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4年生于重庆，父亲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由读私塾、做学徒而
成为“先生”，是一个颇受老板器重的能干的职员。1939年“五三五
四”日机大轰炸，在柴家巷的家（今重庆百货大楼所在处）被燃烧弹
彻底烧毁。1941年后随父母颠沛流离于湖南的长沙、衡阳，经历过第
三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而后浪迹江西，住过黎川、金溪、南昌
等地城乡，许多是红军曾经驻扎过或打仗过的地方。在少小的心灵
中，由家庭的困顿而对社会的苦难、战争的苦难产生了莫名的悲哀。
抗战胜利后回到故乡武汉，看到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极受震撼。
1948年底到达上海，在上海迎接解放。当我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
朗的天……”的时候，好象一路阳光铺在我前进的路上。

一个15岁的少年，就经历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应当说也是人生的
幸运，并自以为对社会有了感悟，所以1949年11月4日我就成了上海
市的首批青年团员，1951年1月8日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慷慨赴国
难，参加军事干校。这时我16岁半，我引以自豪的是绝对可以称为积
极分子。

我是1951年1月8日晚上大约9点种左右离开母校的。

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2月1日，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号召，号召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校。我们大约700多学生的
中学，有70余人获得批准“参干”，我名列其中。按照上级要求，我
们全校被批准的同学要在8日晚上集中到学校，第二天，按照不同的
军事干校再分别到市里集中。

晚上，华灯初上，上海又开始了它的万家灯火。我在家吃了晚饭，当
然是母亲用心烧制的丰美的晚饭，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把我送到三轮
车上，在细雨迷蒙中，我怀着昂奋的心情走上了从军之路。因为我太
慷慨激昂了，自然没有流泪，没有生离死别的悲哀，至于我的父母是
否流泪，是否悲伤，我就一无所知了。我就这样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
庭。我好象去参加一个什么重大的节日庆典。战争、枪声、炮弹、硝
烟、伤残、死亡……我好象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

细雨迷蒙，迷蒙细雨。这是江南的春雨，轻轻的，暖暖的，甜甜的，
落地无形，润物无声，但是对于今日要投笔从戎踏上征途的我们来
说，她未免过于温柔，过于轻软，过于多情。

好在街道上，不，好象全上海的空气里，都响彻着同一支歌：“听
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节奏雄壮，激
昂慷慨，仿佛全上海的人民都在为我们壮行。

校门口有一位母亲在地上呼天抢地地打滚。一身泥泞，声音嘶哑。
她，要哭，要喊，要叫，要向大家倾吐她的积郁和痛苦。她对于儿子
的参干，实在想不通。但是，她能得到谁的同情和体谅呢？啊，一个
如此落后如此拖后退的母亲！你，母亲，应当感到光荣和骄傲才对
呀！我不知道人们的观感。我在内心中是投以不屑的一瞥。

战士出征，需要黄钟大吕的声韵，金戈铁马的气势，但刻骨铭心的还
是儿女情长，缠绵悱恻。

有一首歌叫《送郎当红军》，唱得即将去当兵的郎们心醉神迷，人人
都做那白日美梦。是啊，一个男子参军，有一个女孩来送别，他向你
倾诉衷情，她向你赠送信物，她信誓旦旦地等着你，那是多么富有诗
意的壮别啊！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梦寐以求，都以此为荣为幸。革
命的罗曼蒂克，一个电影、戏剧、诗歌、小说，做了几十年还没有做
完的主题，一个没有批臭批倒的主题。这个主题，江青当然要用大力
批，把《柳堡的故事》当作大毒草，必欲批之死地而后快。江青本来
是一位泛爱主义者，后来她想由泛爱主义转变为专爱主义，没有想到
却嫁给了一位泛爱主义者。痛苦之余，无毒不丈夫，必欲把文艺作品
中的一切爱情斩尽杀绝。不知我这个猜测可否姑备一说。

但，那是1951年，《柳堡的故事》还没有上演，没有婚姻没有爱情的
八个革命样板戏更没有出台。所以，我，竟然有幸得到“送郎当红
军”的体验和荣幸。

她，来了我们学校。她叫Ｊ．Ｈ──请原谅我采用代号而隐去原名。
她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那时，我毕竟是一名小小的团“干部”，所
以有机会参加许多校际间的活动。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产生了一些莫
可名状朦朦胧胧的好感。52年之后的今天，我留下的记忆，就是她有
很甜的酒窝，有一件很耀眼的粉红色的短裙，在会上能发表热情的讲
话。

那个晚上，学校里乱哄哄，乱糟糟，即使没有那个不知趣的母亲也安
静不了。大门口人来人往，人进人出。门房传达老周找到我，告诉
我，有人找我。

间隔了50多年，直到这次返校，还没有走进大门，我们几个同学就不
约而同地记起，当初校园靠成都路的一面是用细毛竹交错编织的篱笆
墙，简陋却质朴，如今因为修建高架路，学校被侵占了一大块地，校
园大大的缩水，虽然房子崭新，但总叫人觉得象一个皴皱的老妇，蜷
缩在满脸厚重的脂粉和浑身华丽的衣装之中。

我在山东做过30几年的中学教师。以我的经验和经历来权衡母校，实
在不象一所在上海还颇有名气的中学，也远不是我记忆中的母校了。
我记忆中的母校要宽敞得多。

回忆是甜美的小河。我漫游在那幽幽的小河里，轻轻地荡浆。

那个1951年1月8日的夜晚，那道篱笆墙，昏暗的路灯，迷蒙的细雨，
我们就在篱笆墙外的马路上来回溜达。她是他们学校的团干部，是偷
着跑出来的。此时此刻，也在为送别明天要走的同学而忙碌。她塞给
了我一个小红本就匆匆地握别。

现在，这本红色硬面的小书是我个人最“古老”的文物收藏：它是
195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这党章是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由于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地与时俱
进，因此没有亘古不变一以贯之的党章。“运动就是一切”、“摸着
石头过河”嘛，党章要每届大会一修改，因此，这本七大的党章就具
有了文献学的价值了。不过，对我来说，它的真正价值不是党章，而
是赠言。

因此，朋友，请伴随我也读一读下面这篇灼热得能够叫人血脉膨胀情
思飞扬的话语吧。

　　伙伴！走吧，走上你光荣的岗位。咱们在一起学习过，工作过。
　　在斗争中咱们不断地锻炼自己。咱们都是很亲密的伙伴。现在，
　　你们要走了。你们放心地走吧！留下来的工作有我们担当。我们
　　一定把它搞得好好的。你们放心地去学习吧，保卫咱们可爱的祖
　　国。我们在后方，支持你们，作你们的后备军。成千累万的青年
　　都将是你们优秀的后备军！

　　伙伴，走吧！安心地走吧！走上你们最光荣的岗位

　　同志，你想不想做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咱们用自己的努力来
　　争取吧！看谁先得到这光荣的称呼？希望在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我们是双重意义的同志！

　　同志，在你要走的时候，我没别的东西送给你，就把这一本党章
　　作为我送给你的纪念品，带到你光荣的岗位上去吧！

　　～～给，～～

　　昌玉同志临别留念

　　ＪＨ上

　　1951-01-08

至于这个故事后来是怎样演绎的，怎样无疾而终的，就请容许我留下
一点悬念吧。其实，我又怎么可能把它说得明明白白或半明半白呢？
总之，我们连“单重”意义上的同志也没有做成。但是，这篇临别赠
言，毕竟是一位纯情少女真情真意的倾露和倾诉，没有一丝一毫的矫
饰和虚伪。它永存于我的心底。毕竟那是我的，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
记忆、历史和见证啊！西哲云，在同一条小河里，不会有第二次同样
的行舟。这样的“愚蠢”，恐怕是绝响了。

我推想，Ｊ．Ｈ应该比我大一岁，高两个年级。

这篇临别赠言，字迹清秀，文辞雅健，情意蕴藉，是一篇一字千斤无
可挑剔的美文。52年之后，我作为一名执教高中终身的语文教师，重
读此文，试以八言品评：

　　风流蕴藉，百年绝唱。

人生在世，能够得到这样的红颜知己知音，还有什么会遗憾的呢？

但，我本人，在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吸引女孩子的一丁点地方。我
的同班同学马厚生对我的老伴说起我的过去，是腼腆得不会说话，象
个小姑娘。苏寿桐老师──当时的教务主任、党支部书记，后来的人
民教育出版社历史课本主编，在大约40年之后给我写信时，说他记忆
中的我，是不苟言辞。这次返校，我见到的唯一的高中女同学曹桂
芬，她说，我当初是白白的，如今的变化是黑了。这所谓白，当然是
苍白、瘦弱的表现。这是说话的艺术，叫做讳饰。其实，少年的我，
既不秀外，也不慧中。不过，因为上帝打了一会儿瞌睡，使我得到一
次错爱。刻骨铭心，死可瞑目。

那天晚上，大约9点钟左右，程云冠──他当时是高三学生，却因为
是地下党员，担任党支部副书记──通知我，立刻到市北中学报到。
因为我被任命为副排长，明天要协助军校派来的排长工作。这就是我
之所以在1951年1月8日晚上大约9点种左右离开学校的原因。这时
节，我觉得自己是参干同学中，最最幸运幸福的一个。

因此，第二天，我就没有能够参加我们学校中那个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的欢送大会。

在干校学习半年后，我上调到军区后勤部机关工作，做掌管公文图书
一类的文职工作，副排级。以我的年龄和学历而言，不能说领导不信
用我器重我。在这么一个高级军事机关工作，我本来应当很满足，但
是环顾周围，总觉得和我的潜在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相去甚远。反
之，在一大批以农民出身为主的老干部中间，我成了一个异类。1955
年反胡风──肃反运动开始，第一枪就射到我的头上，揪出了子虚乌
有的“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这一年，我正好21岁，军龄才四年
半左右。再说，我参军前才初中毕业，并非什么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
子，哪有那么大的能量？谥我为“小集团之首”，未免过奖。

但今天我读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竟然有那么多的共鸣之处。这说
明我这个吃大灶的小知识分子和吃小灶的大知识分子王实味，对“革
命队伍”的感知，尽管环境由抗日时期的延安转换到了革命胜利之初
的南京，却非常相近。看来我的根本问题是虽然参军了，却没有和工
农兵“结合”，脱下裤子，割掉尾巴。而另一面，那些农民出身的老
干部，感觉到了我是“异类”，却没有把准我的“脉搏”，仅仅凭了
朦胧的外观的感觉，以为我在青年人中有一点好印象凝聚力，就给我
想当然地加上“小集团”的帽子，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这件事，对于一个仅仅只有21岁自信是忠诚的革命者的我来说，
那是刻骨铭心撕肝裂肺五脏俱焚的。不过，我在精神上没有栽倒。

我参军以后，首先要写自传，反省思想。我记得，我着重检查的是崇
拜美国的自由、民主。这种思想大概主要得之于储安平的《观察》或
其他的报刊或老师的说教，甚至于也是得之于1947～48年“争自由、
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尽管那时我只有十三、四岁。过了50年，我发
现骨子里的自由、民主染色体仍然没有清除。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
移，其实，追求自由、民主乃人之天性，怎么会那么容易压抑、泯灭
呢？

1956年我乘号召青年干部报考大学的机会，考上了山东大学中文系。
我追慕的是“争自由、争民主”的大学生生活。1957年在大鸣大放当
中，原来我所在的部队，从我的一位“小集团成员”那里查出了我的
信，信中充满了满腹的怨诽，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被打成右派。不过党
的领导对我还算留情，使我继续到毕业。

1960年戴帽分配到山东省平度县教中学。在我走上讲台前，党支部已
经背后给团支部作了交代，告知我的身分，要求予以监督。但是，我
还算是勉强做到“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没有挑出大毛病，所以
1961年11月9日被摘帽，从此变成摘帽右派，待遇由发生活费26.5元
提高到中教工资最低的十级39元。所幸这时我结了婚，对象是教化学
的同事。

文革来临，我自然成了“大右派”被揪出，而且因为此前我写过申诉
信，所以成了翻案大右派，罪莫大焉。但我内心却是愤懑怨诽，难以
平服，于是利用“造反”的时机，写了几张颇为刺激领导的大字报，
以至于在1972年1月22日在万人批斗大会上被押到台上，宣布戴回右
派帽子。我成了“二进宫”右派。这可能是一项“土政策”，因为至
今只听说还有一个顾准戴了两次右派帽子，别无他人。大概因为惹怒
了领导，却找不到旁的合适的帽子好戴，于是物归原主。

文革中，我名副其实地劳改了12年。在渤海湾南涂被称为“北大荒”
的盐碱滩上，学校开辟了“学农”基地，学生叫我“场长”。莳秧栽
稻，自得其乐，锨锄镰镢，无不在行。种稻是有季节的，但从春末到
秋末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的生活倒是颇为
自得自在，而且因祸得福，身体得到锻炼，如今比大多数同龄人健康
强壮，所以才能够安然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

1979年被“改正”就成了多余的交代了，但是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似乎
应该一说。那是在一个中学里，校长在全校教职工会上宣布我被“改
正”的通知之后，当晚召开党支部会议，告戒党员同志们，右派虽然
“改正”了，但本质是不会改的，大家还要划清界限。这引起了个别
党员的不满，马上偷偷告诉了我。

1985年，我得到机会，调离了生活25年的平度，依依不舍地来到山东
大学附中任教，直到退休。

在退休前的10年间，写过许多许多语文教学的小文章，赚了一点点的
稿费，但几乎无可炫耀之处。2000年才开始学会使用电脑，上网，看
到了一个世界外的世界，一个实有世界之外的虚拟世界。在和虚拟世
界的对话中，憬然发现，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资本可以投注。当然这
绝对不同于投资股市，只要冒赔钱的风险。这个风险大乎哉！因为我
们毕竟生存在言论自由属于高档奢侈品的社会里，因为我已经品尝过
言罪的酸甜苦辣，因为我已经过着温饱无虞的生活，不安分守己含饴
弄孙安度晚年，不去打门球下象棋甩扑克逛大街，却吃饱了撑得肚皮
疼，关心什么党国大事，到网上呜呜哇哇，惹是生非，岂不是想吃二
遍苦，受二茬罪？自己活得不耐烦，可是要祸害家人呀！……总之，
人都过了“古稀”之年，还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老婆
指着我的鼻子臭骂道：给你戴帽子一点也没有委屈你！阿门！

（2002～2005）

十分意外的惊喜

最近，我到图书馆查阅1951年7月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
和《新闻日报》，竟然得到十分意外的惊喜：本人的大名，作为新闻
人物，八次出现在3、5、9日的报纸上。其中，给我最优待处理的是7
月5日《文汇报》的专栏：原文如下：

　　我是一个青年团员。今年1月10日，我离开我温暖的家，告别父
　　母、师长和同学，到军事干校去。我被分配到后勤干校。

　　我校的校风是“团结紧张、勤劳切实”。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做到
　　了的。在学校里，新老同志一开始就团结得紧紧的，六个月来，
　　我们已学到了艰苦、朴实的生活作风，同时也直接参加了劳动。
　　过去在学校里念书，一放学就各自回家，在干校由于上级强调必
　　须练好身体，所以课外经常参加运动，晚上经常举行文娱晚会，
　　晚会的节目是多种多样的，且能结合实际生活，实行“兵演
　　兵”。

　　由于我们是住在乡下的，亲眼看到了农民弟兄耕种田地的劳苦，
　　因此再不象过去那样任意浪费粮食，不愿掉下一粒，同时我们是
　　非常注意卫生的，宿舍周围的野草被拔得干干净净，床上的被头
　　叠得非常整齐。

　　我们的生活是活泼、愉快的。单就我自己来说，参加军干校时体
　　重是107磅（按，当时英制美制兼用，一磅略等于0.9市斤），现
　　在已增加了25磅。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落后
　　意识，纠正过去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的学习作风，讨论问题时懂
　　得联系实际，更重要的是我们切实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
　　器，由于我们正确地掌握这一武器，我们的团结、进步就获得了
　　切实的保障。

回读了这篇旧文，我只有一点要说明。那时，部队的政治工作文件正
式称呼我们这些解放后参军的青年学生为“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定
位为小资产阶级。因此，对我们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上
述所谓“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落
后意识”，使团结进步获得了切实的保障云云，都是这个背景下的话
语。“知识分子”而加“青年”，“资产阶级”而冠“小”，显出策
略上的区别对待。

原委

原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我于1951年1月10日从上
海参加了军事干校。这时上距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不到两个半
月。如果从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号召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校算
起，则不到40天。这次参加军事干校，上海市录取了5,158名大中学
生，其中主要是初三、高一的学生，随后，28日，还有“数千青工”
参加军校。因此，这次参加军事干校的动员工作是非常出色的成功
的，有总数超过一万名的学生和青工参军。

所谓参加军事干校，是一个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参军，也简称参
加军干校或参干。我自己参军的情况，在《夜深忽梦少年事》一文
中，作了详细具体的记叙。对于一个16岁半的少年来说，那是刻骨铭
心终身难忘的记忆。

过了半年，朝鲜战争仍在继续，于是又有了第二次参加军干校的动
员。那时，上海的中学教育远远领先全国，因此仍然是动员的重点。
于是上海市招生委员会等邀请各个军干校派出学员代表前去做宣传工
作。我就是华东军区后勤干校的两名代表之一。

在军事干校的最初半年，算是预科学习。所谓预科，不是补习文化知
识，而是改造思想，学习社会发展史，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最后交
待家庭和个人的历史。

我原来是新建中学初三的学生。我们28个人的班级，有四个同学参
军，我分配到在镇江的华东军区后勤干校，另外三个人都分配到南京
的通讯学校。后来我知道，其中一个吴文斌，还是我介绍他入团的，
据自己交待，解放后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于是立刻把他清洗回了上
海，以后就音信杳然。十多年后，文革中，上海一个区的税务局竟然
跑到山东找到了我，外调这件事，可是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当初到
南京时听两位同学说的，无法证实任何情况，而这时我自己也是一个
过河的泥菩萨，过了今天不知明天，但也因此知道了他的下落，至于
后来他的命运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不过，在干校时期，象吴文斌这样被清洗还是极为个别的人，等到土
改、镇反运动逐渐开展以后，由家庭而牵连到个人，清洗离队的人就
多了。总的情况是大批地参军，然后小批地逐次转业复员。这批知识
青年的参军，客观上是朝鲜战争趋缓停战，主要是土改、镇反、肃
反、反右等政治运动的清洗，特别是部队大批农民干部的抵触，所以
实际上对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不大。

那时，不但连队战士多是文盲，连基层干部也很多是文盲半文盲，例
如连长读不懂普通文件。因此，知识青年干得最多的工作是文书、文
化教员。这类工作对于政治条件可以放宽。等到文盲扫除，扫不除的
老兵老干部也作了复员转业处理，大批知识青年也就大功告成，转业
复员。

在华东军区后勤干校，第三大队五个中队的七、八百个学员中，上海
籍学员占大多数。

6月底的一天，陈中队长把我叫去，给我看了一纸便函，大意云：接
上海市来函，为配合即将开展的动员参加军事干校工作，邀请我校派
出两名学员代表，回到上海。经研究决定，着你队物色两名上海籍表
达能力比较好的优秀学员回到上海参加宣传工作。

我在从上海集合赴军干校之时，就被上海方面任命为临时副排长，协
助领兵的排长工作。到达干校后，陈中队长夸奖我有组织能力，所以
免去“临时”二字，顺水推舟做了副排长，而且我有稿件不断发表在
后勤干校校报上，所以自然被认为有一定的表达能力。

于是，我成了这两名学员代表之一，立刻出发。我怀着满腔的喜悦，
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心中只是盼望着早一点见到阔别了半年的父
母、老师和同学。

在上海的活动

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上海大厦，负责宣传工作的是孙轶青。对孙轶
青我原来一点不知道。团市委的领导，我听过书记张本、副书记鲁
光、学生部长钱李仁的报告，但这时团市委领导人和普通团员干部都
比较融洽，作风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官架子，而我们除了穿上军装，
从作风到方言还是上海学生的气派，加上我们是光荣还乡，所以，孙
轶青和我们似乎一见如故。直到文革后，从报上得知，孙轶青文革后
派往《人民日报》当了副总编辑，后来做过《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和
《北京日报》总编辑。钱李仁则和孙轶青唱过双簧，当过《人民日
报》的社长。他们大概是那一批上海“团派”干部爬得最高的，而且
似乎属于党内开明派。本来，我对张本印象很好，她的报告很有煽动
力，但是后来她调到北京某个部里工作，为了什么事，在《人民日
报》上吃过批评，以后就名落孙山了。鲁光则是一口山东土腔，听他
的报告是活受罪。此人后来也不知所去。

另外还要提及一个人，华东团工委书记李昌。这位“12．9”学生运
动的干部，工作很深入，踏实。有一天晚上召集我们学校的学生团员
干部到他那里开会，一一听取我们的发言，一直到深夜。文革后，他
第一个向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后来做过中纪委
书记，中顾委委员。似乎他也是属于党内开明派。再如乔石，好象也
是开明派。以我的感受而言，这些从事过反蒋民主运动的学生干部，
都有点民主情结。

我觉得上海当时的一批团干部，都是学生运动出来的，所以很有朝
气，很有热情，也有一点自由民主的追求。他们和善于投机的姚文
元、张春桥们不是一路货色，和所谓工农干部大概也格格不入。我常
常有一种猜想，他们对于中共革命的专制性悲剧性恐怕有着切肤之
痛，感受比许多人都深。

我们的住宿安排在天潼路上的新雅饭店，也是档次很高的饭店，距离
上海大厦只有几百米。

所谓宣传，就是每天安排我们到中学去作一次或两次报告，介绍军干
校的生活。回到上海的军干校代表，有十几个学校，一般都是每校两
个人。我们每到一个学校都受到非同寻常的夹道欢迎，好象英雄凯旋
一般。讲完之后，还要送给一把鲜花，但是没有任何中学留我们吃
饭。每天我手捧鲜花走在上海的马路上的时候，那种兴奋、骄傲、光
荣的感觉，简直是穿透了心扉。

上海的报纸，当时有《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闻日报》三家
大报，在7月3日发布了消息，意谓：为了更广泛地向全市同学介绍各
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应某某邀请，某某军事干校的某
某等已先后抵达上海，将于日内分别访问各校，报告他们在军干校的
学习生活情况。有两报具体提到姓名，都有在下。

然后，4日，上海市招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就是5日各报发表的文
章《军干校来沪部分代表座谈──介绍军事干校生活，指出国防建设
各部门不可偏废》等，其中《文汇报》对我最为优待，专门有一个专
栏，就是本文开头的照片。《解放日报》则以《团结、坚强、勤劳、
切实：后勤干校学员进步快：李昌玉、郑允正谈后勤干校学习生活》
为题，综合报道了我们两个人的谈话，内容也很详细。

8日，则为两次参加军干校的学员家长代表，在上海大厦举行茶话
会，欢迎我们访问团。9日报纸的报道为《光荣家长招待军干校访问
团，鼓励子女学好本领保卫祖国》、《光荣妈妈举行茶话会，兴奋叙
述国家爱护青年比父母更周到，代表们保证加强锻炼回答妈妈们热
爱》。另外一篇太长，我只拍摄了提到我本人的一小节，如下。

参加以上这些活动，无论是干校方面，还是上海方面，都没有要求我
们写出讲话稿。我们都是根据自己对宣传精神的理解，即席发挥，所
以内容相当自由。

那时，我们住在新雅饭店，房金每天八元，吃饭则在新雅饭店后头的
华东局招待所，吃的是大灶，每天4角（都是按改革后的人民币换算
的）。

整个宣传活动大约一个周，不超过十天。

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讲话

大概在5日后的一两天，早饭后，孙轶青把我叫去，告诉我，下午1点
或2点钟，安排我一个人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讲话。这个讲话，必须
写出讲稿。于是我立刻动笔起草，可是，事情太突然，心情紧张而兴
奋，所以直到午饭吃完还没有煞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延安西路，
相距甚远，所以，孙轶青急忙为我写了一个结尾。这时，一辆吉普车
已经在门口等待我。我坐在车上，忐忑不安地念讲稿。当我走进电台
时，我前面的节目恰好结束，正等着我进去。我喘着上气不接下气地
平生第一次走进陌生的播音室。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怎样结束讲话的。

我记忆犹深的是，那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全家人都守
在收音机前，听了我的讲话。他当然认为讲得满好。

那时，我家并没有电话，我不可能将此事通知他们。因此，我留下一
个记忆，就是当天的报纸作了预报。这就是我这次到图书馆翻查报纸
的缘由。结果，翻来覆去没有找到这个广播预报，却发现了以上“新
闻”。当时，我每天只忙于出席各种会议，根本没有读报，所以，对
于报纸的情况，没有留下记忆。

至于我父亲怎么会知道我到电台讲话，现在推想，大概是因为当时上
海只有这么一家电台，一个频道，因此事先听到节目预报。

这就叫做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这次到电台讲话，可能是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给电台的记者留下
了较好的印象。这只要看《文汇报》的报道，特别优待我就可以证
明。当时，对于我们的回上海，各报都非常关注。我们是在上海解放
后19个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三个半月，中央号召发出后不足40
天，从上海参军的第一批学生，可以说，全上海市民，特别是正在报
名的学生和及其家长，都在关注我们的活动。各报在3、5、9三天都
作了详细报道。只有一家报纸在第一次报道时没有列举名字，可是在
八次报道中，都有我的名字，而且显然是放在前头。

我到电台的讲话稿，一直保存到文革抄家才烧掉。

余音袅袅，再上一次报纸

在查到上述报纸资料之后，这几天我一直沉浸在往事的情境之中，难
以自拔。忽然，我想起，当时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过我的一篇小
文章。我再次到图书馆查阅旧报，果然就在1951年8月1日的报纸上。

我这次到上海做宣传，在赴沪宣传的各干校代表中，我的新闻意识和
新闻敏感显然要胜出一筹，因此备受记者们的关注，可以说出了一点
小风头。回到干校，已是7月中旬，眼看“8．1”建军节即将来临，
于是我给《解放日报》写去一篇“读者来信”，而且在8月1日这一天
放在第一栏给予发表。该文全文如下：

　　高举起“8．1”的大旗，我们从胜利这走向胜利
　　──军事干部学校学员李昌玉来信


　　编辑同志：

　　光辉的“8．1”建军节24周年生日来临了，我第一次作为人民解
　　放军的一员来欢度自己的节日，感到无限的荣幸和兴奋！

　　100年来，中国人民头上压着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生
　　活陷于极端贫困与痛苦的地步；但是，中国人民的斗争也更加广
　　泛更加激昻起来。近30年来，由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斗争，千百万个革命者前仆后继的坚决奋
　　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当我们以兴奋的心情、紧张的建设自己祖国的时候，美帝国主
　　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利用朝鲜作为侵略的基地，卷土重来骑
　　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我和千万个爱国青年怀着愤怒的心情，今年
　　1月响应了祖国的号召，勇敢的走上了加强国防建设的光荣岗
　　位。

　　半年来，在党的教育下，我们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我们
　　深深的体会到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我们时刻不会放松战争的警惕
　　性，我们决不幻想和平，而要用我们强大的物理来争取和平，争
　　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们是人民的战士，我们肩负着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光荣职责，
　　今天我要在“8．1”的旗帜下，向党和毛主席宣誓：保证学好军
　　事技术，保卫胜利果实，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挑衅，做一名忠诚
　　的保卫和平的战士。

　　为了表示对“8．1”建军节的献礼，我们同学们发挥了从未有过
　　的积极性，大家都决心要以努力学习，争取做模范，争取入团，
　　争取入党！在每天下午的休息时间里，屋檐下，树荫里，我们可
　　以看到一个个同学在填写入团志愿书。伟大祖国的光辉远景，鼓
　　舞着我们前进！

　　我们的胜利是以巨大的代价换得来的　，我们要珍惜这胜利的果
　　实，学习革命先烈们的奋战精神，高举起“8．1”大旗，从胜利
　　走向胜利。在祖国的国防战线上，筑成一道铜墙铁壁，不许侵略
　　者的猪嘴伸进我们祖国美丽的花园！

　　后勤干校学员 李昌玉

这篇文章虽然充满大话空话套话，但不是装腔作势之作。写这篇文
章，可以说写得很轻松，得心应手，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好象编辑
几乎没有润色加工。这里不过是把那些天反复讲过的话，再集中归纳
了一下，整理成文，尽管没有新意，但是非常迎合了形势的需要，可
以说是投机取巧的果实，不过这个机投得准，这个巧取得妙。从此以
后，直到1984年之前，我的文章再也没有印成铅字的了。

现在，我要就文章说文章。应该说，这是一篇结构严密、文笔畅达的
文章。我从事语文教学终身，也没有遇到过一个17岁的学生，独立写
出过发表过这样的文章。我多次批阅高考语文，假若遇到了这样的试
卷，我一定会给予满分，并且加上热情的批语发表在报上。我的孙
子、孙女假若将来在17岁上写出了这样的文章，那时我一定会高兴得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过，现在，我是在阅读评说56年前那个17岁
的少年，我自己的一篇文章。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在人生的暮年，却从旧得发黄的报纸中，查出自
己17岁上的这么一篇文章的时候，其欣喜之状，其欣慰之情，已经是
无法形容了！葡萄酒、五粮液、茅台、ＸＯ，世上没有比这更醉人的
美酒了！

在查阅这篇旧文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那一年，由总政
治部发布的建军节口号，有两个万岁，一个是“毛主席万岁”，一个
是“朱总司令万岁”。我想，假若“朱总司令万岁”也喊到1976年，
大概中国人会少受好多罪。

大概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共的会场布置标准格式是主席台上并列张
贴毛朱的画像，直到50年代的某一年才不知不觉地撤销了朱，使毛成
了孤家寡人，独占墙壁。后来，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毛刘照片并列
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但没有喊过“刘主席万岁”。尽管如
此，这也是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导致刘少奇倒大霉的前因。文革中
所谓林彪建议设立国家主席的无稽之言，成了林彪倒大霉的前因。那
么，假若“朱总司令万岁”能够一直喊到他们毛朱两人宾天的1976
年，毛泽东的形象还真会伟大起来，而中国人民也会少遭受许多灾
难。

我的第一篇习作

树有根，水有源。这次查阅旧报，还查到了我的第一篇习作。这就是
1950年2月5日发表在华东《青年报》上的一篇短文《节省了六十万邮
资》。

原文如下：

　　新建中学校，青年团有200余团员，在帮助校方推动学校各种工
　　作上，都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本学期结束后，教导处就要发成绩报告单，但发生了问题，若每
　　份报告单用邮寄到每个同学家里，总共就需要邮资60万元。在经
　　济困难的今天，校方确实难拿出来。若由同学直接到校中来拿，
　　可能有些同学，尤其是成绩较低的同学，只要学校一发或邮差送
　　到，他就先没收了，使家中不知本学期他在校中情形。这样学校
　　方面，对家长来说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

　　因此这次教导处就邀了青年团讨论此事，大家认为“学校的困难
　　就是自己的困难”，帮助校方克服困难，是我们青年团的光荣任
　　务。

　　于是团就动员十几个同志参加发送成绩报告单，预定在二个下半
　　天的时间内完成，校方并自动提出供给车资俞晚饭，预备用十万
　　元。

　　进行工作时有17个团员参加，在预定的时间内就全部送完了，总
　　共只用了一万余元的车资，并且大家都未在校吃饭，使学校的经
　　济又节省了不少。

　　完成工作后，我们节省了学校预定开支的百分之九十，同学们都
　　很惊奇地说：“这样的办事是新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对于上面这篇习作有一点币制知识要解释。人民币在1955年作过一次
改革，旧版10,000元兑换新版一元，并延续至今。上述60万元，也就
是新版60元。那时，平信邮资为800元，全校学生约750人，因此，7
50封信为60万元。如果按照今天平信邮资1.2元计算，750封信，要
900元，也不算小钱。

前述大灶每天为4,000元，即新版4角。大灶每月12万元，因此60万元
为大灶五个月的生活费。60万元如果住新雅饭店，可以住七天半。

新建中学本来是私立中学，原校长好象与国民党有什么关系，跟随国
民党走了，因此，解放后被军管，但是仍然为私立。这时整个社会经
济状况很不好，所以学生交不起学费的人很多，学校不得不有所减
免，因此学校经费十分拮据。

这一篇495个字的短文，当然不能完全算在我的账上，因为编辑大哥
哥还做过许多删削加工，但对于十五、六岁的我来说，那是开天辟地
的大事。

我说“编辑大哥哥”，因为后来我进了山大中文系，同窗好友徐邦治
就是来自《青年报》的编辑。《青年报》的编辑都是一群年轻人。

做学生通讯员

俗话说：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这次回到上海的军干校代表，大
概有二、三十个人，大多数人的学历都高于我，但我是受到记者们最
注意的一个。当然最受到追捧的一个人不是我，那是航空学校的吴志
莲，小姑娘长得漂亮，细挑身材，嘴也甜甜的嗲嗲的，非常可爱，不
过还因为她是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天厨味精厂的大老板吴蕴初的千金
小姐。吴蕴初是统战人士、积极分子，当初积极支持女儿报名，现在
女儿又作为代表回来，因此父女两人的照片和专访，赫然上报。他们
是风头最健的一对。

我没有任何背景可以加分，父亲是一家钟表店的会计，工作还是因为
作了军属由区政府民政科介绍的，但是，似乎因为我比较善于言之有
据，言之成理，因而吸引了记者的眼球。

原来我在参军前做过学生通讯员，写过许多通讯。

自从《青年报》发表了我的那篇495个字的习作之后，我就一发而不
可收拾。那时的报社，很注意发展学生职工的通讯员。这些通讯员都
是自己投稿被发展的，完全不需要经过党支部审查推荐，稿件也不需
要经过党支部审查盖章，完全是自由行动。那时，党风民风比较朴
实，似乎也没有人想通过写稿获取非分的名利地位，所以也没有故意
造假的人。报社往往在星期天给通讯员举办讲座，听完了可以给一本
稿纸。稿费也有，不过只是吃一、两碗阳春面的钱。对于我个人来
说，就是一种兴趣，一种成就感。

那时，特别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打起来之后，学校里的活动特
别多，也就是新闻特别多。我就不停地写。这种通讯也只写二、三百
字，下午放学回家前写出来，回家时，我多走一段路，往汉口路上的
《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门房一交，第二天大多会被采用，多
数被综合发稿，最后在通讯员名单中具名。这样的通讯，都是在第一
时间完成交稿，我发表了许多。学校方面，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先审
稿，起码是因为我没有乱说过什么，没有发生稿件失实的事件。反正
报道的都是正面新闻，具有极强的时效性。晚一天就没有意义了。

这样我从新闻写作出发，学会了观察问题，汲取写作素材，也培养了
思维的敏锐性，写作的快捷度和独立处理写作的能力。这些稿件从来
没有请教语文老师，也不找党支部审稿，完全是一种自由主义行为。

几年之后，我所在的单位小图书室要撤销，要把多年的旧报纸论斤处
理。我翻查了一下，把我的通讯稿，几乎全部抠了下来，大概有二、
三十篇，文革中，抄家后，都“纸船明烛照天烧”了。现在虽然还可
以翻查到，我想“以一当十”，上面一篇，足可以例证了。

有一段当通讯员的锻炼，这大概就是我到上海宣传时，比起许多代表
来要更被记者们喜欢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能说会道，而是因为我说得
出事例和道理，言语也比较流畅。我和记者们心有灵犀一点通。

物极必反

总而言之，从此之后，在好几年当中，我都处在良好的自我感觉当
中，直到1955年的肃反运动，才一棍子把我打得晕头转向。

我从上海带着分外的兴奋回到干校，过了几天，陈队长又叫我去，原
来决定调我到刚刚成立的华东军区后勤部教育处工作，因此我没有参
加结业典礼。从后勤干校调到军区后勤部工作，就是一步登天，到了
最高领导机关，再也上不去了。

后来学员们转入专业学习。后勤工作虽然包括了卫生、军械、车辆、
营房、兽医这些比较专业的部门，但都有各自的专业学校。所谓后勤
干校，主要是培养仓库管理、会计等等专业的人员，所以我没有学习
这些专业并不后悔。

在教育处，后来改名训练处，前后整整五年主要是做一些文牍工作，
我的职务先后叫过文书、教材器材管理员、见习助理员。其实，都是
和处长直接相处。

我在工作能力上，可以说能够胜任，因此领导一直很器重我。这是我
能够连续工作五年的原因。那时，在这样一个高级机关，换人象走马
灯一样，尽挑尽拣，稍不如意就换，但是最后我还是被肃反运动一拳
击倒。

我的第一位处长叫黄志远，福建莆田人，1937年入伍，原来是小学教
师，出身破落地主。造先，做过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长，因为一次部队
紧急撤退，他擅自作主处理了军粮，受到撤职处分，渡江战役时他做
炮兵团长，在安徽铜陵渡口指挥作战，就是电影《渡江侦查记》故事
的背景。长江下游，除了江苏省的江阴，江面狭窄，往上就是安徽省
的铜陵，但是在里榴弹炮的射程可以支援步兵滩头登陆作战，无法延
伸到压制敌军后方的火力。黄志远作为炮兵团长，领导解决了这个难
题，当然是把国民党的起义投降俘虏炮兵军官召集起来，以立功赎罪
作诱饵，献策献计，集思广益，找到了解决办法，所以他说起来总是
洋洋自得。渡江后调到24军做后勤部长，算是升官奖励，但这一周
转，地位还是降了。抗美援朝回来，就调到军区后勤部来了。

这个人很有才干。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晚上他口述，我记录，就
完成了。但是他很清高自负，不阿上，自称无事不登三宝殿，从来不
到领导那里去自我表功，阿谀奉承。他的大缺点是好臧否别人，看不
起许多同僚，称某某是三等处长，四等团长。这些话是当着全处的同
志说的，口无遮拦。他不想想那些农民干部听了多么寒心。他唯一佩
服夸奖的人，就是和他同时调出24军的副政委，做了上海市委宣传部
长，后来打成胡风分子的彭柏山。他赞赏彭柏山有文才口才，解放后
出版了三本书，拿了稿费时，通信员家里有困难，50、100的给。50
元是两年的津贴费，拿到农村就是一笔大钱。一来说明彭柏山大方，
二来说明他对部属厚道。

但他和彭柏山从来没有来往。断绝一切私交是他自我保护的诀窍。他
总是说：共产党里，只有工作关系，没有朋友关系。在这里大家是同
志，调走了就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我和黄志远有“忘年”之差，但是他和我比较投合。例如，那时洗浴
要到澡堂，他总是叫着我一道去。家里有好东西吃，我也可以尝尝。
他能和我随随便便交谈，谈天谈地，无所不谈，顾忌较少。他不是那
种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人。

黄志远后来调到后勤学院做高级研究员，随后调来一位年纪大好几岁
的杨采衡，资格更老，是1933年入伍的老红军干部，也是福建人，也
具有中学程度，酷爱艺术品，购买了一大摞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
等等的精印画册。星期天他把我叫去，一边翻，一边给我讲解，从笔
法到典故，一一道来，完全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之中，那种津津有味、
得意之状，实在难得。

他还好写新诗和旧诗，和陈毅互有唱和之作，曾经发表在新四军的报
刊上。他特地翻倒出来给我看过。他还用福建腔的普通话朗读，洋洋
自得。说起和陈毅唱和的经过和情境来，油然回到当初。几十年后，
我忽然想起陈毅出版过诗集，特地查一下有没有编进他和杨采衡的唱
和之作，但没有。

他本来是新四军军部的科长。新四军军部只有四个科，一科作战科，
二科情报科，三科机要科，四科通讯科。他是机要科科长。机要科是
管电报的翻译保管，因此和陈毅等领导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在皖
南事变中被俘，虽然没有发现或查出变节问题，但是永远不结案，所
以别人都进了军级，他还是副师，只能担任闲职。这是中国共产党把
中国传统的“守节”文化发展得淋漓尽致的“党文化”。它最能控制
干部的心灵和身体。叫你欲生不得好活，欲死不得好死。许多被俘
过、被捕过的干部为此郁郁终身。

他也就玩物丧志，在艺术中游弋，自得其乐。我是个兴趣比较广的
人，所以也就成了他的听众。在我们那个工农干部为主的机关里，要
找一个听得进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的人，很难。文学艺术的欣赏
那是需要知音的。找那些没有兴趣和基本素养的人谈诗歌，谈绘画，
那是牛不喝水强按头，只会自找没趣。我在杨采衡手下时间不长，他
我对也很器重，两人之间情趣颇为相通，颇为相得。他的年龄和我父
亲相近。

后来，杨采衡调到军区，去编写新四军军史。我常常有点小事去军区
司令部。每次去都去看他，而且遇到吃午饭就到他家吃，用不着客
气。他告诉我说，他非常高兴，也非常惊讶，当初新四军的电报文
稿，竟然完好地保存着。写新四军军史，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主笔，因
为他是少有的了解全局情况的人之一，而且这时又不担任重要工作，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具备必要的写作能力。但是我估计这件事会无
疾而终，因为，在当时，要写新四军军史，首先要为尊者讳，把皖南
事变的责任人毛泽东完全推到毛泽东的宿敌、新四军政委项英身上，
因为《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已经定下了调子，谁也不敢改动一个字。
作为知情人见证人之一的杨采衡，他敢实事求是吗？他能实事求是
吗？这是我不可能知道的问题。这还是1956年以前的事情，我考上大
学，一走了之，和他永远拜拜了。

杨采衡和陈毅等等人都有旧交，在南京军区军中应当人脉广泛，但他
也是一个踽踽独行、杜门拒客的高士。和我除了说说与陈毅之间的诗
歌唱和，从来不说别的人别的事。那时，我是一个懵懵懂懂的青年，
守着这么一部活历史却不会翻读，以致失之交臂。他身上藏着多少历
史故事啊！

给项英“平反”，披露历史真相，据说根据就是电报。当初往来的电
报具在，责任不在项英，在毛泽东，此外许多当事人也活着，他们也
不能忍受羞辱，就象长征中的西路军问题，中央不能再为毛泽东文过
饰非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真面目，但这已经是80年代以
后的事了。这时拍了一部电视剧《项英》，大概是胡耀邦时代，算是
做了一件善事，能把强加在项英头上的不实之词推倒就不容易了，但
我们不能期望中共自己完全揭示皖南事变真相。

当时在军中，象黄志远、杨采衡，算是出身比较富裕、文化程度比较
高的高干。这时师级干部都穿上了细毛呢军装，举手投足，一招一
式，都气派起来。虽然如此，他们和那些文化低下，只是靠打仗勇
敢，出身贫农的干部相比，仍然显出气质上的高低粗俗的差别。同样
材料的军装，穿在不同气质的人身上，就是不一样。黄志远当过指挥
官，指挥过大战，衣服总是板板挺挺，举步稳重而不失优雅。杨采衡
不但年纪大一些，而且也表现在脸上的皱纹比较多，很象经历过风霜
刀剑的老者智者，对功名富贵，炎凉冷暖都看穿了。

黄志远和杨采衡都是郁郁失志之士。前者张扬，后者内敛。我和这两
位处长靠得这么紧，免不了受到嫉妒，闲言碎语肯定不少。后来，整
了我之后，都说我受了黄志远的坏影响，也就是清高自负，自以为
是，自作聪明，等等，对于工农干部，这是最伤害他们自尊心的事。
在他们面前，知识分子必须低三下四，表示虚心接受改造，表示自己
其实是最无知的人，经常主动去汇报思想，而我表现得很被动，在平
时的工作中总是自以为是。按照革命队伍的习惯和情理，你即使懂
了，也要表示不懂，不太懂，先虚心听取指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志远和杨采衡两位领导，在我人生起步的阶
段，既宠了我，也害了我。假若处在一个不讲阶级斗争、没有政治运
动的环境里，对我说来，那情况自然是另当别论了。

在这个机关，我从来没有投过稿，但是，一般的公文文书写作是没有
问题，一般公文，毛笔一挥，就手到擒来。机关黑板报是几个团员负
责，我一般不拟稿，一支粉笔，一块板刷，边写边改就完成了。这有
点象现在在电脑上敲击键盘，不必起草文稿，可以改来改去，颠来倒
去，颠三倒四，最后就大功告成。

我直到考取大学，要办理离队手续时，还留下给军区后勤的文书训练
班讲了一个月的公文写作课。

总之，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觉。俗话说，物极必
反。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环境下，在一群农民干部为主体的工
作环境中，我的倒霉就成了必然。

至于第三位处长，我连姓都忘了。在华东军区后勤部肃反运动的动员
大会上，我被第一个点名为小集团首领，是否和这位农民干部有点关
系，实在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过分猜疑。反正大家对我意见不少，批
评我最多的缺点就是好自作聪明，自以为是，骄傲自满。平时有叫我
小博士的，酸溜溜的。我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衬压一些座右铭之
类的格言警语，包括象吴云铎在《把一切献给党》中的话，在那些工
农干部眼里，一些具有诗情哲理的话语，他们自己不懂，反而视为邪
魔外道，予以批评质问，叫你哭笑不得。那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
不清啊！在机关里，我在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活动能力比较强，
但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可是政治运动总是要找到对象，在反了胡
风大集团之后，各单位寻找小集团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结果。大胆假
设，小心求证这都是政治运动惯用的法宝，对于那些扛过枪、抗过
日、渡过江，而且具有祖传贫农基因的老干部──那时他们也只不过
20几30来岁，这些整人的小儿科伎俩，远不如扫盲读书费劲，学起来
不费吹灰之力。大概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在一群
年轻人当中不知具有多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也只是凭了感觉，跟着感
觉走，并没有抓住什么把柄，所以，先定下“小集团之首”的基调，
再开无穷无尽的会议，逼这个，斗那个，按照定下的调子，天天叫你
交待问题，以证明有一个以我为首的小集团，所谓“小心求证”者
也。仅此而已。

肃反之后，恰好1956年，中央号召在职青年报考大学，给了我一个赌
气的机遇，一边打报告，要求考大学，一边就复习。我本来只有初中
毕业学历，考理科绝对不可能，只有考文科一途。经过一个多月的刻
苦复习，没有请教任何一位老师，终于被录取，灰溜溜地离开了部
队，和当初胸怀大志、慷慨激昂地参军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不
过，经过5年的工作，我对许多农民干部的狭隘保守，功臣自居，骄
傲却无知，外在的自负和内在的自悲，对知识分子的一副改造者态
度，也很反感了，所以离开部队并没有什么遗憾。

纵观我以上几年走过的路，都是个人奋斗之路。

知识分子问题和自由民主问题

从我上述的经历与交往的回顾中，可以看出，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知
识分子问题和自由民主问题。

象杨采衡、黄志远这些30年代，即抗战之前之后入伍的知识分子，他
们一方面因为有一定的文化，所以要重用他们，也不得不重用他们，
但是虽然经过十年、20年的战争磨练磨合，成了高干，入了党，但与
农民干部仍然没有做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双方关系
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政治上农民干部具有更高的优越心理和优越
地位，背后对他们褒贬有加。几乎可以说，是知识越高的人越受到排
斥。他们的职位、级别、军衔虽然相对高于其属下，但在群体心理
上，却并不受到尊重，而他们自己也感到孤独，郁郁寡欢，不过那时
还没有开展那么多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他们仍然具有不可藐视
的地位。至于象我们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受
到歧视，永远有改造不完的思想。

因此，以后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整肃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对于那些农
民干部来说，那简直是三年早知道，如鱼得水，心想事成。

毛泽东领导的共革命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始终处在一个无法弥合的悖论
中：既要利用，又要压制，最后导致全面反文化反知识和反知识分子
的文化大革命。

象李昌、钱李仁、孙轶青这些30、4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入党的干部，
他们的心中有难以泯灭的自由、民主情结。这批人作风民主，正派，
在尝到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滋味后，更加感到自由民主的可贵，但他们
始终没有成为党内的主流。中共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一股强
大的惯性力量。现在，太子党和太孙党已褪去了“老八路、大老粗”
的粗衣布裳，口袋里揣着大学文凭，也成了西服革履的知识分子，所
以，他们更加顽固地要维护既得利益。　

回到50年前，在中共组织内部，在军队内部，最具有影响力的文章，
是毛泽东1937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在加强团结性组织
性纪律性的名目下，冠冕堂皇地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
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但是，实际上，在“同
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反对自由主义的幌子
下，禁绝任何自由思想，民主思想，把任何不利于领导的言语行动都
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加以无情打击与斗争。好事的文人给毛泽
东编造了数不尽的美谈佳话，但可有一例是说他有接受批评接受监督
的美谈佳话？！反对自由主义彻底扼杀了党内的民主自由，成了毛泽
东实行专制独裁的棍棒。我少不了的一个缺点，常常受到批评的缺
点，就是自由主义。

篇末解题

本文的题目，是套用魏巍在1951年初发表的一篇风靡全国的文章《年
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那时，青年人是如醉如痴地阅读、朗
读这篇文章，其热情之高涨，丝毫不在编进语文教材的《谁是最可爱
的人》之下。那一年，我17岁，根据上述事实，命题曰《十七岁，我
的美丽青春》，大概是恰如其分的。难道我17岁的青春，还不算美丽
吗？就我而言，我还能求得更美丽吗？不，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
17岁的青春，达到了美丽的峰巅。

在当时，我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毛泽东！

一个17岁的青年，做到这个地步，足矣！

在“抗美援朝”之后56年来谈这个问题，在知道了朝鲜战争的真相之
后来谈这个问题，自然是别有滋味在心头。一场在斯大林支持之下，
由金日成策划发动的“祖国统一”战争，因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
脚，被美军撵得又要逃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精神参战，让中国儿女付出了几十万生命，来为金日成“保家卫
国”。本人值得庆幸的是没有白送一条小命，这就足以满足了。本文
到此煞笔。

至于后来打右派，也是一种宿命了。

（2007-01-12）

在右派分子中，我享受到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殊荣。天假以年，
使我竟然活过了70。我对于“古稀”之说，并不稀罕，但是能在有生
之年写出自己的这段遭遇，倒是要感谢上苍的眷顾。离开反右运动快
满半个世纪了，回首那遥远的青春往事，真是不禁长江滚滚来。

忝陪顾准

反右运动是1957年。李慎之先生说：“几年以后隐约听说顾准又第二
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消息却使我胆战心惊。当时多数象我这样
的右派分子已经摘掉了帽子，一心想的不过是夹起尾巴做人，安安稳
稳打发下半辈子。组织上是交代过的：“再不老实就再给你戴上帽
子！”但是始终未见实例，……顾准的二次戴帽，不免令人有‘又惊
秋肃临天下’之感。现在知道这原不过是孤例，……”（《点燃自己
照破黑暗的人》第三～四页，见《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出版）
顾准第二次戴帽是1965年。

其实，顾准二次戴帽不是孤例，我本人还可以凑上一个，而且，当时
发给我的《平度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戴回右派分子帽子通知书》我还保
存在手，可以佐证。

我竟然也能忝陪顾准之后，大概也是幸运之神眷顾使然。物以稀为
贵，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能戴上两次右派帽子，也成了稀缺资源，不
觉哑然一笑（现在我知道戴两次右派帽子的人还不少。）

在如今，在中国的进步思想界，顾准成了无可争辩的名人。拿顾准相
比，颇有攀援名人沽名钓誉之嫌，不过我并非是不认识顾准之辈。那
是1950年的春天，江南处在一派连绵迷蒙的春雨中，阴霾笼罩着上
海，因为国民党飞机的“2．6”轰炸，炸坏了上海的杨树浦、闸北发
电厂，顷刻之间，全上海由万家灯火霓虹闪烁的“夜上海”突然沉入
黑咕隆咚的阴暗之中，家家摸黑，路灯失明，工厂停工，夜市关闭，
米价暴涨，燃煤告紧，人心惶惑，谣言蜂起，占领上海刚满半年的共
产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这时由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在上海体育馆作形势报告。
上海体育馆位于今陕西南路上，可以容纳好几千观众，是当时上海最
大最好的室内体育馆。聆听报告的是上海市方方面面的积极分子。我
虽然还是一个初三学生，却因为我是一名所谓团干部，所以也有幸混
迹其中，装模作样地听他的报告。这样，我算不算“认识”了顾准
呢？

顾准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而斗
争》的精神，侃侃而谈，纵横挥洒，慷慨激昂，说明有困难，有办
法，有希望，共产党能够解放上海，就一定能够领导上海人民克服困
难，建设好一个人民的新上海，彻底粉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梦想。

作为接收上海财经系统的第一负责人，30年代自学成才做到上海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的教授，一位1935年入党学识学养丰富的老干部，顾准
对上海的工商业了如指掌，所以他的报告能够条分缕析，有理有据，
铿锵有力，充满了说服力，给予听众以莫大的信心、力量和鼓舞。特
别是他那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入耳顺耳，这和那些“土八
路”作报告大相迳庭。记得那时上海的团市委书记叫鲁光，满口是土
得掉渣的山东话，听他的报告好象掉进云雾山中，只能连猜带蒙，记
下几条筋。当时上海团市委的一帮干部，如钱李仁、孙轶青都是上海
的学生地下党员出身，精明能干、能说会道、朝气勃勃，作起报告来
洋洋洒洒，头头是道。他们这两位在七、八十年代一直做到《人民日
报》的社长、总编，奇怪的是鲁光后来名落孙山，无影无踪，这和他
一口山东土话应该没有关系。

两年后，也是在春风度暖的时节，我已经成了军人，身在南京。这时
正是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席卷华夏大地的时候，军队也不能
置身风暴之外。我所在的机关，绝大部分干部都下到基层领导“三
反”运动去了。我在机关留守，除了参加机关的运动之外，每天走进
办公室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阅读一大摞报纸。因为对上海怀有特别的眷
恋，所以，我每天阅读的第一张报纸不是中央的《人民日报》，也不
是江苏的《新华日报》，而是头一天的上海《解放日报》。

顾准的活动不时可以在报上见到，每有消息我也习惯地读一读。这时
他又肩负领导五反运动的责任。忽然，有一天，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
的文章是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撤职八名局级干部，其中
就有我“认识”的顾准。顾准的名字从此从报纸蒸发，而我也从此和
顾准睽别。40几年之后，顾准忽然再生于世，他的姓名，他的著作，
他的故事，成了出土文物，到处热卖展销。我为曾经“认识”顾准而
窃窃自喜，我走近了久违的顾准。

顾准在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妻离子散、身心交瘁的境遇下，仍然孜孜
矻矻地研究“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即共产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向何处
去”的问题。他为此而写下了惊世骇俗的著作，他秉笔直书，立场鲜
明地反对专制，主张民主。他反对地上天国的乌托邦，反对绝对真
理。他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
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
主，实行专政。……这是可悲的。”他成了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最有良
知最有操守最有思想的思想家。

李慎之先生评说顾准道：“‘自古圣贤多寂寞’，思想家历来要倒些
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如果说在中国被戴上帽了成为
人下之人而被‘孤立’、被批斗、被下放劳改的人并不少的话，象顾
准那样被迫与至爱的妻子离婚，而妻子却又终不免自杀，子女与自己
划清界限，而自己还不得不签具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形
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
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
到苦难的极致了。他甚至被孤立到这样的地步：永远不会与他划清界
限而且日夜想念他的90老母，虽然与他同在北京，也因为他的身分而
始终被阻至死未能一面；真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点燃
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由此可见，我和顾准相比，虽然两次戴右派帽子的遭遇相同，但我不
过是苟且偷生之辈，庸碌虚度之人，在年龄、阅历、知识、素养等等
方面，其实都是两个层次的人。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顾准，真心
实意不是想攀援名人沽名钓誉，只是想借以说明，反右运动那真是
“横扫千军如卷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55万右派是怎样打出来
的？我作为55万分母的一个分子，天假以年，幸存于世，苟活至今，
由当年23岁的一个小右派迈进了70岁的老境，回首往事，总是还有可
以写一写的文字。

中计“阳谋”

上海于1949年5月25日解放，我于11月4日参加青年团，相隔不过五个
多月。我所在的新建中学是第一批建团的中学，我当然为此而引以为
光荣。我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自愿报名，于
1951年1月8日参加了华东军区后勤军事干校。在干校，我也是领导器
重的积极分子，所以，6、7月间，为动员第二次参加军事干校，每个
军校选派两名上海学员返回上海作宣传工作，我又被选上。我们十几
所军校的代表，在团市委宣传部长孙轶青的主持下，举行了记者招待
会。会后孙轶青指定我一个人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报告，这当然是
莫大的欣慰，因为绝大多数代表的学历都高于我。后来，我还没有结
业，就选到军区后勤部工作，也一直被领导器重，在预评军衔的时
候，类似于我的所谓青年知识分子有一、二十人，却只有两人评为少
尉，我是其中之一。

但是，当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在后勤部召开的几千人的动员
报告会上，我被当众宣布揪出“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这对于我
来说，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那时，我才21岁
啊，哪里有过这种思想准备！我只知道干革命要准备接受战场的考
验，敌人监狱的考验，艰苦环境的考验，却不知道还要接受这种“政
治运动”的考验。这时结论已经定下，你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交
代”你们小集团干了一些什么。在莫可名状的痛苦中，在莫可名状的
委屈中，我度过了没完没了的“审查”，最后，虽然不认为有一个
“以李昌玉为首”的小集团，但是我“思想落后，工作失职，应予批
评教育”等等。为了转移我的愤懑，1956年我申请参加高考。我原来
只有初中毕业学历。我在没有老师的指导之下，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
间自学，终于考取了山东大学中文系。

我的怨愤始终郁积于胸间。1957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毛泽
东亲自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山东大学的党委书记曹哲甫赴会归来，原
文传达、印发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毛
泽东号召“整风鸣放”，信誓旦旦地宣布对于大学生不能采取国民党
的镇压办法，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过了将近四个月，“毛
泽东同志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做了若干补充”而正式发表了《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读了之后，无不毛骨悚然，
原来报告已经伤筋动骨，成了昨是今非。毛泽东公开宣布“‘言者无
罪’对他们不适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身处九五之尊，金口玉言，却果腹自肥，令人佩服。出尔反尔，言而
无信，是古往今来政治家的大忌。伟大领袖如毛泽东者藐然视之，而
且以阳谋杀士，狼藉神州大地而洋洋得意，大谋大略，超世绝凡，真
不愧为古今第一帝。

可是我的满腹怨悱已经变成了给原单位的信，给我的小集团朋友顾和
宝的信，给我一道参军的老同学郑文尧的信，最后我因这些信件被打
成右派，顾和宝、郑文尧受到不同的处分，更冤的是我从来没有交往
的、顾和宝的朋友黄金科因为我的信（细节我不知道）也打成右派，
开除军籍，发配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古人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如毛泽东者然之，小人如我者亦
然之，但是，毛泽东可以自鸣得意地宣称，他使用的是引蛇出洞计，
我却只能低头认罪，承认利令智昏错，自投罗网。

一尺二用

我被划定为右派的信件的原文文字我没有了，幸好后来，22年后，有
了一个《关于李昌玉同志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改正意见的请示报告》，
并且我作了抄录并保存在手，这里有给我划定右派的结论。结论中抄
录了我在上述信件中的反党，即攻击肃反的言论。

我被划定为右派，有四条罪状，主要是前面的两条。现在我把《关于
李昌玉同志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改正意见的请示报告》摘抄于下：

　　关于李昌玉同志被错划成右派分子改正意见的请示报告


　　……李昌玉于1958年3月经山东大学批准为右派分子，受的处分
　　是给予留校察看（告诉本人是免予处分，最后党委批准是留校察
　　看）。1961年11月9日经平度县委批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根据
　　中央78年55号文件精神，我们认为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其理由
　　是：

　　原定（一）借口肃反中错误地审查了他而恶意地攻击党攻击肃
　　反：

　　１、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工作时曾闹小集团，偷看机密文件，肃反
　　　　中审查了他，最后做了“思想落后，工作失职，应予批评教
　　　　育”的正面结论。他却认为党委错了，是部队中宗派主义
　　　　“排挤”青年“知识分子”。在右派向党进攻的高潮中，写
　　　　信给后勤党委，企图翻案倒算。信中说：“只要想一下那七
　　　　层高楼所造成的压力，就使人寒心。”要党委“第一彻底的
　　　　理智的公正的从新考虑我的肃反结论，特别是那些啼笑皆非
　　　　的结论，第二彻底的负责的光明正大的对我交代那些肃反中
　　　　为我制造的至今压在我身上的材料。必须指出你们那张不负
　　　　责任的黑材料好象橡皮包的钢丝鞭子来绞杀一个正直的同
　　　　志。试问，你们共产党员的良心何在？”虽然他要求更正结
　　　　论，但并没有提出结论中那些问题他不满意，而是说：“我
　　　　没有时间作具体说明，也没有什么好说明的，所以有今天还
　　　　不愉快的后果都是你们当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结果，都
　　　　是部队宗派主义对知识青年排斥的结果，也是肃反的成
　　　　绩。”他认为“生存的权操纵在你们手中，今时谁感夸口自
　　　　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最后他谴责党委要“最迟在一个
　　　　月内给我一个答复”，并说“千万不要用官僚主义的态度玩
　　　　弄别人的政治生命”。
　　２、借肃反攻击党的另一方面，认为党中央提出5%的数字是主观
　　　　的，由此造成了错误，同意右派分子蒋炜说的“肃反是党中
　　　　央的路线错误”，要中央检讨，认为山大肃反成绩和错误平
　　　　分秋色。

　　经复查认为：１、属对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某些事的看法，属于认
　　识错误；２、本人交代的问题均不做定案依据。

　　原定（二）和右派一道猖狂地向党进攻，并写信出去点火，用恶
　　毒的字句辱骂党员干部，污蔑我们的领袖。

　　１、6月1日写信给他地朋友顾和宝（在南京军区上海军运处工
　　　　作，肃反中被审查），信中报道了我校的右派言论，并抄录
　　　　了20条反党大字报给顾。6月2日写信给郑文尧（党员，当时
　　　　在安徽金寨县医院疗养）谈《青岛日报》事件。顾在这次鸣
　　　　放中也有问题（已被开除团籍），李在这一时期和黄金科取
　　　　得了联系，郑文尧情况如何，我们尚不了解。

　　２、在给顾的信中恶毒的辱骂我们的党员为老爷，丑化他们说：
　　　　“如果那些老爷也有幸来学校看看就好了，真不知道他们惊
　　　　慌失措到那种程度，也该让别人出出心里气了。”并说，我
　　　　们的一些党员是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说坏，极力排斥那些梗
　　　　直敢谏者，对于好说怪话的好议论是非的打击报复，说他自
　　　　己是局外人、受害者，生活剥夺了我的一切，生活逼得我圆
　　　　滑，并且污蔑说：如果毛主席没有学点四书五经的话，我看
　　　　其前途也难设想，并且说“那些老爷们，生活的脚基在下
　　　　沉，陶醉了，沉迷了。只是用民主去轰轰，让他们清醒一
　　　　下，让他们看一下天下并不那么平静，弄不好有那么一天来
　　　　个匈牙利事件也难说。表面上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
　　　　结果把一个空前的事业毁灭在几个人手里……埋压的感情也
　　　　压抑够了，说说也出口气。这些话过去说了真够判死刑，罪
　　　　该枪毙三次了。”

　　6月2日给顾和宝写信，说“我们学校中设了民主广播台，中饭晚
　　饭后各有一次，只有愿诉苦的人上去谈。刚才我也是一边抄这些
　　东西一边就听了一个工人诉他被当成反革命斗的积愤，声泪俱
　　下，听者数百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又说：“谈起三害来，我
　　想不喊万岁，也要喊周岁。如果没有三害，今天我哪里会挂上大
　　学生的牌子呢？”

　　经复查认为，上述言论属于认识问题，并且是在私人通信中的，
　　不应作定案依据。

　　（原定三、原定四略）

　　综上所述，李在运动中的言行，属于认识错误，不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不应划为右派分子。根据中央78年55号文件精神，应给予
　　改正，撤消58年关于右派的决定和处理意见，并恢复名誉。

　　中文系总支
　　1979年3月1日

作为历史，我在这里特别要罗嗦几句。无论是划分右派，还是改正错
划右派，根据的都是同一个文件同一把尺子，即《划分右派分子的标
准》。这个文件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
者，应划为右派分子”，共六项。给我划为右派分子，应当是第二项
中的一条“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其第二部分是“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与我无关。

其第三部分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
为右派分子”，也是六款。其中第一项是“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
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
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
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
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
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
子。”既然如此，也是根据这个文件，在经过了21年以后，于是重新
认定我“在运动中的言行，属于认识错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
应划为右派分子。根据中央78年55号文件精神，应给予改正，撤消58
年关于右派的决定和处理意见，并恢复名誉。”于是转了一个大圈，
回到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个文件的原点上。当初，55万多右
派就是拿这把夺命尺度量出来的，后来又靠了这把施恩尺解放了
99.999%的右派分子，只是为了证明反右运动的错误是“扩大化”而
保留了章伯钧等万分之一的分子不予改正。

今天我已经没有必要再作自我辩护或辩解了，但是其中有一句话我仍
然要加以说明。这就是所谓“生活逼得我圆滑”的自怨，是绝对言之
失当的。我在21岁的时候，没有被逼学会“圆滑”，经过50的历练，
仍然没有学会“圆滑”。我这个人太不更事，太不世故，太不圆滑，
太不老练，太不谨小慎微，太不会明哲保身，太多感情冲动……总
之，面对政治斗争，特别是专制政治斗争我是一个低能儿，一个永远
长不大的baby。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已年逾70，这些致命的缺点
弱点至今几乎丝毫未改。否则，现在我就不会写出这篇文章了。大家
知道，这样的文章，如果发表在海外，当局者仍然是会深恶痛绝的，
周围的朋友大多也是会嗤之以鼻、不屑为伍的。

帽子回归

由于我始终顽固地认为自己是忠心耿耿的爱党之徒，所以对于划为右
派，始终是口服心不服，所以时时伺机翻案。这样终于恶有恶报。现
在我还保存着这么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平度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戴回右
派分子帽子通知书》：

　　最高指示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

　　平度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戴回右派分子帽子通知书
　　（92）平革戴字第2号
　　查李昌玉，男，现年37岁，居住本县
　　华侨中学，因有翻案活动等罪行，现决
　　定给予戴回右派分子帽子，由所在生产
　　队监督劳动改造。
　　1972年1月22日
　　（山东省平度县革命委员会章）

当时我是山东省华侨中学的教师。这个被称为“山东省”的华侨中学
不是在省城济南市，而是在渤海湾的南涂、胶莱河东侧、平度县的新
河镇上。这是因为这里是山东省华侨的主要聚集区域。20世纪的前半
叶，处在胶莱河西侧的昌邑县是丝绸之乡，向南洋贩卖丝绸成了当地
农民的一条谋生之路。于是，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条通向南洋的丝绸
之路。那些先行者在印度、印尼落地生根，生儿育女，不少人发了一
点小财或大财，他们形成了一个群落，但这些披荆斩棘含辛茹苦创业
的“华侨们”心里仍然怀念桑梓故里的父老子弟，痛感缺少知识文化
的苦楚困难，于是50年代，他们捐款，在这个新河镇建立了这所华侨
中学。

1972年1月22日是春节前新河镇的最后一个集市。文革以来，每到这
时都要召开全公社的“批斗大会”，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揪斗一番。不
过1972年的这个集市有所不同的是，这时处在文革的第六个年头，
“9．13”林彪事件之后。林彪，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已经
写进了“九大”党章。从文革开始，凡开大会，除了三呼毛主席万岁
万寿无疆，还要高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可是转眼
之间，这位众望所归的副统帅却成了阴谋政变驾机叛逃的反革命罪
魁，对于群众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不可思议，因此当局者为了安
抚民心，稳定大局，举措之一就是转移目标，拧紧阶级斗争的弦，把
千仇万恨发泄到名目繁多的“分子”身上，全国从上到下，抓一批，
杀一批，戴一批，斗一批，因此这一次新河公社的“批斗大会”更是
要声势浩大，达到杀鸡吓猴、杀一儆百的目的。

于是我也被戴上了大纸牌，上书“翻案老右派李昌玉”的头衔，被揪
到万人批斗大会上正式宣布“回戴”上右派帽子。如同老照片上还可
以看到的情形，“李昌玉”三个字上免不了要用红笔打上叉。这大概
是中国封建文化留下的瑰宝。文化大革命以扫荡封建文化为崇高的使
命，但正是文革，使封建文化在神州大地上枯木逢春，返老还童，而
永葆其美妙的青春。给罪犯姓名打叉，仅仅只是一个表现。毛泽东和
他的智囊们，发誓要扫荡“封资修”文化，不过他们的确是真诚地拒
绝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法学文化而美其名曰“无法无天”，实
际上他们借用的资源也不过是经过纹身包装的中国最专制最腐朽的封
建文化，所谓法家文化。

那宣布我的罪状并戴回右派帽子决定的县革委大员，我已经淡忘，但
是他那狰狞凶煞震天动地的声音是很难忘得无影无踪的。会后，我和
另外几个同类，被揪到敞棚汽车上，到大集上去游街示众。我们分站
在挡板的两侧，把吊在脖子上的牌子露在挡板外，每人身后由两名年
轻力壮的大汉反拧着双臂，实际上是使你必须低头弯腰。这种叫做
“坐飞机”的批斗方式，是北京的红卫兵发明的，因为能显示对阶级
敌人的强力威严，所以成了全国仿效的榜样。当时还没有电视，但是
照片足以传达这种视觉冲击，把它的影响扩散到全国广大的城乡。这
样在锣鼓宣天和大喇叭广播的开道下，我们的游街队伍，冲破了人山
人海的集市，沿着这个古老而狭窄的乡镇街道，完成了威武雄壮的演
出。新河毕竟是农村，是一个只有两、三万人的公社，象这样的场面
还是不多的，所以给孤陋寡闻的农民多了一点活生生的见闻，增添了
一点观赏“示众”的乐趣与谈资。我毕竟是这个乡镇上最高学府的教
师，又是当时还是稀缺资源的大学生，因此和那些农民中的“分子”
稍稍有点不同，略有“另类”的特点，使某些兴趣广泛的人多了一份
打听的内容。

游街示众完毕，一声猛喝“滚回去”。我们几个牛鬼蛇神好象心有灵
犀，不约而同地赶快摘下大纸牌滚蛋，可是背后又传来吆喝：“站
住，回来戴上再走！”我们马上乖乖地再戴上大纸牌，身后只听到他
们哈哈的笑声以及懒洋洋的命令：“走，喝酒去！”。我在这个人肉
的盛宴上成了一盘佳肴，满足了饕餮者的味觉神经。

对我来说，经受这样的场面，已经不心惊肉跳了。从文革开始，我就
以“翻案”的罪名被揪出，挨打挨斗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只是怎么处
理，这时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所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反而感到释
然：不过是二进宫，帽归原主。

当时的华侨中学的革委会主任是文革开始之后才走马上任的校长严鲁
彬。此公来自另一所省重点中学，据说是红小鬼出身，但并非是土包
子一个。他很能把党的方针政策融会在俗言俗语之中，例如，他下车
伊始，正是横扫牛鬼蛇神风烟滚滚的时候。他第一次发表施政演说就
大讲“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虽然他也狠抓阶级斗争，对阶级敌
人也并不心慈手软，但他心地还不算阴险狠毒，所以他原来学校的教
师学生从来没有来揪他。我回到学校，毕竟还是沮丧莫名，心灰意
冷，茫然失措。这时已经到了午饭时候，但老严马上找我谈话：
“……老李呀，我还是那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已经吃了亏，
这回可不要不识时务了，想开点，你还有老婆孩子，可不要往窄路上
想，出路总是有的，……”这位老严，矮矮的，胖胖的，宽脸庞，略
有一点如来佛的模样，虽然说不上慈祥，但机心不足，所以没有修到
善果，也没有赚到大恶。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在学校做领导，
这恐怕就足以自慰了。　　　　

唯一令我宽心的是“回戴帽”，不再降低工资。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
资是50元，我因为是戴帽右派，发“生活费”26.5元，摘帽后定为中
教十级，39元，后来调了一级42.5元。现在还能保住这伟大的42.5
元，阿弥陀佛，谢天谢地。谁能理解人在穷得叮叮当当的时候，那一
元钱的含金量有多大吗？

至于这件事的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的，这里就不说了。

（2004-10-21，2005-11-23于山东大学附中）

前言

在前面《我是“二进宫”右派》一文中，已经交待，1972年1月22日
我被回戴上右派帽子。在没有电视连续剧的时代，中国人民通过阅读
历史演义小说，通过戏曲舞台，通过说书人的讲解，现在则是通过一
部一部的描写唐宋元明清帝王的电视连续剧，非常生动具体地普及了
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御臣术。这就是帝王宣布了臣子的死刑以后，臣
子都得千篇一律地磕头表示：“谢主龙恩，臣罪该万死！”共产党从
毛泽东开始，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这种专制文化的精髓，而
且在实践上更上一层楼，只要是整人，一定要整得你口服心服，叫你
心甘情愿。比如我，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之后，虽然不能跑进中南海
去，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面前磕头谢恩，但也得在一个适当的场合，
向墙壁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谢主龙恩。

其实，那些主持整人、参与整人的人，表面上看，他们气势汹汹，拍
桌子，瞪眼睛，扇耳光，直到拳打脚踢，从“文斗”到“武斗”，但
是他们心虚。他们害怕你不服，害怕群众同情，所以，尽管是在万人
大会上宣布给我重新戴上帽子，但是他们还要攻心，因此，随后不
久，又叫我到本公社的中小学教师会上作了一次检讨，也就是表态，
表示我已经洗心涤肺，口服心服。这样就有了下面这篇个人的历史档
案。我说不清自己的其它那么多的检讨交待材料都丢失了，偏偏留下
了这篇材料。这应当说是我今生今世的最后一次检讨了，此后好象再
没有交待检讨过。

这次检讨其实只是走过场，目的是要在较大范围内把我批倒批臭。我
记得会后一位“联中”，即初中的老师走近我，轻声问道：“你是教
什么课的？”

我说：“语文。”

他说：“到底是语文教师啊。”

这句话，我记住了。什么意思？自己咀嚼吧！

掐指算来，这是35年前的往事了，遥远而遥远，似有似无，渺渺茫
茫。那一年，我38岁。回首往事，从15岁半入团，再到16岁半参军，
对于共产党那真是忠心耿耿，耿耿忠心。现在，跌落到了深渊之中。
这时，第一是伟大的中国农民不断地宽慰我，启迪我，教导我，说：
“老李啊，心字头上一把刀，能忍就忍。”“说你是熊就是熊，说你
是鳖就是鳖，千万不要别嘴。”“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其
实，我哪里有过一丝一毫的反抗啊。逆来顺受就是活下去唯一的选
择。

因为，我已经没有15年前反右运动时那么痛心疾首了。文革已经进行
了五、六年，中国政治舞台上象走马灯一样的旋转，今天打倒这个，
明天打倒那个，连刘少奇也打倒了，何在乎我们这样的虾兵小卒！所
以，我倒也有了一点玩世不恭的态度，冷眼看“风云突变，军阀重开
战”。

再说，我也有了老婆儿子，老大八岁了，老二五岁了，所以只要苦苦
支撑，也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那时，在农村，天天与天地为伍，只
要心宽，几乎可以感受陶渊明式的生活。现在，我73岁了，身体比许
多同龄人好，朋友们一致认为就是得益于中年时期的劳动改造。因
此，现在我能够连续不断地写作，几乎是一周一万字，不时菲薄毛主
席他老人家几句，要怨就怨他整我使我有了好身体。假若那时不整
我，天天做教书先生，让我留下一付孱弱的骨头架子，现在就是叫我
写，也没有精力写了。

老右邵燕祥出了一本书，叫《人生败笔》，让世人也知道右派分子是
一群什么样的混蛋王八蛋。我把自己的这么一篇检讨也发表出来，凑
凑热闹，也添加一个坏蛋臭蛋。有一些打了右派的人，还是名家名
人，当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这么一个过街老鼠，现在自己写回忆
录，连打过右派的经历也“一字不着”，什么原因，我无法猜测。把
自己的当初的“败笔”公之于众，给自己的子孙看到是不光彩的。这
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就是这么诡吊，在这样一个乱局当中，个人的命
运实际上谁也自己掌握不了。毛泽东非常欣赏陶渊明的这两句诗：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现在我读我自己写的检讨都有“奇
文”之感，何况我的子孙们呢？　
　
我的最后一次检讨

　　对于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罪行的认识

　　1972年3月1日
　　李昌玉

　　最高指示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
　　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
　　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是决不会违背这个
　　逻辑的。

　　人民民主专政……对敌人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
　　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
　　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

　　＊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
　　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是资
　　产阶级路线的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我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立
　　场没有改造，追随“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山东的黑头目王
　　效禹（按，王效禹是山东省的造反干部，一度夺权，被毛泽东批
　　准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大搞翻案反革命活动，反对新生的
　　革委会，攻击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得到了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应有惩罚。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
　　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的确是表
　　现了这种反革命的本质。当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我在62年搞右
　　派翻案而受到批判，但是我内心里还不服。认为自己挨整就是因
　　为历史上有右派帽子压着。到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我就觉得
　　有机可乘了。我觉得要解决运动初期的问题，要使今后不挨整就
　　得翻案。于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个反革命的目的就越跳越
　　高，越陷越深，证明自己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在1967年3、4月间我写出了攻击革命干部丁日新同志的大字报
　　《感谢龙恩》、《囚警夜语泄天机》等，还对严鲁彬、王春芳同
　　志写过攻击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一方面是借别人的一句话一件
　　事来为运动初期的被整表示不满，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
　　为翻案作准备。在攻击丁日新的大字报中我说：你的那些徒子徒
　　孙再休想打别人的反革命了。

　　不久，“5．16”反革命集团在山东的黑头目王效禹发动了5月暴
　　乱──所谓“反逆流”，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委会、人民解放
　　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我由于站在右派立场看问题，认为所
　　谓“反逆流”大方向正确，而且从王效禹为大右派王路宾辩护中
　　嗅到了翻案的气息，更企图为翻案捞一点本钱。因为我想现在能
　　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就可以为翻案　增加一条旁证。于是我就猖
　　狂地参加了这一反革命事件，除了参加一般的会议和游行，包括
　　校内砸总务处那次游行，最突出的是参加了公社门前的反革命绝
　　食事件。本来集合时已把我撵了下来，但是后来我又跑到公社门
　　前参加了进去。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跑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
　　──新生的红色政权门前去绝食，这的确是一件严重的反革命罪
　　行。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我却向它绝食，要砸烂它，
　　诬蔑它执行资反路线，说明我的确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
　　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站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
　　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957年我参加了闹《青岛
　　日报》的反革命事件，1967年又参加了新河公社革委会门前的反
　　革命绝食事件，两次事件相隔了十年，各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
　　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性质却是一致的，而且我在参加后
　　一事件时显得更自觉，更积极，因而更证明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立
　　场根深蒂固。
　　
　　由于所谓“反逆流”的“胜利”，我站“对”了队而觉得腰杆硬
　　起来了，得意忘形，好象我成了“革命”的，因此翻案的思想更
　　有所发展。毛主席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
　　正在这个时候，《山东红卫兵报》抛出了右派翻案的大毒草“十
　　七年”，我如获至宝，8月8日急忙写信至红卫兵报探问翻案消
　　息。我说：“回顾57年大鸣大放时期，我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
　　话错误很严重，但是主导方面我是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
　　的。尖锐地批评了某些问题构成了我的罪行，而这些问题已被文
　　化大革命中揭发出来的事实所证明。现在我由于看了一些已发表
　　和未发表的毛主席的著作，对于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我愈
　　加认为对我的结论下得不对。当然我到底是真右派还是假右派不
　　是几句话就可以使你们相信的。由于第一，现在党组织还没有恢
　　复，第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第三我的
　　问题是在山大处理的，不过我请你们向有关部门询问一下，处理
　　这些问题现在有无具体政策和规定，我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时候向
　　什么单位以什么方式提出来为宜。”

　　立场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观点。我仍
　　然站在右派立场看问题，所以不仅否定了57年的反党罪行，而且
　　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作出错误的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
　　发出来的事实证明这场大革命正是57年反对即资产阶级右派斗争
　　的继续，我自己又一次兴风作浪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一个
　　例子。但是我站在右派翻案的立场看问题，就必然颠倒黑白，对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对我在57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得出相反
　　的结论，因此在翻案的邪路上是越滑越远了。

　　接着，8月10日晚上反革命分子王显柄对革命干部、革命教师大
　　打出手之后，我就跑去质问革命干部丁日新同志，我问他运动初
　　期为什么打我的反革命，谁决定的。他说因为我62年搞翻案打我
　　的反革命，是工作组决定的。我说我在青岛看到过一张小报，上
　　面提到1962年中央有过一个文件，文件名称是“中央关于甄别
　　1958年以来受过处分的人的通知”，这说明62年我搞翻案是合法
　　的。我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个文件，他说不知道。我还为我父亲的
　　被整辩护。我对丁日新说，我父亲的问题他们支部知道了六、七
　　年不对他进行教育，四清中又不分清两类矛盾，所以整了他，并
　　且我还说用父亲的问题来整我是错误的。

　　由于反革命气候越来越适宜，我就跳得越来越高，反革命思想暴
　　露得越来越露骨，当王显柄大搞派性，制造分裂，成立“98”的
　　时候，我就抛出了署名鹰击长空的大字报与之呼应。这篇题为
　　《资反路线的流毒肃清了吗？──为大批判抛砖引玉》的毒草，
　　进一步暴露了我的右派翻案反革命思想。

　　第一，在这篇大毒草中我提出牛鬼蛇神可以造反。我说：“在某
　　些人看来，老左派虽然站错了队也千好万好……而老‘落后’敢
　　于提出不同意见，因而处在受排斥之列……有的人因为参加跑轰
　　黑委会的活动，某人道：你还想参加红卫兵吗？难道说革命都要
　　向你们领许可证吗？难道说我们不可以参加红卫兵吗？难道说牛
　　鬼蛇神只应当在对你们感恩戴德之际等着去吃你们恩赐的桃子皮
　　桃子核吗？”“今年五月跑轰黑委会的日子里，一些虽然没有荣
　　幸参加黑委会的教师，但是因为看准了大方向，敢于冒着风险，
　　不顾井光杆的咒骂而毅然参加了反复辟的游行行列。”事实证明
　　象我这样的牛鬼蛇神反革命的本质已经决定，只会造无产阶级专
　　政的反，而决不可能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第二，我极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并把这种专政污蔑为资反路
　　线，以达到翻案的目的。例如我说：“那所谓的错误就是他们的
　　老左派日夜辛苦地记下的黑材料，这都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要整ＸＸ的材料，这些人就一天到晚听其言，观其行，记之犹恐
　　不及，更甚者还找ＸＸ谈心，以话掏话，转过来就急急忙忙往小
　　本上记，当面对你是关心倍至，背后对你是磨刀霍霍，……对另
　　一部分群众经过日积月累，费了九牛二虎之劲，记黑材料，广造
　　舆论，把这些人看成牛鬼蛇神打下去，现在要把这部分人抬起
　　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经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的
　　今天，你们对别的人始终牢记着运动前、运动初……的评价……
　　而某些人在不久之前还扬言运动后期还得批判ＸＸＸ，请问你们
　　打算维持什么样的地位？”

　　第三，我还对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革命教师进行
　　攻击，把他们比为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说“不论什么人，你只要
　　去巴结他们，察言观色，阿谀逢迎，投其所好，这些党的化身也
　　会赐以种种美名。如果此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就认为是背叛了
　　本阶级，甚至准予入党，反之，不论什么人，你要造他们的反，
　　那就对你实行种种迫害，打入十八层地狱，如果此人出身于剥削
　　阶级，当然就更加扣上坚持反动立场、反党的罪名。这样出身不
　　好而又明哲保身的同志就在斗争中寻求避风港。”

　　总之，这张大字报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阶
　　级路线的大毒草，是右派翻案反革命思想的产物，因此越批判我
　　心目中的资反路线越暴露出我是站在资反路线上反对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

　　由于我参加了反革命分子王显柄的“98”活动，又抛出大字报与
　　之呼应，因此受到另一派同学的质询，并引起武斗。我又对来校
　　支左的两位解放军同志处理这一事件进行攻击，尤其严重的是我
　　还到地区接待站和县支左办公室告他们的状，说他们在学校支一
　　派，压一派，以致引起武斗。后来我执笔给支左办公室写的报告
　　中进一步攻击解放军说，当我挨打时，有一位解放军在场，他既
　　不制止武斗，又不澄清真相，因此是企图借学生的手取得会议桌
　　上取不到的东西。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我却恶意攻击
　　解放军，确实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
　　为。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是给我父亲翻案。我
　　父亲散布过许多反革命言论，在四清运动中和文化大革命初期被
　　整。1967年2月我回家，和二弟三弟妹妹到我父亲单位找党支部
　　与四清工作队负责人开会，为父亲的反动罪行翻案。我们为父亲
　　的反动言论开脱罪责，指责党支部在四清前没对父亲进行教育，
　　四清中工作队没分清两类矛盾，甚至要党支部做工作为父亲肃清
　　影响。我在会上作了记录，会后我还整理了记录。在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中，我不仅要翻自己的案，而且还赤膊上阵去翻我父亲
　　的案，这的确说明我是一个抗拒无产阶级专政的没有改造好的右
　　派分子，一遇机会就兴风作浪。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翻案思想也流露在许多议论中。例如《红卫
　　兵报》的大毒草说，为了打孙汉卿的右派而打了赵俪生的右派。
　　我说，那山大历史系就有学生为赵俪生辩护而打右派的，那也得
　　平反。（按，孙汉卿原来是青岛市委书记，1957年打了右派，
　　1962年被甄别平反，派到山大做党委书记。赵俪生是山大历史系
　　教授，已经调往兰州大学，但仍然调回山大打了右派。）有一次
　　谈起小说《大学春秋》来，我就介绍小报中柯庆施同志的话。据
　　说，柯庆施同志讲，《大学春秋》歪曲了反右斗争，反右斗争是
　　资产阶级教授要夺权，不是为了打学生的右派。我并且发挥说，
　　山大反右时，对大右派陆侃如仅仅开过一次范围不大的批斗会，
　　给人印象深的还是作风问题，而对几个右派学生的批斗多得多。
　　再有一次我还对（学生）张永成说：你们现在真幸福，能跟着毛
　　主席干革命，而我在你这个年纪已打了右派。”

　　对我自己右派罪行，我多次对人说，参加闹《青岛日报》是无意
　　跟着去的，两封反党信件是主动交待检查的。言外之意是为自己
　　叫屈翻案。

　　此外，（妻子）王复珍也为我散布了许多翻案的言论，尤其严重
　　的是她在一个会上诉无产阶级专政的苦，虽然当时我在上海，但
　　这些问题都是在我的翻案思想影响下造成的，我有不容推卸的罪
　　责。

　　总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背道而驰，不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而是乱说乱动，兴风作
　　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为我自己，海
　　味父亲翻案，做尽了坏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因此在清理
　　阶级队伍时被揪了出来。在我被揪出后，虽然承认了自己是右派
　　翻案，初步交待了一些问题，但是在思想深处并没有认识自己的
　　罪恶。因为当时王效禹还在台上，我觉得我的主要罪行是翻案，
　　而跟王效禹跳高，参加“反逆流”还没有问题，当然更没有在立
　　场上在路线上认识到是反对革命反对毛主席的，直到“批示”
　　“十条”下达，宣布了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的罪恶，在革命群众的批判教育下，才使我逐步认识到我在文
　　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都是互相联系的，都是根源于右派立场
　　和翻案目的的，都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行为，我确实
　　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
　　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是决
　　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回顾我的历史证明了这一条真理。1957
　　年我因为攻击了毛主席的肃反运动，翻肃反的案而成了右派，在
　　文化大革命中我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翻右派案，再次戴上右派
　　帽子。十多年来我走着翻案，失败，再翻案，再失败的反革命道
　　路，越陷越深，自作自受，充分表现了我的反革命本质。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毛主席教导我
　　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
　　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而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处处违背毛主
　　席的教导，处处反对毛主席教导的。我追随资产阶级政客王效
　　禹，矛头四个指向，为自己为父亲搞翻案，实质上搞的都是修正
　　主义，反对马克思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复辟资本主义，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大团结。因为这些都是见
　　不得人的反革命勾当，所以只能靠玩弄阴谋诡计、造谣诬蔑过日
　　子，尽管费尽心机，挖空心思，最后还是以身败名裂告终。正象
　　一切反革命分子一样，我的世界观也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看不见
　　客观实际，既看不见党和群众的巨大威力，又看不见自己罪恶的
　　右派历史，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向党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进攻，进行垂死的挣扎，真正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毛主席说：“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
　　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
　　能过日子。”在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政治立场支配下，我走
　　上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右派翻案道路，
　　又一次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恶。我再一次向
　　毛主席请罪，（按，说到这里当然就要回转身体向毛主席鞠躬）
　　向革命群众请罪。

　　虽然我现在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但是党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
　　仍然给我留下了在校监督劳动的出路，给了重新做人的机会。检
　　查这几年来我在认罪服罪方面还很差，不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党和
　　群众的监督，在劳动中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怕吃苦出力，遵守
　　纪律很差，在农场时又一次没向领导请假就回家，在农场时保管
　　的工具也不负责，铁锨生锈很厉害，在学校养猪中春节前造成一
　　头怀孕母猪病死的严重事故，总之态度是不好的。

　　今后我要在党支部和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认识和批判自己的反革命本质，低头
　　认罪，痛改前非，永不翻案，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服从领导，
　　遵守纪律，老老实实地劳动，认真完成领导交待的每一项任务，
　　争取早日回到人民中来，重新做人。

补充说明

出身贫农，而且对什么问题都有自己不同凡响的见解，自以为高瞻远
瞩，见识高人一筹，好夸夸其谈，可是周围的人，原来都是一些只有
很低学历资历的乡村小学教师，都经历过反右的锻炼——平度县打了
小学教师四五百人的右派，这些侥幸之徒，哪一个不是胆战心惊，现
在来了这么一个背景如此的人，而且又有上头的监控布置，正是立功
的时候，凡夫庸众们，孤陋寡闻，听到他的怪论，以为是阶级斗争的
信号，赶快竖起耳朵听！那时，人人都预感到运动不时就会来到。这
样，经过了五年的监督和积累，几位同组的老师，给他记下了大量的
反动言论，等到文革一开始，他们就把多年辛辛苦苦记录下来的王显
柄“反革命言论”书写在大字报上揭发出来。这些大字报，多的写到
上百张，包围了两三栋平房的矮墙。每句话都有说话的时间、地点、
环境和在场的人。他成了本校、本县、本地区反革命言论数量最多、
质量最高的人物。那时，平度县属于昌潍地区。王显柄是昌潍地区教
育界首屈一指的反革命。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反革命就这样活脱脱地
被揪出来了。

后来，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又说文革初期这种整群众是刘少奇的
阴谋，于是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明整王显柄整错了，错在不
该把矛头对准群众，于是反过来就打倒“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在文革十年当中，王显柄毫不服气，跳上跳下，和整过
他的人对着干，以鸡蛋撞石头，那还不是自找倒霉。王显柄的问题在
本校、本县反反复复。他总是处在全县的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的精
神和肉体的冲击，最后自然还是以反革命罪定案。

在文革初期，当王显柄被揪出来的时候，他在本校受到极为残酷的肉
体折磨。那时学校挖井，每天逼迫他抬特大的土筐，抬不起来就抄起
木杠打，追着打，撵着打，全校师生像看耍猴一样起哄。王显柄被打
得尿闭，40多天不能小便。校医姓张，曾经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卫生
员，人特善良，顶着巨大的压力，给王显柄用嘴导尿。王显柄抬大
粪，故意推倒粪桶，叫大粪泼满他一身，还不能洗刷。那是6、7月
间，牛棚里奇臭充盈，苍蝇麇集。学校领导不但煽动学生进行残酷的
人身折磨，而且在大会上津津有味地赞赏学生的暴力举动，欣赏王显
柄的痛苦。因为学校在镇上，只有一道竹篱笆墙，所以学校周围的群
众都清清楚楚看到，背后议论纷纷，为之气愤。他们说：“思想反动
可以批判，这样打人算什么？”

王显柄自己施教的学生，对于如此残酷地整他，极为反感，极为气
愤。后来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许多成了为他鸣冤的造反派，成了
他的“死党”。

在批判资反路线当中，王显柄收集了历史上平度极左路线造成的灾
难，从40年代开始，前后长达20年，写了一个《平度在前进》的长篇
材料，超过万字，印了几万份，散发全县，因此更遭到县里干部的忌
恨，必欲置之死地。

王显柄遭遇的一切，我都见到。现在新河镇上五、六十岁的人都可以
作证。我自己因为是“死老虎”，排在准备批斗的第三位，可是还没
有等到批斗第二号的孔某，批资反路线就开始了，所以我受到的肉体
折磨远小于王显柄。至于孔某，因为处身地主家庭，后来根据抄家查
到的几页日记，定为现行反革命不戴帽子，

据王显柄的一个学生，也是他的“死党”告诉我：有一次，在县的
“文攻武卫”──一个文革中建立的半官方的所谓“群众专政”组
织，把王显柄打得昏晕过去，于是把他撂在大卡车上，半夜里送往他
家──青岛崂山下的一个山村。卡车以最高速度开行，希望再加上颠
簸，就可以呜乎哀哉。黎明前，蒙蒙亮的时候，他们开到了村口，不
敢进村，因为这里毕竟不是平度的地盘，是王显柄的老家，被村里人
揪住就出不来了，所以把王显柄甩到路边，找到一个早起拾粪的老
头，叫他去报信，于是汽车转头就逃了。但是王显柄命大，在家里昏
睡了一、二十天，请来医生调理，竟然苏醒过来了。当然这还是亏得
山东人有一点点残存的人性，还没有当场打死他，而且还要把他送回
老家，还要找人报信──我一再感叹，孔孟之乡的山东人还是讲仁义
的，要是在广西那样的蛮夷之地，不但王显柄，连我也早成了肉酱肉
汤了，所以我时时告诫自己，活着就应该庆幸，对孔孟之乡多怀感激
之情，不要以怨报德：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狗雄白熊黑熊。曾
经整得你死我活的人，大家谁能逃脱火葬场的大铁门！

没有文革，王显柄照样会挨整的，但文革因为有了他，许多人都陆续
升官加爵，红顶加戴，弹冠相庆。再后来，王显柄也得到平反，但
是，他的身心已经摧残得不堪支撑，彻底交瘁，据平度来人说，大概
不到六十岁就憾然去世，而且据说，死得很惨。他在文革后期娶了一
个年纪小很多的妻子，生有一子。自从挨整以后，经常处在震怒之
中，他就整天酗酒。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才华的人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
品。

人们常常用“著作等身”形容文人著作之多，王显柄的检举揭发材料
和交待检讨材料，也足可“等身”，据说要用米尺量，大概现在一份
也找不到了。我想找一找王显柄写的那些曾经闹得全县鸡飞狗跳的东
西，打听了一下，找不到了。关于王显柄，这大概是唯一存世的记
载。

（2007年1月22日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