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三十九期一九九八年六月廿二日出版。编辑于美国纽约，发行于互联网 《大参考》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探讨政治改革，突破新闻封锁，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97-2625 —————————————————————————————————————— 1. 一个厨房里的故事——由人民币汇率、日元贬值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想到的...佚名 2. 关于要求克林顿总统会见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徐文立先生的公开信...王泽臣等55人 3.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郭罗基 4. 致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丁子霖 蒋培坤 5.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郭罗基/世界周刊 6. 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评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动说............倪育贤/北京之春 7. 克林顿骂江泽民...................................................政治笑话 8. 《小参考》一周总目录...............................................小参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一个厨房里的故事——由人民币汇率、日元贬值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想到的 1998.6.17. 在昨天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朱帮造就日元贬值一事发言说：希望 日本政府能够“拿出面对现实的智慧和勇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元的进一 步贬值。如果日本政府不干预，那是不负责的表现。 听到这些本人颇觉得滑稽。如果说治理经济的智慧和勇气，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 的政府能够同日本政府比了。否则，日本的经济在先天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在战后 怎么能够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之一并且顺利度过70年代的石油危机？！ (本人痛恨日本，但十分钦佩日本人治理国民经济的能力。) 相比之下，我国有着发展 经济的一切有利条件，国民经济到今天还是这个不死不活的样子，应当多自我反省才 对。 最重要的是，朱帮造的发言根本就没有说到点子上，听起来倒象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 的孩子想要指导一个老奸巨滑的江湖骗子。为了让没有学过经济的客官听得明白点， 容我用童话的形式做一说明： 一个厨房里的故事 如果把国际经济体系比作一间厨房，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前身GATT)就是这间 厨房里切菜、剁肉的案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是切菜的快刀，世界银行则是 剁肉的利斧，美国是老板兼厨子，其他发达国家是跑堂，发展中国家是菜肉鱼米等， 食客们则是跨国公司及其股东们。 韩国是只海螺，印尼是只牛蛙，马来西亚是只龙虾，皆为鲜美食品，且均已上了案 板。台湾是只田鸡，叫声甜美且专吃害虫；有环保意识的人们是不会杀了食用的。 中国是头上好的肥牛或猪，本来根本是在厨房外面的，被一个不知深浅的小个子牧 童生拉硬拽牵进了厨房。本来呆在厨房一角，和厨房里的热烈操作倒也没什么干系。 可现在却哭着喊着也要上案板！也许是呆在角落和外面久了，特别害怕被冷落、被 遗忘吧。 厨子到现在也没让上，是因为想让这头牛或猪的四蹄都捆起来，省得上了案板牛或 猪一挣扎杀起来费事。牛(或猪)觉得喊了半天也没让上怪没面子的，于是对厨子耿耿 于怀，见了谁都抱怨说早就同意了怎么捆都行，可这可恶的胖厨子非要再给蒙上眼 睛堵上嘴巴！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厨房离不开牛或猪，牛或猪也离不开厨房；没 有牛或猪的厨房就不能算是完整的厨房。牛或猪上案板被宰杀是天经地义的嘛！为 什么不让我也上去？！这太不公平！！ 胖厨子看着听着心里自然早就乐开了花，可表面上仍不依不饶，毫不让步。 现在胖厨子在厨房里放了些麻醉汽(东南亚金融危机)，准备把老大不乐意的螺呀蛙呀 虾呀等去壳退皮掰掉钳子收拾收拾下锅。离案板最近的一个跑堂(日本)为了不被麻醉 赶紧带上了个防毒面具(日元贬值)，田鸡也吓得要往外跑(台币贬值)。牛(或猪)刚刚 帮助胖厨子磨完刀(出钱参与IMF对金融危机受害国的“救援”计划)，见此情景十分 气愤，立即厉声谴责田鸡和跑堂不负责任，并要求跑堂拿出面对现实的“智慧”与 “勇气”。在牛或猪的语言里，这意味着不用麻醉就上案板挨刀并且忍着疼却毫不 作声。田鸡帮胖厨子磨斧子也受了牛或猪的严厉训斥，说田鸡你那是跟着瞎塔儿讧， 有你什么事？！田鸡则反驳说你牛或猪刚进来，哪里知道厨房里的规矩和猫腻儿！ 你自己都死到临头了还瞎叫唤什么？！只是田鸡最后这句话没敢说出声，怕被厨子 听到后自己也被拎上案板剁了。 中国这样大，本来完全封闭起来也可以发展。发展起来以后才应当对外开放，象日本 那样。但改革初期乃至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都不太懂经济，尤其不懂国际经济。什么事 情都是靠一、两个领导人拍脑袋决策，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由专家参与的 科学、严密的政策研究与制定。结果误国误民，把40年来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建立起来 的大批企业几乎完全搞垮，人民在为中国的工业化做了40年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后完全 被政府出卖给外国资本。 现在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经济出现滞涨、大量工人失业，真正危机来了以后，政治体 制发生某种深刻的变革。新的政治体制有较为科学、民主的决策体制。那时，中国才 有可能有科学、合理、真正能够保护中国经济利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策略。 否则，只能是头疼医头，永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把真正关心中国的人急死！ 套句英文俗语：Zhu doesn't know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印尼苏哈托是被美国策划并操纵、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拖垮而下台的 送交者: 富比世杂志 于 June 14, 1998 10:18:36: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汉其说，印尼强人苏哈 托是被美国主导、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演出的“大计谋 ”拖垮而下台的。 国际货币基组织会与苏哈托政权协商金融救援条件时， 担任苏哈托总统顾问的汉其也是富比世杂志的专栏作家。 他在巴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事件现场”节目越洋专访 时坦率地指出，印尼的货币危机会演化到今天这地步，“ 大部分应归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印尼与IMF 的三次协 议，没有一次不是大灾难。 他解释说，基金会连续三次处理印尼盾的危机，一次 比一次离谱，最能说明其中关连。去年11月它与印尼政府 签订第一次协议，马上引起惊慌，大量资金从印尼流向新 加坡；今年元月15日签订的第二次协议，当天就把印尼盾 彻底拖垮；5月签订的第三次协议造成物价飞涨， 引起抢 劫等暴乱，最后导致苏哈托下台、内阁改组。 这结果既然对谁都没有好处，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何必这 么做呢?他说，唯有两种推论可以解释。第一、IMF根本就 是无能；第二、控制IMF 最多票数的美国其外交政策是想 “重划印尼的政治与经济版图”，其目标则是让印尼衰弱， 或赶苏哈托下台。他说，如今美国这项政策成功了。 而这种“苦逼”苏哈托下台的戏码会造成无数老百姓 的痛苦，他指出：“很不幸似乎没人在乎。” -- 摘自《华通时事论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关于要求克林顿总统会见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徐文立先生的公开信 送交者: 55名中国异议人士 于 June 19, 1998 03:22:32: 抄送：尚慕杰大使: 以下文件请转呈美国政府 五十五名中国异议人士 关于要求克林顿总统会见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徐文立先生的公开信 尊敬的克林顿总统, 在 "六. 四" 九周年之际, 您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宾, 踏上天安门广场血红色的地毯, 这对您是莫大的荣幸; 对我们中国政治异议人士而言, 却是莫大的悲哀. 国际政治是残酷 的, 我们作为专制制度的反对者和民主人权的倡导者, 不能不被迫接受此一严峻现实. 但是, 我们要提醒您注意, 作为世界民主阵营中坚的美国的总统, 您应当十分清楚自己对 保卫人权, 推进民主所肩负的巨大责任, 更非常明白美国总统出国访问时, 有同时会见政 府领导人和政治反对派领袖的历史惯例, 因此, 我们强烈要求您在访问中国期间, 于正式 会晤国家元首江泽民之后, 立即会见著名的民主人权活动家,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代表徐文 立先生. 我们认为, 会晤徐文立先生, 至少是强烈要求会晤徐文立先生, 是表明您此行真正关注中 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一个基本方式, 否则, 我们将无法相信, 您的北京之行除了帮助中国政 府摆脱 "六.四" 造成的外交阴影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外, 还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中国异议人士: 王泽臣 执笔 联署人: 福建: 林信舒; 安徽: 王洪学; 浙江: 毛国良, 沈健军, 王东海, 王有才, 吴高兴, 周德祥, 毛庆祥, 金秀园, 余铁龙, 范子良, 赵万敏, 徐光, 张金陵, 朱春华, 傅全, 郑玉林, 朱由夫, 叶文相, 叶良才, 切惠民, 黄志道, 祝正明; 河北: 李大伟, 王屺峰; 贵阳: 杨再行; 江苏: 樊百华; 北京: 马强, 杨靖, 沙裕光, 何德甫, 高峰, 钱玉民; 湖南: 刘力平, 金继武; 陕西: 张鉴康, 傅升; 湖北: 秦永敏, 陈忠和 广东: 谭力 四川: 刘贤斌, 陈卫, 欧阳懿, 杨伟, 文强, 佘万宝, 侯多蜀, 秦礼尚 重庆: 邓焕武, 何兵 天津: 吕洪来 辽宁: 王泽臣, 王文江 上海: 张汝隽 摘自《北美自由论坛》： http://209.67.8.227/bbs/freetalk/messages/16063.htm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郭罗基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克林顿先生： 去年十月，江泽民主席访美之前，我曾给你一信，是否有印象？ 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到期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毫无理由地拒绝延期 。像我这样遭遇的中国公民，在美国还有一大批。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对本国公民的 人权迫害，也为美国制造了移民问题上的麻烦。我曾请求您，作为美国总统，对我 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居民提供保护，并在中美会谈时提请江泽民先生改变中国政府 为别国制造政治难民的错误政策。不知您与江泽民先生的会谈是否涉及？事实上我 并没有感受到任何效果，所以不得不再次向您提出。 早先，我被中国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单”，有国难归。我感谢美国政 府一再延长签证和改变签证，得以安身立命。但我的O-1签证明年九月三十日到期， 没有有效护照就无法再次延长，我将沦为非法居留。 近来，由於美国政府的努力，中国政府释放了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还有 另外一些异议人士，他们都来到了美国。这说明您的在对话中影响中国的政策取得 了进展。但他们和我们被列入“黑名单”的人一样，到了美国就不许回中国，美国 成了中国政治犯的流放地。 六月，你将访问中国，并与江泽民先生再度会谈。在进行人权对话时，我希 望您进一步指出下列两点： 一，中国政府在放人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抓人。对於改善人权状况来说，释 放政治犯不过是扬汤止沸，不再抓政治犯才是釜底抽薪。西方国家如果祗是以放人 为条件，来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实际上变成鼓励中国政府源源不断地抓人。美国 对中国的人权关怀，眼光不能停留在被囚禁、已经失去自由的人，更为根本的是注 视中国人怎样失去了自由。最近，有些中国人仅仅因为合法的公民上书、要求出版 自由和结社自由，就被投入监狱或送去劳动教养。您去中国之前，可能有关方面又 会为您准备一份要求放人的名单，很有必要，但又不够。这是在默认了侵犯人权的 结果之後再去补救，重要的是消除原因。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中国政府的既定方 针是以政治犯为筹码来交换外交利益。您的责任不是帮助江泽民去执行这个方针， 而是要他改变这个方针。 二，中国政府不是抓人就是赶人出国，以求消除国内的不同声音。魏京生、 王丹本来不愿出国，乃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政府还在动员另外一些异议人士出国， 不答应就不断骚扰。从前是不许人出国，现在是不许人回国；始而封杀於国内，继 则流放於海外。形式变了，侵犯人权的实质没有变。美国接纳大批的中国异议人士 ，对他们本人来说，改善了处境，但对中国政府来说，祸水外流，却是求之不得。 中国的政治流亡者不甘心被割断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正在争取回国的利权。您在和 江泽民会谈时，务请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理由是很正当的，任何国家的公民 都有出国的自由，也有回国的自由。所以，您还应当带去一份要求回国的中国公民 的名单，请将我列为这个名单的第一名。 愿您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祝您访华成功！ 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权理事兼执行委员 郭罗基 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 附：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信的复印件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克林顿先生： 我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美国居民。我的护照到期时，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申请延期，竟遭拒绝。我成了一个滞留美国的无护照外国人。 我除了向中国政府申诉、向国际社会呼吁外，也要向您——我居留所在国的总统先 生提出要求。 我是因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迫害而失去有效护照。此前，已有许多居住在美 国的中国公民经受了和我同样的遭遇。我们被迫成为“国际难民”。近年，美国政 府十分重视移民问题，而对於中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给美国制造的麻烦，却没有引 起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先生访美时，在中美会谈中，您应当向他提出 ，不要在移民问题上给美国制造麻烦。同时，您作为总统也有责任对我们这些生活 在美国的居民提供保护。 我申请护照延期之所以遭到拒绝，源於一个黑名单。一九九五年一月，亚洲 人权观察和\黑体{中国人权}揭露了中国政府向海关下达的黑名单。黑名单上列有四 十九名身在海外而不准入境的中国公民。我是属於这个黑名单的第三类第八名。实 际上，不准入境的还不止四十九人。现在，我不仅不能回国，又无有效护照，将导 致失去国籍。我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我愿回到祖国为人民奉献我的热血和心智 。我还有一个八十八岁的老母，久病在床。儿子想念母亲，母亲想念儿子，远隔重 洋，不得一见。但浩瀚的太平洋不难飞越，就是几步距离的中国海关难以通过。中 国政府的政策不仅有违人之常情，也不合公认的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公约。《世界人 权宣言》第十三条写明：“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归返 其本国。”《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第九条规定：“不得根据任何种族、人种、宗 教或政治理由而剥夺任何人或任何一类人的国籍。”美国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克林顿总统，您应当规劝和督促江泽民主席，要求中国政府遵 守公认的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公约。 我的名字之所以被列入黑名单，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民 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後，我站出来抗议，抗议又招致迫害。我被取消了教授资格， 又被剥夺了工作利权，还不许我出国访问。我依据法律起诉政府和共产党，争得了 出国的利权，应邀来到美国。“六四”流血事件具有深刻的反人权性质。中国政府 的反人权政策不仅在国内肆虐，而且还延伸到国外。从前是不许我出国，现在又不 许我回国。开列黑名单，禁止一大批本国公民回国，这在当今世界上是少有的人权 迫害。 此次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正在酝酿建立甚么“伙伴关系”。美国政府怎 样和一个侵犯人权的政府打交道？北美《独立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 ，尊重人权是美国的立国宗旨。中美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或者是美国政府放弃 原则，或者是中国政府改变立场。放弃原则，有损美国的利益，违反人民的愿望， 这是不可取的。唯一的选择就是迫使中国政府改变立场。 克林顿先生，一九九二年您竞选总统时曾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 还批评前任总统布什“对天安门屠夫的软弱”，因此而获得不少选票。不幸，您上 任和连任总统以来没有实现先前的承诺，“对天安门屠夫的软弱”的批评同样也适 用於您自己。 您作出贸易和人权脱钩的决定颇受非议。我倒认为这一点没有错，错在脱钩 以後。 不同性质的问题应当运用不同的手段。经济问题适用经济制裁，例如侵犯知 识产权。人权问题不宜采用经济制裁。经济制裁虽然可以造成对方窘迫，但不能改 变人权政策。对中国来说，政府可以将经济上的损失转嫁给老百姓，受害的最终是 人民。对美国来说，制裁也会损害商人的利益，消费者又会因买不到来自中国的廉 价商品而抱怨，结果引起人民和政府的矛盾。贸易和人权脱钩，在美国内部消除了 一个历年来乱纷纷的争论题目。脱钩以後，应当用人权的语言、人权的手段进行有 效的制裁，可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生意越来越火红，人权却越来越消音。国会中 在讨论这样一个提案：对於中国官员中侵犯人权的责任者不予美国签证。这就是一 种人权制裁手段，却没有得到行政当局的支持。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公布一个拒绝签 证的名单，指出中国政府中的人权侵犯者在美国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这个名单上的 第一名应是李鹏。最近司法部长萧扬大放厥词，蛮横地对待受害者的人权要求，那 就把他列入拒签名单。这个名单上的名字可以不断增加，有了良好的表现也可以从 名单上取消。这种做法，美国不需要付出任何经济代价，中国的老百姓还会拍手叫 好，对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不能不形成巨大的压力。关键时刻，为了在人权问题上 讨价还价，可以推迟、中止和取消中方或美方官员的访问。 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抗拒批评的一个借口是“不许\简{干}涉内政”。尊重 国家主权和不\简{干}涉内政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而人权问题是处理世界范围 内的人与人关系，当然不能适用同一准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了侵犯人权的事 实，人类大家庭的成员都有义务发出声援和进行救助。一国内政，可以与人权无关 ，也可以与人权有关；任何事情，祗要一旦涉及人权，就变成人类的共同事务。一 个侵犯人权的政府是人类的公敌。逮捕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确实是中国的内政， 是专制的国内政治。世界上像魏京生、王丹那样的民主战士何止万千？中国政府在 国内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在中国的内政中魏京生、王丹才构成“犯罪”，对国外的 魏京生、王丹就无可奈何了。魏京生、王丹之所以构成“犯罪”是因为中国政府不 尊重人权，因此国外的魏京生、王丹基於人权原则完全有理由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内 政进行批评。何况对魏京生、王丹的审判也不仅仅是内政，其中包含着对美国的态 度。一九九四年二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访华期间会见了魏京生，导致魏京生 三月被捕。王丹和他的伙伴们接受来自美国的“自学计划”，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 校读函授，中国的法庭认定是“为颠覆政府作人才准备”；向美国的基金会请求资 助（事实上并未得到），被法庭以“向境外敌对组织申请活动经费”入罪。在美国 的土地上进行人权活动和开展民主运动，一概被中国政府指称为“海外敌对势力” 。中国政府除了对中国公民开列黑名单，作出不准入境、吊销护照的处置外，同样 也将矛头针对美国公民。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被中国政 府拒发签证。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到了北京机场也不准入 境。对中国政府来说，美国简直成了“颠覆基地”。怀有如此明显的敌意，怎么能 够建立甚么“伙伴关系”？ 中国所需要的美国，是一个做买卖的“伙伴”。中国政府在国内实行经济自 由化、政治专制化。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中国政府在向西方寻求发展经济 所需的技术和资金的同时，政治上极力抵制自由和民主的影响。江泽民说：“要对 话不要对抗”。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方针是经济上搞对话、政治上搞对抗；或者说 ，是在对话的掩盖下搞对抗。 对於中国政府的政策中所包含的对美国的敌意，美国政府的反应是迟钝而软 弱的，究竟还能容忍到几时？ 现在就有一个极好的机会。 总统先生，在您同江泽民进行的中美会谈中，应当揭露中国政府一面搞对话 一面搞对抗的策略。建立“伙伴关系”是可以的，前提是中国政府必须消除对美国 的敌意。具体措施之一就是释放魏京生、王丹等一切政治犯、思想犯，取消黑名单 ，欢迎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回国。但这仅仅是消除後果，还要进一步追溯原因。原因 就在於中国政府将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中美关系 中的麻烦也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因此，为“六四”流血事件平反，不仅是中国 国内人民的正义要求，也是重新调整国际关系的必要条件。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居民，当然希望看到中美关 系的改善和发展。但我深知，尊重人权和蔑视人权的两个国家是不可能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的。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们在讨论中美双边关系时，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领导人 在人权问题上改变立场，也将促进中国的国内政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祝您成功！ 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权理事兼执行委员 郭罗基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致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 丁子霖 蒋培坤 尊敬的总统先生： 在您即将访华之际，我们作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作为中国普通的知识 分子，对阁下此次访华行程深表关切。为此，请允许我们作如下陈述： 一、我们对总统先生作出此次访华决定表示理解，但我们对阁下在一个不恰 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接受访华安排深表遗憾。众所周知，自发生八九年的血腥 屠杀事件以来，六月的天安门已经和无辜死难者的鲜血联在了一起，接受在这个时 间、这个地点举行仪式，将极大地伤害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六四 ”死难亲属的感情。在这件事情上，总统先生应该意识到，中国领导人是把礼仪当 作原则对待的，甚至把礼仪看得比原则更重要。因此，我们期望得到总统先生对此 事的明确表示。 二、我们不反对总统先生在对华关系上采取接触、对话的政策，但我们对阁 下在人权、宗教及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所持的姑息态度深表忧虑，我们尤其不 能同意阁下对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权方面所作的缺乏事实根据的褒扬。我们愿意提请 总统先生注意：自去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兑现它在人 权问题上作出的承诺，而是继续压制言论、宗教自由，不断骚扰、拘捕由于言论、 宗教原则而获罪当局的人士，并公然违反国际人权准则，剥夺这些人士的人身自由 ，对他们中的很多人实行强制性劳动教养。我们还愿意提请总统先生注意：一年多 来，中国政府不断拘押、扣留和非法审讯从海外回国的中国公民，乃至粗暴地把他 们递解出境。凡此种种，都与现代人类文明准则相去甚远。此外，我们还愿意提请 总统先生注意：中国政府在回应国际社会要求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也缺乏起码的诚 意，因此，至今仍有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忍受着牢狱之苦。在此，我们感谢总统先生 曾经作出的努力，但我们希望阁下采取果断措施、结束中美之间以释放个别著名政 治犯为筹码的“人权外交”，代之以要求中国方面无条件释放全部政治犯。 三、我们注意到总统先生在去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就“六四”事 件所公开表明的符合人类正义和道义的立场，我们期望总统阁下此次访华期间再次 重申这一立场。我们还要提请总统先生注意：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重新评价 “六四”事件是人心所向，而且刻不容缓。只要“六四”事件一天得不到公正评价 ，那么无论对于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来说，还是对于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 各国政府来说，都不可能走出天安门事件的阴影，更谈不上进入所谓“後天安门” 时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愿意看到总统先生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而不是相反。 四、最後，我们希望总统先生在访会期间，能够有机会接触中国的民间人士 ，如果总统先生能够来我们家里作客，我们将竭诚欢迎。 谨向您和您的夫人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丁子霖 蒋培坤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于北京 抄送：美国国务院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郭罗基 【编者按】中国要走出共产党封建落后的社会制度，赢得世人的尊敬，加入世界大 家庭，究竟要采取改良还是革命？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演变？这些假想的问题在中南 海当政者如江泽民、李鹏、朱熔基的心中，也许早就有了定论，(反正只要我不下 台就行！)，它却象一个幽灵一样困绕着海外的一些喜欢纸上谈兵的民运份子们， 多年来争吵不断。海外民运份子不团结，几乎成了人人嘲笑的话题，却是客观存在 的现象。其实国内民运份子互相拆台的也有。究其原因，除了性格冲突、蝇利分争 等人性的弱点之外，导致民运派系林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理念之争”。郭 罗基教授的这篇文章写得比较严谨，本刊决定模仿清朝灭亡之际思想界的先例，开 展关于《怎样结束一党专制，推进民主进程：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辩论，欢迎捧 场。辩论的目的是沟通，交流，能达成共识最好。希望不被中共挑拨离间为盼。 一场好的辩论通常要注意下面几个方面：(一)、言论自由，人人可参加，但发言者 要负责任。所有个人攻击性的词句一律删除。因此，我们不接受匿名稿件。新作者 请附简历。(二)、辩论者要摆事实讲道理，切忌歪曲事实。个人意见尽量压缩，西 方人说得好： Opinion is like shit, everybody has it.(三)、概念的定义一定 要交代清楚。概念不清，导致鸡同鸭讲的局面，浪费读者时间。狡辩者大多在概念 的定义上作手脚。(四)、结合当今中国共产党法西斯腐败暴政的实际，脚踏实地， 请勿自作多情，张开幻想的翅膀到处乱飞。 对于郭罗基教授的这篇文章，本编辑的意见是：(一)、他在六四镇压后起而控告南 京大学党委和中国共产党，可谓有骨气有胆量有智慧、知识份子楷模。(二)、文中 所引西方历史略有歪曲，个人意见很多。详见下期的批驳文章。(三)、革命的概念 定义不很清楚。读此文得到的印象：作者只是反对一种形式的革命，即通过暴力夺 权并建立新的暴政这样一种形式的革命，因而作者拥护改良。问题是，作者并没有 讨论另外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改良建立纳粹法西斯那样的希特勒政权怎么办？另 一种是暴力推翻，随后实行民主选举，建立民主制度，如美国独立革命，罗马尼亚 革命，等等。(四)、回到中国现实，改良的主动权确实在江泽民这样的当政者手里 ，民运份子如郭罗基教授这样的要求改良，江泽民会答理他吗？没有人愿意流血， 如果可以动动嘴解决问题，就用不着调动坦克、机枪。毛主席说过：要文斗，不要 武斗。可是，邓小平就是要动用野战部队来镇压手无寸铁的请愿者。人民怎么办？ 现在腐败越来越猖狂，当权者公开掠夺社会财富，共产党自己还有改良的余地吗？ 我的疑问是：没有革命的压力，统治者如江泽民之流有多大的可能效法晚年的蒋经 国先生而自动开放报禁、党禁和新近实施的可笑的网禁呢？ 此文原载1998年6月14日《世界周刊》 ，因排版错误太多，本刊根据作者提供电子 稿件，注释略有删改。 --编者 6/22/98]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 -----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海外民主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特色。 一九八二年的“中国之春运动”是海外民运的肇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抗议运 动遭到镇压後，大批国内的民运人士流亡海外，海外民运得到发展。在海外民运的 初创阶段，公费留学生王炳章曾作出贡献。可惜，他未能实现自我期许，有负公众 委托。因触犯美国法律，他受到惩罚，又被他自己创建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开除出 盟。在海外民运中几经浮沉之後，王炳章于一九九八年一至三月二度“闯关”进中 国。但由于变造护照，又被美国当局羁押。无论如何，“闯关”的轰动效应已经造 成。据说，“闯关”是为了前去中国成立地下组织，训练民运人士，发动革命，推 翻政府。旋即被中国政府逮捕，驱逐出境。此事触发了海外民运的争论；有人认为 “闯关”的意义是负面的，有人认为这是民运革命派打破民运改良派主导局面的尝 试⑴。这种争论涉及海外民运的一些根本问题。 一，是民主运动还是革命运动？ 王炳章是带着他的《民运手册》去“闯关”的。在《民运手册》中⑵，表达理念 时，他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说明是不错的，但提出的纲领却是进行革命。民主的 理念和革命的纲领是脱节的。王炳章使用了共产党的语言，“要做好两手准备”， 一手是演进，一手是革命；实际上，基调是革命。所以他要组织一个“革命民主政 党”，进行一场“民主革命”。“革命民主”或“民主革命”，无论怎样颠来倒去 ，都不能证明追求民主和进行革命的必然联系。民主的实现不一定取决于革命；革 命的结果也不一定就是民主。王炳章所说的革命，中国早已进行过，而且不止一次 ，共产党进行的“民主革命”还多了一个“新”字，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国的现状正是半个世纪不断革命的结果。 十九世纪末，中国发生过一次短暂的改良运动——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以失败告 终，从此中国抛弃了改良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三次轰轰烈 烈的革命运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发动的国 民革命（时人直呼“大革命”），一九二七年以武装斗争重新开始的共产党领导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事成之 後，必为民主。”每次革命都这样认为，革命成功之後就是民主。事实上，每次革 命都没有带来民主。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之後又有袁世凯称帝，张勋扶持清 帝复辟，而後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但新军阀的 独裁代替了旧军阀的独裁，而後是国民党一党专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大陆推翻 了国民政府，但共产党一党专权又代替了国民党一党专权。中国人向往民主，所进 行的却是革命运动，不是民主运动。人们认为祗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因此革命就超越了一切。每次革命又都利用了民主的口号，革命的理由就是反对当 权者不民主，假定自己代表民主。反对不民主的人们上台以後，同样也不懂得民主 、不实行民主。革命得到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人们不是反思革命，而是归之于革 命不彻底，所以还要再来一次革命。一方面比赛革命，一方面糟蹋民主。革命的规 模一次比一次大，流血的代价一次比一次高，悲壮故事成了过眼云烟，民主制度还 是遥遥无期。 为什么革命与民主无缘？ 革命运动是夺取权力的运动，直接的结果是权力的转移，没有改变权力的性质。 专制之所以为专制，因为权力不可制约。不可制约的权力从一些人手中转移到另一 些人手中，还是不可制约。造反起义，夺取权力，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上习以为 常的社会变革方式。这种变革方式的特征是权力更迭、制度延续；你下台、我上台 ，换了一批演员上演同样的剧本。三千七百多年前，成汤推翻了夏桀的统治，改夏 朝为商朝，自称“永革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但并非“永革天命 ”，成汤的後代殷纣王又被周武王革了命。如是者循环往复无数次。成汤革命成功 以後，被尊为“民主”。古代的“民主”概念是“民之主”。“民之主”是为民作 主，近代的民主是人民自己作主；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 。革命只能产生为民作主的“民主”，已为几千年的历史所证实。近代，为人民自 己作主而进行革命，求之不得。革命和民主的矛盾就在于企图以传统的方式走出传 统。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不应当只是简单地追求变革，而是必须从根本上变 革传统的变革方式。如果像王炳章的纲领那样，还是以革命运动来追求权力的转移 ，只是陷入旧的变革方式的又一轮循环。与革命运动不同，民主运动不是夺取权力 ，而是争取人民自己作主的利权⑶，从而改变权力的性质。 中国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虽然以民主为号召，实际上引导人们走向革 命。一九七六年发生的“四五”运动不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利权，主要是表达 自由。这是中国出现独立的民主运动的标志。後来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自由化运动 特别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以迄于今，是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中国 的历史已经出现了从革命运动到民主运动的转变，但人们在思想上、战略上尚未完 成这种转变。一些人往往用革命的思维方法和话语系统来论说民主，还是停留在以 反对不民主假定为民主。在民主运动队伍中，也没有学会用民主的规则来协调内部 的矛盾。 王炳章和他的追随者，热衷于夺取权力的革命运动。他们要在海外民运中发动革 命和改良的两条路线斗争。将民主运动区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倒是没有错，错在 无条件地对革命赋予褒义，对改良赋于贬义。革命和改良的对立是中国一个世纪以 来所形成的固定概念，而且具有伦理色彩，革命就是好，改良就是坏，革命光荣， 改良可耻。人们总是抢着给自己戴革命派的帽子，给别人戴改良派的帽子。海外民 运中的“革命派”同样如此，还在那里重复陈旧的语言，什么“路线斗争无法回避 、不可调和”，什么“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等等。 我自愿报名当改良派。我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当过革命派，现在要当一回改良派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号召“革革过命的人的命”，不少“老革命”成了“反 革命”。由于痛感革命的悖论和人生的悲剧，我认为当代中国不需要革命了，不妨 试一试改良。革命无益，改良无害。改良并非改良主义；改良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改良主义是从目的到手段都不过囿于对旧事物、旧秩序的修理和补充。改良派的 主张是：达到的目的必须彻底，使用的手段不妨温和；手段的温和正是为了目的的 彻底。革命派相反，手段激烈，目的模糊；夺取权力之後如何实行民主，并没有给 出令人信服的证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野，首先是目标模式不同。在夺取权力的 目标模式中，革命是有效的，改良是无效的。但在改变制度的目标模式中，革命未 必有效，改良未必无效。我是改良派，又不仅是改良派。对同一事物不是只能下唯 一的、僵死的定义。从政治理念来说，我是民主派；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态度来说 ，我是反对派；从反对现实政治、达到目的的手段来说，我才是改良派，改良派也 就是改革派；从实现民主的过程来说，我是渐进派；从最终的追求来说，我是宪政 派。说得完全一点，这一派的主张是：从民主的理念出发，反对中国的现实政治， 使用改良即改革的手段，通过渐进的过程，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革命派”的全部论证是以两个抽象的假定为前提。 第一个抽象的假定：在专制统治下不可能走向民主，所以必须革命。 说它是一个假定，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最早立宪成功的英国就是在专制统治下 走向民主的。通过逐步立法，不断改良，结果竟是王朝专制统治变为现代议会民主 。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协定，仍带有封建性，但它为後世 开启了一种方法，可以用宪章来争取利权。起初是记载特权，特权的扩大以至普遍 化，少数人的特权变为一切人的特权，专制就变为民主。这种转变发生在十七世纪 。一六二八年，国会向国王提出的《利权请愿书》，是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一六七 六年，国会又通过《人身保护法》，进一步保障人民的利权，对抗王权。一六八九 年国会通过的《利权法案》成为确立君主立宪的标志。争取人民利权的同时，就是 制约君主权力，主权在君逐渐转移到主权在民。英国虽然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一 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就是实行民主的保证。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是在专制统治下走 向民主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後，日本和中国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日本从明治维新 开始，走的是不断改良的道路；二次大战以後，在美国的压力下加速改良。现在日 本已跻身于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世界七强之列。中国走的是不断革命的道路，结 果，一个半世纪之後还是有人鼓吹要革命。迷思的中国人，应当醒悟了。 这种假定纯粹是用抽象思维构造起来的。在思维中将专制和民主绝对地对立，非 此即彼。事实上，没有绝对的专制，也没有绝对的民主。专制中有民主的因素，民 主中有专制的因素。当代最民主的国家美国，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妇女才争得选举 权，六十年代黑人才争得选举权。在此之前，剥夺妇女和黑人的选举权不是专制的 因素吗？英国和日本的改良之所以奏效，不是证明专制中有民主的因素吗？利用任 何一点微小的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终将影响大局，变专制为民主。专制 和民主的两极思维，总是要求推倒重来。中国立宪的历史至今整整一百年，宪法颁 布了十几部，过程不短，花样不少，但能够继承下来的东西不多。就因为每次立宪 都是很快被否定，下一次又另起炉灶，法制缺乏连续性。宪法和法律的稳定性是发 挥作用、树立权威的必要条件。美国只有一部宪法，可以不断修正，不必推倒重来 ，故已用了二百多年。利用现有的法制去争取更好、更高的法制，比起推倒重来， 是一条现实的走向民主的道路。 第二个抽象的假定：推翻了专制就是民主，所以革命有效。 这个假定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法国大革命可说是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革命了，但 革命没有直接带来民主制度，并未出现人们预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 国。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起义，攻破巴士底狱，政权转到制宪会议， 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制宪会议发表了《人权宣言》，它的第一条就是“在 利权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一七九一年，《人权宣言》成为 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但《人权宣言》的原则和宪法的规定并没有成为事实，相 反，夺权开了头，又夺来夺去，经历了长期的动荡。革命不能保障人民的利权，甚 至连革命者自身的利权都不能保障，先前的革命者被後来更激进的革命者打成“反 革命”因而也纷纷上了断头台，最後则轮到把革命者打成“反革命”的最最革命的 罗伯斯庇尔等一批人走上断头台。人民利权无保障，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就不能实现 ，竟出现拿破仑称帝，走向了革命的反面。过了半个世纪，法国才重新开始民主化 ，而民主化依然是不断改良的渐进过程。可见，从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到建立民 主制度，中间有一个历史的缺口。法国跨过了历史的缺口。俄国十月革命以後七十 多年没有跨过历史的缺口，苏维埃政权强大一时而终于顷刻瓦解。　 “革命派”的第一个假定用的是绝对对立的抽象思维，第二个假定用的又是绝对 同一的抽象思维。革命和民主事实上不是一回事，但“革命派”在思维中把它们等 同起来了。他们也是按“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逻辑，认为革命夺得了权力就有了 民主。革命的手段可以夺取权力，不能建设民主；因为不是以民主的手段来取得政 权，所以也不会以民主的手段来运用政权。一向是非法运作的人，怎么能期望他们 上台後就会合法运作？革命只能造就军事强人、政治强人，出现权威政治。革命的 过程，为了与专制的权威相对抗，必须树立强有力的革命的权威。革命的结果，破 坏了旧秩序，为了建立新秩序，更需要强有力的革命的权威。革命的权威不足或缺 乏，就会产生袁世凯或拿破仑。跨过从革命到民主的缺口，必须改换手段。中国共 产党至今不愿改换手段，夺权时以武装斗争为“法宝”，掌权时以人民解放军为“ 柱石”，所以总是停留在峡谷的边缘。再一次向共产党夺权，取而代之，凭什么能 保证重新上台的人实行民主？除了空洞的许诺，什么保证都没有。 海外民运中“革命派”的主张，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他们在思维方法上的失足之 处，就在于或是强调绝对对立或是强调绝对同一。 二，争取利权还是夺取权力？ 王炳章及其追随者鼓吹“革命必然爆发，民运接管政权”，或者说，“民主运动 必须具有鲜明的执政诉求”。既是民主运动，又要接管政权，他们还没有弄清楚革 命运动和民主运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首先是追求的目的不同，革命运动是夺 取权力，民主运动是争取利权。其次是采取的手段不同，革命运动总是采取非法的 暴力的手段来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民主运动只能采取和平、理性、渐进的手段， 通过运用法律和改变法律来达到争取利权的目的。可以说，民主运动本来就是改良 运动。 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利权（rights）和权力（power）关系的 颠倒。 专制的特征是：政府权力不可制约，人民利权没有保障。人民多少有一点利权是 政府赐予的。专制的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权力决定利权。 民主的特征是：人民利权有保障，政府权力可制约。政府的所有权力是人民授予 的。民主的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利权决定权力。 民主制度的机制就是：以人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以政府权力保障人民利权。这 种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根本关系又决定了另外两种关系：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政府 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平权的，不承认特权；政府之间的相互关 系是分权的，不允许极权。权力之所以不可制约，因为它是不可分割的绝对权力。 反过来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必须使它分割。在分割的权力之间实行权力和权 力的相互制约，才便于人民对一切权力的制约。记载这些关系的是宪法；以宪法确 立的民主制度就是宪政。 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全球主流思想界对革命已有所检讨。但若说因为革命 残忍，对社会有破坏作用，所以不要革命，似乎还不是充分的论据。狂热的革命者 会说，付出必要的代价，换来一个新世界是值得的。问题就在于革命不能创造新世 界。它的弊病，从利权和权力的关系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革命运动虽然反对专制， 但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权力决定利权的公式。以为专注于夺取权力就可以赐予人民以 利权，正是遵循专制的同样的公式，所以它推翻了一种专制以後可以走向另一种专 制。民运中“革命派”的“执政诉求”，充其量只是把坏政权换成好政权。即使出 了一个好政权，是否能长久好下去？毫无制度上的保证。五十年代，共产党曾经建 立一个廉洁政府，代替国民党的贪渎政府；曾几何时，廉洁政府又变成了贪渎政府 。前车已覆，後车胡不鉴？民主运动遵循的是利权决定权力的公式，以争取利权改 变权力的性质，从而变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就是改良派的诉求，看起来是温 和的，引起的社会变革却是深刻的。民主政党提出“执政诉求”也是可以的，但必 须通过为人民争取利权的道路上台，这样在执政与建设民主制度之间就不会缺口， 合法上台才会合法运作。民主政治的反对派是合法的反对派，也是合作的反对派。 有时反对派采取不合作的策略，这说明本来是合作的。美国人都知道，什么是反对 派？民主党执政，共和党是反对派；共和党执政，民主党是反对派。中国人把政权 看作“镇压之权”，同时把反对派理解成造反派，“反对”就是翻天、拆台。民主 政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但免不了你来我往、讨价还价。不是翻天， 而是合法地反对；不是拆台，而是既合作又反对。所以我针对中国人理解上的困难 ，将民主政治的反对派加上“合法”、“合作”的定语，在美国人看来是没有必要 的。不料有人还是不理解。民主政治中还有loyal oppsition（忠诚的反对派），对 有些人就更不好理解了。台湾的民进党就是从革命派转变为合法的、合作的反对派 才找到出路。海外民运要学会当民主政治的反对派，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 孙中山说，宪法“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人民在事实上享有利权，宪法才可加 以保障；本来无权，从何保障？宪法并不能“赋予”人民以利权。人民的利权需要 自己来争取。民主运动就是人民争取利权的运动，就是以人民利权制约政府权力的 运动。人民争取到的利权逐渐扩大，就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日益加强，总有一天将 改变权力的性质。专制的权力变为民主的权力，才能达到以政府权力保障人民利权 的目的。所以说，革命运动只是换演员，民主运动才是改剧本；只要剧本改了，演 员换不换都可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成功了，毛泽东换下了蒋介石，一党专权 的剧本没有改。共产党在军事上打败了国民党，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战胜国民党，反 而自己也变成了国民党。政治上战胜国民党的是台湾的民主运动。民主运动冲破了 报禁、党禁，人民争得了表达自由、组党自由，虽然蒋经国这位演员没有换，但一 党专权的剧本改了。 中国人习惯于夺取权力，还没有完全学会争取利权，而且往往把别人争取利权的 运动看成夺取权力的运动。《民运手册》中说，美国就是以暴力革命实行民主的。 如果说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一次革命，这是一次颇为特殊的革命。它所反对的不是 本国的专制统治，而是外国的殖民统治。而且它追求的本来就是利权，不是权力。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在费城诞生的《独立宣言》宣布“独立的原因”，是实现“ 人人生而平等”、“不可转让的利权”，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独立宣言 》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独立战争打跑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之後就直接面 对人民的利权要求，而自己的历史上也没有专制的剧本可以上演。一七八七年，在 费城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国宪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寿命最长 的一部宪法，至今一直有效。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利权也要自己去争取。民 主运动就是民权运动。六十年代，美国黑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权运动。中国支持美 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全国到处游行示威。但中国的支持是希望黑人“推翻美国政府 ”、“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一九六四年 ，美国黑人争得了与白人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利权法案的形式肯定了下来 。如果坐等“推翻美国政府”，也许美国黑人至今还是无权。 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必须符合民主制度的机制。革命运动的过程并不符合民主 制度的机制，所以结果就不会出现民主制度。孙中山看到了革命和民主之间的缺口 ，他并不认为民主会随着革命自然到来，因此他设计了革命和民主之间由此达彼的 桥梁。在军政时期结束之後，必须经过训政时期，才能还政于民，过渡到宪政时期 。训政就是政府训人民。毛泽东嘲笑了训政的主张。如果由政府来训人民，谁来训 政府？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生来训人，一部分命该受训，这不是训练民主， 而是训练专制。所以，国民党的训政训出了一党专权。劝说已经垄断了政权的人“ 还政于民”，无异与虎谋皮。毛泽东抓住了孙中山的漏洞，又从根本上否定实行民 主政治需要训练，认为一旦取得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天然就会当家作主。 结果，只有“党主”，没有民主。 实行民主，政府和人民都需要受训。政府是从人民中产生的。一个恶劣的政府之 所以能够存在，在于人民的沉默和容忍。只有人民起来，才能改变恶劣的政府。所 以，改变恶劣的政府，首先必须改变人民。改变人民，不是靠“救星”，而是靠人 民自己；也不是像孙中山所设想的，事先受训好了再实行民主，而是投入一种社会 机制，受训的过程同时是实行民主的过程。民主运动就是这种社会机制，人民争取 利权的过程是人民接受民主训练的过程，人民以利权制约权力的过程也是政府接受 民主训练的过程。 改良有理，我又不赞成“告别革命”⑷。因为革命也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利权。人 民有推翻或建立政府的利权，推翻政府也有使用暴力的利权。剥夺革命的利权，必 须抗争；但有此利权不是非用不可。言论自由意味着人们有讲错话的利权，有谁会 故意讲几句错话以求一逞？人民同样也有使用非暴力改变政府的利权。在当代中国 ，究竟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这是基于同样的利权而作出的选择，不是利权的有无 。阿Q说：“我要革命！”假洋鬼子挥舞着哭丧棒说：“不准革命！”我站在阿Q一 边，维护他要革命的利权。如果阿Q和小D讨论问题，小D不赞成阿Q的革命，主张改 良，我站在小D一边，支持他的正确选择。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具有官逼民反的潜 在可能。如果出了陈胜、吴广，政府加以镇压，镇压是非正义的，人民的反抗是正 义的。但正义的一方并非都是正确的。历史证明，暴动、起义、革命不能解决问题 ，人民在可以选择的几种可能之间就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阿Q是正义的，假洋鬼 子是非正义的；同样是正义的，小D是正确的，阿Q是不正确的。人民的自发行动是 一回事，一种运动、一个政党的指导方针是另一回事。指导方针负有引导人民的责 任，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避免错误的选择。总结历史的教训，不再以革命求民主 ，而是以改良求民主，这就是正确的选择。革命的利权可以不用，但不能放弃；可 以不选择革命，但不能保证“告别革命”。以往的革命，虽堪叹息，不可鄙夷，并 非全是无谓之举，也不能以“告别革命”一言蔽之。近代的历次革命，考察其结果 ，则曰得不偿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未得到应有的社会进步；但研究其发生， 也有某些合理的原因。革命的理想主义，革命的牺牲精神，革命的工作热情，依然 是崇高的；革命者创造的带血的文明，永远是珍贵的。当代中国，国际国内的条件 不同了，以往发生革命的原因起了变化。革命的遗产就是叫我们不要再选择革命。 中国人的步伐完全可以脱离陈旧的轨迹，走向新天地。研究历史总是“事後诸葛亮 ”。但不是事後都会成“诸葛亮”，就怕事後还是“刘阿斗”。另外，将革命局限 于暴力夺取政权，这是一个狭窄的定义。如果说，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变革就是 革命，那么人类社会永远需要革命，更不可“告别革命”。 三，必须手段正当还是可以不择手段？ 王炳章虽然寄希望于城市暴动、农村起义，但无能为力，只能坐等。他所能设计 的行动是：“抢劫银行”、“绑架官员”、“暗杀”、“炸毛泽东塑像，毛泽东的 祖坟，李鹏的祖坟”、“可用炸药炸毁桥梁、公路、机场、铁路”等等。真正的革 命搞不成，王炳章的所谓“革命”，成了恐怖活动；进行恐怖活动的“地下组织” 无异于“黑社会”。在王炳章那里，不但理念和纲领脱节，还有纲领和行动脱节； 革命并非民主，恐怖更非革命。一部《民运手册》，看到最後竟是《恐怖手册》， 不由得使人哈哈大笑了。正巧，王炳章被中国驱逐出境後没几天，发生了武汉长江 大桥客车爆炸事件，死伤五十多人。以往，这类事总是怀疑新疆的分裂主义分子干 的，或是下岗工人中心怀不满的人干的；现在，人们又多了一种怀疑，可能是“民 运分子”干的。（侦查的结果，都不是。）“民运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反对恐怖 活动的，　　 王炳章的“闯关”还给国内的民运人士找了麻烦。对方在不知他的真实身分的情 况下受到了连累。先後被公安部门传讯、拘留、逮捕的有蚌埠的王庭金夫妇、张玉 祥夫妇、南京的徐水良、上海的杨勤恒、张汝俊、倪锦彬等。王庭金被关了一个多 月，又投入劳动教养。杨勤恒也投入了劳动教养。王炳章本人享受了两天四菜一汤 後安全返航，国内的民运人士却实实在在地处于危险境地。 王炳章的《民运手册》中说，采取什么手段与策略，“不取决于我们，而主要取 决于执政者的态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论辩方式。共产党在批判“和平过渡 ”的修正主义观点时就是这样说的：但愿用和平的手段取得政权，问题不是取决于 我们，而是取决于统治者的态度。统治者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所以只能用暴力解 决问题。这种论辩方式，只适用于夺取政权，不适用于建设民主社会。手段必须与 目的一致。民主运动的手段，不是“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而是取决于我们所要 达到的目的。印度的民主就不是用革命手段取得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运动， 面对“执政者”的凶恶和残暴始终不改初衷，完全取决于自身的信念。要达到民主 的目的，必须采取相应的民主的手段；采取非民主的手段，企图达到民主的目的， 无异南辕北辙。采取革命手段还可以说“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采取恐怖手段又 取决于什么？《民运手册》中写道：“一万个无组织的人和十个有组织的人，谁的 力量大？十个人的力量大。他们十个人，可以把一万个人全部杀掉，只要一个一个 地去杀。”王炳章所研究的，不是革命的策略，而是密谋的策略，把少数人组织起 来去战胜多数人，“只要一个一个地去杀”。 把责任推给对方，不过是论辩的技巧，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任何决策都是主体的 作为。采取革命的手段，不是“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还是取决于“我们”，取 决于“我们”对权力的觊觎。“我们”横竖要夺取权力，“你们”识相，“我们” 就和平地夺取，“你们”不识相，“我们”就暴力地夺取。一般来说，执政者是不 会自愿放弃权力的，所以结论就是只能暴力夺取。恐怖手段也是取决于“我们”， 取决于“我们”对权力的觊觎而达于不择手段。　 采取革命的手段，虽然对建设民主来说未必有效，但还是正当的，而采取恐怖的 手段完全是不正当的。 往往有人认为，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可以在所不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夺权 的全民演习，处处夺权，时时夺权，夺了“走资派”的权又夺“造反派”的权。夺 权者都自封为“革命行动”，认为目的正当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不惜“打、砸、 抢”。起初，发明“打、砸、抢”的人占了便宜；别人也来“打、砸、抢”，自己 就惶惶不安了。为了夺权而不择手段，结果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人们只能看到 不正当的手段，看不到正当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是一次破坏性试验 ，证明迷恋夺权再加不择手段就是疯狂。同样的道理，恐怖活动能得逞，是以别人 不搞恐怖活动为前提；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得益，是因为别人采取正当的手段而受损 。如果大家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将无人得益而社会陷入普遍混乱。法律就是为了 预先防止社会陷入普遍混乱而禁止一切不正当的手段。假如（大胆的假如）民主正 义党因使用恐怖和密谋而夺到政权，也不能禁止别人使用恐怖和密谋再向民主正义 党夺权。冤冤相报，未有穷期。恐怖活动祸及无辜，是全社会的公害，必须群起而 制之。 正当的目的要求采取正当的手段；手段的不正当反证目的的不正当。 恐怖的手段与民主的目的完全无关。“民运分子”采取恐怖手段是政治上、道德 上的堕落。 海外民运是一支庞杂的队伍⑸。在国内受过共产党迫害的人，深感民主之可贵。 但有些人怀有强烈的复仇情绪，念念不忘“革命”是为了有朝一日对共产党镇压“ 反革命”。他们虽然对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在思维方法上却与共产党有许多共同 之处。海外民运中表面上大家都在反对共产党的不民主，出发点并不一致，归宿点 也必然不同。反对共产党不民主的人也可能比他所反对的对象更不民主，苏联瓦解 时格鲁吉亚的领导人就是如此。成为一个民运人士，并非仅仅取决于他反对什么， 更为根本的是他自身的素质、为人的方式表明了什么。企图用语言来说服复仇分子 、反共分子改变头脑是很困难的。政治上、道德上的分野既然是客观存在，又无法 消除，只能坦然面对。不必学共产党的样子，搞什么“两条路线斗争”。按民主的 规则，不同政见，各色人等，可以相安无事、和平竞赛。分野必须弄清楚，便于人 民进行选择，留给实践证明真理，等待历史作出结论。 一九九八年四月 注释 ⑴代表性的言论见倪育贤《九州生气恃风雷——从王炳章闯关看民运的路线之争 》，《世界周刊》一九九八年三月八日。又见《大参考》总第二十九期一九九八年 三月廿二日： http://www.ifcss.org/ftp-pub/org/dck/1998/9803d.txt ⑵《民运手册》(内部讨论用)是王炳章编辑的一本普及民运常识的小册子，以问 答的形式讨论一百来个问题，其中关于绑架暗杀抢银行的一些言论颇引人非议，给 民运造成坏的影响。此书见: http://members.tripod.com/~zmd/demo_manual.zip ⑶rights通常作权利。“权利”（rights）和“权力”（power），在现代汉语 的普通话中，发音是一样的。中国人在观念上常常将权利和权力混淆，相同的发音 也助张了这种混淆。日语中表达rights一词的是“利权”，而“利权”还是来自中 国。据陆惠风先生考查，中国古代“利权”和“权利”是通用的。故现代汉语也应 以“利权”表达rights为好。以“利权”与“权力”相对，词意更清皙。“利权” 是自身拥有的维护利益之权，“权力”是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 ⑷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出版 ），对“要改良不要革命”这一点作了很好的说明。民运中的“革命派”好像从来 没有听说过。李泽厚虽然说“我也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革命”（第72页），但“告 别革命”这一口号很容易被解释成与现实中和历史上的革命一刀两段，对未来的革 命彻底杜绝。 ⑸据张伟国分析，海外民运中有五种类型的人：一是“有仇的”，二是“有‘病’ 的”，三是“有瘾的”，四是“有任务的”，五是“有利益的”。见《北京之春》 一九九八年一月号。所说“有瘾的”，是指一些理想主义者，求民主成瘾。从类型 来说，只占五分之一，从人数来说，应是大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评徐文立的良性互动说 倪育贤 徐文立先生是长期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民主战士，并因此受到中共政权的 深重迫害。对徐文立的历史功绩，笔者与许多民运朋友一样，是十分尊重的，也正 是出於这分尊重，笔者特别重视徐文立先生关於民主运动的立场和观点，并不端冒 昧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与徐文立先生商榷。 最近，徐文立先生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发表了题为“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 对策与战略”一文。徐文立先生在文中明确宣称，“由於中国共产党基本结构的改 变，民运应当与共产党构成朝野良性互动的关系”，“以缓解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 ，并到达双胜双赢的目标”。徐文立先生在文中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相当诱人的社会 和谐、朝野携手合作建立民主新秩序的美妙蓝图。 运动的目标是制约一切的 徐文立先生为了给他的良性互动论找到历史根据，重复一个被改良派知识分 子贩卖了千百遍的神话，他说“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 过程中，早期共产党很多人都是一些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也抱着美好的愿望， 也追求民主自由，但是後来却走上了一条专制独裁的道路，这同他们选择暴力革命 这样一条道路是分不开的。” 对早期共产党人的血都是热的这一点，笔者并无异议。但断言早期共产党追 求的是民主自由，这就大谬不然了。中共从它成立之始，就宣布自己是苏俄布尔什 维克主义的忠实信徒，声称要用革命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国家机器，以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根据列宁的经典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不 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所以，共产党从它一开始就明确表明自己是现代民主制 度的天敌。而在事实上共产党也一直在扮演摧残民主自由的刽子手的角色。把追求 民主自由的桂冠不伦不类地硬套在民主自由最凶恶的敌人——共产党的头上是一种 歪曲基本历史事实的恶作剧。 徐文立把共产党走上专制独裁说成是由於他们推行暴力革命路线的结果，这 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谬误。历史事实是共产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建立人类历 史最彻底的极权专制为目标。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还没有另一个政治势力能 象共产党那样把人的自由彻底剥夺到人不成其为人的地步。在这一点上，希特勒和 东条英机等法西斯恶魔也难能望共产党项背於万一。徐文立把共产党独裁归结成因 暴力革命手段造成，因此得出结论说，革命方式必然会导致专制独裁。这一点虽然 常常为一些对历史不求甚解的知识分子所附和，但这却是违背常识的偏见。因为， 历史证明，世界大多数文明大国的民主自由制度的确立几乎都是通过革命暴力武装 夺取政权的道路才最後成功的。对此，徐先生只要略为浏览一下近代民主史就无须 再论了。当然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的手段建立的确实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但共 产主义运动首要的目标本来就是要建立独裁专制，这在《共产党宣言》上早已写得 明明白白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在通过一个特定的社会改革运动之後建 立什么性质的政体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个运动本身的性质，即这个运动 要达成的目标。在社会转型中，手段和方式只不过是达成目标的工具罢了。目标一 经确立，它就会制约整个运动的全部过程和最後结果。当然，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复 杂的。在历史上也发生过手段异化目标的情形。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不在本文 讨论的范围之内。 共产党高层的知识结构 徐文立先生十分明确地规划了他主张民运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性质，他说， “要说与共产党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某种合作，那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这种合作 是民主社会所共有的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民主社会在野党和执政党双方都会有一些 良性互动和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如果不理解这一点，认为什么事情只能是绝对的白 或者绝对的黑，正是对民主社会的一种无知，并没有摆脱共产党理论的窠臼。” 毫无疑问，徐文立先生提出“民运与共产党良性互动”说的动机和出发点是 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显然是出於一种悲天悯人的书生情怀和不希望看到社会动荡民 生痛苦的仁爱之心。然而，恕我直言，在社会领域中，善意往往并不等於正确，我 们鉴别某个政治主张的正误时，只凭动机上的善意是远远不够的。历史早就表明， 许多罪恶起初常常是在善良动机的旗号下发端的，残酷迫害过徐文立先生的共产党 暴政就是现成的实例。 那么，用什么标准来鉴别一个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和适行性呢?我以为可以有两 个标准：一是看这个主张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二是看这个主张在政治上究竟代 表了哪些社会阶层的实际利益。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动”说的基本缺陷就在於： 第一、“良性互动”说不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实际 第二、“良性互动”说客观上迎合了中共特权阶层巩固其统治的政治需要 徐文立先生提出的“良性互动”说的基本前提是，他认为“共产党的基本结 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必须指出，徐先生在得出上述结论时，并没有给我们清晰界定出“共产党的 基本结构”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叫“共产党的 基本结构”。因为从字面上来揣测，一个党的基本结构可以理解为它的组织架构， 也可以理解为它的理论架构，也可以理解为共产党的权力架构。但从徐先生在後来 对记者所作的说明中来看，徐先生所指的基本结构并不包含上述内容，而主要是指 共产党领导阶层知识结构。他说，“共产党领导阶层不再是那些枪杆子打天下的人 掌握政权了，换成了大部分有文化水平，多少受过一些欧美教育的人。”显然把领 导阶层的知识结构的改变当成所谓基本结构的变化在逻辑上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 一个政党领导层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这个党的政治性质与社会功能。希特勒纳粹 党的领导人的文化素质显然并不雷同於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但这并不影响这两个 党在人类历史上同样犯下反文明的野蛮罪行。 仅仅从一个政权上层的知识结构的改变就引申出这个政权的性质的改变是毫 无根据的。苏俄勃烈日列夫时代的共产党上层知识结构与早期布尔什维克时代是大 为不同的，但这并没有改变勃列日烈夫政权的极权专制性质。那种认为掌权者知识 水准高就一定会倾向民主的说法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附会，而徐文立将早期共产党 领导层和今日共产党领导层的文化素质进行的比较也有违历史真实。事实上，早期 共产党领导层的知识文化水准极高，他们决不是一群只会耍枪杆子的武夫。李大钊 、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周恩来、张国涛、刘少奇甚至包括毛泽东， 几乎都是名重一时的知识精英。但这并不影响中共建党一开始就成为一个用暴力消 灭一切反对派的反民主政党。所以，徐文立以中共领导阶层文化结构的改变来说明 中共性质的改变，第一：这并不符合事实，第二：历史表明文化知识结构并不决定 一个政党的政治性质。 关於共产党的本质 其实徐文立先生用所谓“共产党基本特征已经改变”这样一个他自己也言之 不详的模糊概念想表明的真实用意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的本质已经改变”。 正因为徐文立认为共产党的本质已经变化，所以民运可以与共产党进行“双胜双赢 的良性互动”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弄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共产党的本质究竟有 没有改变。 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共产党的本质。从词义上分析， 所谓事物的本质是指决定该事物的基本性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事物的本质是不 能改变的，因为本质一旦改变，此事物本身即已转变为他事物，即原事物已不复存 在了。所以，本质不变这个定律应该是言之成理的，但本质不变并不是说本质不可 变，而是指本质一变，原来的事物已变成另一个根本不同的东西了。笼统地讲共产 党已经变了，这是一句千真万确然而却毫无意义的废话，因为世间万物无一不在变 化中，德漠克利特所谓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即是此意。问题在於，共产党的 本质特征有没有变化。 什么是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呢?徐文立先生列举了共产党基本结构已经变化的几 点依据，除了前面所谓的知识结构外，又列举了社会结构变动和意识形态的松动。 其实这两点都与共产党本质无关。笔者根据共产党统治半个世纪的实际，归结起来 ，共产党的本质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总结，这就是：它是一个用武装暴力剥夺人民基 本权利以维护其特权统治的法西斯集团。 在共产党掌政的五十年里，它为了巩固和存续其一党专制的统治，共产党领 导层有过多次更叠，共产党的政策作过频繁修改，共产党的行为模式也有过不同程 度的调正，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变换过多种口径，但是千变万换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即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正是万变不离其宗：共产党用暴力剥夺人民基本人权 这一个本质始终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十年前共产党还能够用种种花言巧语蒙骗世 人以掩盖其法西斯暴政的真相的话，那么八九民运、六四屠杀这一震惊全人类良知 的血腥惨案，共产党用暴力剥夺人民基本权利来维持其统治这一本质已经象溶尽了 积雪的山峦那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六四屠杀九年来，中共不但没有在“用暴力剥夺人民基本人权”这一点上有 任何让步，反而用更狡诈更凶残的手段压制国内人民争取人权自由的呼声，把成千 上万民运人士投入监狱和劳改营，用法西斯特务手段监视迫害刑满获释的民主人士 ，抄家、盯梢、断绝生计、重新逮捕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其中，徐文立本人就是一 个共产党暴政下的典型受害者。现在，徐文立先生罔顾客观事实，忽然洗心革面， 宣称共产党的本质已经改变，极力主张民运应该与共产党坐下来握手言欢、携手合 作，进行所谓双胜双赢的良性互动了，这不能不让我们关心民运的朋友感到惊诧和 困惑。试想，一个被共产党视为反动颠覆分子、一个整日被公安特务追得团团转、 时时担心不是被抄家就是被绑架的民运骨干,一面处处躲避当局的迫害，呼吁海外朋 友的援助，一面却大喊说良性互动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幕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不 是太过於牵强、太过娇情、太近乎一场自虐自残的滑稽剧吗? 关於良性互动的条件 徐文立先生曾经在中共监狱中经历过长期的折磨，对此，笔者也有过切身的 感受，因此对徐文立先生受到的心理创伤有充分的理解和体谅。要在中共的黑牢里 度过那么漫长的煎熬，需要有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自信力，这种人格特点对 一个人克服长期失去自由而形成的沮丧而达到某种心理平衡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必须体察到遭受长期非人道摧残的朋友有时容易养成某些特殊 的心理素质，这就是在面对某些特定事物作出判断时，有时会不自觉地拉开与实际 生活的距离，这就容易导致作出的结论不是失之於过分消极，就是倾向於盲目乐观 。我们读徐文立先生的文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误区，就是徐先生容易把一些自己期 待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物当做已经发生的情形来加以评判。例如，徐文立先生把中 共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所作的某些欺骗性姿态，如释放一些著 名的异议分子等当做人权状况的进步，把个别并不具有实质意义的偶然事件赋予特 别重大的政治意义，如把某一篇文章的出笼和某一本书的出版夸大为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的事件，当做“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更加开放和开明的象征”，从而断定“中 国的社会已经走向多元”，“中国逐步从人治走向法制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等等 ......。 徐先生漠视中共大规模加紧镇压民主力量的严酷事实，对中共寄予不切实际 的希望，徐先生天真地断言，“民运和共产党已经有了对话的基础”，宣称“民运 和共产党坐在一起用合作谈判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 坦率地说，对於徐文立先生上述判断，许多民运界的朋友除了用错愕之外很 难用别的词汇来形容，因为徐文立的判断想象的成分大大超过实际的成分，这就导 致了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动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都失去了客观的基础。 所谓良性互动的原意是指两个本来对立的政治力量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向 作有规则的协调运动。 当然，良性互动是一个好东西。然而，和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一样，它的实 现是有条件的。两个对立的政治力量要发生良性互动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 双方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第二、双方有共同的参与愿望，二者不可缺一，只有同时 具备这两个条件时，良性互动才可能发生。 现在，徐文立先生主张要进行“良性互动”的对象是中共特权阶层，那么民 运与中共特权阶层在政治上有没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呢?民运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保 障公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体，而中共的目是要用暴力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以保护其 专制政权不被推翻。我想不须太多的论证就可以得出结论：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 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反的，他们之间的利害是不可调和的，我常常用古人的用两句 话来形容人民和共产党的关系，叫做：“水火不能相容，冰碳不可共器”。共产党 为什么要抓魏京生、王丹，共产党为什么要在天安门开枪杀人，共产党为什么要在 今天还大肆搜收捕民运人士，这决不是因为那个人好，这个人坏，或者共产党喜欢 张三，不喜欢李四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根本政治利益决定必须镇压民运，因为民运 的成功就是共产党的失败。所以主张民运与共产党良性互动从政治上来说是南辕北 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至此，徐文立先生一定又要批评我们“不懂民主政治中反对派和执政党进行 良性互动的基本常识”了。对此，恕我再次提醒徐文立先生，在民主政体建立起来 之前和之後是两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社会政治环境，把民主社会中才能进行的种 种朝野互动搬到共产党掌握一切的极权政体中来模仿，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政治 儿戏罢了。 我们再来看进行良性互动的第二个条件，即双方都要有参与的意愿。现在， 徐文立先生有与共产党进行良性互动的迫切愿望这是不待言的了，那共产党一边呢 ?共产党除了继续逮捕、关押，继续用监禁流放迫害民运人士之外，根本没有显示出 有与民主运动进行对话和谈判的任何意向，连对徐文立先生从维护共产党根本利益 角度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中共也一概不予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先生还一个 劲自拉自唱声称与共产党进行对话谈判的时期已经到来，这除了自我陶醉、自取其 辱以外，还能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我想提醒徐文立先生的另一点是，民主运动是一 个政治运动，政治是一个凭实力较量的领域。民主反对派只有一步一步依靠自己正 确而鲜明的政治主张争取人民的理解、同情、支持与参与，最後形成对专制统治具 有强大压力的民主阵营的时候，特权阶层才会被迫与民运进行对话和谈判，在当前 ，正象徐文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民主力量还非常弱小，还不成气候，还不具备以 一个反对派政党形态出现的条件”时，徐先生高唱与共产党对话谈判的良性互动已 经到来，声称与共产党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不是自相矛盾、又一次把想象当做 现实了吗?这不是对客观事物失去基本判断力的一种自作多情吗?实际上这是一种缺 乏政治自尊和自信的非理性表现。 我们究竟是站在哪一边 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动论”除了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存在主观想象与客观实 际相脱节的矛盾之外，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基本政治立场，即民运究竟 应该站在哪一边的问题。笔者反复研读了徐文立先生的谈话之後对国内民运发展的 方向产生了相当深切的忧虑。因为从徐先生的讲话中可以明确地体验到，在许多重 大原则问题上，徐先生常常不自觉地游离了民主运动的基本立场。对於一个民运领 导者而言，如果由於分析问题的某种局限，对问题的理解发生了某些失误和偏差， 这是可以通过讨论和实践来加以修正的。但是如果在根本的政治立场上离开了民主 运动的基本原则，这就会给民运造成方向上的迷失。徐文立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民运 战士，但徐先生许多观点更多地是维护中共政治利益角度提出来的，这就是一个不 能不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了。徐文立先生在他的讲话中多次用赞许肯定的口吻谈到 中共当权派在人权问题上的所谓“进步”。他说，“据我所知，邓小平曾经责成有 关部门去研究人权问题”，“整个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特别是邓小平逝世 以後，他们想在国际上改造人权形象的努力，这种努力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徐文 立甚至多次设身处地去安慰中共当局不要对东欧和苏联的那种巨变造成一种恐惧， 因为“一个来回之後，”“现在基本上还是前共产党人在执掌政权”。 徐先生还体贴入微地安抚中共当局说，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还很弱小，离 一个象样的反对派组织还差得远”。徐文立担保“中共在未来的民主社会里凭着他 们长期管理国家的经验，可以继续成为一个执政党”。鉴於中共方面害怕波兰团结 工会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出现，徐文立告慰中共当局“中国的工人对组织的意向并不 那么热心”。 徐文立为了让中共彻底放心，甚至拍胸脯地向中共担保，“你们不必要这样 恐惧，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太可能出现象波兰那样漫长的独立工会的基础的” 。为了防止民运方面的动作打扰了中共的安宁，徐文立也对民运内部的朋友做工作 ，“号召工人朋友尽可能地不诉诸街头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警告“大家不能再去 操纵工人、农民，发动工人造反，农民起义，不能用这样的办法去夺取政权”。因 为“那种想操纵一切、领导一切的结果可能导致走向专制。”徐文立主张独立工会 不要搞成政治组织，徐文立断言，如果工人运动不满足於单纯工会形式而起来追求 政治权利的话，“中国就会大乱，就会象铁塔尼号一样沉没”。 徐文立还周到地考虑中共改变政策所需要的一个过程，要求民运实行所谓的 “缓结社、广交友”的方式，以便给中共留下弹性变化的时间和空间。 对於目前造成社会矛盾的工人下岗失业问题，徐文立先生忧心忡忡，要求工 人“体谅中共当局的困难”，并极力为中共的现行政策进行辩护和解释，他颇为肉 麻地宣称“应当看到新一届的中国政府在经济基础建设方面，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 方面政府正在作出努力。” 徐文立对朱熔基为人正直、为官清廉这些廉价的颂扬(顺便提一下，一个声称 天安门屠杀是必要的人，怎么可能是正直的呢?)之余，还特别要求民运方面“不要 耍弄权术来挑动中共上层的内斗”。徐文立还衷心期望“江泽民和朱溶基能真诚团 结”，“协调一致地工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我们读到上述这一系列徐文立先生的政治见解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产生 一种错觉，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在读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或《人民日报》的社论， 徐文立对中国共产党真是可以说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地步了。徐文立 先生为中共的政治前途和根本利益设想得何其周到，计划得何以周密，安排得何等 周详! 在如何看待中共与民运的关系问题这个重大问题上，徐文立先生已经远远地 离开了民主运动的基本立场。徐文立显然已经忘记民主运动是要在政治上彻底埋葬 共产极权专制的基本目标。徐文立的思考重心已经不由自主地转移到如何为共产党 当局度过难关和如何防止民主高潮的到来。这就造成令人匪夷所思的角色错位。即 徐文立已经把民主运动定位成帮助中共进行改革的党内改良派的附庸。这不但是徐 文立先生个人政治路向的迷失，也是中国民主运动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教训。 徐文立先生良性互动论的思想根源 徐文立先生提出所谓“良性互动论”，从理论上来分析，是由於他不明白民 主运动的本质而造成的一种思想迷茫。徐文立把民主运动理解为“搭一个台子，可 以让各种多元政治力量在台上各显神通，进行表演”。这就是说，徐文立仅仅把民 主运动看成是一个权力分配程序化的运动，或者把它仅仅诠释为创造多元社会机制 的一种手段和过程。这种表述没有真正触及民主运动本质和内核。民主运动并不是 一个富民强国的变法运动，也不是仅仅为了建立某种比较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现 代民主运动，真正的目标在於建立一套能确保公民个人自由不被侵犯的政治体制， 一言以蔽之，民主是为了确保人的自由。只有从维护自由这一个原则出发，我们才 能真正把握了民主制度的核心。如果不从自由出发，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划清民主 运动和共产党专制的政治界限。 我们如果牢固地确立了民主运动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这个基本立场，我们就不 会对自由的敌人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我们就会充分地估计到这场斗争将会 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我们就将会确信，自由和奴役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命较 量。因为在这场斗争中，将会剥夺共产党特权阶级现在享有的空前的政治特权和巨 大的经济利益，事情一旦涉及到社会各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个领域，那 么，就决不是可以凭着道德说教和良性感化所能解决的了。在这场较量中，唯一有 发言权的就是政治实力，毫无疑问，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自由，但 是，人民当然也懂得只有在自己掌握了巨大的足以令统治者胆颤的物质力量的情况 下，独裁者才会懂得用理性的语言与人民进行谈判和对话。否则，象徐文立先生那 样，一面想方设法地扑灭人民自由斗争的火焰，一面却幻想专制者会良心发现，自 动向人民献上民主和自由，那不过是一相情愿的浪漫幻梦罢了。(北春 98-0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政治笑话：克林顿骂江泽民 江泽民访美之前，为了不受冤枉骂，特意叫手下编了一本“俚语大全”，收录了中 国和美国的骂人话。包括有“臭丫挺的”(北京)，“锤子”(四川)，“去你的头” (广东)，“SHIT”(美国)等等。 江泽民勤奋好学，很快就全背熟了。 在和克林顿会谈快结束时，江泽民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英文，就对克林顿说：“I WANT TO GO TO AN NC-17 MOVIE SOMETIME。”克林顿说：“SURE，GO AHEAD。” 江泽民的脸一下涨成了猪肝色，一言不发地上了汽车。秘书奇怪地问：“江主席， 您怎么啦？”“他妈的，”江泽民忿忿地说：“克林顿他骂我，说---去你的头。” 摘自《政治笑话论坛》： http://venus.beseen.com/boardroom/k/1757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小参考》一周总目录 ( china_002@bigfoot.com 供稿) 《小参考》总第106期1998.06.22 1. 美国之音：吴弘达国会作证，血淋淋行刑镜头笼罩总统之行 2. 郭罗基公开信全文并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3. 北京丁子霖、蒋培坤《致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全文 4. 新闻背景分析：克江北京会谈纠缠复杂矛盾 5. 中央日报社论：中共硬撑人民币的难言之苦 6. 香港保钓人士搭船出发钓鱼台宣示中国主权 7. 美总统来访，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被中共逮捕下落不明 8. 金融危机：港股持续反弹暗藏危机 9. 北京畅销书《交锋》被《当代思潮》控告侵犯知识产权 ================================================ 《小参考》总第105期1998.06.21 1. 下榻酒店红灯区西安大扫黄: 让克林顿先认识华夏文化 2. 北京仍不愿克林顿在其全国性广播中演说 3. 一个厨房里的故事...由人民币汇率、日元贬值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想到的 4. 中共对克林顿大陆行满怀期待端出经贸大餐 5. 克林顿：希望中国入世贸 6. 克林顿称不愿见人民币贬值 将建议国会批准予华永久最惠待遇 7. 十四个省70位异议人士吁克林顿勿参加天安门阅兵仪式 8. 防克林顿访问期间出事陕西成立突发事件小组 9. 北京克江高峰会议题系列∶法治与执法合作 10. 江泽民下令限制乔石的言行自由 11. 王丹凌峰张伟国获万人杰新闻文化奖 ================================================ 《小参考》总第104期1998.06.20 1. 国就是家：江泽民将以家宴招待克林顿凸显私人情谊 2. 大陆主要异议人士呼吁克林顿到访接见徐文立 3. 关于要求克林顿总统会见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徐文立的公开信 4. 中共公安严控异见者异动，杜绝与克林顿接触 5. 新花招：中共允诺加快签署「人权公约」 6. 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利用诉讼捍卫权益 刘连军树立榜样 7. 戒严後首钢特钢之行━学生领袖熊焱回忆向工人老大哥求救记 8. 美国之音：为了信念，海外流亡民运人士愁苦谁人知 9. 台商投机好机会：中共新策略将培养岛内一国两制支持者 ================================================ 《小参考》总第103期1998.06.19 1. 白宫官员说克林顿访问大陆将不会晤异议人士 2. 中国大陆林信舒等十六异议人士呼吁克林顿会见赵紫阳 3. 纽约时报社论：克林顿访问中国，人民被迫沉默 4. 美官员指克林顿访问大陆将多次提起人权问题 5. 北京克江高峰会议题系列∶武器扩散 6. 美国学者认为克江高峰会实际成果将十分有限 7. 中共官员：人民币可能贬 8. 生活无保障大陆下岗工人示威事件频起 9. 「六四」与当前的中国知识阶层 10. 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 《小参考》总第102期1998.06.18 1. 克林顿将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游长城赴教堂 2. 喜忧参半：西安当局近日紧急向中央打报告，请示迎贵宾 3. 克林顿访大陆中共公安严控异议人士 4. 魏京生批评克林顿北京之行 5. 北京克江高峰会议题系列∶人权是美中关系最难化解的障碍 6. 新闻分析：台湾是不是克江峰会的棋子？ 7. 欧布莱特表示克林顿不会盲目支持中共 8. 「明镜」周刊专访美驻北京大使谈克林顿访问 9. 美国就非法贩卖死囚器官向中共施压 10. 六四屠城军官愧疚自杀亡 八成退伍官兵要求销毁「平暴功绩」 11. 穷凶极恶：北朝鲜誓言输出导弹抗衡美国制裁 12. 国际特赦组织指亚洲违反人权情况普遍 13. 中共驻美大使李肇星上电视露怯：解释人权观荒腔走板 14. 退休金及下岗工人补贴发不出，武汉二千人示威 15. 政治经济分析：朱熔基已经陷入经贸「地雷阵」 16. 投机者布局：人民币遭突袭 中共重申不贬值 17. 已是黄昏独自愁--散宜生从毛诗谈印尼华侨惨局 ================================================ 《小参考》总第101期1998.06.17 1. 土耳其日报：克林顿与江泽民在天安门「千人冢」上共舞 2. 是否献媚过度？上海最高规格接待克林顿 3. 美国学者说人权是中共与美国关系改善关键所在 4. 美国主要报纸对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访华的看法和评论 5. 争取西藏人权自由的大规模集会在华府举行 6. 涉嫌协助王希哲偷渡，广东异议人士范一平被起诉 7. 中国INTERNET典型案例披露：公安发明了“非法经营电信”罪 8. 山东网友刘连军起诉北京市公安局索赔一百万 9. 言论封锁：「天怒」续集在中国大陆遭禁止发行 10. 印尼仇华根源探：罪魁祸首当推中共输出革命 ================================================ 《小参考》总第100期1998.06.16 1. 丁子霖呼吁克林顿向意大利总统学习，在天安门广场有所表示 2. 华盛顿邮报严词谴责克林顿的中国政策不诚实 3. 欧布莱特称克林顿将清楚批评中共的人权政策 4. 时代杂志指美国将坚持出售防卫性武器给台湾 5. 台湾建国党座谈会: 国中教师批判史地教材为中共训练国民 6. 自废武功：中华民国反共爱国联盟酝酿转型除掉「反共」二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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