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四十三期一九九八年七月廿二日出版 编辑于美国纽约 发行于互联网 《大参考》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探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 1. 徐文立就“中国民主党事件”接受十一家外国媒体采访的纪要..........徐文立 2. 鲍　彤——赵紫阳最重要的改革助手.........................胡楠/中国之春 3. 吉拉斯——共产世界的异数........................................曹长青 4. 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许良英 5. 认清共党，走出幻想..............................................刘宾雁 6. 香港的政制民主：可耻的过去，可哀的现在，可幸还有未来............刘慧卿 7. 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大学演说全文(1998年6月29号)...................美国之音 8. 《小参考》一周总目录............................................小参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徐文立就“中国民主党事件”接受十一家外国媒体采访的纪要 徐文立最近就浙江“７.１０”政治案件 和中国大陆民主人权事业的形势接受《华盛顿邮报》、 ＮＢＣ、ＡＢＣ、ＣＮＮ电视台驻京记者麦克、毕克士、 齐托、麦白柯专访和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德新社、 ＢＢＣ等驻京记者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电话采访的纪要 【１９９８年7月２３日北京消息】徐文立最近就浙江“７.１０”政治案件和中国 大陆民主人权事业的形势接受了《华盛顿邮报》、ＮＢＣ、ＡＢＣ、ＣＮＮ电视台 驻京记者麦可、毕克士、齐托、麦白柯专访和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德新社、 ＢＢＣ等驻京记者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电话采访的纪要发表如下： “６月２０日中国大陆十多个省市５５名异议人士推举我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 代表会晤来华访问的克林顿总统，标志着中国大陆民主人权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从事中国大陆民主人权事业的朋友们不再仅仅以异议人士、持不同政见者的面 目从事政治活动，开始在中国政治反对派这面旗帜下聚集起来，只要一个合法的政 治反对党没有正式建立之前，就会以这样一个非组织形态团结共事，推进中国民主 进程，为建立一个多元的宪政民主社会而奋斗。” “浙江‘７.１０’案为推进中国民主人权事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政治机遇。 浙江从事民主人权事业的朋友们于６月２５日克林顿抵达中国的那一天，依据 中国宪法、社团登记条例以及中国政府签署或准备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向浙 江省民政厅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注册登记的申请，当即被浙江 民政厅拒绝。７月１１日浙江各地异议人士准备聚首杭州，商议包括组党申请被拒 在内的各种事宜。 不料，浙江警方错误地判断形势，‘先发制人’，于７月１０日在浙江境内采 取了异乎寻常的大搜捕行动。上午临海率先拘传了吴高兴；晚８时，在王有才家刑 事拘留王有才的同时，短时间地扣押了王培剑、程凡、王强、方笑凰等人；此前余 铁龙多次被拘传；温州郑玉林被阻隔在当地车站，次日下午４时被拘留的朱虞夫、 祝正明尚被扣押；当天晚１０时，浙江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王东海亦被警方带走 监视居住，实质上是变相拘禁；三门的林辉于１５日坦然回到家中从容就捕。至此 ，浙江‘７.１０’政治案件涉及１３人，组党申请的三人王有才、王东海、林辉 ，以及朱虞夫、祝正明等五人仍被拘留、监视居住中，其他８人均已获释。” “对于浙江警方无视中国现行法律严重侵犯王东海、王有才、林辉等人政治权 利的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坚持在大陆从事民主人权事业的朋友们的强烈抗 议，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有２１省市１０８位政治反对派人士联署抗议信致中国政府 ，反应之迅速、规模之浩大在近年中国政治生活中是少见的，并立即得到流亡海外 的王希哲、王丹等人为首的中国异议人士的声援，以及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为营救‘７.１０’案蒙难的朋友，使他们有可能第一次享受到公正舆论和法 律援助的双重保护，中国大陆的政治反对派空前团结，迅速形成了‘７.１０’案 的全国协调和法律后援的班子，全国协调人有许良英、林牧、徐文立、任畹町、 秦永敏等五人，法律后援分别由北京周国强和陕西张鉴康、辽宁王文江、广东李文 生等４位法律工作者，以及浙江毛国良、王培剑、吴高兴、程凡等人组成两套班子 ，现正高效、有序地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法律救援工作。特别可喜的是７月 ２１日，内蒙包头青山律师事务所的许健律师挺身而出，愿为‘７.１０’案蒙难 者作无罪辩护。 中国政治反对派亦准备抓住‘７.１０’政治案件不放松，决心长期紧韧不拔地 进行法律抗争，为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大陆建立成熟的、稳健的、负责任的、建 设性的合法的政治反对党奠定必要的舆论和法律的坚实基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鲍　彤——赵紫阳最重要的改革助手 胡　楠/中国之春 　　　　　　　　　　　　　　　　　　　　　　　　　　　　 　　“六四”之后，海外冒出了一批为数不少的民运“英雄”和“领袖”，也有自 称胡耀邦或赵紫阳“智囊”者。笔者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小记者，只能看看热 闹，而辨不出其中的真伪。不过我倒知道鲍彤是货真价实的赵紫阳的助手，可惜他 至今仍身陷囹圄。而来自北京的消息相互矛盾，又各有其“道理”：一说鲍彤被正 式逮捕，因为最高层决定对赵紫阳从轻处置，而要拿鲍彤开刀，以便“自圆其说” ；一说中共不久将释放鲍彤，是基于缓和党内矛盾的考虑，同时是因为没有发现足 够判处鲍彤徒刑的“罪证”。不过有一个消息是经过证实的，那就是鲍彤的妻子蒋 宗操（中共中央编译局某局副局长）1992年一月写信给江泽民，指责北京市市长陈 希同诬陷鲍彤泄露国家机密，未经审判就把鲍彤非法囚禁了近三年，要求当局尽快 释放她的丈夫。 外界对鲍彤几乎一无所知 　　最初，我以为鲍彤是个政论家，因为偶有署名“鲍彤”的杂文、评论，甚至猜 测他与另外一位叫鲍昌的作家是否兄弟关系。到了1984年，方知道他原本是紫禁城 里的大臣。那一年，国务院新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宣布由赵紫阳兼 任该委员会主任，鲍彤被任命为副主任。85年六月，鲍彤随赵紫阳访问英国、西德 、荷兰等国家，当时他的身份是赵紫阳“特别助理”和“总理办公室主任”。 　　87年一月，胡耀邦被迫下台，由赵紫阳代总书记。与此同时，鲍彤担任了政治 局常委政治秘书（而不是赵紫阳的私人秘书）。同年十一月，中共召开十三大，鲍 彤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其时，他实际上已主持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究工作，但迟至 1988年二月，政治体制研究室对外公开后才宣布鲍彤任主任。 　　由于鲍彤曾任总理特别助理，又是中共最高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 秘书，同时直接主持的研究室“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 ，承担中央交办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可以说在中共权力运作中扮 演“最高幕僚”的角色。但外界对这位迅速崛起的政治新人几乎一无所知。日本、 香港、台湾在有关介绍中共掌权者的著作中，对鲍彤的介绍极为简短，甚至连他的 年龄、籍贯也是“空白”。海南省所办的《新世纪》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关于鲍彤 的专访，可惜内容空泛，几无鲍彤个人信息。直到89学潮期间，有关鲍彤的消息才 多起来。五月底我在北京，曾听说鲍彤先是被送进医院，部长级待遇随即取消，不 久被押送监牢，是“六四”事件中第一个被捕的官员。曾受鲍彤直接领导的陈一咨 逃到海外后，偶尔提及鲍彤，也极为简略，只是说鲍彤是他所认识的中共高级领导 人中，属于最有见识、最有能力和思想最开放的人。曾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究室 工作过的原《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写过一篇题为《思念老鲍》的文章。这恐 怕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有关鲍彤个人最详细的介绍了，但出于与陈一咨同样的顾虑 （担心被中共断章取义拿去作处理鲍彤的“罪证”），诸多方面仍语焉不详。 红学大师吴世昌的外甥 　　鲍彤生于1933年，祖籍浙江，长于上海。家境并不宽裕，有时来了亲戚，主客 十二人，挤在总面积25平米的两间亭子间中，长辈睡床上，晚辈睡地下，事实上谁 也难以歇息，贫寒可见一斑。 40年代末期，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力量日渐强大。鲍彤从初中三年级起，就陆续受 到来自教师和同学的一些启蒙，后来成了地下工作的骨干成员。他在上海南洋模范 中学读书时，写过一首诗，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副刊上，其中一句是：“以自 己的鲜血／指示人间温暖的存在。” 　　鲍彤少年颇有影响的是他的舅父吴世昌。“五卅”运动时，吴世昌在燕京大学 被推举为抗日会第一届主席。“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和哥哥吴其昌为抗日奔走呼 号，主编抗日刊物，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47年他应聘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讲学，62年返回大陆，出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 究所研究员，是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86年八月31日病逝于北京。中共为他 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高官多有参加。鲍彤在同年九月11日的《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一篇追忆舅父的感人文章。 　　吴世昌当年作为一名笔势纵横的政论家，自然结识了诸多社会名流。46年吴世 昌到上海，住在鲍彤家，也就使鲍彤直接受其影响。吴世昌教他读书，甚至对来访 的储安平说：“鲍彤是我的外甥，快上高中了，你送他一份《观察》吧？”储安平 欣然允诺。鲍彤后来承认，《观察》（即《新观察》前身）对他的思想启发很大， 开阔了视野。 　　50年代，鲍彤已是中共年轻的干部。他给远在英伦的舅父写信，以共产党的矜 持（鲍彤语）很不得体地问：“对人民政府的观感如何？”也有一些稍为委婉的话 ，如“异国雾重，故国春好，廉颇未老，想必能饭”。吴世昌总是给外甥长信相复 ，他说：“你提出廉颇的典故，想来是两层用意。如问我身体如何，我告诉你：两 鬓多情，对镜未白，群牙无力，遇食先摇。如问我何时回国，我的回答是，廉颇离 开赵国是出于无奈，被迫的，我当然是要回到中国来的。” 文革中被打入大牢 　　从陈年旧报中，我翻出鲍彤纪念吴世昌的文章。如今细读之下，方品出鲍彤的 真实用意——用中共常给人戴的一顶帽子，就是“借古讽今”。他在文章中说：一 个民族，一旦把常识丢掉了，随之而来的必是大灾大难。本来是常识的，一遇到非 常、无常、反常的气候，却成了大不讳。于是，是非问题就成了安危问题……谁说 共产党人不能向非党人士学习？不仅可以学到知识，学到礼貌，而且可以学到党性 ！是的，舅舅使我懂得，共产党人应该而且可以从非党人士身上学到党性——明辨 是非的党性，追求真理的党性，告诉别人真理的党性。在我看来，这里所指的“党 性”，分明是“人性”！而人性对于共产党专制政权而言，却是最缺乏的！ 　　66年初，鲍彤出差在外地。他在《人民日报》上读到舅父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 上为吴晗的辩护。以他在中共中央机关（他当时既是安子文的秘书，又是中央组织 部研究室主任）的经验，知道舅父的话可能触怒龙颜。回到北京，他婉转地劝舅父 “三思”、“慎言”。但鲍彤从舅父的眼光中，看到一种怜悯的目光，一种对以“ 唯物论”自居者的怜悯。 　　然而，无论鲍彤多么谨慎从事，终于未曾逃过“文革”大劫。安子文成了刘邓 路线的黑帮，作为秘书的鲍彤不愿“划清界限”，更不愿意检举揭发，就只能当政 治倾轧的陪葬品了。66年八月，鲍彤的家遭到查抄，人亦随即被打入大牢。 成为赵紫阳最重要的助手 　　以後随着安子文的复出，鲍彤重新回到了中南海。由于邓小平“盟友”安子文 的推荐，鲍彤获得邓小平、胡耀邦的信任。邓小平于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著名 讲话，起草者即是鲍彤。在那个讲话中，写下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一对当时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断。之后，鲍彤还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子不仅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分”的观点。 　　80年安子文病逝北京。同年，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自此，鲍彤一直在赵紫 阳身边作为赵最信赖和最重要的助手和“智囊”。据说，鲍彤担任赵紫阳的助手， 还是邓小平钦定的。一度在鲍彤手下工作的吴国光说，曝光的红墙内幕应该说还是 很少，很不准确，尚远不足以让人了解鲍彤对中国改革的重大价值与贡献所在，而 这种价值与贡献，在过去十年里，事实上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可以与之相比。吴国光 作为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和十三大之前通过的政治体制改 革设想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自然熟知鲍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为这两份重要文件 ，均是由鲍彤主持成文的。吴国光回忆说，在改革过程中，鲍彤充分展现了他在政 治上善于将理想主义与务实态度、将深刻犀利与宽容妥协、将创造性思考与发挥他 人思想等结合在一起的智慧与才干。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设想中许多论断、办法 、见解都源于鲍彤，例如他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确定为“建设民主政治”，又提 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把战争和革命体制改造为建设体制即现代化政治体 制。而且他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政治改革的要害在于分散目前集中于共产党的权力。 首次提出“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在中国大陆既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范畴，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 可以说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接合点中的一个。“政企必须分开”，是70年代末 以来下放权力和扩大自主权的由来。而这个策略据说正是由鲍彤率先提出。鲍彤曾 经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体制改革的最后结果，应该对各级政府机关在管理经济事务 方面的权力作出明确的界定。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应达到这样一步：除了违 法的事情以外，企业都可以做；除了按照政府规章必须报批的事情以外，企业都可 以而且应该自己决策和自行办理。鲍彤的这条改革思路，一度成为大陆经济体制改 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80年代企业基层的崛起，无疑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鲍彤还担任了民间组织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首任会长，副会长是陈一咨。该会 团结了一大批年轻的理论人才，鲍彤实际上充当他们与最高决策层的“人梯”。但 是，他对这些难以通过中共“正常体制”发挥个人才干的知识分子的扶持与提携， 被强硬派看来是鲍彤为赵紫阳组成的“小舰队”。由陈一咨担任所长的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所，名义上挂在国家体改委，并由副主任鲍彤分管。也正因为如此，鲍 彤经常转达赵紫阳的指示。同时该所也确实一度向赵紫阳提供了大量参考意见，可 以说是赵紫阳作总理时的“智囊库”。赵紫阳改任总书记后，该所与新任总理李鹏 合不上拍，这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惯例之必然。李鹏早就想对体改所下手，但碍 于赵紫阳毕竟还是总书记。“六四”事件期间，体改所参与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 ，公开支持学生运动，结果不可避免遭到李鹏的杀戳。于是陈希同等人便诬称，赵 紫阳通过鲍彤，鲍彤通过陈一咨，成为操纵学运的“最大黑手”。 强硬派最恨之入骨的人 　　89年五月，我在北京即听到传言，是鲍彤将最高层的“分歧”泄露出来的。事 实上，早在四月底，赵紫阳出访北韩时，鲍彤即遭到李鹏等人的监控。以往每一次 中共最高层会议，鲍彤都以政治局常委会政治秘书的身份参加，但四月下旬的高层 会议，便再没有通知鲍彤参加。所有文件的起草时也不让他过目，甚至连阅读中央 文件的权力也被剥夺，直至5月28日将他秘密逮捕。 　　陈一咨曾经说过，鲍彤是中国大陆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最恨之入骨、必欲除之 而后快的人。吴国光亦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鲍彤是文革后最早站在主张重点批判 封建主义的那些改革与民主的思想先行者之一，同时由于他身居要津，守旧势力一 直就将他当做党内最重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之一。早在87年反自由化运动 中，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就提出要审查鲍彤，将其名列入继方励之、王若望、刘宾 雁之后第二批应予开除中共党籍者的名单中。 　　不错，鲍彤除参与设计和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外，每当反 改革民主的逆流袭来时，都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一大批热心改革、民主与现代化的人 们。包括保护《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等一批被指为“自由化”的报刊，保 护了例如严家其、于光远等一批知识分子。当然这些事情也都被强硬派一笔不漏地 记入了鲍彤帐下，更将他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鲍大侠”狱中吃尽苦头 　　曾有消息说，鲍彤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北郊秦城监狱。与鲍彤一同入狱的其他 政治犯待遇都有所改善，唯他例外。他在狱中被单独关押，有四个狱吏轮流看守。 与其他政治犯不同，鲍不得离狱回家，很长时间不允许其家属探监。 　　鲍彤每天只能吃窝窝头度日，副食为白菜、萝卜。因为营养不良，鲍彤已经日 渐消瘦，心力不支。他看不到报纸，每天被强制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其他学习材 料。同时还被告知必须写交代材料，可鲍彤至今只字未写。平均三天，他就被狱方 提审一次，但鲍彤一直不承认加予他的种种“罪名”。审问者恶狠狠地说有大量证 据，鲍彤嗤之以鼻。 　　也许由于鲍彤不合作，强硬派难以得到指控赵紫阳罪行的“有力材料”而恼羞 成怒，要重罚于鲍彤。尽管如此，我相信早已经受了多年政治惊涛骇浪的鲍彤不会 轻易被摧毁，至少在精神上不会崩溃。何况他还是香港武侠小说名家金庸的热心读 者，曾开玩笑说要成立所谓“金学会”，所以在密友中有“鲍大侠”的外号。 既是“大侠”，自有受难之时，更有出头之日。这样说来，中共大牢也就必被他坐 穿! □　摘自：《中国之春》　№０３，１９９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吉拉斯——共产世界的异数 曹长青 “他是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纽约时报》在吉拉斯(Milovan Djilas）去世时曾这样评价。 这位写出《新阶级》和《与斯大林的对话》的共产主义叛逆者的最後一本着作《新 阶级的坠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The Fall of New Class：A History of Communism's Self-destruction)最近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得到《纽 约时报书评》的高度评价，因为它不仅是《新阶级》一书的延深，更是吉拉斯一生 对共产主义思考的总结。 吉拉斯的《新阶级的坠落》和他的前两本着作一样，都是对共产党的腐败、贪婪、 残忍的近距离观察和批判。他的书不仅影响了东欧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 促使中国知识份子从共产谎言中惊醒。 我来到美国後，一直想找机会去南斯拉夫采访吉拉斯，并向他当面致谢，因为正是 当年在大陆偷偷读到他的《新阶级》，才使我对共产邪恶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成为 反叛者。但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日吉拉斯的病逝，使我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但在 心里，我一直对他充满了感激，他的智慧和勇敢，启发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对共 产主义的认识。 放弃权力和荣华富贵 吉拉斯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现象中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作为一个知识人，还是一个 共产党人，他都是一个“异数”。纵观他的一生，至少“异”在这五个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同样是共产主义的批判者，哈维尔，昆德拉，萨哈罗 夫，索尔仁尼琴等，都是知识份子，从外部批判共产邪恶。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 副总统，和“人民议会”议长，是仅次於铁托的掌权者，他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高 层反叛，否定共产党。 共产党内虽充满斗争，但几乎都是在肯定共产主义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争执，更 多是权力之争。例如列宁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 等。被称为中共内部最敢言的彭德怀，只不过是对大跃进政策提出质疑，对毛的个 人崇拜稍有不满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产党，为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掘墓。在真实和高官之间，他宁可放弃炙手可热的巨大权力和新阶级的荣华富贵 ，而追求真实。 共产高层的唯一叛逆者 吉拉斯是法定的铁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坚持自己的理念，可以顺利地接班，出任南 斯拉夫国家元首。但当他认清了共产主义本质的时候，就毅然放弃了那麽高层的官 位，那麽巨大的权力，那麽辉煌的政治前途。这在整个共产主义历史中，还找不到 第二人。 在前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意在改革 共产党，修补共产主义。在中共内部，别说官至共产党的“二把手”，历届的中央 委员和候补委员，至少也有上千名，但至今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否定共产主义 。八九民运时被百万学生、民众怀念的胡耀邦，根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党。现 在被海外一些异议人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赵紫阳，最近向中共高层的上 书，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肯定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都远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有清晰的思考，只不过对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做法不满而已。吉拉斯四十年前的智慧 和勇气，即使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完全无法比拟。 共产党更腐败贪婪残忍 第二，坚定反共，追求真理。吉拉斯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叁十年代在贝尔格莱德 大学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反对南斯拉夫君主政权。因此他被捕入狱，坐了 叁年牢。出狱後结识铁托，成为该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 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苏联决裂时，吉拉斯不仅批评斯大林，更批评整个共产党 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一九五四年他被撤销一起职务，开除出党。 两年後，“匈牙利事件”爆发，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 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志着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判 刑七年，被监禁在当年君主政权关他的监狱。 在狱中，吉拉斯不仅没有悔过，还写出《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根据他官居高位对 共产党的近距离观察，指出：共产党已成为欺压人民的新阶级，比它所反对的资产 阶级更腐败、更贪婪，更残忍，“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 ，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的 主人。” 在叁千张厕纸上写作 一九六二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判共产主义的着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 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是 个阴险、狡猾、冷酷的家伙。” 《新阶级》被偷运到西方出版後，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六十种文字，发行了叁 百多万册。吉拉斯的书，不仅使东欧的知识份子了解共产邪恶，也促使西方那些对 共产主义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从共产谎言中觉醒。在共产党国家，有不少人是读到 吉拉斯的书，才走上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道路。像後来的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 维尔等，都受过吉拉斯的影响。 吉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加刑五年。他在狱中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没 有纸，最初的译稿写在了叁千张厕纸上。 吉拉斯从监狱出来後受邀到英美访问。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发生了“ 布拉格之春”，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吉拉斯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苏联侵略。为此 他的护照被吊销，被迫在西方流亡了十八年。 天安门广场上的可耻角色 吉拉斯在近半个世纪前，就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 主义的邪恶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的今天，不要说中共高官中还根本没有吉拉斯 的影子，在海外还有异议知识份子撰文宣称他们对当年加入共产党不後悔，希冀和 共产党良性互动，而寄望共产党改革的更大有人在。 这种愚昧，从九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中更可以看出。曾因参加八九民运入狱的包遵信 ，一九九六年在台湾出版了回忆录《六四的内情》，其中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绝大 多数参预八九民运的知识份子，是中共统战部的“志愿人员”，他们的角色是帮助 “党和政府”做学生的工作，要他们听政府的话。他们不是像吉拉斯那样否定共产 党，站在共产政权的对面，无条件地支持学生和人民，而是在共产政权和挑战者之 间做“协调人”，并为能充当这样可耻的角色而自豪。 对在海外被称做八九民运“黑手”的王军涛和陈子明，大陆学者许良英在为包遵信 的书写的附录中说，说他们“是北京黑手，言过其实。”他们“是被统战部找去做 调解工作才介入学潮的。” 近年海外所谓民运理论家不断批评天安门学生，认为是“激进”的学生才导致运动 失败。但事实正相反，正是中国知识份子整体上对共产党认识的弱智和怯懦，才导 致八九民运没有成功。正如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名大右派》一书的 “前言”所说：“当一九五零年代表党外知识份子向天安门献出‘我们永远跟您走 ’的锦旗时，一九五七年的悲剧已经写下了凄壮的一章。”而在八九民运中，当知 识份子在天安门广场争做政府的说客和“协调人”时，这场运动的失败已经注定了 。 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 第叁，洞察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吉拉斯在他这本《新阶级的坠落》中，再次重申他 的一贯看法：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 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 都无济於事。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 ，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 态是无法改革的。”吉拉斯的这番话不是情绪的产物，而是他对共产党半个多世纪 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思路，才导致东欧人民 将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地推翻，赢得自由。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有的在倡导新权 威主义；有的在歌颂邓小平的改革；有的在吹捧江泽民的开放；有的还要“告别革 命”，主张稳定和经济建设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异议人士，也在做着和 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的梦。如此种种对共产党的幻想，正是全球共产主义都崩 溃了，而中国共产党还活着的重要原因。 自由高於民族和国界 第四，超越民族主义，视自由为最高原则。在波士尼亚问题上，吉拉斯又是独树一 帜。他是塞尔维亚人，但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认为他们有独立的权利，并严词批 评塞尔维亚领袖，和对波士尼亚的侵略。在这一点上，吉拉斯也给中国知识份子启 示。很多中国人，能够反对共产主义，但遇到像西藏、台湾之类的问题，马上和北 京一个调子，认为宁可使用武力镇压，也不许那里的人民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 土地、边界和国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严还重要。而恰恰是这种视国家高於一 切的思维才导致义和团的蠢血沸腾和中国的落後，导致共产党能把中共混同中国， 继续愚弄和专制人民。 没有警察，世界会陷入灾难 第五，向往西方文明。去吉拉斯家里采访的西方记者发现，他的书架上有几十种美 国学者最近写的书。和那种反西方、批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论调完全相反，吉拉斯 一直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 采访时，他最耽忧的是美国从这个领导世界的角色後退。“我的感觉，也许不是正 确的，美国正在变得软弱，从她在世界担任的角色後退，这意味着任何坏的事情都 可能发生，可能会是灾难。” 吉拉斯所以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简单，因为这 个世界有太多的强盗、恶棍，可以想像，一个没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的世界 会是多麽可怕。如果没有美国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是这样，恐怕伊拉克 的胡森还占领着科威特，海地还是军人统治，波士尼亚被种族屠杀，北朝鲜会挥兵 占领南韩，中共会武力攻占台湾…… 吉拉斯为他的与众不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坐了十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十八年 。但他说，“蹲过监狱的人会更倾向於权力。希特勒坐过五年牢，斯大林五次入狱 。但监狱使我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人道主义者。” 最孤独的人最有力量 一九九二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判决。但他还是受到当局的 批判和新闻界的围剿，因为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众在长期的错误信息引导下，把 吉拉斯视为民族叛徒。《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去吉拉斯家里采访时，一位南 斯拉夫出租车司机说：“吉拉斯是个坏人，是个民族叛徒。” 吉拉斯逝世时，他的国家也没有给他一点荣誉。他自从批评共产党之後，就被强迫 从政府别墅搬出，住进一个公寓。他八十岁的时候，一只眼睛失明，听力下降，还 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停电，他要十分艰难地爬楼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 没有向“新阶级”和荣华富贵屈服，宁可活在孤独和贫寒中。 但易卜生说，“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新书再次证明，这位超 越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孤独者，有着强大的心灵。哈佛大学前苏联 研究中心主任乌拉姆（Adam Ulam)对这个共产世界的异数评价说：“这位曾对共产 主义无情批判的先驱，会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怀念。”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写於纽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 许良英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许良英先生的近作“没有政治民主，改 革不可能成功”发表在92年十月于北京出版的《未来与发展》杂志第五期上，是“ 今后十年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问题”大型笔谈的文章之一。由于刊载此文，《未来与 发展》杂志已被命令停刊。——编者〗 　　随着一九八九年东欧、苏联的巨变和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经历了半个多世 纪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冷战，从历史上消失了。虽然地区冲突、民族纠纷、 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还会长期继续下去，但是世界和平有了保障，向往和实现民 主、自由、人权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经历了纷争、战乱、磨难的二十世纪在 最后十年为未来的新世纪所准备的献礼，是科学、民主和理性的伟大胜利。 　　早在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就把现代文明归结为科学与人权；一九一九年他又把 人权扩大为民主。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也说，“现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权时代”，“没 有方法可以反抗”，并且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可 是，进入三十年代，欧亚几个大国出现了逆流，这就是德、意、日三国猖獗一时的 法西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专制；以及五十年代以后出现在中国的“反右运动”、 “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类自我折腾。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回到中世 纪的一种“返祖现象”，是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的历史大倒退。历史终于克服了这 种倒退，不过代价是无比高昂的，包括亿万人的生命。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们从现代迷信中清醒过来，于是有十年改革开 放的局面。改革的目标，一九八一年曾确定为：建设一个“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 的”现代化国家。人们为这个目标所吸引，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由于根深蒂固 的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作祟，民主始终是寸步难行。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出 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之后，民主自由被视为洪水猛兽，坚持主张民主的人被斥之为 “敌对分子”。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棍子、帽子满天飞， 稍有独立思想的言论、著作一概被禁，而骗子、流氓、娼妓的胡话、梦呓却使权贵 们如获至宝，正义之士无不为中华民族的厄运而嘘唏。 　　现在，从南到北骤然又吹起强劲的“改革”之风，人们为之雀跃，似乎又出现 了希望。但是这次改革，谈的只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 讳言民主。这种蹩脚的改革能否成功，殊堪怀疑。 　　有人以所谓“四小龙”为范例，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 龙”本来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经济起飞并无体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国大陆首先 碰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 政权和官吏受不到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 会矛盾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 “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谁也逃脱不了。不受人 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而腐败和官倒是无法容忍的，它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和 催化剂。 　　如果人仅仅是经济动物，生产力的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那么值得称道 的并不是亚洲“四小龙”，而是希特勒当政时的德国。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当上 德国总理，到年底，德国失业率就减少了三分之一（原为百分之三十三，六百万人 ），以后逐年下降，到一九三八年已不到百分之一。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五年 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六十八，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其中生产资料 生产尤为迅速，五年内将近翻了一番。根据这一“伟大功绩”，我们应该高呼“希 特勒万岁”了，何况他搞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 ，按德文原意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那些鼓吹不搞民主也能发展经济的说客们， 竟没有一个敢于公开宣扬如此辉煌的纳粹经验，实属莫大遗憾。 　　人毕竟已经不是只满足于吃、喝、拉、撒的动物，人是理性动物，有自己的精 神生活，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正如陈独秀于一九一五年所说 的，“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 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 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这就是 经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启迪而觉醒了的，并且经过十七至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用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武装起来的现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 要实现现代化，却拒绝现代文明社会所公认的价值观；要改革，却在历史潮流面前 故步自封；要开放，却不让人民呼吸外界的新鲜空气——这种本末倒置无异于洋务 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绝无成功之可能。 　　这里应消除一个心理障碍，这就是对“和平演变”一词谈虎色变的心态。“和 平演变”源于英文“peaceful　evolution”。evolution　的意思是“进化”，是 指渐进的发展。与之对立的是“革命”（revolution），是指通过暴力对社会制度 作彻底的改变。所谓“改革”，就是一种进化，是逐步向现代化的发展。这是全国 人民早已认同了的取向。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已饱受战争和动乱之苦，中国需 要的改革当然只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而不应该走“暴力革命”的老路。因此， 改革本身就是一种“peaceful　evolution”,“和平演变”与“改革”实际上是同 义词，根本不是吃人的老虎，有何可怕？ 　　有人沿用斯大林的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对某种体制的“自我完善”，这纯属形 而上学的幻想。斯大林不承认他统治下的苏联社会有什么内部矛盾，而高唱所谓各 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去年苏共的猝亡和苏联的崩溃证明了这种“一致”和“自 我完善”的虚假。自我封闭的“自我完善”是与开放性的改革相对抗的，实质上是 对改革的否定。人类社会是永远在进步的，改革也必然永无尽头，不存在任何预先 设定的终极目标。千年帝国，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个梦。 　　总之，既要改革，就得顺应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必须认真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应该认识到，政治民主化是 经济改革和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实现了民主化，人们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 ，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困难，全国人民就会乐意共同承担；而通过群策 群力，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要实现政治民主化，首先必须确实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一九四八年联合 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思想 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结社自由之权利。中国是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理应率先恪守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各项公约，决不可 因国内的人权问题而成为国际舆论谴责的对象；应该果敢地结束中国几千年来因思 想、言论、文字治罪的历史，使所有因思想言论而系狱者获得自由。 　　鉴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输入和传播历史短暂，而反民主的旧传统十分顽固，即 使在知识分子中间，民主概念也常常遭到曲解。因此，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决不可能 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必须通过不懈的艰苦奋斗才有可能逐步 实现。在当前，首先应该争取的是公民的基本合法权利，即保卫人权。 　　一个尊重人权、实行法治的民主中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未来中国的呼唤 。也只有这样，回归祖国后的香港才能确保繁荣，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才能实现。 那时，在太平洋西岸崛起的，将不是什么第五条小龙，而是真正的东方巨人！让我 们永远记住孙中山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认清共党，走出幻想 刘宾雁 九四年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五十周年，从勉强算作它的一个外围组织的成员算 起(因为年纪太小)，则已有五十五年了。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我本人，在这期间都 经历了几个重大曲折。现在，中国又走近了一个新的门槛。今后三、五年内亿万中 国人将做出的抉择，必定会对我们、我们子孙后代乃至人类的命运产生极大的影响 。 一九八八年迈出国门时，曾为自己提出一个课题。由于对一九八九年中国可能出 事(没料到是那样大的事)有些预感，便决定利用在国外一年的时间把苏联和东欧在 争取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研究一下，从中找出一些于我们有用的东西。这个工作断 断续续，只能说还未放弃，但范围却又不限于前社会主义阵营了。拉丁美洲、西方 甚至非洲一些国家的某些情况，对于中国岂不是也有很大的启示性？……但反转过 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血腥结局，近年来国内的变化和海外中国人中间发生 的种种现象，又令人觉得也许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经验。然而这是一个过于庞 大的课题，绝不可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胜任的。不过，纵使是片片断断的记忆 ，甚至即使是片面的、难免谬误的一孔之见，在抛砖引玉的意义上，也许不无一点 用处。 一、难舍难分 人的内心世界实在是玄奥非常。一九四九年在我内心中闪过一个感觉、一种情绪 ，竟会在四十年后方为我真正理解。那年七月，中国派出一个二百余人的代表团去 布达佩斯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我的俄文还不行，也勉强凑数算是一个翻译，真正 的翻译其实是孙维世和何理良两位女士。 归途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在旅馆的楼顶有过 一个小小的庆祝晚会。朦朦胧胧之中，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和北京的盛典不大谐调。 我有些诧异了：这个共和国的成立，是百年来中国人为之前扑后继作出牺牲的那一 伟大事业的完成，我怎么不大欢欣和兴奋呢？当时我找到过一个解释：这大约是因 为我已在解放区生活过三年；全国解放无非是把解放区扩大到全国，故此不觉新鲜 。 直到我的自传已经问世的一九八九年年底，我才发觉那时在潜意识中闪现过的东 西并不那么简单。在解放区度过三年，已习以为常，这也是有的。不过在更深一层 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三年里我看到和体验到的，并不是我从十二、三岁起所 向往、所追求的那种生活。在哈尔滨和沈阳中共政权下，穷人的日子确实更好过了 ，人与人之间也更平等了，但是却没有自由，人们并不怎么快乐。概言之，这个政 权和这种制度，可以给人们以温饱，却并不能使人真正自由、幸福。 其实更早，从我一九四三年在天津参加地下抗日运动时起，就已开始觉得这个党 对于人要求过苛，猜疑甚于信任，有时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手段冷酷。这同我从俄罗 斯十九世纪文学中感染到的那种宽宏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甚至同我自幼生活其中 的哈尔滨这个自由化的城市对于人的宽容气氛都相距甚远。这样，对于这个党，我 便常有格格不入之感了。 还要到一九五七年春季，毛泽东二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之后，我才吐露了 我对于这个党的真正情感，我说：“现在，我才觉得这个党是我自己的党了。”这 句话，后来当然成为反右期间指控我反党有年的一条罪证。 问题是，尽管我早有二心，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党，更未曾同它对抗。一九五六 至一九五七年被认为是“反党”的言行，也并不是要反对这个党。打成右派后的二 十二年中基本上服服贴贴接受改造，而在“改正”之后还继续对一个新的领导集团 寄予幻想。这究竟是为什么？中国人四十余年来经历的苦难远甚于前苏联和东欧共 产党执政的国家，为什么迟迟不能摆脱对于中共的幻想，而中共又能继续统治，看 来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会被抛弃呢？ 我想从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中找到一点答案。 二、一个特殊等级的一员 从我和这个党开始接触起，我就有了罪恶感。当我被告知别人有罪时，我便知道 自己一定也有类似的原罪了。不要多久，我就被告知我也有罪，我必须作最大的努 力去赎罪。 那罪名叫做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当这个国家变成人民共和国时，那个“小”字 被取消了，我和所有不受党宠爱、又侥幸受过一点教育的中国人都忽然升了一格， 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了。 其实，我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当我还过着供给制生活，吃着“大灶”时，我 便已是干部阶层的一员。当时，我心里对于“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不满，然而这 显然是“个人主义”，是不能说的。当我也吃上中灶、小灶，或当我能出入于东北 局科级以上干部的周末舞会，和高岗在同一个舞池中跳舞时，我对于等级制的不满 便大大削弱了。我成了干部阶层中较高的一员，后来我又成了高级干部的一员，享 有乘软卧、飞机和看限于十三级以上干部的文件时，我心安理得地成了特权集团的 一员。这时，按照党的标准，我至少在对等级制度问题的态度上反而再也没有“个 人主义”了。我同那个阶层认同了。 从布衣素食的战争年代开始，干部──中国社会的“第一等级”就已形成了。后 来被农民有几分讥刺地称之为“旱涝保收”的经济地位；只要不“犯错误”(肯放弃 自我，循规蹈矩)便可靠资历之增长而坐享升级的机会；以完成党依据其“政治需要 ”而制定的任务作为自己的生活内容，对于这种“政治需要”、政策和任务同人民 的实际利益之间、与这个党自称为之奋斗的终极目的之间的矛盾不予一顾──这一 切自然使干部阶层有了自身的特殊利益，看问题的特殊角度，特殊的思维方式与感 情。 一九五一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时，心中顿生反感，觉得这不是应该由中共中央自己提出的口号，但显然是立即觉 察到这个念头背离了正统，此后便未再去想它了。也是这个时侯，镇压反革命运动 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家乡哈尔滨来的朋友对我说起几个人被捕、判刑，但根 本不是反革命，说话的人列举了事实，我的心为之一动：说不定真就是错案呢！然 而马上把这个念头推开，认定这是不可能的。一九五四年第一部宪法颁布时我的反 应最有意思：我认定这部宪法是假的，不会实行的，不过是用来堵资产阶级和外国 人的嘴罢了。但同时我又认为中国并不需要一部宪法；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还 会有什么问题呢！ 一九五六年和五七年以后的特殊遭遇，使我很少回顾和反思前十几年的我。其实 从我一九四六年踏入解放区时起，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一直是处于矛盾状态 之中的。对于中共进城后大修办公楼、大礼堂之风，对于毛泽东不准节制生育的政 策，对于中共无尽无休地讴歌自己的成绩而不看缺点和代价，对于从一进城就昼夜 不休地调查群众的各种所谓“思想顾虑”(对中共政策、措施的异见)和五零年代初 期充斥官方报刊的那种文体──“思想杂谈”，“思想三日谈”，“二日谈”等枯 燥烦琐的说教，我是心有抵触，有时是激烈反对甚至不掩饰自己的厌恶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和这个党相安无事。一九五二年底，我到上海，采访“三反” 、“五反”运动，完全按照中央的意图报导了工人批斗“不法资本家”的热潮。一 九五三年我在抚顺煤矿采访，热情赞美了煤矿工人生活的改善。这并不违背真实。 问题是连我自己也觉察到我和工人以及所有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和隔膜。我也曾企 图缩小这个距离，却发现除了采访对象以外，我和他们之间找不到话题，缺乏共同 的语言。 大约是一九五四年，为了给孩子请个褓姆，我一度(这是很少有的)走进一个北京 平民的院落和一家人的住房。我从未见过人可以住得这样拥挤──在一间面积不超 过十平方米的小耳房里，居然住了一个八口人之家！我不过是感到惊异而已，此后 再未关心北京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我甚至未曾把平民住宅问题同官方年复一年大兴 土木建造办公楼和大礼堂那个我所反对的现象联系起来思索。 然而对于五十年代中期每到周末饭馆拥挤不堪的问题，我却很感恼火，甚至想过 写一篇文章投到《人民日报》。那时的北京市民是并没有多少人下馆子的。我和我 这个阶层的人，倒是每个周末都要陪孩子逛公园，必须在外面就餐。 三、可怕的孤立 从一九四九年起，有七年时间我实际上有半个身子是生活在苏联。我自幼把苏联 、列宁的党视作正统，对于毛泽东不怎么瞧得起。几次访苏和两次向苏联新闻界学 习经验，我感到的主要是苏联优于中国的那一面。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苏联文学 界的“解冻”和以奥维奇金为代表的批判、揭露性报告文学的兴起，鼓励我拿起笔 来把几年来在《中国青年报》上开展批评的尝试再推进一步，把我内心中对于党的 和社会主义现状的不满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更深刻地表达出来，便写了《在桥梁工地 上》和《本报内部消息》。这两篇作品引起强烈的反响，使我成了名人，个人虚荣 心得到了超额的满足。一九五六年到十月间布达佩斯“反革命暴乱”发生为止，政 治空气比较宽松。“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的改进和新闻控制的有所放松，使 人觉得中国共产党似乎也从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中引出了教训，准备给人民以更多 的自由了。 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使我放弃了对于苏共的迷信。而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 话的传达，又使他在我心中的威信大大增高，觉得他似乎为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我的两篇批评性作品未遭到中共高层的谴责，虽然已经开 始听到中层官员的非议。这样，我就和这个党比过去任何时侯都靠得更近了。我对 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我的自我和我的创造力在这一年初 次有了表现机会。 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自己的力 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的敌人了！这个事实难道不是有很大象征意义吗？ 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中国普通群众的影响。一 些人认为一九五六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因为不了解那一年社会 矛盾已经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点，很像目前那些对中国邓小平创造的经济 “奇迹”赞不绝口的中外观察家。他们满眼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偏偏就把社会矛盾 放在了视野之外。一九五六年工农群众对于官僚主义、对于自身合法权利(主要还是 经济上的，虽然农村中“死官僚”和土皇帝对于农民人权的侵犯已相当严重)遭到长 期压制的不满已相当普遍，在城市中，不久就发展为罢工、罢课。这种社会情绪， 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的政治勇气大为增长。也许正是这种酝酿中的社会动荡 ，促使毛泽东决定发动“鸣放”，使这种危险的能量以和平方式释放出来，然后再 分别歼灭“小匈牙利暴乱”的。 然而，由于中共在总体上仍未丧失其建国初期的威望和强大的制造舆论与控制社 会的能力，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一声号令，经过党组织和官办群众组织的发动， 一场铺天盖地声讨右派的声势便威震天下。工农群众不明真相，人数又多，其中很 多人出于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任和感恩图报，以为右派真正是比官僚主义者和土 皇帝更危险的敌人了。至于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则显然不那么轻信。在宣布我是 右派份子的大会上，除少数事先受过布置的积极份子外，多数编辑、记者是疑虑重 重，甚至还有个别人在会上说了我几句好话。那个弯子并不是很好转的。但是有谁 敢在党的权威面前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呢？没有什么人敢和我说话了，我立即发现 自己陷于绝对的孤立。我猜想近百万右派份子绝大部份都是在这种孤立感中低下头 来的。 四、两个自我 我相信每个右派份子在此奇冤大辱和政治上的生死存亡面前，内心都经历过翻江 倒海般的剧烈而痛苦的斗争。每个人都发生了人格分裂，一个自我从此破裂成两个 。明明是无辜，却必须承认有罪；明明是好人甚至精英，却必须默然接受“败类” 的指控和漫长的贱民地位。 除少数非常坚定而镇静的人(我就不是)外，那种心理过程之复杂简直是难以置信 的。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然而假如我不是右派，团中央系统的一百多名右派就 都不会是右派了。全国像我这样罪大恶极，在新闻界、文学界和共青团系统发生那 么大影响的右派，也没有几个。这样一来，发动反右派斗争的毛主席岂不是大错特 错了？这怎么可能！也许我不想反党，但我的言行却可能帮助了反党势力。──“ 不行，你怎么可能有好的动机？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呀！”我必须自己说服自己， 我必须狠挖深揭，自己去寻找我必定是右派的理由。这时，“原罪论”又有了用场 了：既然我是一个被资产阶级思想彻底腐蚀了的人，这样的一颗心里怎么可能有好 的动机呢！ 是被迫认罪吗？不全是，是心甘情愿吗？也不是。我在那一式六份右派结论上一 一签上自己的姓名时，心情是淡然的，近于麻木。我似乎真正为自己确是那几条 罪状的罪犯，但在内心深处，又没有一条我不是半信半疑的。 右派的内心经验，其实同那个年代中很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内心经 验在相当程度上是相似的。只不过由于右派的特殊处境，使那些矛盾痛苦更加浓重 罢了。 我明确认定必须改造自己，从世界观到灵魂最深处的东西。不过，这真正是出自 我内心冲动的真实愿望吗？另一个我又在时不时地诉说，我的很多观点是正确的； 纵使我有些过错，把我定为人民公敌难道不是过重了吗？一个我在劝慰自己：革命 总是不免要有人牺牲的，忍辱负重吧。既然反右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必然会 有人成为右派，不是你，便是他人。但另一个我又在抗议：革命为什么必须以使很 多好人变成敌人作为自己的代价呢？反右斗争使全国陷于沉默，这才导致荒谬绝顶 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可以畅通无阻，这究竟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呢？…… 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埃里克·弗洛姆在他的“为自己(而生存)的人”一书中写 道，人的内心里同时有两种良心，一个是权威主义的良心，一个是人本来的良心。 权威──家长、国家或任何其它权威，可以把它的声音输入到人的内心，使外在权 威内在化。用到中国，我想这意思便是：你以为你自己的思想在指导你的行动，你 自己的良心在判断善恶是非，作出取舍，其实，那原本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 之需要的那些思想、意志和是非判断标准在起作用，而你却认为是你本人的，并且 常常以这种声音压倒你作为人的那个真正的良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香港的政制民主：可耻的过去，可哀的现在，可幸还有未来 刘慧卿 ...英国政府为香港「度身订造」了功能团体及选举团的「间接选举」， 给予一小撮商界精英投票权... ...因为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人民永远无法享有平等的对待 。贫富悬殊，民生困苦，原因在於权力由小圈子所垄断，导致社会资源 不能公平分配。 一九五零年十月，中共军队进攻西藏，以「高度自治」条款威逼利诱西藏政府签署 《十七条协议》。在该协议中，中共承诺西藏的社会制度、宗教文化维持不变，并 且保持达赖喇嘛和班禅赖嘛的领导地位，但历史事实却是：自中共占领西藏後，西 藏人民的权利受到严重的践踏。在文革时期，近十二万僧侣被逼害至死，二十五万 被逼还俗。西藏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完全被剥夺。在一九五九年的西藏 人民起义当中，中共以「暴乱」为藉口施以军事镇压，杀害八万七千多名藏人，近 十万藏民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历史告诉我们，中共的所谓「高度自治」只是一 句空话。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解放军进驻香港，代表着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殖民地统 治正式结束，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中 英联合声明》及其後中国政府在一九九零年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皆 承诺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历史事实却是：自中共接管香港以 来，中国共产党透过钦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政会议及临时立法会，建立「共 商专权」的政局，企图在香港实行「一党专政」，剥夺香港人的人权、民主、自由 。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所谓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只不过是中共的花言巧 语。 虽然香港与西藏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截然不同，但相同之处是中共所提出「 高度自治」的承诺皆不能实践。 可耻的过去 在一八四二年，满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殖民 地政府将香港开辟为一个经商的自由港。无可否认，香港由一个荒凉的渔港发展成 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确成就非凡。但香港的政制却一直停留於可耻的十九世纪英国 殖民地模式。 香港的政制，由殖民地政府的《英皇制诰》及《皇室训令》所规定：港督是权力中 心，只对英王负责。其下设行政局和立法局，成员均由港督提名，英国政府任命； 港督在行政、立法两局拥有绝对权力。由此可见，当时的政制是何其的封闭、保守 及专制！ 香港民主发展在近年才有蜗牛学步的□进，英国政府是难辞其咎，因为她从来没有 像其他殖民地一样在港推行民主改革。对於英国政府来说，香港最大的作用，是帮 助英国政府取得商贸的利益。 以往的行政、立法两局，给予市民的印象，是富商俱乐部。行政局是港督的高级顾 问，成员主要是保守的商界及专业人士。立法局的职能包括制订法例，批核政府的 财政预算和监察政府的运作，成员亦是来自工商专业界。在以往的精英制度，政府 只会委任亲建制的人士入局，市民对这些人没有期望，而这些议员亦不是向市民负 责。 这种情况一直保留至八十年代中，在中英两国的香港前途谈判结束後才有所改变。 在一九八五年，英国政府为香港「度身订造」了功能团体及选举团的「间接选举」 ，给予一小撮商界精英投票权，选出一部份立法局议员，其他议员继续是由政府委 任。 这种可耻的小圈子选举，正合北京心意，因此中方将它放进基本法，让它在特区「 发扬光大」。根据基本法，直至二零零七年，立法会半数的叁十个议席皆由代表商 界利益的功能组别选出。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六四屠城，令港人对前途的信心大跌，港英政府为了安抚人心， 同意在一九九一年九月首次为立法局引入十八个地区直选议席，议员透过一人一票 选举产生，但其馀的四十二个议席仍是透过间接选举或委任产生。 一九九二年彭定康出任港督，为香港引入一滴的民主政制，其方案亦只不过是将九 个新增的功能组别的选民基数扩大，但已惹起中方强烈不满，最终更成为中方驱逐 民主派出立法局，钦点无法理基础的「临时立法会」之藉口。 其实这位被外国传媒标榜为民主斗士的末代港督，又尽了多少气力去推动香港民主 政制呢？无疑他提高了香港政府的开放程度与问责性，但他所委任的行政局成员， 皆是无民意授权的工商专业精英，他更坚拒推行立法局全面直选。彭定康所带来的 民主，不单太迟，而且太少。因此香港应加快民主步伐，因为我们具备推行民主政 制的要素。 可哀的现在 可惜香港人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所享有的一滴民主，却因主权移交而被剥夺。一九 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香港随随升起，象徵政权的移交，亦标 志着香港民主政制的大倒退，一班由港人投票选出的立法局民意代表被中共「赶落 车」，这是因为中共不容许立法机关有所谓的政治「直通车」，即是在主权移交前 的立法局议员可以自动成为特区的立法会议员。身为中国人，我们为脱离英国殖民 地统治而高兴；但生而为人，我们却为失去民主自由而愤慨。 中共与一些阿谀奉承的人喜欢把主权移交视为洗雪「百年耻辱」的光荣时刻，但一 般香港人的态度却是冷淡多於一切。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少於半数的被访者表 示因能够做中国人而感到光荣。事实上，一直以来，从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 》的签署到一九九零年《基本法》的制订，港人的意愿并未被尊重；特区政府的成 立，更是完全由中共一手操控，港人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回归後的一连串事件，更 大大地反映香港已经进入「共商」专政、豺狼当道、蚁民可悲的景况。 中共以港督彭定康所提出的政改方案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为藉口而 否决「直通车」，「另起炉灶」，用一个由北京挑选的四百人小圈子去钦点一个「 临时立法会」。结果是应该负起监察行政当局的立法机关，却变成橡皮图章，而本 来已经独揽大权和以商人为首的行政当局更加肆无忌惮，政府施政失去平衡，成为 赤裸裸的商人治港。在「共商勾结」下，市民的权利大大受到剥夺。 在宪制方面，一九九七後香港所依据的地方宪法－－《基本法》的制订过程并不民 主；香港人的意愿亦没有被尊重，社会更从未进行过全民投票去确认《基本法》作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小宪法。如果香港人无权参与制订地方宪法，这又怎能算是落 实「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呢？更甚者是，《基本法》内有多项条文违反人权、民 主及「港人治港」的原则，例如第二十叁条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任 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 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 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些条款都严重危害港人 的言论、表达和结社的自由。基本法附件一规定「行政长官由八百人组成的选举委 员会选举产生」及附件二限制立法会直选议席的数目，都违反了公平普选的原则。 此外，更有多项条文限制立法机关制订法案的权力及监察行政机关施政的功能。 在宪法的解释权方面，《基本法》规定最终解释权及修改权分别属於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非香港的终审院。 以上种种，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宪制上已经完全操控了香港未来的发展，箝制了港人 的民主参与权，所谓「港人治港」的承诺早已被摧毁。 事实上，这一年多的一连串事件显示在「共商」勾结的政局下，最终受害的是普罗 大众。在特区成立後的一周，政府便马上冻结数条前立法局通过的法例，及後更进 一步废法，其中包括多项保障劳工权益，如集体谈判权等法例。由此可见，在中国 政府的钦点制度下，工商界垄断了政治权力，劳工权益出现倒退。 在人权发展方面，特区政府不但废除了前立法局通过将人权法案覆盖范围扩至私人 诉讼的修订，更还原了《公安条例》及《社团条例》两条恶法，扩大警务署长的权 力去限制市民游行、集会、示威的权利。在处理示威游行方面，警方滥用权力，出 现了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当世界银行在香港举行年会期间，警员使用过份暴力对待示 威者。这一切都反映出香港在中共接管後人权是遭到践踏。四名示威者最近被法庭 裁定有罪，他们已决定上诉。 此外，特区政府更罔顾法治，修改入境条例，歪曲《基本法》的诠释，强行遣返在 大陆出生的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另一方面，在审理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时，上诉 庭宣称特区法庭无权过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香港所作的决定，不禁使人觉得「一 国两制、高度自治」荡然无存。 民主和法治是需要配套并存的。几个月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女士就《虎报》做假 数，作大销量一案决定不起诉星岛报业集团主席胡仙女士，引起公众关注，质疑是 否有人因为身份特殊而有免被起诉的特权。这案件不单令港人忧虑，也动摇国际社 会对香港法治的信心。 另一方面，新华社香港分社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拒绝依法回覆我提出要查 阅我档案的要求，律政司司长亦决定不检控新华社，这行动不禁令人怀疑在法律面 前，是否人人平等？加上临时立法会最近通过法律将「国家」取代「官方」，更引 起了港人对中央驻港机构是否不受法律约束的忧虑。 可幸还有未来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是中共接管後第一次市民有权投票的选 举，亦是港人首次在中国国土下彰显民主权利的选举。然而，是次选举中直选议席 只有二十席，是总数的叁分之一，其馀叁十席由功能组别间选产生，另外十席更是 由八百人小圈子选举委员会钦点产生。香港人全面直选立法机关的政治权利继续受 到剥夺。 这种小圈子选举的安排，其实是政治特权阶级用作维护本身的利益的手段。一人一 票平等选举立法机关的政治权利是世界的民主潮流，但被宣扬为「洗脱百年耻辱」 的香港，却竟然出现比在殖民地时代更加专制的选举制度，这是何等讽刺及悲哀！ 五月廿四日的选举，遇上倾盘大雨，但投票率以及投票选民的数目都远超以往，在 二百八十万登记选民中，有近一百五十万，即超过半数选民投票。 今次地区直选，采用所谓的「比例代表制」，目的是为了要让亲共的候选人也可以 胜出。但在高投票率下，民主派仍然报捷，代表“前线”参选的叁名成员，何秀兰 、李卓人和我皆顺利当选。 史无前例的高投票率亦洗脱了港人政治冷感的恶名，市民用选票表达对民主的支持 ，也显示出对特区政府的不满。 现在特区政府成立已近一年，首届立法会亦已产生，香港未来宪制何去何从？基本 法有关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规定绝不民主，由立法会选举中，民主派几度大捷 可以看出，民心之所向。 香港未来的民主步伐，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分权与制衡关系，这些重要议题，需要社 会人士的广泛讨论，达成共识。我建议筹组一个宪制大会，由民选及委任代表出席 ，最後作出的结论交给香港人以全民投票来决定，及请北京修改基本法来配合。 香港人都明白，现在香港特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民主道路上香港不可能独善其身 。民主的政治制度是每个国家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中国必须在强调经济改革的 同时，加速政治改革的步伐，使政治发展步向民主化，并以国际人权公约为准绳， 撤销或修改各项违反人权的法例及政策，落实公约内所订明的各项政治及公民权利 ，使香港人得享基本权利及自由保障。只有这样，香港人才能真正享有民主自由。 亦只有这样的「一国两制」模式才可令一些台湾人觉得香港的发展是有参考作用。 事实上，只有在民主政制之下，人民的生活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极权统治必然 与民主和人权对立，因为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人民永远无法享有平等 的对待。贫富悬殊，民生困苦，原因在於权力由小圈子所垄断，导致社会资源不能 公平分配。这些问题，相信很多台湾人亦会有同感。 行政长官董建华说回归後香港人应少谈政治，多关注民生。他是企图将民主与民生 强行分割，在剥夺港人民主权利後，转移视线，要保障既得利益者的话事权。但是 我们不禁要问，人民没有话事权又如何去争取民生权益呢？没有民主，市民又怎会 有足够的议政力量去争取改善民生？回归後，特区政府继续采用殖民地政府的统治 手法，罔顾市民利益，偏袒工商权贵，这正好反映出在专制政权下，普罗大众的民 生利益是不会得到公平对待，再次印证了政治、经济和民生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事实 。这显而易见的道理，对台湾人来说可能是非常清楚，但因为港英及中共政权多年 来强调将政治和经济分开，因此民主派是要花很大气力去说服市民两者是不可分割 的。 民主的道路，一直都是荆棘满途的。无可否认，现时香港所依据的地方宪法限制了 香港的民主发展，加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权下，香港要走向真正的民主并不容易， 但这不应成为香港人争取人权、民主、自由的障碍。因为，任何专制的政治制度， 都敌不过人民争取民主的力量。台湾的民主进程，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从国民党在 台湾实施军事戒严到《美丽岛》事件，发展到今天台湾人民可以投票选出自己的总 统，最主要的原因是，台湾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对民主的素求。香港人应向台 湾人多多学习。 只要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人继续为香港的未来而努力，坚持原则和理想，那怕前路 荆棘满途，终会有成功的一天！ (1998年6月20日台北台湾救国团社会研究院主办「香港主权移转周年总体研讨会」) 主讲人：刘慧卿，政团召集人，香港候任立法会议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大学演说全文 (1998年6月29号) 【编者按】这篇演讲稿起草得非常高明，从燕京大学的历史，到白宫外面福建巡抚 的留言，一下子拉近了中美两国的距离，和去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稿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篇演讲稿非常得体地体现了克林顿作为一个世界大国领袖 的气度和眼光。我们可以打赌，五十年后，当世人已经忘记江泽民何许人也的时候 ，如果那时的社会风气还有那么一点对正义和真理的追求的话，人们还会学习这篇 文章。为此，我们特意提供了下载英文的网址。 -- Ed.] 英文文稿由白宫新闻办公室分发: http://www.usia.gov/regional/ea/uschina/beijuniv.htm (including Q&A) 中国、北京 北京大学 谢谢各位。谢谢陈校长、任书记、迟副校长、韦副部长。我们今天很高兴和一支庞 大的美国代表团一同来到贵校。代表团成员包括总统夫人和小女。小女是斯坦福大 学的学生,斯坦福大学是诸多和北大有交流关系的学校之一。代表团还包括六位国 会议员、美国国务卿、商务部长、农业部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的大使尚 慕杰参议员、国家安全顾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等。我一一列举,就是要彰显我国对 美中关系的重视。 在我讲话之前,我要首先向贵校全体师生、教职员工祝贺贵校建校一百周年。(中文 )恭喜北大。(掌声) 正如各位所知道的,这个校园过去是美国传教士创建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这里许多 美丽的建筑是一位美国建筑师设计的。有数以千计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曾经在这里求 学和执教。这使我们对于各位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但我庆幸的是,今天和79年前的一个重要日子很不相同。1919年6月,燕京大学第一 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在此地发表第一次毕业典礼演说。在指定时刻,他出席了,但是 却没有学生露面-----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学生全都上街领导「五四运动」 去了。我读到这段历史,祈望今天自己进入这座礼堂,要有人坐在这里才好。今天各 位到座,使我感到非常感激。(掌声) 一百年来,北大已茁壮成长为一个拥有两万多名学生的学府。贵校的毕业生遍布中 国和世界各地。你们建造了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去年贵校有百分之二十的毕业 生出国深造,其中一半是数理科系毕业生。今年是贵校建校一百周年,在全中国、亚 洲和其他地方,有一百多万人上网访问你们的网址。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贵校正 领导中国迈向未来。 我今天来到贵校,准备和各位-----下一代的中国领袖-----谈谈建立美中两国牢固 伙伴关系对各位前途的重要意义。 几千年来,中国对文化、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贡献卓著,美国人民至感钦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两国结成坚定的伙伴关系,我们至今铭记在心。如今我 们看到中国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今天的全面转型和未来的宏伟展望,与过去的 辉煌历史相得益彰。 仅仅三十年前,中国几乎与世隔绝。如今中国是一千多个国际组织的会员国。这些 组织从航空到农业发展,无所不及。你们敞开大门,大规模开展贸易,大规模接受投 资。今天有四万名中国年轻学子负笈美国,在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留学的 更不计其数。 你们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改革更是成果卓著,你们从原有的封闭的指令性经济体制 ,一步步走向一个日增活力,日渐注重市场基础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造就了二十 年来的空前增长;人民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在国内外旅行,在村镇选举中投票,拥有 自己的住房,选择自己的工作和学校。结果,几亿人口脱离了贫困。十年来,人均收 入增加了一倍有余。大部分中国人都过着他们二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当然,这些变化也打乱了原有的生活和工作格局,给贵国的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中 国的城市居民过去人人都可保证在国有企业就业,如今却必须在就业市场上一试短 长。中国工人过去只要符合中央计划经济的要求,而如今却要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和 世界各地产品的质量和创造力较量。对那些欠缺必要的训练、技艺和支持的人来说 ,新世界可能令人畏惧。 在短期内,一些善良勤奋的人可能会失业。还有,正如各位看到的,过去二十年来的 发展方式和能源使用方式在环境、经济和卫生等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包括造 成空气污染、森林滥伐、酸雨、水资源短缺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必须设计新的训练体系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制定新的环境政策 ,引进新技术,其目标是既发展经济,又改善环境。根据我所了解的中国人民的聪明 才智、创造力和进取心,以及这几天来我在和江主席、朱总理等重要官员会谈中所 听到的种种,我深信不疑:各位必将成功。 在各位建造新中国的进程中,美国希望和你们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成 功、安全而又开放的中国,和我们合作,缔造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我知道,中美 两国都有人怀疑,两国密切关系到底是不是好事。但就我们所知,世界在变,你们新 一代将面临各种挑战,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两国携手合作要比分道扬镖好得多。 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事实十分明显。 美中两国之间的距离,事实上,任何国家之间的距离,都在日益缩短。从前,从中国横 渡大洋来到美国,乘坐美国快船要航行几个月;如今,高科技使天涯成为比邻。从膝 上型电脑到激光,从微芯片到兆字节储存器,信息革命照亮了人类的知识领域,拉近 了所有人的距离。电脑键盘轻轻一按,思想、信息和资金立即横跨地球,并随同携带 了无与伦比的机会,创造财富,防治疾病,促进有着不同历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加 深了解。 但我们也知道,更大幅度的开放和更快速度的改变,意味着起源于一国国境之外的问 题很快就会进入国境之内蔓延。这些问题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有组织犯 罪、贩卖毒品,环境恶化,严重经济失调等等。任何国家都不能自外于这些问题,任 何国家也都不能单枪匹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年轻的一代人,必 须将我们面对的共同挑战化成我们共同的事业,以便携手合作,共同缔造无所不能的 新世纪。 在二十一世纪-----也就是你们的世纪-----中国和美国将面临亚洲安全的挑战。在 朝鲜半岛,我们从前是对手,如今却携手合作,为持久的和平与没有核武器的未来共 同努力。 在印度次大陆,正当世界大多数国家逐渐摆脱核威胁之际,印度和巴基斯坦却甘冒军 备竞赛的新风险。我们现在正在谋求共同的策略,避免印巴两国再度进行核试验,通 过谈判消除分歧。 在二十一世纪,你们年轻一代必须承担重任,制止更致命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 武器扩散。一旦落入坏人之手,或流入不适合的地点,这些武器就要威胁国家的安宁 ,国家不分大小,都不能外。对于制止核扩散的重要意义,中国和美国的见解日趋一 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国采取一致行动,控制全球这些最危险的武器。 在二十一世纪,你们年轻一代必须扭转犯罪与贩毒的国际恶潮。在世界各地,犯罪组 织每年夺走金钱无数,使政府的信誉荡然无存。美国人民深知毒品带给学校和社区 的物质破坏和精神损伤;中国和十几个国家接壤,已经成为各种私枭的通道。 去年,江泽民主席和我要求中国和美国的高级执法官员加强合作,打击这些犯罪分子 ,杜绝洗钱活动,防止人蛇集团横行,制止假造伪钞损及货币。本月间,我们的缉毒单 位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不久,中国的缉毒专家也将在华盛顿开展工作。 在二十一世纪,你们年轻一代必须承担重任,确保今天的进步不会以明天为代价。中 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污染方面付出了代价-----你们喝的水、 呼吸的空气都受到污染。这种代价不但祸延环境保护,而且对你们人民的健康、经 济的增长,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环境问题日渐成为全国化的问题,全球化的问题。譬如,如果目前的能源使用模式不 改,在不久的未来,中国就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这种气 体是全球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如果世界各国不减少这种让全球温度逐渐上升的气 体,下一个世纪总有一天会出现气候剧变的危机,这种剧变不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 式和工作方式,而且一些岛屿国家也将为排山倒海而来的海水所淹没,各国的经济和 社会结构将从此受到破坏。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我们美国人民从过去的经验得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是有可能 同时改善环境的。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为自己,也为了全世界。 在我国副总统戈尔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原有基础上,江泽民主席和我正一起努力,引进 美国清洁能源的技术,协助中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善大气质量。 但我要重申--(这段话是讲稿上没有的)--:你们年轻一代必须更加努力,对你们,对 美国人民以及对世界的未来,环境问题都是巨大的难题。而且这个难题必须在大学 层次着手解决,因为政界领导人一旦认为环保措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或贫穷是绝不 愿意采取这些措施的。现在证明环境保护不一定会带来失业或贫困。如果采取正确 的方法,你们最后一定可以得到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待遇更好的工作,同时,教育和 科技也会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但是你们、你们的大学、中国各个社区、美国以及全 世界,都必须率先带头。(掌声) 在二十一世纪,你们年轻一代还必须带头迎接国际金融体制的挑战,国际金融是没有 国界限制的。香港或雅加达的股市下跌,其效应已经不再限于本地,而是全球性的。 因此,中国经济的蓬勃增长和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在最近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坚定地肩负起对地区以及对全世界的责任-----协助预 防了另一轮危险的货币贬值循环。我们必须继续合作,对抗这个危及全球金融体制 并可能影响整个地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威胁。 在二十一世纪,你们年轻一代将有上好机会,集中一切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的聪明 才智,共同追求进步。我们在连手合作领域里已经获得的一些突破,包括医治脊柱对 裂,包括预报极端恶劣的气候和地震等,都已证明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改变中国、美国 以及全世界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活。两国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扩大合作,可能是我们 留给未来世代一份最大的礼物。 在我提到的那些重要领域,如果共同努力,我们取得的成就一定会比各自为政要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努力,使目前两国的丰硕关系,在未来的新世纪中进一步开花 结果,发展成为更加全面的夥伴关系。 要这样做,很重要的一点是彼此加深理解,彼此了解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的共同愿 望以及两国之间到底有什么分歧。我相信我和江泽民主席星期六在记者会上开放、 直接的意见交换-----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已经从电视上看到了-----不但可以澄清而 且缩小我们的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让人们了解、辩论以及讨论这些问题,人 们对于缔造更美好的未来会有更大的信心。 从我在华盛顿住所白宫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我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 碑矗立天际。这是一座高高的方尖型石碑,但是在这座大纪念碑附近,却有一块小石 头,上面刻着这些字:「美利坚合众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 论,创古今未有之格局。」(翻译成现代汉语是:「美利坚合众国...不设置王公和贵 族封号,不建立世袭制度,国家事务由舆论公决,创立了从古到今史无前例的崭新政 治体系。」) 这从古到今、史无前例的崭新政治体系是多么奇妙。这些话不是美国人写的,而是 出自一位福建巡抚徐继〓之手,1853年由当时的中国政府镌刻成石碑,送给美国作为 礼物。 我非常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道出了美国人民的心声:人民有自由权利谋求 生存、自由和幸福,有自由权利开展辩论、发表不同意见、结社、信仰宗教,而不受 国家干涉。这就是220多年前美国建国的核心理想,是领导我们跨越北美洲,登上世 界舞台的理想,美国今天仍然珍惜这些理想,视为瑰宝。 如同我在和江泽民主席的联合记者会上所说的,美国自己要为实现这些理想进行不 断的努力。制定我国宪法的先哲深知,我们绝不可能达到至善至美,他们说,美国将 永远以「建设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为使命。换言之,虽然我们永远不能达到至善 至美,但我们必须以达到这种境界为目标。 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是我们不再追求改善的时刻,是我们因种族或宗教,因为某 些人是新移民或提出了与多数人不同的主张而剥夺他们自由权利的时刻。而美国历 史上最美好的时刻则是我们保护了那些持有与多数人不同意见的人、给予他们以同 样的自由权利的时刻;或是把过去给予多数民众的权利延伸到那些先前不得享受这 些权利的少数人身上;从而使我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对人民所作的承诺不再只是 旧羊皮纸上褪色的字迹。 今天,我们不企求把自己的理想加诸他人,但我们深信某些权利是有普遍性的---这 些不是美国人民的权利或欧洲人民的权利或发达国家人民的权利,而是载入了「联 合国人权宣言」,列为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这包括有权受到尊严待遇、有权自 由发表言论、选择领袖、和他人结社、有权按照个人的意志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 我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曾担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在他一生的最后一封 信中写道:「所有的眼光都注视着人的权利。」我相信:此时此刻,在距离杰斐逊写 下这些字句的172年后的今天,所有的眼光终于也都注视着全世界各地的人的权利。 过去二十年间,节节高涨的自由浪潮提高了全球亿万人民的生活:在前苏联和整个中 欧,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失败的独裁体制;在拉丁美洲,结束了军事政变和内战的恶 性循环;在非洲,赋予更多人民以机会,善加利用来之不易的独立。从菲律宾到韩国 ,从泰国到蒙古,自由的浪潮已经冲到了亚洲海岸,推动经济快速成长,生长力大幅提 高。 经济保障也是自由的一个要素,受到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 保障。在中国,你们在保护这一自由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进一步扩展了免于匮乏 的自由,使其成为贵国人民力量的泉源。收入增加,贫困减少;人民有更多的工作机 会可以选择,有能力旅游,有能力改善生活。但是真正自由的内涵,决不止于经济自 由。在美国,我们深信这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概念。 在过去四天里,我看到中国以各种形式表现的自由。我看到民主的新芽在贵国内地 的村庄萌发。我拜访了一座由村民自由选出村委会的村庄。我也看到行动电话、录 放影机、传真机,传送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观念、信息和图象。我听到人们抒发自己 的意见,我也和人们一起,向自己信仰的上帝祈祷。在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感受到一 股自由的和风在徐徐吹拂。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下一步怎么走?我们要如何合作,才能确保自己在历史的正确一 边。五十多年前,贵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也是北大教授的胡适说过这些话:「现在 有些人对我说,你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国家才能获得自由。但我答道:为个人自由奋 斗就是为国家自由奋斗。为自己的个性奋斗,也就是为国民性奋斗。」我们美国人 认为胡适先生的话对极了。我们深信,而且我们的经验也昭示我们,自由可以加强安 定,有助于国家变革。 我们的一位开国先贤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批评我们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 们让我们看清自己的缺点。」如果这话说得对,那么当今美国总统的朋友往往比美 国任何别人都多。(笑声)但这的确是事实。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里,在这个全球信息时代,不断求进取,求改变,对于扩大经济 机会,增强国家实力,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此,以最自由的方式交流信息、观念和 意见,以更大的尊重对待各种不同的政治与宗教信仰,实际上反而会成为持续富强与 安定的源泉。 因此,中国年轻一代自由发展心灵,最大发挥自己心志的潜力,符合你们自己的利益 ,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这是我们时代的讯息,也是未来新世纪和新的千禧年赋予我 们的使命。 我希望贵国能够全心全意接受这一使命。中国有辉煌的历史,但是我相信中国的未 来将更加灿烂。面临二十世纪的诸多困厄,中国不仅屹立不倒,而且还在阔步前进。 其他的古文明沦落了,因为它们没有变革。中国则不断证明自己有能力改变,有能力 成长。现在,你们必须为未来的新世纪重新勾画中国的蓝图,你们年轻一代必须成为 中国振兴再生的灵魂。 新世纪已经来到。我们所有的眼光都注视着未来。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美国只 有几百年。但是,在今天,中国可以和地球上任何年轻国家比美。这个新世纪可能就 是新中国的黎明,这个新中国为古代的伟大成就自豪、为自己今天从事的事业自豪 ,也为即将到来的许多明天自豪。在这个新世纪,全世界将再度向中国学习其生机勃 勃的文化,敏锐清新的思想,以及其各项创造中所体现的人类尊严的精华。在这个新 时代,可能由一个最古老的国家来推动创建新世界。 美国希望能和贵国并肩合作,实现这样的时代。 谢谢各位。(掌声) (问答略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小参考》一周总目录 ( china_002@bigfoot.com 供稿) URL http://members.xoom.com/dacankao/xck 《小参考》总第136期1998.07.22 1. 筹组工会湖南异议人士张善光被捕 2. 魏京生等十六位流亡海外异议人士声援「中国民主党」 附：王希哲答记者问 3. 为中国民主党成立法律后援会和律师团：按中共法律进行辩护 4. 蓝鹰组织：向共产党请愿，等于以卵击石 5. 胡平：自由无价 6. 中国特色：人没事干、事没人干、人干虚事、人干坏事 7. 刘连军：从北大学生到被扭曲的时代 8. 【党国真相】公审是中共党国的例行国策 9. 陆 野：从袁木看中共的“德”“才”观 10. 港报称陈希同心脏病发延後开庭将判刑十二年，没自杀 11. 美国之音：陈一咨认为和中国接触有利中国民主进程 12. 国民党党务主管晤大陆海外留学生 13. 中共严禁党员请愿，违纪者严厉处分 14. 亚洲华尔街日报：揭露真相南方周末报挑战威权 15. 美众院促北京弃武力犯台，江泽民说：不给诺贝尔奖不干 16. 台湾人看统一：中国两岸统一系於大陆民主变革 17. 张所鹏：中共听不懂吗？台湾民主体制赢得美国支持 18. 日谍潜台搜集保钓情报遭驱逐 19. 转贴：惨不忍睹！！！印尼华人女子被奸杀真实图片！！！ 20. 印尼华人呼吁书 21. 就8月7日全球同步抗议印度尼西亚反华暴行的紧急呼吁 ================================================ 《小参考》总第135期1998.07.21 1. 王丹时评：关注杭州“中国民主党事件” 2. 中国大陆异议人士范一平被判刑叁年及罚款 3. “我不坐牢，谁坐牢！”范一平家属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4. 王炳章强烈抗议广州中级法院无理判决范一平 5. 国内呼吁魏京生、刘青关注 支援7.10民主党案件的声明 6. “中国民主党事件”引发接力绝食，仁人志士遥相呼应 7. 赵紫阳获准访问华南地区但仍受严密监视 8. 未经核实的消息：袁木先生遗嘱，临死终于忏悔 9. 北京晨报创刊，独树一格：鸡毛蒜皮尽情报道 10. 深圳最大券商君安证券公司董事长张国庆潜逃下落不明 11. 明报：陈一谘回国的象徵意义 12. 凌锋：香港应为印尼华人多做些事 13. 印尼华裔应将危机变为转机 14. 谨防以“第二管道”架空“第一管道” 15. 美国之音：调查发现香港青少年以自己是香港人为荣 16. 美国之音分析：为什么中共否认政改研究？ 17. 【袁木.陈希同】天安门大屠杀时的「暴徒」是怎样造成的？ ================================================ 《小参考》总第134期1998.07.20 1. 山东异议人士谢万军绝食抗议王有才等人被捕 2. 大陆四名异见人士声援浙江陆续加入绝食抗议 3. 64风云人物袁木昨天去世，享年碰巧竟是64岁 4. 陈希同自杀身亡，中南海惊恐万分 5. 联合国设立国际刑庭，民主正义党要求审判六四凶手 6. 陈一谘得返大陆奔丧 显示中共刻意营造宽松气氛 7. 中国目前网上用户逾百万，获取新闻是人们共同需要 8. 广东破获地下兵工厂 9. 美指西昌卫星中心罔顾人命 设备落後安全未符标准 10. 论坛文摘：关于"自由"和"吃饭" 11. 国企改革下岗刺痛文革一代心扉 12. 叶向农：也说朱熔基 13. 为什么大陆不仿效香港设立廉政公署? 14. 《青禾》第六六期：江泽民当过青年兵？　　 15. 印尼华人惶恐　贞操带畅销 ================================================ 《小参考》总第133期1998.07.19 1. 中国民主党痛斥中共逮捕毛国良等异议人士 1). 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昏迷後获释 2). 全美学自联关注中国人权恶化趋势 2. 严家祺:「和平演变」与「和平消化」 3. 高光俊：继续革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4. 李柱铭：香港制度非常不民主 5. 中央日报：从东亚危机看中共政经变数 6. 江泽民──是第二个凡是派？还是跨世纪的巨人？ 7. 曹长青：北京为何拒绝达赖喇嘛？ 8. 周邦贞：犹太人能，中国人不能？──谈抗日史实维护 9. “五粮液”丑闻：“酒王”的厄梦由internet开始 10. 黄 翔：大风大雨与自由女神 11. 中共怎么了？--印尼华女被污辱，中国政府默不作声 12. 中央日报：中共压制人权迄无松动 13. 中共中央扩权掌控财经：江泽民套住朱熔基 14. 读者来信照登：刊物应力求公正 ================================================ 《小参考》总第132期1998.07.18 1. 浙江异议人士毛国良奔丧之中被中共公安逮捕 2. 美报称克林顿中国大陆之行并未改变中共 3. 因揭发四川绵阳工潮事件李必丰被起诉 4. 商业周刊：中共可能改变经改步调转而追求稳定 5.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朱熔基经改计画受挫 6. 看破朱熔基的幻影 7. 吴岸石：从五粮液丑闻说起--中国变革者的悲哀 8. 人民日报系文章：假如苏哈托早退下几年。。。 9. 刘宾雁：认清共党，走出幻想 10. 甄　言：留美学生为什么不愿回国 11. 伊 铭：大陆农村基层选举虚有其表 12. 也谈北大的悲哀.... 13. 民主自由有那么可怕吗？--读陈必红先生的文章有感 14. 台湾换妻俱乐部网站公开夫妇性生活照片 15. 《阿波罗登月造假》电子版一书出版 ================================================ 《小参考》总第131期1998.07.17 1. 陈希同父子荒淫好色：是否直播庭审，惹起外界关注 2. 汉奸党害怕末日来临！中共出天价收购苏联秘密档案 3. 人民币不贬大陆出口商反弹 4. 中共侵犯人权，华人黑客将报复和中国作生意的外企 5. 刘慧卿：我在香港向克林顿说了些什麽？ 6. “结束中共一党专制”与“改良中共一党专制”的分野 7. 北京：目睹军车撞人后离去 8. 胡平：不平则鸣--当政府的失误破坏了我的生存权时... 9. 中国的问题研究系列 - 冤魂多冤气重 10. 王若望：〖牡丹亭〗的可悲遭遇　 11. 北京新景 12. 美国之音：美国分离主义组织设计仙人掌毒刺图杀总统 13. 幽默：关于立即成立中国性产业工会和性产业联合会的倡议 附：成都鸭吧探访 14. 有感于克林顿在北大与一女生对话 ================================================ 《小参考》总第130期1998.07.16 1. 王丹柴玲等民运人士呼吁波士顿政府断绝与杭州姐妹城市 2. 中国十九省市一百位政治反对派人士抗议中共逮捕行动 1) 致江泽民、朱熔基的公开信全文 2) “向王强伸出援手的紧急呼吁” 3. 新闻眼：江泽民主导处置民运 王东海妻子向国际求救 4. 魏京生将应邀於九月中旬首次访日 5. 法报称克林顿作法如同卡特讨好中共牺牲台湾与大陆民主 6. 在庄子的时代，中国人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7. 中国的问题分析：隐性收入制造不公正的分配 8. 路漫漫其修远兮——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 9. 朱内阁碰硬：下决心查办深圳最大证券行要员舞弊案 1) 朱内阁不手软 打击有背景金融犯罪 2) 副总经理告状揭内幕：整顿君安非偶然 3) 深圳市府发言人：事件与经营运作无关 4) 证券公司大多有靠山 5) 证券公司经常性的违规或违法活动举例 10. 凌峰：一国两制退化了香港景象 11. 一对青年恋人准备在网上做爱，第一次失身现场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