过的或者说超验的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有人说共产主
义社会理想象是马克思把基督教的天堂挪到了人间。这个比喻是有道
理的，正象基督教的天堂是超验的一样，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超验的。
如果刘建军这里所说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性”指其体现在信仰者
的现实活动中，那么所有宗教都强调信仰者要身体力行。崇高性则是
各种世界性历史宗教的共同性。而马克思主义对心灵自由的“内向
度”的忽略恰恰表明它作为信仰对象的不健全性。后来刘建军又著文
“划清四个界限，正确认识共产主义信仰”，提出要划清科学共产主
义信仰与空想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共产主义信
仰与其他世俗信仰、划清共产主义信仰与个人崇拜这样四种界限。都
给人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自说自话的感觉，很难使人对马克思主
义信仰的基本特点有什么认识。

前面我们引过聂锦芳的话，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主义的态度
是把它视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巅峰”，是的，信仰的对象一定是代表着
信仰者所追求的终极意义的东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会承认在其
上还有更高的东西，也不会承认在其旁有与其平起平坐的东西。马克
思主义确实可以提供给人一种终极意义的解说。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
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
义信仰者，可能是焦裕禄、雷锋、孔繁森、牛玉儒那样的甘当革命的
螺丝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同时他也可以是积极参加反右斗
争、真诚地而坚定地投身于打倒刘少奇等“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
认同对89年“6．4”镇压、同法轮功“邪教”做坚决斗争、在共产党
领导和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中，六亲不认，揭发自己亲人的“反革
命”言论，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这种情况概括地说，是人
性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下被扭曲、分裂。孺子牛与中山狼一身同
兼，信仰者自己并不认为矛盾，他的无私奉献与“大义灭亲”都统一
于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电影《雷锋》插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一
方面展示出把党当作母亲乖孩子形象，另一方面则展示出要“夺过鞕
子揍敌人”的复仇者形象。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特定的政治
环境或群众运动中，如果他被党告知并认定自己的领导、同事、朋友
甚至亲人是“阶级敌人”的话，他按照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会对其进行
无情斗争、残酷打击。这样的情况在毛泽东邓小平身上也有体现。毛
泽东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
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完
全可以是坚定的，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谋幸福也完全可以是真诚
的，但是他们的思想深深地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框框里。他们既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同时他们也无法跳出马克
思主义的误区，而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造成了历史性伤害。

在为民主共和的新中国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武
装的阶级斗争或暴力革命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反抗日本帝国主
义的野蛮侵略、争取人民基本人权的性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信仰旗帜下，其反抗压迫的“复仇”的革命战争是正义的。那
些真诚而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国民党专
制屠刀下的革命先烈的伟大人格永远不会褪色。他们以牺牲生命这样
的无私奉献诠释出马克思主义信仰会使人达到什么样的境界高度。当
然在那样特殊的非法斗争环境下，昏了头的革命领袖人物也会以共产
主义理想的名义去发动针对革命队伍内部的残忍的屠杀，在这种情况
下共产主义理想仍然会容纳人性的扭曲。比如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
内部“打ＡＢ团”的运动，延安的“抢救运动”等等。

第二种情况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可以将他理解并接
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用于批判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实际上
却是明显地违背马克思主义这些原则的言行。在这种思想斗争中，他
的坚持信仰会表现为宁肯牺牲自由和生命，却决不肯在原则问题上退
让妥协半步。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大家比较熟知的有张志新、遇罗克、
陆秀兰、刘宾雁和刘宾雁记述的陈世忠、倪育贤。刘宾雁把他们这样
一群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忠诚称之为“第二种忠诚”。他们对于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不移，使他们有胆量在全国人民象供神一
样地供奉毛泽东，批评他就是死罪的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
据，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陈世忠上个世
纪60年代初看到毛泽东“左”的路线给中国带来的恶果，并非共产党
员的他，写信给毛泽东直抒己见，还写了《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
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因此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1964年
在狱中他仍不放弃，在写给毛泽东的《谏党》一文中写道：“我对党
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我矢志不移地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我在生
死未卜的关键时刻，毅然抛开个人的安危得失，向你们最后一次提出
最恳切的忠告。”他指出，中共中央近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
策方面有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的错误。造成这些错误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你老人家实质上不容许别
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于稍微尖锐一些的原则性批评，马上翻脸，
进行残酷斗争和打击。这样下去，谁还敢于说真话呢？长此以往，你
又怎么听得见反面意见呢？我之所以认为对你的个人崇拜是我们党和
国家的最大祸害，完全是我根据客观存在的严酷现实，自己独立思考
得出的结论。根据这些年的事态发展，我满心忧虑地预感到，迟早总
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
武、彭真、刘伯承、李富春、陈毅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
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怕的是你犯了错误，却
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纠正错误。久而久之，在你周围只剩下一群吹牛拍
马、阿谀奉承、一味察言观色、迎合你的口味的小人得宠，这中间有
一部分人可能是货真价实的野心家、阴谋家。想到这里，我为党和国
家的命运担心极了，我以最恳切的，亲人般的感情以死相谏，希望你
远小人而近君子。口口声声拥护你的未必都是你的亲人，而反对你的
某些错误主张的人也未必就是你的敌人。你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
辙。”“如果说我现在这样做就算是‘反党’的话，那么我就横下一
条心，斗胆地承认，为了党的事业，我就是要‘反党’，坚定不移地
‘反党’，不遗余力地‘反党’；我认为我的这种‘反党’，恰恰是
最真诚最深切的爱党。如果说这也算反党的话，那我是多么希望有更
多的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篇文章的读者们，回忆一下你们
入党时的誓言，看看今天党内的现实，起来和我一道‘反党’。”
“我承认雷锋身上有很多宝贵的品质，我当然应该向他学习。但是我
认为雷锋并不是一个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着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缺
点。他的美中不足就在于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从不知抵制上级的错误
决定。雷锋有句流传颇广的名言：‘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它孕育着连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巨
大危险。首先，把你和党等同起来；其次，它预先就断定了你永远是
绝对正确的，不但你过去和现在说的话是绝对正确的，雷锋必须句句
执行，而且连你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也早已注定了句句是真理，雷锋早
就准备去照办了。这不是十足的盲从又是什么呢？”“你想一想，如
果全国人民、全体党团员真的都成了雷锋，将会形成一种什么局面
呢？社会风气、道德面貌固然会焕然一新，可是一旦你说错了话，你
代表党中央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又有谁能够出来帮助你们纠正呢？都
象雷锋那样，连想都不敢想，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
呢？可是你们却号召大家都这样做！可见，你平时提倡的‘广开言
路，闻过则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实际上都是一些无法实现
的空话。也就是说，你们这样下去，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得错到
底，后患无穷……”。

张志新在1969年8月2日亲笔写的补充材料和在监狱里写的答辩中说：
“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
在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遵照客观规
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
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
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总路线问
题上。五九年反右倾中批判的那些问题，我觉得是不能说服人的。
（我）认为采取了不敢正视问题（的态度）和粗暴压服的办法，没能
以谦虚、平等、科学的态度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虽然会后通过党的
一些政策规定，在一些环节上作了某些调整和改变（如农村人民公社
所有制问题规定……等等），但没从根本上，从建设和革命路线上去
抓住问题的核心，彻底加以解决。”张志新还指出，毛泽东有“阶级
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
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从我国生产发展的现实情况看，阶
级存在是客观实际，阶级斗争也是客观实际……但如果违反规律，简
单地、粗暴地把什么都套上是阶级斗争，就不能科学地反映事物的客
观实际，而把事情办坏。”她明确地提出，刘少奇、彭德怀的问题根
本够不上“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
运动进攻”，也不能对他们下“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
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
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
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的结论和罪名。

陆秀兰则明确地责问毛泽东：“你可以把迫害人民的一切责任推给下
级，但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你把坚持共产主义
立场的人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凌辱，你又扮演另外什么角色？你曾
否想过，等你演毕反面角色，卸装归来，你到何处去找你原来的马列
主义真身呢？”她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她
说：“我为全人类的解放献出生命在所不惜”。“只有共产主义能救
中国。从国庆20周年以来，我所写20来篇文章，自信都是从中国实际
情况出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为真理受尽苦
难，或将死于狱中。故要求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
展，求其实现。”

还有以马克思主义反对“唯成分论”的遇罗克。他们因为坚持以真马
克思主义去反对假马克思主义，而被专政，并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最
后死于中国共产党的子弹。

第三种情况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用自己良知的力量
去发现马克思主义好的方面，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被他善解的马
克思主义。他真诚地以自己的行动去坚持他的良知认可的马克思主义
好的东西，而不肯屈服于专制权力的淫威。

一个例子是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他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仍然坚称
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之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理性的自觉。
他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可提供给他以意义的支撑和价值指导的哲
学。他说：“为了弄清楚自己生存在什么样的世界，为达到所期望的
目标应该怎样行动，人必须拥有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能告诉
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活动中应该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选择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它提供了最好
的解决办法。”“我之所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提供了比这
些流派更好的世界图景，并且开辟了更广阔的活动可能性和活动范
围。”那么沙夫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他在其《马克思主义与
个人》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是把人作为最可宝贵的财
产，就是为推翻压制人的社会关系而进行斗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
人道主义的特殊在于，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是自主的人道
主义、是战斗的人道主义，以及乐观的人道主义。他在共产主义和人
道主义实践之间画上了等号。在沙夫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
关于自治人道主义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不仅
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部分。”他特别强调“异化理
论”不只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自始至终坚持异化理论的观
点。“它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
政治方面。”这一理论可以作为批判工具应用于社会主义制度。沙夫
曾因为他的这些“修正主义”观点被批判，但是他却一直坚持着他的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显然与列宁、毛
泽东、邓小平，与张志新、陈世忠都是很不相同的。

还有上一章已经引用过的王若水、苏绍智、郭罗基、高寒，虽然他们
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是沙夫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
义信仰者。比如王若水明确地说：“我所信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开
放的、批判的、人道的。”“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实践的唯
人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马克思
的这一部分思想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生命力。”他认为“实践的唯人
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它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
也可用来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利异
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
到人的价值。”

上面所述的三种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第一种，按照刘宾
雁的归类，可称为“第一种忠诚”者。他们把自己信仰的对象与服从
共产党，特别是服从党的最高领袖的领导混淆了，以为忠于党、忠于
党的领袖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信仰。在这种信仰下，他们
行为的效果是好是坏，关键就在于党和党的领袖是对是错。且在这样
的信仰下，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积极面和局限性，他们的人性既会
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甚至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实践中大放光彩，同
时也不能避免在“左”的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环境中被扭
曲。第二种，是刘宾雁称之为“第二种忠诚”者。他们能根据对马克
思主义原则的理解纠正执政党及其领袖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错误，
但是他们本身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框里，不能辨认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错
误。第三种，是更加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
接受的是那些与人类普遍价值相一致的内容，而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人
类普遍价值相悖的东西，归于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

虽然第一种形式的对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仰曾在1949年之前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和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设中
都曾起到积极作用，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被中国人民
最广泛地采用过的信仰形式，不少信仰者也成为非常具有人性光彩的
“先进模范人物”。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盲目的信仰，也是国家
执政者可以利用和垄断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是一党执政这种落后
局面能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得以维持的思想基础。一直以
来，执政党和官方意识形态工作者所最担忧的就是这种盲从形式的马
克思主义信仰的瓦解。他们惊呼的“信仰危机”，实际上指的也是这
种盲从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危机。这种信仰形式与第二种和第三
种形式之间有着非常大的距离甚至存在着对立。

如今中国确实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上面所列的三种真
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已经少之又少，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少。多
数中国人不再盲从任何主义，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批判社会不
良现象的理论依据，也远远不再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人的思想
无论在世界观还是在价值观上都已经多元化。能拍着胸脯说自己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恐怕不是极少数新老左派中不肯与时俱进的僵化一
族，就是为数更少的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为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了。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只要他是真信，那么我同意
樊百华的这一见解：“作为社会角色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应当投身
于申张社会正义的行动。那些连皇权专制残余都暧昧顺从的学者们，
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缘的。”那些为了拿项目费而迎合执政者和评审
者的口味进行所谓的重大课题“研究”、思想“宣传”工作的人，把
马克思主义只用于维护权力而不是批评权力、监督权力，其信仰之公
众表现是“第一种忠诚”的盲从盲信，这在雷锋的时代我们可以理解
其真诚，而在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的今天，这种“盲从盲信”就只剩
下叫人恶心的矫情谄媚式的忸怩作态，一种小丑讨好式的装疯卖傻，
就这种“小人”，也竟敢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叫人即令不因其作
呕，也会替其脸红。马克思主义被当作饭碗，还情有可原；可马克思
主义被他们当作了晋升的敲门砖，招摇撞骗的旗幡，依仗着权力又为
了维护权力而滥杀自由思想的工具。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最有
力的败坏者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为什么被一些人虔诚地信仰并为了坚持它不惜付出生命的这样一种思
想体系，可以被小人以轻薄的态度玩弄于笔头嘴上。用马克思主义抹
红了自己的人凭什么他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表演作秀或哗众取宠
的行头以至于个人加官晋爵的台阶或敲门砖？这种情况所不可缺少的
社会条件，就是马克思主义被权力垄断和利用。

樊百华说：“‘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时常引为得意的，不是
马克思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职业所带来的种种便
利。”虽然把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当作饭碗，肯定有违马克思本
人的心愿，但是这有点象是毛泽东的头象被印在人民币上作了商品交
易的符号，肯定不合毛泽东的愿望那样，对于后世来说却也是一种自
然而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当成是自己挣生活的饭碗或谋生的职业，
虽然也是一种利用，但是这种利用属于个人的自由权利范围，就象人
们同样有权利把孔子研究、康德研究作为谋生的职业内容一样，只要
在现在的社会分工中有这样一个行当，这种行当不侵犯他人的权利，
就应当被社会认可并受到法律保护。而这里要谈的“被垄断和利用的
马克思主义”，是指被国家权力垄断并被利用来维持这一权力的“马
克思主义”。它与学者个人的利用从内容到功能都是极其不同的。它
有如下特征：

一是马克思主义被赋予国教的地位。这在所有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宣
称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是如此。国教是政教合一的表
现形式。“政教合一”说的是国家政权与宗教的有制度保证的紧密结
合，它有两种途径来实现，一种是被当作国教的宗教在这种结合中起
支配作用，宗教领袖同时是国家元首，欧洲历史上的教皇国是这种政
教合一国家的典型。另一种是国家在这种结合中起支配作用，宗教领
袖不必是国家元首，国家政权在行政权力方面高于宗教的教权。但是
两种政教合一的共同之处在于，整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一元化的，
即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宗教的内容为价值或意义问题上根本是非的
判定标准。同时国家政权和国家元首的统治权威与合法性需要由国教
来提供。相应地作为国教的宗教由于其提供给国家政权以意识形态的
支持而被国家政权维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但是
前面提及的，它“以一种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内在统一的哲学思
想体系，论证了从来没有人经验过的或者说超验的共产主义是人类未
来的理想社会”，而如同宗教一样提供了一种“不以超验者概念为基
础的关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应如何生活的解释’”，它可以
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因此也就具有作为充当国教或国家意识形态的
功能特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明确指出过：“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
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
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其危险足以使任何
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作为国教，它容不得任何与它
在本质上相异的思想异端，就象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容不得哥白尼的
地心说，达而文的进化论那样。

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了国教，那它鼓励的就只是“第一种忠诚”。只可
以信仰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不能以理性主义的态度置疑它。结果如何
呢？所有人的眼睛都只准看被允许看的一面，所有人的嘴巴都只准唱
被准许唱的曲调。俞可平说：“资本主义身上一直长着两只最有思想
的眼睛，时刻注视着自身肌体的变化。从政治倾向来说，一只是右翼
学者的眼睛，他们从积极的和肯定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变化作出解释
和论证；另一只就是左翼学者的眼睛，他们从否定的和批判的角度对
资本主义的变化作出分析和评论。对于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新
变化来说，这两只眼睛都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偏颇的。”，相比于当代
实行了政教分离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宪政民主国家），我们中国人这
两只眼睛被蒙上一只半，所以我们既看不到自己本民族文化中最优秀
的东西，也看不到自己社会现实中最丑恶的东西。剩下的半只用来满
足国家政权鼓励和制造“第一种忠诚”的需要。国家让你高兴你要高
兴，国家要你愤怒你就要愤怒；让你学雷锋、学长征精神你就得去做
“好事”，发感言；让你批“右派”、“地富反坏”、“走资派”、
“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孔老二”、“资产阶级自由
派”、“邪教”、……，你就得义愤填膺地人人过关地表态。所以我
们能看到的英雄先进模范，只是象雷锋这样的“第一种忠诚”的典
型，而象刘宾雁、王若水、王若望、郭罗基们，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死
在异国他乡；象高智晟、郭飞熊、陈光诚们，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关进
监狱。因为按照咱们的国教，他们都属于大逆不道。

但是，正如斯维德勒所尖锐地指出过的那样：“那些试图重新将宗
教/意识形态合一的国家注定永远是三等社会。新的问题和挑战将永
远会在人类社会中提出来。然而人类有着差不多是无限的认知、想象
和振作的能力。……人类用这种差不多是无限的能力对付和克服这些
问题及挑战的过程也永远是日新月异的。不幸的是，一旦人类生来固
有的创造精神被一种教义式的‘正统说法’囚禁，被来自上方的国家
权力强加上这样的束缚，它就将死于这种对精神的循环绞杀。”“这
里的宗教包括任何象宗教那样起作用的‘意识形态’。今天已经可以
很清楚地看到，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与意识形态合一导致了怎样的
灾难”。斯维德勒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界定存在着过于笼统的问题，
但是他所反对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或国教化），与中国官方及
官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坚持的国家意识形态一元化却是同一个东西。
一个现代国家有没有国家认可的意识形态及应当认可什么样的国家意
识形态，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四篇探讨“中华民族振兴之道”时再做展
开论述，本篇先搁置不论。但是以国家钦定的意识形态作为衡量、裁
制思想的标准，则其结果必定是对思想的绞杀。

二是国家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成了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最高权
威。同时，马克思主义允许与时俱进的品格又赋予权力者一种对其进
行“发展”的可能。“说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由谁来
发展（或许应读作‘标榜’）、谁有资格发展，可不是个理论或学派
问题，而是权力地位的副产品；对于无权者来说，除了跟着喊‘坚
持’、‘发展’之外，其实是没有资格参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然而，掌权者们又经常在变，由他们‘坚持和发展’着的‘马克
思主义’也就不得不随着人事变更而经常改变。于是，什么是社会主
义、什么是公有制、共产主义……等等，也就成为报刊杂志上经常争
吵不休的话题，而一旦掌权者陷入理论困境时，‘不争论’就成了禁
止民间‘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宝。”毛泽东在世时颁布的马
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邓小平
在世时颁布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是“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当政时颁布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现在颁布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是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要是有学者想论证，
这些新颁布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都有片面性，即使有超然的精神
和追求真理的无畏勇气，其研究成果也找不到正式的官方平面媒体可
以发表。所以马克思主义国教的深刻程度就被局限于国家和执政党最
高领袖的水平。吉拉斯指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是导致一个新阶级及其控制权的巩固，这一控制权不只受制于一
个意识形态，甚而还受制于某一个人或寡头集团的思想。”结果则是
“一般知识衰落，以及该意识形态本身的贫乏。”所以中国老百姓
说，马克思有“主义”，毛泽东有“思想”，邓小平有“理论”，江
泽民有“三谎”（三讲、三个代表、三个先锋队）。在马克思主义这
棵理论大树上，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达到了郭罗基所说的“不懂马克
思主义的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荒诞地步。然而他们实在是“牛”得
很，不但垄断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而且也垄断着检查别人
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达标与否的权利。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要抓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新教材的建设，而其“教材提纲由
政治局常委审定通过”。2005年1月，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专门研究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讨论通过了新课程方案；9
月，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亲自审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课
程教材编写提纲。”这种“审定”的合法性早在1842年就被马克思写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驳得体无完肤了，而在今天的中国，
我们的学者还在欢呼它的“圣明”。也好，将来咱们学者们至少会有
花了中国人民的银子写出了阻碍中国历史进步的文字开脱自己责任的
理由：那是国家政权交给的任务，我不得已而为之。

三是被垄断的马克思主义要通过一批人文知识分子进行润色、宣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同时，“四个一批人才工
程”也提上了日程。实施这一工程，“就是要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培
养一批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流的思想家
理论家、一流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一流的出版家、一流的作家艺术
家，培养各门类的拔尖人才。”这些“一流”人才的“才华”表现可
举三例。其一可见《光明日报》2004年9月28日的由北京市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集体写作的《关系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生命工程》一文。文中说：“繁荣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意义十分重
大。北宋大臣赵普曾说，我生平所托都在《论语》书中，过去以半部
《论语》定天下，今后以另半部治天下。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半部论
语治天下’。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都是以《论语》和儒
家学说治天下的。今天，我们的‘《论语》’是什么？就是马克思主
义。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
仅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也是治党治国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
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生命工程。”其二可见中央党校《理论
动态》2001年7月20日第1533期上发表的题为“理论创新的最新成
果”的大块文章。该文认为江泽民同志的“7．1”讲话，具有54项重
大理论创新。54项呀！好伟大吔！54条都列出来，实在太长，这里以
随机方式把按序排属六的倍数的九条“理论创新”列出：

６、进一步表达了我们党不断追求真理的意愿和决心，
12、进一步说明了坚持“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
18、确定了对待落后生产方式的辩证态度，
24、说明了代表人民整体利益与兼顾各方面具体利益的关系，
30、把党称作“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36、提出了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
42、第一次提出健全党的工作机制问题，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
　　制度和工作机制”，为党改进党政关系和党的的领导方式指出了
　　方向。
48、提出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的同时，努力培育新的作风，
54、提出了两个历史过程（即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互结合、
　　相互促进的问题。

此篇大作让稍有理论修养的人看，都会觉得颇象是故意搞笑。其三可
举1999年第六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谈谈马克思主义
观》。该文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观》、《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
观》、《马克思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小题展开“论述”，
其强调的无非是，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的一元而不是多元的马
克思主义，还有“我们除了要熟悉或者精通马克思主义，还要接受马
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是，挂靠在国教上的这种官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几乎毫无学术性可
言，完全成了一种“宣传”的工具。据郭罗基，“官方马克思主义”
这个名称是王若水最先提出的，指的是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权
力马克思主义”，是压制异议的“独断马克思主义”。由于这种官方
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被国家政权垄断和利用的，其本质特征是学术为政
权服务、学者作政权的婢女，因此首先要求这些知识分子具有“第一
种真诚”，他们的成果首先一定要符合毛泽东1957年阐述的辨别香花
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和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而
因其长在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权力的大树上，又有一种皇帝女儿
不愁嫁的社会地位。所以尽管这些官方知识分子的文章作为学术成果
根本就不入流，但是它们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功能实现的一个环节又不
可缺少。久之形成现在主旋律特有的“假大套空”之特色。上海大学
的邓伟志写了一篇《学术需要奉献》，其中讲了一句话颇有诗韵：
“伟大的空话是对‘伟大’的玷污，正确的废话是对‘正确’的亵
渎。”笔者再加上几句凑成一“著文、演说须谨记”的警示诗如下：

　　伟大的空话是对“伟大”的玷污，
　　正确的废话是对“正确”的亵渎
　　严肃的官腔是对“严肃”的侮辱，
　　学术的八股是对“学术”的颠覆。
　　教授的胡拽是对“教授”的讽刺，
　　领导的套话是对“领导”的挖苦。
　　被垄断的主义再好也要“变味儿”，
　　“变味儿”的主义一定贫血软骨。

上海剧作家沙叶新2003年在《开放》杂志连载的《“宣传”文化》一
文中指出：“宣传”在中国原本是中性词，是“宣告传达”之意。但
是在西方由于垄断的权力或权威假它之名胡作非为而多含贬义。“宣
传”一词让人想起希特勒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
为天堂。”而在前苏联形成的其影响遍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苏共模式宣
传体制中，“宣传”成为“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
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这使
“宣传”的名声更加狼藉。这种模式在毛泽东时代的宣传体制中也得
到体现。其特征为：（1）高度集中的大权独揽、（2）把中国塑造成
可笑的标语口号的国家的严密庞大的宣传网络、（3）层层把关的审
查制度、（4）给予警告、勒令检讨、禁止发行、扣发奖金、停业整
顿、撤换主编，直到最厉害的一锅端──停刊解散等控制媒体的层出
不穷的政策。沙叶新把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作为宣传工作理论指
导的毛泽东的宣传思想概括为：一是坚守阶级性原则、二是做权力的
喉舌而不是人民群众的喉舌、三是“舆论一律”和“大造舆论”、四
是新闻无（保障新闻自由之）法。

沙叶新认为，在这样的宣传体制和宣传理论的禁锢下，宣传会有如下
功能：

１、编造谎言。如“文革”，明明是浩劫，都已经民不聊生，面临崩
　　溃，还要高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谎言大合唱！
　　1989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终于愤怒地打出了
　　“不要逼我们说谎”的大横幅。但是媒体并非全部说谎，有“部
　　分的真实”，这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中国的新闻实践证明了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过的：“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
　　接说谎更有效。”而结果是，整个媒体在说谎，人们在面对媒体
　　时也以谎言相对。媒体制造谎言，也同时制造说谎者。在电视台
　　的街头采访中，只要记者问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
　　问题，几乎所有的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标准答案。能把这么一个
　　大国里的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整齐划
　　一，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之外，最
　　主要还是因为恐惧，只有无所不在的恐惧才有这样的威慑力。因
　　为恐惧，所以“天下相率为伪”。因为谎言说的都是“官话”，
　　这种“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
　　的政治时髦，久而久之，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
　　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一旦“谎言成为准则”，就如索尔仁
　　尼琴所说：“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当所有的人都不以说谎为
　　耻，不为之脸红，以至于说谎成为本性，欺骗成为准则，那么一
　　个毫无诚信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这就太可怕了，到了这种地
　　步，不论再怎么悠久、再怎么辉煌的民族也要毁灭。这是真正的
　　民族悲剧，它比萨斯可怕多了；萨斯伤害的是肺叶，谎言毒害的
　　是心魂！
２、封锁消息。制造谎言和拒绝批评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之
　　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
　　类。第一类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如果有些事故和灾难实
　　在难以隐瞒，便尽量缩小对损失的报道。且在事故和灾难过后，
　　都迫不及待地召开庆功大会，把丧事当作喜事办，一是表彰英雄
　　模范，二是感谢各级领导，三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
　　的。于是锣鼓喧天，皆大欢喜，至于教训、责任以及日后的防范
　　就变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故和灾难发生时，中国
　　人民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可悲的是，悲痛并未因此化为力量，而
　　是化为麻木；牺牲也并未因此成为教训，而是成为庆祝。第二类
　　是敏感的社会信息和负面的政治批评。对国内的媒体主要是杜绝
　　负面的社会新闻，对国外的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政治批评。封
　　锁消息的直接结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封锁消息还有一个更
　　为尴尬的后果，便是政治笑话的蓬勃。

沙叶新在这篇《“宣传”文化》的最后引用了杰斐逊的名言：“信息
自由是民主之源”。明确地指出：“如果真的想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
主国家，那就再也不能靠警察的暴力，靠宣传的谎言了。”由此也可
以悟到：中国社会现在的诚信危机的源头，不是别的，恰恰是毛泽东
自己早就批过的“一个主义”之思想专制。

五是，被垄断被利用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根本不是“学术”，但是它是
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部分，是构成这个机器的“软件”，如有受攻击
或地位动摇的可能就会得到硬件的硬维护。据丁学良回忆李慎之的文
章，1983年的8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发行不久，其时负责《人
民日报》的是思想开放的胡绩伟、秦川、王若水等人。他们认为《邓
小平文选》中最最重要的，是反对封建主义余毒、改革党和国家领导
体制的那篇讲话。但是他们还未来得及“蠢蠢欲动”，就已经受到了
国家机器的恐吓。不乏“第一种忠诚”的军人王震咬牙切齿地回应他
们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说：“反封建主义，反封建遗毒，就是反
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就镇压谁！”这里足见国家机
器硬件对国家意识形态软件的力挺。实际上中国自1957年反右运动起
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的清剿法伦功，历次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政
治运动，哪一次不是由国家机器硬件支持的？我们社会中的政治运动
期与非政治运动期的变幻自行演绎着克劳塞维茨揭示的规律，战争是
带有硝烟的政治、政治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非政治运动期并非没有运
动，只是运动看不到“硝烟”罢了。至于运动时期和非运动时期被点
名批评、责令检讨、做出处罚包括罢免主编的出版社，被封禁的图
书，被停刊的报纸和刊物，沙叶新在他2003年的《“宣传”文化》一
文中例举出若干。这些，当然还没有包括了此后的《冰点》、《世纪
中国》等被整被关，章诒和等的著作被禁被止的新作为。

由于马克思主义被垄断被利用为国家机器的核心软件，不但马克思主
义本身被窒息为一种僵死的东西，而且还连带着产生了一系列现代中
国落后于世界一般水平的“文化丑陋”或“丑陋文化”。沙叶新从
1999年开始，除了上引的《“宣传”文化》，他写出的“丑陋文化”
系列随笔，还有“‘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和“‘腐
败’文化”等。“表态”文化与“批判”文化相伴而生，批判者被要
求按照国教或主旋律“宣传”的口径去批判胆敢与其唱反调者的同
时，以“表态”的形式宣布自己对于国教的真诚皈依；而被批判者则
被要求接受批判后，甚至没有被批判却能自觉地作出深刻的检讨，来
表明自己对于国教的臣服。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当事者的内心会受到
什么样的折磨呢？沙叶新说“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
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
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
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
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这样
的检讨是最让人痛苦的，大诗人聂绀驽有两句名诗：‘文章信口雌黄
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说的就是检讨时内心巨大的痛苦。”“当你
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那么检讨的最终目
的也就达到了，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
判，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让你作
驯服工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
‘稳定’的社会局面，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陈，于是天下太平，
江山永固了。”

被垄断的马克思主义即被利用为“国教”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这样的特
点，如同胡大平所说的“许多人一旦戴上‘马克思主义’这顶小帽，
他既不愿意为它的荣誉而战，又不愿意把它施舍给别人。”却在那里
为了“自满式的理论自我创新”沾沾自喜。它的不良形象可见焦国标
在《讨伐中宣部》中列举的禁忌无数、势焰熏天、删掩历史、冷战思
维、冷血弱智、庇护恶腐、铜臭十足、嫉妒贤德等“十四种大病”。

马克思主义被一个国家政权垄断并被当作“国教”推行，其实质就是
思想专制。吉拉斯在他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
的第六章中专门论述过“对思想的专制统治”。吉拉斯用理论的语言
所谈的，与上面所引沙叶新和焦国标所言是一回事：“对于其他观
念，甚至对于人类思想本身的不能容忍的程度，”借助谎言就成了必
须。而且“谎言的口气愈肯定、愈动人，它也就愈能加强它的领袖们
对于社会的垄断，因而也就是加强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垄
断。”在这样一种思想专制下生活的人，会“经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
压迫，唯恐自己违反了什么禁律。他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须处处
表示他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敌人，就好象在中世纪，一个人必须时时
表示出他对于教会的忠诚一样。”在马克思主义被国教化的国家里，
“在所有科学部门和所有思想中，社会科学以及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
考虑往往遭到最坏的命运；它们很难生存下去。只要它是社会问题，
它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依照马克思及列宁的理论，或依照领袖们所垄断
的理论来解说。”“历史，特别是关于它自己──即共产主义的──
这个时期的历史，是不实在的。史实的随意删略与假造，不独是被允
许的，而且也是普遍的现象。”“人民的知识被没收了。”他们被
“一个划一的尺度”分为“进步的”与“反动的”两大类。艺术要经
过意识形态的过滤。“任何新的思想或观念，都要先在内容方面检查
一番，批准或不批准，然后再装到一个无害的框子里去。”对于艺术
“所要求的不过是以艺术的形式把领袖们的狭隘与落后的许多思想加
上一层外衣，并且把他们的工作用浪漫、歌功颂德的笔调加以描写而
已。这就被利用来作为官方对于思想控制和有必要对艺术本身进行审
查的借口。”在吉拉斯看来、这种思想专制同时发挥着两种功能：一
个是“禁止”其他思想；一个是“强加”自己的思想。一方面要“窒
息并压制任何它自己不同意的求知活动；即窒息并压制一切深刻的及
富于创造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凡是它以为有利于‘社会主义’也即
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东西，它都要加以奖励，而实际上也就是以收买
的方法去腐化。”“知识分子们走投无路，不管为了思想或为了利
益，他们都只有向当权者靠拢。”“迫害，猜疑，以及刺激那些真有
创造性的人们，使他们不得不从事自我批评。它给那些阿谀的人们以
各种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与滥用的荣誉或头衔、奖金、别墅、
休假中心、购物优待、汽车、大使级地位、宣传鼓动的保护，以及
‘宽宏大量的干预’。因此，在原则上，它是偏爱那些无才的，寄生
的以及缺乏发明能力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都已失去了他们的方向，信心以及力量。自杀、失望、纵酒、淫荡以
及内心力量与人格完整之丧失等等都是因为艺术家被迫不得不对自己
以及对他人说谎的缘故。”

在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发出《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
动的通知》中提出，要使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刻认识新闻舆论工作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特殊重要性，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打牢从事党
的新闻工作的思想基础，增强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想侵蚀的能力，更加
坚定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指导新闻工作，始终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把正确舆论
导向放在首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新闻的真实
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台；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
任意识，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掌握主动权，把好关、把好度、
把好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
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所以，自然而然地，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学
者，可以毫不心虚地说出：

　　“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
　　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亡党亡国，原苏联已
　　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
　　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哲学与其他分支的关系，其他
　　分支学科的基本观点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相抵触”；“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
　　前是完全正确的，就如同1＋2＝3一样不会过时。”

　　“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过时？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用马克思
　　主义给你解答。”

　　“在中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立场观点，学术研究
　　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2005年9月中宣部组织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理论人才考察团不
辞辛劳风尘仆仆地远赴法国、比利时、瑞典等国就社会民主主义问题
进行考察。考察团看起来不负厚望没有白花钱，在考察报告中总结出
了他们考察得到的两条关键启示：“一是面对我国社会思想多样化的
客观存在和发展变化，决不能象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搞指导思想的多元
化，而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不动摇，决不能象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搞多党轮流执政，或者把党变成
‘选民党’。”笔者本不想在这里插议，但是看到把我们人民的税收
花在这么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稀里糊涂滥竽充数的人身上，派他们出去
考察真是太冤大头了，实在是憋不住要发议论。人家是把资本主义和
平演变成社会主义，总结出这样的“启示”来，真是驴头不对马嘴。
说白了表面上是迎合“圣上”之意，实际上是欺负当今的“教主”不
谙“教理”。这样的“启示”，用得着费人费力费时费钱费资源的考
察才能得出吗？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根本没
有专为此事考察过，可这道理他们几十年、上百年前就知道！可叹
呀！他们考察了半天，拿不出任何可用的良策来。

2006年5月，由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三
人代表团由主席刘同凯率队也分别访问了瑞典、荷兰、法国的社会民
主主义政党，笔者有幸读到刘国凯写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欧
散记》。从这篇《散记》中我们得知，“中国社会民主党北京党部成
员、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小宁被
判处十年徒刑”；瑞典社会民主党国际联络部长安琳德说，瑞典社会
民主党坚持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欧洲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并非认不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这方面，它
们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它们认为与中国共产党保持
联系有促使它发生变革的作用。对前苏共就是这样”；荷兰工党国际
问题顾问、荷兰工党籍议员惹吾腾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
内所实行的是把资本主义里最坏的和社会主义中最坏的加在一起的最
坏的东西。我们完全了解，中国某些大城市里这些年建起的许多高楼
大厦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经济有多么好。因为中国工人农民的生活并没
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与过去相比，工人农民与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层人
士的生活差距拉得更大了。我们还知道，中国共产党对欧洲民主国家
采取着最狡猾的手段。它利用中国的广大市场来拉拢欧洲国家的企业
界，再利用企业界去影响民主政府的外交政策。力图以经济利益作筹
码，使欧洲国家不批评或少批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权的压制。譬如
我们荷兰的大企业‘菲利普’公司在中国投资赚钱，对荷兰的经济有
一定的拉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利用这种经济关系来制约荷兰政府和
民间对它专制主义的批评。”法国社会党秘书长玛日策对中国社会民
主党明确表态：“我们愿意给你们道义上的支持。但这支持需要以具
体的项目来体现。王小宁被判十年重刑就是一个具体项目。”《散
记》中还记述了这个三人代表团在吃最便宜的牛肉汤大碗面，为节省
开支，许多餐都只以面包清水凑合；为了省钱，两人合用一把伞而被
误解为同性恋，为了省钱，找最便宜的旅店住，三个人睡两个床的房
间，轮换着一人睡在地下；到了巴黎费尽周折找不到八、九○年代曾
连续14年执政的法国社会党党部，而意识到民主国家中的执政党与专
制国家中的执政党，不但有原则的政治理念区别，其在民众心目中也
有迥然不同地位。专制主义的党，党和社会公权力是合一的。民主制
度下的党与社会公权力是分离的。中国共产党是绝对权力的象征，是
绝对正确，丝毫不可反对的神圣。而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是什么？那只
不过是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所组成的社团而已。如果竞选胜利
了，它可以执掌政权。但它随时都会在竞选中失败，而回到社团的地
位上去。民众只是需要知道各级、各部门的政府机构在哪里就行了，
因为要办理某些事情需要去找这些部门，而根本不必要知道某个党的
总部在哪里。某个党竞选胜利了，有事就找相应的这个党组成的或领
导的政府部门。而不需要找这个党的党部。如果某个党竞选失败了，
那就更不必理会它了。

这与中宣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考察团看到的东西是多么的不同？

与中宣部组织的对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考察得到的“启示”相一致，官
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一致地认为，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就是：“在意
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亡党亡
国，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且不论他们把一个执政党下台理解成
“亡国”有多么荒谬，只看他们根本无视俄罗斯人民自己的真实感
受，就可知道他们到底在替谁总结经验了。米利班德指出：“1989年
下半年，东欧和中欧的共产党专政被推翻了，这是人民起义的结果，
……这些政权被推翻得如此之快，说明它们极端不得人心，在人民中
不能获得哪怕是很少一点的支持。”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把
苏东剧变看成是灾难，但是那里的人民是怎样感受自己国家的变化
呢？2005年上半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问题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
以《20年后俄罗斯人的改革》为题，展开了一次大范围的社会调查，
该调查揭示了目前俄罗斯人民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俄罗斯改革的整体
看法。调查结果表明，近一半的俄罗斯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掌握国
家政权时，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深刻改革，苏联就无法生存下去。该
项调查结果显示，46%的居民认为改革是非常必要的，相对于35%的认
为不应该搞改革的人来说多出11个百分点。改革的最大成就是什么？
绝大多数人认为，占第一位的改革成就“是找回了过去失去的、或是
受到严重限制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出入境自由、言论自由、信仰
自由和宗教结社自由、企业经营自由，发展私有制，获得更多的收入
等。“值得注意的是，认为‘解散苏共’是改革失误的人只有8%。
57%的被调查者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已不再是强大的精
神和政治力量，也不可能成为改革的主力和先锋队”。

2004年4月27～28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李长春强调，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要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
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
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
误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后来，官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就把这称之为“四个分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指
导大纲加以贯彻。“四个分清”表面上看好象是一种辩证的对待马克
思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却不过是银样鑞枪头，中看不中用。稍微一想
便可明白，马克思主义中无论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需要结合新的实际
丰富发展的东西，还是必须破除的教条式的理解，以及必须澄清的内
容，衡量的标准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必须符合执政党垄断马克思主
义以利用它作统治人民思想的国教的需要。投入再多的人与钱，在已
被国教设定的范围里能打造出真理来吗？

被国家权力垄断和利用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存在的致命弱点得
以暴露，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使得马克思主义被唾弃。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由聋哑人艺术家表演的舞
蹈“千手观音”真是感动了全中国。它传达出来的宁静、和谐、它展
示出来的“上善若水”的至柔至美，因此也至力至刚，让笔者一想到
它就禁不住鼻子发酸想要落泪。我们中华民族真是几千年铸就的大智
慧，尽管主旋律掌握着所有媒体的控制权而在那里刺耳地假大空高调
儿鼓噪个不住，这个民族却仍是已经走到坦然地面对马克思主义这颗
思想酸果的境界。她吃过它，受益过它之后，已经以一种超然的态度
把它放在她对自己成长历史的记忆中了。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没
有仇恨，因为她从来就不了解它本来是什么；即使是现在，提起马克
思主义来，多数普通的中国人只要是意识到应当把它与“毛邓三儿”
相区别，就都还会有几分敬意。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它，同时
另一方面还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秉承着强烈的主张“和而不同”、尊重
和包容另类思想的文化基因。但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充满生活智慧的
民族，她意识到它已经属于过去而不属于未来和通往未来的现在，就
基本上不再理会它了。

先来看影视界。虽然带有明显地张扬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影视作品
由于其反国教意味太浓就是摄制出来了也会被禁映，比如前几年以辛
亥革命为内容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但是映出来的，从秦皇汉
武直演到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帝王片，到搬上荧屏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
及以《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之类，里面不但没有“宣
传”主旋律的味道，甚至也没有一丝的马恩列斯毛邓三儿的痕迹。笔
者因为时间关系，没有从头到尾完整地看过几部电视连续剧，但是却
发现不但《大宅门》、《白银谷》、《乔家大院》、《哑巴新娘》、
《徽娘宛心》、《京华烟云》等等以1949年之前的旧中国为背景的故
事片中不但并不刻意表现阶级斗争，反而努力张显超阶级之人性之
美；而且就是演当下现实的《大法官》、《夏日里的春天》、《半路
夫妻》、《马大帅》、《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笑笑茶楼》、《我
爱我家》、《家有儿女》等等，似乎为了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味道，
也连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个代表在基
层”、“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四项基本原则”的蛛丝
马迹都抹了个一干二净，就好象在我们的人民的生活中它们压根儿就
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果其时间跨度延续到反右运动或文革，比如《婆
婆》、《大姐》等等，那么片中一定会有对反右运动和文革时期之荒
谬造成的惨痛──人的生命尊严被践踏、美好人性被扭曲──的委婉
或含蓄的控诉。甚至以军队为背景的《幸福象花儿一样》、《炊事班
的故事》等等的主旨也只是揭示人性的崇高或卑劣、生活的快乐和烦
恼。如果用“两个务必”、或“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来衡量，它们简直就是“修正主义”，就
是赤裸裸的“人性论”或“小资情调”。还不用提那些纯粹为了适应
当今人们闲暇时间增多、精神需求多样化要求的《红粉女郎》、《武
林外传》、《小房东》等等的为搞笑而搞笑，和借中国丰富的文学资
源故弄玄虚以刺激人们的神经的神鬼故事了，比如《春光灿烂猪八
戒》、《欢天喜地七仙女》之类。笔者插空儿看过几眼的电视剧实在
有限，但是一叶知秋。这么多的叶子，这么多的修正主义的“毒草”
以近30年时间的零敲碎打，已经乘着改革开放的航船稳操胜券地占领
了中国人民的娱乐空间。这种任何人都不可假装看不见的事实足可以
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包括原典的和被国教化的──在中国老百姓头
脑中是什么地位了。

其实早在1990年在北京举办那届亚运会的时候，中国人就唱出了一支
深沉而柔情百结的好歌：《让世界充满爱》。那首歌中唱道：

　　“我们同欢乐，我们同忍受，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共风雨，我们共追求，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这一首歌唱出中国人再不热衷自己曾实践过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阶
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世道人心。它让许多中国人泪流
满面，还因为他们同时能想起89年“6．4”事件中和我们怀着同一样
的爱的人们无辜地死去。他们还能想起，在让我们疲惫不堪的频繁的
“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循环中，我们已经太太久违了人类文
明几千年积淀下来的这种博爱精神。就这样，近30年以来，虽然中经
1989年对“6．4”动乱的镇压和1999年对“法轮功邪教”的取缔以及
伴随着这两次运动的全民大“洗脑”，可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依然胸有成竹泰然自若举重若轻地走出了她曾
经钻进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信仰之圈儿。

世界呀，你不要轻视了中国人的忍辱负重的磊磊胸怀；世界呀，你不
要小瞧了中国人心中的道义力量。这里先引入一个真实的故事，此真
实故事由张鹤慈写的《劳动教养，告密，法院──读卢雪松的劳动教
养》一文提供。张鹤慈是从“卢雪松因为在课堂上讲到林昭，而被劳
动教养”开始写起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上个世纪为了处理右派时的发
明创造，属最高行政处罚，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为了解决人口基数太
大，因此判刑太多，司法系统工作量太大，并且监狱也不够的国情，
而对人的一种以不需司法审判即可剥夺自由把其变为生产力资源为本
质特征的“帮助”或“帮教”方式。现在这种“帮助”也有了人性化
的“与时俱进”，即可以“所外执行”。从卢雪松被劳教由告密引
起，作者谈到2005年底的周国平和曹天予的官司。官司的内容是：周
国平在他的新书中，提到在1963年，和周同在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曹天
予告发了他作“线人”而得到的张鹤慈、孙经武、郭士英、叶蓉青等
人以“异端”态度探讨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青年自由结合团体“Ｘ
社”的情况。曹天予否认这一指控，向法院提出告诉，告周国平诽
谤。结果是周国平赢了官司。“Ｘ社”所犯“罪行”及思想史意义下
面还会简单涉及，这里只引用前来为周国平作证的张鹤慈的文章说
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院已经以道义标准替换了“党性”标
准或国教马克思主义标准这一事实。张鹤慈写道：

周国平在书中用的告密一词是官司的关键。周国平对告密行为，是用
了民间的道义标准：告密意味着对朋友的出卖，背叛。而这个提法是
严重违反中共官方标准的。不论是40年前，还是今天，告密、告发，
或曰揭发检举，都是共产党鼓励、甚至是奖励的。是共产党要求人
们，甚至是强迫人们去做的。揭发反革命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所有
的揭发检举，都视为对罪犯的教育挽救，是使罪犯不至于滑向进一步
的深渊。周国平在书中用了出卖、背叛，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司中，是
不用开庭，就已经输定了。但这场官司，周国平赢了，共产党的法院
判决，一个严重违反它的权力基础的人赢了官司。曹天予在官司中提
出了50万的赔偿要求，他如果采用中共的揭发检举的标准，他可以轻
而易举的胜利，但他宁可不要这50万，也不敢用中共的标准。这里，
我们看到了民间道义的力量。

在今天，在卢雪松被告密而劳教时，在今天，中共仍然是肯定告发，
告密，肯定揭发检举时，在今天，中共仍然是把不对反革命罪行的揭
发，视为包庇犯罪时，居然在一场涉及告密的官司中，法庭也和原
告，被告一样的，把中共肯定的告密说成是坏事。这个官司，不是曹
天予告周国平，说你把我当年对郭世英的挽救，说成为出卖、背叛。
不是法院追究周国平对揭发检举的诬蔑。而是，原告曹天予，被告周
国平和法院，三方面一致地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告发一事是否属实。
如果周国平说了曹天予告密，而曹天予没有告密，则周国平就伤害了
曹天予的名誉。这说明，三方面一致认为，告发是叛卖，是可耻的行
为。说一个人告密、告发，不是按中共的标准，是公民的义务，是应
该受表扬，奖励的行为，而是按民间的道义标准，视告发为出卖的小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居然违背了中共的权力标
准，而采用了民间的道义标准。这是今天中国道义力量强大的明证。

如制服、军服、警服一样，中共的权力标准，也是上班穿上，下班脱
去。原教旨主义的马列主义者，在中国今天是龟毛凤角，成为濒临灭
绝的稀有物种。

法院在断案时采用了非马克思主义标准，这已经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
在今天中国公务员心中的地位。

中国人摆脱马克思主义之“国教”束缚的挣扎，并不是自改革开放才
开始。1957年反右运动中一位堪与为中国人民大学争光具有“第二种
忠诚”的优秀共产党人张志新媲美的为北京大学争光的北大新闻系女
生林昭同样把自己的美丽生命和花样青春当作了中华民族向民主自由
进步的铺路石。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她文
采飞扬、才华横溢。此前她曾经积极地参加土改，曾经与自己的家庭
决裂，曾经真诚地把毛泽东称作“父亲”。直到1957年之前，林昭一
直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并且也继续着自己的红色信仰。她真诚地写着
歌颂党和领袖的诗文。甚至在所谓的反右运动前的“大鸣大放”给共
产党提意见的阶段，“……在学生杂志‘红楼’编辑部分裂的时候，
她……参与批判并从编辑部开除了两名右派同学。”但随着运动的进
行，“她感到不满的，是左派学生们表现出来的道德上的卑劣，为人
的不诚实。他们先前代表着‘组织’，动员大家提意见，而在意见出
来之后，却又出尔反尔，一副‘审讯’他人、置人于死地的姿态。因
此，在那个夜晚，林昭站了出来。这时，她不再是一个正确政治观点
的追随者，她只是一个常情常理的坚持者。她只是要求人们诚实，要
人们依照常情善待那些哪怕观点错误的同学。”而当比她更“右”的
右派们在压力下开始违心地检讨时，她却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她的
观点只是，在学校中，同学们应该正常地“平等、自由、和睦、和
蔼”地相待，而不是以“咬”的方式相处。就这样，她成了不肯低头
的顽固右派。她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困惑：“党啊，你是我们的母
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
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林昭的“第二种忠诚”终于使她走进了
共产党的监狱。正是在监狱中，她意识到权力的虚伪和冷酷，她写
道：“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
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于以煽惑，加以驱使；而
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
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
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
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
送在这个污秽、罪恶、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
……”然而在她遭受惨无人道的待遇之后，她没有走向仇恨、走向嗜
血复仇的誓言，而是走向对自己追求过的理想、对血腥革命的反省，
走向宽恕、对人道的颂扬，走向人性的升华，而从“第二种真诚”上
到了更高的高度：“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
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
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
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
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
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致对你们怀抱着人
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
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
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
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
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林昭1960年
10月被捕入狱，八年后的1968年4月，林昭从有期徒刑20年加判死
刑，立即执行。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林昭死时年仅36岁。上面提及的2005年卢雪
松被劳教，就是因为他在课堂上讲到这个林昭。笔者现在能看到的林
昭留下的文字中，并没有发现她对自己曾信仰过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入
系统的分析，但是她留下的狱中血书明白地宣告了她对国教式马克思
主义的唾弃以及对幼年时基督教信仰的回归。

1963年，反右运动六年之后，“Ｘ社”──一个北京大中学校学生的
“异端”沙龙被中国公安部破获。根据宋永毅在美国远东研究图书馆
查到的一份1963年中共公安部关于“Ｘ反动集团”的绝密文件，我们
可以略知这些当时20岁左右的年轻人挣脱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之一二。

这份“绝密文件”中写道：“Ｘ反动集团是由反革命分子张东荪的孙
子张鹤慈和孙经武（军队后勤部门某部负责人的儿子）等组织起来
的。参加的还有郭世英和叶蓉青。他们原是北京101中学的同学，后
来分别升入北京大学、北京第二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1961年底以
来，他们就经常聚会、通信、传阅反动书籍、偷听反动广播、交流反
动观点。1963年2月12日，他们共同研究决定，秘密办一个Ｘ杂志，
从此Ｘ集团就形成了。1963年5月Ｘ集团被查获后，他们交代，组织
Ｘ集团是为了‘要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发泄不满，扩大
影响’，‘追求绝对真理’。”为什么起名叫“Ｘ社”呢？据张鹤慈
解释：“Ｘ是数学中的常用符号，表示未知数。我们用这来表示怀
疑。另外，Ｘ又可以看作是一个叉字，我们用来表示否定。Ｘ还可以
看作是一个十字路口，表示探索。再有，便是四只伸出来又握在一起
的手。”

这些当年天资聪颖且品学兼优的孩子们，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衣食无
忧以及能看到一些普通中国百姓看不到的内部书籍，他们很自然地产
生了追求精神自由的进一步需求。他们当时都提出了哪些“离经叛道
”的观点呢？据“绝密文件”所列，主要是：

反对共产党。张鹤慈说：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阻碍”。孙经武说：
“中国共产党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它既然是建立在骗局上，骗局揭
穿，就会结束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张鹤慈说：“社会主义就是国
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法西斯本质一样”。孙经武说：“中国言
论、出版不自由，看书、听广播都不自由”。郭世英说：“我们的理
想从来没有符合过现实……我只能向社会大叫，你们看看。这是你们
的产物”。”

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张鹤慈说：思想改造是“对有思想、有性
格的青年的压抑”。张经武说：“大跃进与人性要求决然违背，充满
了野蛮的悲剧”。又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表现了十分冥顽
不化”。

反对马列主义，赞扬修正主义。张鹤慈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
辩证法是胡说八道”；“战争是两支军队、两个国家的集体自杀”。
孙经武说：“对于马列主义我已找到了一切反对的理由，修正它甚至
推翻它，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甚至是新时代的历史要求”；“中国
只有两个出路，或者被消灭，或者走赫鲁晓夫的道路”。说父母的革
命信仰不能当“传家宝”。孙经武在写的文章中，对自己的父母极尽
丑化和鄙视，咒骂他的父亲是：“植物性的生命”，“头脑是一个虚
伪的实体”，“理想只是两三个空洞的教条”，说父母的信仰没有分
毫价值，不能当作“传家宝”。

由于“Ｘ社”案件中的郭士英是郭沫若的儿子，因此有周恩来的力
保，对这些参与者的处理当时可算是从轻发落。后来郭士英由农场重
返大学，转到了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又因“Ｘ社”之事遭刑讯逼
供，从三楼摔下身亡，至今他杀自杀说不清楚。

张鹤慈谈到他们这些中华民族早醒儿与遇罗克、李一哲等“第二种忠
诚”者之间的区别，他说：

我觉得根本不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当时对毛泽东，列
宁、斯大林一直到马克思都是持的否定态度。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共
同点。有趣的是：文革中我重新被抓，在牢里遇到“反革命”的都是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不同
上去批判毛泽东。当然，这和经过六十年代，中共对西方现代文化的
封锁在文革中到达峰巅也有很大的关系。年轻人缺乏离经叛道的精神
资源，唯一可以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而我们当时还可以看到
一些西方现代文化的著作。

中国同属“林昭”、“Ｘ社”一路的“自由主义思想”先驱还有华东
师范大学王申酉、湖南湘西溆浦人低庄公社杨和坪大队小学教师武文
俊等。王申酉1977年被枪杀，武文俊1976年7月被枪杀。有人把王申
酉归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笔者从所接触的材料认为他的思想更
接近林昭一路，或他们看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至少达到了第三种信仰者
的水平，即是以普遍的人类价值来取舍马克思主义而非以马克思主义
来取舍普遍人类价值的。

王申酉1963年批评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
平等；1964年批评思想独裁；1965年他指出，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
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1966年他认为，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
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1967年他指出毛泽东在十年
前划了30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真志士；在他
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写的供词里，他全面地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
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
放等改革主张。

武文俊，1976年4月匿名投书国务院总理，3个月后就因此而被枪杀在
河滩沙坑中。它的死罪是他向国务院总理提出了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
大纲领，主要内容是：

１、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
　　律。现在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奴隶主义，才是真正的复辟
　　倒退。
２、煽动鼓励人民之间斗争，说是阶级斗争，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它的
　　奴隶主义制度。
３、国家应为社会契约产物，国家机构设中央、省(市)、县、乡、里
　　等级，国家应民主产生，为全国大多数人服务(为勤劳、正直、
　　善良的老百姓服务)，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员，应由人民逐级普选
　　产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每四年一改选，连选可以连任，
　　但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即12年)。国家政策由人民讨论制订，逐级
　　汇总上报中央，最后颁布确定。
４、建立一定军队，防御外敌侵略，建立少量地方治安，解决民事纠
　　分和刑事犯罪。军人来源由基层人民选送，服役期三年。愿继续
　　服役者，根据情况加级、加薪。
５、提倡言论、学术、出版自由，人民可以登报批评政府，提出建
　　议，奖励科技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
６、发展工农业生产。
７、财产问题，凡国有企业、工厂等仍为国家所有，集体财产仍为集
　　体所有，给予奖励，不愿集体化者，由人民讨论，财产平均分配
　　（但不予奖励），不许以强凌弱，侵犯他人财产和利益。
８、对原来干部、除少数确有作恶者外，其余一律不予追究。
９、国家征收的赋税，根据国家实际需要，稍有余地地来决定人民的
　　负担（尽量精简机构、减轻负担）。
10、大赦天下，释放囚犯。

建国宗旨：创民主，除独裁，立自由，灭残暴，兴文明，破野蛮，建
幸福，济贫穷，天下必群起而服之，定无反心。

1978年西单民主墙继承的仍是这一路的轨迹。其鲜明特征就是在价值
参照系上自觉而明确地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去拥抱我们作为地
主资产阶级的虚伪、作为修正主义批了几十年的人类普遍价值：民
主、自由、平等、博爱。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共和国民主自由的思想先驱们为之付出了头颅的
主张有些已经实现了，如对外开放、尊重市场规律、平反右派、保护
私有财产等等，有些至今仍是禁区，如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但是
中国这个由十几亿人组成的庞大社会群体毕竟因其被松绑而能焕发出
活力，又因为其能焕发活力而不断地扩展着其不受捆绑的自由领域和
空间，而且是以几何级速度扩展。就是在这个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意
识不断地成熟过程中，2003年“6．4”事件十四周年时，有署名“不
锈钢黑眼睛”的人在网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六．四’亲历者
有种责任：清算马克思主义》。文中说：“彻底推翻马克思主义的责
任就在‘6．4’亲历者的身上。因为，很显然，民主国家不受马克思
主义的苦，所以不太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如此，民主国家有很
多著作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已成为过
去了，也已经不需要推翻马克思主义，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个恶
魔还无处不在，所以推翻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事，你中国人不干谁
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疯狂犯罪作恶了几十年，血迹斑斑，事实早
已足够，‘6．4’的枪声惊醒了文革后懂事的人，‘6．4’的亲历者
们，清除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毒害的大事，你
不干谁干？‘6．4’时还少不更事的人，‘6．4’才懂事的人，他们
正需要你来说出真相，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罪恶，所以，作为
‘6．4’的亲历者，清扫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民主运动这样的大
事，你不干谁干？！”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自由民主的诉求不断地被专政政治压抑，而在思
想层面，压抑则导致了理论探讨和反思的不断深入。流亡海外的中国
民主运动人士中开始有人明确地拒斥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笔者
读到的反映他们清算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一篇文章是《中国之春》第9
期（1984年1月号）上刊登的署名沙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
态》。文章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并引用了柯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的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乌托邦”，“一旦这个理论上的乌托邦成为以共产党为首的‘无产阶
级专政’下的具有统治性和支配性的观念体系后，并用这个观念体系
……马克思主义去决定这个新的社会主义现实时，马克思主义实际上
成为维护共产党人这个红色政治利益集团存在的一个‘保守性’的政
治工具了。”

1989年“6．4”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开始更加自觉
地“清算”马克思主义。郑义在1996年1月号《北京之春》上发表了
《最后的图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清算》，试图从“关于人的本质
、关于历史的本质、关于权力异化”三个根本性的问题上论证马克思
主义从马克思开始就站不住脚。徐水良说：“到89年‘6．4’以后，
我才终于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开始批判实
践唯物主义（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即所谓
‘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这些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部理
论。”他提出要建立一种可以命名为“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
义”（New Humanism）的社会科学体系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翟羽佳提
出：“马克思理论是暴民的理论，一旦与政权相结合，它的残暴面目
便狰狞无比，暴露无遗。尽管马克思主义也有民主的内涵，但是和其
他资产阶级理论相比，对于民主自由问题，别的理论指导下，自由和
民主是多少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有无民主自由问题。”徐水良
在给该篇文章加的“按语”中指出：“这里不能不从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和基本理论中寻找原因，正象我的一系列文章证明的那样，原来正
是他们的这些基本理论，包括实践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即所谓
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基本理论，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从
这个意义上，象文革，象柬埔寨等所有那些极端反动残暴的做法，都
来源于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地落后专制势力的结合。马
克思主义又必须为这些残暴做法负基本理论责任。”曹长青指出：
“今天，人类的发展已证实马克思完全错了：资本主义并没有带来工
人的绝对贫困化，反而带来了全社会的富裕，而且劳工条件空前提高
，远超过马克思倡导的共产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带来了
民主和自由，人民通过定期投票选举，成为真正的主人。”“而所有
按马克思学说建立的共产国家，不仅都是古拉格式的地狱，人民贫穷
落后，毫无平等，更无自由；而且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吉拉斯所描述的
共产官僚‘新阶级’的专制。今天中国的经济条件改善，则是走向马
克思所反对的市场经济的结果。”樊弓发表网文说：“网友中有一种
普遍共识，以为马克思是对的，错在列宁斯大林。樊某意在改变这种
思维。在下坚信，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起就错了。到列宁斯大林毛泽
东，错误则变成了罪恶。”他从经济学入手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空想，
存在着简单化的问题。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扼杀人的自由，“诉诸
暴力，有我无他，是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的两大胎记。”。他承认大陆
网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和辩证
法。科学社会主义是哲学在历史、社会方面的应用。在历史和社会方
面，主要有3个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
社会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里，马克思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
利，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大差别。……科学社会主
义则是论证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共产主义必然实现”与他一致，只是
他“现在发现它们是错的。”

2006年9月2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
碑”奠基仪式。参加了这个仪式的徐文立接受采访时说：“对于共产
主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危害，欧洲的议会曾
经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谴责案，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推
行是一个罪恶。仅仅是中国这样一块土地上，就由于这样的推行，它
把一个合法政权给推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内战惨死许多中国百
姓。”“共产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别是跟毛泽东的这种皇权专制
思想的结合，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但是
由于它们的种种掩盖，因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靠两手，第一个是暴力的
镇压，暴力的革命；另外的就是欺骗。”

袁红兵说：“20世纪上半叶，以暴力和仇恨为图腾的马克思主义，被
中国文人引入神州。这批中国文人竟要以马克思主义──这个属于一
位德国失意文人的理论，取代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他们首先在命
运偶然性的佑护下，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现实政治领域中最强大的存
在，继而又同魔鬼一起推动历史之轮，轧过辛亥志士的政治遗产──
中华民国，把马克思主义锻造成中国现代专制之魂。”“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传教人，中国共产党，攫取国家权力之后，便用专制铁手，扼
杀残存的最后一丝古中华文人的自由人性和高贵气质。‘6．4’屠杀
之后，良知未泯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反抗暴政，有的身入黑牢，有的流
亡海外，有的主动或被动地自我放逐于专制体制之外。继续留在体制
内的知识分子，不仅从整体上完全放弃了作为社会良知的天职，彻底
堕落为专制权力的奴仆，更有甚者，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就开始专制权
力化的过程。在现代中国，不是别的，正是官办知识分子构成了人民
苦难的原罪。”

袁红兵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马克思主义扼杀中华文明的意思，在辛灏年
那儿则早已是磬竹而书了。在他创办的中文杂志《黄花岗》上，他的
长篇演讲《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兼述当代中国的
民族革命就是“驱除马列的思想革命”》中历数马列的“罪恶”：马
列僭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承权和发展权。在继承权上，中华民族的
民族性，为马列子孙的“奴才性”和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玷污糟
蹋；在发展权上，一是僭夺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推动民主变革和扞卫
民主变革成果的权利，另一则是僭夺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借鉴和学习
西方进步思想和文化的权利。马列还残酷地、彻底地、和长时期的地
剥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民权：将我们中国人民的思想权、政治权、经
济权、文化权和道德权剥夺殆尽。而在他历数的马列对中华的所有危
害之中，其最烈者，就是造成了当代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丧失。他列
举我们民族精神丧失的四大表现是：民族意识的丧失、民族自尊的丧
尽、民族自信的破灭和民族意志的沉沦。作者的演讲稿虽然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分析远远不及激情的倾盆而泄，但是他立足于中华民族文
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唾弃却不容置疑：

中华主体文化“以仁为本”的文化精髓，竟全然变成了马列的“以斗
为纲”。中华“以中庸为道”的理想行为方式，竟彻底改变成了马列
永远要“实行专政”的极端专制行径。中华以“兼收并蓄”为模式的
思想文化发展，则变成了外来马教只允许“独姓单传”的思想文化专
制。中华以“王道乐土”为追求的大同思想，居然就为马列“血腥霸
道的共产主义”所玷污、所取代。而中华以“制民之产”为代表的，
有助于保护“私有制”和促进私有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又为马列所
谓的“公有制”文化所强行取代。孙中山先生曾直率地告诫说：“要
想消灭一个民族，必然首先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此看
来，马列岂止是僭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一心为了亡我中
华啊！因为灭绝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岂不是只成
了一具被人夺走了魂灵的“行尸走肉”了吗？

上举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唾弃基本上是流亡海外的民主运动中反马人
士的态度。大陆知识分子又怎么样呢？袁红兵把所有“留在体制内的
知识分子”痛斥为“彻底堕落为专制权力的奴仆”，他自己是痛快
了，其实是言过其实之谈。

1997年有一篇署名魏鸣的“左”派文章《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动态和特点》，把五年或1989后的八年当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情况加以总结。作者认为，“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曾经导
致‘89风波’，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险些被颠覆，我们
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他把此后至他写作此文时的
1997年1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十三届四中全会到1991年，结合“制乱平暴”后的清查和清理，有效
地抑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势头，使他们在国内不得不偃旗息
鼓，转入地下，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所造成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
决。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在发生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和资
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国际背景下，以《历史的潮流》、《防“左”备忘
录》的公开出版为标志，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
的反扑。第三阶段从1995年秋开始。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政治”和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等几个界限”，内在地具有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遏制力量，但因舆论宣传部门响应不力，故没有形成声
势，资产阶级自由化仍享有发表的自由。

他对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特点也作出总结：

　　在目标上并没有变化，但是在策略和手段等方面却有所改变。在
　　策略上，否定激进主义，改“冲门”为“挤门”。改“立即砸
　　开”为“一点一点撬开”。在手段上，改从体制外推翻整个体制
　　为主为从体制内借用“改革”的名义根本改变这个体制；在斗争
　　重点上，改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出击为着重从经济和文化上向
　　纵深迂回进攻；在行为上，由言论宣传变为实行私有化和占领思
　　想阵地的实际行动；在话语上，由直接谩骂四项基本原则改为指
　　鹿为马，把资本主义性质的事物硬说成社会主义，把反马克思主
　　义硬说成马克思主义，以根本剥夺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帜和“话语
　　权”（与此同时直接谩骂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也并没有消失）。

该文把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部分主要的言论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

有人说：“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共产
主义理想是“‘左’派神话和‘历史’神话”，是“整个20世纪中国
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神话、激进主义神话”。“当列宁和毛
泽东把它付诸革命实践时，美丽的图谋顿时成为真正乌有之乡，支付
大同社会梦的是亿万人的血汗、泪水与仇恨”。共产主义的设想“最
终证明是自欺其人的”。共产主义是“导致政治专制的高调理想乌托
邦”、“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因而“注定要破产”，“注定要落
空”，公开号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做高调理想之敌”即做共产主义
理想之敌。宣称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
制，“国有制产权关系不明晰”，“国家所有制是成功地推行现代企
业制度的最大障碍”，“‘全民所有’实际是全民皆无”。“中国的
改革，要搞实质性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所有制的改革”。“民营
不但要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构成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把国有资
产明确地划分到全体国民个人头上”，“国有企业晚卖不如早卖！卖
掉国有资产是资产所有者的觉醒！”“利润不是剥削，而是对资本的
回报”，“按资分配能够促进各种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效
率”，因此，“必须有新型的按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是更为重
要的”，即比按劳分配方式更为重要，应该成为分配方式的主体。有
人提出：“必须实现完整的‘美国梦’而非单一的经济上的强盛”，
“建立一个象美国那样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的中国”。有人说东
欧的改革是“激进改革”，它的好处是“一次性到位，成本相对来说
比较低”，虽然“中国当前还不能走激进改革道路”，“渐进改革也
许更符合中国国情”，但是“所谓中国渐进改革，只是一个策略性的
短暂阶段，未来的中国仍然面临着激进改革的任务”，“现在应该是
借鉴激进改革，进行实质性突破改革的时候了”，也就是步东欧后
尘，加快步伐，跨入资本主义。这是“89风波”以前所没有的。

二是要求抛弃和“消解”马克思主义。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要批判和抛弃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另辟途径”，“转换范式”，以西方资产阶级
现代经济学范式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有人说，马克思主义
是“统治者推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体制的法宝”，“是当代
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最主要的内在的根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
“坚持他们那套左的祸国殃民的‘信念’”，因而要消解即消灭和解
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臭抹布”。

三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有人说，“正确把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概念的方法是，必须把它
与形式上和事实上的彻底不公正联结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后来所犯
的错误，是变人民协商和人民民主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所
造成的是“一个没有精神自由、探索自由、言论自由的大一统的政治
与文化环境”。“就其总体来说，共产党是专制的党，社会主义制度
是专制的社会制度”，“毛泽东的接班人仍然坚持‘一个主义、一个
党、一个领袖’的宗旨，无论变换什么名目，实际上还是专制独裁的
体制”。主张通过“政治对政治资源的配置”来保障国家权力“和平
转移”。有人提出：“我国如果不开放党禁，不放弃一党专政，不开
放报禁，那么，当前各种复杂的，问题只会愈趋严重”。实行“军队
国家化”，实质就是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
集团变成可以听命于任何阶级的所谓“国家军队”。

四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

有人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不能揭示历史真
相，只有离开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所谓的历史“真相”。我国1951年
镇压反革命是毛泽东犯的错误，“一个人犯错误，几亿人跟在后面兜
圈”，说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怨
声载道”，“我们今天的改革证明，剥夺黄世仁财产的办法不能真正
解决问题”。“20世纪20年代以来，令历史为之黯然泪下的悲剧中，
以不同的节奏反复出现的旋律，便是左倾思潮的阴沉曲调”。“辛亥
革命把君主政治破了，‘5．4’运动把孔家店破了个不亦乐乎，无产
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破了，这样一路破下来，在思想文
化上造成的负面效果不可低估”。他们在中国革命史和近代史的许多
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与过去截然相反的看法，翻革命的案，翻历史的
案，近几年成了一种时髦，甚至三种热潮。它的效果是，既然连孙中
山、林则徐都否定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否定自然就更不在话下
了。近年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否定，已经超过了“89风波”以
前以《河殇》等为代表的那些言论。

五是在文学艺术上的自由化：

他们认为，“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
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对政治与文化的专制主义的一种有
力的解构”，因而精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拥护者“应当握手言和”，
以共同对付“正统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六是主张重新培育一个资产阶级。

有人提出：“在中国需要培养一个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阶级”。“社
会领导阶层”只能由“有产阶级”中“最有能力弥合社会基本冲突”
阶层担任，也就是说有产阶级实即资产阶级不但应该是依靠对象，而
且应该是全社会的领导者。

在总结出上述六方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言论，并在53条注
释中详细标明出处和作者姓名，除去三条引用邓小平与江泽民的话不
令我们担心后果，另涉及的50位被咬住其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之
真凭实据者真让人担心他们的命运。因为这位作者竟然写道：“以上
介绍的只是我们个人了解的部分情况。要想掌握全部情况，需要党委
宣传部门、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管理机关、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
门等通力合作，共同完成。”真不愧是20世纪60年代曹天予的世纪末
翻版呀！还好，毕竟我们的党中央已经超越了乾隆搞“文字狱”的愚
蠢，没有听说针对这些“自由化”言论者的大搜捕发生。作者在其文
章后半还概括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舆论阵地的影响程度、在党政高级
干部中渗透的情况，以及各级党委软涣散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受抑
制正在自由生长和发展的情况。他用作论证的论据中提及：“一些资
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占领了大学讲坛，正在培养一茬又一茬的接班人。
胡适、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梁实秋、周作人……等一大批老的
资产阶级学者纷纷被捧上大学神坛，学习这些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
级学术思想在硕士生、博士生中成为时髦，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郭
沫若、范文澜、鲁迅……等的学说则被纷纷挤出讲坛。……资产阶级
自由化势力占领大学讲坛，已经在相当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造成了鄙
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崇尚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氛围。
《历史的潮流》主编袁红冰被北京大学法律系选为优秀教师，以及
《中国左祸》的作者被有些单位和机关捧为‘杰出青年’在电视上频
频亮相等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生动实例。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
学毕业生、硕士、博士进入新闻出版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党政
机关，必然要利用自己工作岗位的条件传播和贯彻他们老师的思想，
这种情况大大增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后劲。”

现在离作者揭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又过去了快十年。有些他
们恨不能公安机关象当年对林昭、“Ｘ社”、王申酉、武文俊实行专
政那样，也对这些自由化言论者实行专政的“罪名”，如今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写进了宪法。“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已经慢慢地
在中国普通人民心中由可怕的反动嘴脸，变成中性词，甚至于褒义词
了。而左派本身也正在被中国社会的发展边缘化。

在列举过上面马克思主义遭唾弃的现象后，我们再结合一些上文没提
及的情况从世界的范围对所有“唾弃”情况简单地作一个归纳。这里
要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而那时的否定
者中，有相当的比重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腐朽落后的专制主
义。比如19世纪50年代德法政府迫害共产党人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
案”、70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颁布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那时马
克思被欧洲政府竞相驱逐，甚至回不了自己的祖国。北洋军阀之杀害
李大钊、国民党政府之逮捕并杀害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美国在上个世
纪50年代曾实行的麦卡锡主义，都属于专制主义之惧怕马克思主义会
导致受剥削压迫的人民起而反抗。这种情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拒
绝，但是我们认为它不具有唾弃马克思主义的正当理由。将这种情况
除外，我们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唾弃归纳为五种情况：

第一是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实践所
产生的反人道的罪恶，出于普遍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从价值上否定马
克思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被对象化为革命实践并对象化于现实的共
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其被唾弃的情况，则更多的是基于将
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产生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及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
的唾弃外，1995年弗莱特（Fiansain Furet）发表了《幻想的终结》
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对喜爱相互争吵的孪生兄弟’。
它们‘互相养育，互相排斥，互相仿效、互相争斗……公开交锋，暗
中默契。’”，1997年11月，在“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由十一位
法国学者联合撰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问世。书中指出，同法西斯
主义一样，共产主义犯有战争罪，危害和平罪和反人类罪。而且因受
它之害而丧生的人数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在法西斯铁蹄下的
总人数。法国社会党参议员魏贝尔（Hens Uelez）指出：“共产主义
也是一种救世学说，因为它答应给我们一个人间天堂。这种用世俗手
段宣传天堂的做法不足取！”社会党籍的历史学家贝古尼尤（Alain 
Beigounioux）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既然是错误的，说它的理论
正确便毫无意义。它的实践摧毁了它的理论。”埃伦斯坦1991年发表
文章说：“现在，是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全部埋葬的时候
了。”“我们同革命、同无产阶级专政、同阶级斗争毫不相干。尽管
阶级斗争非常重要，但不能把历史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我们同生产
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的一切神话毫不
相干。这些说教不仅导致了灾难，而且今天它们已经过时了。它们所
确定的救世主的和太平盛世的目标已证明在物质上和道德上是有害
的。……我们要……找到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别的，正
是当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
波兰的柯拉科夫斯基、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中国的郑义、徐水良等都
持此鲜明立场。

第二种是因为认为它在文化上精神上的误导或谬误而对其加以唾弃。
除上面提到的辛灏年立足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
的批判外，仲维光也有这方面的论述。仲维光指出：“中国文化传统
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宝库，这在现今世界没有人敢于反对这个命题，那
么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会如此绝对地反传统？笔者
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历史发展观深入我们的
骨髓。这使得即便是想要否定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仍然是认为，
只有一个价值，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发展是正确的，其余都是
不对的。”“这个唯物主义，以及这个物质化的社会，和极权主义一
样是典型的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是西方文化的另一面，而绝对不是
如某些知识分子所攻击的那样是中国传统的产物。当前一些鼓吹所谓
全盘西化，乃至全盘基督教化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没有宗教，
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中国文化毫不缺乏‘敬畏和神圣’感情。
中国文化从来不主张‘纵欲’”。

第三是从世界观上或整个理论体系上就反对马克思主义。上面引的仲
维光不同意唯物主义，已经是在世界观上要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
并且他认可波普（以及康德）的观点，明确指出：“实际上任何从理
性上论证上帝的存在不仅是对于民众的欺骗，甚至可以说，这种论述
是南辕北辙，……上帝和宗教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不可反驳，正是因为
他是建立在超越理性的，非理性的基础上的。”如果说仲维光之不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出于理性立场，那么统一教在世界
观上唾弃马克思主义就是出于其有神论立场了：“自由主义国家里，
有不少人虽然不赞同共产主义，但亦是无神论者，也就是自由主义无
神论者。自由主义无神论者即使能批判自称为战斗性无神论者的共产
主义理论，但却很难从根本上完全克服共产主义的弊端。其理由在那
里呢？那是因为共产主义虽是彻底的反宗教思想、无神论思想，但另
一方面，它如同苏俄的宗教思想家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
所称呼的，是‘以共产主义为名的宗教’，它具有一种宗教的性格。
因此，只有依靠真正的（有神论）宗教思想，方能根本地折服共产主
义的弊端。”该书第一章论述的是构成共产主义之动机的“马克思的
人的异化论”，涉及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作者认
为，在柏林大学受到黑格尔哲学洗礼的马克思，先是有了实现自由的
观念。不久他背叛了拥护普鲁士政府的黑格尔观念哲学，受费尔巴哈
人文主义影响，转向从经济性社会改革的立场来追求人类解放。马克
思的人的异化论之结论是：“共产主义是通过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
所得来的对人的本质之占有”。由于普鲁士政府四处缉捕他，使他对
普鲁士政府及资本主义体制，抱有深固的憎恶，终于构思了主张暴力
性社会革命的共产主义。该书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论及的是《共产主
义唯物主义的评析及其代案》、《唯物辩证法的评析及其代案》、
《唯物史观的评析及其代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评析及其代
案》、《马克思经济学的评析及其代案》。作者的评析，是先追溯马
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史，西方经济学史的
资源，然后以“统一思想”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
内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并提出“代案”。所谓“代案”是指
以统一教的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和社会变革理论。第七章《社会主义经
济的漏洞及其原因》，则集中介绍根据马克思理论进行革命而出现的
苏联式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象马克思所约定的自由的社会
或富裕的社会，反而是一个被压抑且经济停滞的社会。第八章则论证
马克思主义这种理想与结果完全相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所抓
住的有关人的异化的本质和其解决方案根本是错误的。而要恢复人性
的真正道路则是恢复以神的爱和真理为基础之人的本性。

中国还有一位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先驱，那就是孙中山。因为
孙中山关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论述，似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的革命实践证伪，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拒绝也
多被人遗忘。然而，时光过去了七、八○年后，马克思主义似又被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更长的历史实践证伪。作为最早的从理论上唾弃马克
思主义中国人，孙中山的思想我们应予以重视，这也是对本书第二篇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一个铺垫。据孙常炜的研究总结，孙
中山对于马克思主义最详尽的批判是在1923年8月3日和10日关于民生
主义的两次演讲中，他列举了14条，我们这里再把它们进一步归纳为
五个方面：

第一，否定唯物主义，（1）孙中山认为“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
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
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

第二，否定阶级斗争理论。（2）“马克思认定要有阶级战争，社会
才有进化，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
会进化为果。”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
数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相冲突。……所以马
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

第三，否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剩余价值学说（3）“把一切
生产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的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
子的劳动”站不住脚，认为“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仅是工厂
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直接间
接，在生产方面，或者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7）剩余
价值理论违反事实，“照马克思的研究，他说资本家要能够多得盈余
价值，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工人的工作
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值。”但是用美国最赚钱的福特汽车厂“所
恃的工业经济原理，来和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理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
条件，恰恰是相反。就是……缩短工人做工的时间……增加工人的工
钱，……减低出品的价格。”（5）马克思“以为资本发达了之后，
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是判断错误，因为“从他至今，有了70
多年，我们所见欧美各国的事实，和他的判断刚刚相反。……各国资
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9）马克思忽视
消费的作用“再照马克思的学说，世界上的大工业要靠生产，生产又
要靠资本家。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了好生产和大资本家，应该是
赚钱，可以大发展，便可以赚钱。”但“现在是亏本，许多工人失
业。”可知“实业的中心……是消费的社会，不是专靠生产的资
本。”

第四，否定马克思改造社会的方法。孙中山认为，（4）马克思主张
“共产党要完全本阶级战争的原理，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
……”不许可共产党员加入国会活动，不合实际。（6）马克思争取
劳工保障方法判断错误：“当马克思时代，英国工人要求八点钟的工
作时间，用罢工的手段，向资本家要挟。马克思便批评以为这是一种
梦想，资本家一定是不许可的；要得到八点钟的工作时间，必须用革
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后来，英国工人八点钟的要求，不但是
居然成为事实，并且由英国政府定为一种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国的
大工厂、银行、铁路中的工人，都是工作八点钟。”（8）马克思预
言资本家要消灭的错误：“马克思盈余价值的精华，是说资本家所得
的钱，是由于剥削工人的盈余；由此便推到资本家生产要靠工人，工
人生产要靠物质，物质买卖要靠商人。凡是一种生产，资本家同商
人，总是从中取利，剥夺工人的血汗钱。由此便知资本家和商人，都
是有害于工人，有害于世界，都应该要消灭。”（11）“纯用革命手
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

第五，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办法不适于中国。（13）“我们讲到民生主
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
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
后，行至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
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
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是不可能的！”

第四是从认识方法论上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和辩证法。这是理性
地或哲学地拒绝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方式。比如熊彼特说：“马克思的
著作就是一系列在本质上不科学的痛骂，是生来就不能看到事实或作
出正确推理的人写出的东西。”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波普，中国一
大批自由主义者受波普的影响甚大或自己找到了与波普同样的拒绝马
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武器。比如顾准。顺便提及，仲维光认为“顾
准先生则是教条的，意识形态式的，仍然是共产党内部文化的一部
分。顾准先生的文字，除了相对的社会意义外，没有任何学术、思想
价值。”这对顾准相当地不公正。顾准深入思考过从哲学方法上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比如顾准指出，“近代科学是实验科学（注意，
黑格尔称为经验科学，恩格斯称为证实科学，自然科学家自称为实验
科学），他们所需要的方法论是‘实验逻辑’，辩证法对他们全无用
处。相对论的发现者爱因斯坦，远不是一个偏隘的物理学家，而是一
个具有广阔眼界的科学家，他就否认辩证法对他的科学事业有过任何
用处。”“当然，科学家不专不能有所发现发明。专了，总不免眼界
狭隘、以偏概全。以偏概全，是书呆子的通病，这并不可怕。新闻自
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学术自由，天然地成为解除片
面性的解毒剂。”“‘辩证法’作为批判的武器即‘破’的武器，是
有巨大价值的。一旦它成为统治的思想，它的整体性的真理，它的
‘一元主义’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对不起，我说的也许太愤慨太
严重了一些，然而历史明显地证明，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亦即辩证
法未成为统治的思想）之外，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今天当人
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
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
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凡读过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
史决定论的贫困》的人都不难看出顾准的观点与波普相当一致。实际
上仲维光也有类似观点。他象顾准那样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科学
或不科学。也象顾准一样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主义问题，并且他
也象顾准一样把辩证法看成是反科学的：

绝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都是
整体论（Holism, Totalism）的方法。在所谓质变量变的本体论的辩
证诡辩中，他们认为整体性的质变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变化，而任
何局部的修补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和这种整体论相连的西文中的
Totalitarian，Totalitarianism，就是我们描述希特勒和共产党社
会的极权主义者和极权主义。

这种整体论的方法谈论问题总是使用阶级、历史、资本主义、后现
代、人类、男性主义，女权主义，东方、西方、文化，乃至规律、必
然性、本质等抽象的大而空的概念。整体论的一元论思想，以及对于
这些概念的使用，如前分析是一种没有经过近代科学思想分析，没有
经过认识论的检验的思想。它是专断的、教条的。这些概念没有任何
真正的、具体的内容，究竟它具体指的是什么？你无法还原成操作，
证实或证伪，它只能为描述一种情绪服务。

笔者认为波普、顾准、仲维光等人反对专制是正确的，的确，辩证法
被曲解后经权力利用也会加强专制。但是辩证法本身未必就导致专
制。这个问题会在《原典马克思主义探析》一篇和《超越马克思主义
之道》一篇论及，这里且搁置。

第五是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揭示马克思主义会导致严重而消极的
社会后果。前面提到的樊弓对马克思主义的唾弃就是采取了这种视
角。而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是米塞斯和他的后继者哈耶克。他们的思
路不是象统一教那样，对马克思主义作整个体系的置疑和颠覆，也不
是想从认识方法论入手给马克思主义来个釜底抽薪，而是只就他们看
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如果被彻底实行就一定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唾
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米塞斯说：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传授了一种认识论，为这种
　　声誉扫地的理想包裹上一层死而复生的光环，并使其具备了似乎
　　可以稳当地抵拒任何反驳的本事。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归纳
　　为三条教义：（1）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出现，人类就会分裂为
　　彼此间利益不可调和地相互对立的社会阶级。（2）人的思维总
　　是要受其阶级关系所支配。人的思想反映其所属阶级的特殊利
　　益，并与所有其他各阶级成员的利益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
　　（3）阶级利益的冲突导致了无情的阶级斗争，从而不可避免地
　　导致了最广大的、最受虐待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胜利。于是，
　　光明的社会主义时代就将永久存在下去。

正如这一学说所指明的，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对任何严肃
问题的和平的讨论，也绝对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思维
结果属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是由其各自阶级的特殊利益所决定
的。阶级之间的战争是永恒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剥削阶级”
及其“寄生虫”，即那些背叛其阶级同志的可怜虫们的彻底“灭
亡”。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很久，就一直存在着传授各种彻底灭绝或奴役
战败者的全面战争的学说。然而还有一种学说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
重复出现着，那就是认为没有人能靠损害他人而真正得利的学说。准
确地讲，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业已被一连串无
可辩驳的理性论证所证实，它正确地表明：所有的个人以及由个人所
构成的阶级之间，其利益都是彼此休戚相关的，而无论这些个体化的
阶级成员贴上了什么样的阶级标签。

马克思所有学说的根本要旨可以说是这样：历史发展的趋势将不可抗
拒地导致一个理想的、在所有方面都趋于完善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
会的建立。而否认这一主张的人就是心存恶毒偏见之人，必须被无情
地“消灭”掉。这些人的前途只有毁灭，而按照不可抗拒的宇宙发展
规律，未来只属于社会主义。

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时期，最为团结一致的自由主义团体，即曼彻斯
特学派，曾预言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的普及将会带来永久的和
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制止战争”这样的论题已不会再有任
何疑问。而整个人类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厌恶一切战争和革命
的阵营，另一边是对本民族或种族要求和平而对所有外国人则主张无
情的全面战争的阵营。

启蒙运动哲学认为其最值得珍视的成就就是宽容原则，自由主义主
张，一个人持什么样的宗教和哲学观点，政府无权干涉。他们同样急
切地要求赋予每个人选择的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如何将自己融入社
会协作体系的方式。古典自由主义时代伟大的理想就是自由权，就是
每个人为自己的生活制定计划的自由权。而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
们所渴望和争取的则是市场经济“计划”的代用品。按照他们使用这
个词的方式，“计划”的意思是指：由他人所制定的计划将规定我应
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我要过的生活就如同寄宿学校的学生，军队中
的士兵，牢房中的囚犯一样。我观看、听闻、阅读和学习的，都是我
的上级认为适合于我的。我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其转
动的方向得由当权者来定。只有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准宗
教可供人们自由地信仰和传播。任何背离这种教条主义信条的行为都
会带来灭顶之灾。

哈耶克在它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比他的前辈米塞斯更加系统地论证
了反对竞争的计划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整个社会如果实
行完全计划性经济一定会导致政治上的集权专制统治。私有制是保证
自由的最必要条件。他说：

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
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
比在另一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
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
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分来决定我们要做的
事情。如果所有生产资料部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
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
权控制我们。……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
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

哈耶克引用老牌共产党人伊斯门的观点来加强自己的说服力：

……我缓慢地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但它现在对我来说是很明显的
（他──指伊斯门──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私有财产制度是给
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
个制度来给予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
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
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
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他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
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唾弃，虽然与前面五章论及的“消化”都极其
不同，但是它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消化”。因为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
的消极方面，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进而超越马克思主义是有
积极意义的。

上述对“消化”马克思主义之分类，思想严谨的学者会发现它们彼此
之间有所重叠，不够严谨。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并
不矛盾，同样一个唾弃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作过
最认真研究的人，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甚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思想的政治领袖也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学习和研究。尽管如此，
笔者认为这种分类相对于已有分类而言，不但是一种“新”的分类，
而且在完成归纳各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消化”这个任务时，是
概括力最强的。显然，详尽地分析这些“消化”其篇幅就可以长达几
十万字。本书对这些“消化”仅仅是粗加分类，作为本书所阐述观点
的一种可资比较的背景资料。那么，在大致了解了现在已有的对马克
思主义的各种不同“消化”之后，读者自然会问，还能提出不同于所
有这些“消化”的另样“消化”吗？难道已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
“消化”还不够吗？是的，所有这些“消化”对于在理论上真正超越
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够的。

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之“坚持、发展”、“与时俱进”派，显然其最佼
佼者，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庐山”之中看“庐山”，即使是象列
宁、毛泽东、卢卡奇、葛兰西等等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真谛的人，也是
自以为登上庐山的五老峰便已凌绝顶，可以对所有思想之峰“一览众
山小”了，但实际上他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一直不能觉察因此
也就坚持着马克思主义最致命的错误。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教条
主义者显然始终没有登上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如果说前者
对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将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切以
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水平，后者就只停留于“邯郸学步”“削足适
履”的层次，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地中，也一直是只有挨批领骂的
份儿。而蒲鲁东、拉萨尔、特别是伯恩施坦开始的“修正主义”直到
其今天的后继者社会民主党、欧洲共产主义，虽然取了“修正、创
新”之路，虽然在多方面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修改了其基
本原则，虽然列宁给修正主义戴过“系统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
帽，然而事实上修正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对其放弃马克思主义之“凌绝
顶”地位意味着什么作出深刻的理论反思；也从没有旗帜鲜明理直气
壮地有意识系统地清理过马克思主义并划清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有不少是属于庐山之外看庐
山的，但是中、西研究者中都既有始终未曾真正出了庐山的也有从来
未曾真正进过庐山的。就算是真正进去了也出来了的西方学者对马克
思主义的理解也很难走出两域：一为西方文化及哲学之域、二为西方
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之域。他们的补充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主义
都囿于此两域之中。而中国学者的理解则更难跳出三圈儿：一是官方
意识形态之圈儿。这个圈儿很艰难地撕破了一个口儿，他们往往会从
这个口儿钻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方法、结论之圈儿。这第
二个圈儿也很艰难地跳出来了，他们又在“返回马克思”的路向上钻
进马克思思想之圈儿，即钻进庐山之最深奥之景点，在那里流连忘
返。比如赵修义、童世骏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虽
然对从古希腊至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的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有较深入的学
术研究，然而其哲思框架也仍然是没有出了马克思的圈儿。所以西方
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作的贡献主要是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补充马
克思主义的“空场”；而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作的贡献主要
是用从马克思主义学来的辩证法智慧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之“实心
儿”。迄今为止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记录了不少学者对马克思
主义的有意识的突破和超越，但是他们的工作总的说来还是零星的，
还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特别是其哲学的是非长短进行立足于马
克思主义之外、之上的视角作深刻全面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被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上文已经概括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把马克思主义
的真孙悟空和假冒马克思主义的六耳猕猴不加区分地加以供奉；第二
种把真假美猴王区别开来，虔诚地按照“真身”马克思主义修炼，而
对“真身”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置疑；第三种，把马克思主义“真
身”先搬到太阳底下抖搂抖搂，将其显然是腐朽背时的东西拿掉，把
剩下的好东西再摆到信仰的圣坛之上。虽然信仰什么是个人不可侵犯
的自由权利，任何别人不可枉加评断。但是就理性地把握马克思主义
整体进而全面地超越它的理论目标而言，信仰主义的态度本身就不可
取。

被国家权力垄断和利用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
这种权力马克思主义可以从纳税人钱中划拉出很大的数目进行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研究建设工程。但是只要把维护绝对权力的合法性作为研
究的目的，那么就已经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可耻的阉割。更加之承
包建设此工程的人，只怕不少一直是滥竽充数地因为这口饭好混而混
饭吃的，学识人品都上不了台面，而工程最高验收员又不懂马克思主
义，因此难保建出来的不是武振荣说的“豆腐渣工程”。

唾弃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在，但是却无视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贡献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它发挥作用的积极性和合理
性。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全是坏东西，一无可取。这不但是一种绝对
主义的思路，而且还内涵着历史虚无主义。

以超越马克思主义为目标“消化”马克思主义的工程难度确实相当
大。已有的各种“消化”存在的问题，笼统地可说是类似盲人摸象。
摸到的部分都是真实的，但是对于整体的把握却有都是以偏概全的。
要克服片面性，首先是要有全息视角。要获得这样的视角，进了庐山
出不来无法获得，从未曾进过庐山一直只待在山外也无法获得，进过
庐山然而出来后停在山脚下不行，在山外爬上与庐山同样的高度仍不
行。这个全息的视角，一定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里里外外都打探清楚
后，又乘上一架直升飞机盘旋到马克思主义的庐山之上进行俯瞰，才
能获得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全息视角，才能真正看透马克思主义。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一定要落实在哲学内核层上。在本篇第一
章，笔者曾提到：要想全部啃下来马克思主义这颗“酸果”，非是一
人可以完成。所以笔者只把啃吃的对象设定在它的“核儿”，即哲学
上。一方面这是因为笔者的经济学、政治学及其他方面知识都很不
够，存在力所不及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这个“核儿”是最难啃却不
能不啃的部分。中国体制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段捍卫马克思主义
神圣不可动摇的话也旁证了这个任务的不可回避性：“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颠扑不破和其味无穷，也可以从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
老反对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中得到反证。他们为诋毁马克思主义写
下了那么多的著作。通观这些著作不难发现，他们在否定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等时是那么‘振振有词’、‘心安理
得’，而一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显得如此色厉内荏，理屈词
穷、苍白无力。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微言大义，他们几乎不能说出
一点能打动人的反对意见来。这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
动摇。”是的，这话很到位。象樊弓那样，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因此从经济学上看到的问题可以否定马克思主
义哲学，其实根本就是隔靴搔痒。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存在致命的
问题，只是在对它的具体应用过程或应用领域中有问题，就不存在超
越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所要做的，就只是指出和纠正这些问题就够
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所以致命，就因为它远非只是存在着不
全面、不应时的问题，如果只是不全面、不应时，那么要做的事，象
卢卡奇、葛兰西、毛泽东、霍克海默、弗罗姆、哈贝马斯、吉登斯、
沙夫等那样，不触动其哲学内核，只对其作出新诠释新补充也就够
了。但是笔者却发现马克思主义从其哲学内核，从反映其基本立场和
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的层面上就有着严重的缺陷。仅仅象
李锐和吴宗熿那样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有正确的部分，
也有错误的地方”对于完成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仍是远远不够的。
要超越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其世界观（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和
价值观（价值论）上全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造性错误，才
能对其致命缺陷作出纠正。而这样的纠正虽然仍能纳入“辩证的否
定”即“扬弃”的范畴，可这种纠正的性质既从根本上超出了“坚
持”、“继承”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发展”，又绝非以完善马克思主
义为目标的“重构”。即这样的纠正一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超
越，而超越得到的结果决不能再叫它是马克思主义了。

然而这种深入到哲学层面的理论超越，又并不是立足于要彻底否定或
唾弃马克思主义，把它一棍子打死或把它骂倒骂臭。它仍要保留马克
思主义中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成果，要做到这一点，前面已经论及的
“全息”视角就还要具体化为以一个比马克思主义和其产生于其土壤
之上的西方思想更加包容的哲学思想参照系。在这样一个思想参照系
中，我们有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中被人类历
史发展实践过程中的经验确证了的优秀遗产全部融会贯通，并同样可
将为人类历史发展实践过程中的教训所证伪了的马哲、中哲和西哲中
腐朽的东西过滤剔除。

可是这个思想参照系并不是现成的，它现在并不存在。所以超越马克
思主义的工程难就难在实际上它同时就是一个站在对整个人类哲学
──笔者涉及的只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
传统哲学──的时代高度的全面把握基础上，来建构一个高于马克思
主义的人类新哲学框架的工程。这个新哲学框架之体不是马克思主
义，也不是任何其他“唯……”哲学。这个新哲学之体是人类哲学
（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之最深刻最有生命力的内容）最优秀成果整合
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在被剔除了有害的毒素后，其对人类思想史贡
献的积极因素将是这新哲学“体”之具体之“用”。不确切地说就是
“新体中西马用”，而不是“中体西马用”，“西体中马用”，更不
是“马体中西用”。这样说仍嫌笼统，这么说吧，假定新哲学是一付
针对当今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十全大补药（中草药），“君药”将主
要从中国哲学的精华中提炼而来，特别是从对老子哲学的领悟中来。
马克思主义之福益人类的东西可以做“佐药”，但一定是在搳掉其有
毒、有害的部分之后，它才可作其中一味。

所以本书以超越马克思主义为期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消化”，是以一
个正在建构中的新的哲学思想参照系为理论前提的。这个新的哲学思
想参照系将在本书“开来篇──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中较多论及。
但是，这个参照系提供着《超越马克思主义》全书的方位指导，并渗
透于笔者对超越马克思主义这一课题的整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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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简单介绍本书的结构。本书内容主要由五篇构成。

《序言篇》论证的是中国思想界表现出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必然趋
势。

《导言篇》综述已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消化”，并展示以“超
越”为目标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消化”至今还是一个待完成的任务。

《探源篇》：集中探讨原典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而
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
脉相承的最核心的东西之是非长短作出论析。

《本位篇》：把关注点转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功过是非做出总结。

《开来篇》：以现实的中国和世界的思想困境与进步条件和进步要求
为背景，特别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伟大历史机遇和挑战，中
国社会现在存在的种种不利于把握这一历史机遇的危机，探讨可取代
又可包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正道，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华民族迫切需要
解决的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提出建议。

最后在《全书结语》之后，笔者会再提供一篇较详细的《后记》，将
笔者完成这本书的心路历程作一记述。

本书是一本严肃的理论著作。它实际上试图揭示出，中国现在社会发
展战略和指导思想上的缺失和误区。填补这些重大缺失和走出这种严
重的误区，当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不是只在理论上自觉地实现了对
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就算大功告成。但是，中华民族若不能在理论上自
觉地超越马克思主义，则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根本
没有办法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即我们如果不摘下马克思主义的蒙眼
布，就无法找到中华民族前进的正确方向。就算是我们有发展，长远
地看，那也只会是片面的、畸形的、甚或是危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