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讲述了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伤痕故事。主要人物陆焉识出身民国上海没落世家，曾经留美却不谙世故。新中国成立后，陆焉识因为出身和言行问题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大西北劳改。因为种种反抗甚至逃亡，他的刑期被不断延长，以致成为“无期”。
劳改的二十多年里，陆焉识念念不忘妻子冯婉喻－－一个他当年勉强结合、未曾真正爱过的女子。回到妻子身边成为他最大的心愿。文革后陆焉识终于平反回家，与婉喻和子女团圆。然而婉喻已逐渐失去记忆，甚至不再认得她日夜思慕的丈夫……
《陆犯焉识》的故事仿佛让我们又一次回到伤痕文学的时代，但这部小说却极有与众不同之处。作者严歌苓是知名的海外中国作家，九○年代曾是台湾各大文学奖的常客，也有多部小说（如《天浴》、《少女小渔》等）被改编搬上银幕。近年严歌苓更因为与导演张艺谋的合作（如《金陵十三钗》）而声名大噪。张的最新作品《归来》正是改编自《陆犯焉识》。
从电影《归来》不难发现对《陆犯焉识》所做的更动。顾名思义，小说中从四○年代到八○年代的历史场景被浓缩成文革后陆焉识归来以后的遭遇，电影的焦点也从陆焉识转到冯婉喻。小说中让陆焉识受尽折磨的大西北在电影里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在上海苦守寒窑的冯婉喻。当然，最重要的更动发生在陆焉识归来以后，是去是留的决定。
文学改编为电影不是易事，《归来》又是一个例证。有关反右到文革经验如何呈现，一向是中国影视媒体的罩门之一，《归来》的剧本经“修改后”通过审查，制作团队的努力已经难能可贵。然而如果并列《陆犯焉识》和《归来》，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巨大差别。张艺谋的问题不在于必须因应电影特色、官方压力，或市场口味，而在于没有对严歌苓所思考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换句话说，检查和市场以外，编剧和导演对原作的体会不足，才是症结所在。［1］
这是为什么我们更应该重视严歌苓的原著的原因。《陆犯焉识》是她创作以来最重要的作品。严歌苓是说故事的能手，她的行文风格华丽丰富，一向引人入胜。但她不讳言《陆犯焉识》带给她的压力，因为故事取材自家族历史：陆焉识的原型人物是她的祖父（严春恩）。在述说传奇之余，严多了一层感同身受的体会，也对历史的暴烈和生命的荒谬，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
三种“露骨写实”的方法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共产政权展开一系列运动，迅速清理社会各个阶层。这一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尤其雷厉风行。从镇反到肃反，从“洗澡”到反右，知识分子无不首当其冲。一九五○年代劳动改造制度出现，作为镇压、监禁异议人士的新手段。劳改源于苏联，意图透过长期集体劳动的方式，对犯人的身心做出彻底监控改造；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集中营尤其恶名昭彰。中共的劳改形式包括集体农场到监狱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牛棚”和“干校”也是变相延伸。二○○一年中共终于废止了劳改制度，至此四十年来的受害与牺牲者人数已高达千万以上。［2］
严歌苓小说里的祖父陆焉识正是这千万劳改犯中之一。小说关键场景之一，写的就是一九六○年陆焉识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押往青海劳改营，冯婉喻挤在人群中希望再看丈夫一眼。陆焉识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焉识生于一九一三年，民国时期也享受过好日子。他风流倜傥，聪明过人，三○年代留学美国，精通四国语言，却也因言贾祸，往往得罪他人而不自知。焉识抗战时期因为高谈自由主义，在重庆坐过国民党的牢。未料解放以后，又因为言行失误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一九五四年他被捕入狱，甚至曾经因为反革命罪名被判死刑。六年后移送青海终生劳改，已经是党的大恩大德。
八○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过往伤痕的描写不绝如缕，有关劳改所带给受刑人的羞辱和折磨，读来尤其令人怵目惊心。夏志清先生曾以“露骨写实主义”（hardcore realism）一词描写现代文学写实∕现实主义叙述的特征， 也适用于此。［3］夏指出面对社会不公不义，作者每每以钜细靡遗的风格，状写“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种种惨状。这样的书写如此直截了当，而让我们有了无言以对的感叹，以致任何理论诠释和立场支撑都显得空洞虚伪。
露骨写实主义有其吊诡。当非人的待遇、苦难的煎熬成为大家竞相控诉的话题时，我们难免感到审美疲劳。或对类似书写避之唯恐不及，或甚至希望书写者“推陈出新”，好吸引我们的注意。问题是，难道货真价实的苦难也需要包装么？鲁迅在《祝福》里写祥林嫂不断重复她悲惨的故事，以致失去听众同情，不啻对伤痕叙事的写和读提出清醒的批评。
然而故事必须说下去。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沙荷拉撒德王妃（Scheherazade），面对暴虐的国王“没有故事，就是死路一条”的要求，只能以一个又一个故事引起听者注意，延宕死亡的威胁，或那绝对沉默的到来。［4］更进一步，我们要说叙述就是一种赓续沟通、传递意义的行动，就是生命的伦理底线。在过去几年中，有关劳改的叙事依然此起彼落。最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两部作品。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二○一一）讲述一九五七年甘肃酒泉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农场曾有三千劳改犯人屯驻，然而在极左政策以及“自然灾害”肆虐下，到了六一年幸存者不及一半。多年后杨累积采访所得，以纪实兼虚构的方式还原当年大量死亡的惨烈，以及生还者的悲伤。他写一个上海女人来到夹边沟找寻丈夫遗骸的悲痛与庄严，或资深劳改犯见证死亡的世故与绝望，令人怵目惊心。当杨以冷冽的笔调写出“死几个犯人怕什么，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5］，不由得读者不悚然以对。这是露骨写实主义的力量了。
另一方面，作家阎连科反其道而行。他的《四书》（二○一一）以黄河边上的一座劳改农场“罪人育新区”为背景，写出一百二十七个反右运动后下放的知识分子，如何在一群“孩子”的指挥下，过起刍狗不如的生活。大饥荒的年代为了活命，这些原来之乎者也的学者文人放下身段，苟且求生。他们相互背叛斗争，无所不用其极。到最极端的时刻，人吃人的事情发生了。阎连科刻意经营素朴简约的叙事，几乎有了圣经寓言的况味。同时他又夸张劳改营内的种种丑态，营造出鬼魅也似的嘉年华气氛。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在在引人注目。［6］
在这两种露骨写实—纪实和寓言—的方法之间，严歌苓示范了第三种可能。她当然花了极大篇幅描写劳改营的非人生活。大西北的荒凉、劳改营的残酷、犯人生活的艰苦都不在话下。然而严歌苓不仅写陆焉识在劳改营二十多年的求生过程，更回溯他早年一切：公子哥儿般的行径，和妻子勉强的结合，美国的风流佳话，抗战中逃难、外遇经验……还有他的不识时务，和莫须有的反革命嫌疑。严歌苓将陆焉识的前半生和他的劳改经验穿插叙述，让这个人物的形象陡然丰富起来。陆虽然聪明自得，其实胸无大志。他之沦落为劳改犯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理由，甚至有点咎由自取。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深陷绝境后，少了些悲愤，反有了自行其是的个性。而这竟成为他死里求生的力量。
严歌苓有意叩问，像陆焉识这样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的人，也许身负阶级原罪，但是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他竟然会被冠上滔天的罪名？陆焉识算不得平庸之辈，却平凡得可以。但日常生活里似乎有种看不见的力量，一步一步将他推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同样重要的，严歌苓也好奇劳改犯的家属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巨变，如何又将随之而来的屈辱、怨恨再融入日常生活里，日久天长的处变不惊起来。《陆犯焉识》有最肃杀的题材，严歌苓的叙述却让故事充满人间烟火气味；这人间烟火可以是诅咒，也同样可以是救赎。
更重要的是，在严歌苓的调度下，一切的生活细节重三叠四而来，如此丰富，以致产生不可思议的舞台效果。这里所谓“舞台”指的是一种巴尔扎克式（Balzac）的命名、描述现实的力量，用以堆砌悲欢离合各种节目，在在引人入胜。相对《夹边沟纪事》的惨淡、《四书》的荒谬，《陆犯焉识》充满相关或不相关的人间情事，叙事时间更绵亘七十年，来到上个世纪末。陆家解放以前的勾心斗角，陆焉识惊险重重的草原逃亡，冯婉喻为了丈夫牺牲自己，陆家儿女为了前程背叛父亲，犯人和领导相互倾轧、重逢与失忆甚至陆焉识的便秘、牙痛，劳改营里最惨淡的偷情，外加西北草原的狼群，青海湖冬天的湟鱼，写来都是要让读者动容的。
论者或从严歌苓的叙事看出煽情（melodrama）的元素，过於戏剧化。但我独以为这是严歌苓的特色所在：在“露骨”写实主义的架构上，她要营造“有血有泪”的生命场景；在那失语的年代，她以华丽的文字绘影形声。捷克戏剧家也是一九八九年推翻捷共的领导人之一哈维尔（Václav Havel）曾说，“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是没有故事发生的。”［7］ 没有故事，因为所有的欲望和绝望，幻想和行动都被“和谐”掉了。严歌苓式的修辞政治学要让“故事”再发生，而且务求扣人心弦。以此，《陆犯焉识》不仅批判了那个时代，也逆转了书写那个时代的方法。
“裸命”的潜在写作
陆焉识刚进囚牢时编号二八六八，但是随着饥寒病恙死亡，囚牢人数递减，他的编号成为一五六四；而当他的号码只剩下三位数二七八时，其中恐怖不问可知。但是他到底身犯何罪，我们始终不得而知。小说的命名陆犯“焉识”—如何知其所以？—已经点出作者的深意。陆焉识聪明过人，最大的缺点是不识时务，而他的罪名也因为口无遮拦，言辞虚妄而起。作者描写陆面对控诉时曾极力辩别自己的清白。但他越是据理力争，反而越坐实了他的妄尊自大，罪加一等。一种卡夫卡式的诡圈油然而生，他的刑罚从有期变成无期。
更进一步，严歌苓由此点出在一个新中国的时代，罪与罚的辩证不是基于罪证的真确与否，而基于“人民”的指控。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但谁是“人民”却是不能闻问的谜题，甚至是一个空虚的能指。“人民”的合法性唯有从先确立“人民”的对立面—敌人—才能间接证明。陆焉识就是千万的革命敌人之一，必须从阶级队伍里清除，才能保证“人民民主专政”宏大目标的实现。
陆焉识既不真左，也不真右；既没有犯意，也没有罪证。然而正因为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觉，我行我素，他反而成为一个容易被罗织罪名的对象。有了陆焉识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锒铛入狱，统治者的权威更越发莫测高深起来。他成为权力当局必须布置的替罪羔羊。近年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对西方历史“裸命”（bare life）机制的研究成为流行理论。阿甘本指出在罗马帝国社会里有一种称为“牲人”（homo sacer）的边缘者。他们是社会的贱民，任人宰割而不引起法律后果，同时也无权作为神圣的牺牲。牲人只有裸命一条，被社会“包括在外”。吊诡的是，正因为牲人暧昧、边缘的位置，他们被视若无睹的存在反证了社会人与非人、内与外的秩序，以及威权者行使法、又高于法的位置。［8］
阿甘本认为二十世纪的裸命不必只由被“包括在外”的牲人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极权主义社会早已发明了种种方式，控制成员的生命∕政治意义。“裸命”其实内化成为现代人的宿命。在号称自由主义的西方社会里，居无定所的难民，非法入境的移民，随季节迁移的打工者，植物人等都是存在于合法非法的边缘、或不死不活的状态。这种悬而不决的存在大大讽刺了自由主义者强调的人权、民主等理想。另一方面，极权主义者如纳粹和斯大林政权对人的践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极端的表现是集中营的设置。［9］
回看《陆犯焉识》，我们要问“裸命”之于中共的劳改制度意义何在？如上所述，劳改源自苏联，是一种特殊审理、监禁、流放、改造的制度，虽有法律基础，但是执行的过程却每每违反法律运作，总是创造“例外状态”，因此打开迫害异议人士的方便之门。［10］ 陆焉识从一九五四年入狱以后，刑期不断延伸；一九六○年遣送劳改后，远离社会，形同“非”人，生亦无足畏，死亦无足惜。多年后他获得平反，回到上海，不但与家人恍若隔世，也与社会格格不入。他的一生其实已经牺牲，而他的牺牲越没有意义，越凸显统治者恣肆生杀的大权。
至此，“裸命”的理论用于《陆犯焉识》似乎言之成理。但果真是如此么？阿甘本也许指出了现代社会里法律、威权与身体的相互为用，形成现代人物所逃遁的网罗。这样的看法其实因袭傅柯（Michel Foucault）有关训诫与惩罚的研究。［11］ 很奇怪的是，阿甘本从左翼批判立场出发，却没有诉诸革命作为解决难题的方法：他的“裸命”论设想社会的禁锢如此严丝合缝，甚至封闭了历史语境里任何解放力量。当现世如此无望，他只能投射未来弥赛亚（终极革命？）的拯救。也因此他揭露自己根深柢故的神学背景。［12］
面对这类论述，文学研究者实在不必亦步亦趋。我们恰恰要说：眼前无路想回头。严歌苓的小说里，陆焉识递送到青海劳改营后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在极度困顿的情况下，犯人劳作犹如行尸走肉，生命成为本能的苟延残喘。然而陆焉识有一样东西权力当局看不见，也拿不走。那就是他的想像力。严歌苓告诉我们陆焉识当年放言无忌，以致吃了大亏，但他毕竟是聪明人，在危机时刻善用自己深藏不露的另一面。劳改生活何其险恶，为了自保，陆伪装口吃，避免言多必失的可能。更重要的，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在漫漫长夜里“盲书”无数的信件给他的妻子。相对于他通过检查，发给妻子的那些家书，这些盲写的信件发自内心，回到内心，没有文字记录，却是千言万语，刻骨铭心。
陈思和教授讨论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的文学，曾经指出一种“抽屉里的文学”不容忽视。［13］ 那就是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极端隐秘的情况下，以异于寻常的文类私自写下的文章；这些文章是一种潜在写作，书写完毕无意也绝难发表，因为本身就是危机的存证。［14］ 文革之后我们重新发现这些“抽屉里的文学”，断简残篇，无不是记录一个时代最曲折的心史。发掘、解析这些文字的工作其实方兴未艾。论斯特劳斯（Leo Strauss）“隐晦的诠释学”（esoteric interpretation），当代中国显然不乏最极端的例证。［15］
严歌苓将潜在写作的逻辑推向更深一层。陆焉识甚至连自己的抽屉也没有。他却能无中生有，在脑海里开辟了秘密书信库存处，且分门别类，形成巨大档案。凭着这些无形的书写，陆焉识让思绪驰骋千里之外，与妻子一次又一次重逢，也熬过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小说中的叙事者是陆的孙女（或现实中的严歌苓）无从进入祖父当年的记忆，但是凭着后者日后的回忆，她居然也“无中生有”的，“还原”了陆焉识的劳改生活，还有他想像中的家书。
这是虚构—也是文学—最大的胜利了。不论是微言大义，或仅只是臆想连篇，《陆犯焉识》作为一个文本，让故事，也是“故”事，讲下去，留待后人诠释，已经是一种延续意义，从沉默中发声的尝试。
回到“裸命”论述。我们要说，尽管极权主义凭借“例外状态”的借口，制造无数冤狱，只要被禁锢的犯人一息尚存，就无从禁止他们思维的横生枝节，从“例外状态”里制造他们自己的例外状态。作为后之来者，我们面对历史残骸，与其不断声言陆焉识等“裸命”的绝望，不如设想—甚至幻想—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可能。没有“裸命”潜在叙事的可能，故事无从继续，历史也就变为永恒的沉默。
爱与自由的辩证
《陆犯焉识》最为脍炙人口的部分是陆焉识与妻子冯婉喻毕生的爱情。但这两人的爱情其实充满波折。民国时期的陆焉识是旧家公子，对任何事都无所用心。继母恩娘出于私心，安排本家的姑娘婉喻嫁给焉识，以便继续掌控陆家。面对这样无爱的婚姻，焉识的态度可想而知，他在美国、在重庆的出轨，也似乎就情有可原。婉喻是旧式女子，十七岁见到焉识就倾心不已，她自惭没有丈夫的风度学问，也因此对一切逆来顺受。
新中国成立时，陆焉识、冯婉喻已经是老夫老妻。焉识的入狱改变一切，此时的婉喻奔走一切营救丈夫，她的坚毅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直到小说最后，我们才赫然知道，婉喻为了将丈夫从死刑判决里救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贞洁。她一次一次上了戴同志的床，终于得到了丈夫改判死缓的报偿。而在牢里的焉识一无所知，他所感动的还是妻子为他准备的棉衣，亲手调治的吃食，一封又一封报平安的家书。然后，在西北无边荒凉的岁月里，在大饥荒濒死的边缘上，焉识一点一点开始理解婉喻对他的好，对他生死相许的情义。他终于爱上她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但这是一场时空倒错的爱情。无期徒刑劳改注定了陆焉识的命运，他对婉喻的爱只能是一种后见之明。他已经错过了四十年的岁月，一切为时已晚。但有这样的可能么？正是因为陆焉识退此一步，已无死所，他对婉喻的爱才得以爆发，而且浓烈得摧枯拉朽。在绝望和死亡的前提下，陆焉识回忆他所曾辜负的，他应该拥有的，因此有了无限悔恨与爱。他一度逃回上海，为了此生再见婉喻一面。劳改于他陡然有了不同意义。仿佛一切政治控诉就是他感情失误的附注；苦难与饥荒弥补了他对婉喻的亏欠。张爱玲《倾城之恋》式的逻辑隐隐可见。
陆焉识的爱情最后归向他在心里默写而且记诵的无数情书。这些情书从来不能寄出去，收信人也就是发信人自己。我们可以猜想，与其说焉识终于发现他对婉喻的爱，不如说他爱上婉喻所代表的“爱”的符号：“婉喻”这个人物的名字原来就影射曲折婉转的比喻。［16］ 我们也可以说焉识的爱指向他内心欲望的黑洞，他大半生的寻寻觅觅就是要填补那难以名状的匮乏。［17］ 但这样的看法仍然受限于主体自我意识的循环。或许严歌苓另有所见。在那极度荒凉的劳改营里，焉识终于理解爱的前提是面对（化身婉喻的）“他者”所开启的无尽可能，他放下我执，回应召唤，付出多少都心甘情愿。［18］
同样的，我们在冯婉喻的生命也看到类似转折。解放之前，她没有得到丈夫的爱，解放后，因为丈夫的罪，她反而得以完全实践她的德行以及真情。然而当她献身戴同志，换取丈夫死缓的判决时，我们见证爱的彻底牺牲及毁坏：失贞毁了婉喻的后半生，因为她等同贞操与爱情。论者对于严歌苓这样的安排，尤其延宕到小说结尾部分才以倒叙方式说明，多认为过于煽情。［19］ 但严显然意在强调陆、冯爱情的辩证关系。陆焉识在劳改营里的爱情启悟，其实不仅迟到，甚至仍然是被蒙蔽的。因为他不知道当婉喻将视若性命的贞操交换了丈夫的性命时，她已经死过一次了。
这样险峻的爱情辩证以陆焉识归来，婉喻却罹患失忆症为高潮。老去的婉喻性情大变，唯对当年的陆焉识念念不忘，但那个焉识是不曾爱她的。同样的，陆焉识浩劫余生，希望重新开始爱恋婉喻，然而那个婉喻已不复存在。这时我们看出严歌苓的用心所在：有一种爱是不期盼回馈的，不因为缺憾，而因为满溢。焉识矢志照顾婉喻，就仿佛婉喻当年无怨无悔的伺候他一样。这对夫妻的爱与被爱的位置又一次对倒。
不少读者对《陆犯焉识》这一结局唏嘘不已。显然包括张艺谋导演在内。于是电影《归来》就此大做文章。电影中的陆焉识、冯婉喻从来就是模范夫妻，却横受政治打击。婉喻失忆，与焉识重逢却不再相识。我们最后看到焉识陪同婉喻日复一日，等待她心目中的丈夫的归来。失忆是通俗小说影视常见的桥段，张艺谋的诠释无可厚非。但有鉴于以上的讨论，《陆犯焉识》所碰触的问题，从罪与罚，从爱情到牺牲，电影显然力有不逮，而将小说演成失忆版社会主义王宝钏的故事了。
与严歌苓的爱情辩证相辅相成的是她对自由的辩证，这一点张艺谋完全无力触及，却是小说真正的终极追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从小说的第一段对西北草原羊群的描写，到小说最后陆焉识的不知所终，严歌苓紧扣的关键词就是“自由”。焉识不愿意落入婚姻的枷锁，向往国外的留学生活，都与他念玆在玆的自由有关。他在学术上甚至是半吊子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事与愿违，焉识却一次又一次陷入不自由的僵局。他的婚姻犹如《围城》的翻版，而他的学术理想在人间重重关系中已经消耗殆尽，更何况共产党的集权统治。
但这只是严歌苓的自由辩证的开始。“解放”以后陆焉识动辄得咎，终于身陷囹圄。奇妙的是，就在生命遭受最严苛的压迫时，他发现了自己的记忆和想像竟可以如此狂放不羁。循此，他找到多年追求而从来不知为何物的爱情；这爱情原来是在他避之唯恐不及的婚姻枷锁里。同样的，冯婉喻相夫教子，经受了人间种种屈辱，始终在委曲求全的状态下讨生活。唯有失忆以后，她才开始无拘无束起来，甚至赤身裸体的在家里行走自如。束缚了一辈子，婉喻因为忘记了过去一切而解放了。而也到了这个时候，她曾渴望而不可及的爱，就像在无边的黑夜里偶然闪烁的星光，带给了她最大的解脱。然而，这真是主体所能或所愿成就的自由么？
陆焉识在新时期里并没真正享受到梦寐以求的自由。日子还是得过下去：失忆的妻子，各有打算的子女，躁动不安的社会，在在让他无所适从。他与婉喻朝夕相守，虽然妻子不再回应他。他开始怀想劳改所在的大西北。小说急转直下，婉喻去世，陆焉识带着她的骨灰离开上海，回到当年他一刻也不愿意多待的大西北，那里“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
这带来《陆犯焉识》最后的二律悖反。［20］ 严歌苓曾经有言，“最最强烈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爱情”。［21］ 更进一步，她要思考另一个艰难的议题：最最强烈的自由是被禁锢的自由。但什么是禁锢？是约束（如婚姻）还是信仰？是记忆还是失忆？是死亡还是生活？在陆焉识、冯婉喻的关系里，自由是无拘无束的个性解放，还是择善固执的道德向往？是爱的奉献，还是爱的舍弃？［22］ 更重要的，陆焉识最后对自由的选择不只关乎归来与信守，也关乎离开，关乎失去。
就像陆焉识的爱情难题一样，这些关于自由的大哉问小说无法，也不必，圆满回答。但正是严歌苓提问的方式，以及对各种生命两难情境的演绎，给予我们无限思辩的余地。她由小说开启的种种生命可能才是真正吸引我们的原因。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名言：“文学就是自由”！［23］ 共和国的历史不过六十五年，带给中国人一场又一场的艰难考验。在国家领导人号召和谐和梦的年代里，严歌苓回到劳改现场，审视伤痕，写下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并将个人、家族经验提升到寓言向度。从“裸命”到自由人—或寻求自由而不可得的人，这是《陆犯焉识》为当代文学提供的重要命题。
2014年10月13日
注釋：
［1］ 相较于李安改编张爱玲的〈色•戒〉，高下立判。电影改编不必然忠于原著，但不能缺乏编导和原著对话的勇气和视野。李安挖掘〈色•戒〉里张爱玲自己也不敢面对的黑暗欲望/创伤。张艺谋却仅止于琢磨《陆犯焉识》表面涕泪飘零的情节。
［2］对劳改的历史叙述在海外并不少见，参见如Harry Wu, Laogai: The Chinese Gulag (New York: West View Press, 1992); 有关劳改文学的讨论，参见Philip F. Williams & Yenna Wu, The Great Wall of Confinement: The Chinese Prison Camp through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Reporta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3］C. T. Hsia, “Closing Remarks,” in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 Jeannette Fauro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240.
［4］或从叙事理论而言，参见列维纳斯对言说的重视。相对于“已说”所产生的意义封闭性，“未说”以言说的方式进入“已说”的范畴，以无穷无尽的在场性产生抵抗的能量。Emmanuel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1), 5-9.
［5］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页286。
见蔡建鑫的讨论，〈屈辱的救赎：论阎连科的《四书》〉，收入阎连科，《四书》（台北：麦田出版公司， 2011），页3-21。
［6］Václav Havel,“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 Index on Censorship,17, 3 (1988):14-21. “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 (April 1987) was written for the underground cultural journal Jednou nohu (Revolver Review), and dedicated to Ladislav Hejdánek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In English, it appeared in Index on Censorship and,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in The Idler, Toronto, 18 (1988). Translation by Paul Wilson. “The totalitarian system is in essence (and in principle) directed against the story.”
［7］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见Homo Sacer 第三部分。
［9］有关劳改如何依法律之名违背法律的讨论，见Ramin Pejan, “Laogai: ‘Reform Through Labor’in China”Human Rights Brief: A Legal Resour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unity,7, 2 (2000 ): 23-27. Published b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Law.
［10］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5).
［11］晚期傅科讨论“自我的技术”，给与主体某一程度的自主性，但是仍然维持社会作为一种权力关系的看法。
［12］见Samuel Weber 的讨论，“Going along for the Ride: Violence and Gesture: Agamben Reading Benjamin Reading Kafka Reading Cervantes,” The German Review, 81, 1 (2006, winter): 65-81.又见 Arne De Boever,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Divine Violence, On a Figure in Giorgio Agamben and Walter Benjamin,” in Justin Clemens, Nicholas Heron, Alex Murray, eds., The Work of Giorgio Agamben: Law, Literature, Lif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82-96.
［13］陈思和，〈我们的抽屉——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谈虎谈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 63。原刊《天涯》，2006年5月号。.
［14］ 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5］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2).
［16］斯特劳斯研究对象是十九世纪以前欧洲看似与政治无涉的哲学著作所暗藏的政治讯息，因此召唤后世考掘微言大义的解读。这类书写方式也得见于中国传统。但毛泽东时代的写作与检查制度又造成一种更隐微的潜在写作，因此更需要后之来者抽丝剥茧，找出作者的政治意图。
［16］这令我们想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恋人絮语》(Lovers’ Discourse)这类书写，将爱情作为文本符号的论式。
［17］ 拉岗(Jacques Lacan)论述传统以主体欲望的永恒匮乏、创伤作为爱的前提。
［18］参考列维纳斯对爱是面对他者无限开启的召唤，以满溢作为爱的前提。见Levinas, “The Ambiguity of Love,” in Difficult Freedom: Essays on Juda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291-295.
［19］ 龚自强、丛自辰、马征、陈晓明等，〈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小说评论》，2012年第4期，页117-132。
［20］自由的二律悖反观念当然部分来自康德。见如叶秀山的讨论，《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亦见龚自强的讨论，〈后伤痕书写的复杂性：论历史与人性深度交织的《陆犯焉识》〉，《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页185。
［21］ http://book.sina.com.cn/news/a/2011-11-30/1617293262_2.shtml
［22］上海评论者黄德海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严歌苓利用爱与自由的普世标准遮蔽小说对历史思考的贫乏，见〈当爱情与自由成为抽象的标准：评严歌苓《陆犯焉识》〉。〈假花的秘密：严歌苓《陆犯焉识》〉，上海文化，2012年第3期，页4-6。
［23］Susan Sontag, Literature is Freedom: The Friedenspreis Acceptance Speech (Berkeley: Small Press Distributi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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