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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发表《构建和谐社会之道》演讲稿的说明　　　　│
│　　　　　　　　　　　　　　　　　　　　　　　　　　　　│
│　这是刚刚制作出来的《构建和谐社会之道》演讲光盘的演讲　│
│　稿。出于保护我的安全的善意考虑，怕我的演讲给我带来麻　│
│　烦，光盘制作者帮我把一些内容删掉了。但是在这本电子　　│
│　书，我提供完整的版本，因为，我这里所讲出来的内容，在　│
│　《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都已经公开在网上发表过了，而　│
│　且在那里我是更详细地论证。这篇演讲的尖锐程度没有超过　│
│　《超马》的文字表述。而《超马》一书，我在今年5月就已 　│
│　经郑重地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上交中共中央常委会　│
│　了。中共中央常委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至今既没有以文　│
│　字和语言形式给我个人以任何明确支持和鼓励，也没有给我　│
│　任何批评和指责。我视为他们对我的理论研究工作和无私的　│
│　理论奉献精神的默许，甚至我善意地把他们的无表示视作他　│
│　们深深地理解我对中华民族的爱，对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　│
│　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理论支持而对我的这一研究成果的　│
│　默许。更加之，胡锦涛“6．25”讲话中鼓励“坚定不移地 　│
│　解放思想”，至今没有象1957年毛泽东在正式发表他的《关　│
│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时，又给他讲话中提倡的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加上了一个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　│
│　准那样的“找补”，即至今党中央和胡锦涛本人都并没有特　│
│　别强调“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要有什么框框。而我本人是　│
│　有自觉的框框的：这就是只能有利于而不能有害于我们中华　│
│　民族的进步和中国共产党现在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殊的社会　│
│　主义的伟大事业。党的17大表明，我们要高举“建设有中国　│
│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更是令我受到莫大鼓励。因　　│
│　为我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好的经久耐　│
│　用的理论“瓶子”，它将来一定可以装进“宪政民主”的新　│
│　酒。正是在我对这个旗帜的这种理解之下，出于对中华民族　│
│　的赤子之爱，我现在网上发表这个演讲稿，我自信，我这是　│
│　对党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的　│
│　一种真诚支持。我的演讲稿会同时寄在美国的《民主论坛》　│
│　和在中国的《中国报道周刊》发表，希望大家能把这篇演讲　│
│　稿的发表理解为务实的中共十七大召开的一个积极结果。　　│
│　　　　　　　　　　　　　　　　　　　　　　　　　　　　│
│　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我为上交中共中央常委会《超越马克思　│
│　主义》一书时写给他们的信，已经被“左”派《旗帜网》全　│
│　文刊登在他们的网站上。据朋友说，《旗帜网》的目的是想　│
│　通过我的话证明中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左”派看　　│
│　来，背离马克思主义就是大逆不道。朋友极力鼓动我写出一　│
│　本批判“左”派主张的著作来，以支持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沿　│
│　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开放、继续前进。岂　│
│　知，我对“左”派观点的深入的理论批判已经在《超越马克　│
│　思主义》一书中作为副产品顺带完成了。他们死抱着放不下　│
│　的不过是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毛泽东晚　│
│　年指导文化大革命那套导致了我们全民族历史灾难的错误理　│
│　论视为还未过时的真理。而我在《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　　│
│　中，不但分析了毛泽东之违背马克思主义犯下的错误，而且　│
│　指出了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所犯下的更严重的错误。书中　│
│　我没有把分析重点放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　│
│　的问题上，我是追根溯源，在历史地具体地肯定了原典马克　│
│　思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思想史贡献的同时，指出了它致命的　│
│　理论误区。我论证了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的时代，马克思　│
│　主义已经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更何况毛泽东晚年的更加　│
│　偏执的马克思主义呢？我确实肯定中共中央在务实地领导中　│
│　国进步的过程中，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表现，然而在我的理　│
│　论视角中，这是一种应当大加肯定大加鼓励的历史进步之　　│
│　举，而不是象“左”派那样，视为要被批判的对象。我认为　│
│　这种背离，如果说有问题，那是不够自觉不够全面不够系　　│
│　统，即“不够”的问题。“左”派把我致党中央的信既然能　│
│　全文贴上他们的网站，那么他们应当能更进一步，真正理解　│
│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超越”。如果这种“超越”在理论　│
│　上能站得住脚，他们应当向真理低头，不必再批判谢韬，更　│
│　不必再含沙射影地指责党中央的“修正主义”了。如果这种　│
│　“超越”在理论上站不住脚，那么他们应当针对《超越马克　│
│　思主义》提出的观点，做出讲道理的深刻分析和批判来，以　│
│　捍卫真理。如果他们能说服我，我在理论上错了而他们在理　│
│　论上是正确的，我会向真理低头，转而接受并支持他们的理　│
│　论观点和立场。如果他们不能做这个理论工作，那只能说明　│
│　或者他们能力不足，或者没有担当不敢负责。连这样的理论　│
│　能力或担当都没有，能给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卫道士　│
│　吗？　　　　　　　　　　　　　　　　　　　　　　　　　│
│　　　　　　　　　　　　　　　　　　（2007年10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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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时间，这里我们集中讨论“和谐之道”。内容提炼自我今年4月
完成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征求意见稿）。这个演讲的目的之一，
是广泛征求对《超马》一书的批评意见，以修改得更好。这里的
“道”是在老子的意义上使用的。台湾学者陈鼓应把《老子》中的
“道”归纳为具有“实存意义的”、“规律性的”、和“生活准则”
三种意义。在我看来，老子之道有三个层次：一是由道本体论、道价
值论、道认识方法论有机统一构成的和谐哲学“铁三角”。二是个人
生命之道或个人生活和谐之道──包括道德人品境界的修炼，为学做
事的态度和方法以及养生和保健。三是社会生活和谐之道，主要涉及
领导哲学或管理哲学。老子之“道”是至深至大至真至善之道，也是
至简至易之道。（“必须重新发现的老子”）它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学大道理要能贯通于并落实在我们如何生活、如
何做事上。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借用历史学家唐德刚（华
裔美国人《晚清七十年》的作者）先生“历史三峡”之比，我们的
“中华文明号”大帆船可说是正行驶在将要走出三峡之险的最后一
段，即我们正处于由两千多年来专制型社会向民主宪政型社会转型过
程的最后一段，而从世界范围看，我们正面临着整个人类在全球化时
代的文化创新任务。这个时代的执政者，无论其能力大小、品德高
下，只要能顺应这种历史大潮，就可以创造出比毛泽东、邓小平的历
史功绩更辉煌的伟业。毛泽东、邓小平为今天的社会转型积累了必要
的条件，但他们解决的只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而
当前的国家执政者一旦自觉地领导中国人民迈上宪政民主制度的台
阶，则他们是彻底改变了自秦始皇以来的秦政治──即封建的极权专
制政治制度，实现的将是跨越2000多年的历史巨变。

我在《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开来篇：超越马克思主义之道”的引
诗中写道：

　　我们如今换上了新的风帆，
　　上书三句话光焰四射、美丽鲜艳，
　　穿透了、感动了、滋润了、温暖了
　　“中华文明号”上每个炎黄儿女的心田：
　　“以人为本”
　　是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崭新境界
　　“社会和谐”
　　是我们炎黄子孙祖传的不变夙愿
　　“和平崛起”
　　是我们千载心血铺就的大运机缘。

全书结尾诗也写道：

　　上个世纪，
　　我们曾靠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学来马克思主义
　　这个世纪，
　　我们也一定能靠同样的大智慧
　　超越马克思主义！

旧的风帆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执政者对这个历史进步必然提出
实际上已经提出的“换旗”工作并不自觉。两个比喻：一是“包子换
馅儿不换皮儿”，一是“用新瓶子装旧酒”。前者指实际上已经作出
了背弃马克思主义致命误区的伟大创造却仍挂靠在马克思主义上；后
者是说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新的大手笔文章题目，却在谋篇布局上依旧
跳不出马克思主义的老套。前者比如，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
级的、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的“三个先锋队”。其思想内涵是与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渐行渐远。却说这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
义”。这叫作“包子换馅儿不换皮儿”。还有把“和谐社会”说成是
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谐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是一
种概念。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时只是界定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一刀
切的整齐划一，人的自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连康德注意到的人的
心灵自由，即自律都没有考虑，怎么可能和谐？恩格斯所谓的公有制
代替了私有制，人类就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充其量只是
认识了客观规律，人能较有效地利用和改造客观条件。对人类生活的
丰富多样性的考虑过于简单，中国人的“大同”理想，首先还有一种
道德指标，按我理解是孟子讲的人都有“恒产”或“私产”，在此基
础上由于道德境界很高，形成互相关爱的关系。马克思也讲过“个人
所有制”的话，但是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并没有展开，而按照马恩
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表了的见解看，他们显然是主张公有制是共产主
义的经济制度的。后者（瓶子之比）比如“以人为本”。相对于以神
为本的宗教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本来就是以人为本的。从什么意义上
我们说“‘以人为本’是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崭新境界”呢？中国传
统社会是一种等级制社会，从权利层面看，人与人的不平等是被制度
性地确定了的。而“以人为本”按其本质内涵是说，凡是人，只要是
人，无论他有多少具体的规定性──比如阶级、阶层、社会地位、智
商、民族、人种、年龄、性别等等，他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都拥
有凡是人就应当拥有的作为人平等的尊严和权利。中国最早提出“以
人为本”的据说是管子，其所讲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
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其着眼点显然是“治民”而非“民治”。
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用意显然是提醒君王意识
到，爱民才能得到民的拥戴，才能坐稳天子宝座。这对暴政有抑制作
用。然而，尽管“君”与“民”同为人，但“以民为本”中君与民的
权利关系是不平等的。君为治者，民为受治者，君为施惠者，民为受
惠者。这也是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明确否定“为民”“for 
people”而要求“由民”“by people”所针对的内容。“以民为
本”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在“人民”与“非人民”，或
“人民”与“人民的敌人”的关系中理解“民”。虽然十五大新《党
章》中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突破了马克思主义以民
为本的框框，但是“三个代表”之“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却仍带着马克思主义“以民为本”的明显痕迹。而胡锦涛、温家
宝的一些讲话表明他们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内容仍是马克思主义的
“以民为本”。所以我说这是“用新瓶子装旧酒”。

中华民族现正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概括地说，

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快速发展准备了和平起飞的滑翔道，
　　其中也包括与中国自己过去比而有的“比较政治优势”；
２、人类历史正由机械文明进入生态信息文明（苗东升），与此相
　　应，对和平的珍视和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正成为越来越多的民
　　族、国家和个人的自觉；
３、人类今天已进入全球化生存状态，必须国国平安才能全球平安，
　　必须人人太平才能天下太平。这三个条件凑到一起，对于中国千
　　载难逢，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历史机遇。

在这样的历史机遇面前，人均产值仍排名较后的我们，也展示出了一
些文化优势和后发展优势。

１、文化优势：中西文化的各自长短的互补性；包容性、人文性、中
　　庸合和性、可操作性；
２、人口优势：吃苦耐劳、善于劳动和热爱劳动，智慧，及人口红
　　利。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作出的最新预测表明，15～
　　64岁人口会持续增加至2014年，总量届时将达到9.97亿，而15～
　　60岁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增长，届时总量为9.27亿，所以
　　专家预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十年左右。
　　另一研究成果表明，2005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全部人口的
　　72%，到2020年也还将会达69.5%。这是一个难得的人口机遇期。
　　加之经济起点低，劳动成本低，形成密集性劳动产品的竞争力。
　　这些导致了
３、经济优势：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潜在的文化产品大国、潜在的
　　绿色健康产品大国。

但是，我们本身也存在着许多滞后的东西（四大危机），使我们能否
把握现在的历史机遇还是一个不定数。面对新的机遇（全球化）、新
的条件（如上所述）、新的历史主题（两千年来社会转型，文化创
新）所提出的新的任务，要发扬长处、改变落后、把握机遇，实现和
谐，必须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全盘战略构想。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
新的飞跃。具体地说，我们必须尽快自觉地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
框。执政者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自觉的突破变成自觉的选择，把
对马克思主义的零星背弃变成全面超越。超越马克思主义，实现真正
的社会和谐，把中华民族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必须有一种和谐哲
学做理论基础，有一种可在实践中遵循的和谐之道。

要谈和谐之道必须要谈它的最关键的部分和谐哲学，和谐哲学在文化
中的地位。这是很抽象的问题。但是我们尽量用最通俗简练的语言表
述出来。

先来看文化。

广义的文化意指一切被人化了的东西，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
文明。而狭义的文化，则指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对而言的限于精
神文明范围内或精神形态的文化现象。狭义的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地
位，相当于人的神经系统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其结构有内核
层、中层和表层三个层次。内核层是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
统一，我把这称作“哲学铁三角”。中层是自觉地贯穿了一定本体
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并被系统表述出来人文价值理想、社会行为规
范、艺术审美情趣、国家意识形态，及承载并体现它们，有着价值指
向和意义规范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发展应用
决策等等。表层是与上述两个层次相关联的生动地体现于人民日常生
活、民俗习惯、流行时尚、大众心理中的思想、精神活动。内核层和
中层，属雅文化层，对其的掌握、建构、推行和运用通常是有意识地
进行。而表层则属俗文化层，它的影响通常以一种群众非理性行为或
流行时尚模式发生。比如“姆指文化”──人们通过手机短信所传播
的内容、比如餐桌文化──人们在聚餐时所谈论的内容、比如婚俗、
比如近几年在中国流行起来的过西方节日──圣诞节、情人节、母亲
节、父亲节、甚至愚人节的时尚、追星的粉丝现象、等等。

不同文化的区别，无论是地域性的──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区别，还
是时间性的──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世纪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区
别，还是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文化，如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自由主义文化
的不同，其最根本的不同都会反映在哲学内核层上。

作为一种文化的内核或灵魂的哲学（大哲学，或基本哲学），必须具
有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三个角，即哲学铁三角。不具备这样的铁
三角结构而专注于某个相对具体的哲学分支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称其
为哲学，例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自然辩证法、等等。但是只有具
有这样的铁三角结构的哲学，才可能成为一种文化的灵魂。如果一种
哲学不足以提供这种铁三角，那么就需要另一种哲学来补缺，如果一
种文化中拥有的所有哲学资源加在一起还不足以提供这种铁三角，那
么就需要有宗教来补缺；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文化
的灵魂不具备这个铁三角，那么它就需要哲学来补缺。上次谈到宗教
不具备认识论一角。这可以成为解释两希文化在西方文化汇流而形成
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一个论据。

近几年来，不断地听说有中国人在创造新哲学体系。最新收到的是由
香港亚洲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的《综合哲学》，作者为黑龙江省的
马兴和（航天电子工程师）、马兴祥（高级经济师），封皮上赫然印
着“中国人发现了──哲学总规律”，封底印着“哲学总规律被中国
人发现了──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分析与综合规律是哲学总规律和
根本规律/对立同一等16个规律是哲学分规律和附属规律”。他们能
在这个功利为主导的时代踏下心来做理论研究难能可贵。但是依我的
哲学观一下子看出了问题所在，一是指望着不顾及中西哲学史积累的
成果，平地里建起一座哲学大厦绝无可能；二是以为从认识方法论单
线切入，就能解决所有哲学问题绝无可能。

要理解哲学铁三角，须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曾概括为“思维
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关系他认为有两方面，一是本体论问题，
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谁产生了谁？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精神；
二是认识论问题，精神或思维能不能正确地把握存在。这个概括极其
狭隘、片面、独断。哲学要面对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类存
在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我概括为三大类关系：
第一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或人的内向度关系。涉及：信仰与理性（宗
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价值与真理（德与道的关系，善与真、美
与真的关系）、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
欲望、情感、意志、直觉、灵感、想象等等非理性的关系）。第二是
人与外生存环境的关系。涉及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人与自然环
境、人与社会环境。第三是人与人的关系。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
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所有三大类关系的解决都涉及意义
的选择，都涉及价值论。哲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对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
的解决是从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这一人类理性最普遍、最抽象的
层面来切入，而其解决也是最基本性的。我们来进一步看看本体论、
价值论和认识论的内涵和功能。

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问。这里的“存在”（即是名词又是动词）不
限于具体的人类经验范围内的有限存在，而是指包括了人类存在的一
切曾有、已有、现有和将有的时空形式在内的无限的存在，涉及“终
极实在”──第一因。我们可以从人的真实存在和世界的真实存在这
种有限经验，理性地推出并肯定最终本源或第一因的真实存在，然而
人的认识能力却无法对经验领域的有限认识对象那样去精确地界定最
终本源是什么，怎样存在的。即对于终极实在的全体，人类永远不可
能获得确切的经验性或可确证的知识。哲学本体论对本源是什么和怎
么样的论断实质上是人由经验性知识出发，通过一步步推论和抽象工
夫而对终极实在的认识达到其无法跨越的边界时，又无法经验地证明
却对于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又必不可少的理论假设。这一假设是我们人
类经验知识所能达到的极限处的一环。（相对而言，老子的假设是最
聪明的一种：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可参见我的“必须重新发现的
老子”）个体可以不关心本体论问题而能生活，就如同个人没有信仰
的自觉也可活着一样，但是人类的哲学，却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我
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有一句狂妄至极的话，叫作“只有人尚
未认识的事物，没有人不可认识的事物”。人的认识范围在其实践和
经验基础上扩大的潜在可能性，理论地说确实是无限的，即，我们可
以假定只要人类存在，人类的认识就一定会发展。但是，随着人类认
识范围的扩大，他认识范围之外的未知领域也在扩大着。无限的终极
实在，其至大和至微，历史的起点与终点对于人是永远不能穷尽的认
识对象（雅斯贝斯）。现代西方一些哲学流派，如语言哲学、分析哲
学、元伦理学或后设伦理学，把哲学限定在人类语言或逻辑的范围
内，而不承认哲学有关照人类的真实存在的使命。这是西方当代哲学
的肤浅。足以堪当一种文化灵魂的哲学都不能没有本体论。

价值论是关于价值或意义的学问。价值是人在其生活世界中对于具有
积极意义的内容或对与其有一切直接间接关系的存在中的积极性质的
肯定，人们依照价值判断而对善恶、美丑、利害、爱恨、圣卑、贵贱
等等作出取舍。价值的任务是赋予人类创造性活动及全部生活以善、
美、圣、利的意义和方向性。它渗透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肯定
什么否定什么、保留什么抛弃什么，珍爱什么厌恶什么，支持什么反
对什么，……凡是需要我们自作主张的事情中，都不能没有价值判
断。在一种哲学中，价值论与本体论有着内在统一的关系，即本体论
所设定的终极实在为其价值论提供世界观的基础。用斯维德勒的话
说，就是，“我们对终极实在的理解塑造我们的行动”。同时，价值
论被自觉地贯穿于文化的中层，即前面提及的各种人文学科──如教
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律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涉及社会意
义的审美情趣、社会行为规范、国家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研究提供人文价值方向，并通过多种形式渗透到俗文化层面。

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本质、内容、方法、功能的学问。它通过对人的
认识能力、途径、方法等等的考量，对人获得真理的认识活动给予支
持。一方面对特定的本论论和价值论给以认识合法性、可靠性的确
证，即证明它们有道理，符合事实和逻辑，不是虚妄的想象，也就是
说，哲学本体论和价值论要通过认识论才能理论地建构起来（宗教不
必）。如果不说明达到本体论、价值论的认识可靠性，本体论、价值
论就不可能被有说服力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认识论也把对本体和价
值的认知转化为认识方法和行为方式，比如把对世界辩证存在的实际
状况的肯定转换成辩证地看世界的方法，把对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论
证转换为人的道德行为规范，给中层文化活动和表层文化活动中人们
追求真理，实践善行提供认识方法论工具和行为方式指导，成为本体
论、价值论对人的认识和行为发生影响的中介。

有人曾提出方法论摆在哪里的问题。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
涉及的方法论，一般既包括世界观上的，又包括认识方法上的辩证
法。当我们讲世界的存在状态是相互联系、动态的、发展变化的等等
时，我们所谈的是世界存在状态或样式，即本体论或世界观问题。而
当我们强调要辩证地、联系地、整体地、系统地、发展地看世界时，
我们是在强调要用辩证的方法而不是机械的方法去看世界，这时我们
所谈的是认识方法问题。所以方法论在这里被已包括在本体论与认识
论中了。

可不可以多于三个角呢？哲学的大家族中，确有许多门类──美学、
伦理学、逻辑学，以及科学哲学、语言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历
史哲学……，但是这些不同的门类在哲学中都是“二级”或“三级”
学科，它们或是可归属于铁三角中的某一角──比如伦理学可归属于
价值论，逻辑学可归属于认识论，或是本身都以“铁三角”为其形成
的逻辑前提，即它们是“铁三角”之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在特殊
领域中的具体应用。那么少于三个角行不行？也不行。上面说过，哲
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是人的存在的基本问题。“铁三角”是由人类的
存在方式决定的。人要存在和发展下去，就要认识世界、认识自我、
认识他人、认识社会。认识是他主动有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以获得使
自己肉体生命得以延续的条件的前提，也是他成功地协调与同类和其
生存条件的关系，以及获得自身身心平衡的前提，因此作为一种文化
灵魂的哲学不能没有认识论。而人不是猪，不会只满足于生理需要的
达成，除了要延续其肉体生命外，还必然地会有对意义或价值的判断
和取舍，因此在其哲学中就不能没有价值论。而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确
立，都必须要以人处于其中的无限世界或终极实在为整体关照，即人
类需要把自己对具体的经验世界的认识，对生活中意义的选择与其处
于其中的无限的终极实在发生关联，不能让它们处于上不着天、下不
着地的悬空状态。如果没有本体论提供的终极性的支持，就等于把认
识论和价值论都置于可这样也可那样，甚至可有可无的地位（断线的
风筝，无根的浮萍）。因此认识论和价值论要能成立，就必须有本体
论的支撑。这是哲学铁“三”角的必要性。

依据对于作为文化灵魂的哲学铁三角结构的这种体认，我们会发现许
多中国人提出的新哲学体系，在最基本的层面是只顾及到认识论与本
体论两个角，而西方当代哲学就更可怜，许多都走不出认识论一个
角。这不是说其不涉及价值问题，而是说价值论在其哲学体系中是派
生的，是后生的，即其处于相对次要或可要可不要的地位。其表现就
是科学主义的泛滥，是我们现在中国哲学思维和人文学术的一大缺
陷。比如最近由宋正海教授发起的弘扬辩证科学思想的呼吁中，所用
来批评科学主义的仍只是辩证法思想。比如我们的教科书中讲，“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靠什检验呢？靠效果、效率和效
能。这样小偷有小偷的真理，假冒伪劣有假冒伪劣的真理。又比如建
设新文化只看到要坚持辩证否定观。却没有意识到，必须先要有一个
明确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什么是用什么的价值标准？才能做出取舍。再比如科学发展观、
“科学的执政理念”等等。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进步，仅仅有“科
学发展”的自觉就够了吗？中国当前执政者是有价值标准的，只可惜
是一种带病的或落后于时代的误导的价值观。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论证和谐哲学铁三角的内涵。

和谐之道的哲学内核并不复杂，概括地说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在
世界观或本体论上走出“唯……主义”的绝对主义误区。第二句话：
在底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第三句话：在认识方
法论上将辩证的方法与还原论的方法结合起来，将其恰到好处地用到
适宜的地方。（辩证法不能用于诡辩，毛泽东在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
诡辩，还原论不能用于复杂有机大系统。）

首先，为什么要在本体论上，走出“唯……主义”的绝对主义误区，
允许世界观上的多元化呢？因为在世界观问题上，真理不是唯一的。
这一点是由我们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性决定的。世
界观或本体论是我们对无限的终极实在的理论把握，或有限的人以无
限的终极实在为对象的一种认识。当我们以有限的认识能力去面对无
限的认识对象时，其实就进入了“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
状态。小孩子涉及这样问题的提问，我们都要承认回答不了。中国人
早就知道人的认识的终极有限性：“六合（天地四方，三维世界）之
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斯维德勒教授：人面对
的认识对象是无限。这就象是站在圆周的一个点上，去看处于圆心位
置的一个巨大的对象，每个主体看到的都是他所站的角度使他能够看
到的部分。不同的认识主体，不同的世界观看到的世界，就象是“盲
人摸象”的寓言故事所揭示的道理一样，每个盲人摸到的象的部分是
真实的，然而如果硬是坚持这个局部就是全体，那就一定会导致片面
荒谬的结论。这个故事启示我们，持不同的世界观的人需要对话，相
互学习，而不是坚持我对他错，有我无他。人类历史上，在思想上和
政治生活中实行专制主义的国家，都以本体论或世界观上奉行
“唯……主义”之绝对主义为哲学前提。（这一判断，我现在意识到
还应加以补充。应当说，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奉行一元化绝对主义世界
观或以一种政权肯定的思想为国教的国家一定会有思想专制及政治专
制的问题。但是不能说只要世界观上不是奉行绝对主义的，就不会是
专制国家。比如古代中国的皇权专制是以表儒里法的伦理化政治思想
统治为理论根据。而儒家与法家的思想，在世界观或本体论上都谈不
上是绝对主义的。──作者注）所以在世界观的维度上坚持真理是一
元的，已经是一种落后甚至愚昧的观念。

第二，在底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特别是人类已
经和正在形成共识的人权普遍价值和伦理普遍价值。承认不承认有适
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一切个体和群体的人类普遍价值，是与承
认不承认人有共同的人性（社会性）相关的。而承认或不承认有共同
的人性和人类普遍价值，又属于价值论的问题，它与一定的本体论是
相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认为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
价值观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超时代、超阶级的适用于每个时代，每
个阶级，每个民族的每个人，一切人的人类普遍价值观，超阶级的人
类普遍价值观，如不分阶级的善、美、爱、自由、民主、平等、博爱
是不可能的。人性是由人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性存在状态决定的，不同
阶级的人没有共同的人性（社会性或人文性）。我们差不多从1949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一直在批判所谓的“地主、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
论”，批的就是这种人有共同的社会性，有普遍的价值。

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以及伊斯兰教（统称“闪米特”宗教）都认为世
界是上帝创造的，人则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的。上帝的创造出
于爱，因此人要爱上帝并彼此相爱，人性从根本上说是善的（我们的
流行解释以及我自己过去都误认为基督教坚持人性本恶，实际上“原
罪”是人背离上帝后犯下的），人类最普遍价值的依据是上帝。

中国老子哲学，道家哲学（不同于老子哲学）和儒家哲学，以道作为
终极实在，而天道是“利而不害”，有“好生之德”的，作为天道的
一种承载或一种具体体现的人，其天性从本然和应然状态上说也是善
的。人类最普遍价值的依据是天道。

儒家（孟子）主张的“人之初，性本善”若理解为“利而不害”的天
道之“好生之德”或“成大于毁”的一种表现是符合经验的。尽管天
有种种“不测风云”，人有种种“旦夕祸福”，但是，从宇宙的形成
过程，到人类形成的过程，到人类个体及所有生命体的生命过程，我
们都可以体会出，如果害大于利，如果死亡、毁灭的力量大于成全、
生长的力量，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宇宙、世界和人类。如果把
这种成全、存活的趋势归为一种生存论意义上“善”的话，显然这是
一种生来之善。但是，如果按照孟子的意思把人性善理解为伦理学意
义上的“善”，即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可以理解为儒家主张
的生存论意义的善与伦理学意义上的善的桥梁）进而提出人有恻隐、
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仁、义、礼、智四端，就象人有四肢一样
是与生俱来的：“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
丑上》）显然带有强烈的与经验不符的先验论色彩。伦理学意义上的
人性是社会地形成的，不是生来就有的。“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
初性本恶”都很容易驳倒。相比之下，孔子之“性相近习相远”则揭
示出人之伦理学意义上的善性，是需要通过学习、修炼养成的习得之
性。

中西历代先哲先圣，无论主张人性善或人性恶，人性无善无恶或人性
兼善与恶，都肯定了人有共同的人性。在肯定人有共同的人性的基础
上，都是要扬善抑恶。他们所扬之善，其适用性并不限于某个特定群
体或特定个人，实质是人类普遍价值。

“人性”与“人的本质”在概念上是什么关系呢？人有许多物质的、
生物的、哺乳动物的、社会动物的规定性。其中人之为人的本质属
性，就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把人的
本质界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理想状态的或非异化的劳动）。
更早他还针对基督教神学的思想专制，强调过“人是人的最高本
质”。而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人的
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这个界定问题很大。按马哲教科书的诠释，即它一方面揭
示人与动物的区别，另一方面说明人与人的不同。由于不同阶级的人
其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同，因此不同阶级的人没有共同的人性。相应地
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人类普遍价值。

“人的本质”本应揭示的是人的最重要的共同属性。我对于人的本质
的界定如下：

人作为一种受其求生本能和欲望制约而有物质、生理需要的社会动
物，作为一种受制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而有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社
会存在，即作为受制于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一种社会存在，“人的本
质”在于：能根据对于价值或意义的领悟和追求，对自身需要和客观
规律的一定程度的理性把握，主动地处置、驾驭（包括顺应、利用和
马克思主义实践意义上的“改造”）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有意识地
协调、处理（包括合作与斗争）与同类和其生存条件的关系，并能担
负起相应的责任，在为保证其存在和发展的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地在
物质层面（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社会层面（人与人的关系）和精
神层面（人与自身、人与神或人与道的关系）自觉地实现对自身有限
性的突破，表现出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的倾向。

在历史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人
都有上述人的共同本质，而任何其他动物却决没有上述规定性。人的
本质揭示的是人与人的共性。这些共性是寓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特殊或具体的人身上，并通过他们
不同的特殊性而表现、实现出来的。

在人或人类的成长过程中，不同时代的圣哲或思想巨匠们，一直都没
有停止过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探索、追求和建构。这一工作的实质，
是建构人之为人共同的精神标准，是自觉地养育有益于人类健康发展
的人之善性。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轴心时代，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
今天仍未完成。而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追求和认同程度也就标志着人
类在精神上的成熟程度。

自觉地意识到并主动地努力建构有约束力的人类共同遵守的底线普遍
价值标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开始的。先是由罗斯福总统1942提
出“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除恐惧、免除匮乏的自由，1948
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为普遍人权价值。而
普遍伦理价值则直到1993年第二次世界宗教大会上通过的《走向全球
伦理宣言》才在全世界范围内明确地提出了一些动议。已经明确提出
的普遍人权价值和普遍伦理价值，都是人类的底线价值标准。就人类
的大多数而言，直到今天，只就对底线人类普遍价值的自觉认同程度
来看，其精神上远不够成熟。（人类在精神上正处于他的而立之年，
他仍在摸索中，人类整体在精神上还未达到“不惑”的程度。）不过
人类历史上少数人，实际止早就达到过人类普遍价值的高标，如耶
稣、孔子及门徒。但是不能把高标设置为基准，因为将无法普及，如
果社会强力推行还会造成普遍的虚伪。而离开人类普遍价值的底线，
或建立在拒绝底线人类普遍价值立场上任何所谓“价值标准”或“核
心价值”，要么是一种道德虚伪，如“文革”时代之狠斗私字一闪念
等等。要么就是一种人性误导或扭曲，如法西斯之绝对服从元首。

尽管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底线人类普遍价值要算是最近100年内才开
始的思想工程，然而，建构人之为人共同的底线价值标准，或人类普
遍认可的共同的善，却有其客观基础。首先，人有共同的生理构造，
共同的感知能力，共同的感情体验，共同的生活经验和教训。这些人
人具有的共同性，既是建立善良人性的基础，也是建立邪恶人性的基
础。我们对于幸福和痛苦的体验本身可以成为我们同情和关爱其他人
的经验基础；同样也可以成为我们转嫁痛苦，争夺有限资源的经验基
础。但是毕竟上述这些共同性，使我们从自爱上升到爱他人成为可
能。其次，以人类相同的生理构造和社会生活为基础，人类有着作为
人（而不是其他动物）的共同的多层次需要。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马斯洛把人的欲望和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要，即：维
持个体生存和种系发展的基本需要，例如：对食物、水、阳光、空
气、性生活、穿着、栖息以至睡眠、排泄的需要；第二层是安全需
要，即，对威胁、伤害的恐惧，寻求保护的需要；第三层是归属与爱
的需要，即：人对家庭、民族、国家和对爱情、亲情、友情的需要；
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即：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第五层是认知的
需要，即：追求知识、理解的需要；第六层是爱美的需要，即追求赏
心、悦目、好听、好闻、好玩的需要；第七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
表现欲、创造欲、成就感等等。

人的这些需要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定立并遵
守一些共同的规则，既保护每个人的合理需要能正当地争取和实现，
又不侵犯和妨碍其他人的合理需要的正当地争取和实现。这就需要达
成一种普遍的人权价值和伦理价值标准。在普遍的人权价值方面，大
家都熟知的信仰、思想、言论、结社、工作、受教育、婚姻等等自由
权利；在普遍的伦理价值方面，现在已经提出的有：道德黄金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每个人
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以及从各大宗教都有的四项戒律中发展出
的四项积极的原则：不许杀人，尊重生命；不许偷窃，正直公平；不
许撒谎，言行诚实；不许奸淫，男女之间要互助互爱互相尊重。

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这些已经获得广泛认同的人类普遍价值标
准，在中国民间也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1990年亚运会唱出了“让世
界充满爱”；2008将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梦想”体现的就是这种普遍价值。这些人类普遍的人权与伦
理普遍价值并不是做人的高标，认同并遵循之不是要求我们“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先天下之忧而忧”、“无私奉献”、或象耶稣那样
为了替世人赎罪，把十字架背在自己身上无所畏惧地献出自己的生
命；而是凡人都应当自觉认同、遵守的价值标准。这一人类底线价值
标准或人类普遍价值标准只能是一元的或单向的。我们认可尊重生
命，就一定会反对滥杀无辜；我们认可诚实守信，就一定会拒绝谎言
欺诈；我们认可正直公平，就一定会反对掠夺盗窃；我们认可男女间
互助互爱互相尊重的关系，就一定会反对逼良为娼，就不会象畜生一
样的淫乱。我们认可凡是人都有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就一定会反对
蔑视、践踏人的尊严与权利的一切行为。能否自觉接受标志着当今人
类精神成熟程度的人类普遍价值，在今天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学者、
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没有属人的精神资格，
即其配不配被称为人或人的。拒绝这些底线人类普遍价值，如果是个
体，就算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正常的，他在精神上却没有达到做人
的资格；如果是一个政党，它就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政党，

如果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那就必然是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民族
和国家。因为它落后于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经验证明了的对人类
群体和个体都有益无害的做人的底线标准。

我们今天常常讲在文化上，我们要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价值，要和而
不同。“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价值”只是说在世界观或本体论上走出
“唯……主义”之绝对主义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和而不同”是句
好话，但是“和”的必不可少的共同基础就是对底线人类普遍价值的
认同。承认文化的多元，并不意味着肯定象法西斯文化、奥姆真理教
那样的反人道，反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化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一定要意
识到，人类能够“和而不同”是要有共同认可的普遍的底线价值作基
储作前提的。恐怖分子要杀人，并认定其滥杀无辜为正当；国际贩毒
集团要谋利，并认定其贩卖毒品为正当；无神论者认为有神论反科
学，因此他们执掌了政权就剥夺有神论者的信仰自由；权力者想用权
力谋私，因此就用专制的手段打压迫害揭露腐败的新闻工作者和维权
的民众，诸如此类的文化，我们能与其“和而不同”吗？

第三，在认识方法论上将辩证的方法论与还原论的方法论结合起来，
将其恰到好处地用到适宜的地方。哲学界有一个偏见：中国哲学缺少
认识论。实际上中国哲学的道本体论也是通过认识论建立起来，但是
不是通过形式逻辑的概念演绎与归纳，而是通过取象比类这样一种从
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认识方式。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是
实用的、生活的智慧，因此即事言理是它的动因；其反映实际、把握
实质、付诸实行、取得实效的务实思想结出了辩证思维方法的果实。
西方哲学所追求的是思辨的智慧，因此它的动因是离事言理，注重的
是由概念构成的逻辑体系的自圆其说，因此更为注重逻辑的自圆其
说。中国哲学关系地、动态地、系统地、综合地看世界，注重对事物
的整体性、联系性、动态性、系统性的把握，提倡解决问题时适度、
执两用中、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西方哲学的主流则一直是实体地、
静态地、局部地、分析地看世界，还原论是其主要思维倾向，形式逻
辑的公理演绎和分析方法以及经验归纳则是哲学思考的主要程式，提
倡解决问题时非此即彼的明确性。两种智慧都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
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近代的崛起与中华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
搭起的台阶相关，而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则与利用在西方文化
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实证性科学技术密不可分。中华辩证智慧对于解决
复杂性系统问题具有优势──在确定正确的全局性长远发展战略时不
可缺少，如阴阳五行辩证法，是一种有机整体观，全息视角，是立体
思维，讲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立平衡；西方形式逻辑智慧对于
解决精密技术问题，或量化问题具有优势，在解决量化问题时功能强
大，如航天飞机的设计，杂交水稻的培植。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
证明了这两大思维智慧各自的长短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孰高孰低，难
分伯仲。但是，就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建立于西方智慧基础上的科
学技术，原子论思维方式居于主导地位，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呈现
出捉襟见肘的状态。中华的辩证思维智慧应当特别地加以弘扬。

在面对当今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时，回顾以往人类历史可以看到，对
于人类的大多数而言，上述三大类关系中每对关系都一直存在着尖锐
的矛盾冲突。人类多数在处理这三大类关系涵盖的各种矛盾时，从来
没有深刻地领悟到，中华辩证智慧所认定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动
态平衡与和谐是人类存在的应然或最佳的状态；从来没有主动自觉地
做到过中庸、不走极端；从来不曾自觉地认同并遵循过底线人类普遍
价值原则。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用一方压制、支
配、统治另一方，以牺牲一方来满足另一方。我们在两个极端中不自
觉地弹来弹去，却总也落不到中线上来。世界观上的不包容，价值论
上的不正确和认识论上的愚昧，使我们在更为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
如在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市场与计划、公有与私有、权利与义
务、男权与女权、长辈与晚辈、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等等关系中，不
断地走弯路、摔跟头、吃苦头。

现在到了我们在和谐哲学的问题上努力达成共识的时候了。这个基础
理论问题如解决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社会当前滞后
因素的认识，以及对我们如何建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如何稳妥实现
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看法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足以提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之树上的时代之果。（《超马》一书第三篇第
二章“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之树上的一个时代果实”中论述了三个
方面的内容：（1）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想之树上的时代之果；
（2）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之树上的时代之果；（3）马克思主
义是西方哲学之树上的时代之果，演讲稿从时间的考虑只集中讲了哲
学一个方面。但是光盘中有后来与专家们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思
想的关系”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作者注）

首先，它保留了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宏大视角，是本体
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有机统一的大哲学。

其次，它吸取了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成果：一
是理性主义的而不是信仰主义的，或人的而不是神的视角。二是唯物
主义的立场和反对神学的革命传统。三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第三，它努力使哲学具有科学性并能推动自然科学的进步。并将科学
贯穿于人文领域，即试图科学地解决人类社会历史问题。

第四，它将哲学与社会和历史的实际进步问题统一起来，是西方哲学
乐观主义进取态度的自觉继承者。它积极地关注、正视而不回避其时
代的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正，却并没有走向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相
对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西方思想和人类思想的伟大贡献。一是划圆了一
个唯物主义地解释世界的模式。二是把改变世界的实践维度引入哲
学，这使其对人类历史获得了一种全新把握；并为科学实证认识奠定
了坚实的哲学基础（相对于休谟、康德）。三是揭示出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最基本或建构性原则：“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原则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原则。前面我们说
过，哲学本体论或世界观是通过认识论环节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
格斯是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从实际出发将唯物主义世界观（自
然观和历史观）建立起来的。但是，马克思的时代进步思想或时代前
卫思想是批判宗教有神论（当时宗教意识形态也是以绝对主义为特
征，是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崇尚科学唯物主义。加之西方思想的
Ｚ字型──即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非此即彼的发展路线，以及
还原论思维惯性的作用和人类处于不同世界观“独白”而不是“对
话”时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的本体论或世界观不可能自觉挣脱
“唯……主义”绝对主义的羁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
是”的认识原则被限定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可容纳的范围之内。唯心
主义和有神论世界观被认为是荒谬的。他们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文明
处于粗鲁、残忍阶段的时代，或周扒皮式资本家统治的时代。民主、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普遍价值还是一些装饰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
斯要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首先就要关注受压迫最深的工人阶级的解
放。

由此就有了与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和整个理论体系内在统一的马克
思主义的致命的理论误区或历史局限性。

第一，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的绝对主义导致的自负和封闭，特别是对
宗教和唯心主义的否定。世界观上奉行绝对主义，主张一元论，拒绝
世界观上的多元合法性。

第二，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片面认定导
致的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自觉抛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支持下自觉
地否定阶级社会中存在着超阶级的共同的人性。也错把那个时代民
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未能全面落实理解为民主、自由、平等、博
爱这些普遍人类价值本身都是虚伪的，没有现实性。在价值观上走入
了劳动阶级的价值观高于人类普遍价值观的错误轨道。当然，历史唯
物主义及共产主义学说中存在着对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偷运问题。只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视角，根本无法形成对资本主义人剥削人
的异化制度的批判。

第三，带有还原论思维印迹的畸形辩证法。对历史起点的设定是还原
论的，作为历史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的“现实的人”是为了生存而
必须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人的其他规定性都由此派生而来。对人类
社会的解释最后归结为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性生产的发展，这种
解释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恩格斯的更通俗解释（如“卡尔．马克
思”和“在马克思主义墓前的讲话”）到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
中的“两个归结”的还原论思想特征都是无可置疑的。在政治经济学
领域对商品价值的界定，对剩余价值来源的界定，也同样存在着还原
论的问题。还有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
存在与社会意识等等辩证关系的处理上，都有还原论的问题。

第四，在更为具体层面上的简单化、空想性与偏激性的问题。

简单化：对历史起点的还原论设定本身就是简单化的。由此而演绎出
的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也都不可避免是简单化的。只有生存需要因而必
须进行生产的人从来就不是现实的人。哈耶克在其《论思想国有》序
中也指出，马克思以“生产工具”、“生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明
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听起来头头是道。其实所谓“生产工具”，已
包含着人的理智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所含的
意指就更为复杂，包容的非经济因素也更多。还有对私有制的全盘否
定，对公有制的全盘肯定都是简单化绝对化的。对共产主义社会中自
由的人的设想，也是非常简单化的，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受分工
限制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三岁儿童追求的。现在的有钱人、中国的
有权人，有些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他们那
叫自由吗？这种所谓的自由实在是太低级了！

空想性：一旦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人类就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
活，而这种有计划的安排一定带来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人类的一切
罪恶、愚昧、不公、不义就此结束。起而代之的，将是人类前所未有
的告别必然王国而进入自由王国。没有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也没考
虑到人的创造性和需要所具有的无限多的可能性。各取所需，只局限
于物质就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人还有健康的需要，情感的需要，等
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蕴含着中国人对人的终
极有限性的一种深刻体认。人要想快乐，他就不能在物质需要和欲望
满足方面贪得无厌。这就需要一种自觉地不走极端、中庸适度的方法
自觉和提升自己精神和思想境界的内向度自觉。

偏激性：其明显的表现是对于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
作用的夸大。将民族矛盾，性别矛盾都归结为私有制下统治阶级与被
统治阶级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暴力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获得整个世界。无产阶级
的全部使命浓缩成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
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
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其历史贡献是共存的，其
理论的最基本原则与其理论的致命误区可以并行不悖。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有
其历史必然性。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迫不得已。帝国主
义的对外的野蛮侵略扩张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现
实，资本主义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其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的矛盾有所缓和，然而殖民地国家和被侵略的国家的人民却因此而遭
到掠夺而增加了苦难。其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进行侵略的哲学根据是社
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强盗逻辑，也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哲学
基矗它主张：某些种族、某些国家是优秀而强大的，因此根据弱肉强
食、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它们有资格有权利压迫、奴役、统治甚至
消灭所谓的劣等而弱小的民族和国家。这是一种反人类普遍价值、反
人道主义的兽性哲学、是人吃人之道。如果以仁爱之道去对付这种野
兽般的吃人之道，那就是犯了东郭先生救狼或农夫用体温去救冻僵的
毒蛇的迂腐。唯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阐述过的劳动阶级和
受压迫民族的暴力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是这些
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

毛泽东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可以说明这种“迫不得已”。
“5．4”运动后，毛泽东曾明确主张“呼声革命”，而拒绝“流血革
命”。他曾经尝试过通过建立“新村”、“工读互助团”等空想性的
社会主义实践，为社会建立样板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后来他还亲身
参加过两次“呼声革命”实践，一是湖南的驱张运动，一是湖南自治
运动。都失败了，他才接受了列宁主义的道路。在1921年元旦新民学
会长沙会员大会上，面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改良的或改造的两种主
张，他明确赞成“俄式”，即流血革命的方式。“因俄式系诸路皆走
不通了的一条变计，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
多。”

马克思主义能被中国人接受，能被中国化，还有其文化心理条件。

首先，从信仰方面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无神论唯物主义。中国社会在雅文化层面的主流信仰是非人格神的又
包容人格神的“道”，以道观之，有神论与无神论都可理解。在俗文
化层面，虽有大众对人格神的信仰和崇拜，但是这种信仰一般是经验
功利型的──保佑生子、发财、健康、仕途等等。因此，雅文化层对
道的信仰可以给接纳一种诸如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个人追求的终极意义
预留出空间，而俗文化层，则由于信仰对象是具体的，而不是唯一的
至高神，当信仰不能带来现实的好处时，信仰者可以把这些具体的神
放在一边，而去追求能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的其他方法途
径。雅文化层面对“道”的信仰，俗文化层面对神持经验的功利性信
仰的习俗，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传统在中国人看来并不是异端，
更不是大逆不道。

其次，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群体利
益高于个体权利的价值取向。西方文化的自然法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
平等的天赋权利的思想前提。个人价值本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
级价值至上形成一种抵制力量。而中国文化所信仰的“道”虽然按照
老子的阐述，是“法自然”，而且这里的“自然”与“自然法”中的
“自然”一样，都是指自然而然，是本来如此的公理，然而老子的
“法自然”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法律作为价值终极支撑的“自然
法”的最大不同在于，“道”所展示并强调的重点不是人的天赋权利
而是人应有的与天道一致的道德。而在等级的社会生活中，对人的道
德的强调，在中国渐渐演化成了一种尊卑有序、群体利益高于个人的
价值导向。忠君爱国，甚至忠孝不能两全。这种群体高于个体的价值
选择，相对于西方影响至深的个人价值至上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于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集体主义显然不是障碍而是一种方便。

第三，从思维方式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的认识方法论。西方哲学传统是重思辨、重逻辑合理性、重理论
推演而轻视生活实际。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维传统，从实
际出发以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的品质格格不入。而中国哲学从轴心时
代已经定型的思维倾向，就展示出明显的务实性、辩证性。西方人理
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很困难，而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几乎渗透于
生活习俗层面，对于理解、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及历
史辩证法没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

第四，从社会理想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基督教的终极理想是经过末日审判，好人升天
堂。中国文化的强烈的人文性，使得中国人更重视现世生活的理想
化。老子在《道德经》第70章中明确地说，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
足。”孔子在《论语》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不患贫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安。”而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则对财产公
有，政治清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人的道德水平普遍高尚的大同
社会有更加清晰具体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
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第五，从对社会革命的心理承受力看，中华民族比西方民族更容易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手段。西方强大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使“原
罪”的观念根深蒂固：人在世间受苦是人固有的命运，人真正得救是
要忍苦行义以期在末日审判中升入天堂。虽然老子也曾明确地提出过
与基督精神十分神似的“报怨以德”的主张，但是中国人更加普遍地
接受的却是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思想。在2,000多年大
一统的皇权统治史中，通过农民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史实被认为是符
合天道的天经地义。“暴力革命”一直被认为是达到均贫富等贵贱社
会目标的政治手段。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和与此内
在统一的历史贡献与致命的理论误区。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中国传统
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他说都有值得继承发扬的内容。但是，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同时也是具有人类普遍价
值的道德哲学内容和辩证法思想嫁接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
观和劳动阶级价值至上论的基础上。中国传统哲学在毛泽东和邓小平
手里都成了“用”，而马克思主义则被当成了“体”，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也曾取代了对“道”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种思想
创造过程，毛泽东邓小平在这一过程中都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伟
大贡献。在1949年之前，在推翻以三座大山为特征的专制政治制度的
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1956年之前，在一穷二白的基
础上快速形成一个较为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也
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价值观上的劳动
阶级价值至上、方法论上的还原论胎记、以及更具体层面的简单化、
空想性和偏激性问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任务面前，不会造成严重
的恶果（恶果局限于革命队伍的小范围内，如肃清ＡＢ团，延安抢救
运动），因为以劳动阶级价值至上论作为反抗专制制度的立场原则，
和以普遍的人类价值观作为反抗专制制度的立场原则，在实践目标上
都是推翻专制制度。但是，一旦共产党变成执政党，一旦它手里有了
绝对权力，那么劳动阶级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这种似是理论上差之
毫厘的问题，却造成了巨大的人间灾难。

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曾经是和仍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因为
坚持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或思想一律，扼杀了多少民族思想精英和民
族发展的精神资源，因而导致民族思想萎缩？也都以代表绝大多数人
民的根本利益为口实犯下过多少反人道的罪行？中国的反右、文化大
革命、“6．4”、法轮功的处理，都是在这种难以发现的马克思主义
有偏激问题的价值观指导下发生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论证“三个
代表”之“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伟大深刻，而看不到
其价值立场上的问题。一个现代政党，它不在台上时，它可以努力为
实现它代表的群体、集团、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如果它代表的阶级的
基本人权被剥夺，并且是被专制地暴力地剥夺，它当然有充分理由以
暴抗暴来争取和维护自己阶级的权利。但它一旦成了一个国家的执政
党，它必须自觉地意识到，它要实现要维护的必须是全民族每个人，
国家中每个公民的合法利益。如果把一部分公民排除在外，说自己只
“代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然给剥夺不属于这个群
体的少数的人权留下后门儿，仍然给国家政权反人道的犯罪预备了合
理性说词。

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出发点不同，但是确有相通之处，即在价值
观上都不接受人类普遍价值高于阶级的、民族的价值。德国法西斯和
日本法西斯犯下的反人道的罪行都以日尔曼民族或大和民族种族优
越，因此其价值高于人类普遍价值为思想前提。

因此为了它们本民族利益的实现，可以滥杀其他民族的人民。这样的
教训真是刻骨铭心。可是，直到今天，左派批判谢韬老师提出的只有
社会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张时，仍然把“自由、民主、平等、博
爱”这些人类底线普遍价值作为批判对象。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前过的
那种人前只能说官话、套话、革命话；人以人为贼、为敌，战战兢
兢，精神恐怖的日子，好象他们从没经历过；中国人为了表明自己的
道德高尚，与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的父母、配
偶、子女脱离关系这种六亲不认，好象他们从没见过；为了自己不被
批判、迫害，就象疯子一样去批判、迫害别人那种人性扭曲，好象他
们无所谓。甚至还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所坚持的这种
观点（请注意：演讲中不慎将本应是“这些人所坚持的这种观点”说
成了“这些人”，这是我的错误，在此特向“左”派道歉。“左”派
中有些人我知道人品是很不错的，我既在《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
肯定毛泽东、邓小平的错误是“好心办坏事”，顺理成章，理论地我
也应当把“左”派设想为人格上没有问题，只是有理论见解上太僵化
太背时的问题。在《超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的序言篇中，我对
“左”派也是有所肯定的。演讲中的这种情绪，是因为演讲前，我刚
读了不少“左”派批谢韬老师的文章或座谈会的发言，所以我带有情
绪。在光盘中还可以看到我说“我这里发泄一下”。现在来看自己的
演讲，发现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他的任何理论观点都不能为情绪所
左右。《超马》一书我始终感情真挚，但是没有情绪化的发泄。──
2007年10月21日──作者注），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已经相当于散
发着腐朽臭气的考古标本。

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就是坚持其最基本原则，而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
原则与其致命的理论误区难解难分。马克思主义无论怎样与时俱进，
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会坚持着它的致命理论误区。马克思主
义不能提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指导。

“危机”一指“崩溃的关头”，一指“危险的根由”。后者通常指会
导致崩溃的问题。中国当前有四种全局性的严重滞后因素或问题，严
重到可以说是“四大危机”。

四种危机是政治危机、思想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

政治危机即政治合法性危机，按照中外学者的一致理解，是指民心对
政权的普遍认可发生了问题，实际上就是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遇到了
置疑。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可以说是自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最低点，原因并不复杂，是腐败造成的。反应这方面情况
的民间顺口溜很多。在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客观上不存在可以取
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任何政治组织。执政党的执政危机同时就是
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危机，也就是关系到中国大陆上所有中国
人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

首先，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原有合法性资源现在已经明显出现越用
越少而且终将告罄的趋势。其28年武装斗争的流血牺牲随着时间的推
移渐渐会被活着的人看成是与现实没有直接联系的英雄史诗。1949至
今快要60年，两三代人。

其次，执政党不能制止的贪污腐败，会抵销掉其新的政绩为它的合法
性的加分。

第三，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后继无人──无最优秀的人才加入的窘境。

第四，信息垄断与思想控制都正在被形式化、被架空。虽然还经常会
有因言获罪的事情发生，但是因言治罪的门槛儿却大大提高了。可畏
的“人言”已无法控制。

第五，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和经济权利的获得，意味着其权利意
识的自觉程度会提高，他们对政治权利和思想权利的渴求会成倍增
长，会有更多更明确的自由权利要求，包括结社自由、信仰自由、思
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要求产生出来。

第六，执政党如不能及时放弃落后的政治理念，与时俱进，其公众形
象就将象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那样，被中国民心和国际社会视为落后
和反动势力的代表。

思想危机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
义的危机。如前论述过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超
越。人类社会越是成熟，越是自觉走向思想包容，走向认同人类普遍
价值，它的致命的理论误区就越是明显，用它指导实践就不但不够
用，而且耻其为用了。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
“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呢？按
照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
本内容。”在胡锦涛的党校讲话中，能作为价值原则的实际上还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科学发展观”带有科学主义的味道。
科学精神有价值，其实质是主张实事求是，不迷信任何权威。但是科
学精神本身并不能教给我们辨别善恶、美丑。科学发展观，比起大跃
进时代的反科学发展观来，有进步意义。科学解决的是形而下的问
题，可被善用也可被恶用，它对社会进步提供的充其量是“用”，而
不是“体”。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被说成是“以人为本”，但是“以人
为本”实际上仍是“以民为本”，而且为什么这可作为科学发展观的
核心也没有说明。这些都说明执政党思想上的疲软和空虚。

这种指导思想的疲软和空虚的具体表现：第一，执政党适应时代潮流
和民族发展要求的新的实践无法获得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支持它执政
合法性的思想体系已经被时代淘汰。于是在“与日俱进”的名义下不
得不善意地偷换马克思主义，实质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有“包子
换馅儿不换皮儿”和“用新瓶子装旧酒”两种实用主义的变通。

第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丧失了大众社会基础。大
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大致有三种：一是认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
挂起，他说他的，我活我的；二是认为它假大空，陈词滥调，无用也
无害；三是认为它是错的、有害的，是误导，但是无力左右，只好冷
眼观瞧。

第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在的历史阶段，实际上是一把双刃
剑。执政党不能尽早地自觉地收起这把剑，还存在着自残的危险。中
国现处于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中，由一党治国向宪政民主过
渡需要时间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受压迫群众反
对专制统治的利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会说：有压迫就有反抗，被
压迫者造反，按照马克思主义是天经地义。一旦群体突发性事件与马
克思主义的“造反有理”相结合，将使执政者在理论上进退两难。

第四，给和谐社会的建设造成意识形态负担。（如《物权法》出台的
坎坷）张维迎在2006年3月间北京“西山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的
约束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须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
多事情能做不能说；使得不同的人对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
相反的解释，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延误了一些了改革，也加
大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脆弱的
地位，为了政治上的安全而束手束脚；使得改革政策在形成过程中不
能公开讨论，集思广益，增加了实施中的风险；增加了改革的不确定
性，削弱了支持改革的力量。谢韬指出，“‘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
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
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
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
有话语权。”

第五，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使执政党在社会生活意义导向方面
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其作为道德权威实际上徒有其名。从江泽民的
“讲正气”到他治下制定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定的20字公
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
业奉献”。从胡锦涛强调“两个务必”，到他提出“八荣八耻”，主
观愿望都是要提升执政党的道德水平以及中国社会道德水平，但是由
于没有自觉地以人类普遍价值为底线基础，因此就象是一个黑社会集
团也强调内部纪律和道德规范却不能保证其不对社会犯罪那样，这样
的道德规范没有办法阻止国家权力以维护最广大中国人民利益的名义
对于某些公民实施反人道的犯罪，也不可能阻止绝对权力导致的腐
败。

文化危机是马克思主义支持或保护下的文化专制主义导致的我们民族
文化的危机。58年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统下的文化专制造成的最
大恶果就是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严重萎缩，萎缩到了快要断子绝孙的
程度。中国在眼下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她的被权力肯定的最
权威的文化实际上是现时代最落后（不承认底线人类普遍价值）的文
化；她的影响最广大的流行文化是混杂了中西文化中的缺点因而十分
片面、偏激、混乱、低俗、丑陋的文化；其奄奄一息的本民族文化，
是依然携带着导致中国在19世纪衰败的那些病毒、病灶、病根而从没
有得到认真治疗的文化。现实民族文化危机可以说是长期以来政治和
思想专制的结果，也是比执政者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更深层的危
机，是我们将失去自己民族文化身分的危机，是近60年来民族文化之
根、文化之源被截断，文化成长之流的活水又长期被阻挡导致的。

首先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博大深刻的优秀内容不能发扬。近
60年来，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裁割，完整而内在统一的中华民
族文化已经被大卸八块，其超越而涵容的世界观，被归结为唯心主义
和历史唯心主义而被抛弃；其圆融的辩证方法论的和谐取向被对立、
斗争、对抗至上曲解；其仁者爱人、利而不害的普世价值观被冠以地
主阶级虚伪、抽象的人性论而加以践踏。其几千来对利而不害之
“道”的信仰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所取代。

其次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劣根性的内容得不到清理。在文化专制
主义的保护下，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恶劣、最丑陋的东西，或是
戴上马克思主义的面具重新登场，或是依靠着专制制度的靠山依然走
俏。专制主义的文化逼使其治下的所有人异化为冷漠、残忍、虚伪，
丧失人性的东西。中国极为重礼教的儒家文化与重刑罚的法家文化，
当其被用作专制统治者的统治工具时，渐渐地形成了一套表儒里法的
专制主义政治统治模式，它所藏之污所纳之垢，在马克思主义被用作
统治工具的新专制主义统治模式下得到了孳生繁衍的土壤、空气和水
分，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清理。（毛泽东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主
席万岁”、“万寿无疆”。）

第三是西方文化中真正优秀的东西接受起来障碍重重。我们学习西方
非马克思主义文化只学其“用”，即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相冲突
的技术、管理、微观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社会科
学，至今一直明确拒绝去学习西方文化中最有生命力之“体”，即西
方文化中真正深遂的，特别对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思想、文化落
后的固疾，也是补救中华民族文化先天不足的最有价值的内容──现
代宪政民主制度，及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
遍人类价值。

第四是西方文化中现代与后现代中的糟粕接受起来如饥似渴。消费主
义、任意挥霍、不加控制的动物性欲望的非理性发泄，特别是性解
放、未婚同居、杯水主义、心平气和地换老婆派对、春药（伟哥等、
小广告）、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乌七八糟应有尽有。娼妓、吸毒、
赌博、诈骗、团伙犯罪、官匪勾结的黑社会，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很快扫清的社会毒瘤，又在学习西方，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
于不造成对文化专制的直接挑战，由于国家机器的力量集中用于严控
和打压原本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民主力量和非官方掌控的信仰，而给真
正的社会毒素以存在、泛滥的可能。

一个其文明延续了五千年的伟大民族，什么是能导致它毁灭的致命穴
位？那就是支撑它精神生命的信仰。文化危机中最深刻的问题，是我
们几乎对自己本民族的信仰完全遗忘。58年来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
使我们的文化发展被局限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且呈偏执与混乱交
替的状态──不混乱时我们偏执，不偏执时我们混乱，更多的情况下
是既混乱又偏执。我们把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对道
的信仰──完全抛弃、遗忘。这是一切文化危机中最深刻的危机。中
华人民共和国近60年来培养出来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中不少都极其不
了解并进而极其蔑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们中相当多的人肯定中国文
化是象毛泽东那样以马克思主义为体，而将本民族的文化只作为
“用”（前面提及的宋正海等也有此倾向）；他们中有不少人把反专
制主义错误地等同于彻底否定中华文明；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受波普的
影响，把辩证思维看成是专制主义独有的思想工具。他们中还有些人
把接受基督教新教的信仰视为学习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必不可少的前
提。这一切因素合在一直导致了我们对“利而不害”、“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之“天道”的信仰的抛弃和遗忘。我们现在面临
的深刻的信仰危机，一般人只看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被解构了，没有看
到在马克思主义被解构之前，我们本民族的信仰早被解构了。

中国人对于“道”的信仰与基督教对于上帝的信仰一样，维系的是一
种人类普遍价值，提供的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不断提升，不断超越
的精神坐标。这个坐标既有水平维度（丰富多彩），又有垂直维度
（超凡入圣），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不竭的创造力源
泉，提供给中华民族文化创造时固执不放的真善美圣方向的精神支
点。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承认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的超阶级的人类
普遍价值的存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终极价值支撑的对于道的信仰被
毁掉后，中国人就陷入了王尔勃所说的三种人文缺失：意识形态迷
狂、工具理性崇拜和消费主义欲望膨胀。三种人文缺失在毛泽东时代
的突出表现是意识形态迷狂。改革开放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马克
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渐渐被实际地边缘化，工具理性的崇拜占据了上
峰，现在它仍然在“科学发展观”等等科学主义的流行话语中保持着
强盛的生命活力。失去信仰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具理性和消
费主义欲望膨胀，导致了普遍的人心惶惶和道德下滑。人们变成挣
钱、吃饭、消费、娱乐、恋爱、同居的机器，文化不再是陶冶精神的
存在方式而变成了商业卖点……全部生活内容都被平面化，中国人普
遍地丧失了向上提升自己心灵境界的垂直维度。（“道”作为中华民
族，特别是作为雅文化层面的信仰对象，这里论证不够。演讲后的讨
论中有专家提出的意见中涉及这个问题。希望在《超马》修改后的平
面版本中我能有说服力地对此作出理论论证。──作者注）

社会危机。这里所说的社会危机，是指人将不人、或人将向兽类、魔
鬼的方向坠落这样一种趋势。在中国，社会危机或人将不人的危机与
上述政治危机、思想危机、文化危机互为因果，又是前三种危机的综
合。它的真实表现就是渗透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全方位的腐败（参见沙
叶新：“‘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006年9
月1日）。）而这种人将不人的社会危机的最明显信号是作为社会良
知底线防线的法律与支持其道德顶线防线的学术、教育全面瓦解。执
法犯法、教育与学术腐败与职业腐败、官场腐败已经形成一个从上到
下腐败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有机系统。

这种人将不人的深刻社会危机的一个独特而鲜明的表现是当今中国人
际关系中人的身分错乱。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象商人；商人现身
　　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象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
　　来越象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象医生。明星卖
　　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象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
　　越来越象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象地痞；地痞
　　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象警察。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
　　实，越来越象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象流
　　言。”

上面讲过的和谐哲学是和谐文化的核心层或灵魂，这里侧重讲中层和
表层和谐文化的建设。都是和谐之道的内容。重铸民族精神、形成确
立民主宪政的共识、形成全面发展观。

重铸民族精神的四个任务

第一件事是，必须明确，我们所要遵循的核心价值应当是人类普遍价
值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统一。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都要以普遍人类价值为基准。我们的自强不息一定要首
先认同底线人类普遍价值；我们的载物厚德一定是在人类普遍价值基
座上才可以有的更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爱国主义也一定要建立在人
须爱人这一人类普遍价值的基础上。否则，为了所谓的“爱国”可以
允许对本国人民施暴，可以对别国人民施威，与人类普遍价值相违背
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毁灭我们民族的毒药，是中华民族自杀的子弹。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定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
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也好，胡锦涛提出
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好，都必须以人道主义的普遍价
值观为基准，都必须自觉地建立在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基础上。

人类普遍价值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统一，第一，意味着我们要维
护中华民族作为人类的一个群体性存在，其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同时
我们也要尊重和维护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应有权利。我们如果面对外来
的军事侵略扩张、政治和文化歧视、经济掠夺，一定要坚定地给予抵
抗，哪怕是付出重大牺牲也要维护我们作为人类群体应有的权利和尊
严。相应地我们也要自觉地维护其他民族应有的权利和尊严，不对其
他国家实行军事侵略扩张、政治和文化歧视、经济掠夺。第二，也意
味着国家政府和执政者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
人类个体的人的权利，即人权。不能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执政党
利益、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一种群体利益为口实侵犯任何公
民个体的基本人权。言论上、思想上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
都不应当被视为犯罪，而应当视为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利。第
三，相应地，每个公民在享有被国家、社会和其他人人道的对待的同
时，也都同时有义务人道地对待每一个他人，并遵守和维护国家法
律，敬爱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民族权利。“每个公民”，即是不
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家庭出身、不分社会地位，不论性别、年
龄、职业、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只要是人，一定要人道地对待别
人，也一定有权利要求被人道地对待。

接受人类普遍价值观为价值基准，对中华民族把握和平崛起的历史机
遇意义重大。实际上是使我们国家获得了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合格一员
的资格证书。我们就再不会被当作可能的“流氓国家”，被已经以人
类普遍价值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防范。西方发达国家──例如
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以及台湾、香港，归根到底什么比我们先
进？不是他们的科学技术，不是他们的军事实力，不是他们的经济水
平。他们真正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就是他们从国家管理层到平民百姓
都自觉地认同人类普遍价值标准是做人待人的基准，在这个基准上建
立起来的维护每个公民合法权利的民主制度。（当然在处理国家间关
系上，美国远不是十全十美。小家子气，肥水不流外人田，外人的便
宜能占白不占。）

重铸民族精神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重建中华民族对“利而不害”成
全之道或和谐之道的信仰。我们从奉行了近60年的马克思主义国教中
自觉走出，要回归中华民族对“道”的信仰。重建对道的信仰会不会
又重新陷入一种思想被新国教垄断的被动？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我
们提倡的作为信仰对象的成全之道、和谐之道或“利而不害”之道在
世界观上允许多元，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提倡对道的信仰不会再次走
入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相反还可以使其他各种与人类普遍价值以的
宗教信仰──如基督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等合法化。其
次，道作为信仰对象本身是非位格的，是唯有在哲学理性基础上才能
建立起来的，它对人文学科和科学的研究不但不相矛盾，反而会有推
动作用。第三，信仰道会使人养成成全心态，它能促使信仰者接受人
类普遍的价值观，进而养成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宽容、奉献的
情怀，这恰恰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需要的精神条件。第
四，最重要的，对道的信仰使我们真正在精神上又重新做回了中国
人。

重铸民族精神要完成的第三个任务是清理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积存
的腐朽污垢，特别是在长期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和专制主义政治
制度下形成的那些属于劣根性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生来如
此，我强调是在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必然会有的社会结果。

其一是服从权威蔑视真理。在专制高压下，当权者指鹿为马，随声附
和者可以保全自己的身名利益，坚持真理者会落得身败名裂。在这种
情况下，人们养成了不讲原则，不能坚持真理的习惯，并常常把自己
的放弃原则美言成“识时务者为俊杰”。

其二是出卖良知苟且偷安。也是在专制的绝对权力的淫威下，在所谓
的群众政治运动中，真正的精英，或心存公道并持有与当权者不同的
独立见解的人，就变成了被出卖、被整治、被迫害的对象。揭发、告
密、施害、落井下石的人，往往是为了自保，害怕自己不整人，会落
入被人整的惨境，因此在良知和个人安全之间，多数人会选择苟且偷
安，随波逐流。

其三是死要面子有错不认。中国人几千年受儒家的“礼教”的熏陶。
渐渐地由“讲礼”演化出来“讲面子”，讲面子讲到了可以牺牲实
利、忍辱负重的程度。丢什么不能丢面子。犯错误如被人发现，会丢
面子，因此犯了错误，往往不是马上认错、纠错，以把损失减到最小
程度，而是把面子的损失减到最小程度。因此文过饰非、狡辩掩饰、
栽赃他人，甚至将错就错，就习惯成自然。

其四是迎逢谄媚讨好权势。由于长期的官本位，各种资源被权力者垄
断。能得到权势的青睐意味着能得到实际的好处，因此使许多人的聪
明才智都用在琢磨“拍马术”上。因善于见风使舵、巧舌如簧、投领
导所好，讨好上级而升官发财的，被人们视为“会来事儿”、是当官
的料。所以形成了这样一种反淘汰机制：奴颜媚骨是向上爬的最基本
的品质需要，刚正不阿之士永无出头之日。

其五是恃强凌弱冷漠残忍。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和专制制度下的
官本位，中国人对于权势的崇拜与他们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敏感溶合
成一个东西，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奴隶做了主子，比主
子更厉害”。对于同类的苦难无动于衷，对于别人的人权被侵害视而
不见。自己的利益稍受侵害，则一定要加倍报复，一定要令对方家破
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才可算出了一口恶气。没有任何感恩心态，对别
人的错失没有任何宽恕包容。

其六是投机取巧见利忘义。中国人的聪明失去了“道”的导向作用，
就变成了“小聪明”或“小人的聪明”，专门用于“钻空子”。钻法
律的空子，钻规章的空子，钻人的空子，甚至钻人的好心的空子。假
冒伪劣大泛滥。

其七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达到一种功利性目的，可以不择手
段。贿赂成风，虚伪成性。有钱的使钱，没钱地使力（主要是智
力），没钱没力的使色，没钱没力又没色的出卖良知，有人称之为
“太监文化”、“妓女文化”。无毒不丈夫，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见利忘义的功利主义已经成了中国真正的“主旋律”。

其八是妒嫉先进拆台使绊。中国人一个人时是条龙，二个人时变狗
熊，三个人时变成虫。枪打出头鸟，谁也不服气谁。不到国破家亡的
地步不能精诚合作，互相配合。上了台面的给人穿小鞋，上不了台面
的就在台下拆台使绊子。容不得别人出类拔萃，谁优秀不是想着向他
学习，为他骄傲，而是一定要让他为优秀付出代价，直到把他变成低
三下四的孙子。优秀的人如果倒了霉，其他人心里就都会喝彩；优秀
的人如果得了利，其他人都想着来和他平分。

其九是声色犬马黄赌毒泛滥。由于没有信仰的维度，中国人经济改善
了，手里的钱多起来了，活得却萎缩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权力之
外，钱已经差不多可以摆平一切。高官带着公家巨款去澳门赌博，一
个人养几个姨太太，一桌饭吃上万元……，出国考察象征着自己的开
放，常打高尔夫球表明自己的品位，与情人出双入对证实自己的浪
漫，……庸俗龌龊，率成风气。

其十是偏重私德不讲公德。人在自己的家中，可是以孝子女、慈父
母；在朋友圈儿中可能不愧为讲义气够哥们儿；在自己专业领域可能
是学术、技术骨干；在领导同事和熟人面前，可能是懂礼貌重人情，
通常都能表现出衣冠楚楚、落落大方的正人君子模样。但是，他在没
人看见的地方会随地吐痰；在没人逮着的禁烟场所会随意抽烟；他对
公共设施、公共卫生会毫不在意地任意破坏；对公共财物会任意浪
费、损毁。此种情况也扩展到为小团体的利益、为地方利益、为能得
到暂时利益而毫无顾忌地牺牲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

这些当代流行的阴暗、龌龊、落后的精神内容都要清理。

第四个任务是整合中西方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当代中华民族的
民族精神补充新鲜的营养增加新鲜的活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强
调自律、德治、有序和谐、爱亲的文化。这些人文精神毫无疑问是有
其积极内涵与普遍价值的，但是如果只有这些，如果这些被强调过了
头，强调到了压倒或排除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同样具有积极
意义的人文精神的程度就会表现出负面作用来。同样，为西方文化格
外器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毫无疑问也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但
是如果只有这些，如果这些被强调过了头，强调到压倒或排除自律、
德治、有序和谐、爱亲的人文精神的程度，也会是一种片面与偏执。

在整合中西方文化各自优点的基础上，我们重铸的中华民族精神应具
有以下的特质：

一是德以致远的人文精神。在对“道”的信仰下，将利而不害的价值
取向与当今世界范围达成的关于普遍人权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共识相统
一，即把这些人类普遍价值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德性之中。

二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首先要做到世界观上的包容，方法论的包
容，普遍价值观基础上对不同具体价值取舍的包容。世界观的包容现
在已经体现在中国对不同文明的尊重上了。还要使多元的世界观在我
们的精神生活中合法化，使各种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存在合法化。方法
论的包容，就是即要提倡辩证的方法，又要保留还原论的方法。普遍
价值观基础上对不同具体价值取舍的包容指的是，在确定了人类普遍
人权价值和伦理价值为基准的垂直价值维度后，在水平的更为具体的
价值取舍上要容许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真正成为不同的艺术
形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性格、行为方式百花齐放的大家园。目前
世界上最为包容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应当成长为比美国更具包容性的
国家。

其次要做到心态上的包容。中国人要谦和谦让、要虚怀若谷，要有担
当有涵养。不要把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与“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搅
在一起。真正能够和平崛起的民族一定是努力追求若水上善的民族；
一定是走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的狭隘心胸的民族；一定是其存在和发展意味着人类
和平、健康、文明、公正的力量得到加强，因此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
放心地期待、鼓励、支持她和平崛起的民族。不要在世界各地到处表
现的都是一幅没有任何文明修养贪得无厌或暴殄天物的暴发户的令人
可怜又可厌的嘴脸。

三是与时俱进的进步眼光。与时俱进一方面意味着适应时代，学习新
知，学习先进，学习别人的长处，永不自满自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
时时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承认自己的不如人处和错
误，认真地加以纠正。不能别人犯的错误是错误，自己犯的错误不算
错误。人家虐囚是不人道，自己虐待不同信仰者就不是不人道。不能
对自己意味着肯定的先进的东西就学习，对自己意味着否定的先进的
东西就拒绝。恰恰是那些否定我们的落后的先进的东西才格外值得我
们学习。不学习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一直固守着自己的落后与不
足。只有有胸怀正视并承认自己的不足，有能力认真改正自己的不
足，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只有对自己敢于负责，才能够成为地球村
中被大家公认的能负责的国度。现在最需要学习的就是人类普遍价值
观和在此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制度。

四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活力。中华民族的性格中从来就有一条，叫作
“知足常乐”，或叫作“知遇而安”。如果作为对“贪得无厌”的消
费主义的矫治，在占有和耗费资源方面，如能做到适度节省，并且不
贪羡富豪的挥霍，以满足生命健康存在的需要为限，而同时仍有乐观
的态度，这样的“知足常乐”就是当今人类应当提倡的优点了。中华
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她的自强不息，表现在她踏踏实实地用
辛勤的劳动为自己和后代去创造美好生活的坦然而有担当的态度上。
她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乐观而不盲目、自强而不自负、进取而不
投机。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不怕困难、顽强进取，是
我们民族应自觉弘扬的民族性格。

五是圆融和谐的境界追求。遇事不走极端，思想避免偏激，持守中庸
之道，圆融处理问题──这些应当是中华民族务实智慧最突出的特
点。然而这种智慧要能成就起一种思想境界，必须和正确的价值方向
或高尚的意义选择结合在一起。将其建立在人类普遍的人权价值和伦
理价值奠定的意义基础上，在人与自身、人与环境、人与他人诸多关
系中达成圆融和谐就会成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境界。

形成确立民主宪政的共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时代形成的一个“瓶子”。这也
是个可以装新酒的好“瓶子”。当时它装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渐渐地又装进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多种所有制形式”等等。现在到了装进“宪政民主”之新
酒的时候了。社会主义应当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扬弃和统一，它
确实曾经历过一党专制的历史形态。但是其更好形态应当是以宪法为
依据的民主制度，能保护和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不受侵犯，保证
物质资源和财富能惠及社会中的每个人。当然，宪政不能带给我们所
有好东西，然而没有宪政我们就不得不保留坏东西；宪政并不意味着
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解决，然而没有宪政我们现在该解决的问题就都不
能解决。宪政民主制度是中华民族必须迈上的当今人类政治文明的底
线台阶。不迈上这个台阶，我们就是处于“低于批判的程度”，我们
渐渐就变成了人类社会已经淘汰的专制制度的活标本。这对于每个炎
黄子孙都是一种耻辱。

有些学者认为宪政以个人为本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此接受宪政
会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复兴。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支持的现代专
制制度下，我们民族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和破坏。其实具体地看，
只有宪政才能使我们民族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得以弘扬，因为我
们民族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与西方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一
样，都是那些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拿台湾辅仁大学为例，这个
天主教大学每年清明前后都会组织全校师生参加的祭中华民族炎黄祖
先的活动。不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不是做秀，而是使学子能在那样
一种仪式中感受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精神上应当继承中华民族的
德以致远的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在国民党专制时代的台湾也比同期的
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得好。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文化专制主义的
对象只是马克思主义一种文化，而中国大陆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对象则
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所有文化。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各种思想──包
括马克思主义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而各种思想都不可以鼓动受众违
反人类普遍价值。

顺便说一点我与谢韬老师等人的分歧。在主张中国应当尽快踏上宪政
民主制度的台阶问题上，我完全支持他的见解。而在对社会民主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我与他看法不同。社会民主主义不是马克思
主义的“正统”。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观上主张多元，在价值观上接
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遍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致命误区
的实质性背弃。在认识方法论上，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在其《第三
条道路》、《超越左与右》等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带有还原论
痕迹的畸形辩证法也有突破。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与其
最基本原则和历史贡献是并行不悖或手心手背的关系，即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就必定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因此列宁、
毛泽东、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然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修正，并不是人类思想和历史的倒退，恰
恰相反，是人类思想在走向成熟过程中纠正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的
有益尝试和实践。这类与谢老等人理论分歧可以慢慢讨论，但在中国
政治制度的建设方向上，总结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
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中华人民共和
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尽快地形成对民主宪政制度方向的认同，尽快
地将中国推上宪政民主制度的台阶，却是历史老人要我们吃过苦头必
须明白、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形成全面发展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最近又提出了生
态文明。

在精神文明的层面特别要提及宗教、哲学、科学三者的关系。大哲学
与宗教平起平坐，提供信仰对象，解决形上本体论问题，基准价值问
题，及生命的终极意义问题；科学在其下，解决形下的、祛价值的量
化问题，改善人的物质生活。哲学、宗教和科学都是因为人的存在需
要而存在的。它们一旦在人类历史中形成，就会相伴着人类走到尽
头。信仰作为一种精神需要，是人凭借理性和生活经验发现自身生命
的终极有限性而要超越这种有限性才提出来的。对于少数有哲学素养
的人，他们可能通过哲学的途径建立起信仰的维度来（如对老子之道
的信仰）。但是对于大多数无缘入哲学之门的人们（包括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家们），或对大多数只能进入哲学大厦的某一局部领域而在
那里皓首穷经的哲学家们来说，他们一定需要宗教信仰作为其生命活
动终极意义的支撑。在前面所说的重新恢复中华民族对道的信仰的前
提下，国家应鼓励各种加强人类普遍价值认同的宗教信仰。马克思主
义不可以继续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或国教，但是作为个人选择的信仰对
象要允许，这是信仰自由中应有之义。与对其他宗教信仰的最低要求
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信徒的行为也要以人类普遍价值作为底线要
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更不应当被简单抛弃。它可以作
为一种视角、立场和方法（作为一种而不作为“唯一”，其致命误区
就会受到限制。）

形成全面发展观有一个关键环节，是执政党对自己的定位。中国共产
党如果不设法铺垫中国和平地完成由它一党专政转变到民主宪政的条
件，日益深化的官场腐败和社会危机──即人将不人的危机将使中华
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因此是想方设法地保自己的一党垄断权力
的地位重要，还是保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机重要？这是中国共产党
在当前必须摆正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不能摆正，就意味着当前的执
政党没有办法在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由它提
出的战略发展观，因而也必定不可能是全面的。

１、起动社会进步的支点和杠杆。允许和保护言论自由，使有思想、
　　有不同见解的人能讲真话。

２、在普遍人类价值基础上培养社会正气。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
　　是从小学到研究生的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修养课（俗称两课）
　　的深刻改革。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一门课程教授，但是不可以作
　　为灌输给孩子们的钦定真理。“三进”──即进课堂、进教材、
　　进学生头脑的内容，应当是人类普遍价值观、中国优秀文化传统
　　和民族精神、公民素质（包括公民意识、公民品德修养、宪政民
　　主制度的法律常识）教育。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教育，还可以有
　　其他更具普及作用的形式，例如人民币，公车站牌等等。

３、形成走向宪政民主制度的时间表

　　国家大、人口多、人民教育水平低都不应当是拒绝改变落后的借
　　口。而应更全面务实。比如，

　　第一，作为达到宪政的铺路准备，在什么时候开始开放言路，在
　　什么时候形成保护新闻自由的新闻立法。

　　第二，作为实现宪政的法律保证，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完
　　成修改宪法的工作，使其真正体现人类普遍权利价值，并真正赋
　　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公民以基本人权。并将一切社团（包括共
　　产党）真正置于宪法之下。

　　第三，作为实现宪政的必要准备，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计划地开
　　展对中国人民普及公民教育，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知识和能
　　力的培训；什么时候实现乡镇政府官员的直接选举，什么时候实
　　现市、地一级政府官员的直接选举、什么时候实现以直接选举为
　　基础的省一级和国家一级的政府官员的间接选举。如何使人民代
　　表大会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并真正能使中国人民有监督、任免
　　执政者的权利。

　　第四，作为实现宪政的必要内容，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达
　　到军队国家化的目标。

　　第五，作为实现宪政的具体途径，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条不紊地开
　　放党禁，什么时候期望能达到宪政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多党制衡、
　　权利制衡的政治体制。

　　……

　　所有这些“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达到”的设计，都要充
　　分咨询相关专家的意见，吸收国、内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考虑
　　到全中国人民的利益。都要努力避免苏东剧变走过的弯路。

４、以和解心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大陆与台湾的统一，现在的关键障碍是大陆政治制度落后。

　　反右、“6．4”、法轮功。均需以人类普遍人权价值为基础，以
　　民族整体利益为重。

　　以和解的态度解决。关键是有错就认，有错就改。不能文过饰
　　非，不能将错就错，更不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慢慢解禁。出版检查要放宽，渐渐削弱长官意志，逐步形成以法
　　为据。最近执政党对谢韬老师文章的态度令人欣赏，不同观点胡
　　锦涛以个人讲话的形式谈出来，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左”派
　　倒是杀气腾腾，提出要开除谢老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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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利 华 近 著 　　　　　　　　　　│
│　　　　　　　　　　　　　　　　　　　　　　　　　　　　│
│　　　　　　　　　　　　　　　　　　　　　　　　　　　　│
│　◆译著《全球对话的时代》　　　　　　　　　　　　　　　│
│　　　　　　　　　　　　　　　　　　　　　　　　　　　　│
│　　2006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请大家去买， 　│
│　　虽有翻译硬伤，但值得一看。）　　　　　　　　　　　　│
│　　　　　　　　　　　　　　　　　　　　　　　　　　　　│
│　◆专著《超越马克思主义》（征求意见稿）　　　　　　　　│
│　　　　　　　　　　　　　　　　　　　　　　　　　　　　│
│　　于2007年4月完成，已由《民主论坛》制成电子书在网上 　│
│　　发表。下载该电子书的网址为：　　　　　　　　　　　　│
│　　　　　　　　　　　　　　　　　　　　　　　　　　　　│
│　　　　http://asiademo.org/gb/news/2007/chaoma.zi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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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讲，差不多都是《超越马克思主义》（征求意见稿）一书中论
述过的。关于哲学铁三角的论述，这里比较更集中些。我学识浅薄，
政治经验极少，经济学知识修养尤其差。许多问题没有能力涉及。几
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推出许多利民利国政策，在和谐社会建设方
面，已经取得不少成绩。我的演讲可作为一种补缺式探索，想引起大
家对和谐之道问题的关注。中央已经做了说了而这里没有谈到的不是
不重要，只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意识到而我意识到了的也重要，甚至
更重要。我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征求意见稿）也欢迎大家能去网
上下载、审读、批评指正。其实这个演讲的起因是，73万字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在网上发表后，甚至我把它寄到朋友的信箱中，不少人
都嫌太长，没有时间去读。还有些学者根本就不用电脑，上不了网。
而我为了大家能了解我的主要观点，也是为了征求意见，以便修改出
一部经得住理论推敲和历史检验的精品，能推动中华民族的思想进
步，最终能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特别是在眼下能推动它尽快地
踏上民主宪政制度的台阶──更加之有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研究院的同
仁为了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的无私奉献精神的鼓励，我才想出要制作这
样一张浓缩《超马》观点的演讲光盘的。演讲内容中如被发现存在不
当问题理应由我个人负责。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
　　 │联│　电邮：llihua2003@vip.163.com；　　　　　│
　　 │系│　　　　liulihua021103@163.com。　　　　　│
　　 │刘│　地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利│　　　　刘利华　女士　　　　　　　　　　　│
　　 │华│　邮编：100872　　　　　　　　　　　　　　│
　　 └─┴─────────────────────┘

谢谢！

〔注〕演讲稿中有些话没有讲出来。有的时候，有些话，虽然你准备
　　　好了要讲，但是在特殊的氛围中，你会觉得没必要讲出来；也
　　　会有另一种情况，明明有必要讲的，也写在讲稿上了，但是在
　　　讲演时为了赶时间却不小心漏讲了。当然也会有些新讲出来的
　　　话并没有写在讲稿里，特别是与专家学者的现场讨论交流时讲
　　　的话。不过这一演讲基本上是照着上面的讲稿念，这样声音效
　　　果不错，形象效果则不够好。因为我的眼光主要不是注视着听
　　　众而是注视着讲稿。念讲稿主要是考虑到要控制时间。制作光
　　　盘主要是为了送给由于种种原因上不了网的，和少数我非常希
　　　望他们能读一读《超越马克思主义》而他们坚持自己绝对没有
　　　时间或没有精力去读73万字的学者。还想说明一点，为了不连
　　　累任何人，我谢绝了可能的资助。制作光盘的工作为中华文化
　　　复兴研究院在我请其帮助的要求下无偿义务完成，复制光盘的
　　　费用由我个人从工资中支付。如果有不相识的朋友想以成本价
　　　得到这张光盘，也请与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http://www.
　　　ruyirensheng.com）直接联系，他们的网页上有联络方式。另
　　　外光盘最后给人的印象是我请大家吃的饭，我的确是很真诚地
　　　要请参与的学者们吃饭，但事实上两次演讲后吃饭都是胡朋先
　　　生做东。对此这里再次表示我对他的感谢。演讲是在2007年8
　　　月18日和9月1日分两次进行的。

（2007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